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的關係具有二千餘年歷史，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典章制度的樹立，究其來源，無不受中國、印度、朝鮮文物的薰陶，尤以受我國文化影響最大。日本一部文化發展史，要是沒有中國儒家文化及佛教文化的陶範，則不知要延遲若干世紀。誠如戴季陶先生所說：「如果從日本史籍裏面，把中國的、印度的、歐美的文化，通同取出來，赤裸裸地留下一個日本固有本質，我想會和南洋土蕃差不多。」（註一）由此可知，中日兩國的關係，不僅親如唇齒，且同為兄弟，其間不僅有同文同種的關係，且有同一宗教信仰的關係——指多數信佛者而言。因之中日兩國由民族血液交流，進而民族文化交流，以及宗教信仰交流，尤以兩國佛教交流的關係，更遠勝於兩國一般政治文化的關係。日本前駐華大使木村四郎七先生說過：「我們中日兩國可以說是親戚本家的關係，我們生於斯，死於斯的好鄰居，西洋的英國和美國的緊密的關係，就等於東洋中國和日本的關係。」（註二）但半世紀來，中日兩國的關係，却遠不及英美兩國的緊密。不但未能做到水乳相融親如兄弟的關係，且由於日本接受西方物質文明，軍國主義思想抬頭，以侵略為能事，自甲午戰爭後，更變本加厲，陸續侵略我國，以致「九一八」、「七七」事變發生，兄弟鬩牆，幾乎同歸於盡。日本過去為侵吞我國，其對我國歷史文化，疆土人物，無不瞭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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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放胆行事。反觀我國大多數學人對於日本文化多存偏見，這由於日本以往對我國侵略所致，固為愛國之志，不可避免；但對日本軍政經濟文化，不唯不夠了解，即對所謂「同文同種」的關係，亦未能深切的體認。如何是「同文」？如何是「同種」？大多數人只有一種模糊意識，或冷淡觀念，故一旦有事，唯有恐慌失措，甚至盲目排斥，但對真正日本問題，仍無法解決。究其原因，由於明末以來，我國多數學者傾心於歐美物質文明，而對辱齒相依的日本歷史文化，政經制度，以及歷史上諸多重要問題，均未能具體深究。尤以對中日文化交流使佔極重要地位之佛教，國內諸多治中日文化交流史學家，對涉及佛教部門不是忽略而不談，便是談而不夠具體，多避免作翔實的推見，顯失史學家公正之態度。因之國人對於日本歷史文化仍陷於隔膜模糊狀態，殊為可惜。
我們必須要正確地了解兩國歷史文化關係的底蘊，及瞭解佛教輸入日本後，是如何發展？以及如何影響日本文化？因為中國文化對日本國民道德影響最大者，莫過於佛教。中日兩國千三百餘年來友好關係，多緣兩國先民、高僧千辛萬苦所建立的傳統。「中國文化可稱之為日本文化之母」（註三），日本文化為中國文化之一脈。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形成發展成為今日東亞最進步的國家，走上近代國家的舞臺，名震全球，全受惠於中國文化，尤其佛教道義的滋潤與陶範，有以致之。日本前駐美大使新木榮吉先生在美國播講「亞洲故事」時曾言：「歷史指出，日本人民對於孔子學說與佛家教義薰陶最深，民主與和平實孔佛學說之本質。以前日人曾違祖先之信仰，盲從極權主義之思想，鑄成大錯，今已悔改。」（註四）試觀今天日本在各種物質文化方面，雖遠勝於中國；但在精神文化方面，依然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及佛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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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薰陶很深。現在日本之京都、奈良一帶，隋唐文物典型之寺院林立，「正倉院」中所保存隋唐時代之中國文化歷史遺物，日人無不珍視為國寶。日人每自詡「日本文化是大陸文化的貯藏」，這句話，並非全屬誑言，確有幾分事實在。
中國文化，傳播域外，受惠最大者，則為日本。美國駐日大使賴世和（EdwinodReischuep）博士說：「正如北歐諸國文化為地中海文化的支脈一樣，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支流」（Culturally, Japan is a daught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uch as the countries of Northern Europe are daughters of Mediteranean culture, Japan-past and resent）。換句話說：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延長，從中國古代文化一直廷續到現在（註五），日本的佛教，是中國佛教的分宗。因此，日本與中國、印度文化有著共同關係，並同受其莫大的影響。今日我們要瞭解日本佛教的輸入，以及佛教於日本如何發生影響的功用，都必須追溯到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悠久的歷史！
中日兩國文化交流，遠在先史之前，已開始接觸，日本列島本無人類發生，儘管日本一分舊史家自詡日本民族和國體，乃天神所創造。因此，日本人亦自稱其民族為天降民族（大和民族）。但所謂大和民族的祖先，並非出生於日本列島，却由外部移入。這已為今日中學家所公認，是故日本民族的起源，根據考古學家考究的結果，認為在新石器時代末期（約在三千年前）。日本列島上始有人跡。最先移住日本列島者，即為現在日本東北部蝦夷族（Paleo-Ainu），蝦夷族原住亞洲北部，約在紀元前一千餘年，經西伯利亞、庫頁島，先至日本東北部，然後逐漸散居日本列島各地。後因大和族所逼，再退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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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部北海道一帶。這種人種現在尚有一萬餘人，庫頁島上尚有千餘人，以漁獵為生。
但構成今日日本民族主幹者，並非蝦夷族。經人類學研究結果，日本民族的形成，乃由多類民族互相混血而成，這裏包括通古斯族（Tunguse）（註六）、印度支那族（Indo-chinese）、印度尼西亞族（Indonesiao）、矮小黑人（Negrito）、韓族及漢族。韓族移居日本為時雖早，然真正能影響日本民族血統的，則為漢族。漢族早於西紀前一一二二年，周武王滅殷，許多殷民隨殷朝宗室箕子避難遼東，建都平壤。漢族隨著政治力量的推進，不但大批地移居半島，且支配了當地土蕃。使其從漁獵生活進入農業社會。韓族的骨幹，是扶餘族，屬於通古斯族，由中國大陸遷徙而來，這和中華民族是近支血統。近代於韓國慶州地方發現周秦時代遺物——明刀，這證明漢族於箕準以前，已大量移植馬韓有力的證據。考古學者以此為先秦文化經朝鮮南進之佐證。朝鮮半島畢竟為周秦時代漢族東渡日本最好的橋樑。杜新吾氏亦云：「日本雖為島國，其民族實來自亞洲大陸。」因自大陸東渡，有朝鮮半島作跳板，有對馬、壹岐二島作踏腳石，赴日殊非難事。近半世紀日人常稱「我們昔從大陸來，今應還向大陸去」。據考古學家及人類學家之研究，以為在新石器時代，居於亞洲西部之舊蝦夷族，由西伯利亞至庫頁島東移而至日本東北部，逐漸散居於日本本部。觀數千貝塜之遺跡，可以知之，此族為白色人種之一支，曾在日本使用繩文式之土器，今北海道一帶之蝦夷族，即其後裔。
日本民族學之權威長谷部博士，却認為日本民族的形成，並非由多數民族混血而成，實由於一強大而單一的民族分批移入。因此，遂認為日本民族與我國華南地區先民有其密切的關聯。在地質學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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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世（最新世）的末期，琉球列島以西一部分，尚有淺灘可與大陸華南地區相連接，故日本石器時代居民，即由大陸循此種淺灘進入日本九州。長谷部博士認為揚子江以南為根據地的民族，大量流入日本，以及日本民族祖先的故鄉，必須求之於大陸華南地區。日本民族學者岡正雄在其「日本古代文化層」一文中（註七），分析日本古代神話中有「高天之原，天之浮橋」之說，這種分類顯示出日本民族渡海前來時原始的形態。根據日本九州福岡一帶的傳說：日本民族最初由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進入的登陸地點，即在津市一帶的低窪海岩，從津市遙望太平洋，海天相接，看來宛如「高天之原」，所謂「天降臨」，實由於此種對於海洋的一種錯覺而來。據榔田國男研究的結果，他說日本最早的民族，係隨稻作的傳播，由江南地帶進入日本南方島嶼，當在今日宮南島一帶，華南地區移居宮南島定居以後，挾其優秀農業技術逐漸向其他較大島發展，終於佔據日本本州及其他各島嶼。
此外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人類學者清野謙次博士等人，則明白斷定現代日本民族之成立，係由於有史以前大陸系人種之經由朝鮮半島大規模渡海進入日本列島，而與當時石器時代之日本原住民族，互相混血之結果。同時，繼清野博士之後，九州大學教授金關丈夫博士，更從多數信而有徵的史實，加以考察證實大陸大規模的移民，以及歸化的事實，均極明顯。是故中日兩國同種的說法，是有其歷史根據，並非來自神話的傳說。根據以上多數史學者，無論從那一方面說：日本民族之由多元的混血而成，且以大陸系漢人為其骨幹，應為無爭的事實。（請參閱白鳥芳郎氏的「中日兩國學者的華南史研究備忘錄」載中日文化論集三二五頁）
春秋戰國以還，我國東南沿海居民，以其優秀的航海技術，飄海東渡日本，許多南方的風俗，如鯨面文身，蠶桑緝績，灼骨而卜，卦土作塜，跨火而婚，以及水稻技術，精靈崇拜，屈葬拔齒等等，都隨吳越先民傳入日本，這給予日本黎明時期的生活文化，很大的影響，遂使日本文化上發生突然的變化。這個突然的變化，是以我國周秦以至漢初文化為其母胎，其發展的趨勢，是由西而東，中心在九州及大和地方。在經濟發展上，不僅使日本從此進入農業社會，因水稻的耕種，安定當時日本國民生活，並使日本從石器時代，越過銅器時代，一躍而進入鐵器時代。日本青銅器原不發達，大陸青銅器於紀元前後大量輸入日本，近世於日本九州及大和地方發掘劍、鉾、鐸、戈、鏡、鏃等遺物，足以證明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文化進入日本的跡象。
日本傳國的三寶，鏡、劍、玉。鏡為白銅鏡，白銅為秦時產物，寶劍號曰「韴靈」，證明為漢時早期的環理大刀。日本出土的銅器製品，最早者，則為秦式的匕首很多，又有「明刀」幣二枚，這與秦匕首為同時物；又有「安陽布」幣一枚，此為秦始皇一年至二十六年間鼓鑄的新幣。同時，在這時出土遺物中，並有王莽時代所鑄造的錢幣「貨泉」一種。（註八）這種錢幣在國內尚不多見，竟在日本「彌生式時代」的遺物中再出土，更令人重視！
這時正是我國經過戰國時代，由秦始皇統一天下，接著又是楚漢相爭，在許多王朝興廢時期，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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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居民為逃避戰禍，集團逃亡，經朝鮮半島，而流入日本列島，這是極自然的事。秦始皇命率三千，男女及五穀百工入海求仙的徐福，這在「史記」及「始皇本紀」中，都有詳細記錄，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不可忽視的史實。徐福是否曾到日本，雖待考證，但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移民集團逃亡中，不可能說絕對沒有徐福在其中，在未發現徐福未到日本的證據以前，我相信以司馬遷先生的人格，絕不會將毫無根據的故事（徐福東渡事）記述於「史記」。——請參閱衞廷生先生著「日本神武天皇開國新考」——
日本，這個民族，古代是沒有文字的民族。漢人渡日後，始以漢字為文字，但漢字何時傳入日本，迄今尚無定論。相傳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八月六日，阿直岐從百濟來，皇子稚郎子從其學，由阿直岐推薦學者王仁來日，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是為漢字傳入日本最初的記錄。梁容若先生云：西晉以前，中日既有許多交通，且有不少秦漢人移住日本，決不會不携帶文字（見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漢文傳入日本，雖可能很早，然日本人能充分運用漢文，則遲至八世紀中葉。首先運用漢字楷書的偏字，造成片假名（Katokana），又用漢字草書的偏旁造成平假名（Hirag-ana），以為注漢字音，及標注日本語音之用。因之漢字傳入日本後，不僅促進日本古代文化的進步，並促成了所謂片、平假名的日本文字出現。遣使數度入唐後，始仿照我國歷史編例，由歸化人所編纂之「古事記」（七一二），及「日本書紀」（七二○），這兩部史書，都是用漢字作音標寫成，可謂「準漢文」；中日同文的說法，即導源於此。現存日本古代史，其取材僅憑口頭傳說，甚至假託，把日本開國的歷史，追溯到悠遠的古代，紀元前六○○年，相當我國春秋時代，以及其第一代君主神武天皇的傳說，都係後來史家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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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世紀以前，日本全部古代史多係神話傳說，無一可獲得實證。要以我國正史考證，日本開國的紀元，至多不出紀元前一、二世紀左右。日本列島，原無人類發生，其民族係從外部移入。由於日本「古事記」完成太晚，其與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相差竟達四百餘年，有關日本三世紀歷史的記錄，我國要早於日本五個世紀。前漢時代倭人之通使樂浪，漢書及魏志均有記載。日本九州一帶考古家發掘的結果，前漢時代的銅鏡、黃璧、漢玦，以及王莽時代的貨泉、漢印等發現，已如前述。在十八世紀以前，日人始終不相信後漢書所載：
那知，光武所賜給倭奴金印，竟在日本出土，這不僅彌補日本古代史的空白，並使人益信魏志倭人傳所載史實的珍貴與精確。
日本是中國秦漢時代最早開發的殖民地，也是由秦漢兩系先民所開闢的新天地，據魏書東夷傳記載：當時朝鮮半島，實由秦亡前後，其人民為逃避苦役流亡朝鮮，驅逐原有土著建立辰韓，弓月君於西紀二七四年，率領百二十縣之人民至日，弓月君自稱係秦始皇之十三世孫，故被稱之為秦人。至於由阿知使主所代表漢之苗裔，於西紀二九八年領漢人集團渡日，自稱為後漢靈帝之三世孫，故日人稱之為漢人。據魏志倭人傳載：當時日本衣服，極為粗惡，裁縫似無所知。宋明帝時，由歸化人阿知使主求得漢織、吳織及縫衣女，始有進步。至桓武天皇時代（七八二——八○五），征伐蝦夷戰中唯一功勳者，坂上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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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麻呂，其祖先即為漢族歸化人之阿知使主。在雄略天皇時代（四五六——四七九），秦人在京畿人口中竟佔九十部，共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欽明元年（四四○），秦人戶數計為七千四百五十三戶，較前代更有增加，尤以桓武時代，秦氏一族勢力，最為強盛，當時皇室重臣藤原氏一族，幾乎依賴秦氏之財力為其後盾。
平安時代所編的「新撰姓氏錄」，對當時社會領導階層的氏族，加以羅列，在全部一千○五十九個氏族中，歸化人系統的氏族竟佔三百二十四個，幾為全體氏族的百分之三十。近人栗寞博士根據日本古代史籍的調查，大致相同，即在三千三百九十五個氏族中歸化人系統有七百個，這些歸化人對日本古代社會及政治上關係，實有舉足輕重之地位。不獨皇室的興亡，國都的遷播，有其莫大關係，甚至政治上公文書之起草，財物之出納，以及外交文書之處理，均為歸化漢人所壟斷。其勢力所至，直接影響到皇室的盛衰，以及政治的榮枯，實掌握了古代日本國家的命脈！
秦漢兩代為古代歸化人氏族的代表，在歷代皇室興替存廢中，均佔極重要的地位，根據古事記，則漢人領袖阿知直，曾經救了履中天皇的命，使王統得以繼續。根據日人之訓讀，秦漢二音均與紡織有關，漢代以來，各種技術工藝，都由漢人傳入日本，漢織、吳織等名，可知其來源。
於此可知我國秦漢先民赴日，不但在日本政壇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其對於日本文化上的影響遍及物質與精神兩方面。在物質方面，以工藝技術為主，對日後日本完全華化大有關係。在精神方面，除經學與典籍傳入，使日本有了歷史的知識，及尊祖先忠孝道的思想。歸化人於大化革新以前數世紀，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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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會各方面，發揮了無比的貢獻，不僅在歷史上為日本民族記錄了古代傳記，即對漢學傳播上，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六世紀以前，中國文化東漸，無論為儒家，或佛家，都要經過百濟——朝鮮古國，經由博士王仁之手傳入日本。據史籍所載：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百濟阿直岐來到日本，做了皇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師，由阿直岐推薦王仁博士，並携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至日。據說日本開始用文字來記事，還是王仁帶到了論語和千字文以後。皇帝以言語殊異，才立文字，要皇子從實物來了解形，了解音；從形和音來了解義和訓，是相當費了一番功夫的。王仁雖僅帶了一部論語，王仁原是漢高祖的後裔，他知道論語在中國文化上地位極高，後人沒有論語就無從看出孔子的人格精神，孔子的一部政治哲學綱領，便是論語。論語，遂成為培養日本國民思想的根本。至繼體天皇六年（五一二年），百濟又遣五經博士段楊爾赴日講學；十年（五一六）復遣高安茂至日交代，所謂五經，就是禮、樂、書、論語、孝經。至孝德天皇時代（六四五——六五四），勅令家必藏孝經一本，於是孝經受到尊重。平安朝時大儒菅原道真，融合中國文化之精華，提倡忠孝一本說與和魂漢才說，是把日本固有精神和外來的中國文化打成一片，盡量吸收中國文化的精華，來鞏固日本文化的基礎！
梁武帝普通三年，梁人司馬達等由朝鮮至日，在大和原結草庵供佛像，日人稱之為韓國神，是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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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入日本之始。司馬達之子孫承其遺緒，歷代均為有名的佛工，飛鳥時代多數佛像名作，都出自梁氏等之手。至今奈良法隆寺金堂所遺留的釋迦之尊像，其藝術之精微，不唯融會魏晉南北朝佛教美術之精華，更可窺見當時歸化的漢人佛工之精緻！
佛教隨同漢學，經由百濟傳至日本。梁代末年，佛教傳入日本後，經迎佛派與拒佛派衝突之結果，蘇我氏迎佛派，卒獲得勝利。至陳代佛教已流行列島矣，隋代以前，佛教係間接傳入。
佛教傳入日本，雖晚於儒學約二百五十六年，西紀五百五十年左右，由百濟王獻佛像、經論等。日本為神化民族，佛教傳入日本後，便帶上濃厚的日本色彩，即所謂「神道思想」，由神、佛一體，演成日後神、佛、天皇三位一體，因此，佛教很容易為群眾所接受。儒家思想雖早於佛教傳入，但其思想遠不及佛家廣博圓融，故始終不得風靡傳布於世；其影響於國民思想方面，亦不及佛家深遠廣博。在德川幕府初期以前一千年以上長期主導日本思想的，就是佛教。自六世紀末，聖德太子，大力推進，十七條憲章不僅規定「篤敬三寶」，並融合佛儒及法家的學說，而取材儒家的典籍尤多。聖德太子因受晉孫綽論儒佛一致，及宋齊間周顒、顧歡輩論儒佛老的同體異用之影響，遂並尊儒佛，以求調和（註十）；因此，奠定儒佛於日本的基礎。他又選擇法華、維摩、勝鬘三經，廣為弘揚。他所以取勝鬘經者，顯示佛性男女平等；選維摩經者，顯示現象即實相，不離煩惱之家，而入菩提道；取法華經者，顯示如來之大慈大悲，捨權歸實，大乘一如的妙法。從聖德太子時，經七、八兩世紀的二百年間，即經遣隋遣唐使，從中國傳入大乘三論、法相、華嚴、律；小乘之成實、俱舍等六宗，教義完備。而遣唐使節及留學生，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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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不僅吸取漢唐文化，以及佛教經典，並把唐代藝術彫塑、繪畫等傳入，中古時代的日本文化，律令典章制度，完全攝取唐代文化，而與日本固有文化相融合，稱之為「和魂漢才」文化。
在入唐名僧裏，道昭從玄奘學法相，道慈謁見善無畏，又學三論宗，玄昉從智周學法相，圓行從義真學密教。最澄、圓行都是學天台家；並把我國天台，加以密教化（包括密、律、禪），創造日本天台教，通稱為台密。空海，道邃都是學密教，又參加己見，創日本真言宗，通稱東密。日後由天臺宗發展，創立了許多新宗派；淨土宗的法然，法華宗的日蓮，禪宗的榮西、道元都是天台宗的徒眾；尤以法然獨成一宗。他說：「念佛就成佛，就往生淨土」，這是何等簡易明瞭，人人可以做到，合乎日人單純明快，重生活，多希望的性格。日蓮宗，專念「南無妙法蓮華經」七字，就能統攝全經妙義；法然弟子親鸞（一六七三）又創立了真宗，准許僧侶食肉娶妻，這不獨改變了日本僧侶生活的方式，且使佛教思想變了質。從此，日本只有居士式的佛教，而沒有僧團的佛教！
這些新興宗教，却使佛教於社會活力增加不少，他們在日本社會的潛在勢力仍然不可忽視。如一九三二年血盟暗殺實業家的暴舉，其主導者井上日召，是日蓮宗僧侶。一九三六年所謂二二六事件，其主導者北一輝標榜國家社會主義，是深究法華經，而潛心於咒術者。抗戰期間至中國淪陷區傳教者，多為日蓮宗與真宗教徒。現在流行日本國內外之創價學會，在日本國會中屬於第三勢力，也是屬於日蓮宗派，這些教徒，表面上雖信奉佛教，實為日本軍國主義的動力。因此，日本佛教長處明快勇幹，熱心文教事業，不與社會脫節，且為大眾所信仰。但其短處是流於俗化。薄於道德觀念，易與社會權勢相結合。
他們把佛教當作一種哲學來研究，對佛教雖有精透的研討，但澈底大悟的高僧，却鳳毛麟角。於是參加政治活動世俗化的和尚越多，而真正修持佛法的僧侶，也就日漸減少，這也許是日本的國民性格所致！
在入宋名僧裏，俊芿是學天台宗，榮西是傳臨濟宗，道元是傳曹洞宗；此外還有奝然、成尋等，不僅學習佛法，並把宋版書籍及大藏經携歸，這使日本文化注入宋代文化精神，尤以鎌倉時代新興佛教禪宗文化，對於日本武士精神啟發很大。禪宗是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為宗旨，正適合日本人的性格，尤為武人所歡迎。他們甚至把經卷禪定工夫用在武術上，這樣經過四百多年，從德川幕府時代初期以前，不唯奠定日本崇佛的基礎，並長期主導了日本國民思想。元明時代，傳入日本文化，亦以禪宗為中心，不獨學問文化離不開禪宗，即藝術雕塑，乃至建築寺院，亦離不開僧侶。當時日廷，把禪宗僧侶擔任遣明使節。元明兩朝，我國方面，亦倣日本派遣佛教高僧擔當外交使節，赴日交涉。因此，中世時代，日本武家文化的形成無論是精神上或物質生活上，無不受宋代禪宗文化影響，這足與隋唐文化對日本中古時代文化影響，先後比美。佛教傳入日本，不唯改變了日本人的思想，使日本由草莽野蠻的階段，趨向於文明階段，並促使整個日本開化遠勝任何宗教，或學說加於日本的影響。
我國歷代東渡的高僧，都是德學兼優，不獨為傳播佛教，弘揚中國文化，並且為國家民族爭取了不少的榮譽。這些東渡高僧，不獨精通儒釋，工於詩文，且多擅於書法、繪畫，對日本文化啟發，促進日本文化從草莽中走上燦爛光輝坦途，其中以鑑真、道隆、祖元、一山一寧、隱元等人貢獻最大。鑑真為唐代高僧，他應日僧榮叡、普照等邀請，赴日傳戒，經五次東渡失敗，最後一次率徒眾二十五人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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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使東渡，於奈良東大寺設壇傳戒，自聖武天皇以下四百餘人，從其受戒，天平寶字三年又創立唐招提寺。東大寺為日本佛教總本山，確立其權威與地位，即由鑑真始。日本律宗亦奉鑑真為始祖，其對日本戒律的弘傳及文化上的貢獻，功績尤偉。
道隆為宋代高僧，寬平四年（一二四六）東渡，受執權北條時賴之皈依，創建巨福山建長寺，是日本有禪宗之始，祖元係受北條時宗邀請，於弘安二年（一二七九）東渡，在鎌倉住建長寺，大揚禪風。據日本高僧傳卷二十一：祖元明州人，曾任靈隱寺二座，台州真如寺主持，四明天童寺首座，避元兵轉展各地，白刄加頸，九死一生，而終於宋亡之次年（至元六十七年）八月渡日。當時北條時宗取得政權，因受元軍侵略威脅，乃禮請祖元至日，時宗以下鎌倉武士都皈依禪宗，終以禪定工夫，打破生死牢關，雖遭遇任何困難，都能從容不迫應付，實受祖元禪師的鼓勵，祖元開示曰：
「若能空一念，一切皆無惱，一切皆無怖，猶如著重甲，入諸魔賊陣，魔賊雖眾多，不被魔賊害，掉臂魔賊中，魔賊皆降伏。」
當元軍大舉進攻，迫近博多，鎌倉武士都能服膺祖元禪師法訓，終於一夜間，粉碎了元軍的攻擊，歸於殲滅。其後日宋南北呼應抗元之勢，久而不變，全得力於祖元力主抗元之策動。
一山一寧，為元代名僧，他奉世祖命赴日交涉，初被日本疑間諜，遭受逮捕，不久釋放。他在日本不獨鼓吹禪宗，並傳播宋學的種籽，這和殘唐五代時期，由僧侶來傳儒家之薪，以後開出宋學的燦爛之花，如同一轍。日本禪僧大率兼通儒學，如虎關師鍊，嘗博覽經史百家之書，從一山一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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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易說及太玄之旨，於宋儒則排斥朱子，而推重周濂溪。如五山文學大家，著空華日工集之義堂周信，七歲就讀儒書，涉獵經史百家，持論揉合儒釋，以五常同於佛門五戒，以孟子、中庸、孝經為人所必讀。……
道彝、一如，為明代高僧，明初我國東南沿海各城市，時遭倭寇掠刼，這時日本南北對峙，初因良懷斬殺明使，兩國關係一度緊張複雜。明太祖始派祖闡、克勤二僧擔當使節，赴日疏通，未獲結果。一四○二年，又派遣道彝、一如二僧持國書，擔任使節，訪問日本，至兵庫登岸，日本國王，特至兵庫迎接，並以武士警衞，迎至京都，宣讀國書，頒佈大統曆，日廷以上賓禮待之，自此中日兩國關係，由於高僧從中斡旋，得以緩和。
隱元隆琦，為明末福清縣黃檗山主持，才德冠時。明亡，滿人入主中夏，被壓迫而流亡者，寄居長崎既夥，輾轉以入日本內地者亦不乏人；其留名史策，於日本文化有重大貢獻者，大儒則有朱舜水，高僧則有隱元、木庵、即非、獨立等。即非、獨立、心越，精於書法，獨立更精於醫道，長崎有高天漪學獨立書法，馳名於世。近世唐式書法第一人為北島雪山，曾就杭州俞立法，學文徵明書法，又學於獨立。隱元於明永曆十八年（一六五四），率門下二十餘人先朱舜水五年抵長崎，後於宇治開宗黃檗，龍吟虎嘯，大振宗風，深得將軍德川家綱、大志酒井、忠勝等尊信，開萬福寺於宇治，為日本黃檗宗之祖。迄今此宗共有佛寺五百零二座，信徒八萬餘人。宇治黃檗寺中，儀制法式概承明風，誦經亦用唐音，自隱元以後，主持十三世皆為華僧，並有日本內地小中國之稱。隱元並獲太上皇皈依，隱元病時，太上皇願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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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可謂崇敬極矣。復賜大光普照國師號，其門下英傑輩出，法化之隆，足與唐之鑑真、宋之道隆、元之一山，先後媲美；其影響於日本國民精神生活者，「亘古一人，於今無匹」！
佛教傳入日本以後，在日本所發生的影響，無論於日本文化、藝術、或國民道德精神，不僅改變日人思想，增進了國民幸福，並在整個日本國家社會，國民生活習慣各方面都起了領導作用。要論其影響，這是任何宗教或學術思想之所不及的。
滿人入主華夏，中國在異族統治下，國運日漸衰落，在外交、軍事、政治迭遭失敗，喪權辱國，舉國悲憤。日本明治維新，接受西方物質文明，不啻受西方覇道思想鼓勵，軍人得勢，迷信武力，以侵略為能事。一戰勝我，再戰勝俄，遂成為東方一大強國。敝屣東方王道文化，不唯把日本國民許多優良的美德喪失，並把隋唐以來，兩國先民、高僧辛辛苦苦所建立大乘佛教同體大悲的精神，變成「自我殘暴」主義，處處都為自我打算。這時我國佛教碩德太虛大師，目覩兩國佛教輝煌的歷史，所建立的崇高友誼，將因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抬頭，遭受毀滅，乃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夏季，在廬山舉行「世界佛教聯合會」，期以佛教來調和東西文化的衝突，促進中日兩國文化思想及政策上的親善。大師於大會講東西文化，分析西方為造工具的文化，東方為進德增善的文化，由於這次會議，係純粹佛教性會議，贏得日本佛教第一流學者參加，若印度佛教哲學專家木村泰賢，唯識學家佐伯定胤、水野梅曉、小林正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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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等佛教代表。各代表都有學術性的演說，歷時五日，當時中日兩國教育文化界人士，對此會議極為重視。日本佛教不讓中國佛教專美於先，隨於大會上決定於次年（十四年），於東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民國十四年十一月於東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我國出席代表為太虛大師、道階法師等二十餘人。太虛大師為代表團團長，在日本各地歡迎會上曾作三十餘次演講。大聲疾呼：「謀中日親善即所以發揚佛教真義，救世界混亂。」謂兩國佛教教友不論於學術思想，或道義上都應追蹤兩國先民及高僧所建立傳統的道路，謀兩國永遠的和平，深得日本朝野推重！大師留給日本文化界的印象，足與唐代之鑑真，宋代之道隆，元代之一寧，明末之隱元先生輝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先後對日發表讜論，警告日本軍閥懸崖勒馬，恢復中日和平；否則，同室操戈，戰爭發生後不堪設想。他的「將來不歸俄，即歸於美」之名言，觀今日之東亞大局，不幸而言中，誠令人不勝感歎之至。
國父 孫中山先生，亦因日本軍閥野心勃勃，實非東亞之福，乃於民國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戶歡迎會上講「大亞洲主義」，明白痛陳其利害：「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覇道的鷹犬，或是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那知日本軍閥甘願做西方覇道的鷹犬，半世紀來，中日邦交的惡化，八年戰爭的結果，日本並未能侵吞中國，反替國際共產黨造機會，把中國大陸關進鐵幕，千島群島割歸蘇俄，致使日本處在蘇俄陸海空侵略的陰影之下。今日兩國人民應該記取兩國過去因相仇恨帶來了兩國災禍，更要警惕兩國今日共同敵人是誰？要覺悟中日兩國唇齒相依的命運；「無中國即無日本，無日本即無中國」的真理，唯有我們蔣總統才能深切的體會到，所以對日戰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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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不以日本國民為敵，在開羅會議，二千一百餘年的日本王朝，幾乎為羅斯福總統一筆勾銷，以洩其珍珠港被襲之恨；仁慈為懷的蔣總統一手撐持了這個王朝，保存了天皇地位，使其不墜！日本投降後，又以不報復主義對待日本，這個不報復主義，就是大乘佛教寃親平等主義，我們希望日本國民要長期審思這個不報復主義。今後兩國人民倘能依照大乘佛教自利利他，寃親平等主義，作為兩國合作的基本綱領，必能安定亞洲，鞏固世界永遠的和平。
佛教為東方文化的重鎮，中日兩國同受惠佛教文化薰陶最深，今後兩國國民應緊密追隨兩國佛教史上偉人的蹤跡。要獻身兩國文化交流，六十年來兩國邦交的惡化，固然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而兩國佛教徒未能運用大乘佛教同體大悲、寃親平等的精神，來緩和兩國政治上衝突，亦難辭其責！今後兩國邦交能否更進一步合作，就看兩國佛教徒致力於促進兩國文化交流的努力如何？「中日佛教交通史」，即本此目標而寫，希望能有助於兩國文化交流及兩國人民友誼增進！共同發揚東方王道文化，實現孫總理的「大亞洲主義！」
今後兩國國民應本同文同種之關係，通力全作，不應以狹窄的國家觀念，種族的偏見，遮蔽歷史上的光輝。現代文化是世界的，由許多文明民族累積交換而成，凡閉明塞聰，夜郎自大，偽造歷史，欲奴役其他民族，以完成其自我陶醉優越感的國家終必歸於失敗。現在日本的偏激歐化論學者，以及狹義的國家主義的人，都竭力排斥漢學，甚至以為漢學阻碍日本文化進步，廢止漢學，封存漢文典籍都有人主張，但是有心的日本人一定會知道，離開中國文化，明治以前的日本，將沒有文化可說；否定中國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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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和價值，也就等於否定日本自身的文化價值；離開漢文，日本人就不能讀他們的國史研究他的古代文化，這當然是錯誤的不應當有的想法。因此，我們切盼日本史學家們應面對事實。俄國人不諱言曾經臣屬蒙古欽察汗國；英國人不諱言曾為羅馬人諾曼人之所征服；美國人不諱言曾為英、法、荷、西諸國殖民地，尤其為英國殖民地；中國人也不諱言曾為蒙古人、滿洲人入主中夏，因其事實上不可否認的事，也就不必諱言。唯有日本史家對其開國初期的歷史，忌諱極多，不敢正視史實，一味以神話迷信為徵信。對於徐福的事，多方曲解；對卑彌呼的事，多方曲辭；對於通使宋齊數世之倭王，亦多方曲解，抹煞事實。推其原因，多由於以為「有傷國體」的偏見所致，以致中日兩國未能做到如英美同文同種緊密的關係。二十世紀，民主的日本學者，今日日本國民已享有現代人類最高的文化，不應再以無知島民的一套「天降神話」來麻醉今日日本知識青年，應面對事實。對日本神話的古代史應重加修正，使現代日本知識青年，對其本國開國歷史有個正確了解，這該是現代日本史學家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