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傳入日本，其歷史悠久。而日本文化之形成發展，又全受中國文化滋潤而有所進步。誠如內藤虎次郎博士說：「受中國文化之影響薰陶而形成的日本文化年代悠遠，而其政治社會上之各種措施之進步，亦逐漸依賴中國文化之沐浴而有所進步完成。」（註一）是故日本文化的形成，全受惠於中國文化陶範，是無異議。

六世紀以前，中日交通都假借朝鮮半島；南朝以來，我國五經博士、工藝技術及佛像經典，均經半島傳入日本。大批文化種子東被，不僅使日本歷史文化發展上，縮短了若干世紀，並使日本人深深地理解中國文化的精華，遂進一步而仰慕中國文化，學習中國文化，致有推古天皇時代派遣使節入隋，以圖直接移植中國文化於日本。誠如木宮泰彥說：「日本上古在物質精神兩方面，國民生活的內容得以逐漸豐富，都是仰仗中國文化，但此種文化，是經韓人和樂浪、帶方的漢人之手，順其自然徐徐流入，其勢極緩。後來日本的先覺者，稍讀中國典籍，對中國文化嚮慕愈深，再也不能長待其自然的推移，必須突進文化母國，直接移植優秀的文化，才能滿足慾望，而具體實行此種意志的，便是遣隋使之派遣」（註二）。是故日本派遣使節前來中國，其目的在於輸入中國之文物制度，以供日本改革政治之準繩。因此，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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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派遣使節人選，必經過慎重選拔優秀人才，對經史素有研究者任之，以便吸取中國文化。當推古天皇時，聖德太子攝政，太子聰頴好學，尤喜讀佛學，曾註疏法華經，極為高麗僧惠慈所歎服，其在國家制度上，欲以儒教為經綸天下之大本；在國民教化上，欲以佛教為指導精神之國策。其制訂十七條憲章，是以「篤敬三寶」為本，奠定日後佛教弘化的基礎。其力圖中國文化之吸取及佛教思想之移植，遂有小野妹子等之派遣。因當時日本仰慕中國文化，猶如近代日本之仰慕歐美文化，事無大小，無不以中國文化，國家制度，及社會風尚為範。朝野上下，以觀光中國為榮，日本力圖全盤中國化當以隋唐兩代為最盛的時期。

通觀隋代只有三十年，即自開皇九年至寧義二年（五八九——六一八年）；隋文帝開皇元年，為日本敏達天皇九年（五八○），隋代三十年間，日本經敏達（五八五）、用明（五八五——五八七）、崇竣（五八八——五九二），而至推古二十五年（五九三——六一八），此期間日本尚在氏族社會時代。中日交通往來，見於史籍者，僅有四次，隋遣使至日僅有一次焉。而未見於史籍，其自動往來者，則不知凡幾，於是隋唐燦爛文化相繼傳入日本。

第一次遣使，隋書倭國傳：「開皇二十年（六○○），倭王姓阿母，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倭王即推古）。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母為弟，天未明時，出廳政，跏趺座，日出，便停理務耳，倭之我弟。高祖曰：以大無義理，於是訓令改之」，北史東夷傳亦有與此相同記載。但日本學者以此事日本史籍未記載，認為邊區人或韓土之日本鎮將等所傳，此事不論是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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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所為，但隋日通使，實以此為始也。

第二次遺使，隋書倭國傳：「大業三年（六○七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學』。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日史亦有記載：「推古十五年（六○七年），以小野妹子為大使，及通事鞍作福利入隋」。普通以此為遣隋之始，妹子等到隋，果奉其使命，翌年三月，隋書煬帝紀曰：「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六○八）三月壬戍，百濟、倭、赤土、加羅國並遣使貢方物」。日本一部分學者，以推古首與中國分庭抗禮，認為此為中日正式交通之始。其實日本與我國通使為時已久，唯以往純為外交上友誼聯繫，這次除使節人員外，「並有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這是日本直接吸取我國佛教的開始，是開日本外交史上一新紀元。

隋文帝統一中國後，為籠絡民心，以利其統一，乃摒棄北周武帝之極端廢佛毀釋觀念，採取積極崇佛政策。文帝在位二十四年之間，大事興隆佛法，曾度僧尼二十三萬人，建海內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書寫經論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造金銅檀香夾紵牙石像等大小一十萬六千五百八十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四十多尊，宮內常造刺繡成像及畫像五色珠旛等不可稱計（註三）。文帝死後，煬帝繼其父志，崇信佛法。這時聖德太子間接自新羅及百濟獲悉隋代重興佛法，而與其弘教治國主義相符，遂派遣數十沙門入隋求學佛法。當時中國文教制度的健全，不僅優於日本，且冠於世界各國，誠如孫蘇姆氏（G.D.Sansom）所云：「唐時中國之政治或可以說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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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上最健全，最進步，且管理得最好者。抑有甚者，唐朝之物質文明生活，絕對的優於日本」（註四）。由於隋唐文物典章優於日本，因之，聖德太子之派遣使節通聘隋朝，除求佛法之外，並欲直接移植隋代光輝燦爛之中國文化。

隋煬帝為招致外蕃及宣揚中國文化起見，特派文林郎斐世清等十三人隨小野妹子經百濟至日本。大業四年（六○八年），大隋使斐世清等抵九州筑紫，日本朝廷遣難波吉師雄成導迎隋使。六月十五日至難波，是日飭船三十艘以迎隋使。越八月始迎世清等入京，是日飭騎士七十五護迎。八月十二日斐世清等入朝，上方物並國書，是日聖德太子、諸王、諸臣，頭著金髻華，衣服用錦紫繡織及五色綾羅。其儀禮盛極。倭王與斐世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使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維新之化」。世清答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註五）可見當時日本仰慕中國新鮮文化之態度。

第三次遣使，隋大業四年（推古天皇十六年，六○八年），隋使斐世清自難波啟程歸國，日又遣小野妹子為大使，大禮吉士雉成為小使、鞍作福利為通事，並遣留學生倭漢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旻、南淵漢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等八人，隋世清報聘，這是日本派遣留學生之嚆矢。

隨斐世清前來中國之留學生及學問僧等多人，他們留學時間很長，自隋至唐初二、三十年間，他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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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政治組織及律令典章，以及社會風俗，耳聞目染，瞭如指掌，這批留學生一旦回國，對於日本部落式的政治組織，及族制社會的積弊，自然會感到不滿，不免有斷然要求改革的企圖，這種企圖雖始於南朝通使時期，但到了隋代這種企圖卻更加興旺。聖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階，即受我國政治制度及儒佛思想的啟發，小野妹子於大業五年回國，鞍作福利則久留未歸。

茲將日廷遣隋使節及隨員列表於次：

推古天皇十五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入隋通聘，其目的何在？日本書紀未載，隋書東夷傳曰：

北周武帝廢佛後，隋帝統一全國，聞隋朝復興佛教，故特遣使朝拜。但聖德太子遣使目的，果在求佛法？雖然第三次遣使同行，有學問僧四人及學生四人，但其目的不僅求取佛法，而在廣汎地移植大陸文化，這該是聖德太子主要的目的。

依隋書東夷傳，這時遣隋國書有曰：

善鄰國寶記引經籍後傳記：

所謂天皇，顯係依隋書天子改書。大和朝廷與我國南朝往來，先後經過八次之多，這次該為中日直接國交之始。日本一般史學家認為倭五王與中國南朝通使，所上表文，都出於歸化人之手，甚多卑詞。聖德太子對隋朝國交，却以天子對天子對等地方，因此，引起隋煬帝閱其國書，甚為不悅，謂鴻臚卿曰：

儘管煬帝「怪其意氣高遠」（經籍後傳記句），但當時煬帝正圖展開對四夷的外交，及宣揚中國文化，因此，亦不願與倭斷絕關係，這時，不僅遣斐世清持國書前往日本答聘，並授小野妹子以書信覆聖德太子。那知小野妹子返國途經百濟時，書信却被百濟所奪取，不得上，天皇曾詔辟臣議罪，以有失大國之書，而欲處小野以流刑之罪，終因以若被隋使聞悉，即恐有失其宜，乃特勅赦令免其罪。（見日本書紀推古天皇十六年條）但本居宣長氏認為或因小野妹子不奏上有辱日本國體之覆書，而採取自我犧牲之態度，詐稱被掠者（註六）。宣長氏說法，却有幾分可能性，當時百濟正與日本交惡，不可能掠取煬帝致日廷的國書，而煬帝致日廷君侯之措詞含有教戒性之國書，百濟掠之毫無利益可言。小野妹子鑑於南朝致倭五王國書之措詞有上國致屬國君侯之口氣，唯恐引起日廷的憤怒，而有傷日隋國交，更有損日本輸入隋代文化的機會，因而故意撕毀而誣為被「百濟人」所掠取。至於斐世清隨小野妹子所持煬帝致日廷之國書，其口氣似為平等往來之信文，顯係日後所修改。大業三年（六○七），並遣常駿和王君政訪問赤土國，遣朱寬訪流求（臺灣），在此前後遣韋節及杜行滿訪西蕃諸國，煬帝既抱此開國進取之雄圖，正欲通倭，而倭自動來朝，雖其國書無禮，一時不悅，而煬帝必不致因此而與倭絕，故有斐世清訪日之舉，是隋朝一貫的政策。

同時，斐世清至日，宣達國書，並有教化倭王任務。日本書紀謂：

斐世清回國時，日廷又遣妹子相送，一則是外交上儀禮，一則護送學生、學問僧，這時所呈國書，如日本書紀所載：

聖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入隋，並有學生倭直福因、奈羅譯語惠明、高向漢人玄理、新漢人大國、學問僧新漢人旻、南淵人請安、志賀漢人惠隱、新漢人廣濟八人同行。顯係漢人於當時日本知識界所處位置之重要。故歸化漢人對日本吸收隋唐文化制度，促動大化革新之貢獻很大。

茲將遣隋留學生、學問僧列表於次：

由上看來，遣隋留學生，留名於史書上，僅十數人，其數目雖不算多，但彼等留學期間却很長，有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永久。其所接觸的，亦不僅佛學，或是儒學，並在種種方面研究中國文化。其人數雖不多，但對日本文化，以及律令制度各方面影響，却是很大。由於他們從隋末至唐初，凡唐朝宮廷儀禮或政府組織，以及各種法制無不吸收，對日後大化革新運動，貢獻很大。

第四次遣使，隋大業十年（推古天皇二十二年）六月，復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造使於隋（見日本書紀），那時隋室已發生動搖，翌年七月，犬上御田鍬等回國，日本鑑於日隋交通不便，遣隋使遂從此告終。

當時隋日交通，可於斐世清赴日經過，得知其梗概。隋書倭國傳記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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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竹島，即今朝鮮全羅南道珍島西南之小島；耽羅國，即今濟州島；都斯麻國，即今對馬島；一支國，即今壹岐島；竹斯國，即今九州之筑紫。至於秦王國之所在，雖有安藝、嚴島說、讚岐說、周防說及難波說等，唯就地理上觀察之，似以周防說為近似，蓋當時山陽道西部多秦氏居住之故地。由此可知隋使之入倭，乃由百濟南下，經對馬、壹岐而至九州之筑紫，更東行沿瀨戶內海至畿內之難波津；這與南北朝時之中倭交通大致相同也。由百濟至隋、直橫斷黃海，抵達山東登州文登縣莫琊口（山東省靖海灣附近），或沿高句麗西海岸北上，更經遼東半島東海岸，橫切渤海灣口，山東登州附近上陸。前者是南朝時中倭交通航路，且日後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請益僧圓仁歸國時航路。後者是唐代與新羅、渤海等東方諸國往來交通航路。難波津是當時交通要地，為往來中國之出發地與著岸地區。

綜觀遣隋之學生及留學僧多屬漢人及新歸化漢人者。一則他們平常對於漢字有很多的涉獵，又略通中國語，研究中國文化最為適宜（註七）。當時日本一般文化水準較低，教育未普及，知識階級多屬歸化人，且多能通中國語，故精選留學生最合條件，他們留學時間較長，多達二三十年者，由於滯留中國時間最久，則與中國文化接觸，見聞自亦廣博，因此，對唐朝之宮廷儀禮，與政府組織及其他法制典章之編纂整理，都有涉及研究。故學成回國後，除積極奏陳朝廷改革廢政取範隋唐，並奏請朝廷召回留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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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留學生回國，並建議朝廷派遣更多留學生及學問僧赴唐學習。因此這些留學生，不但促進日本物質文明及內政改革，有莫大貢獻，甚至為大化革新主腦人物。其中以高向玄理及僧旻二人為國博士，與南淵請安共預大化革新，以輔弼國政最為顯著。

註一：內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

註二：本宮泰彥著：「日支交通史」第五章。

註三：見唐初溪琳著：「辯正論」。

註四：G. D. Sansom,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P83.

註五：見隋書倭國傳。

註六：見「日本書紀推古紀」。

註七：木宮泰彥著「中日交通史」（上）七七頁。

大化革新前後，在歸化人的歷史上，形成舊歸化人與新歸化之分。新舊之分，不僅於時間上有關係，即在智能方面亦有其重大的因素。

當欽明天皇時，高句麗國使所呈遞國書，即所謂「烏羽之表」。（註一）由大臣召集所有歸化漢人，加以翻譯，不料舊歸化人中竟無一人能解讀。當時敏達天皇（欽明已逝世）因國內竟無人能解讀，不唯有傷國體，且如何措理此項國書，頗感困擾。在無可奈何之下，乃囑「新參漢人」王辰爾者，試加註解，竟出乎意料，王辰爾一讀便知，不獨為敏達天皇解決了難題，而且有光於國家。於是對原有歸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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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加譴責，對王辰爾特加褒賞，隨侍殿中，王氏一族頓成日本皇室下的重臣，在中央集權的進行中，貢獻其卓越的智能與才華。因之，在「歸化漢人」的勢力上劃分為新舊兩個時代！

王辰爾一族，本來自朝鮮半島的漢人，他較秦漢等氏族為晚近。他在百濟等南朝鮮國家接受大陸南北朝新文化之洗禮，所以在文筆及學術思想各方面，較諸紀元前後陸續進入三島的舊漢人，具有更多的新知識。

策動大化革新的，主要為新來的漢人集團，推古以來策動遣隋遣唐使的派遣，主要的構成人員，即為「新參漢人」。在大化革新前後，為日本皇室建立律令奠定國家基礎的，亦復為新進「歸化漢人」，這些新「歸化漢人」集團，不僅策劃日本皇室在政治上改革，並鼓勵日人吸收隋唐律令制度之外，即在佛教文化方面，亦多所貢獻。

其中於大化革新貢獻最多最大者，則有二人：一是高向玄理；一是僧旻法師。大化革新主要人物中大兄皇子、中臣鎌足等人，都在新漢人集團指導之下，從事各種計劃。據日本書紀所載：「中臣鎌足常與中大兄皇子微服出行，潛往南淵請安草廬，接受周、易、孔子之教，並就改革計劃，與之密商。又據大織冠傳所載：鎌足於列席旻法師經堂聽其講解周易之際，旻法師特別對其注視，囑其謹慎將事。在蓬勃革新空氣之中，實際上指導大化革新者，乃新參漢人集團。尤以高向玄理與僧旻二人為革新運動領導者首領。他們擔任策劃革新重要的職務。他們二人同為隋代留學生，他在中國時間，除僧旻而外，也算最久。他於貞觀十四年（六四○年）與南淵請安等人，經由新羅回國。他在隋唐期間活動，以及返日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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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間，其事蹟雖不甚明白，但至大化革新，出任最高顧問的博士之後，其姓名大顯於世。高向不獨策劃大化改革，以其精通經書，對內外諸典，無不通曉，而對大化政府折衝樽俎，擔任外交工作」（註二）。

當時日本政府喪失南朝鮮殖民地任那以後，新羅、百濟以及高句麗與日本關係，日趨緊張複雜。高向於大化二年（六四六）親至新羅，就任那問題，多方折衝。新羅要求日本協助對抗百濟與高句麗，日本未允，新羅轉向唐朝請求，日本為和緩唐朝不滿，高向又赴唐朝交涉，時齡已逾八旬，卒因病逝世，其所負緩和唐朝外交使命，雖未達成，但其在大和朝廷中屢建奇功，為大化革新最大功臣之一。

僧旻法師，同為大化革新重要人物，他隨小野妹子入隋，歷隋唐兩朝，先後達二十四年，自經史佛道，以至政制文物，無不精究。于貞觀六年隨遣唐使犬上御田鍬等，經由新羅回到日本，他把我國陰陽讖緯學說傳入日本，並對天智天皇講授易經，介紹祥瑞學說。這種學說，卻給當時改革派的士氣精神上很大鼓勵，在民智低下的奈良初期，此種神秘的天人感應之說，卻能收獲安定人心的作用。當旻法師病危時，孝德天皇特至安曇寺訪視，並握手曰：「法師如不幸，今日物故，則朕亦將于明日追隨黃泉」，其尊崇之極，於此可見。旻法師逝世後，孝德天皇果於翌年十月亦「追隨黃泉」而逝世了。

大化革新，是以中國化為最高理想，換句話說，大化革新，即在使日本全盤唐化運動。

高向玄理與僧旻二人，實為七世紀初期新參漢人的代表，其對日本大化的啟蒙，不獨上承漢、魏六朝文化，下啟隋、唐、宋、明的重大使命；在政治上，更為大化革新的重要功臣之一。

由於「新參漢人」的策劃指導，終使日本皇室脫離了數百年來歸化漢人壓制，獲得大和朝廷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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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制度的確立。以貴族為中心，官僚制度代替了舊有氏姓制度。因此以後，大陸高度文化，不斷輸入，發榮滋長的任務，全靠日人自己為之。

因此，奈良朝以後，「歸化人」在日本政治社會上影響力，不特逐漸衰落，同時，唐室興起後，東渡漢人，除却佛教高僧在日本享有特殊榮譽者外，更不復見，數世紀以來，「多數歸化集團」事蹟湮沒的原因，即在於此。

註一：宋越倫著：「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九八頁。

註二：同上。

大和朝廷自與中國南朝斷絕往來之後，即自宋順帝昇明二年（四七八）倭武王上表稱貢以後，歷經南齊、南梁、南陳數朝一百二十餘年之久，中倭間未再往來。降及日本推古天皇之世，聖德太子攝政推行政治革新，聖德太子於推古天皇八年（六○○）遣使朝隋，直接吸取中國文化，自此中倭兩國交通，始正式恢復。

一、隋代文化影響於日本者，首為佛教。隋朝以前中國文物輸入日本，經由朝鮮半島間接輸入，佛教亦復不能例外，是故佛教雖於公元五二二年傳入日本，亦屬間接。至隋代初，聖德太子為推行新政，及振興佛教，曾先後派遣五次使節及許多留學僧入隋朝貢，研求佛法及輸入中國文化，典章制度，以期提高日本文化水準，促進國內改革，並與隋朝締結親善關係。隋書倭國傳亦云：大業三年（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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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云云。

於此可知，聖德太子遣隋留學僧，其目的，求學佛法，輸入佛教經典。木宮泰彥氏云：「日本在上古，於物心兩方面，使國民生活之得以內容益豐富者，皆期賴於中國的文化。此文化，乃韓人與樂浪帶方之漢人所齎，三三五五，順其自然，則半島徐徐流入，其勢極緩。但當時日本之先覺者，已稍讀中國典籍，理解中國文化，景仰之念甚厚，決不能久待此自然之推移也。必也突進於文化之母國，直接移植優秀之文化，方可以饜其欲望。而具體實行此意者，即派送隋朝使也。」（註一）

佛教為中國文化之重心，故聖德太子所派遣之留學僧，即在求學佛法。自六世紀至七世紀之初，日本政府逐漸安定，皇室亦富，各地興建佛寺，振興佛教，於是以佛教為文化中心而發出燦爛之花，這不能不歸功於聖德太子。聖德太子與佛教之關係，即在太子攝政之第二年下興隆佛教之詔，於其所制定之憲法第二條規定「篤敬三寶」，獎勵佛教，並與蘇我馬子共同致力於佛教之興隆。天子振興佛教，所收之效果，大約言之：

太子自建攝津之四天王寺、大和之法隆寺、中宮尼寺、法起寺、山城之廣隆寺等。馬子於大和建法興寺，以及其他許多寺院。直至推古天皇之晚年，計建寺院四十六所。僧尼三千三百八十五人。惠慈、惠聰、惠觀、曇微等僧先後自半島來日本。朝廷為管理與取締僧尼而設僧正、僧部、法頭等僧官（註三）。

太子所建之寺院，除日本國內技術人才全力以赴外，並招自百濟之木工、瓦工、雕刻、畫師等，因此，當時佛教建築、雕刻、繪畫，極為發達。太子建寺之目的，以四天王寺及法隆寺而論；以崇敬四天王而維護國土太平，法隆寺乃在興隆佛法。因之，法隆寺不唯為日本（日人自稱）現存世界最古之木造建築物。（是否原物，抑係重建，學者間尚有辯論）且其建築式樣，雖自百濟傳入，然推其本原，實模仿中國六朝時代之建築式樣，其繪畫雕刻亦多受中國六朝藝術之影響。此於中國六朝時代遺物雲岡之石窟及敦煌之壁畫中，可見其淵源。

其次，隋代文化影響於日本者，則為冠位之制度，憲法之制定，國史之編修，曆法之採用多如前述。

隋日交通路線如次：難波——秦王國——筑紫——壹岐對馬——竹島——百濟——山東——長安。

註一：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六○頁。

註二：余又蓀著「隋唐五代中日關係史」二一頁。

註三：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