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代中日佛教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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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隋日通使之往來

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其歷史悠久。而日本文化之形成發展,又全受中國文化滋潤而有所進步。誠如內藤虎次郎博士說:「受中國文化之影響薰陶而形成的日本文化年代悠遠,而其政治社會上之各種措施之進步,亦逐漸依賴中國文化之沐浴而有所進步完成。」(註一)是故日本文化的形成,全受惠於中國文化陶範,是無異議。

六世紀以前,中日交通都假借朝鮮半島;南朝以來,我國五經博士、工藝技術及佛像經典,均經半島傳入日本。大批文化種子東被,不僅使日本歷史文化發展上,縮短了若干世紀,並使日本人深深地理解中國文化的精華,遂進一步而仰慕中國文化,學習中國文化,致有推古天皇時代派遣使節入隋,以圖直接移植中國文化於日本。誠如木宮泰彥說:「日本上古在物質精神兩方面,國民生活的內容得以逐漸豐富,都是仰仗中國文化,但此種文化,是經韓人和樂浪、帶方的漢人之手,順其自然徐徐流入,其勢極緩。後來日本的先覺者,稍讀中國典籍,對中國文化嚮慕愈深,再也不能長待其自然的推移,必須突進文化母國,直接移植優秀的文化,才能滿足慾望,而具體實行此種意志的,便是遣隋使之派遣」(註二)。是故日本派遣使節前來中國,其目的在於輸入中國之文物制度,以供日本改革政治之準繩。因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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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派遣使節人選,必經過慎重選拔優秀人才,對經史素有研究者任之,以便吸取中國文化。當推古天皇時,聖德太子攝政,太子聰頴好學,尤喜讀佛學,曾註疏法華經,極為高麗僧惠慈所歎服,其在國家制度上,欲以儒教為經綸天下之大本;在國民教化上,欲以佛教為指導精神之國策。其制訂十七條憲章,是以「篤敬三寶」為本,奠定日後佛教弘化的基礎。其力圖中國文化之吸取及佛教思想之移植,遂有小野妹子等之派遣。因當時日本仰慕中國文化,猶如近代日本之仰慕歐美文化,事無大小,無不以中國文化,國家制度,及社會風尚為範。朝野上下,以觀光中國為榮,日本力圖全盤中國化當以隋唐兩代為最盛的時期。

通觀隋代只有三十年,即自開皇九年至寧義二年(五八九——六一八年);隋文帝開皇元年,為日本敏達天皇九年(五八○),隋代三十年間,日本經敏達(五八五)、用明(五八五——五八七)、崇竣(五八八——五九二),而至推古二十五年(五九三——六一八),此期間日本尚在氏族社會時代。中日交通往來,見於史籍者,僅有四次,隋遣使至日僅有一次焉。而未見於史籍,其自動往來者,則不知凡幾,於是隋唐燦爛文化相繼傳入日本。

第一次遣使,隋書倭國傳:「開皇二十年(六○○),倭王姓阿母,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倭王即推古)。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母為弟,天未明時,出廳政,跏趺座,日出,便停理務耳,倭之我弟。高祖曰:以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北史東夷傳亦有與此相同記載。但日本學者以此事日本史籍未記載,認為邊區人或韓土之日本鎮將等所傳,此事不論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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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所為,但隋日通使,實以此為始也。

第二次遺使,隋書倭國傳:「大業三年(六○七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學』。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日史亦有記載:「推古十五年(六○七年),以小野妹子為大使,及通事鞍作福利入隋」。普通以此為遣隋之始,妹子等到隋,果奉其使命,翌年三月,隋書煬帝紀曰:「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六○八)三月壬戍,百濟、倭、赤土、加羅國並遣使貢方物」。日本一部分學者,以推古首與中國分庭抗禮,認為此為中日正式交通之始。其實日本與我國通使為時已久,唯以往純為外交上友誼聯繫,這次除使節人員外,「並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這是日本直接吸取我國佛教的開始,是開日本外交史上一新紀元。

隋文帝統一中國後,為籠絡民心,以利其統一,乃摒棄北周武帝之極端廢佛毀釋觀念,採取積極崇佛政策。文帝在位二十四年之間,大事興隆佛法,曾度僧尼二十三萬人,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書寫經論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多尊,宮內常造刺繡成像及畫像五色珠旛等不可稱計(註三)。文帝死後,煬帝繼其父志,崇信佛法。這時聖德太子間接自新羅及百濟獲悉隋代重興佛法,而與其弘教治國主義相符,遂派遣數十沙門入隋求學佛法。當時中國文教制度的健全,不僅優於日本,且冠於世界各國,誠如孫蘇姆氏(G.D.Sansom)所云:「唐時中國之政治或可以說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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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健全,最進步,且管理得最好者。抑有甚者,唐朝之物質文明生活,絕對的優於日本」(註四)。由於隋唐文物典章優於日本,因之,聖德太子之派遣使節通聘隋朝,除求佛法之外,並欲直接移植隋代光輝燦爛之中國文化。

隋煬帝為招致外蕃及宣揚中國文化起見,特派文林郎斐世清等十三人隨小野妹子經百濟至日本。大業四年(六○八年),大隋使斐世清等抵九州筑紫,日本朝廷遣難波吉師雄成導迎隋使。六月十五日至難波,是日飭船三十艘以迎隋使。越八月始迎世清等入京,是日飭騎士七十五護迎。八月十二日斐世清等入朝,上方物並國書,是日聖德太子、諸王、諸臣,頭著金髻華,衣服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其儀禮盛極。倭王與斐世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使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註五)可見當時日本仰慕中國新鮮文化之態度。

第三次遣使,隋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六○八年),隋使斐世清自難波啟程歸國,日又遣小野妹子為大使,大禮吉士雉成為小使、鞍作福利為通事,並遣留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八人,隋世清報聘,這是日本派遣留學生之嚆矢。

隨斐世清前來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等多人,他們留學時間很長,自隋至唐初二、三十年間,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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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政治組織及律令典章,以及社會風俗,耳聞目染,瞭如指掌,這批留學生一旦回國,對於日本部落式的政治組織,及族制社會的積弊,自然會感到不滿,不免有斷然要求改革的企圖,這種企圖雖始於南朝通使時期,但到了隋代這種企圖卻更加興旺。聖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階,即受我國政治制度及儒佛思想的啟發,小野妹子於大業五年回國,鞍作福利則久留未歸。

茲將日廷遣隋使節及隨員列表於次:

 赴隋返日 同行入隋 
次數中國年代日本年代西紀使節姓名中國年代日本年代西紀留學生備註
開皇廿年推古八年六○○使:小野妹子未詳未詳未詳 為朝鮮問題而派遣之政治性使節。
大業三年推古十五年六○七使:小野妹子,

通譯鞍作福利
大業四年推古十六年六○八沙門數十人隋使斐世清等十三人隨小野赴日通聘。
大業四年推古十六年六○八大使:小野妹子

小使:吉士雄成

通事:鞍作福利
大業五年推古十七年六○九福因、惠明、玄理、大國、僧旻、請安、惠隱、廣濟。送隋使斐世清等返國。
大業六年推古十八年六一○大使:小野妹子?未詳未詳未詳  
大業十年推古廿二年六一四大使:矢田部造

小使:犬上御田鍬
大業十一年推古廿三年六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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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遣隋使及文化之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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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古天皇十五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入隋通聘,其目的何在?日本書紀未載,隋書東夷傳曰:

「使者曰: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

北周武帝廢佛後,隋帝統一全國,聞隋朝復興佛教,故特遣使朝拜。但聖德太子遣使目的,果在求佛法?雖然第三次遣使同行,有學問僧四人及學生四人,但其目的不僅求取佛法,而在廣汎地移植大陸文化,這該是聖德太子主要的目的。

依隋書東夷傳,這時遣隋國書有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

善鄰國寶記引經籍後傳記:

日出處天皇,致書日沒處天子。

所謂天皇,顯係依隋書天子改書。大和朝廷與我國南朝往來,先後經過八次之多,這次該為中日直接國交之始。日本一般史學家認為倭五王與中國南朝通使,所上表文,都出於歸化人之手,甚多卑詞。聖德太子對隋朝國交,却以天子對天子對等地方,因此,引起隋煬帝閱其國書,甚為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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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煬帝「怪其意氣高遠」(經籍後傳記句),但當時煬帝正圖展開對四夷的外交,及宣揚中國文化,因此,亦不願與倭斷絕關係,這時,不僅遣斐世清持國書前往日本答聘,並授小野妹子以書信覆聖德太子。那知小野妹子返國途經百濟時,書信却被百濟所奪取,不得上,天皇曾詔辟臣議罪,以有失大國之書,而欲處小野以流刑之罪,終因以若被隋使聞悉,即恐有失其宜,乃特勅赦令免其罪。(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條)但本居宣長氏認為或因小野妹子不奏上有辱日本國體之覆書,而採取自我犧牲之態度,詐稱被掠者(註六)。宣長氏說法,却有幾分可能性,當時百濟正與日本交惡,不可能掠取煬帝致日廷的國書,而煬帝致日廷君侯之措詞含有教戒性之國書,百濟掠之毫無利益可言。小野妹子鑑於南朝致倭五王國書之措詞有上國致屬國君侯之口氣,唯恐引起日廷的憤怒,而有傷日隋國交,更有損日本輸入隋代文化的機會,因而故意撕毀而誣為被「百濟人」所掠取。至於斐世清隨小野妹子所持煬帝致日廷之國書,其口氣似為平等往來之信文,顯係日後所修改。大業三年(六○七),並遣常駿和王君政訪問赤土國,遣朱寬訪流求(臺灣),在此前後遣韋節及杜行滿訪西蕃諸國,煬帝既抱此開國進取之雄圖,正欲通倭,而倭自動來朝,雖其國書無禮,一時不悅,而煬帝必不致因此而與倭絕,故有斐世清訪日之舉,是隋朝一貫的政策。

同時,斐世清至日,宣達國書,並有教化倭王任務。日本書紀謂:

「皇帝問倭皇,使人長吏大禮蘇因高等至具懷,朕欽寶命,臨御區宇,思弘德化,覃被含靈,愛育之情,無隔遐爾,知皇介居海表,撫寧民庶,境內安樂,風俗融和,深氣至誠。遠修朝貢,丹秋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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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有嘉焉,稍喧,比如常也,故遣鴻臚寺掌客斐世清等,指宣往意,並送物如別」。

當時聖德太子因煬帝將天皇改為倭皇,黜天子號,甚為不滿。經籍後傳記其書曰:

「皇帝問倭王,聖德太子甚惡其黜天子之號,為倭王,而不賞其使」。

據此事實,日本書紀又改王為皇,文中所見蘇因高,乃指小野妹子,是為小野子之音寫。

斐世清回國時,日廷又遣妹子相送,一則是外交上儀禮,一則護送學生、學問僧,這時所呈國書,如日本書紀所載:

東天皇敬向西天皇帝,使人鴻臚卿掌客斐世清等,久憶方解,季秋薄冷,尊候何如,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禮蘇高因(小野妹子)、大禮乎那利等往,謹白不具。

聖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入隋,並有學生倭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旻、南淵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八人同行。顯係漢人於當時日本知識界所處位置之重要。故歸化漢人對日本吸收隋唐文化制度,促動大化革新之貢獻很大。

茲將遣隋留學生、學問僧列表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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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入隋年代回國年代留學年代備註
倭直福因六○八隋大業

三年
推古天皇

十六年
六二三唐高祖

武德六年
推古

卅一年
從新羅使歸國十五年 
新漢人廣濟六○八同前同前六二三同前同前同前十五年廣濟即惠齊也。
新漢人旻六○八隋大業

三年
推古天皇

十六年
六三二唐太宗

貞觀六年
舒明天皇

四年
從遣唐大使犬上御田鍬歸國廿四年日本書記推古天皇十六年條有日文者,而舒明天皇四年及孝德天皇元年則作旻,此二人應係同一人。僧旻後來參與大化革新,大化六年舉為十師,卒於白雉四年
志賀漢人惠隱六○八隋大業

三年
推古

十六年
六三九唐貞觀

十三年
舒明十一年從新羅使歸國卅一年舒明天皇十二年五月大齋會奉勅講無量壽經。
南淵漢人請安六○八同前同前六四○唐貞觀

十四年
舒明十二年同前卅二年日本書紀推古十六年九月條,有南淵漢人請安,曾為大化革新功臣中大兄皇子及中臣鎌足之師。
高向漢人玄理六○八同前同前同前同前同前同前卅二年曾參與大化革新,孝德天皇白雉五年為遣唐押使入唐未幾歿於唐
奈羅譯語惠明六○八同前同前 
新羅人大國六○八同前同前 
惠光六○八六二三唐武德

六年
推古

卅年
從新羅使歸國 
醫惠日六○八六二三同前同前同前續日本紀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二年條云:自百濟來歸之來王五世孫,留學於隋,學醫術賜名藥師。舒明及孝德為遣唐副使,其子孫世居難波,故稱難波藥師。
靈雲六○八六三二唐貞觀

六年
舒明

四年
從遣唐大使犬上御田鍬歸國。孝德天皇大化元年被舉為十師之一。
勝鳥養六○八六三二同前同前同前  
惠雲六○八六三九唐貞觀

十三年
  孝德天皇大化元年被舉為十師之一。

由上看來,遣隋留學生,留名於史書上,僅十數人,其數目雖不算多,但彼等留學期間却很長,有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永久。其所接觸的,亦不僅佛學,或是儒學,並在種種方面研究中國文化。其人數雖不多,但對日本文化,以及律令制度各方面影響,却是很大。由於他們從隋末至唐初,凡唐朝宮廷儀禮或政府組織,以及各種法制無不吸收,對日後大化革新運動,貢獻很大。

第四次遣使,隋大業十年(推古天皇二十二年)六月,復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於隋(見日本書紀),那時隋室已發生動搖,翌年七月,犬上御田鍬等回國,日本鑑於日隋交通不便,遣隋使遂從此告終。

當時隋日交通,可於斐世清赴日經過,得知其梗概。隋書倭國傳記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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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遣文林郎斐世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經都斯麻國,逈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國,其人同華夏,以為夷國,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東皆附庸於倭」。

所謂竹島,即今朝鮮全羅南道珍島西南之小島;耽羅國,即今濟州島;都斯麻國,即今對馬島;一支國,即今壹岐島;竹斯國,即今九州之筑紫。至於秦王國之所在,雖有安藝、嚴島說、讚岐說、周防說及難波說等,唯就地理上觀察之,似以周防說為近似,蓋當時山陽道西部多秦氏居住之故地。由此可知隋使之入倭,乃由百濟南下,經對馬、壹岐而至九州之筑紫,更東行沿瀨戶內海至畿內之難波津;這與南北朝時之中倭交通大致相同也。由百濟至隋、直橫斷黃海,抵達山東登州文登縣莫琊口(山東省靖海灣附近),或沿高句麗西海岸北上,更經遼東半島東海岸,橫切渤海灣口,山東登州附近上陸。前者是南朝時中倭交通航路,且日後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請益僧圓仁歸國時航路。後者是唐代與新羅、渤海等東方諸國往來交通航路。難波津是當時交通要地,為往來中國之出發地與著岸地區。

綜觀遣隋之學生及留學僧多屬漢人及新歸化漢人者。一則他們平常對於漢字有很多的涉獵,又略通中國語,研究中國文化最為適宜(註七)。當時日本一般文化水準較低,教育未普及,知識階級多屬歸化人,且多能通中國語,故精選留學生最合條件,他們留學時間較長,多達二三十年者,由於滯留中國時間最久,則與中國文化接觸,見聞自亦廣博,因此,對唐朝之宮廷儀禮,與政府組織及其他法制典章之編纂整理,都有涉及研究。故學成回國後,除積極奏陳朝廷改革廢政取範隋唐,並奏請朝廷召回留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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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留學生回國,並建議朝廷派遣更多留學生及學問僧赴唐學習。因此這些留學生,不但促進日本物質文明及內政改革,有莫大貢獻,甚至為大化革新主腦人物。其中以高向玄理及僧旻二人為國博士,與南淵請安共預大化革新,以輔弼國政最為顯著。

註一:內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

註二:本宮泰彥著:「日支交通史」第五章。

註三:見唐初溪琳著:「辯正論」。

註四:G. D. Sansom,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P83.

註五:見隋書倭國傳。

註六:見「日本書紀推古紀」。

註七:木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上)七七頁。

第三節 歸化人策動大化之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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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革新前後,在歸化人的歷史上,形成舊歸化人與新歸化之分。新舊之分,不僅於時間上有關係,即在智能方面亦有其重大的因素。

當欽明天皇時,高句麗國使所呈遞國書,即所謂「烏羽之表」。(註一)由大臣召集所有歸化漢人,加以翻譯,不料舊歸化人中竟無一人能解讀。當時敏達天皇(欽明已逝世)因國內竟無人能解讀,不唯有傷國體,且如何措理此項國書,頗感困擾。在無可奈何之下,乃囑「新參漢人」王辰爾者,試加註解,竟出乎意料,王辰爾一讀便知,不獨為敏達天皇解決了難題,而且有光於國家。於是對原有歸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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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加譴責,對王辰爾特加褒賞,隨侍殿中,王氏一族頓成日本皇室下的重臣,在中央集權的進行中,貢獻其卓越的智能與才華。因之,在「歸化漢人」的勢力上劃分為新舊兩個時代!

王辰爾一族,本來自朝鮮半島的漢人,他較秦漢等氏族為晚近。他在百濟等南朝鮮國家接受大陸南北朝新文化之洗禮,所以在文筆及學術思想各方面,較諸紀元前後陸續進入三島的舊漢人,具有更多的新知識。

策動大化革新的,主要為新來的漢人集團,推古以來策動遣隋遣唐使的派遣,主要的構成人員,即為「新參漢人」。在大化革新前後,為日本皇室建立律令奠定國家基礎的,亦復為新進「歸化漢人」,這些新「歸化漢人」集團,不僅策劃日本皇室在政治上改革,並鼓勵日人吸收隋唐律令制度之外,即在佛教文化方面,亦多所貢獻。

其中於大化革新貢獻最多最大者,則有二人:一是高向玄理;一是僧旻法師。大化革新主要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等人,都在新漢人集團指導之下,從事各種計劃。據日本書紀所載:「中臣鎌足常與中大兄皇子微服出行,潛往南淵請安草廬,接受周、易、孔子之教,並就改革計劃,與之密商。又據大織冠傳所載:鎌足於列席旻法師經堂聽其講解周易之際,旻法師特別對其注視,囑其謹慎將事。在蓬勃革新空氣之中,實際上指導大化革新者,乃新參漢人集團。尤以高向玄理與僧旻二人為革新運動領導者首領。他們擔任策劃革新重要的職務。他們二人同為隋代留學生,他在中國時間,除僧旻而外,也算最久。他於貞觀十四年(六四○年)與南淵請安等人,經由新羅回國。他在隋唐期間活動,以及返日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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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間,其事蹟雖不甚明白,但至大化革新,出任最高顧問的博士之後,其姓名大顯於世。高向不獨策劃大化改革,以其精通經書,對內外諸典,無不通曉,而對大化政府折衝樽俎,擔任外交工作」(註二)

當時日本政府喪失南朝鮮殖民地任那以後,新羅、百濟以及高句麗與日本關係,日趨緊張複雜。高向於大化二年(六四六)親至新羅,就任那問題,多方折衝。新羅要求日本協助對抗百濟與高句麗,日本未允,新羅轉向唐朝請求,日本為和緩唐朝不滿,高向又赴唐朝交涉,時齡已逾八旬,卒因病逝世,其所負緩和唐朝外交使命,雖未達成,但其在大和朝廷中屢建奇功,為大化革新最大功臣之一。

僧旻法師,同為大化革新重要人物,他隨小野妹子入隋,歷隋唐兩朝,先後達二十四年,自經史佛道,以至政制文物,無不精究。于貞觀六年隨遣唐使犬上御田鍬等,經由新羅回到日本,他把我國陰陽讖緯學說傳入日本,並對天智天皇講授易經,介紹祥瑞學說。這種學說,卻給當時改革派的士氣精神上很大鼓勵,在民智低下的奈良初期,此種神秘的天人感應之說,卻能收獲安定人心的作用。當旻法師病危時,孝德天皇特至安曇寺訪視,並握手曰:「法師如不幸,今日物故,則朕亦將于明日追隨黃泉」,其尊崇之極,於此可見。旻法師逝世後,孝德天皇果於翌年十月亦「追隨黃泉」而逝世了。

大化革新,是以中國化為最高理想,換句話說,大化革新,即在使日本全盤唐化運動。

高向玄理與僧旻二人,實為七世紀初期新參漢人的代表,其對日本大化的啟蒙,不獨上承漢、魏六朝文化,下啟隋、唐、宋、明的重大使命;在政治上,更為大化革新的重要功臣之一。

由於「新參漢人」的策劃指導,終使日本皇室脫離了數百年來歸化漢人壓制,獲得大和朝廷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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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制度的確立。以貴族為中心,官僚制度代替了舊有氏姓制度。因此以後,大陸高度文化,不斷輸入,發榮滋長的任務,全靠日人自己為之。

因此,奈良朝以後,「歸化人」在日本政治社會上影響力,不特逐漸衰落,同時,唐室興起後,東渡漢人,除却佛教高僧在日本享有特殊榮譽者外,更不復見,數世紀以來,「多數歸化集團」事蹟湮沒的原因,即在於此。

註一:宋越倫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九八頁。

註二:同上。

第四節 隋代文化對日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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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朝廷自與中國南朝斷絕往來之後,即自宋順帝昇明二年(四七八)倭武王上表稱貢以後,歷經南齊、南梁、南陳數朝一百二十餘年之久,中倭間未再往來。降及日本推古天皇之世,聖德太子攝政推行政治革新,聖德太子於推古天皇八年(六○○)遣使朝隋,直接吸取中國文化,自此中倭兩國交通,始正式恢復。

一、隋代文化影響於日本者,首為佛教。隋朝以前中國文物輸入日本,經由朝鮮半島間接輸入,佛教亦復不能例外,是故佛教雖於公元五二二年傳入日本,亦屬間接。至隋代初,聖德太子為推行新政,及振興佛教,曾先後派遣五次使節及許多留學僧入隋朝貢,研求佛法及輸入中國文化,典章制度,以期提高日本文化水準,促進國內改革,並與隋朝締結親善關係。隋書倭國傳亦云:大業三年(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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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云云。

於此可知,聖德太子遣隋留學僧,其目的,求學佛法,輸入佛教經典。木宮泰彥氏云:「日本在上古,於物心兩方面,使國民生活之得以內容益豐富者,皆期賴於中國的文化。此文化,乃韓人與樂浪帶方之漢人所齎,三三五五,順其自然,則半島徐徐流入,其勢極緩。但當時日本之先覺者,已稍讀中國典籍,理解中國文化,景仰之念甚厚,決不能久待此自然之推移也。必也突進於文化之母國,直接移植優秀之文化,方可以饜其欲望。而具體實行此意者,即派送隋朝使也。」(註一)

佛教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故聖德太子所派遣之留學僧,即在求學佛法。自六世紀至七世紀之初,日本政府逐漸安定,皇室亦富,各地興建佛寺,振興佛教,於是以佛教為文化中心而發出燦爛之花,這不能不歸功於聖德太子。聖德太子與佛教之關係,即在太子攝政之第二年下興隆佛教之詔,於其所制定之憲法第二條規定「篤敬三寶」,獎勵佛教,並與蘇我馬子共同致力於佛教之興隆。天子振興佛教,所收之效果,大約言之:

(一)以佛教之教義而養成和平和睦之精神,導動亂之人心趨於正途。
(二)接受佛教之文化以促進日本文化之發達。
(三)當時日本停滯於氏族社會階級,每一氏族各信奉其氏神,形成分裂之現象。太子提倡佛教,超越各氏族氏神之上,使人民普遍信奉佛教,由信仰統一以促成國家統一(註二)。於是佛教於日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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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促進日本文化發達,並收國家統一之效果。

太子自建攝津之四天王寺、大和之法隆寺、中宮尼寺、法起寺、山城之廣隆寺等。馬子於大和建法興寺,以及其他許多寺院。直至推古天皇之晚年,計建寺院四十六所。僧尼三千三百八十五人。惠慈、惠聰、惠觀、曇微等僧先後自半島來日本。朝廷為管理與取締僧尼而設僧正、僧部、法頭等僧官(註三)

太子所建之寺院,除日本國內技術人才全力以赴外,並招自百濟之木工、瓦工、雕刻、畫師等,因此,當時佛教建築、雕刻、繪畫,極為發達。太子建寺之目的,以四天王寺及法隆寺而論;以崇敬四天王而維護國土太平,法隆寺乃在興隆佛法。因之,法隆寺不唯為日本(日人自稱)現存世界最古之木造建築物。(是否原物,抑係重建,學者間尚有辯論)且其建築式樣,雖自百濟傳入,然推其本原,實模仿中國六朝時代之建築式樣,其繪畫雕刻亦多受中國六朝藝術之影響。此於中國六朝時代遺物雲岡之石窟及敦煌之壁畫中,可見其淵源。

其次,隋代文化影響於日本者,則為冠位之制度,憲法之制定,國史之編修,曆法之採用多如前述。

隋日交通路線如次:難波——秦王國——筑紫——壹岐對馬——竹島——百濟——山東——長安。

註一: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六○頁。

註二:余又蓀著「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二一頁。

註三:同上。



P.128

日本法隆寺西院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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