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以降，迄至南北朝，這時，我國政治上呈現割裂紊亂狀態；北方為胡人割據，晉室南遷，偏安江左。我國在朝鮮統治勢力，早經瓦解，於是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勢。而東瀛列島亦因大國吞滅小國發生統一戰爭，經十數年混亂，終為大和朝廷所統一。原居北九州之卑彌呼死後，其女年方十三歲之壹與承繼大業，因恐非狗奴國之敵，不得不東廷，倭女王國（邪馬臺國）逐漸東遷，遂與當時畿內大和地方之秦人系大陸民族（銅鐸民族）發生衝突。結果，銅鐸民族卒為倭女王所擊敗，但在文化上，却為秦人系大陸民族所同化。於是倭政府妄自尊大，旋於「倭」字之上加上「大」字，而為「大倭」，嗣又嫌大倭之倭字不雅，且知「倭」與「和」這音相同，遂由「大倭」改為「大和」，大和政府遂告成立，這是大和民族的來源（註一）。
倭女王東遷後，九州諸部落殆為狗奴國（即今熊襲部族）所兼併，於是演成日本列島狗奴國、出雲，以及大和三國政治勢力鼎立局面，互相攻伐，吞滅之後，大和勢力獨占優勢。降至公元第四世紀中葉以後，狗奴國和出雲，先後被征服，大和朝廷遂建立古代皇權大統一國家雛型。宋書倭國傳載倭國武王（雄略天皇），上宋順帝表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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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註二）
於此可知大和朝廷之統一戰，經東征西討之結果，蝦夷熊襲始行平定，至大和朝廷統一列島之年代，依據和辻哲郎氏考證之結果，概不出西紀四世紀前半。和辻哲郎氏謂：
「在筑紫地方急激發展之勢力於西紀三世紀前後，東移至大和，遂以此為中心，統一關東平野以西全部」。（註三）
邪馬臺國倭女王於魏正始八年（二四七），遣使入魏朝貢，其後經十八年之久（二四七——二六五），中倭間正式往來，遂完全中斷，魏亡晉繼起統一全國，倭人又重新入貢晉朝，故晉書有倭人入貢的記事云：
「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倭人來獻方物。」
泰始為晉武帝年號，但此時入貢者，當為狗奴國，並非邪馬臺國。誠如王輯五先生謂：「按倭女王最後入貢之年（二四七）以降十八年間，中倭往來全然斷絕，至晉泰始二年（二六六年），始有晉武帝記『倭人來獻方物』之事。惟晉書所載之倭人，是否仍指倭女國而言，抑或狗奴國而言，因其文亂空疏，實無由測知。倭女王國東遷之結果，九州諸部落殆為狗奴國所兼併，而執九州牛耳之狗奴國，遂以其餘勢入貢晉朝，欲藉大國之威以統制各部落，故有上述晉倭人入貢記事」（註四）
大和朝廷統一列島後，更經數十年間休養，為滿足其擴張慾起見，遂於西紀三九一年（辛卯年）渡海西侵，而與高句麗、百濟、新羅爭奪南韓領土，因忙於戰爭，不暇入貢中國，故此十餘年間，中國史籍亦未載中倭交通事，直至東晉義熙九年（四一三年），晉書始有倭與高句麗等並獻方物記事，其間相隔一百四十七年之久，此時昔日朝貢中國之九州方面倭奴國、狗奴國，都已滅亡。而欲一舉征服朝鮮半島，又為高句麗所阻，旋又暫時言和。自此以降，倭國與高句麗，依然對峙半島，屢處於敵對地位，日本欲假大國的尊威，以控制高句麗，故屢通聘於南朝。木宮泰彥云：「……則第五世紀，高句麗並未與日本通好。再由百濟之關係上言之，實常處於敵國地位。其時高句麗，亦屢與中國南朝通聘，以假其威靈，以為對付日本政策。試觀宋書以下之中國史籍，高句麗由公元四一三年，入貢於晉始，其後屢通於宋、齊、梁而受征東大將軍之號，故日本欲征服韓土，以中國之錫命臨之，最為便易。故為對付高句麗計而通聘南國」（註五）。而伊豆公夫氏則云：「當時中國為南北朝對立時代，日本與南朝之晉、宋通聘而求其援助者，實因高句麗及百濟通聘晉宋，藉以對抗高句麗及百濟（註六）。」
自宋至梁，倭使節朝貢南朝者，代有其人。據宋書倭國傳所載，劉宋六十年間（四二○——四七八），大和朝廷遣使入貢，先後達十次之多，其未載入史書者，則不知凡幾。其來往情形如次：
第一次入貢 宋高祖永初二年（四二一年），倭王讚遣使修貢。
第二次入貢 宋太祖元嘉二年（四二五年），讚又遣司馬遭達奉表獻方物。
第三次入貢 宋太祖元嘉七年（四三○年），倭國王遣使獻方物。
第四次入貢 讚死，弟珍立，永嘉十五年（四三八年），倭國王遣使獻方物，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五次入貢 元嘉二十年（四四三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六次入貢 元嘉二十八年（四五一年），安東將軍倭王濟進號安東大將軍。
第七次入貢 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四六○年），倭國遣使獻方物。
第八次入貢 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帝大明六年（四六二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
第九次入貢 興死，弟武立，昇明元年（四七六年），倭國王遣使獻方物，詔除安東大將軍倭國王。
第十次入貢 宋順帝昇明二年（四七八年），倭王武遣使上表，並獻方物，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以上所舉為宋書所載入貢。於宋之倭五王讚、珍、濟、興、武。宋亡齊興，齊高帝開國元年（四七九年），更進封倭王武為鎮東大將軍（註七）。當時倭五王相繼入貢，其目的，即在藉大國的聲勢，威脅高句麗。因之，在第十次入貢，遣使上表，說得很明顯。宋書卷九十七夷蠻傳倭國條云：「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
「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遙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己。每致稽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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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失良風。雖曰道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雔，雍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刄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履載，摧此疆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使節都督、倭、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以上所舉我國正史所載有關南朝與倭五王之往來記事，先後達十次。唯倭王與南朝通聘的事實，日本之「古事記」及「日本書紀」等古史書對這種通聘史實，皆無記載。究其原因，由於日人自尊心過強，深知入貢為屬國對宗主國一種表示順從之意；認為入貢南朝為恥，有傷國家體面，故多不載。或有認為倭五王遣使通聘南朝，乃係私使行為，不屬於天皇之意，多方曲解，甚至說倭五王遣使通聘南朝係宋書偽作亦大有人在。儘管日本頑固之史學者，認為倭王向中國朝貢奉表稱臣請求封爵為恥事，多所強辯，但亦有坦白承認者，如岩井大慧氏云：「到了西元五世紀，日本始討平東北一帶，並完全領有九州地方，以大和為中心之我皇室的威力遍滿四表。繼之耽心於半島經略，敢以與銳意想南下併合全半島之高句麗之勢力相抗拮，把此事實認為係宋書作者之所偽作，或認為係任那鎮將或九州豪酋之私使，這種想法，皆為體面論者，以為偽愛國者輩之看法。把此當為大和朝廷之國書（按即指上宋順帝表文），絕不會傷我國之任何尊嚴或威嚴（註八）」。池內宏博士則基於當時日本與三韓關係，認為派遣使節入宋朝貢，乃出自天皇的本意。他說：「當時我國正援助百濟以與新羅及高句麗對抗，是故大和朝廷與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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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之間，以我諸天皇之名義，直接與之來往交涉，正足以表示這種事實。換言之，把這種外交關係當做任那鎮將等之私人所為，實輕視我國在半島之立場。……若從交涉之內容，萬其是就從數代倭王所進行之經過而言，何以能說那些行為是任那鎮將等，假藉天皇名義而私自派遣者乎？」（註九）
綜上所述，不論倭五王時代遣聘南朝，是否出自日本天皇本意，但此倭五王之時代，却為統一後之大和朝廷，乃為日本多數史學者所公認之事實。我國史籍所載之所謂「倭五王」，讚、珍、濟、興、武等究為日本何代天皇？倭五王之讚為仁德天皇，珍為反正天皇，濟為允恭天皇，興為安康天皇，武為雄略天皇，都屬大和朝廷之天皇，已為近代多數學者所公認。大和朝廷通聘南朝，以宋朝為最頻繁，自宋昇明二年（四七八年），倭王武遣使貢獻方物後，經南齊、南梁、南陳以至隋初，其間約一百二十多年，未再有倭使前來中國奉表稱臣之舉。當時大和朝廷之入貢南朝，其主要目的，乃在對抗高句麗。蓋大和朝廷於公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統一全國之後，為征服朝鮮半島，曾連年用兵，但無戰果，尤其當日本用兵於新羅之際，為高句麗所敗（三九一年）。而高句麗又常遣使通南朝，假中國的威望以對抗日本，遂迫使大和朝廷不得不謀通聘南朝納貢，想藉南朝勢力取得在半島有利地位，因之倭王歷次遺使受南朝六國軍事安東大將軍等之尊號，以對抗高句麗。櫻井時太郎云：「此四七八年倭王武通聘之目的，乃在於訴陳東高句麗侵略之無道與抄掠，其用意在請求南朝劉宋之諒解，至少希望宋不為高句麗之後援。當時南朝之宋齊皆以北朝之魏為大敵，欲制北魏則與高句麗提携較為有利。而我國（日本）之欲牽制高句麗，則與北魏連絡最為稱便，但北魏亦以無端向高句麗用兵對敵於己不利，而不輕易答應。且由於中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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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句麗，欲與魏通，甚為困難。但欲揷足征服韓土，則只有假藉中國之錫命最為有利，且六國諸事安東大將軍之名，對於百濟及高句麗多少具有作用，因此，乃有遣使朝貢南朝之舉」（註十）。唯當時南朝偏安江左，自保不暇，更無力援助倭國征服高句麗。結果，僅給以「詔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了事。倭王不斷遺使入貢，雖未能達到借大國尊嚴來壓制高句麗的目的，卻成為日本直接吸收六朝文化的道路。因之，我國文物相繼東流，繪文樣式神獸鏡，就在此時輸入。此鏡盛行六朝時期，顯為苗族遺物，尤以銅鼓分布為始，繼以象獅子圖示，頗具南方色彩，獅子為南方動物，大和期遣使與劉宋通往時，輸入日本，此類鏡於日向南部及關東各地出土居多，日人視為國寶。這給予大和朝廷以漢魏文化為中心的影響，至為重要。
自西元第一世紀中葉至第二世紀之初，日本北九州倭奴國與後漢之往來，第三世紀之前半葉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與曹魏之往來，降及南北朝大和朝廷之倭五王與南朝之往來，先後達十次之多，這對於我國文化之東漸，確有很大的作用。自五胡侵入，晉室南遷，中國文化之重心亦隨南移，當時大和朝廷之倭五王遣使入貢，雖未能達到政治上的目的，欲藉南朝的力量，以對抗高句麗，但在文化上確發生莫大之作用。由於多次往來南朝使節，目覩南朝宮廷之莊嚴儀禮，及人民生活文化之華麗，自必携帶多種新知識而歸。文獻通考云：「倭人初通中國也，實自遼東而來。……至六朝及宋則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之類，而不自北方，則以遼東非中國土地故也。」（註一）是知倭五王通聘南朝，不獨促進互通貿易，我國文化漢學，工藝技巧，相繼輸入，並將佛教經典輸入，不僅使古代日本國民在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各方面都躍進於空前開化的時代，並為促進日後大化革新重要的因素。
朝鮮半島對於中國文化之傳入日本，是居於媒介的地位。事實上，中國文化早於殷商時代傳入朝鮮半島，由於年代悠久，因此中國文化與朝鮮文化發生了混同作用，故當朝鮮文化傳入日本，自然也就把中國文化同時傳入，於是日本便從朝鮮半島間接傳入中國文化。
日本本來是沒有文字，是以漢字為文字，但漢字何時傳入日本？當在正史記載漢字傳入日本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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辻善之助博士云：「要之，我國上代無文字說乃不容否認之事實者，但在上代早已多少有漢字之智識，可從各方面推測知之。首先我們之祖先居於日本者之中或有來自中國大陸者，這些人多少已傳有秦漢或其以前之古文字。大和民族自定居於斯土便屢與大陸交涉往來。又在中國之古書有奴國，倭奴國。這些倭國人或未必就是今日之日本人之祖先，但居住於日本土地之民族與大陸間之交通，自古便已存在。因此多少已獲得漢字智識，乃不難想像之事」（註二）。岡田正之博士云：「漢字之傳入及其使用，始於何時雖不得其詳，然若據中日交通已在神代史時代就已發生，則其由來亦必久矣」（註三）。漢字正式傳入之年代，據日本書紀應神天皇記云：
「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年）秋八月任戍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上廐，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處曰廐坂也。阿直岐亦能談經典，即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向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時遣上毛野君祖荒田別，巫別於百濟，仍徵王仁也。……十六年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故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
王仁是漢高祖的後裔，既任皇太子老師，教授經典，必携帶經典很多，但日本書紀並未記載王仁帶有經典赴日之事。唯古事記中記有「和爾吉師（即王仁），即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付是人即貢」（註四）。於此可知漢文漢學之傳入日本，當不始於此，但論語千字文却始為王仁傳入。王仁之後，日本書紀繼體天皇七年（西元五一三，梁武帝天熙十二年），記載百濟又遣五經博士段楊爾；十年（公元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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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復遣高安茂（亦作漢安茂）來日交替（註五）。自此五經博士之赴日乃變成一種交替制度，於是日本始傳五經。欽明天皇十四年（西元五五三年），日皇又命百濟遣醫博士、易博士、曆博士赴日，十五年（西元五五四年），百濟又重新派遣五經博士、僧易博士、曆博士、醫博士、採藥醫、樂人等十九名赴日（註六）。傳入日本之五經，即禮、樂、書、論語、孝經，但樂經在中國久已佚亡，後人亦有禮記上之樂記作為樂經者。傳入日本之樂經，是否即為樂記，迄今尚無定論，猶待考證。
我國工藝技巧傳入日本，始於何時？據日本書紀應神記及雄略記所載：當以應神天皇朝開始。應神天皇曾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赴吳，（指南北朝劉宋）求四名女工赴日。日本書紀應神天皇三七年（西元三○六年）春二月戊午朔條云：「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吳，令求縫工女，爰阿知使主等，渡高麗國欲達于吳，則至高麗更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遣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為導者，由是得通吳。吳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婦女」。又同書雄略記天皇八年（宋孝武帝七年）春二月云：「遣身狹村主青，檜畏民使博德使於吳國」。天皇十年秋九月云：「身狹主等將吳所獻二鵝，到於筑紫，是鵝為水間君犬所嚙死，由是水間君恐怖憂愁，不能自默，獻鴻十隻與養鳥人，請以贖罪，天皇許焉」。同書十二年夏四月云：「身狹村主與松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吳」。十四年「身狹主青等，共吳國使，將吳所獻手末才技漢織、吳織及衣縫。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是月為吳客道，通磯齒津路，名吳城。三月命臣連，迎吳使，即安置吳人於檜隈野，因名吳原。以衣縫兄媛，奉大三輪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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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媛為漢衣織部也。漢織、吳織、衣縫，是飛鳥衣縫部，伊勢衣縫之先也」。
以上所引日本書紀，證明南北朝時代，我國手工藝者，隨同往來使者東渡；因而，吳織、漢織、衣縫，傳入了日本。
日本自古就有繪畫，但缺少技巧，故無精彩作品。雄略天皇七年，由西漢才伎歡因知利奏言宣召住於帶方漢人之巧於技工者。據日本書紀載云：「是歲，天皇召田狹臣子弟君與吉備海部直接尾曰：汝宜往罰新羅，於是西漢才伎歡因知利在側，乃進而奏曰：巧於奴者多在韓國，可召而使。天皇詔群臣曰，然則宜以歡因知利副弟君等，取道百濟，並下勅書，令獻巧者。於是弟君銜命，率眾行至百濟而入其國。……弟君之婦梓媛，國家情深，君臣義切，忠踰白日，節冠青松，惡斯謀叛，盜殺其夫，隱埋室內，乃與海部直赤尾將百濟所獻手末才伎，放於大嶋。天皇聞弟君不在，遣日鷹吉士堅磐安錢，使共復命，遂即安置於倭國吾礪廣津邑，而病死者眾。由是天皇詔大伴大連室屋，命東漢直掬，以新漢陶部高貴、鞍部堅貴、畫部因斯羅我、錦部定安那錦、譯語卯安那等，遷居於上桃原、下桃園、直神原三所」。是為日本有陶工、畫工、錦工之始，亦為日本土織漢織之始。雄略天皇時，又自稱「魏文帝之裔安貴公率四部之眾赴日歸化，其子能善於繪畫，武烈天皇賜以首二姓」（註七）。後來其五世孫惠尊亦精畫，天智天皇賜以倭畫師之姓（註八）。允恭天皇三年（公元四一四年），病篤時，自新羅延請醫師舍波鎮漢紀武者治之，是為史書所見用韓土醫方治病之始（註九）。欽明天皇十五年，百濟貢獻醫學博士王有陵陀，採藥師施德藩量豐，固德丁有陀（註十）。此外尚有自稱梁武帝後裔智聰者，持醫書一百六十卷至日本，當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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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醫學博入日本之始。（見中國文化之東漸與唐代政教對日本王朝時代的影響第二章一四四頁）。
以上引據日本書紀各條，證知南北朝時代，我國文化東漸，經百濟傳入日本，唯因我國史籍上缺少記錄。以上所述，均屬日本書紀所載，雖不能盡視為金科玉律，但南朝時，大和朝廷倭五王遣使入貢頻繁，我國手工技術，隨同使節東渡，殆為絕對事實，是不容懷疑的。至所謂吳國者，並非指三國時代孫權之東吳，乃指南朝劉宋而言，是為史家所公認者。
佛教何時傳入日本？傳說紛紛，莫衷一是。「日本書紀」所載，則為欽明天皇十三年（五五二年），但南部教團之傳承，則欽明天皇七年戊午（五三八年）。現在欽明天皇七年傳來說，已為一般學者所承認。
相傳繼體天皇十六年（西元五二二年，梁武帝普通三年），南梁人司馬達等來大和國，於高市郡坂田原結草堂，奉安本尊，皈依禮拜，始傳佛教於日本。「扶桑略記」云：「第二十七代繼體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漢人案部村主司馬達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結草堂於大和國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皈依禮拜，舉世皆云，是大唐之神」（註十一）。「延曆寺僧禪岑記」，及「元亨釋書」都有記載，唯把大唐漢人改為南梁人。「日本書紀」則未記此事。
佛教初傳至日本，因日人多信仰天神，故不知佛教為何物，且視為異域之「神」，故無信仰者。佛教早於後漢時代傳入中國，而後漢三國時期中韓之間交通頻繁，佛教早已輸入朝鮮半島。繼體天皇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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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漢人、高麗人、百濟人等赴日歸化人之中已有崇奉佛教者，而日韓間之交通早在崇神、垂仁兩朝便已開始，爾後三韓任那日本府之興起，乃傳文物於日本，故繼體天皇朝佛教傳入日本之說，並非不可能之事。
佛教正式傳入日本，始於欽明天皇十三年。日本書紀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條云：「百濟聖明王遣西部姬氏達率怒唎斯致契等，獻釋迦佛金銅像一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別表讚流通體拜功德云：是法於諸法中，最殊勝，難能解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乃至成無上菩提，譬如人懷隨意寶，逐所須用，盡依情，此妙法寶亦復然，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泊三韓，依教奉行，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遣陪臣怒唎斯致契，奉傳帝國流通畿內，果佛所記我法東流。是日，天皇聞已，歡喜踊躍，詔使者云，朕從昔來未曾得聞，如是微妙之法」。又說欽明天皇戊午年（梁武帝大同四年），百濟國聖明王始奉度佛像經教（見法王帝說），是為佛教傳入之始。
佛教傳入日本之初，當時朝廷對於佛教發生崇佛與拒佛之爭，不能自決，乃咨詢朝臣。大臣蘇我稻目因對韓外交，較為熟悉，故主張信佛；奏曰：「西藩諸國一皆禮之，豐秋日本豈獨背也」（註十二）。但大連物部（司內政）及中臣鎌子（司祭神），因尊崇國神，竭力反對信佛；乃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八十神，春夏秋冬祭拜為事，方今改拜崇神，恐致國神之怒」（註十三）。但欽明天皇傾向崇佛派，遂命大臣稻目安置佛像於向原寺，試令禮拜，是為日本佛寺之始。自此以後，蘇我氏與物部氏，互相傾軋衝突，結果迎佛派之蘇我氏勝利，遂使佛教流傳於日本。其後敏達天皇六年（陳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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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太康九年，五七七年），百濟王再獻經論若干卷，並律師、禪師、比丘尼、咒禁師、造佛工匠等六人，天皇乃命安置於難波之大別王寺。同八年（陳太康十一年，五七九），新羅遣枳叱政奈末進調，並送佛像。同十三年（陳後主至德二年，五八四年），百濟鹿深臣獻彌勒石像，於蘇我馬子作殿宇於石川安置之。以高麗僧惠師為師，度善信尼、禪藏尼、惠善尼等，是為日本人出家之始，並弘佛法，自茲佛教傳布日本矣。
崇峻天皇元年（陳後主禎明二年），百濟使僧惠實等九人獻舍利及迦藍罏盤瓦畫諸工，以上逐年代順序，見日本書紀。
當時百濟何以屢遣使獻經典佛像於日本？其動機何在？果為弘佈佛法乎？照當時朝鮮半島形勢，依然為三國鼎立的局面，高麗雄視於北，新羅盤據於東南，百濟位於西南。其南鄰任那，則屬日本勢力範圍內。百濟因國力弱小，屢受高麗、新羅的威脅，迫不得已，不得不乞援於日本，以苟延殘喘於一時。於是遣使獻五經博士及金銅佛像等，以求媚於日本，亦不過為外交上一種手段而已。唯其如此，我國佛教文物以及我國文化，遂以百濟為仲介，相繼傳入日本列島矣。
佛教傳入日本，不僅使日本帝王大臣正式接受佛教信仰，並促進日本文化之開展，誠如山邊習學氏云：「日本的文化由於佛教之渡來而遽然躍進，為學者之所一致主張。不容贅言。蓋因佛教在未傳入日本之前，經過數世紀之久，在印度、中央亞細亞，及朝鮮等地產生了各種文化，故當其傳入日本時，如堤之崩潰，洪水之彭湃，氾濫於低窪之地一樣。就這種意義而言，日本完全是處女地，她（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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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最大之謙虛及抑遜之態度，並以其胸懷易受感染之好奇心，對此外來之精神文化加以接受，使日本走上了啟蒙之途」（註十四）。
綜觀南朝時期，我國文化及工藝技術輸入日本，不僅對日本文化上發生了啟蒙作用，即對日本政治社會之組織，亦發生領導作用。木宮泰彥云：「日本模倣中國禮文政治之始，僅欲於形式上改良宮廷之衣冠，整理紛亂之族制政治，使有秩序耳。此種思想至推古朝聖德太子制定冠位，發布憲法，始得實現。但溯其淵源，則自與南朝交涉之雄略時代，日本之有識者，蓋已有此希望矣，其所以有此希望者，雖亦受由朝鮮傳來之北朝系文化所刺戟，然與北朝關係甚深之高句麗，是時與日本為敵，受其影響，未必甚大，而其時南朝為漢人文化之中樞，與日本有幾次直接交通，又由百濟為間接之交涉，故其時之文化，受南朝之影響為多」（註十五）。於此可知日本因受我國文化影響，始走上啟蒙之途。
南朝與大和朝廷交通路線，如次：
難波侯吉津→筑紫松浦→壹岐對馬→百濟（橫渡黃海至江蘇沿海）→建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