綜上各章所述，吾人於此可以窺知中日兩國文化關係之悠久歷史，並可以充分看出中國文化輸入日本後所發生之影響與輸入之過程。從先史時代直至隋唐之前，是我國先秦文化經朝鮮半島輸入日本。日本在西元前一、二世紀之間，係屬於新石器時代，當時的日本人，尚過著渾渾噩噩，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狩獵生活，即所謂繩紋式漁獵文化。經過我國無數先民（日人稱為歸化人）的直接教育，而進入彌生式文化時代（約自西元一、二世紀時起，約當中國秦末漢初）；使日本從新石器時代，一躍進入鐵器時代，為金石併用時代，其人民已知利用金屬器具從事農耕，這可從近代於日本各地發掘出周秦時代小形厚手流水紋之古型銅鐸（多發掘於山陰，北陸至畿內之間），可予印證。
在紀元一世紀以前，日本部落式國家，多達百餘國，降至紀元一二世紀初葉，互相吞併結果，尚有三十餘國，這些部落國家中較大的取得了領導地位，逐漸形成國家統一的組織，則如前漢書東夷傳載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光武賜以印綬，又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示師升等，獻生百六十人，願請見」。以及魏志倭人傳記載：倭女王卑彌呼數次遣使入貢，魏天子並授賜「親魏倭王」印綬等記載。這說明了日本部落國家中較大者，取得了領導地位的倭王，他們遣使入貢漢魏之目的，即在吸收中
P.796
國高度文化，以供其治國統民的準繩。因之，中國青銅鐵器文化傳入日本，不但促進日本農業社會的發展，並增強了最大民族，利用青銅及鐵器的武器，征服了日本列島，出現了大和朝廷。
至西元五世紀，大和朝廷南征北討之結果，始鞏固了政權基礎，正當中國南北朝時代，大和朝廷倭五王先後遺使朝貢南朝劉宋；並由宋授予安東大將軍等封號。宋書倭國王傳載有倭國武王上表宋順帝稱臣納貢之文曰：「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廊土遐畿」。這說明了大和朝吞併征服日本列島各部落國之經過，藉示其統一日本列島之情勢。
日本在隋唐以前，尚屬一個氏族分立的原始部落國家，後來經過我國無數先民（日人稱為歸化人）的直接教育及隋唐文化的薰陶，始步上開化之路。所謂歸化人，多係秦漢以後之歷代遺民，因受國內戰爭的威脅，經由朝鮮半島遠渡日本。這些歸化人在大和朝廷近畿一帶，要佔日本人口百分之三十左右。不僅居當時部落民族中重要地位，而對日本歷代天皇興廢，及政治上重大措施，均有左右的權力。大和朝廷企圖擺脫民間豪族勢力干擾，及避免歸化人勢力的控制，至七世紀初直接吸取大唐文化。實行革新，即所謂大化革新運動。唐代律令典章制度，輸入以後，不僅使日本從幼稚氏族政治，步上中央統一國家集權大道，這使日本之開化歷史過程中，至少縮短了一、二千年。同時，使日本有了一套秩序井然，組織嚴密的政治體制，結束日本氏族專制政權。
佛教輸入日本的年代，大約在西元六世紀初（五二二年），先由南梁人司馬達到日本，大和高市阪
P.797
結庵奉佛，是為佛教傳入日本之始，此後欽明帝時（五五二）由百濟王遣使者向日本贈送佛像佛經之時，當時日本朝廷對於應否迎接佛教，曾發生爭論，終於主張崇敬佛教的蘇我稻目獲勝利，於是佛教在日本奠定了基礎。日本人自認為神道是他們固有的宗教信仰；並且相信他們自己是天照大神的後裔，是由天上下降的諸神的子孫，因之，他們對於天神的信仰，為上代日本宗教生活統一的中心，神道是日本傳統宗教信仰。
佛教傳入後，使日本人對固有神道的信仰發生了動搖。日本中古時代開化之祖聖德太子出世後，竭力提倡佛教，十七條憲章規定篤敬三寶，於是佛教在日本民族精神裏，種下了真正的種子。至奈良時代，每國建立僧尼二寺，僧寺稱曰：「金光明四天王護國之寺」，尼寺稱曰「法華減罪之寺」。僧尼每月八日必誦讀最勝王經。至此，佛教在日本，不僅歷代天皇歸依三寶，自居三寶弟子之列，遂使佛教成為正正堂堂的國教，而神道教反而淪為佛教的附屬地位。
佛教傳入日本後，在極短的時間內，不僅改變了日本思想，竟能奠定其牢不可破的基礎，成為全國精神信仰的中心，其主要的原因，不外為佛教思想適合於日本國民宗教的要求；同時，隨著佛教傳入日本的大量文物制度，刺激了日本民眾，使他們由草莽野蠻的階級，步上文明的舞臺，其促進日本的開化遠勝於任何宗教或思想。而學德兼優的高僧及豐富文物的啟發，亦發生其特殊作用。
一、傳道者崇高的修養，當時向日本傳播佛教之大德名僧，無論為中國或朝鮮的大德或日本留學中國的僧徒，他們不僅富有悲天憫人的弘願，並有崇高德學之修養。因此，佛教傳入日本後，不僅適應日本
P.798
國民宗教僧仰要求，而對於日本國民生活之各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啟發作用。例如推古天皇十八年（西元六一○年），自高麗赴日之僧曇徵，傳入了製紙和製墨的方法；又有百濟僧觀勒向日廷呈獻天文地理以及曆本，對於日本的播種期，收獲期以及其他一般農業上的進步大有貢獻。天智天皇時代（六六二—六七一），中國僧侶智由製了指南車携往日本獻給天廷，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西元七五三年）東渡日本之唐僧鑑真及其弟子，他們不獨携帶大批佛經文物，以及彫工教師，他們本身，及多為德學兼優，能文善詩，不獨對於日本漢文學發達有不朽的功績，而對日本佛教藝術的影響，更有莫大的啟發。鑑真又兼通醫學，尤精本草學，他雖失明，竟能以鼻辨別藥物之真偽，並進藥石以治後光明皇太后之疾病，頗有效驗；並著有「鑑上人秘方」，故對日本醫界本草學大有貢獻，因此日人稱其為「醫術之祖」。諸如此數，不勝枚舉，由於他們對於增進日本國民物質生活的幸福其功績不可數計，實為整個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二、大量佛教經典之輸入日本，不論為中國僧侶，或朝鮮大德，以及日本留學隋唐歸國的僧徒，他們向日本傳播佛教，不獨具有悲天憫人願心，又富有崇高教理和學藝，以為其本。並有大量佛像繪書輸入，促進日本文化發展，這也是佛教得以在日本弘布盛行的重大因素。佛教在教義上雖然力持修證，為第一義。然事實上，對象徵性的崇拜，仍然有其必要，因此，佛教自其創教之始，便刻有佛畫佛像，建立伽藍，使佛陀的福音，慈悲的精神，成為莊嚴的形象化。要是僅持空汎理論，不論其教理如何？未必能使人立刻興起對教主發生熱烈的信仰。倘若能鑄造出莊嚴偉大的佛像，激發人的潛在感情，興起尊奉
P.799
心理，則較諸以普通理論來誘發人的理智，其效力更為恢宏。百濟聖明王遣使勸誘日廷信奉佛教；並獻給佛像，欽明天皇則曰，「西蕃獻佛，相貌端嚴，從所未見也」；及今奈良，鎌倉所遺留偉大莊嚴佛殿，彫塑豐滿的佛像，其於日本文化藝術之影響極大。由此觀之，佛教因有佛像、佛畫，將崇拜的對象具體化，因此，遂使佛教傳入日本得以迅速的發展，亦其原因之一。
三、大力者之傳導，佛陀每次講經法會終結時，都將護法的責任，囑付國王大臣。因此，佛教在一國得以迅速傳播，全賴國王大臣護法。佛教初入日本，當不能例外。日本中古時代開化的始祖——聖德太子，不僅為一偉大政治家，並為一忠誠佛教信徒。他自幼皈依高麗慧慈法師學佛，清通湼槃、法華、維摩諸經，又親撰「三經義疏」，即「法華經義疏」，「勝曼經義疏」及「維摩經義疏」。及其攝政，又制定了十七條憲法。明諭國民應「篤敬三寶」（憲法第二條），以佛教為一國政教之大本。以後日廷設置僧官，及客國建立官寺國分寺負起鎮護國家，和布教人民之責任，僧侶於國家榮居特殊地位，都導因於聖德太子。聖武天皇崇敬三寶，鎌倉幕府，武人攝政，推重禪宗尤為真誠。
四、佛教思想之高超，佛教「萬民平等，普渡眾生」的思想，傳入日本後，不獨改變日人固有神道信仰，並且改變了日人之人生及國家觀念。在隋唐以前，日本政權操於氏族酋長手中，天皇雖在名義上統治一切氏族，實際上，僅居於祭神首班的宗教領袖地位，並無實權可言。佛教帶來「萬民平等，普渡眾生」的思想，使天皇得以親政，終於促進國家統一。而當時日本僧侶，不但注重傳教，並重視社會民眾的福利事業。例如日本法相宗的始祖道昭，或開河津，以備舟楫；或作橋樑，以通溝渠；或穿泉水於
P.800
道旁，以供人旅行。名僧行基，拓山通川，建築堤塘，修築道路，以利行旅；東大寺僧普照奏請朝廷，遍植樹木於路旁，以利往來行旅。因此，古代日本開闢山野，修築道路，多為佛教僧侶慈悲的功德，而有利於社會群眾的福利，中國亦有「天下名山僧開多」之說，今後佛教發展，必須註重社會福利事業，日本早有此種風氣。
以上列舉各種原因，互相交織，遂使佛教傳入日本後，一天比一天繁榮與普及，並獲得全民擁戴與信仰。
舉世皆知日本國民，富有模仿，融化，改進發展的能力。不唯如此，日本國民還富有極濃厚的保守特性。在大化革新，隋唐高度文化傳入以後，日本藉歸化漢人智力，無論從政制、文化、教育，乃至全民風俗習慣，無不徹頭徹尾地模仿唐制。直到第八世紀進入平安時代，始多少摻入了一些日本人的東西，展開了以後四百年日本所謂貴族文化的「和樣文化」。自此以後，發榮滋長，全靠日人自力。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明治維新，日本接受西洋物質文明，經半世紀努力，一戰勝我，再戰勝俄，竟成為亞洲強國。終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導至中日兩國全面戰爭，激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大戰結束後，日本從戰敗廢墟中之所以能迅速復興，全由中國文化所植的深厚基礎，穩定了日本國民脚跟，未被擊倒。這說明了日本大多數國民仍然席地而坐勤檢樸素生活，日本雖接受西洋物質文明，並未接受西
P.801
方精神文化。日本國民精神文化，仍然是我國傳入的佛教與儒家文化。因此，日本在國民教育方面，確實做到「中國為體，西方為用」，所以日本國民富有保守特性。他們所保守的還是中國文化，先舉保守方面：
一、日本今日所推行週期制度，依然奉行佛教「七曜法」制度。所謂「七曜法」，即金、木、水、火、土，本為中國的五行，再加上日、月共為七曜。「七曜法」、原來自印度佛說「七曜經」。由唐傳入日本，日本奉行，迄今未變。故日本公司、行號、學校、政府機構，以及百姓，乃至書信往來，都一致遵守七曜制度。一週七日分稱：
星期日——稱為日曜
星期一——稱為月曜
星期二——稱為金曜
星期三——稱為木曜
星期四——稱為水曜
星期五——稱為火曜
星期六——稱為土曜
在日本國民口裏，絕對沒有說今日為禮拜日，或禮拜一，禮拜幾的說法。「禮拜制」，是西方宗教化制度。反觀我國，雖未奉天主教或基督教為國教。却大多數人都異口同聲，不是說禮拜一，就是禮拜日，顯然全為西方宗教所同化。在日本絕對沒有這種現象，仍然保持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七曜法——
P.802
因此，在東京、橫濱、大阪、神戶，這些大都市裏，也很少看見西方宗教的教堂矗立市中心。在京都我只看見一所教堂，還是屬於戰前建築的，現在正在更建中。
二、日本在工業上，雖接受西方科學文化，但在國民生活制度，仍然嚴守由隋唐傳入日本生活方式，例如席地而坐的生活習慣，以及日本人住室，仍保持木造矮小的原狀，即使改建，或新建的住室，（高樓大廈，亦復不少）但個人平房住室仍佔絕大多數。奈良、京都、鎌倉，這三處是古代建都的城市。日本政府有特別法令，要儘量保持這三處古都建築物原形樣式，即使新都市計劃也絕不經意變更，或拆除的。最近正在興建中新幹線——從大阪到岡山——叫做「山陽新幹線」在兵庫縣內發現奈良時代國分寺遺赴，工程人員隨即停工，呈報上級機構，對此古代國分寺遺址，是否保存。經中央政府議決保存。為了保存古代國分寺遺留下來的幾塊石頭，就不惜變更鐵道工程，甚至增加工程費用，達日幣伍千萬元。於此可見日人對「保存古代文物」建築，不惜代價，其保古之精神，於茲益見。
日本國民服裝，即所謂和服，圓領方袖，彷彿我國僧侶服裝，這是由唐代傳入的服飾。現在大多數男女，雖多著西裝和洋服，但在「大典祭祀」，或男女結婚，或過年時節，男女必多著和服，尤以婦女們百分之百，必著和服，競選世界小姐的日本小姐，所著的服裝，仍為代表日本民族性的和服，並非洋服。上自天皇，下及庶民，仍以著和服為榮，可見日本國民保守性特別濃厚。
三、日本雖早於六世紀初，就接受中國文化，但對中國文字運用，極為審慎，盡量選擇高雅而有歷史文化意義。即如我國所謂「當舖」名稱，日本却未採用這種具有刺激性，日本所採用我國漢唐時代所
P.803
用的「質」字，代替「當舖」二字；而「質」字，不僅高尚幽雅，並富有歷史文化意義，較之「當舖」二字，顯然脫俗得多。在京都有一學區，名曰「樂只」學區，「樂只」二字，本出於詩經，而以此冠為學區地名，這更具歷史教育的意義。
日本人不僅為精於考古，並善於保古的精神，我國許多古代文物，在中國早經湮滅絕跡，但在日本仍能保存無缺。即如至今，皇室樂部中所保存的雅樂和舞樂，竟能在海島國家之日本，歷千餘來尚能保存得完整無缺。直至今日，日皇室樂部的樂王，全部仍冠渡日當時的姓名，這種富有保存優美傳統文化的精神，實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者。作者於一九六九年，在日本所買「國寶」等名作中，所搜集唐宋中國佛教文化古物極多。在我國佛教界幾乎不可得之文物，例如唐貞元十九年（八○三）所書「六祖惠能傳」，約為惠能滅後九十年後所寫（六祖七一三年圓寂），此為研究六祖重要的史料；最澄八○四年入唐，由最澄携歸日本，日人視為「國寶」。此外，唐宋高僧墨跡，若圓悟、密庵、大慧等墨跡均列入「國寶」可見日本人保古之精神如何？
再舉模仿方面：
一、日本原無文字 乃以漢字為文字，在漢字未傳入之前，日本原無文字，此一觀點，早於紀元九世紀為日本多數學者所承認，雖有人主張以「神代文字說」，為日本固有文字。唯事實上，這是留傳於對馬阿比留家者，係由朝鮮諺文的竄改，不足憑信。但日本何時始有文字？乃在漢人東渡之後。漢字於應神天皇之世（約當紀元三世紀末），自漢字輸入日本後，歷經歲月，至八世紀中葉，日人始模仿漢字
P.804
，用漢字楷書的偏旁，造成「片假名」；又用漢字草書的偏旁造為「平假名」，以為注漢字音，及標注日本語音之用。當時稱漢字為男文字，而稱假名為女文字。自此，日本始有正式文字，漢字傳入日本後，不僅成為公家以記錄史實，且為一般學者用以著作寫書，不獨促進日本古代文化的進步，並因此促成所謂片、平假名的日本文字出現。
二、日本原無歷史 因為日本原無文字，是以漢字為文字，漢字雖早於應神十五年（晉太康五年，西紀二八四年），百濟之使者阿直崎至日為太子之師，次年又薦王仁渡日，携呈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此為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始。但日本對文字的運用，為時甚晚。直至遣唐使數度入唐以後，始仿照中國正史的方式，摭拾傳承神話，於元明天皇銅和五年（唐玄宗延和元年，西紀七一二年），由太安麻呂纂修，完成了一部神話式的史書「古事記」。「古事記」名目上雖由日人自行記述的歷史，唯事實上，是在東渡漢人指導下完成的；其與我國正史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之製作年代，相去竟遲四百三十七年，因此，有關三世紀日本歷史的記述，我國不獨早出日本五個世紀，並且較其詳實。所以近世日人研究日本古代史，無不以我國古代史籍為據。日本歷史直至七世紀初推古時代，始有正確的記載，在此以前，既無可信賴的年代，亦無可依據的古記錄。（請參閱第四章第一節日本史書與我國正史之比較）
三、大化革新 乃聖德太子的新政，意在擺脫豪族割據，模仿唐代典章及律令制度，改革日本氏族專制政體，使日本從幼稚的氏族政治，走上中國文治政治的康道。聖德太子為輸入中國文物制度，曾數度派遣入隋使節，自此時起，至平安朝中葉（西元八九四年）為止，日本在隋唐兩代曾派廿五次使節前
P.805
來中國通聘，以探求中國文物制度，作為改革內政的準繩。而每次遣使，除大使副大使外，並有專門人才，以及留學生、學問僧，俾多方面研習吸取中國文化、宗教、藝術，以及典章律令法制。唐代文物制度輸入日本後，在聖德太子領導下，整套模仿中國，建設中央集權國家，逐漸完成，廢止卿官，創科學制度，於西元六○三年制定冠位，開人才登用之途。制定十七條憲法，以明君臣之分，除舊布新，終於西元六四六年孝德天皇斷行「大化革新」之舉。「大化革新」，就是一切模仿唐代文物及律令制度。日本學者，往往把大化革新與明治維新同列為日本歷史上政治革新兩大鴻寶。因此，聖德太子在日本文化史上，被尊為「日本文化之父」，甚至稱他為日本裸民開化之鼻祖。聖德太子，確使日本從無政府狀態的國家，走上和平統一的坦道，從半野蠻黑暗中步進文明階段，從荒源不堪時代裡，獲得高度文化，奠定了日本國千年以上的穩固基礎。
四、大和民族不唯富有模仿的特性 並具有高明選擇和融化性。在大化革新前夕，日本雖盡量吸收隋唐高度文化，無論大唐典章制度，社會風尚，上自皇室典範，下至藝校制度，無不以唐制為尚。但在唐初盛行的科舉制度，以及南唐婦女緾足的風習，經日人慎重選擇後，竟巧妙地揚棄了「這使日人在今後千餘年來逃避了思想和肉體的束縛」（見宋越倫先生著中日民族文化流史九○頁），這對於日本文化發展關係上非常重大。在融化方面：日本原無文字，本為歸化人專用的漢字，加以模仿、融化，從漢文的音標中，獲得啟示，逐漸由「萬葉假名」（即漢字注音）改為今日的假名；這不僅擺脫了當時漢人的章制，同時，也使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在整個日本民族文化發展上，減了不少的阻碍。
在宗教方面，日本原有的「神道信仰」，再加上由中國傳入的道教及讖緯陰陽之說，及至佛教傳入，形成一個多神，及各種宗教具備的民族信仰。然經日人明智的選擇，對於這些外來文化、宗教、學說，一一加以詳審。那些神道迷信的思想，不適合日本國情社會需要，一一都加以揚棄，唯以奉行佛教為尚。
（一）大化革新之推動者 推動大化革新，是日本新歷史揭幕。正如明治維新以西洋化為最高理想，大化革新，是以唐化為最高之理想，而大化革新主角為新來的漢人，稱此為「新參漢人」；因此，派遣入隋留學生、學問僧，多為漢人及「新參漢人」，因為他們對於漢字有很深的修養，又通中國語文，當時日本文化水準尚低，教育未普及，且智識階級多屬歸化人，以其研究中國文化最為適當。推古天皇十六年（西紀六○八年）小野妹子入隋時，並有學生倭漢直福田，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旻，南淵漢人請安等八人，就中以高向玄理與僧旻對大化革新貢獻最大。高向在隋唐兩代日本遣使最早階段中，佔極重要之地位。他留學時間，竟達三十四年，他於唐真觀十四年，西紀六四○年回國。至大化革新，出任最高顧問，指導改革計劃，其地位極為重要。
僧旻法師，於隋大業四年，西紀六○八年，隨小野妹子等前來中國，他在我國歷隋唐兩代，先後達二十四年，自經史佛法，以至政制文物，無不精究，後于真觀六年（西紀六三二年）始回國，他不唯
P.807
請通經史佛道，並把我國陰陽讖緯之說，作有系統解釋傳至日本。由其才學淵博，大化元年以來，凡政制之改革，以及詔勅之起草，無一非出高向與旻法師二人之手，因此，高向玄理與釋僧旻二人，不唯為七世紀初葉新參漢人的代表，而對於日本文化之啟蒙疏導，具有上承漢魏六朝，下啟隋唐宋明的重大使命。
（二）日本佛教開創者 中國文化之東漸，自周末開其端後，以唐朝為最盛。佛教亦於斯時輸入，日本遣留學生（僧），而以研究佛學為主要的目的，學問僧較留學生為多，當其回國，不獨携歸大批佛經，開創日本佛教，而對中國文化藝術之移植，其功績較之留學生有過之而無不及。
日本入唐學問僧中較著名者：則有元興寺僧道昭於唐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入唐，就玄奘學法相宗，携歸經典甚多，為日本法相宗第一傳。智通、智達同於六五八年入唐，就玄奘受無性眾生義，傳法相宗，為日本法相宗第二傳。道慈於七○二年入唐，曾學三論於長安，其學業之優，為唐玄宗所稱讚，歸國後，仿長安西明寺建立大安寺，為日本三論宗第三傳。玄昉於七一七年入唐，就智周學法相宗，携回經論五千餘卷，及諸佛像，為日本法相第四傳。
日本天臺宗之開創者最澄，於八○四年隨遣唐使入唐，學密教於天臺山，翌年歸國，並携歸經典二百三部四百六十卷。次年奏開天台宗，並設戒壇。
日本密宗之開創者空海，與最澄同時入唐，學密教於長安青龍寺，滯留僅二年，並携歸新譯經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金字真言讚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論疏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等，於是真言密
P.808
教遂流布於日本。
八三八年，隨遣唐使入唐之圓行，就長安青龍寺義真阿闍梨，學真言密教，携歸佛具十六種，經典一百二十三卷，貢獻朝廷。與圓行同時入唐之圓仁，初學梵語於揚州，後至五臺山，又至長安青龍寺，就義真學密教，在唐九年，撰「入唐求法巡禮記」，頗具歷史價值，携歸經典及詩書五百八十四部八二二卷。
八五三年，隨唐人之使船入唐之圓珍，初學悉曇於福州開元寺，後至長安學密教，於八五八年回國，携回經典四百四十一部一千餘卷，道具法物十六種，碑銘文等拓本多種。
以上所舉入唐學問僧，對於唐代文化之大量輸入，不僅使日本啟發文明光彩的運動，而佛教文化對於日本文化之洗禮，尤為重要。不獨佛教經典傳入，且使佛教藝術，得在日本發揚光大，而佛教文化及佛教藝術之學在日本滋長發達，全賴多數留學隋唐高僧歸國後之努力及貢獻。
（三）宋版藏經之輸入 在入宋名僧裡，於日本佛教史上，最著名者，則為九八二入宋之奝然。奝然入宋參詣天台山五臺山，晉謁宋太宗，並巡歷洛陽龍門佛蹟，在宋三年，九八六年，携漢板蜀本大藏經及旃檀佛像等而歸。現藏於京都法成寺，此印本大藏經之傳入，對日本之開版事業影響頗大。
一○七○年入宋之成尋，並有弟子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人、長明七人同行，先參觀天台五臺，後至洛陽謁神宗，神宗賜以紫袈裟衫衣裙，授吾慧大師號。成尋後歿於宋，但其弟子賴緣回國時，携回新譯經二百七十八卷，蓮華心輸迴六偈頌一部二十五卷，秘藏詮一部三十卷，逍遙詠一部十
P.809
一卷緣識一部五卷等共四百餘卷。
至南宋時，日僧入宋較早者，則以重源，重源亦稱俊乘坊，一一六七年入宋，參詣天臺山育王山，携歸宋版大藏經，淨土五祖像及十六羅漢像等。一一六八年入宋之榮西，巡遊天臺山及育王山佛蹟，携回茶種及天臺山之新章疏六十卷，喫茶之風，因之傳入日本。榮西於一一八七年，二次入宋，學禪天臺山萬年寺之虛菴懷敝，遂嗣其法。歸國後建立建仁寺，鼓吹禪宗，遂為日本禪宗開祖。一二二三年道元等入宋，歷訪天童、徑山，學禪於天童山之如淨禪師，歸國建永平寺，為日本曹洞宗開祖。一二三五年入宋之圓爾辨圓，巡遊天童、淨慈、靈隱禪寺，後登徑山學法於無準師範，於一二四一年歸國，開東福寺於京都，號聖一國師，專致力於禪宗之弘布。而無準師範之宗風，對於日本禪宗啟發很大，其影響亦大。
入宋僧歸國時固多携回多數經典及宋版藏經，當時宋版藏經傳入日本者，計達三種，最古為蜀本，為奝然携入者；次為福州本，福州版又分東禪寺版及福州開元寺二版。而日僧入宋時亦多携日本經典以補宋朝之佚亡書籍。如奝然入宋時，獻孝經鄭氏注一卷，大乘止觀及方等三昧行法等，成尋携天臺真言等經六百餘卷入宋。因此，宋日時期，可謂佛教文化交流時代。宋版藏經輸入，對於日本開版事業貢獻固大，宋代禪僧東渡，而影響日本文化者，亦屬至钜。而於日後武家政治思想，公卿武士受禪宗精神之激勵，奠定文永，弘安抗元勝利的基礎！
（四）元明來華之日僧 遠不及唐宋時代之優秀，多屬凡庸之才，而非俊傑之士，即使平安歸國，
P.810
亦多歿世而無聞焉。例如一三五○年，與龍山德見同時歸國之日僧十七人中，其載於日本高僧傳與延曆傳燈錄而傳其事蹟於後世者，僅一清與妙奇二人耳。竺仙梵僊贈送行之偈於入元僧二十五人中，亦僅寶訓與性忠二人列名於僧傳中，於此可知彼等於佛教史中之地位者也。入元僧除携歸元版大藏經外，又携入其他經典及名僧語錄詩文儒書等亦不少。例如元徑山虛堂智愚之語錄及後集，金陵古林清茂之語錄，明教嵩鐔津文集等，皆由入元僧輸入日本。上四五一年，遣明使東洋允澎入明之天與清啟等，携歸經史等儒書甚多，一四六八年，遣明使請求之書目中，則有教乘法數等。一四七六年，遣明使之請求書目中，則有佛祖統紀、法苑珠林、賓退錄等。同時元明最著名之刻工，俞良甫、陳孟榮、陳伯壽等相繼東渡，先後刻有般若心經、月江語錄、宗鏡錄、禪師語錄多種。因此，漢籍經典，語錄輸入日本，不唯促進日本印刷事業發達，刻工東渡，更刺激日本五山版之進步。（請參閱第二十一章元明兩代對日文化之影響）
中國文化之東漸，自周末開其端後，雖以唐代為最，但在整個中國文化東漸歷程上，佛教實居主流地位。佛教於六世紀初，即開始傳入日本，至隋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西紀六○八年），日本始正式派遣留學生及學問僧入隋研究佛法。日本與隋唐問，將近三百年之來往，中國所有各種經典，各種宗派，幾乎全部傳入日本。從隋唐到宋元明三朝，日本來華留學之僧侶，絡繹不絕。唐末、五代、南北宋則純為佛教文化東漸時代，他們携歸典籍，固多佛經。尤以宋版大藏經，及禪宗語錄典籍輸入，不唯有助於日本五山版漢文學啟發，而於武家政治思想影響更大。降至元明兩國僧侶，不獨負有傳教使命，且作兩國外交關係大使，尤以明代為甚。直至明治以前，在一千三百餘年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佛教要佔百分之八十以上之重要地位，是故捨却佛教，則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通算到的，充其量，只有唐代律令典章制度而已。東渡高僧對日文化之貢獻，舉其要者，則在四端：
一、為中日文化溝通之先驅 我國歷代訪日高僧之目的，不唯弘揚佛法，傳播中國文化。並為促進中日文化之溝通，在歷代訪日高僧中，對日本文化貢獻最卓越者，則有唐之鑑真，宋之道隆、祖元，元之一寧，清之隱元等數人。奈良初期赴日之唐僧，則有道明與道榮，道明為長谷寺開基之僧，於七一八年，因鑄造密教佛像十一面觀音而聞名當時，對於日本密教之發達揭其序幕。道榮則致力於經典轉讀，對於漢音之傳佈大有貢獻。赴日之唐僧，對日佛教貢獻最大者，則推道璿與鑑真二人，道璿為洛陽大福
P.812
寺僧，他於七三六年赴日，携有華嚴經疏，律藏行事鈔等經典。他不但為弘通日本律宗之先驅，並為華嚴、天臺二宗興隆之先導。鑑真及其弟子二十四人於唐天寶十二年（七五三年，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五年）赴日，初住奈良東大寺，並建戒壇院，弘傳戒法，上自聖武天皇，以及文武公卿四百餘人從其受戒。天平寶字三年，又創建招提寺，供其住居。東大寺為日本總本山，確立其權威與地位，即由鑑真始，日本律宗擁鏗真為初祖。鑑真携往日本之佛經，包括華嚴、律、天台、真言等四宗之經典，並有佛像等藝品，鑑真及弟子中，均屬多才多智，能詩善文，他們在日本不獨弘通戒律，對於日本佛教藝術亦有所貢獻，而於日本漢文學之發達，亦有其不朽功績。思託曾著有「鑑真和上傳」，及「延寶僧錄」。鑑真於七五三年至日，至寶至七年（七六三）在平城京逝世，在日整整十年，不論寒暑，無不以傳道，授戒，講學為事，其在佛教、文學、醫學、美術、工藝，以及一切文物制度方面的貢獻，在整個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無有其匹！
其次，在赴日宋僧中，而對日本文化最具影響者，則為蘭溪道隆、兀菴普寧、無學祖元等。至今鎌倉一帶所遺留之禪宗文化，不啻為宋僧心血之結晶。
蘭溪道隆於南宋理宗淳祐六年（西元一二四六年），應當時幕府執權（攝政），北條時賴之請，由浙江赴日，仿照浙江徑山興聖萬福寺，創建建長寺，為日本有禪宗之始，並為幕府內政外交之顧問。歷經北條長時、政村、時宗等人，對其尊敬歷久不衰。祖先（佛光國師），係應執權北條時宗之邀請，於弘安二年（宋禪興二年，西元一二七九年）東渡日本，，繼道隆而為鎌倉建長寺住持，大闡禪風。他力
P.813
倡抗元，與流亡博多之宋遺民李竹隱，志趣相同。因此，他不僅在精神上為時宗形影相依之偉人。而在抗元戰爭的決策上，更賴祖元禪師之鼓勵，當第二次蒙古人入侵之際，（弘安四年，一二八一）在元朝大軍壓境危急之時，由於祖元日夜祈禱，穩定幕府抗元的決心，在祖元祈禱中，有「經文一字一句，悉化神兵，濟祐日本，殲滅元寇」之語，那知此種經文，在一畫夜之間，竟爾應驗，海上狂颷突起，蒙古軍團悉遭覆滅。這不獨挽救日本國運，而給元軍致命打擊，從此不敢再圖入侵。元朝曾先後派遣使節至日議和，均因宋僧之計議，全部斬之於瀧口，以示堅決，這是中日佛教關係史上最珍貴之史蹟。
隱元（普照國師），為明福清縣黃檗山主持，才德冠於一時，清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日本承應三年）東渡，初寓長崎興福寺弘揚禪宗，後為日本德川家綱大老酒井忠勝等所信任，開宇治萬福寺，為日本黃檗宗之祖，迄今此宗共有佛寺五百零一，信徒八萬餘人。宇治黃檗寺中，儀制法式概承明風，誦經亦用唐音。自隱元以後，往持十三世皆用華僧，有日本內地小中國之稱。而隱元弟子中，若木庵、即非、獨立等，皆工於書法，長崎高天漪學獨立書法，有名於世，其於日本近代繪畫啟發很大。
二、為傳播中國文化之導師 日本中世時，無論建築，或工業美術，無不受唐代藝術之影響。尤以受佛教彫刻方面，最為明顯。唐僧鑑真東渡時，曾携去彫白旃檀千手像一軀，藥師彌勒菩薩瑞像各一軀，及法隆寺之九面觀音像，亦屬由唐傳入。鑑真隨從軍法力，為唐代名彫刻家，他木刻唐招提寺金堂之盧舍那佛；因之，唐代彫刻技術傳入日本，使日本奈良平安兩朝對佛像之雕刻，多模擬唐代而有長足的進步。其次，則為勸修寺之釋迦說法圖，乃仿鑑真由唐携入之繡千手佛像、救世觀音像而繡成者。就繪
P.814
畫而言，今法隆寺金堂內部之壁畫為規模宏大之佛像，頗似教煌壁畫，殆亦為唐僧傳入者。我國印刷術早隨佛教傳入日本；日本法隆寺所藏百萬陀羅尼，說為稱德天皇末年（唐大歷五年）所印刷。是為世界最古之印刷物。元末中土混亂，福建名雕版家陳孟榮、俞良甫等相繼東渡，日本雕版事業始勃興。五山版禪籍今日發現已有三十餘種，臨川寺刻版最多，由春屋妙葩監督，刻出宗鏡錄等。
日本書法繪畫，皆淵源於中國，而與佛教關係最為密切。隋唐傳入大量佛像與宗教畫，形成藤原時代流麗黃雅的畫風。
日本繪畫受宋代畫影響最為顯著，例如奈良藥師寺之佛湼槃畫，色彩淡雅瀟洒，顯受宋代新藝術之影響。日本禪僧多入宋求法，宋代禪僧之肖像，遂多携至日本，日本肖像畫，因之而發達。例如宋禪師無準師範之肖像畫，乃入宋僧圓爾辨圓携歸者，近藏於東福寺，此畫之著色畫法，是南宋寫實的模範肖像畫，而影響日本繪畫者頗大。
宋代彫工影響於日本，亦甚明顯，當重源督造京都東大寺時，曾招請宋代鑄佛師陳和卿參與鑄佛工作。東大寺之大佛像，乃為陳和卿等鑄造；對日本冶鑄之發達，貢獻頗多。明末隱元渡日，黃檗山萬福寺及長崎唐三寺，皆用明式建築。明末黃檗山為大陸書畫美術舘，日本藝士由此山啟發者不少。隱元、木菴、即非、高泉、心越，獨立，皆工書法；就中即非以書書聞名，心越以篆書見稱，獨立善唐樣書風。獨立，名戴笠，字曼公，悲明滅亡，渡日後，依隱元出家名性易，善詩文，翰墨、篆刻，尤精醫學。長崎有高天漪學獨立書法，馳名於世。北島雪山，為日本唐式書法第一人，亦學獨立。傳其學於細井廣澤
P.815
，最負盛名。（請參閱第二十四章清代中日佛教之交通，第十節）
三、為中日邦交敦睦之大使 我國歷代訪日之高僧，非僅為弘傳佛法，傳播中國文化，並把我國優秀藝術傳至日本，使日本文化從野荒時期，進入開明文化的時代。同時，在兩國幫交發生隔閡時，又以國家大使身份，負起敦睦兩國邦交的責任，緩和兩國外交關係，就中以元明兩代最為顯著。
元之一山一寧，無世祖兩次遠徵日本失敗後，幾經派遣使節前往日本，都遭日本斬決，故元日邦交陷於極度緊張復雜狀態。世祖探悉日本深信佛教，並有宋僧在日策動抗元運動，因之大德三年（日本正安元年）元朝派遣普陀山僧一山一寧使日本，想藉佛教關係，說服日本。元史成宗本紀云：
「大德三年已亥三月癸己，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普裔僧一山，齎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弘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遣。日本之好，宜後通問。今如智已志，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朕特從其請，蓋欲先帝遣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之」。
正當兩國敵對之際，一山乃以元成宗宣諭特使身份赴日，日本雖仇視元朝，但因一山為佛教高僧，素具名望，並未加以殺害，僅疑其為間諜，加以逮捕，編置於伊豆之修善寺。後聞一寧為有道之高僧，乃迎至鎌倉，住建長寺三年。大德六年（西紀一三○二年），遷於圓覺寺。二年後又返建長寺，後移淨智寺，後宇多上皇欽慕其德風，特下詔招之，使由關東移住京都南禪寺。上皇屢前往問道，及至一三一
P.816
七年，有疾，上皇屢詣其寺問疾；及其寂也，賜國師號。上皇親製像贊云：
「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
可見對其崇敬之極矣。
據元亨釋書載：「一寧死時年七十一歲，其赴日時（一二九九），年已五十三歲，在鎌倉京都傳禪約二十年。一山赴日，雖於政治上未有收獲；因其對文學，書法，繪畫，以及種子之學，楊雄之說，無所不通。對日本文化各方面更有其啟發誘導之功，尤其對宋學。日本禪僧大率兼通儒釋。經學和儒學，早經奄奄一息，遂由佛教僧侶來散播宋學的種子，這和我國殘唐五代時期，由僧侶來傳儒家之薪，如同一轍。一山一宋博學多識，在日二十年，不惟弘揚禪學，並傳播宋學，他的高足師鍊從其關程朱易說及太玄之旨。於宋儒則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五山文學大家，著空華工集之義堂周信，七歲就讀儒書，涉經史百家，持論揉合儒釋，以五常同於佛門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經為人所必讀。與虎關，義堂齊名之中巖月圓，十二歲熱讀孝經論語，赴元遊學八年，回國後主持吉禪寺，著有東海一漚集，中正子十篇，力主佛儒相為表裏，在五山學僧中為傑出人才，是故儒學之講述，全出於佛教僧侶。而受一山啟發之所致也。」
明代以倭寇技黠，明廷苦於勦撫，明太祖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曾遣行人楊載詔諭其國，「且詰以入寇之故，謂宜朝則來朝，不則修兵自固，倘必為寇盜，即命將徂彼耳，王其思之」。山於明朝態度強硬，明使竟被殺，楊載等拘留三月始釋放返國。洪武三年又遣使往日，翌年冬，日本良懷親王遣其僧
P.817
祖來朝貢，並獻方物。明朝始知日本國內分南北派，並奉行佛教，乃擬借重佛教的關係來說服之，以示懷柔之意，於是派遣僧祖闡等赴日報聘。明僧祖闡至日，日本西府良懷仍然無禮，拘之二年始釋還。這是明僧第一位出使日本，在政治上亦如上代同遭失敗，但在文化上卻有相當收獲。祖闡留住京都兩年，時與日僧相交遊，為之刪改詩文，撰作詩序，對五山僧徒文學之啟發頗大。及至建文四年又派遣高僧道彝天倫、一庵一如赴日，他們留在京都凡六月，所作之詩文書札，咸為日僧所珍重。因此，明僧赴日，不但有助於明日邦交得以緩和，而在極短時間內，裨益於日本文化，實為中日佛教史上一大奇蹟。
四、為大漢民族精神之典型 我國東渡之高僧，雖遠不及日本來華之多，日本來華之僧侶，多屬學僧，為求法而來，我國東渡之高僧，多為弘法而往，故多學德兼優者。而中日交通之艱難，雖遠不及中印之交通，西入流沙八百里，跋涉固多艱苦。但二者之間性質逈異，我國訪問印度之高僧多循陸路或海道前往。但中日間交通純為海路，陸路艱難尚有路線可尋。海路一片汪洋，無所憑藉。當時航海技術尚未發達，故海行極為艱難。鑑真東渡，經五次失敗，徘徊於逆旅間十二年，以致失明；但東渡弘法之願，並不稍減。終於七五三年率弟子廿四人，分乘日本遣唐副使船隻，循秦代先民徐福第二次東渡子規航路，由海流及風向關係，先駛向沖繩島，然後再由沖繩乘西南風及海流向日本薩摩前進。此行共四隻船，鑑真等三船順利到日本，而藤原清河與阿部仲麻呂（朝衡）所乘之船，則在海上遇難，漂至安南遇救。消息傳至長安，咸以阿部等已死，李白哭晁卿衡詩，即作於此時。日本遣唐使先後凡十九次，僅有十三次抵達，其餘均因海上發生意外未能到達，於此可知當時海上交通是何等艱難。
鑑真七五三年抵日，至七六三年在平城京逝世，在日十年中，不問寒暑，無不以傳道，授戒，講學為事。他不但精究佛學，而於醫字、美術、工藝亦多涉及，當唐招提寺興建之初，鑑真親臨其地，目雖失明，但暗中摭拾其土壤，以鼻嗅之，謂其弟子法進曰：「此是福地也，可立伽藍」，不久竟成事實。其開壇傳戒，上自天皇，以及文武官員，四百餘人從其受戒，舉國敬教。
宋元明時期，我國東渡高僧，若道隆、祖元，固受日本武家政治推崇。即一山一寧，當兩國敵對時，以特使身份赴日。由於一山道德高超，不僅弘揚佛法，傳播宋學種子；並贏得日本太上皇皈敬，當其有疾，太上皇親臨慰問，及其圓寂，太上皇親製像贊曰：「宋地萬人傑，本朝一國師」。於此可知：一山雖未能完成元朝的使命，却已表現了大漢民族的精神！
明末東渡之隱元禪師，在日本，不僅鼓吹禪宗，且團結流寓長崎明末遺民，欲於海外樹立大漢民族寬厚、容忍、恢宏、不屈不撓之精神。在宇治所建黃檗宗萬福寺，及各地所建之黃檗寺，不但純為明式，其寺內設備，亦多採明代風格，這給予日本佛教之影響，足可與唐之鑑真先後媲美。隱元圓寂後，諡號普照國師。燕山杜立德為普照國師撰「塔銘」曰：「亙古一人，於今莫比」！隱元在日「上自皇朝宰相，遠及東國王臣，下及庶民僧俗男女，無不景仰瞻依，傾心歸化。自唐宋以來，未有若斯其盛」。當隱元有疾，太上皇願以身代之。由於隱元深獲朝野崇敬，其對日本近世文化之影響，比諸同時人朱舜水加惠於日本者，顯無優劣之分；一在政治，一在宗教，真是各有千秋！
佛學，是人生哲學，也是人文科學。按言之，也就是人理學；因為，佛學的建立，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四苦：生老病死。久了，慢慢地融入了生活，變成了文化；而歷史為其紀錄。「中日佛教交通史」一書，開啟了研究佛學的新趨勢，新方向。從史學以建立新佛學。
佛教，傳入中國，一開始便是重行的：西晉道安開其端；廬山慧遠示其範，禪淨雙修，律儀並重，創造了中國淨土型的山林佛教：尊德性，道問學，而重實踐。其後，性相臺賢，多了「道問學」；禪淨律密，多了「尊德性」，但仍均重實踐。
日本佛教，明治維新以前，純粹中國風格。其後，始以西方治學的方法，研究佛學，使之學術化；至於佛法，則更藝術化、生活化。但在尊德性的實踐方面，似乎日漸欠缺，尤其是住持佛教的僧團。
時至今日，中國的佛教，上焉者，尚能「禪講律淨以究真」；下焉者，則祇有「經懺齋焰以應俗」了！整個的趨勢，已由禪臺賢流歸淨土行；而末流之弊，亦祇剩「阿彌陀佛」四字真言了！
讀「中印佛教交通史」，應能上溯原始佛教，返本以開新；讀「中日佛教交通史」，亦就能認真反省，取人之長，補已之短，補偏以救弊。改進之道，除了恢復中國初期的尊德性，道問學，而重實踐，禪淨雙修，律儀並重以外，還要變初期的山林佛教為城市佛教；變末流之弊的死人佛教為人生佛教。
山林佛教，為農業經濟、農村社會的產物；僧侶亦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今日社會，多已漸變而為工商業經濟，人口大量向都市集中，第一級城市，人口多在八百萬以上，幾乎等於一個小國家了。基此，佛教亦必須由山林走向城市。
元代，是喇嘛教的時代，因而流傳了懺焰；亦因而影響了明清的佛教，趨向於淨土行，而流於為死人超渡亡魂的經懺齋焰了！西方的宗教，流傳中國後，他們多為活人服務，而開辦教育、醫院、老人院、公墓等，確實在為解救人生四苦而奮鬪，而工作。日本佛教，很快便接受了這個作風。
今後的中國佛教，必須：（一）在佛學上，不僅力謀學術化，且須重行。性相臺賢禪，都是高深的學術，除各大學應普設佛學系，佛學講座外，且應自辦佛教大學；（二）在佛法上，除發揚傳統，禪淨雙修，律儀並重外，還應使之藝術化，廣接大眾；生活化，向下生根；（三）在佛教上，僧侶應從事文教工作，以及社會事業，諸如出版業，各種學校，青年會，老人院，慈幼院，醫院，公墓等。
往昔，僧侶們的經濟生活，來源於農田、房租、法事和捐募；今後，此路恐漸不通，必須從事職業以謀生，有了物資生活，始能進而去談精神生活，心性修養。時代潮流之所趨，人力豈能違背？「識時務者為俊傑」，西去求法，東渡弘法之高僧，亦都是一世之俊傑；今之青年與僧侶，能不思急起直追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