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我國的東鄰，隔海而居，一葦可航。在今日太空時代，東海更縮小到像洞庭湖、鄱陽湖一樣。中日韓三國的地理位置，彷彿是長江中下游、三江、兩湖諸省區的關係。而今日從東京到臺北所需時間，好比是京滬道上一段旅程。自然的距離一天天的縮短，由想像而接近事實。天涯比鄰，已成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最適切的寫真。我們面對太空時代的威脅，科學的進步，使人類物質生活日新月異。否定觀念，降低人文精神價值；而使人類精神生活，逐漸空虛，倫理瓦解，道德淪亡。今欲求人倫道德的進步，就不能寄望於物質科學；由於物質科學不講倫理道德，而維護社會倫常的關係，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人文科學的精神。因此，我們必須迅速在人文科學發展上作根本著力，始可促使社會文化真正進步。基於這一個觀念，拙著「中日佛教交通史」，即在「發揚人文精神之東方文化，恢復東亞和平」，深信這是中日兩國有識之士，共同的責任。因為中日兩國，在地理上是隔海相望；在政治上是唇齒相依；在文化上更是脈絡相通。今天我寫這本「中日佛教交通史」，深深體會到真有「兄弟一家」的感想，中日兩國間，有此悠久深厚的文化關係，實非任何國家所能比擬。

因此，我想在此序言中，陳述我個人幾點常識和淺見，藉以說明中日兩國携手合作，共同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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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方向！

首先我們要了解，中日兩國不僅同文同種，並且同一佛教信仰。遠在梁陳之際，我國佛教就開始輸入日本，經唐、宋、元、明、清，歷千餘年而不衰。李唐為我國國運極盛的時期，也是佛教文化最盛的時代，從這時起，日本佛教僧侶，便陸續來我國求取佛法！

佛教傳入日本之後，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深入民心，聖德太子攝政後，又大力推行十七條憲法，不僅融和了佛儒及法家的學說，並規定「篤敬三寶」為國民信仰的中心。自此，歷代天皇便降居三寶弟子的地位，佛教便堂堂正正的成為日本國民的中心信仰，固有的神道教，反淪為佛教附屬地位！

歷經數度遣隋使、遣唐使，及留學僧、學問僧，不斷吸取大唐文化、律令典章制度，以及佛教典籍；不惟使日本開化歷史的過程，縮短了一、二千年歲月，並使日本從幼稚氏族政治，步上中央集權統一國家的大道。

日本歷代來我國求取佛法的僧侶，雖多達五六百人，但以入唐八大家中之最澄、空海的成就為最大。最澄、空海等不僅從我國高僧研學教義，學習梵文，並由唐携歸大批佛教經典文物道具，開創了日本天台、真言等宗，完成日本佛教建設的基礎，對於日本國民道德思想影響最深者，亦復為天台，真言兩宗。

入宋日僧中，則以重源、奝然、榮西、成尋等最享盛名。奝然等回國，又携歸宋版書籍及宋版大藏經，遂使日本文化又注入了宋代文化的精髓；尤以禪宗文化，對於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啟發，武家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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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影響最大。此與隋唐文化對日本中古時文化的影響，先後媲美。是故佛教傳入日本，促使日本文化的進步，由草莽野蠻的時代，進入文明階段，遠勝於任何外來文化與學說加惠於日本者！

我國歷代前往三島弘法的高僧，其人數雖遠不及紀元前後湧入日本的秦漢遺族，直接影響大和民族血統的形成，但以佛教立場而論，往往却因一人之來，光芒千古，給日本整個國家民族帶來了旋轉乾坤，決定國運的因素。即如奈良時代，傳播盛唐文化的鑑真，以及傳播宋代文化的道隆、祖元，和明末清初之隱元等。這些東渡高僧，不獨弘揚佛法，傳播中國文化，並把我國文化藝術介紹給日本，使日本文化達到快速的進步，和高度的繁榮。迄今京都、奈良一帶，隋唐文物典型寺院建築，正倉院中所保存隋唐時代的中國文化、歷史遺物，日本國民無不珍視為國寶。日本在中國文化長期照耀之下所培植的深厚的根蒂，以及佛化教育發芽滋長，始獲健全之發展，成為今日東亞最進步的國家，步上近代國家的舞臺，譽滿全球！

在東渡宋僧中，其於日本文化影響最大者，莫過於道隆、祖元等。至今鎌倉一帶所遺存的禪宗文化，不啻為宋僧的心血結晶。尤其是忽必烈襲擊日本時，宋僧又做了鎌倉幕府最高的參謀。當忽必烈第二次遠征日本時（弘安四年，西元一二八一年），由於祖元日夜祈禱，不但穩定了幕府抗元的決心，並激勵武士堅強不拔的鬪志。在祖元祈禱文中有「經文一句一字，悉化神兵，濟佑日本，殲滅元寇」之語。祖元的祈禱，果然發揮了無比的力量，在一夜之間，竟爾應驗，海上狂颷突起，忽必烈十數萬陸海軍團，全遭覆沒。這不僅挽救了日本國運，也為日本保存了國土。這在宋僧雖未達到恢復宋室的宏願，却為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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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報了一箭之仇！

然而使我們最感到不平的，就是宋僧祖元策動幕府抵抗元朝輝煌的史蹟，在國內未能引起史學家們重視。在日本方面，自德川幕府以後，又遭受國家主義壓抑，使這位有功於日本，又有助於東亞和平的宋僧史蹟，湮沒不彰。人類歷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過於此。在此我國為七百年前獻身於中日關係史上之宋僧，大呼不平。我誠摯的希望中日兩國史學家們，對於這位烈性堅定抗元的宋僧無學祖元，策動日本抗元的功績，不應存有任何偏見，或曲解掩飾，應予以特別重視與表揚，這是中日兩國悠久歷史上最好的榜樣！

元世祖是位深謀遠算的戰略家，他遠征日本的動機，並非是為擴大領土。當時元世祖雖已割據北方，但南宋尚擁有江南廣大肥沃的領土，正與元朝對抗。因聞宋朝愛國志士，潛往日本，請求日本協助南宋恢復江山。因而，深恐南宋與日本、高麗聯合起來以對抗元朝，遂觸怒了元世祖遠征日本的決心。那知，元世祖兩次遠征日本，都歸失敗。當時，南宋理宗，果能發奮圖強，恪守君道，任用賢能將相，而與日本、高麗結合同盟，三點進攻，協力挾擊，則元世祖背腹受敵，勢必失敗，絕不致入主中夏，破壞東亞和平。那知理宗昏庸，賈似道當權，誤了國家大事！

這些珍貴的歷史教訓，實值得我們中日兩國人民記取和警惕！今日兩國處境，較諸七百年前實大同小異。日本與南韓之危機，尤甚於往昔。因為今日之中日韓三國所面臨的，是個史無前例，最陰險、最狠毒的國際共黨匪徒的威脅，遠勝於忽必烈的兇險千百萬倍。今日兩國果欲安定東亞，維護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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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謀集體安全，互相策應，始可殲滅當前的強敵，切莫錯過時機，讓敵人個別擊破。

在精神上，中日兩國同屬東方文化系統，東方文化的特質，就是博愛、信義、和平。大乘佛教的真義，就是無我大悲，寃親平等。由於無我，才能寃親平等；由於寃親平等，才能興起無緣慈、同體悲的思想。因有這種無我大悲思想蘊藏在民族思想中，才有　國父革命思想及「大亞洲主義」產生。　國父革命的思想，不僅為中國五千年來固有文化及西方政治哲學的總匯，並且融會了大乘佛教救世的真義。因此　國父革命的目的，不僅為求中國自由平等，並為亞洲及世界弱小民族自由平等而奮鬪。　國父臨終猶念念不亡，諄諄示誡：「以聯合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奮鬪」，忠告世人。日本明治以後，急起直追西方霸道文化，迷信武力，敝旅屣東方文化，把大乘佛教無我大悲思想，變成自我殘暴主義，以亡人國奴人民為能事。　國父目睹日本軍國主義抬頭，實非東亞之福。民國十三年，在日本神戶講「大亞洲主義」，明白陳其利害：「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文化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評審慎擇」。

總統　蔣公繼承　國父思想，在抗戰前夕，發表「敵乎？友乎？」一文，提醒日本國民和日本軍閥，強調中日兩國互助合作，就可以互利；反之，必蒙受巨害。太虛大師於上海一二八戰爭之際，發表「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一文，呼籲日本國民和日本軍閥，遵照　孫中山先生遺策——大亞洲主義——停止侵略中國。否則，「不歸美，即歸俄，恐中日非復東亞之主人矣」，不幸而言中。

這些先知先覺的言論，實值得中日兩國人民深思記取！

在此，我們又不能不沉痛指出：亞洲人民所以受到最慘最深的戰禍，亞洲文明所以受到最酷最烈的摧殘，主要的原因，即在於亞洲各國未能遵照大亞洲主義，及王道文化互相聯合，反而在重重矛盾中，授一切邪惡霸道力量以可乘之機。即以目前事實而論，如果沒有中日兩國兄弟鬩牆的戰爭，又何至於坐令蘇俄帝國共黨洪流在亞洲氾濫。今天中日及全體亞洲人民，必須痛定思痛，必須記取這一段歷史的教訓，不因私慾而拋開公理，進而本諸儒家治亂持危，興廢繼絕，和佛教捨身救護一切眾生的精神，基於互助互利，平等合作的立場，展望亞洲未來前途的遠景，必要遵照總統　蔣公的昭示，共同消滅亞洲的禍源，開拓二十世紀亞洲的和平民主時代！

拙著「中印佛教交通史」出版以來，承蒙不少讀者和專家們寵賜青睬，謬加稱許，或予指正，建議寫「中日佛教交通史」，這些出乎意外的鼓勵，盛情可感！

作者淺學，禪定之餘，為此課題，朝夕於斯，歷經數載。詮次史料，不敢自矜有纖毫創獲，然治史向取謹嚴態度，有時為一人來往之細枝末節，甚至一言一語之微，欲求真實，雖遍查諸多傳記，總覺不足徵信。為求證唐宋東渡高僧的遺跡，乃於一九六九年秋間，特至鎌倉、奈良、京都一帶訪問，並參觀正倉院所保存隋唐時代中國文化的遺物。在東京又購得每日新聞社出版的「國寶」等名著，就中有關我國隋唐文物、書法、繪畫、工藝等資料，均屬原色製印，極具歷史文化意義，尤以宋代高僧墨跡，若蘭溪道隆、無學祖元、圜悟克勤、大慧宗杲、密庵咸傑、無準師範、虛堂智愚，以及宋版史記、漢書等，在國內幾不可見，竟在日本獲得，實出意外。然為了印證歷史的事實，本書內特附揷圖百餘幅。每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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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社出版「國寶」的目的，我想無非欲使日本國民從歷史文化遺產上，重新認識東方文化的精神，不要再作「霸道」的鷹犬！

大陸赤化以後，我國有識之士，深知「五四運動」後，一般人標新立異，盲目仿傚「西化」，甚至打倒孔家店，推翻固有文化的錯誤。共匪「文化大革命」後，中國文化，又遭受空前的摧殘，我們總統蔣公特倡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風行全國。復興中華文化，亦即是發揚王道精神。中日兩國在意向上，顯然步趨一致。一個欲捨棄「霸道」政策，一個欲摒棄「西化」主義，都有回復到東方文化為王道干城，安定亞洲的決心。兩國人民果能依據王道精神，為人類世界前途打算，攜手合作，互忍互讓，舍小異成大同，共同團結，豈僅兩國人民的福音？

日本國民雖有為王道文化干城的願望，但由於西方文化深入內裏，「嬉皮」風氣流行，青年男女，奇裝異服，遊行不威，反抗政府，甘願做國際共黨的應聲蟲，大和民族傳統的美德，忠君愛國的精神，蕩然不存。常此以往，實非日本之福！日本執政當局，對亞洲當前的問題，倘沒有安定東亞，維護亞洲和平的決心和改弦易轍的雅量，仍以隔岸觀火的態度，置身其外，聽其發展，則將來不貽害於世界，亦將為害於自身。

在此我要提醒我國留日青年僧伽，日本佛教學者於佛學卓越的成就，是不可忽視而值得贊揚的；日本佛教學者治學精神和方法，是不可輕視而值得學習的。但是佛教學術化、藝術化的成就，畢竟不能代表佛教真正生命；佛教的生命，乃寄託在修證，聖真相續。因之，我們要認清學佛的目的，不是在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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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知識和藝術的技巧，貴在「向內心熏修印證，一朝證徹心源，則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切佛法皆湛心源，應機施教，流行無盡，一切名句文字皆飛空絕跡，猶神龍之變化無方」（太虛大師語）。由此應知，佛教雖富有學術思想，但仍以修證為本，發揚人性，實現人生本有的生命意義和價值，佛說自他兩利、無我大悲，實為指導人類互相合作的最高理想。因此，我切盼青年佛子，不可僅僅想步日本佛教學者的後塵，只做一個竄繞紙堆的佛教學者；必要更進一步，向內心熏修印證，做一個頂天立地，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菩薩，拯救眾生！

今日日本社會有此現象，佛教學者要負起絕大的責任。要知，人類的社會，不僅需要博淵的佛教學者，啟發人類智慧，更要有崇高道德，潛移默化，捨身救人的大菩薩胸襟，融和各個不同民族，各個不同觀念和思想，始可安定社會。明治以來，日本佛教學者傾向於西化，把佛學當哲學，視佛像為藝術；對佛像既沒有燒香獻花的敬禮，更沒有力行修證的信心，步步走上學術化，藝術化。因之，今日於日本佛教界，要求十百精通梵藏文的學者不難，要求一依教力行求證印心者，却踏破草鞋無覓處。以致日本佛教僧侶，公開娶妻葷食，形同俗化，薄於道德的觀念，忽視佛教真、善、美的價值！

我國雖非佛教的發源地，卻是大乘佛教的集成者。我國大小乘顯密一切的經論，均屬歷代高僧大德，譯自梵文，以及深入經藏研究，所撰述的經論註釋。如以文獻而論，實為今日亞洲大乘佛教的唯一中心。我們固不可作自我陶醉的想法，但亦不可妄自菲薄，作自卑感。佛教在我國，自有它的傳統和特質。它的特質，即在融和東方文化的精粹，發揚大乘佛教的精神。換句話說：我們自有我們的傳統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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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認清自己的立場，肯定觀念，發揮固有的家珍，不必做人家的尾巴。今日佛子最大的缺點，就是缺乏中心思想，不是盲目仿傚人家，就是捨本逐末，誤入歧途。要以歷史而論，中日各有一番歷史，日本佛教全由中國傳去的，一千年八百年五百年三百年以前的歷史，日本佛教不足與中國相比，中國佛教比不上日本的，只是近百年六十年來的事，其主要的原因，乃「國事多故」，但歷史並不以此為止。一般國人不懂中國佛教史猶可，而身為中國佛教徒，不懂中國佛教史，甚至去日本學中國佛教史，那真是可恥可嘆。日本佛教在今天，在歷史考據方面，雖勝過我們，但在闡揚義理方面，我們實比他們強得多。我們不能因為近代日本在歷史考據方面勝過我們，遂連我們自己所長的義理方面也不自信。丟去自己所長，而去學人家短處，那實是今日佛子最大的錯誤。

作者於歷史不敢自居專家，不過對此有一種特別喜愛。鑒於佛教歷史文獻中諸多珍貴的資料，猶待吾人來整理發揚，始不揣謭陋予以探究。例如我國歷代高僧出國訪問，非惟專事宣傳佛法，亦復兼作文化大使，傳播文化，增進國際間情感與友誼，中印文化得以溝通，全賴佛教高僧為媒介。中日文化交流，雖非始於佛教，但佛教卻為兩國文化溝通之主流。國人對東渡高僧傳播中國文化的史蹟，大多數不甚明瞭。而明治以前千三百餘年兩國文化交流，佛教僧侶實居主導地位，此乃無可置疑之事實！

「中日佛教交通史」雖經草就，然因身邊資料不足，粗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只在拋磚引玉，藉以喚起國人對兩國佛教文化悠久的關係，重新認識。在此東亞大局，正值撥亂返治，否極泰來之今日，任重道遠。謹盡國民一份子之綿力，期能有助於促進兩國更多合作，同心協力，開拓亞洲的和平民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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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復興東方文化，安定亞洲，恢復兩國東亞主人之地位。「中日佛教交通史」，即本此目的而作。

本書承張曉峯先生列入「中華大典」，及蔡運辰（念生）老居士賜序，褚柏思先生校定。劉雍熙先生購贈資料，及提供意見，林江濤、方寧書兩居士，數月奔走，一字一校，煞費辛勞，謹於出版之際，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