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古時期文化之形成，典章制度之樹立，溯本窮源，則全受中國、印度、朝鮮等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之薰導。就中以佛教道德對日本之功用貢獻為最大。栗山周一氏云：「中國誠可稱之為日本文化之母」（註一）。木宮泰彥亦云：「日本中古之制度咸認為多係我國（指日本）所獨創，然一檢閱唐使，則發現多所模仿唐制」（註二）。誠哉斯言，中國文化之影響於日本如此深厚，固多由日本遣唐使及留學生、學問僧吸取移植種其因，但赴日歸化之唐僧對中國文化移植日本，其功績亦不可忽視也。
在遣唐時代，每次日本遣唐使節回國之際，多有中國人搭船赴日，其中除商人外，尚有僧侶及唐廷所派之遣日使節人員，唐廷派往日本報聘之使節，於使命完成後，都返回唐朝。其中亦有於歸國途中遇風折返日本失去回國機會，無法返回唐朝而留居日本，終於歸化日本者。據日本史記載則有沈惟岳、袁晉卿、張道光、盧如津、李元環、陳懷玉、徐公卿、皇甫東朝、皇甫昇女、晏子欽、朱玖、孟惠之、吾稅兒、王維倩、王希逸（以上見於續日本紀）、李法琬、清川忌寸、斯麻呂、榮山忌寸千島，榮山忌寸諸依、清根忌寸松山（以上見於日本後紀）。這些歸化唐人，日廷各各賜給日本姓名，敘位任官，對於唐代文化移植日本盡力最大。就中袁晉卿，乃隨第十一次遣唐使赴日，敘從五位上，年未弱冠，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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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悉文選爾雅以及音律有特殊造詣，故經勅任為大學之音博士，日後歷任玄蕃頭、大學頭、安房守、雅樂員外助兼花苑司，多數要職（註三）；於寶龜九年（七七九）賜姓清村宿禰。皇甫東朝及皇甫昇女兩人，原為唐代樂工，賜姓榮山忌寸，亦精於音樂，並奏唐樂於舍利會。敘從五位下，被任為雅樂員外兼花苑司（註四）。唐樂傳於日本，及對日本唐樂之發展，都有很大的貢獻。其餘晏子欽、朱玖、王維倩及徐公卿等，則均賜姓榮山忌寸，孟惠芝及張道光賜姓嵩山忌寸，吾稅兒賜姓永國忌寸，盧如津賜姓清川忌寸，王希逸等賜姓江田忌寸。這些唐人歸化後，各依其技能技藝，仕於日廷，對於中國技術文化之傳播大有功焉。
奈良時期的文化，不僅為唐代文化，並有印度及西域文化的成分在內。因為唐代領土極廣，東自高麗，西及波斯，東西交通頻繁，外國使節、商人、學者等都會集於唐都長安。而唐朝實行開放政策，雖屬外國異邦人士，亦多盡量任用。當時日本留學生阿部仲麻呂、藤原清源，即為唐朝重用，官至祕書鑑。印度人、西域人、波斯人、大食等國人，唐朝任用亦多。故唐代民主政策，雖今之民主國家，猶多不及之。當然，不僅唐朝僧侶多留學印度、西域；而西域、印度僧侶，亦多來唐從事布教譯經工作。因此，唐代文化，並非純粹的中國文化，乃融和四方八面來朝貢之異國文化，尤其為印度系、伊朗系文化交集，最為顯著。而日本遣唐使之留學生及學問僧，在直接間接方面所受之影響，此於奈良時代，印度、波斯、西域等文化經唐朝東傳於日本，而直接影響於日本文化者，其例頗多。
例如鑑真之弟子如寶，後世傳為唐人，或曰朝鮮人，但據唐大和上東征傳，則為「胡國人安如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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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明是西域人，因為唐朝對於胡人（Bokhara），安國出身者，賜姓安，因此，如寶實為安國人，他於唐招提寺建立最為出力，後任少僧都。又為桓武天皇以下皇妃、公卿等戒師。唐招提寺講堂丈六彌勒像，及金堂左協侍丈六藥師像，傳說為其傑作。另有軍法力為崑崙人，善聰為鑑真隨從之一，係謄波國人，即占城國人。
還有婆羅門僧菩提（所謂婆羅僧正）原係印度僧，曾在我國五臺山修行多年，於奈良朝中期的佛教史上與道璿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天平八年（七三六），他隨唐僧道璿同隨遣唐副使中臣名代舶東渡，波斯人李密翁，一名李密醫，但其事蹟不明，依其名推之，則為精於醫術之人也。
至於婆羅門僧菩提，據神護景雲撰述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記，是天平五年隨唐使入唐，同八年渡日之印度僧，經西域由陸路至中國，天平勝寶八年六月廿一日光明皇后御製東大寺獻物帳。
「先帝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崇三寶而遏惡，統四攝而揚休，聲籠天竺，菩提僧正涉流沙而達到，化及振旦，鑑真和上凌滄海而遙來」。
他來中國之目的，是要到五臺山朝拜文殊菩薩。五臺山為唐代文殊菩薩示現的聖地，是唐代佛教界最崇敬的靈場。高宗時北印度佛陀波利携尊勝陀羅尼入五臺山，遠傳至西域、印度等國。因受日本遣唐使及學僧勸請，東渡弘化。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為日本遣唐大使多治比廣成及學問僧理鏡所邀請。當時日本佛教正當興隆時期，乃託遣唐使及學問僧，邀請有學德的異國僧渡日，傳播佛法。據大安寺菩提傳記，他於赴五臺山途中，遇一老翁說：今文殊菩薩為利益眾生，託生日本，為遂其本懷東渡日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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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往生記謂他於難波津上陸時，行基手執迎接，並歌唱云：
「迦毗羅惠邇等、毛邇知岐里之加比阿利天文殊乃美賀課阿比美都留加奈」。
他所詠的和歌，人人所聞，但非人人所能解。行基為文殊化身，亦為眾所周知。他為巡禮五臺山來中國，根據這一事實，所作傳說，顯係後世偽作。菩提奉勅住大安寺，天平勝寶二年（七五○）任僧正，同四年為東大寺盧舍那佛開眼供養的導師，天平寶字四年（七六○）五十七歲示寂。
隨同菩提渡日，則有林邑僧佛徹。佛徹依大安寺菩提傳來記則為佛哲，扶桑略記為佛誓，佛徹、佛哲字音相同，由於佛哲、佛誓字形相似，故有此誤傳。
僧菩提和佛徹，對於日本文化影響所及，約有三點：
第一、菩提為奈良朝華嚴宗興隆關係人之一。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云：「僧正諷誦華嚴經以為心要」。華嚴宗興隆時，奈良期佛教之偉業，即為東大寺盧舍那佛造立，天平勝寶四年四月舉行開眼供養時，推菩提為開眼導師，他不但為朝野上下一致所恭敬的異國僧，而於華嚴宗深有密切關係者。
第二、菩提、佛徹二人，同於日本傳授梵語，菩提最善梵咒（註五），就其學梵語者不少，他輸入品，即有多羅葉梵音百枚（註六）。佛徹所携入多為密部，其所作悉曇章一章，永傳於世，則於日本悉曇學大有幫助（註七）。平安朝以後，空海、圓仁、圓珍等輸入之梵字，梵漢兩字的陀羅尼，真言儀軌讚之數，甚多。圓仁不但於揚州宗叡就學悉曇（註八），並於長安南天竺寶月就學，圓珍於福州開元寺從中天竺般怛羅學悉曇（註九），因此，日本悉曇學大興，並促進日本音韻學發達。這是奈良朝菩提、佛徹所培養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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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第三、佛徹傳林邑樂於日本，據大安寺菩提傳來記云：
『天平十年癸未，始鑄造東大寺大佛像，勝寶四年壬辰七月九日開眼大會，即仰講大寺，令奏漢樂矣。彼佛哲口口少少師於彼瞻波國。習得菩薩部拔頭樂儛歌，令傳習，爰思惟其儛之處忘，夫行道之笛也，而此寺大長兄人為姓權笛獻吹出其曲，侍僧忽然悅預令習件樂矣，即於東大寺奉獻開眼大會，爾時聖帝並皇太后行幸會場，爰來集貴賤共致奇異，無不歎息，陛下致希有之念，發隨喜之慮，便被宣旨稱，此音聲者遠浮波遠崖既登，是境響微天漢疑也。神工之所作，聖者之傾感歟？甚相忘大願口不讚嘆哉，但大安寺獨行，餘寺莫行，自爾以降代代帝皇同傳，唐國殊給渤海客，斯樂由迹如此歟。』
由此觀之，林邑樂的菩薩，部侶（倍臚？）拔頭三曲，則為他於本國膽波，即林邑的時學（註十），大安寺所傳習，天平勝寶四年東大寺大佛開眼供養時奉獻，天皇、皇太后極為欣贊，遂成為大安寺特技。
林邑樂、拔頭、菩薩、迦陵頻四曲，前二曲為西域系統，後二曲為後世日本所作，傳為印度僧菩提及林邑僧佛徹所作，不過為附會之說。此樂為大安寺特有技傳，因此該寺假託為菩提等所傳云。
林邑樂為大安寺的特技，至天平寶字七年正月，五位以上及渤海使王新福以下的蕃客，文武百官主典共饗朝堂，並使唐、吐羅、東國、集人等樂，共奏林邑樂。又神護景雲元年二月天皇所幸山階寺（註十一），使奏吳樂及林邑樂。平安天皇大同四年三月改定雅樂寮樂師時，把唐、高麗、百濟、新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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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羅等樂師，同置於林邑樂師。因受唐樂之影響，林邑樂傳入後未有若何變化，把林邑樂之拔頭、倍臚編入於唐樂。
大化革新以前，日本社會文化發展，正面臨著內在的危機，經濟的發展趨向於內縮和停滯的狀態，政治制度愈演愈受歸化漢人牽制，在智能生活方面也有失去創造性的可能。當時的中國為亞洲第一等的強國。不僅擁有悠遠傳統文化，並從紀元初印度佛教，又陸續傳入中國，復由朝鮮半島零星輸入日本。因之，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典章制度樹立，究其來源，固多受中國、印度、朝鮮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化之洗禮，尤以受中國道德文化為最。木宮泰彥氏云：「日本中古之制度人咸認為係我國（指日本）所獨創，然一檢閱唐史，則發現多所模仿唐制」。栗山周一氏亦云：「中國誠可稱之為日本文化之母」。由此可知日本受中國文化影響之深厚，日本遣唐使及留學生（僧侶），對中國文化移植，固有顯著功績，但赴日歸化之唐僧對中國文化之移植，亦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唐代東渡高僧，不但有崇高身教的修養，而對於佛法理解更有深邃的造就。其留予奈良朝以後日本佛教文化影響與貢獻，則為紀元前後由朝鮮半島東渡的秦漢遺族、及大陸經朝鮮半島東渡先民，論其性質，是有其絕對不同處。
唐代中日往來使節，不但日本留學生學問僧前來中國，求學佛法，而我國高僧以悲以天憐人的宏願，東渡傳授佛法真理者，亦復不尠。其中較享盛譽者，則有智宗（唐中宗嗣聖七年七月赴日，持統天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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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元六九○年）、道明、道榮（約在八世紀初葉至日本）、道璿、（七六三）、鑑真、善意、法進、法義、曇靜、思託、義靜、智道、仁韓、法顯、智成、法顆、靈曜、懷謙、如寶（以上均於七六二年至日本）、慧雲、慧良、慧遠、慧常、慧善、湛奢、義空等二十七人。茲分別敘述於次：
道明 其於養老二年（唐玄宗開元六年，西紀七一八年）赴日，為大和長谷寺開創人，並塑造十一面觀音，其對於日本密教發展史上有重大功勞。因十一面觀音為祕密佛教的象徵。後來平安初年，空海由長安學成回國，雖然繼續光大密教，但事實上密教在奈良時代初期，已因道明宣揚，在日本已有相當基礎與勢力，故道明應為日本密教始祖。
道榮 其東渡確切年代雖不可考，但與道明同時人。其致力於經典轉讀，對於漢音之傳布大有貢獻。在養老四年（唐玄宗開元八年，西紀七二○年），十二月癸卯元正天皇所下詔書中，嚴飭所屬凡佛經之註音，應悉以道榮之讀音為準則，其中有云：
釋典之道，教在甚深，輕經唱禮，先傳恒規，理合遵承，不須輙改。比者，或僧尼自出方法，妄作別音，遂使後生之輩，積習成俗，不肯變正，恐污法門，從是始乎，宜依漢沙門道榮、學問僧勝曉，輕經唱禮，餘音並停之」。
於此可知道榮當時致力於漢音之傳布程度。不唯如此，道榮不但善知音韻，且對祥瑞之學，亦有相當研究。天平元年（唐玄宗開元十九年），奈良附近發現神龜，其背有文成章，無人能解，經道榮解讀，謂係祥瑞之徵。日廷並因此降詔褒揚，自此，日本政府對道榮尊重備至。
道璿 道璿原為洛陽大福寺高僧，由日本留學僧榮叡、普照等一再敦請，於天平八年（唐開元二四年，西紀七三六年），率同唐客袁晉卿、皇甫東朝、皇甫昇女，以及留居中國婆羅門僧菩提佛那、林邑僧佛徹（一名佛哲），波斯人李密翁等，隨日遣唐副使中臣名代之船渡日。
道璿為傳華嚴宗於日本最初之人，其戒律精嚴。天平勝寶三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西紀七五一年），經勅封為律師。道璿初至日本，先駐錫大安寺、西唐院，講解「律藏行事鈔」，實為傳戒宗於日本之先驅。其對華嚴、天台兩宗弘化，亦有極大貢獻。天平十二年，新羅僧審之講誦大華嚴經，實受道璿之啟發與鼓勵，道璿對東大寺盧舍那佛之建立，亦多擘劃之功。至於鑑真等東渡，當詳於次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