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統一全國，在亞洲建立了強大帝國。武功昭著，文物鼎盛，其領土之廣，東至高麗，西至波斯，疆域之廣，曠古未有。威振亞洲，澤及四夷，異族聞風向慕，遣使朝貢，不絕於途。其對中國文化傳播四隣，影響極大！

日本在唐代二百八十九年間（六一八—九○六年），據新舊唐書及日本史籍所載，先後遣使通聘入唐達十八次（內有送唐客使四次，迎入唐使一次），或說十九次、二十次之多。由於當時海航技術尚未發達，航路艱險，能克服因難，順利完成使命者，僅有十餘次。日本遣使前來中國，其目的在輸入大唐之政制、法令、佛學、文化、經典、美術等文物制度，以為日本改革內政建立中央統一政權之準繩。是故日本遣唐使節的目的，乃具有一種政治使節和文化使節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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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因之每次使節人選之良莠，不僅有關日本國譽，且於吸取中國文化，亦有很大關係。是故日本每次任命使節人員，必選拔通於經史精於文筆而明瞭唐朝政情者充之。即如第八次遣唐使栗田真人到了中國，當時我國人看到使人的儀容大方，都說是從君子國來的。舊唐書東夷傳有真人的一段：「朝臣真人者猶中國戶部尚書，冠進德冠，其頂為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真人好讀經史屬文，容止溫雅」。第十二次遣使藤原清河，他朝見時，唐玄宗讚曰：「趨揖自異，不辱禮儀國日本之名」。副使吉備真節，曾入唐留學達十七年之久，通經史，馳名唐朝，後曾出任右大臣。若石上宅嗣（第十四次副使）性格朗悟，博識經史，擅於文章，巧草隸書，有姿儀，後任大卿言。若管原清公（第十八次遣使判官）博通學藝，才德甚高，年少時遊於大學，出陪東宮。藤原常嗣（第十九次遣使），曾遊於大學，涉獵史記漢書，讀誦文選，好文章並善隸書，性情明朗，威儀優美，曾任參議。菅原善主，少年聰慧，儀容豐美，頗有辯才。菅原道真（為第二十次遣唐大使），均年十有八及第文章生，後曾任右大臣文學博士。以上所舉，為當時日本遣唐使中最優秀者，日本為吸收先進國文化，因此，日廷在任選使節人員時，不唯注重使節人員的中國文化修養，且兼顧學問素養及人格風度，故入唐使節人選多為品格高尚的飽學之士。

日本遣唐使節的目的，其在輸入唐代文物制度，故遣唐使組織的規模，非常龐大，其中包括大使、副使、判官、錄司，以及留學生及學問僧等，其人數多達五六百人，要以年代而論，可分三期：

一、初唐時期　自唐開國至唐高宗末年約六七十年，先後共五次；在此五次中，每次除大使、副使外，並遣留學生。第一次遣唐使，唐貞觀四年（六三○），日廷遣大仁犬上御田鍬、大仁藥師惠日使於唐。唐貞觀六年（六三二年），太宗遣高表仁送還犬上御田鍬時，學問僧靈雲、僧旻及勝島養等隨同回國。唐貞觀十四年（六四○年），學問僧請安，留學生高向玄理等，亦經新羅歸國；於是隋朝所遣之留學生，此時多相繼回國。第二次遣使，高宗永徽四年（六五三年），除大使及留學生巨勢藥、冰老人外，並有學問僧道嚴、道通、道光、惠施、覺勝、辨正、惠照、僧忍、知聰、道昭、定惠、安達、道觀等一百二十餘人，隨同來唐，求學佛法，道昭就學於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師，學習法相因明等學。這是日本入唐學問僧最多的一次。唐顯慶三年（六五八），沙門智通、智達奉命乘新羅商船來唐，依玄奘法師學，因此傳唯識、法相學於日本。在初唐時，麟德二年（六六五年）、及乾封二年（六六七年），唐朝曾有二次送使回日本。

二、中唐時期　自唐長安元年至上元二年（七○一至七七五年），在此時期內，日本前後共有五次遣唐使，這時武后執政。第六次遣使，於唐長安元年（七○一年），這次除大使外，並有道慈隨同栗田真人入唐，訪諸名僧，傳真言宗於日本。第七次遣使，除大使、副大使外，並有隨員五百五十七人，留學生阿部仲麻呂、吉備真備、學問僧玄昉等同行。仲麻呂後留唐未歸。第八次遣使，唐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大使及隨員總數達五百九十四人，分乘四船出發，次年至唐。先期留學生吉備真備、僧玄昉等隨同回國，玄昉獻佛像及經典五千餘卷，玄昉模仿唐制創建國分寺。吉備真備齎回唐禮百三十卷、太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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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經一卷、太衍曆立成十二卷、樂書要錄十卷及其他弓箭管樂等。真備在唐十八年，精通經史曆等，對於中國文化之輸入，頗有顯著的功績。其携歸之唐禮，對於日廷禮儀影響甚巨。第九次遣使，在唐天寶九年（七五○年）藤原清河為大使，大伴古麻呂為副使，並以吉備真備副之。第十次遣使在唐肅宗乾元二年（七五九年）。第十一次遣使，在唐代宗大曆十年（七七五年），日廷任命佐伯今毛人為遣唐大使。第三次送唐使，在唐上元二年（七六一年）。中唐時期，日本來唐學問僧，以玄昉最為顯要，我國東渡高僧則以鑑真律師等為著名（隨古麻呂船至日），傳律宗於日本，朝臣競來問法。孝謙皇帝卒至捨身，是為日本律宗之始祖。

三、唐末時期　自唐代宗大歷十年至唐昭宗乾寧元年（七七五至八九四），日本先後四次遣唐使；唐朝僅一次送唐使。第十二次遣唐使，以石川道益為副使，並以菅原清河、高級遠成等為判官隨之。於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入唐（八○一年）；八○三年自難波出發，旋遭風船破，並有溺死者，乃折還，廷至次年分乘四船使於唐。這次留學生中有橘逸勢等，學問僧則有空海、最澄等，於八○五年歸至日本，是為傳密教與天臺宗於日本的兩大祖師，對於日本佛教開展及影響日本國民道德思想最大的高僧。唐文宗太和八年（八三四年），日本第十三次遣使，以藤原常嗣為大使，小野篁為副使，一行六百五十餘人，於八三六年分乘四舶，自筑紫出發，途遇暴風，第三舶折壞。次年，僅以三船再發，復遭逆風，折還。常嗣等至唐，由楊州入長安，進謁文宗皇帝；開成四年（八三九年）復入貢。常嗣等於八三九年歸國。自此以後，日人朝野上下無不視渡唐為畏途，故唐日間通使往來，逐漸停頓；但唐代商人往日本者，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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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增多，日本商人亦有至唐之明台貿易者，自八三九年至唐亡，凡七十年間，往來唐日間商船，見於史籍書不下四十次。其中以唐之商舶為最多。唐日僧侶及商人往來，都乘商船；日僧惠運、圓珍都乘唐人商船來唐。八五八年，更乘唐人李延孝之船歸國，即為顯著的例證。唐昭宗乾寧元年（八九四年），是為最後一次遣使，因唐室衰落，政治混亂，已引不起日人的興趣。自此唐日在政治上往來無形中停頓，唯有商人僧侶繼續往來，並且日漸頻繁。

我國文化東渡，以唐代為最盛，日本受我國文化之影響，亦以唐代文物制度、為最大。「日本第七次遣唐使多治比縣守歸國，朝見日廷時，猶服玄宗所賜之朝服，翌七一九年，詔令天下百姓，悉倣唐制。衣皆右襟，於是日本服裝，漸次模擬唐式。八○三年，日廷饗宴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等時，倣用中國烹調法。……唐式住宅建築亦由是時留學生傳入列島，如法隆寺之傳法堂，乃唐式貴族邸宅建築之唯一標本。」（見王輯五之中國日本交通文化史七四頁）。由此可知日本在唐代樣樣仿效唐制，而且接收唐朝文化者，當以留學生為最。吉備真備於唐玄宗時入唐，時年二十二歲，留唐十八年，深究經文、算術、天文等諸學藝。歸國後，侍講禮記及漢書等；與真備同揚名於唐者，則有阿部仲麻呂，仲麻呂於七一七年入唐，仕唐不歸，官至光祿大夫御史中丞，並改名曰朝衡；唐德宗時來朝之橘逸勞，亦以文學見稱，唐人呼之為橘秀才。

唐代承繼隋業，統一天下，為東方一大帝國，武功昭著，文物鼎盛，威振亞洲，澤及四夷，為中國史上之文物極盛時代。四隣各國，皆稱嚮服，遣使朝貢，不絕於途。遠之西方猶太人、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以及大食人等相繼入唐朝貢貿易，近之如高昌國、新羅、百濟、高句麗、日本等，亦都相繼入貢。尤以日本受唐代文物制度影響之深且厚，前述隋代派遣至中國之留學生、學問僧，均於唐初先後返國，推古天皇卅一年（西元六二三年），學問僧惠齊、惠光、醫惠日，學生倭漢福田等自唐回國。他們向日廷奏陳從前到隋去留學的人，都學已成業，應當招回國來，並認為大唐法式完善，日本應繼續派遣使節去修好，派遣學生去深造（註一）。這時，日本正實行文化革新運動，急欲移植大陸優秀文化，以為建國的楷模，於是遣使入唐，以期輸入唐代文物制度。木宮泰彥云：「在中國，隋亡唐興，其文物制度大為整備。先是由於遣隋使之派遣，而與優秀之中國文化接觸，結果遂得以完成大化革新之偉業。唯日本知識階級猶以為未足，益思欲再移植文化遣唐使之派遺，則為移植中國文化之手段也」（註二）。在日本有關遣唐使節的名稱；世稱「遣唐使」，或稱「入唐使」，又曰「西海使」，由於是歷朝派遣使成為定制，故日人稱「為祖先之遺謀」，或稱「祖法」，可見「遣唐使」留予日本國民深厚之印象。

遣唐使，自舒明天皇二年（六三○）八月，犬上三田耜（此與推古天皇二十二年，遣隋使犬上御田鍬並非同一人）開始，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八九四）九月停止。在此二十六代二百六十四年間，先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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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木宮泰彥區別遣唐使為四期（註三）：

第一期為自舒明天皇二年（西元六三○年，唐太宗貞觀四年）至欽明天皇五年（西元六五九年，唐高宗顯慶四年），其間凡三十年，先後派遣使達四次之多。

第二期為自天智天皇四年（西元六六五年，唐高宗麟德二年）至天智八年（西元六六九年，高宗總章二年），其間凡五年先後派遣使節三次。

第三期為自文武天皇大寶元年（七○一年，武后長安元年）至孝謙天皇天平勝寶二年（七五○年，唐玄宗元寶九年），其間凡五十年，先後派遣使節達五次。

第四期為自光仁天皇寶龜九年（七七八年，唐代宗大曆十三年）至仁明天皇永和元年（八三四年，唐文宗太和八年），共六十年，先後派遣使節達三次。

遣唐使節組織人員，每期人員都因時而異。各期以大使、副使各一人；第三期以後，大使四位，副使為五位，每期大使、副使、判官、錄事，皆為遣唐四等官。其次遣唐使節職員（註四），則有知乘船事、造舶都匠、譯語、主神、醫師、陰陽師、畫師、史生、射手、船師、音樂長、新羅譯語、奄美譯語、卜部、雜使、音聲生、玉生、鍜生、鑄生、細工生、船匠、柁師、傔人、挾抄、水手長、水手等。其他多數為學問僧，學生及傔從等，因此，每次遣唐使人數甚多。初期大約為二百四十五人，文武天皇以後，其人數加倍，大約在五百人左右，到了元正朝五百五十七人，聖武朝五百九十四人，仁明朝第十九次遣唐使時，其人數多達六百五十一人左右，這一行分乘四舶出發。

當遣唐使出發時，日廷對大使、副使等所賜多額砂金。桓武朝之大使藤原葛野麻呂賜二百兩，副使石川道益百五十兩；仁明朝之大使藤原常嗣賜二百兩，副使小野篁賜百兩。又據延喜式所載遣唐使出發時，朝廷所賜各物如下：

以上所列日廷所賜物品係充當遣唐使等赴唐旅費。有時所持物品變賣尚不夠旅費之用。桓武朝及仁明朝之遣唐使一行，赴長安，判官以下水手，以上每人絹五疋，尚不夠至長安旅費，當再由日本寄來。

當時航海技術尚在幼稚時代，舟行航海全靠風力及棹櫓，故同行人員之中半數以為水手。即如第十六次迎入唐大使高元慶等，於淳仁天皇寶字八月自唐歸國，唐廷曾造一船長八丈之長送之歸國。除水手長及唐使沈惟岳九人外，同行有水手三人（註五）。唐鑑真於聖武天皇二十年赴日，由揚州乘船出發，全船中共三十五人，其中水手達十八人之多（註六）。

遣唐使航路，當時約分北路、南島路及南路等三條航路：

一、北路，又名「新羅路」，亦稱「渤海道」，早在隋朝時代，中日間往來使節即循此航路，隋煬帝大業四年（六○八），隋使斐世清赴日時便取航北路。隋書東夷傳載：

竹島即今韓國全羅南道西邊之島，耽羅國即濟洲島，都斯麻即對馬，一支國即壹岐島，竹斯國即筑紫，秦王國即周防。

取道北路之遣唐使舶，自博多出發，經壹岐對馬，通過朝鮮半島，南畔與濟州島間，再由此沿朝鮮半島西岸及遼東半島東岸，橫斷黃海，至山東半島北岸之萊州或登州上陸，再循陸路，由登州府、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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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青州府、濟南府，經曹州府而到開封，自開封則沿黃河及渭水之南岸西行，經洛陽、永寧、函谷關、潼關、渭南而至唐朝都城長安，歸路亦循此行程（註七）。第七次以前之遣唐使，除第四次遣唐使，其餘都經北路往來中日之間。

二、南島路，取道南島路之遣唐使舶，自筑紫大津浦出發，立即直取西航，經肥前國松浦郡庇良島（平戶島），由此轉南航駛，沿天草島、薩摩國之沿岸南下，循序航行種子島，夜久（屋久島）、吐火島（寶七島）、奄美、度感、阿兒奈波（沖繩島）、球美（久米島）、信寬（石垣島）等，南航橫斷東中國海，到達長江口地域之港口，再由此循陸路入唐都長安。第二期末及第三期遣唐使大體均循此航路來往中日之間。唐僧鑑真赴日亦循南島路。

當時遣唐使舶之所以要循南島路，尤以第三期遣唐使捨棄北路者，因為新羅自公元六七六年（唐高宗儀鳳元年，日本天武白鳳五年）統一半島後，停止以往對於日本稱臣納貢之屬國式外交，要求與日本採取平等外交。因此，日本與新羅之關係逐漸惡化，為避免通過新羅領海時發生危險，故另闢新航路。第八次遣唐使栗田真人等亦循此新航路駛來中國。

三、南路，所謂南路，又稱大洋路，由博多出發，經肥前國松浦郡值嘉島（平戶，五島列島）之庇良島（平戶島）、宇久島、遠值賀島（小值駕島）、合蚕田浦、福江島等，等候風勢，如遇順風，便一氣呵成橫斷中國東海到長江口地區之楚州、揚州、明州等港口上岸，如在揚州上陸由此循運河北上，經邵泊、高郵、寶應縣，在楚州（淮安）入淮水，入通濟渠，經彭城進到汴京而登岸。然後再自汴州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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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路程與北路同。第十六次、第十八次、第十九次之遣唐使均取道南路往來中日之間。

以上所舉三路，南路海行當較北路與南島路為短，以現在之航海里程言，長崎至上海為四百六十九浬，長崎至芝罘為五百七十浬。自北路及南島路，途中停泊站多，頗費時日，經北路及南島路來往中日之間，海路所需日數平均約需三、四十日。唯南路，航行來往中日之海路，大體只需十日左右（註八）。要以陸路而言，南路亦較北路為短。南島路及南路遣唐使船到達中國大陸之地域大都為長江之地區，而南路由揚州至長安為二千七百五十三浬，北路之登州至長安為三千一百五十浬。由於南路之海、陸路均較北路便利，故自第三期以後之遣唐使大都均取南路來往中日之間。要以安全而言，北路雖較南路航路安全，然由於日本與新羅關係變更，寧願取道南路而放棄北路航程了。

根據木宮泰彥所製表格，遣唐使舶，經由南路到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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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沿岸上陸地點及回國時歸航地點，可作為參考：

註一：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卅一年。

註二：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七十四頁。

註三：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八十一—八十四頁。

註四：遣唐使節名稱，散見於延喜式三十，續紀、後記、續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等。

註五：見續日本紀孝仁天皇天平寶字五年八月條。

註六：見唐大和上東征傳。

註七：辻善之助著：「增訂海外交通史話」七八頁，木宮泰彥著、陳捷譯「中日交通史」（上）一○一—一○二頁。

註八：森克己著：「遣唐使」五一—五二頁。

遣唐使主要目的，在吸收唐代文化，故每次遣唐使往返時都携多數留學生，接送留學生無異為遣唐使主要任務。在唐朝二百六十餘年間，日本先後遣使入唐通聘在二十次，平均約二十年始有一次遣唐使來往中日之間，實際上搭遣唐使舶入唐入留學生、學問僧，其人數較少（請參閱本章各節入唐留學生及學問僧表），而自覓商舶或乘新羅使舶入唐者，為數當不少。唯這一類留學生，或學問僧，因非日廷派遣，故官書未記載其事蹟，無從稽考。另有部分官派之留學生，雖學成歸國，因門第家世不顯，終身默默無聞，而未留名於青史者，亦復不少。前列入唐留學生二十七名中，歸國後僅有吉備真備一人在仕途上有殊榮外，餘皆默默無聞。

遣唐留學生，不獨在唐朝學得多種學藝與宗教，傳入日本，當其回國時，大都携有書籍、經卷、佛具、器物等，由於當時交通不便，搬運困難，故所携書籍、物品，多屬珍本。在奈良朝以前因史籍上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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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故無從稽考。唯自奈良朝以後，因有史籍可考，留學生携歸書籍，其中當以吉備真備帶回最多。計有唐禮一百三十卷、大衍曆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序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絃纒漆角弓一張、馬上欲水漆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二卷。

玄昉携歸經論五千餘卷，行賀携歸聖教要文五百餘卷。就中以真備携歸書籍，對日本各種制度改革發生極大啟發作用。唐禮，對日廷禮儀之規定影響甚鉅，大衍曆經及大衍曆立成，對於日本曆法改革，亦有密切關係。奈良時代唐樂興隆，即受吉備携歸樂書樂器之啟發。吉備在唐留學期間對於築城及戰術，亦多所研究，後任太宰大貳時，曾獻策建築前國怡土城，惠美仲滿之亂時，因採用真備之戰術，終把賊軍悉數捕獲與殲滅（註一）。由於遣唐使目的，在輸入唐代高度文化，故使節人選多為當時日本國內之第一流人物，其隨行人員亦多為歸化人，無論對中國文化造就或品格修養，均居第一等。唐代文化鼎盛，玄宗時代，唐朝之官庫書籍充塞，開元十九年（七三一年）冬，玄宗臨幸集賢院之際，四庫書總數有八萬九千卷，其中經庫有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庫有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有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庫有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卷（註二）。天寶十二年（七五二年），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前來中國時，玄宗曾准許大使藤原清河等縱覽府庫之一切書籍，並開放裝飾有三史九經之教殿，供其參觀（註三）。由於使節人員在唐期間，不僅飽覽中國珍藏書籍，又携回許多珍貴史籍，以致得參入各種政治制度建立，對於日本文化制度之發達，貢獻頗大。其中以吉備真備最為顯著，其在太宰府任太貳時，曾出任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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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西海諸節度使，仿唐式製造綿質襖冑各二萬二百五十具，以四十五具為一組，共分為五類。因五行之色而盡染板為碧、赤、黃、白、黑（註四）。天豐寶字七年（七六二年），淳仁天皇廢儀鳳曆採用新的大衍曆，確係吉備真備所奏請者。嵯峨天皇弘仁九年（八一八年），菅源清公任式部少輔時，曾奏請令天下之儀式，男女之衣服，悉依唐制。改五位以上之位記，皆從漢式。此外對於諸宮殿院堂門閣等亦皆仿唐式，重新裝以扇框，並採取唐朝百官朝拜天子時之儀節，制定百官朝拜天皇時之舞踏儀式，亦為菅源清河公所奏請施行者（註五）。其他律令制度仿唐式，不勝枚舉。又第十九次遣唐使判官藤原貞敏為彈琵琶之名手，在唐時曾師唐之琵琶名家劉二郎學妙曲，劉氏驚賞其才華，贈以曲語十卷，並妻以愛女，當其回國時，劉二郎贈貞敏以紫檀、紫藤琵琶各一面。貞敏回日後，先後出任仁明、文德、清和等三代天皇雅樂師，掃部頭之職（註六）。至於畫師入唐後，亦頗為活躍，以模仿唐代名畫風景，例如第十九次遣唐使藤原常嗣在登陸中國，於赴長安途次揚州時，於龍興寺法華道場瑠璃殿南廊之壁上，看到所懸掛之梁朝畫家韓幹所畫南岳、天臺兩大師畫像，乃命其其傔從栗田家繼以絹本模寫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其事云：「三月始畫南岳天臺兩大師像兩舖各三副，昔梁代有韓幹，是人當梁朝為畫手之第一畫家，若畫禽獸像，及乎著其眼，則能飛走，尋南岳大師顏影，寫著於揚州龍興寺，勅安置法花道場瑠璃殿南廊壁上，乃令大使傔從栗田家繼寫取，無一虧謬，遂於開元寺令其家繼圖絹上容貌衣服之體也，一依韓幹之樣」（註七）。日本遣唐使主要的目的，即在輸入唐代文物，是故每次遣唐使，不但在唐時間習學唐代進步的技術及優秀的藝能，而回國時，又提帶大批文物史籍及珍品寶物，現在奈良正倉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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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唐代文物，大部分為遣唐使所携歸者，其對於日本物質文明之啟發，有極大之影響。假使沒有遣唐使及留學生、學問僧之入唐輸入大唐時代光輝燦爛之中國文化，則日本文化之發展，當不知要延遲若干世經，這是日本史學家所共認者。

據「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註八）隋唐携歸書籍，總共一萬五千五百十六卷，其內容如下：

以上所列，除少數為日本學者所撰述外，餘皆為遣唐使及留學生傳自中國者，對於促進日本文化進步，貢獻極大！

茲將日本自西元六三○年（唐太宗貞觀四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至西元八九四年（唐昭宗乾寧元年，日本宇多天皇寬平六年）為止，在此二百六十四年間，先後派遣入唐留學生於史籍可考者，列表於次：

以上所列二十七名留學生，歸國後，對於日本政治、教育、醫學、文化，無不發揮其所學之才能。而予以日人更新之刺戟，故對於日本文化典章之發達，實有莫大之啟發作用，是為史學家所公認之史蹟。

隋唐以前，日本對我國文化、藝術、制度，僅依歸化人消極的輸入。到了唐代，則以積極派遣留學生及學問僧以期直接移植我國文化於日本。因此，我國文化東漸當以唐代為最盛，日本中古文化制度，都模仿唐制，其直接移植唐朝文化制度，則為留學生及學問僧。唐以前日本吸收我國文物制度，以儒家為主體，唐代學問僧，則以吸取佛教文化為要，而入唐留學僧，因入唐不易，在唐時期，用盡心機，以期獲取佛學知識。對於移植中國文物制度於日本，其功績較之留學生，則有過之無不及，其中有不少僧侶在日本佛教史上留下不朽的盛名。這可從空海大師於延曆廿三年隨第十八次遣唐使入唐，於同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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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到福州長溪縣時，致書福州觀察使請求入京一事可窺見其概：

空海致福州觀察使之書曰：

當時入唐留學僧侶，與留學生一樣，亦分為長期留學之學問僧及短期留學之請益僧兩種。光仁朝以前之留學僧大都為學問僧，以後則多為請益僧。而留學僧侶中，最顯著者，則為道昭就玄奘法師學法相宗，道慈就學三論法相於長安，其學業之優，極為唐玄宗所稱讚。歸國後，仿長安西明寺而建立大安寺。玄昉學法相宗於唐，歸國時携經論五千餘卷，住興福寺，頗受日廷優待。

日本天臺宗開宗祖師最澄（傳教），其於延曆二十三年（八○四年），與弟子義貞隨遣唐使入唐，依天臺山國清寺道邃學天台教，及佛瀧寺行滿座主學密教，翌年歸國，並携歸經典二百三十四部四百六十卷。次年奏請開天台宗，並設戒壇。又與最澄同時入唐之空海（弘法大師），其學密教於長安青龍寺，留唐凡二年，大同元年（八○六年）回國，並携新譯經典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梵字真言讚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論疏章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及真言宗始祖像。回日以後，先在高雄宣傳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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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四年（八○九年）賜東寺建灌頂堂：弘化七年（八一六年），建金剛峯寺於高野山，承和二年圓寂。圓行於仁明承和五年（八三八年）隨唐使入唐，就學長安青龍寺義真阿闍黎，學真言密教；次年，又隨遣唐使回國，携回佛具十六種、經典一百二十三卷，貢獻朝廷。其與圓行同時入唐的圓仁（慈覺大師），亦於承和五年，初學梵語於揚州，經至五臺山，又至長安青龍寺，就義真學密教。在唐九年，於承和十四年（八四七）回國，並携回經典及詩書等五百八十四部八百二卷，並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詳載他章），曾任天台第三代座主，頗受朝野信任。圓珍（智證大師），於仁壽三年（八五三），乘唐人欽良暉之船入唐，就福州開元寺學悉曇。八四五年巡禮天台山聖蹟，在越州開元寺就良讚學天台教，又學密教於長安，於八五八年由台州乘李延年之船回國。並携歸經典四百四十一部一千餘卷、道具法物十六種、碑銘文著拓本數種，於天安二年（八五六年）抵日，其與唐詩人極為友好。當其歸國時，並獲贈風藻餞言，迄今還存於園城寺中。

真如，原為親王，平城之第三子，被廢出家，先依法隆寺道詮學三論宗，後依空海學密教阿闍黎位，八六一年，奉勅入唐，貞觀四年七月至太宰乘唐人張友信之船入唐，九月至明州，六年五月來長安西明寺，後由廣州入印度，卒於羅越國。

綜觀以上所舉入唐學問僧最顯要者，對於唐代佛教經典傳承及中國文化的傳播，實盡了最大之努力與貢獻，使日本中古時文物制度得有長足進步，實為舉目所覩。

茲將入唐學問僧一覽表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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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舉入唐留學僧侶，僅舉其顯著者，未載史傳而遺漏者，在所難免。或者僅知其名，而不詳其事蹟者亦有之。即如金剛三昧（註一）、靈仙三藏（註二）都為入唐留學僧，對佛法深有研究者，近年來始闡明其事蹟。其中不知姓名者，當不知多少。這些高僧都甘冒萬里波濤，置生死於不顧，寄望於日本文化發達，勇敢直赴的偉人。或有為遣唐留學生，學問僧侍從，或任譯語者，雖未列為留學生，但常隨留學生，共甘苦，其功績足堪追述者，例如丁雄萬（註三），初於承和五年為遣唐使船之水手入唐。其隨請益僧圓仁行動，巡禮五臺山，留學長安，圓仁在唐十餘年間，常期隨從，同受辛苦。仁壽三年，又為請益僧圓珍譯語，再度入唐，奔走不休。圓仁、圓珍二僧，於日本佛教史上有不朽功勳，而丁雄萬卻隱功於勳者，亦為不應忘者。

註一：金剛三昧本名不傳，是日本唯一入天竺僧，唐元和十三年（弘仁九年），與蜀僧廣昇共登峨眉山，見西陽雜俎。這是新材出博士摘於日本南國關係史料補遺（藝文第六年九號）。

註二：靈仙三藏，是日本僧唯一參與唐朝譯經事業者。唐元和五年（弘仁元年）於長醴泉寺，與罽賓賓三藏賜紫沙門般若三藏等，從事大乘心地觀經梵夾的翻譯。後居五臺山數年，於靈境寺被毒殺，妻木直良氏曾作題為「參唐代譯場唯一之日本僧」（東洋學報第參卷第三號），闡明其事蹟。又於大日本佛教全書遊方傳叢中，列「靈仙三藏考行歷」。

註三：圓仁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姓名為丁勝小麿，後改名丁雄萬。圓珍行歷抄名丁萬。

以上三註明：見林宮泰彥之日華文化交流史之一五六頁。

由於入唐留學僧不絕於途，兼以唐僧及新羅僧往來日本，因此，佛教經典大量輸入日本，最著名者，則為玄昉自唐回國，携有經論一千七十六部合五千四十八卷及各式佛像，其所携歸數目正與唐玄宗開元初所編修之開元大藏經之部數一致。其餘尚有入唐留學僧及唐僧赴日時携入大批佛典，不勝枚舉。

日本入唐留學僧，或因時間太短，而入唐不易，故在唐時間，乃盡量抄寫各種經典，以備携回日本，從長學習。即如空海入唐後，在長安之青龍寺師惠果學習密教，秉承師意，令供奉丹青李真外十餘人，抄寫兩部大曼荼羅等十鋪，並集經生二十餘名，專抄金剛頂等之密部經典，復請供奉鑄博士趙吳代為造鑄所用道具，茲將入唐八家所携回之經典及佛物列後：

最澄

經論章疏傳記等凡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

台州求得者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內有天台法門二百餘卷）。

越州求得者一百零二部一百十五卷。（內有陀羅尼法門三十餘卷）。

真言道具等十餘種拓摺真跡等十七種。

空海

經論章疏傳記等凡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

新譯經等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

梵字真立讚等四十二部四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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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疏章三十二部一百七十卷。

真言道具九種。

胎藏金剛界等曼荼羅祖師影等十鋪。

惠果阿闍梨付囑物十三種。

常曉

經論章疏傳記等凡三十一部六十三卷。

大元帥大悲身像一軀。

大元帥本身將部曼荼羅一鋪。

大元帥忿怒身像一軀。

其他佛像軀、佛具數種。

圓行

經論章疏傳記凡六十九部一百二十三卷。

新譯來真言二十六部三十三卷。

梵字三部四卷。

顯教論疏章四十部八十八卷。

佛舍利三千餘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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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真阿闍梨咐囑物三種。

佛像曼荼羅十二種。

真言道具十六種。

圓仁

經論章疏傳記凡五百八十五部七百九十四卷。

揚州求得一百二十八部一百九十八卷。

五臺山求得者三十四部三十七卷。

長安求得者四百二十三部五百五十九卷。

揚州求得胎藏金剛與部曼荼羅諸尊壇樣高僧真影及舍利廿一種。

五臺山求得五臺山土石等。

長安求得胎藏金剛兩部曼荼羅諸尊壇樣道具等廿一種。

圓珍

經論章疏傳記等凡四百四十一部一千卷。

真言道具十六種。

曼荼羅數種。

雜碑銘文等石摺數種。

宗叡

經論章疏傳記等凡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

真言道具八種。

曼荼羅圖樣等十餘種。

佛舍利七十粒。

惠運

經論章疏傳記等凡一百八十卷。

以上所述為入唐八家携回經典總數，其中以天台宗及密教經典居多數。對日後日本天台、真言兩宗發展貢獻極大。尤以携回梵文或梵漢兩文之陀羅尼真言儀軌讚等，對於日本平安朝時代之佛教藝術影響頗大。梵字書籍之輸入，不特促進悉曇學（梵語學）大興，並使日本音韻學得以發展，日本五十音表之排列，即因梵語學之影響得以形成。入唐留學僧，除携回佛典外，並携歸儒家史書典籍詩文雜記，或摺本真跡之類。圓仁入唐所求經教目錄中記載：

一、揚州求得者有：

二、長安求得者有：

最澄之「法門道具等目錄」中之「書法目錄」所載書法類有：

宗叡之「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所載有：

在遣唐使時代，日本遣唐僧不但携歸大量佛經，中國文化書籍亦隨同輸入日本，促進日本啟發文明光彩運動，是故在此文化啟蒙運動過程中，佛教文化對於日本文化的洗禮，不僅居於重要地位，並且使佛教藝術，得在日本發揚光大。誠如陳水逢氏云：「而這些佛教文化及佛教藝術之得在日本滋長發達，終能使日本之藝術史上有一悠久的文化時代，成為藝術的中心」（註十）。日本王朝時代之藝術，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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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藝術為其中心，但日本藝術所受之影響，可分為三期：一、由漢、南北朝、隋唐傳入日本者，二、經朝鮮半島由南北朝傳入日本者，三、由印度、亞細亞，而與南北朝、隋唐相匯合後傳入日本者。西村真次博士所著：「日本文化論」，曾把中國藝術傳入日本之情況列表如次：（薩珊即波斯之薩珊王朝Sassanidae）

由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窺見日本文化、學藝、宗教等，全受中國唐代文化的薰陶，尤以受佛教文化薰染最深，是史學家所公認者。

註一：見日本續紀慶雲元年七月甲申條。

註二：見續日本紀光仁天皇寶龜六年冬十月條。

註三：見唐會要卷三十五。

註四：見東大寺要錄所引延曆僧錄。

註五：見續日本紀淳仁天皇平寶字六年七月丁未條。

註六：見續日本後紀仁明天皇永和九年八月丁戍條。

註七：見續日本後紀，仁明天皇承和九年十月丁丑條。

註八：見三代寶錄清和天皇貞觀九年冬十月四日己巳條。

註九：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第一。

註十：「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乃仿照隋書經籍志而編成者，隋書經籍志分為經部、字部、集部，並附以道經、佛經、經史、子、集四部共分四十目，日本國見在書目錄與其所異者，只是缺經史子集之部名，同時把隋書經籍志經部之緯書改編異說家，史部之地理改土地家而已。

註十一：日本高僧傳要文鈔第一弘法大師三頁。

註十二：陳水逢著：「中國文化之東漸與唐代政教對日本王朝時代的影響」一五六頁。

唐代中日交通往來之頻繁，由於唐舶往來兩國間之不斷，這時入唐請益僧或學問僧，大都乘唐舶來往。要是乘遣唐使舶往返中日間，實在不易，而遣唐使舶平均，差不多每二十年一次。因此，當時入唐日僧，十之八七乘唐舶。就如惠萼往來中日間三次，都乘唐舶，他始於仁明天皇承和八年秋入唐，這時巡禮五臺山，冬過天台山。翌年春為向本國求五臺山供料（註一），乘李隣德舶歸國。次於承和十一年入唐，文德實錄載惠萼携橘皇后所作繡文袈裟及寶幡鏡奩等入唐（註二），施與五臺僧，故又到五臺山施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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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養。承和十四年（註三）六月，乘張支信舶歸國。元亨釋書載：他至杭州鹽官縣雷池寺謁齊安國師（註四），伴其弟子義空歸國。第三回（註五）貞觀四年隨從真如法親王入唐，於翌年歸國。後世書傳其入唐年代有種種說法，就因他奉師命於承和十年為向日廷請求衣糧歸國（註六），翌年携日廷所賜黃金二百兩，再度入唐（註七）承和十四年六月同惠萼等歸國（註八）。

當時日本入唐無論為請益僧，或學問僧，都先下筑紫，至博多等候便船。回日大都在楚州尋覓便舶歸國。楚州新羅坊的譯語劉慎言，當時赴長安或五臺山日僧，常與他通訊，託其代覓便舶。圓仁、圓載、惠萼、仁好、性海等，或於仁明、文德時之入唐僧，都託其覓舶，於是當時入唐僧侶尋覓便舶，並沒有一般想像的困難。

當時入唐之日僧在唐期間極短，最長的圓仁為八年，惠運、圓珍為五年，在奈良以前，多達二十年、三十年。但以圓載而論，承和五年隨遣唐使入唐，元慶元年時於歸國途中，遇難溺死。其在唐三十八年零九個月，這見於圓珍行歷抄等（註九）。他在唐貪圖國家糧食，蓄妻不修正業，這給當時入唐僧極大的批評。這當然是屬於例外。

當時留學期間極短，普通為一、二年，超過五年時間的已經很少。而短期留學，只限於請益僧、還學僧。所謂還學僧，即隨遣唐使往還，等於觀光性質。所謂請益僧，即在未入唐民前，對佛法還有研究而有疑問不能自決，請求碩學大德釋疑。例如仁明朝之請益僧圓仁（註十），携延曆寺未決疑義三十條入唐，往天臺山國清寺請碩德高僧以解決疑義。又如隨十九次遣唐使之菅原梶成在未入唐以前已明達醫經，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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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診察，然因為尚有醫術上之疑義，必須請問，日廷乃命其入唐請益（見文德實錄）。所謂學問僧，其在本國學問已有相當根柢，但到唐朝除學習唐語外，溫習本國所曾習之學問。當濟詮入唐（註十一），謁圓珍時，探問唐朝風俗，及重在學習唐語之外，果能熟習唐語，即有相當地位，可充譯語。最澄入唐時，其徒義真從幼學漢音，能通唐語，因此，充當譯語。圓珍入唐，前與圓仁同行之丁雄萬，在唐十年時間，充其譯語。因此，彼等留學期間雖短，但其所得卻很多。各人抄寫及携歸經論章疏，多達數百部。最澄（註十二）於台州龍興寺凡三個月，入天台山學教義，一面雇經生數十人，台州刺史陸淳寄贈紙張，抄寫經論一百二十八部三百四十卷；又聞越州龍興寺藏經疏甚多，更前往觀，就順曉學祕密灌頂教，於同寺得真言及雜經迹等一百二部一百一十五卷，於此可見其一斑矣。這時入唐之學問僧，隨前往者不少。主要為充當抄寫搬運經論等任務，圓仁之從僧惟正、惟曉，及行者丁雄萬，常與圓仁同甘苦，扶助其學業，詳見圓仁入唐習法巡禮記。

遣唐學問僧、留學生，在唐時間不論長短，但其生活所需的費用也如隨遣唐使入唐者之數。則照延喜式三十所載：日廷所賜遣唐大使、副使、判官、錄書、譯師、醫師、留學生、學問僧、還學僧等物品（已如前述），即以此物品充當生活費用。如果單獨入唐之學問僧，日廷亦飭令當地政府賜贈物品。貞觀十六年的船入唐時（註十三），飭大宰府賜管內正稅稻千束，同十九年濟詮、安然、玄照、觀溪等入唐（註十四），特賜御府黃金，其他於此可知矣。不論在唐時間多久，但生活學費如發生困難，只要向本國政府請求衣糧，日廷馬上託便人贈送黃金。例如仁明朝之學問僧圓載，向本國請求衣糧，承和十年遣仁好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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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廷因請益僧圓仁，學問僧圓載等遠遊異域，缺乏旅費，便託仁好各賜黃金二百兩。又寬平五年，據在唐僧好真之牒文，乃飭令大宰府給衣糧使完成在唐之弘舉（註十五）。又桓武朝之學問僧，唯一參與唐朝譯經事業之日本僧靈仙（註十六），天長二年（八二五年）託渤海使上表求衣糧，淳和天皇特賜百金，由渤海僧貞素轉給。靈仙感聖恩之浩蕩，乃託貞素奉獻一萬粒舍利，新譯經二部；淳和天皇復託貞素賜百金。天長五年貞素至五臺山靈境寺訪靈仙，其既遷化，因此，甚為悲傷，並弔書詩一篇，慰其英魂。當時唐朝，不但有日本、新羅、渤海等使，及四方諸國，都派遣學生、學問僧至唐學習。唐朝對這些學問僧，亦給多種方便，予以照顧。聖武朝之學問僧榮叡、普照、玄朗、玄法等，唐朝每年賜絹二十五疋，並給四季時服。仁明朝之學問僧圓載，唐廷特賜給五年之衣糧。日僧在樸素僧院生活，時常有信徒布施，如遊歷諸方寺院，各州以龍興寺、開元寺為始，就寺院求食寄宿，而寺方可請求民家施與旅行費用。因此，這些在唐日僧，不論時間長短，在生活上絕無困難。圓仁與弟子惟正、惟曉，行者丁雄萬，自登州到五臺山凡二個月間，到處領受施與旅費，詳於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於此可見唐朝優待日僧一斑矣。反觀今日我國赴日求學的僧尼，不但食住要自備，即連研究佛法，亦需要繳學費。其他更不必說，世道人心，古今不可同日而語也。

入唐日本之留學生，由於不虞衣食之匱乏，且有足夠資財以供研究生活費用，可與中國文人學士禮尚往來；久而久之，不僅衣食住全為唐人同化，甚至連姓名也倣唐化，也是娶唐入婦女生混血兒。日本書紀載白雉五年，具有別倭種韓智興、趙元寶二人，隨從遣唐使來朝，所謂別倭種，就是日本留學生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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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婦女所生混血兒。又於大寶中入唐，以圍棊見寵於玄宗之僧弁正，於唐地生朝慶、朝元二子（註十七）。朝元來朝，父姓秦氏名來，聖武朝為遣唐使判官入唐，歸朝後歷任圖書頭、主計頭等職。又天平勝寶六年學年高內弓隨其妻高氏，男廣成、綠兒、乳母等，乘送渤海使板振鎌束船歸朝時，海上遇暴風，鎌束因遭風難，因有異邦婦女在船中，命水手等將內弓之妻、綠兒、乳母等擲於海中，至為悲慘（註十八）。不僅娶唐女，即在生活飲食調烹法及服裝形式，亦都由遣唐留學生傳入日本。平安朝初葉，漢法的烹飪法，常為朝廷採用賜宴。延曆二十二年三月為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副使石川道益餞宴，即以漢法烹飪。弘仁四年九月皇大弟設宴清涼殿時亦以漢法。又嘉祥二年十月賀仁明天皇四十歲，及賀嵯峨太后，所獻各種物品，以黑漆棚子二十基，在禮品中盛裝唐餅。唐茶早於奈良時代傳入，初時專供藥用。降及平安時代，傳教大師將茶種傳入，入唐留學僧傳入喝茶之道，故中國喝荼的風氣，遂傳入日本，終成為日本生活之一。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至近江滋賀之韓埼，過梵釋寺時，該寺大僧都永忠親煮茶奉獻，即賜御。永忠為寶龜初年留唐學僧，由於平常喜喫茶，因此，從這年起，即命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國徧植茶種，定為每年調物。凌雲集中就有嵯峨天皇詠茶詩句：「肅然幽興處，院裏滿茶烟」。夏日駕臨藤原冬嗣閑居院，亦有御製句：「吟詩不厭搗香茗，乘興侷宜聽稚彈」等，於是可知其對茶逐漸有風雅興趣。

在住宅方面，上流社會逐漸採用唐人式樣。天平十年建立之法隆寺傳法堂，以及光明皇后御母橘夫人所建住宅，却是當時唯一唐風貴族邸宅的構造。聖武天皇神龜元年十一月，採納大政官獻策，以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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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帝王所在之地，萬國朝會之所，不壯麗華貴不足以表威德為由，因此，飭令有司凡居於都城奈良官拜五位以上及庶人之有力營造者，皆構瓦舍，屋瓦塗以赤白色。藤原時代天皇寢殿構造，各各建築樣式，建築物與庭園的調和，都極盡優美發揮無比典雅的國風，建築的嚴正，左右均齊的配置，完全係受唐制的影響。中國人固有的趣味，可於中國的宮殿、寺觀、廟、官衙、陵墓等看出一切建築的方針。而平民住宅以主人居住之大房為中心，後為夫人居住之後房，大房之前有稱為院子之廣庭，左右有相對之廂房，以供家族居住，此等諸房皆以遊廊連結之，他如廚房、奴僕房屋、堆積物件之貯藏室等無不倣自中國式者（註十九）。

當時遣唐留學生與學問僧，因其入唐的目的不同，其所學各有專門學術與技能。留學生遠不及學問僧人數多，且單獨入唐留學機會較少，大都隨從遣唐使赴長安，均入學於國子監六國館，所學都屬專門學業。在入唐學生中最著名者，乃元正朝吉備真備，留唐十八年，博學經史眾藝。日本留學生能揚名於文史者，僅先有真備與朝衡（阿部仲麻呂）二人。其次為孝謙之膳大丘於長安國子監學經史儒學，歸朝後任大學教授，旋為博士；神護景雲二年七月奏請尊孔子為文宣王，對於奈良朝興隆與有力焉。專門學法律者，則有大和長岡，從少年即好學刑名，潛心研究，後與真備等同入唐請益僧，歸國後不僅當時法令專家，凡有法律疑義，皆請教於長岡，他與真備同刪定律令二十四條。辨別輕重之錯誤、矯正首尾之差違，對於日本刑法貢獻不少。在文學上最著名者，則有桓武朝之橘逸勢，唐人稱為橘秀才。其他仁明朝之春苑玉成為遣唐陰陽師兼陽請益學陰陽入唐，傳入難義一卷，以教陰陽寮諸生。旋為陰陽博士，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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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日本天文知識貢獻不少。菅原梶成為遣唐醫師兼醫請益生奉命入唐學醫術，歸返出任鍼博士及侍臣，對於日本醫學發達多所貢獻。由於留學生比學問僧少，前後無多大變化；反之，學問僧方面，從時代及遊歷場所不同，其所學宗派不同。因此，傳去之佛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也就隨時而有變遷，這請參閱各節所述，不難明其梗概也。

註一：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記第四。

註二：文德實錄嘉祥三年。

註三：安祥寺惠運傳。

註四：元亨釋書第六義空傳。

註五：頭陀親王入唐略記。

註六：入唐求法巡禮記第四。

註七：續後紀承和十一年七月條。

註八：續後紀承和十四年條。

註九：圓珍行歷抄，所述圓載不德等事項，今舉一例：「會昌三年日本國僧圓修惠運來到此山（天臺山），具知圓載犯尼之事。僧道詮和上曰：圓修道心，多有材學，在禪林寺，見圓載數出寺，舉聲大哭，國家與汝糧食，徒眾待汝學滿却歸本寺，流傳佛法，何不勤業，作此惡行，蒼蒼天天，圓載因此結怨含毒，圓修從天臺發去明州已後，載雇新羅僧將毒藥去擬殺圓修，修便上舡發去多日，事不著，便新羅僧却來曰：趁他不著，載曰叵耐耐夕」。

註十：圓仁撰入唐求法記巡禮。

註十一：智證大師傳。

註十二：傳教大師將來臺州錄，傳教大師將來越州錄。

註十三：三代實錄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五日條。

註十四：明匠略傳。

註十五：入唐五家傳。

註十六：入唐求法巡禮記靈仙三藏行歷考。

註十七：見懷風藻。

註十八：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一六六頁。

註十九：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