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自高祖李淵創業，統一天下（六一八），至昭宗（九○三）、哀帝（九○七）綜計凡二十傳，歷二百九十年。文治武功，都為我國中古之極盛時代。當唐昭宗時，節度使宋全忠誅殺宦官，權勢狂妄，竟弒昭宗，唐室遂滅（九○七）。全忠自稱皇帝，建都汴京國號後梁。時為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七年。

後梁歷二代十六年而亡（九○七—九二二）。其後有後唐（九二三—九三五）、後晉（九三六—九四七）、後漢（九四七—九五一）、後周（九五一—九五九）四代，忽起忽滅，自唐滅亡至宋室興起五十三年間，統稱為五代興亡時代。而五代諸國勢力及範圍，均以中原地區河南為中心。在方隅之間，群雄割據稱王，其主要者為前蜀、後蜀、楚、荊南、吳、南唐、吳越、閩、南漢、北漢之十國，世稱五代十國。其間相互弒殺叛逆、篡奪，戰亂相繼發生，因此，僅半世紀間五代十三君主易手起滅，可謂混亂之極。這時日本社會，反較為安定。余又蓀氏云：「自醍醐天皇延喜七年（九○七），經朱雀天皇三世（九三○—九四六），至村上天皇天德三年（九五九），時為平安朝之中葉，乃外戚藤原氏專政時代。藤原氏素性保守，對外閉關自守，而中國擾亂，又無新興之文化以誘致之，故五代時日本對中國無通聘之事。兩國之國交雖暫時停頓，但商賈與僧侶之私下往來，仍如遣唐使停止後之頻繁，未嘗中斷，因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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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交通，史籍記載之者甚尠」（註一）

木宮泰彥曾依據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本朝世紀、本朝文粹、扶桑略記、公忠朝臣集、朝忠卿集、帝王編年等日本史籍，搜集五代時期中日交通之紀事，自醍醐延喜七年（九○七—九二七）歷經朱雀承平五年（九三五—九四五）、村上天曆元年（九四七—九五九），共得十五紀事（註二）。當時往來之中日間商舶，僅屬於中國的，而日本竟無一隻商船至中國。因此，日本僧侶之往來者，亦係乘中國商船。日藤原氏採取保守閉關主義，故對中日交通純持消極態度。同時，五代時往來中日間之商船，大都來自吳越者，而與日本交易者，亦屬吳越人。吳越為五代十國之一。由於吳越僻處江南，較中原混亂地區獨為安定，故商賈得與對日貿易機會，吳越以浙江杭州為首都，領有兩浙十三州之地。浙東之明州，自唐代以來，即為對日交通之要港。故五代時吳越商船對日貿易，仍以明州為出發港口，渡海至九州肥前松浦郡值嘉島，而入博多灣與唐代赴日本之南路相同。往來海航均利用季節風，即夏去日本，秋冬歸國。

要知，吳越國為杭州臨安人錢鏐所建。鏐於唐昭宗乾寧二年（八九五）初任鎮海鎮東軍節度使，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九二三）自立稱吳越王。是為吳越國之太祖（諡武肅王，九二三—九三一）。其子元瓘繼位號世宗，諡文穆王（九三二—九四○）。元瓘之子宏佐（號成宗），諡忠獻王（九四一—九四七）；宏佐之弟宗倧（即位之後不久被廢，諡忠遜王）、宏佐之弟宏俶「號文德，諡忠懿王，九四八—九七八），亦相繼為王，凡五十六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始為宋所滅。

吳越王圖欲與日本發生國交，當其立王之後，曾有封爵之事，五代史世襲列傳錢鏐傳云：

當時日本為海中夷落之最強大者，且與中國自古以來即有外交關係，吳越王既加封爵于新羅、渤海，當時吳越商人又不斷對日本通商，故日人當亦在吳越王加封之中。

吳越王對日雖或有冊封，但日本對吳越，卻始終採取消極態度，並未遣使通聘。當錢鏐之喪，百濟有使來弔，日本卻無使前來。據五代史所載：「高麗新羅等國，皆嘗有使來吳越朝賀或貢獻，而日本獨無」。反之這時卻遣使通遼，據遼史所載：當元瓘之世，日本曾遣使入遼，蓋遼之勢力遠過於吳越，日本畏其強也（註三）。

儘管日本對吳越採取消極態度，但吳越王始終不忘與日本謀通國交關係。而吳越王往往利用吳越商人往返於日本為媒介，企圖中日締結外交關係，當時吳越商人蔣承勳及蔣袞等即負有此項國民外交使命。

吳越王於朱雀天皇承平六年（九三六）七月始遣使至日本。據日本紀略承平六年七月十三日條云：「大宰府報告吳越人蔣承勳，季盈張等來」。這時蔣承勳奉吳越王瓘使命而來。同八月二日條云：「左大臣藤平忠平致書吳越王」。因忠平致吳越王瓘之書，未傳於今世，其內容如何，不得而知。

日本世紀朱雀天皇天慶元年（九三八，亦當元瓘之世），七月二十一日條云：「太宰府進中國商客所獻之羊二頭」。又同年八月二十三日條云：「太宰府以布賜蔣承勳」，可見七月來之「中國商客」亦為蔣承勳。

日本紀略天慶三年（九四○）七月條：「左大臣藤原仲贈書平吳越王瓘」。但仲平之書亦不傳。日人謂承勳於天慶元年來日，三年始返國，承慶元年（九三八）來或為轉致元瓘來書，因此當其回國託其轉贈此書。自此經過五年至天慶八年（九四五，當吳越王宗佐之世），七月念五日紀事云：「太宰府報告吳越商客蔣袞、俞仁秀、張文過等百人至肥前松浦郡柏島」，這時是否奉吳越王之命而來，無從獲悉。

本朝文粹村上天皇天曆元年（九四七，亦為宗佐之世），紀事云：「蔣袞來上書並進土宜」。因此，同年閏七月二十八日左大臣藤原實賴（清慎公），贈吳越王佐書，並贈沙金二百兩。那封贈書由大江朝綱（後江相公）所作，實賴（清慎公）之書，見於「本朝文粹」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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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慎公報吳越王書加沙金送文　後江相公

藤原實賴確於是年四月由右大臣昇為左大臣，故此書為真實史料無疑，唯吳越王佐宗之書，未傳於今世，殊為可惜。

此後天曆七年（九五三），蔣承勳又為吳越王弘俶使者至日，上書並贈獻錦綺等珍品。同年六月蔣承勳歸國，右大臣藤原師輔亦託承勳帶上致吳越王書，但弘俶之書，亦未見傳，所輔之事，為菅原文時（菅三品）所作。見於本朝文粹卷七，其文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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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右丞相贈大唐吳越公書狀

以上兩條紀事完全相同，或者為一事。而其記述太過簡單，不及其他記錄，其詳細情形，不得而知。

從以上所述，吳越國與日本交通雖屬頻繁，但吳越國所贈日本書狀，竟無一傳留，其內容難以獲悉。藤原實賴之復書中「抑去四月中，職昇左相府，今見封題，在未傳前，左右之間，願勿遲疑」。

由吳越王致日本左右大臣之書而非致日本國王或政府之書，故非正式國書。當進吳越國僅保有方隅之地方，不過僭稱為王。因此，才有那樣謙讓的態度，而日本的答書，亦非以日本國王或政府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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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以左右大臣私有關係答覆。當時日本政府對海外採消極的態度。非是想求進一步締結國交關係，實賴之書有云：

師輔之事，亦有云：

於此可知當時日本對外之關係，總持消極態度。但吳越國何以要幾次致書，及贈土宜。明州自古以來，是中日交通關門，這地方的商人，自唐代即從事於中日間貿易，獲利很多。吳越既於此建國，根據前代的習慣，想促進中日關係多獲些貿易上利益，亦為意料中事。

隋唐兩代，雖稱為佛教黃金朝代，日、韓各國，相繼派遣學僧來華求法，無形中成為東方文化的中心。但至唐末會昌年間，發生廢佛毀釋的事件，後周世宗，又相繼排斥佛教，因此，中原佛教原氣大傷，更形衰落。吳越王起而復興佛教，因此佛教獨盛於東南。僅杭州西湖一帶建立大小寺塔，多達數百所，成為近世佛教中心。當時日僧來華，由於中原地區混亂，多來往吳越間，這時來華之日僧，其目的不在於求高深之佛法，而在於巡禮佛教名山勝蹟，當時北方的五臺山，南方的天台山，均為日僧嚮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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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五臺山在山西，北魏以來即為佛教之聖地，由於中原紛亂，日僧前往不便。浙江之天台山，為隋代智顗大師開山，為天台宗根本道場，地近明州，又為中日交通之要道。故日本佛教徒詣中國名山，以天台山為第一站。

佛教經籍論疏，經會昌、世宗兩次排佛毀釋後，許多經籍散佚，因此，吳越王弘俶曾託商客向日本求天台論疏，楊文公談苑云：「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買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楊文公，名億，宋初人，其紀五代事必確實，蓋吳越之世，興佛建寺，搜求逸經，乃意中事（註四）。因此，日人誇為日本文化之逆輸入者。又釋門正統卷二義俶傳云：

佛祖統紀卷八所記與此相同，但此事未見於日本史籍，遂疑為後人挾入。然由此經三十餘年至長德元年（九九五），於宋杭州奉先寺，求得仁王般若經疏、彌勒成佛經疏、小彌陀經疏並決疑、金光明經玄義及荊溪撰華嚴骨目等，始書寫這些論疏送與天台座覺慶，這是極有可能的事，但其年代不得詳知。

五代時間甚短，社會紛亂，而我國未產生若何新文化，僅承隋唐文化之餘蔭而已。據木宮泰彥依據扶桑略記、日本紀略、奝然在唐記等搜得日僧七人來華巡禮聖蹟，茲列表於次：

五代日僧來華一覽表

以上所列諸僧，寬建為興福寺僧，延長四年（九二六）為巡禮五臺山，奏請許其渡海，並賜旅費黃金百兩，請求賜給當時有名文士詩集，若菅原道真、紀長谷雄、橘廣相，都良香詩集九卷，及小野道風行草書各一卷，使流布於中國（註五）。據扶桑略記載：寬建渡海，從僧三人，童子四人，近事二人，隨伴來華。但奝然在唐記云：寬建等一行總達十一人。並帶寬建、寬輔、澄覺、長安、超會四人，此文為奝然於永觀元年（九八三）入宋於洛陽，曩日與寬建同渡海超會邂逅而遇，聞寬建等一行消息所記，乃最真實之事，寬建死於建州浴室。隨寬建來華之澄覺等，於長興年間（後唐明宗九三○—九三三入京）詣五臺山，朝拜諸方聖跡，遊鳳翔、長安、洛陽等名勝，澄覺用漢語，講唯識論及上生經等，明宗賜紫衣，授資化大師號。寬輔在京，弘揚瑜伽大教，賜弘順大師號；又於洛陽傳真言密宗，授法灌頂弟子達三十餘人，寬延於延久二年正月十一日上書請求入宋官付曰：

九三八年，延曆寺僧日延入唐，遍曆吳越諸地，參拜天臺山，於九四八年，携寶篋印塔歸傳於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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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成尋之參天台五臺山記），寶篋印塔，是吳越王弘俶倣阿育王故事造八萬四千寶塔，內藏寶篋印心經，頒置於各地者。筑前之大泉坊，山城之全胎寺，河內之金剛寺，三寺各有一座，此外紀州那智亦發掘而得一座小塔，今藏於東京帝室博物館，細侯爵家亦得到一座，現共存有五座。今為使學者明瞭此塔傳入日本之經過，康侯二年（九六五）七月廿二日僧道喜所記寶篋印塔緣起全文，擇錄於次：

康保二年（九六五年）乙丑七月二十六日甲午釋道喜記。

五代時期，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已如上述，這時來華之日僧，其目的不在求佛法，而在巡禮五臺山天臺山聖蹟，因此，這時日本受我國佛教文化之影響，遠不及唐代之大。

註一：余又蓀著：「隋代五代中日關係史」一九○頁。

註二：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二四○頁。

註三：遼史太郡本紀：「機日本國來賀」。遼初契丹，赴於北方，至太祖阿保機時，其領域東至日本海，西迄天山，奄有內外蒙古及河北山西之地，其勢既強。又當日本自古由遼東半島朝貢之區，故日本向遼又通使矣。

註四：余又蓀著：「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一九九頁。

註五：扶桑略記延長四年月廿一日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