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接受西方文化洗禮的日本佛教學者，則為開拓日本近代佛教研究先驅的南條文雄、村上專精和高楠順次郎三人，這是明治時代佛教傑出人材的總代表。

南條文雄於一八四九—一九二七年，到英國留學，這是日本最早留學倫敦的佛教學者。初入牛津大學接受米勒教授啟示，當時米勒在牛津擔任「比較宗教學和言語學」的講座，而南條則專究梵文，並致力抄寫「翻譯名義集」，及「佛所行讚」等梵文原典。至一八八○年，他校訂梵文「阿彌陀經」，並與米勒的英譯，同時發表於「皇家亞細亞協會」（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此外，他在牛津先後校訂「金剛船若經」、「無量壽經」及「阿彌陀經」、「般若心經」，以及「尊勝陀羅尼」的原文，由他及米勒名義共同出版，並收入「牛津逸書」第一輯一、二、三卷中。不僅如此，他又編了一部「大明三藏聖教目錄」（通稱南條目錄），由牛津大學出版，此為介紹漢譯三藏佛典給西方學界者。自此，西方學者對漢譯佛典研究的興趣，更形增高。而南條氏更蜚聲歐洲學界，由於他的學績優秀，便受到牛津大學重視，乃頒予文學碩士學位。

高楠順次郎繼南條氏後，於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年到英國留學，先在牛津就米勒研究梵文學，並修語言學、印度文學、哲學、比較宗教學等。一八九四年畢業，次年又到德國基爾（Kiel）大學，就歐爾登堡及多伊森（Paul Deussen, 1845-1919）教授研究吠陀文學、巴利語、奧義書。一九八六年再到來比錫（Leipzig）大學修印歐語言學，哲學史及政治地理，是年得哲學博士學位。後轉法國與佛教學者烈維教授交遊，九月又回到牛津大學，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在其返國途中，路經荷蘭、德國、義大利、瑞士等國，訪問各國大學教授，交換知識。一八九七年回日後，旋被請入東京大學擔任梵語講師，兩年後升為教授，擔任語言學講座，兼講授巴利語及梵語。由於他這些優秀學歷，深獲日本學術界擁戴。

村上專精，早於一八五一—一九二九年出身東本願寺教授，一八八七年任東京曹洞宗學林及哲學館講師，三年後改任東南大學講師。南條、高楠和村上三氏，以其卓越的智慧，在高等學府發揮佛學精義，培植青年人研究佛學的興趣，遂使日本佛教研究走上一個新時代的階段。

要以哲學而論，佛教為東方最高尚的哲學，對於中國文化影響又最深。但國內各大學中，講中國哲學，只知講孔子、老子、諸子百家。講西洋哲學，對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哲學，講得滔滔不絕，如數家珍，卻不知道講與孔子、蘇格拉底同時代釋迦牟尼佛的哲學，基至對佛學的「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的解釋，十之八九瞠目以對。即使一二著名的哲學家對於佛學，縱能摭拾一二名詞，亦多牛頭不對馬嘴。這不僅顯出我國學人對哲學領域範圍之狹窄，亦復是國人對於學術研究的偏差結果。因此，佛學始終被拒絕於大學門外，甚至斥佛學為異端。將崇高的哲理，悠久的文化，豐富的文獻，煙沒而不揚，實是我國學術界最大的損失。

反觀，日本國立大學，不僅開授佛學科目，並且開闢獨立佛學講座。東京大學，早於一八七七年開始講授佛學，一八七九年，原坦山於東大開講法藏之「大乘起信論義記」，一八八一年，東大哲學部門，又增加印度及中國哲學。吉谷覺壽及村上專精，先後於東大擔任佛學教授，傳播佛教文化種子，喚醒學者對佛學重新體認。

一八八四年，南條文雄由英回國，次年即任東大文學部囑託講師，講授梵語。在大學授梵語，南條是日本佛教有史以來的第一人。一八九七年，高楠順次郎由英回國，旋被迎入東大，繼南條氏後擔任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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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授。日本梵語文學種子，便植於此時。這時，並有姊崎正治（一八七三—一九四九）任宗教學教授，井上哲次郎（一八五五—一九四四）任哲學教授，明治末期，尚有前田慧雲、堀謙德等氏在東大任教，而高楠門下又有木村泰賢、宇井伯壽等人，於是佛教學在大學裏展開了廣泛研究的趨勢，並奠定佛教梵文研究的基礎。

要培養佛教優秀的人材，必須創辦佛教大學，培育後進。這是明治初期日本佛教界普遍的要求，以使佛教趕上時代。因此，佛教各種大學，便先後成立。

龍谷大學　一八七九年（明治一二）創設，初名大教校，後更名大學林，一九○四年改稱佛教大學。一九二二年改制，更名龍谷大學（其前身為西本願寺學寮，創立於一六三九年，迄今三二九年）。

大谷大學　一八八二年（明治一五）以真宗大谷教授名稱開校，一九○一年改名真宗大學，一九二二年改制，更稱大谷大學。（其前身為東本願寺學寮，創於一六六五年，僅次於龍大二六年）駒澤大學一八八二年（明治一五）創立，名曹洞宗大學林。一九○四年、改稱曹洞宗大學，一九二五年、更名駒澤大學，迄今三七○餘年。

東洋大學　一八八七年（明治二○），由井上圓了氏創設，初名哲學館，一九○六年改名東洋大學。

立正大學　一九○四年（明治三七年）創設，初名日蓮宗大學林，後更名日蓮宗大學，一九二四年再更改稱立正大學。

高野山大學　一八八六年（明治一九），初設時名為古義大學林，一九二六年改名高野山大學。

大正大學　天臺宗大學、豐山大學（真言宗）、宗教大學（淨土宗），三校於一九二六年合併後改名大正大學，後再吸收真言宗的智山專門大學，成為四校合同大學。

佛教大學　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一）創設，初名淨土宗專門學校，一九一三年，改名佛教專門學校，一九四九年，新學制施行後，更名佛教大學。

花園大學　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四）創立，初名臨濟宗大學，一九三四年，改名臨濟宗專門學校，一九四九年，更名花園大學。

種智院大學　一八八一年（明治一四）名為總黌，一八九八年改名高等中學林，後更名為真言宗京都大學，京都專門學校，一九四四年改名種智院大學（其沿革可溯至一一三○年前弘法大師時代）。

以上所舉，均為創設於明治時代的佛教大學。此外，佛教界所創立類似佛教大學，多達二十四所，或專門學校，其數亦復不少，恕不詳舉。就中較為著名的，則有八所佛教大學。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接受西方新文化，對佛教的研究，便放棄了傳統觀念趨向於科學方法。歷史的考證，使佛教學術化，更趨向於史學研究。十九世紀中葉，泰西史學者，先後組隊至中亞探險，發掘許多重要文物史料，於是刺激了日本佛教界，大谷光瑞首先組織西域探險隊，於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至一九一四年），至中亞探險，先後凡三次。其探險的目的，即在想明瞭佛教東漸的路線及我國高僧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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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求法的遺跡，以及回教侵入中央亞細亞後佛教受壓迫的情形等。首次參加者，除光瑞本人而外，並有渡邊哲學、堀賢雄、井上圓了四人，都為二十左右的青年，時光瑞正留學英國，年方二十七歲。經西伯利亞鐵路傳入中亞，越過葱嶺，而與本多、井上兩人轉赴印度考察。渡邊堀兩氏負責西域探險任務。至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始經陝西回國。第二次探險於明治四十一年（一九○八年）起程，派遣橘瑞超、野村桑三郎赴中亞探險。第三次探險乃於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由橘瑞超及吉川小一郎，並至敦煌千佛洞調查。當時千佛洞已因斯坦因、伯希和報告，馳名世界。吉川與其助手經包頭歸化城，於明治四十七（一九一四），由張家口至北京，轉道回國，完成第三次探險任務。大谷探險隊先後三次探險西域經過，所獲有關佛教文物、圖書、寫經、雕塑、染織、古錢、印本、拓本、木簡等雜物，極為豐富。一九一五年整理出版之「西域考古圖」，一九三五年出版之「新西域記」。由於西域探險所獲豐富史料，不唯奠定日本佛教史學者對中亞佛教史研究基礎，且為中亞佛教史一道光明，而對世界佛教史上更增加許多輝煌的史頁。（註二）

在大谷中亞探險之先，於一八六六—一九四五年間日僧河口慧海先後數度至西藏探險。先至印度學習梵語和西藏語，一九○一年始到拉薩，並入色拉佛學院研究西藏佛學及西藏所傳各種經典。由於藏文脫胎於梵文，而梵文經典譯成藏文，故依於藏文不難窺知梵文本原形，此為河口入藏之動機。假使把西藏語文經典完全譯成後，即使梵文經典完全絕跡於世，亦可依藏文來研究，並可把藏譯本與漢譯本作比較研究。一九一四年河口氏再度入藏，次年請回西藏文大藏經。河口之後，又有青木文教、多田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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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島泰次郎等入藏。多田氏曾撰藏、梵、漢、日四種語言對照西藏大藏經目錄出版，河口氏又有「西藏旅行記」，河口氏為日本西藏佛學開拓者，對後來日本佛教史學於西藏語文研究貢獻殊大。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乃古之名訓。明治時期傑出的學者，若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使日本佛教於學術界奠定深厚的基礎，這些學者到了大正時期，仍然居於佛教界崇高的領導地位，而新的人才，又不斷產生，遂使大正時期佛教，更放大光彩。這時傑出人才，相繼活躍於佛教界者有：

一、木村泰賢（一八八一—一九三○），他是高楠順次郎得意的門人，東大畢業後，於一九一二年擔任東大印度哲學講師。他才學橫溢，著作頗多。一九一四年與高楠氏共著「印度哲學宗教史」，此為有系統整理出印度哲學宗教的傑作。第二年又獨自出版「印度六派哲學」，此書出世，使木村一躍而成日本學壇名人。一九一六年，帝國學士院對其「印度六派哲學」的著作授予恩賜賞，此為佛教界獲此榮譽的第一人。一九一七年升任副教授，越二年赴英、德留學、一九二二年起，陸續出版他的名作：「原始佛教思想論」、「阿毘達摩論的研究」、「小乘佛教思想論」、「大乘佛教思想論」。一九二三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三○年逝世，年方五十，他對印度哲學研究，迄今仍無出其右者。

二、松本文三郎，他於一八九○年畢業東大文科，一八九七年留學歐洲，一九○六年任京都大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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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部教授。後任文學部長。他以研究佛教史學見稱，對於史料批判，講究嚴格，他著有「佛典的研究」、「印度的佛教美術」、「佛教史研究」等書，一九一九年任學士院會員，他於京大哲學科內佛教學獨立講座的開設，貢獻殊大。

三、佐佐木月樵，他於一九○○年畢業真宗大學後，六年任大谷大學教授，一九二一年為觀察宗教教育，而赴歐洲；遊歷英、法、德、意各國。一九二四年任大谷大學校長，佐佐木門下山口等人，對大谷大學創設清澤滿之（一八六三—一九○三），於大谷大學保持獨特學風，極為欽佩。大谷大學人才輩出，先後計有赤沼智善（巴利語，原始佛教），舟橋水哉（俱舍學，小乘佛教），寺本婉雅（西藏語，西藏佛教）等名教授多人，故對大正至昭和初期的日本佛教貢獻很大。

明治以來，日本佛教學者，對梵語本與巴利文本之原始文獻以及西藏文本與漢譯本等翻譯文獻，不斷研究，並引起西方學者，以究明梵語、巴利語文為急務；故趨向於原典研究。降至大正時期，這種傾向研究，雖仍保持不衰，但巴利語小乘三藏及有限的大乘原典的解讀，不能滿足學者欲望。是故欲廣泛把握大乘佛教思想的本質，則漢譯一切經典文獻與日本撰述文獻，似有重新估價的必要，所以整理漢譯一切經典，以利研究，實為大正時期佛教緊急的任務。

一九一一年，以南條文雄為會長，佛書刊行會成立，由高楠順次郎，木村西崖、望月信亨等人編輯刊行「大日本佛教全書」。本書收錄日本人所寫的比較貴重的佛典，其中多屬孤本。總數九五三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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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六卷。分裝一五○冊，一九一二年開始刊行，至一九三○年出版完畢。

一九一四年刊行「日本大藏經」，此從漢譯大藏經中抽出其重要部份，加上註釋和會本的，總計七九二部，分裝五十一冊，是為研究教理的主要資料，一九二二年刊完。

一九一七年刊行「佛教大系」。也採取以上體裁，總計六十三冊，一九三八年刊完。

以上所舉各種經典部數，雖屬可觀，但其內容仍嫌不能完備。漢文大藏經，自北宋開版印行，韓國、日本，也曾刻印過。日本於一六六三至七九年間所刻印「黃檗版大藏經」，一八八○—八五年所印「縮刷大藏經」，乃取範於明藏。計收一九一六部，八五三四卷，分為四○帙四一八冊。以後經過「大日本校訂藏經」（七○八二卷），大日本續藏經（七一四○卷），雖有各種藏經刊行，仍感不足。一九二三年，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二人為都監，編印「大正新修大藏經」。大正藏雖以高麗藏為底本，但另行分類配列經典，並與宋、元、明，各版相互對校。且與日本正倉院所藏七世紀天平寫經及六—八世紀隋唐寫經互照，又從敦煌本中撰述多種經典，再增補了不少中國、日本撰述。印度、中國撰述，部數二二六五部，九○四一卷，分裝五十五冊。日本撰述部計五九六部，二七○八卷，分裝二十九冊，此外敦煌寫本一冊，收一九二部，二二一卷，加上圖像部十二冊，目錄部三冊計十六冊，以上圖像，目錄不算，合計所收經律論三○五三部（除去重複實有二九二○卷）。連同圖像、目錄共裝成一○○冊，一九二四年開始，至一九三四年完成一○○冊巨典，此為今日世界最完備漢譯大藏經。自此，不僅使研究漢譯佛典引用漢文有具足可據的定本，並且提高漢文佛教文獻在世界佛教史上的地位，使從來以巴、梵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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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觀念為之一變。佛教教理中心仍在中國，使西方學者再不敢忽視漢譯一切經典。由於高楠氏對於佛教卓越的貢獻，一九四四年，頒賜文化勳章，這是日本學術文化界最高榮典，佛教人士獲此榮譽，高楠博士為第一人。（特註）

日本佛教，自明治維新以後，由於人才輩出，昭和前其日本佛教界有三大學者，特別受到人們尊敬。

一、宇井伯壽（一八八二—一九三六），在東大畢業時，他與木村泰賢為同時人，均為高楠氏的大弟子。木村留在東大擔當講師，宇井則到德國留學（一九一三），次年轉往英國，先後在牛津、劍橋二大學研究。一九一七年經由印度回國。越二年任東大講師，再過二年得文學博士。一九二三年轉任東北大學教授，講授印度哲學。他於一九一七年將「勝宗十句義論」譯為英文發表，使他蜚聲國際佛學界。他先後發表有「八正道的原意及其變遷」、「十二因緣的解釋」、「佛滅年代論」等論文，備受學界重視，他對印度思想史所劃定的年代，後來大部分學者皆依他的年代。他晚年專究大乘經論的研究，特別對於唯識學的文獻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研究」貢獻殊偉。木村博士逝世後，他繼任東大印度哲學第一講座；在此以前，他發表多篇印度哲學的卓越論文，輯為「印度哲學研究」六卷，他的學術論作共十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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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受到帝國學士院賞，他的門下繼其學術研究者雖多，但以現任東大教授中村元最為著名。一九四五年冬被推選為學士院會員，一九五三年獲得文化勳章，這是日本佛教界獲此項勳章者，他繼高楠氏為第二人。

二、鈴木大拙（一八七○—一九六六），本名貞太郎，一八九二年東大選科畢業，一八九七年赴美研究，一九○九年回國任學習院教授，一九二一年改任大谷大學教授。他對於文獻學的方法寄予極大的關心，他的英文著作之日譯本「般若經的哲學與宗教」，及「華嚴之研究」等書。鈴木馳名於世界學術界者，乃得力於他幾部英文著作，博得西方學者推崇。諸如在倫敦刊行的Essays in zen Buddhsm，三卷，（一九二七、一九三三、一九三四）An Initroduetion to zen Buddhism,（一九三四）Manual of zen Buddhism，（一九三五）等等，這些書在當時都屬於最暢銷書之一。由於他在美國講學，曾掀起美國「禪」的熱潮，他的「禪之問答」、「公案」、「悟等日本語」，被收入一般英語辭典裏。一九四七年任學士院會員，一九四七年受到文化勳章。一九六○年，九十高齡，大谷大學為他出版一冊名為「佛教與文化」的頌壽論文。並收到世界各國學人交誼最高深的頌文。

三、和辻哲郎（一八八九—一九六七），他本研究西洋思想和文化的，至二十九歲時，忽然對日本古代文化發生興趣，欲瞭解日本文化必先瞭解佛教，欲明了佛教，必須追溯到佛教的根源。自此，他便開始研究佛學。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一部有關原始佛教思想研究的論文，名「原始佛教的實踐哲學」，因而引起學術論戰；而論戰中心的問題，由於他對十二緣起的解釋。木村泰賢與赤沼智善對十二緣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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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為時間的因果關係，這是傳統的解釋。而和辻哲郎，則基於釋者根本的立場，及中論之說，將緣起解為非時間的論理關係。於是見解互異，引起辯論；而宇井伯壽與和辻哲郎則站在同一立場。從結果言：和辻、宇井二人之說比較新穎，故後來附和者多。和辻氏初任京大講師，一九三一年升任教授，越三年轉任東大教授；一九四九年任學士院會員，五五年獲文化勳章。他在現代哲學界的地位，堪與西田幾多郎（一八七○—一九四五）相匹敵，頗受現在哲學界人士尊重。

「大正新修大藏經」出版後，昭和初期對佛教文獻整理出版，又做了兩件工作，一為漢文大藏經翻譯刊行，二為巴利文三藏翻譯刊行。

日本早於十二世紀間開始將漢譯藏經翻譯為日文，然只是零星。一九一七年由國民文獻庫刊行會將重要經典擇譯為日文，題為「國譯大藏經」。計分二經部十二冊，論部十五冊，附錄戒筆研究二冊，共二十九冊，至一九二八年刊行完畢。一九三二年，現代意譯佛教經典叢書刊行會刊出經部六冊，律部三冊，論部二冊，佛傳一冊共十二冊的日譯本經典。

一九二八年，由東方書院主持譯印「昭和新纂國譯大藏經」。共出經典十二冊，論律部十二冊，宗典部二十二冊，解說部二冊合計四十八冊。除印度撰述之漢譯典籍以外，並沒有中國、日本高僧之撰述。一九二九年，由岩野真雄主編下，依照大正藏的分類，把漢譯大藏經的印度撰述部分改譯為日文，名為「國譯一切經」，分作一五五冊，並續編和漢撰述部一○○冊，譯印工作，仍在繼續中。

一九三五年，由高楠博士功績紀念會籌劃下，將巴利文錫蘭分別上座部所傳三藏全譯為日文。所據原本係泰國皇室刊本及英國巴利聖典協會刊本，高楠博士擔任監修。由宇井伯壽、長井真琴、福島直四郎代表「高楠博士功績紀念會」。翻譯工作除上三氏外尚有赤沿智善、萩原雲來、金倉圓照、水野弘元、宮本正尊、山田龍城等通巴利文之學者四十七人，合宇井等三人共為五○人。分別擔任翻譯，由大藏館出版，至一九四一年出完全部六五卷，七○冊。茲分錄於次：

律藏（Vinaya-pitaka）一—五卷，五冊

經藏（Sutta-pitaka）內分：

長部經典（Digha-nikāya）六—八卷，三冊

中部經典（Majjhima-nikāya）九—一一卷，四冊

相應部經典（Saṃyutta-nikāya）一二—一六卷，六冊

增支部經典（Aṇguttara-nikāya）一七—二二卷，七冊

小部經典（Huddaka-nikāya）二三—四四卷，二二冊

論疏（Abhidhamma-pitaka）：

法集部（Dhamma-sdṇgaṇi）四五卷，一冊

分別部（Vibhaṇga）四六、四七卷，二冊

界部（Dhātu-kathā）四六、四七卷，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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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施設部（Puggala-paññattl）四六、四七卷，二冊

雙論（Yamaka）四八、四九卷，三冊

發趣論（Patthāna）五○—五六卷，七冊

論事（Katha-vatthn）五七—五八卷，二冊

藏外（＝Non-Canonieal）：

彌蘭王問經（Milinda-panha）五九卷，二冊

島王統史（Dipa-vamsa）六○卷，一冊

大王統史（manāvaṃsa）六○卷，一冊

小王統史（Culla-vaṃsa）六一卷，一冊

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佛音作）六二—六四卷，三冊

一切善見律註（Samantapāsādihā佛音作）序

攝阿毘達摩義論（Abhdhammattha-sangaha阿耨樓陀作）

阿育王刻文等為六十五卷，一册，詳見「ビタヵ」第九之二南傳大藏經完成紀念號及「望月佛教大辭典」（註三）。

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是日本近代佛教史上兩大彗星，兩位於日本佛教史上輝煌的功績，永垂不朽。兩位逝世後，日本學者松本文三郎對南條的頌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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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井伯壽對高楠博士頌詞說：「印度的研究興於西洋時，彼地英才，俊耄爭馳於梵語、巴利語之學，不沉潛於西天的文學、哲學，闡發釋尊真教不歇。先生參於其間，玉成大器，含英咀華，採其醇美，移植於東海。我國的梵學、佛教，乃蔚然而興，蘭秀相映，菊芳相薰，遂開今日的盛運」（註五）。

南條、高楠兩氏，誠為近代日本佛教史上千秋萬世的大恩人。

中日戰爭發生以後，日本佛教的研究，便陷於停滯狀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大戰結束。日本又從廢墟中開始重建工作，戰後二十年來，在日本佛學界始終居於領導地位，共有三人焉：

一、金倉圓照（生於一八九六年），於一九二○年畢業東大，專究印度哲學及佛教思想史。一九二三年起，至英、德、印度各地留學。一九二九年任東北大學教授，一九三一年著「吠檀多哲學的研究」，得文學博士。自一九五○起當選日本學術會議會員，以後連任三期。一九五三年著「印度中世精神史」，而榮獲日本學士院賞。兩年後與山田龍城等四人合編「西藏撰述目錄」，再度獲日本學士院賞。一九六三年任日本學士院會員，並續著「印度古代精神史」、「印度哲學史」及「至悟之道」多種，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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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大學名教授。

二、山口益，生於一八九五年，出身大谷大學。曾分別從榊氏學梵語，從赤沼氏學巴利語，從寺本氏學西藏語。一九二七年至法國在烈維教授指導下專攻佛教原典學及大乘佛教。兩年後回國，任大谷大學教授。一九四三年著「佛教之無與有的對論」得文學博士。五○年任大谷大學校長，一九四八年當選兩任日本學術會議會員，六五年榮任日本學士院會員，現任大谷大學名教授。他為日本目前佛教原典學權威，曾協助典萩原雲來出版梵本，他有「印度學佛教學論叢」序、「中觀佛教論考」、「世親的成業論」、「般若思想史」、「佛教思想入門」等書。

三、宮本正尊，生於一八九三年，於大谷大學畢業後再入東大攻讀。一九二九年留學歐洲，在比利時就加安（Gand）大學普蘭（Louis de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7）教授「中論」原典，後到牛津大學研究，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於一九二八年既任東大助教授，一九四二年著「中道思想及其發達」，得文學博士。一九四三年起遂為東大印度哲學講座主任教授。他專攻大乘佛教中道思想，著有「根本中與空」、「大乘與小乘」等。一九五八年應美國芝加哥大學之請擔任一年客座教授，講佛教中道思想，他蜚聲於國際學術界，其主要原因，是他領導今日的「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

日本國立大學，首先設立佛學講座者，則為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東京大學早於一八七九年開始講授佛學，一八八一年以印度哲學名義，講授佛學。一八八五年開始講授梵語，一八九七上開始講授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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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故東大研究佛學的成績，其內容極為充實。京都大學於一九○六年，即於哲學科內設有印度哲學講座，但以研究佛學為中心，由松本文三郎為主講，至一九一○增設梵語、梵文學，由榊亮三郎任課。榊氏著有「解說梵語學」、「梵藏漢和四譯對照翻譯名義大集」等書，是梵藏語學界巨擘。

東大開始講授佛學，為時雖甚早，但真正創設獨立佛學講座，直至一九一六年，得安田、齊藤二氏捐資，始設立「明治佛教與印度哲學講座」。—「現代佛教」一○五號八七九三頁。但京大本有印度哲學講座，至一九二六年，又特設一佛教學講座，以專門教授佛學為宗旨，印度哲學以專授印度傳統的各派哲學為目的，再加上梵語、梵文學，是故京大佛學講座內容更為完備。而京大佛學傳統，可溯至文科大學以來，擔任印度哲學教授松本文三郎和輔助他的羽溪了諦，以及其講師，遂把佛典、佛教史、佛教教義、佛教藝術等都視為印度哲學史一類。致使佛教走上哲學化，藝術化的途徑。

太平洋戰爭後，日本國內學術機構改革，從前以個別團體研究為主，現在重視會議式研究，即所講「日本學術會議」。以佛教學而論，即把國立大學中有關印度哲學、印度學、佛教學、梵語學、巴利語學、西藏語學，以及私立佛教大學中各種佛學講座集合組成一個學會，而與日本學術會議保持聯繫，於是一九五一年成立「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由宮本正尊擔任會長，其目的，不僅要與國內各國、私立大學研究佛學團體保持聯繫，並與世界各國學者互相提携，促進佛教學之向上發展，以期對世界文化之進運有所貢獻，遂使佛教成為世界新文化運動的主流。

由於時代進步，而學問越來越專門化、細分化，無論那一種學術思想，要以一人之精力求其完備，那是不可能的事，何況集合多數專門學者，集中精力於一個重要問題作綜合之研究，可於短期內獲有成效。

第一、「佛教的根本真理」，由宮本正尊主持，動員國、私立各大學佛教學者三十餘人，協助者十六人，均為第一流人才，從一九五三年起三年間，並得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的補助經費。各人經三年時間研究所撰論文編輯成一冊——「佛教的根本真理」。此書計收四十二名學者論文，於一九五六年出版。文部省撥給的研究費，僅印度學佛教學關係的費用，一年就達數百萬至一千餘萬日圓。這是在國家科學研究費的名義下分配於佛教學研究的費用（佛教屬於人文科學部門）。

第二：「西域文化研究」，此為對西域文化作綜合的研究，從昭和二十八年開始，以京都龍谷大學為中心，組織西域文化研究會，將六十年以前大谷探險隊從新疆境內庫車、吐魯番、于闐、羅布泊各地所獲各種文獻遺物，以及二次大戰以後，又從英倫博物舘影印回來一批當年斯坦因等所搜集敦煌文獻（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所藏有關敦煌及西域文物有若干散失），遂動員了六十位專家學者，重新整理與考證。聘請東洋史學家石濱純太郎為研究主任，得京大教授那波利貞等西域、敦煌學大家協助，其他著名學者，若塚本善隆、羽溪了諦、羽田明、熊谷宜夫等，自一九五三年起得文部省補助日幣一千萬圓，歷經十年完成六大巨冊「西域文化研究」。此為大谷探險所獲資料再檢討。綜合研究的成果，不僅為日本佛教界對西域文化最大貢獻且，對西域史學者提供新的見解。

第三、「西藏大藏經」刊印，在「鈴木學術財團」籌劃下開始，「鈴木學術財團」，是今日佛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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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界最高級的學術研究團體協會，與財團法人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發展，綜合結成學術研究財團，以鈴木博士為會長。鈴木氏逝世後，會長闕如，副會長為久松真一、金倉圓照、塚本善隆、山口益等為文化委員。此外尚有研究部，研究員多人。此團體除資助學者研究之外，並出版大部叢書，各種佛教原典及其研究書。如他拉那他（Tānanātha）「印度佛教史」西藏文原典和西富那（A,Schiefnen）的德譯本，「布東（Bu-ston）佛教史」的歐巴勒（Eohermiller）英譯本，「中邊分別論釋論疏」（山口益譯註）。「梵文中邊分別世親釋論」（長尾雅人編）。「梵藏英般若經典辭典」（EdwapdConze編），「藏和對照究竟一乘寶性論研究」（中村瑞隆著）等及其他多種。「梵和大辭典」，現在在編纂出版中，「望月佛教大辭典」全十冊亦由該財團數年前增訂出版。

一九五五至六一年刊行「西藏大藏經」，應為該財團最大的功績，以明代永樂年間開版的永樂版、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為底本。據說該版是以那爾單（SnarThan）古版的複刻。康熙年間，又套襲永樂版重印，一般稱此為北京版。乾隆年間以德格（Derge）版為中心校訂修補，成為最完備的版本。因此，北京版為傳那爾單古版，而佔極重要地位。然而，北京版的版本失於兵火，現存北京版者，一在巴黎國立圖書舘（Bihliothequeationale），一在京都大谷大學。鈴木財團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乃是對佛教文獻學上一大貢獻，即對東方文化上，亦為不可磨滅的業績。

西藏大藏經共一六八卷。

甘珠爾（一—四五卷）。佛陀的教法（經），佛教徒的規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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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珠爾（四六—一五○卷）。經律的註釋（論），讚歌及行事方法、歷史，語言、論理、醫學、工藝等的著述。

目錄部（一五一卷），甘珠爾、丹珠爾的目錄。

續篇——宗喀巴全書（一五二—一六一卷），章嘉全書（一六二—六四卷）。西藏佛教高僧宗喀巴大師與章嘉大師的全部著述。

總目錄（一六五—一六七卷），本卷一五一卷，繼編一三篇的總目錄。

索引（一六八卷）。經題、著書、譯者各項，可由藏、梵、漢三語檢索的索引。

宇井伯壽與鈴木大拙兩大彗星凋謝後，日本佛學界則由金倉、山口、宮本領導。現前日本佛學界研究成績最卓越者簡介於次：

一、花山信勝　曾任東大教授，是日本佛教史學家，早年以「聖德太子御製法華義疏的研究」，榮獲「學士院恩賜賞」，戰後因任巢鴨監獄之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等的教誨，而馳名世界。現任美國佛教研究所所長，著有「日本佛教」等書。

二、結城令聞　以研究唯識思想見稱。著有「從心意識所看的唯識思想史」，及「唯識的思想與歷史」，「世親唯識的研究」等書。現任京都女子大學校長。

三、水野弘元　本出於木村泰賢門下，並從長井真琴學巴利語文，是日本當前巴利語最高權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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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對巴利語學造誼最深，且從巴利語文獻整理出卓越的原始佛教體系，對後世研究巴利語文學者裨益頗大。著有「巴利語文法」、「巴利語佛學讀本」、「巴利語辭典」等。在教理方面，則有巴利文佛教為中心的「佛教之心識論」、「原始佛教」、「南方上座部論書解說」等書，現任駒澤大學教授。

四、西義雄　亦出木村泰賢門下，初究婆娑論，後轉向原始佛教及大乘佛教研究。著有「原始佛教之般若的研究」、「大乘菩薩道的研究」等書，現任東洋大學教授。

五、阪本幸男　亦出木村門下。他研究的路線，初由婆娑論，後轉向華嚴思想，著有「華嚴教學的研究」等書，並將漢譯法華經改譯為日文，現任立正大學教授。

六、增永靈鳳　因受木村、宇井兩氏學風的影響，並從立花俊道學巴利語，著有「根本佛教的研究」，後對禪學發生興趣，著有「禪宗思想史」、「曹洞禪概要」、「禪宗史要」等書。善英文，並作解說禪學英文著作多種，現任駒澤大學教授。

七、關口真大　亦以研究禪宗史著名。著有「達摩大師的研究」、「天臺小止觀的研究」、「禪宗思想史」等。現任大正大學教授。

八、上田義文　亦以研究佛教史出名，著有「佛教思想史研究」及「大乘佛教思想的根本構造」等，頗受學界重視，現任名古屋大學教授。

九、塚本善隆　是今日研究中國佛教的權威，他對佛教史學有獨特的見解。著有「中國佛教研究、北魏篇」、「魏書釋老志的研究」、「中國佛教通史」等書，現任國立京都博物館館長。

十、舟橋一哉　專究俱舍、婆娑的研究。有「業的研究」、「原始佛教思想的研究」等著作。現任大谷大學教授。

十一、橫超慧日與安藤俊雄　二人同為大谷大學教授，同究中國佛教史，前者比較重視歷史。有「中國佛教的研究」、「法華經序說」等著作，後者則專究天臺思想出名，著有「天臺性具思想論」、「天臺學」等書。

十二、小笠原宣秀　是中國及西域佛教史專家，著有「中國近世淨土教史的研究」，及「西域關係論文」多種，現為龍大西域文化研究會主持人。

十三、其他若光華女子大學的道端良秀教授有「唐代佛教史的研究」，花園大學教授柳田聖山有「初期禪宗史書的研究」，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山崎宏有「隋唐佛教史的研究」。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所員兼佛教大學教授牧田諦亮有「近世中國佛教的研究」等書。這些學者研究的成績，雖屬可觀，有助於佛教教義及歷史精義的發揚。但日本佛學研究動向，仍以文獻的語言學、原典學的研究為主，若不根據梵文、巴利文原典研究，而僅從漢譯經典，或翻譯文獻資料研究，縱然在教義思想上或歷史考據上有特殊的成就，但仍不能贏得學術界普遍的重視，而榮居領導地位。這種趨勢，明治以來即如此，於今尤甚，因此，今日日本佛教學者努力於佛教原典研究業績最卓著者，簡介於次：

十四、中村元博士　他是宇井伯壽及和辻哲郎二氏及門弟子，他對印度哲學及佛教原典的研究，堪稱當今日本佛學界的權威。一九五七年著「初期吠檀多哲學史」，而得學士院恩賜賞。以後更有多種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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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世。他所作之「東洋人的思惟方法」（四卷），受到國際學界讚賞。一九五一年任美國斯坦福大學客座教授一年，春秋社刊印「中村元選集」即達十卷，此外著有「印度思想史」、「比較思想論」、「佛陀的話」、「淨土部三經」、「彌蘭王之問」、「喬答摩佛陀」等。至於吠檀多哲學史的著述還在繼續中，準備完成一部印度哲學史。就中「佛陀的話」，是巴利藏中Sutta-nipata（經集）日文譯本「淨土部三經」，乃從梵文原典譯成日文，「彌蘭王之間」乃從巴利文原典譯成日文。中村元撰述廣徵博引，其譯著亦附上詳註和解說，對讀者極為便利，現任東大印度哲學主任教授。

十五、長尾雅人　是當前印度大乘及西藏佛學的專門學者，一九五四年出版「西藏佛教研究」，一九五六年受美國威斯康里大學之聘，在該校講學一年。曾與梶山一（京大教授）、櫻部建（大谷大學助七授）、荒牧俊典（京大助手）等共同把「金剛經」、「寶積經」、「廻爭論」、「二十唯論識」等十二種經論，根據梵文或西藏文譯為日文的，大部分是節譯。就中「中論月稱釋」第十五章及第十一至十二世紀的MakJakargupta的因明書「認識與論理」，尚無漢譯本，彌足珍貴，名為「大乘佛典」，頗著聲譽，現任京大教授。

十六、岩本裕　是梵文文學專家，著有「梵文語文法綱要」，及「梵文語讀本」，並有「法華經」，由梵文本翻譯的著作，現任京大講師及橘女子大學教授。

十七、山田龍城　原為高楠順次郎的門人，早於一九五九年出版「大秉佛教成立論序說」，及「梵語佛典的諸文獻」，前者乃從經典成立經過論究大乘思想的發展過程，後者乃從現存梵文佛典與漢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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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譯的對照及其大略的說明。這從文獻成立史觀察大乘佛教思想發展程式的一部傑作，頗受學界重視。他曾任東北大學教授，現任武藏野女子大學校長。

十八，前田惠學　於一九六六年著有「原始佛教聖典的成立史研究」，榮獲學士院恩賜賞，這書根據巴利原典及印度思想史，說明巴利三藏的成立經過，全書分三大編，第一編考證佛陀所使用的言語及探索巴利語的故鄉，第二編說明四部阿含成立以前的經典的型態，特別詳述九分十二分教及法語。第三編說明原始佛教聖典各部原形的成立。此書所引資料之多頗為驚人。從原典以至近代西歐各國及日本學者研究的成果，或取或捨，無不親嘗過目，這種研究的精神，頗受學界讚譽，現任名古屋大學講師及東海女子短期大學教授。

其他有關原典研究成績卓著者頗多，恕不多舉。

天臺、華嚴、禪學、淨土，是我國六朝以來盛行的宗派，也是日本學者研究中國佛教主要的學科，因此，在這方面的成就也特別顯著。

就天臺學而論：現前日本佛教學者對天臺學研究，頗見成績者固很多，但主要學者三人焉。

一、佐佐木憲德氏　早於一九五一年，在京都百華苑講授「天臺教學」，其內容豐富，可說是「天臺學的概要」。作者運用新的治學方法整理出佛教各宗的學說，教學與教理學意義，雖屬相似，但仍有顯著的區別。一九五三年，作者又著有「天臺緣起論展開史」，這是從緣起立場說明天臺思想的展開，兼敘中國及日本的天臺學。一向認為天臺學主實相論，華嚴宗主緣起論，但據作者的研究結果，在天臺學開展中實含有緣起思想在內，故天臺與華嚴思想仍有相通點。

二、福田堯穎氏　於一九五四年出版「天臺學概論」，乃從傳統的立場敘述法華三大部，五時八教判，以及實踐方面的三種止觀、四種三昧、十五方便、圓頓止觀，乃至日本天臺密教和圓頓戒等，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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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續篇出版。

三、安藤俊雄氏　於一九五三年出版「天臺性具思想論」，分前後二編，前編敘述天臺智者的實相論，後編敘述天臺實相論的開展，遂有山家山外的諍論。一九五九年又出「天臺思想史」，顯為前書的續篇。一九六八年又出版「天臺學」。此書包含教理和教理史的敘述。

四、佐藤哲英氏　於一九六一年出版「天臺大師之研究」，對於天臺大師智者（五三八五九七）的生涯及著作之基礎學的研究。由於此書問世，智者全部著作的真偽問題，獲得一確明的結論。

五、日比宣正氏　於一九六六年著有「唐代天臺學序說」，此書雖冠以唐代天臺學字樣，但實質上以研究荊溪湛然（七一一—七八二）的教學為前題，以考察有關湛然之基本著述，尤以判明他製作年次為主要的目的。有關湛然之學說研究，早年有島地大等氏的「天臺教學史」（一九二九）作前導，後有安藤、佐佐木氏著作繼其後。故對天臺學研究發揮到極致。關口真大氏一九五四年著有「天臺小止觀之研究」，是皆有助天臺學的發揚。

另有關「法華經」的研究。法華本為天臺學所依據的經典。故天臺學者無不研究「法華經」的。是以有關法華經著述，實有附帶說明的必要。一九六○年，鹽田善遜氏著有「法華教學史之研究」。是敘述「法華經」在印度、中國、日本流傳的情形，尤以在中國實踐開展的經過。一九三四年布施浩岳氏之「法華經成立史」，乃從文獻學觀點論「法華經」之成立經過。一九六二年橫超慧日氏著有「法華經序說」，乃從純粹學問的立場，說明「法華經」之大綱。一九六二年，紀野一義氏之「法華經之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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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研究天臺學者所必須研究的書。一九六五年坂本幸男氏主編之「法華經之思想與文化」，由二十五位學者共同執筆：內分「法華經與其背景史的文化之研究」、「法華經典傳播史的形態」、「法華教學之思想史的關聯」，是一部綜合研究的大著，是最近研究的成果。

就華嚴學而論，天臺、華嚴為中國佛教兩大寶典。華嚴教學，以「華嚴經」的思想發展為根據。華嚴教學，自大正至昭和初期，便由許多學者加以開拓，最顯著者：

一、高峯了州氏　於一九四二年，著有「華嚴思想史」。說明「華嚴經」，在印度傳承，以及傳入中國立宗及發展的經歷，兼敘傳至日本弘傳的概況。又著有「華嚴與禪的道路」，是解釋華嚴與禪的教理在中國佛教中的交涉。

二、石井教道氏　於一九六四年著有「華嚴教學成立史」，根據經典傳統的立場，說明華嚴經成立和教學的意義。

三、坂本幸男氏　於一九五六年出版「華嚴教學之研究」，此書由「慧苑的華嚴教學之研究」、及「華嚴學之諸問題」兩篇文稿構成。

四、鎌田茂雄氏　於一九六五年著有「中國華嚴思想史之研究」，此書由作者兩篇研究論文組成，一為「華嚴思想之形成與開展」，一為「澄觀宗教之思想史的考察」，作者重視華嚴宗成立的社會背景，及觀察華嚴宗發展過程與中國道教思想的關聯等問題。

五、川田熊太郎氏　於一九六○年出版的「華嚴思想」。此書由多數名學者執筆，共收論文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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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川田熊太郎的「佛陀華嚴」，中村元氏的「華嚴之思想史的意義」，高崎直道氏的「華嚴教學與如來藏思想」，鎌田茂雄氏的「華嚴教學的根本立場」等各篇，是研究華嚴教學良好的參考書。

就禪學而論，禪學在日本學界，也是屬於最熱門的學科。故對禪宗史一類的名作，不勝枚舉，茲特簡介於次：

一、忽滑谷快天氏　早於一九二三、二五，出版「禪學思想史」二冊，是最早出現的禪學史類的研究書。說明禪學在印度、中國傳承的經過。尤以禪學在中國發展的勝蹟。

二、字井伯壽氏　早於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先後刊出三本「禪宗史研究」，皆是收集有關中國禪宗史的論文。

三、鈴木大拙氏　先後著有「禪宗思想史研究」四冊，是分別敘述日本的盤珪禪，第一冊、第二冊敘述中國禪學思想論文七篇組成。第三冊論六祖慧能禪，第四冊論日本禪宗思想。作者是介紹禪學於美國的日本學者之第一人。

四、關口真大氏　一九五四年著有「禪學思想史」，是以新的觀點所寫的禪宗史大系。作者認為禪宗發生，乃在達摩宗派以後，在此以前，則有楞伽宗，東山宗和達摩宗存在。著者又有「達摩大師之研究」，認為達摩大師是禪宗史上架空人物，曾引起學界許多諍論。

五、阿部肇一氏　於一九六三年，著有「中國禪宗史之研究」，（副題：南宗禪成立以後之政治，社會史的考察），乃從唐代至宋代的禪宗發展，由政治社會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並附有「曹溪惠能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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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資料解說。

六、柳田聖山氏　於一九六七年著有「初期禪宗史書之研究」，乃屬文獻資料的研究。伊藤英三氏於一九六三出版「禪宗思想大系」，敘述中國，日本禪學思想發展；在中國方面：分為「初期中華禪」（達磨至宏忍、神秀）和「中華禪」（六祖惠能以後）的兩部分，加以說明。

就淨土學而論，淨土宗，乃中國佛教宗派之一，日本學者最早著書研究中國淨土宗者，則為望月信亨，於一九四二年著有「中國淨土宗教理史」，乃從淨土宗系經典譯出，從慧遠之念佛結社起，一直敘到清末的道俗婦信淨土教止，是一有系統的敘述。作者早於一九二二年，即有「淨土教之研究」。就中並有藕益大師智旭的淨土教等篇。

其次，塚本善隆氏　一九三三年著有「唐中期之淨土教」。是以敦煌出現的法照之斷簡及其他與法照有關的文書作根據，研究法照淨土思想，並敘及與法照相先後的飛錫，少康的行蹟。研究宋代以後的淨土思想的，則有小笠原宣秀之「中國近世淨土教之研究」，一九六三年出。共分三篇，一為「宋代社會與淨土教」，二為「白蓮宗之研究」，三為「明清時代之淨土教」。近世以後的淨土信仰，在一般民眾社會中，如何發展下去。著者於一九五一年，作有「中國淨土教之研究」，乃敘述慧遠、曇鸞、道綽、善導等人的思想事蹟，及有關「往生傳」的研究等八篇。其他有關淨土教研究的名作，恕不繁引。

明治以來，日本佛教學者，顯然偏重於印度佛教為中心的研究。前述境野黃洋、前田慧雲著「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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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史論」，望月信亨的「佛教大事年表」，都是佛教史學上的名作。但對中國佛教史研究，似乎較為冷淡。然而，近世以來，多數學者仍趨向以中國佛教為研究的中心。而對中國佛教研究最具影響力者，當以常盤大定、境野黃洋、望月信亨等三位博士。

常盤大定於一八七○—一九四五年，即在東大講授中國佛教史學，且先後五次到中國大陸踏查佛教史蹟，以佐證其學說的正確性。境野黃洋氏於一八七一—一九三三，就受村上專精的影響致力於佛教史學拓荒的工作。他在東洋大學任教時，就寫了許多有關中國佛教史的書。而對譯經史考證，尤具特色。望月信亨於一八六九—一九四八，在大正大學任教，即對中國各種佛典真偽考證，極為重視，始發表「大乘起信論」，係中國撰述說等問題，曾引起學界極大的反響。

由於這些著名的學者提倡，故對中國佛教史學的研究，頓成熱門。而研究的分類不外乎一般性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傳譯史的研究，及教義歷史的研究等，茲簡述於次：

就一般性而論：作系統敘述中國佛教史的，當以境野黃洋氏最早。他於一九○七年出版「支那佛教史綱」，從佛教東傳說至宋代以後，是一部較有系統的中國佛教史。民國十一年，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即由慧圓居士譯為漢文，名曰「中華佛教史」，作為該院教材。民國十八年，蔣維喬先生採取慧圓居士譯本，首尾增加兩章，名曰「中國佛教史」，商務印書舘出版，故蔣氏之中國佛教史，即境野黃洋之「支那佛教史綱」的前身。宇井伯壽於一九三六年出版「支那佛教史」，將中國佛教分為四期，羅什以前為前期，羅什入華至南北朝末為中期，隋唐二代為盛期，宋以後為後期。道瑞良秀於一九三九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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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佛教史」；及野上俊靜等的「佛教史概說、中國篇」，一九六七年出版；一九六八塚本善隆氏的「中國佛教通史」第一卷，將來預定可出四卷。如果出齊，則將為近代有關中國佛教史中權威之著作。

或有就某一時代而作佛教史研究的，塚本善隆於一九四二年出版「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這是專論北魏時政府破壞佛教及設立僧圖戶、佛圖戶制度等，意在說明佛教與社會的關係。富川尚志氏的「六朝宗教史」一九四八年出版，是從文化史上看六朝時代的佛、道二教發展情形。山崎宏氏於一九四二年出版之「支那中世佛教之開展」，一九六七年作者又出版「隋唐佛教史之研究」，道端良秀於一九五七年著者「唐代佛教史之研究」。這些史書，不外說明南北朝至隋唐佛教僧制與社會活動，以及說從社會經濟史的觀點論唐代佛教的開展。

宋代以後為主題的佛教史，則有野上俊靜於一九五×年出版的「遼金佛教史」。牧田諦亮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中國近世佛教史研究」。前者為說明遼金時代佛教發展情況，顯為獨特無二的著作，頗受學界重視，後者為說明民眾佛教與民俗信仰活動的關係。

此外，就總論佛教史為主題研究的名作，則有境野黃洋的「支那佛教史之研究」—一九三○出版。一九六一年，日本佛教為紀念塚本善隆六旬華誕所出版的「佛教史論集」，就中多為名學者執筆有關佛教史論文，極富參考價值。例如橫華慧日的「教相判釋的原始形態」，木村英一氏的「老莊之無與佛教之有」，佐伯富氏之「近世中國的觀音信仰」。福永光氏「郗超的佛教思想」，楊聯陞氏「道教之自摶與佛教之自撲」等計十餘篇，深獲學界讚賞。

就思想史而論，所謂思想史，即側重有關佛教思想方面的研究或就某一部經典思想加以分析觀察整個佛教思想史。

一九二六年，松本文三郎所著「佛教史之研究」共收十九篇論文。就中雖非全關中國佛教的，例如「關於起信論支那撰述說」，禪宗的起源等顯然亦屬中國佛教部分。一九二九年所著「佛教史論」，共收十六篇大作，就中有「關於達磨大師的教系」，「中國佛道二教的暗鬪」等，亦屬中國佛教關係的論文。十九四四年復出「佛教史雜考」，所收十二篇大作，全屬中國佛教思想史上諸多問題。即如「牟子理惑論述作年代考」，「六祖壇經的研究」，「觀音的語義與其信師在古代印度，支那」等。

一九三七年望月信亨所作「佛教史諸問題」，就中涉及中國佛教的，只有「支那南北朝時代的疑偽經」等數篇而已。

一九三八年，常盤大定先後出版了三冊「支那佛教之研究」。就中有關「支那佛教史大觀」等十六篇論文。一九四一年出版第二冊，就中有關「大乘起信論」印度撰述等論文十二篇。一九四三年出版第三冊，就中有關中國佛教的特色，「佛性問題」等七篇論文。

一九五二年高雄義堅所著「中國佛教史論」，就中涉及「中國固有思想與佛教受容」等佳作。一九五八年，橫超慧日所作「中國佛教之研究」。一九六八年鎌田茂雄所作「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本書由「佛道兩思想的交流」及「華嚴思想史諸問題」兩篇論文構成。一九四○年宇井伯壽所作「佛教思想研究」，敘述印度、中國的佛教思想，並涉及「百丈清規之歷史的意義」，及「支那佛教史初期般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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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問題。

一九二七年，矢吹慶輝所作「三階教研究」，並因此書榮獲日本學士院恩賜賞。一九三○年，常盤大定所作「支那佛教與儒道教」，是以佛教為中心專論三教交涉史的，分前後兩編，前編為「儒佛二教交涉史」，後編為「道佛二教交涉史」。一九三一年久保田量遠氏所作「支那儒佛道三教史論」。其內容所論三教交涉史與常盤大定的「支那之佛教與儒道教」頗相類似。一九六一年荒木見悟氏所作「佛教與儒教」，其內容以佛教的本來性與儒教的現實性交融匯合而形成宋後中國思想的基礎，並引「華嚴經」，「圓覺經」，及朱子、王陽明哲學來說明。

一九六一年—六四，中村元氏所作「東洋人之思惟方法」，共四卷。以廣泛辨別人類思惟的方法，雖不盡相同，但就捨其小異，取其大同。就可看出同一民族之間，有其大致相同的思惟方式，並把東方人中較具特色的印度、中國、西藏、日本各個民族的思惟方法作緊密考察比較，頗受國際學人士贊賞。

就傳譯史而論，日本學者對此，頗具熱誠的研究，其成績亦復可觀。

境野黃洋氏於一九二七年所作「支那佛教史講話」，雖屬通史的著作，但側重於傳譯史的分析，他將中國佛教史區分為：（一）古譯時代（羅什以前）。（二）舊譯時代（隋唐以前）。（三）新譯時代（隋唐）。宋以後未續寫。作者最後遺作之「支那佛教精史」（一九三五），是前書的修訂本。

常盤大定氏，於一九三八年所作之「自後漢至宋齊之譯經總錄」，是將各種經錄對比研究，判定其真偽，或剔除，或補闕，自成一部新的經錄。一九四一年林屋友次所作「經錄研究」，係對道安及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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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各種經錄內容作概要的說明。

望月信亨氏，於一九四六年所作的「佛教經典成立史論」，此書分前後兩編。前編是敘述大乘經典在印度成立的經過，後編是說明在中國出現的疑偽經論，並附有「支那譯經表」，及「異錄及疑偽經表」。一九三六年小野玄妙所著「佛教經典總論」。是將漢譯佛典考證及整理得最為詳細的一部大作。就中分為：「經典傳譯史」，概述自後漢安士高至清代阿旺查什二，二名譯經師及其所譯佛典的總調查；及「錄外經典考」，解說大藏經之由來。宇井伯壽亦有「佛教經典史」（一九五七年出版）只及於，佛教經典在印度成立的經過。其他有關「中國佛教史的研究」，無論為通史，或某一時代史（斷代史），或教團史，或作一人之究研（如肇論研究，慧遠研究），恕不贅述。

至於日本佛教藝術的研究，亦屬熱門的學科。茲簡述於次：

「支那佛教史蹟踏查記」，是常盤大定氏自一九二○至一九二九年之間，先後五次到中國大陸探訪佛教先賢古德遺蹟所留的記錄。於一九三八年出版，書厚達七○○頁，附圖片一五○面，地圖一大張。並將其他圖片輯錄共成六大冊圖片集，各地名山勝地的彫刻、建築、繪畫等無不收羅在內，是研究中國佛教史蹟最珍貴的資料。一九三七年，松本文三郎氏所作敦煌畫之研究，分上下二冊，上冊為「圖像篇」。分八章說明敦煌畫的內容；下冊為「附圖」，共收敦煌畫片版二二四頁，精彩之至。此外，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二氏共作「龍門石窟的研究」，全書達七○○頁，共收圖片一二○面及和拓影三○頁。木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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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郎氏所作「大同石佛寺」，亦屬名山勝地藝術關係的研究。一九六八年，水野清一所作「中國佛教美術」，本書主要為介紹雲岡、龍門、敦煌等處石刻佛像。以及其他各種佛像藝術。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松原三郎所作之增訂「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對我國佛教雕刻史，作系統之研究，附大小佛像圖片，總在五、六百尊以上，極具研究價值。一九六八年所出版之「國寶」共十二冊，其中所收多為佛教歷史文物古蹟。佛教藝術化的精神，極為濃厚。打開「國寶」第一冊，第一個圖片，就是漢光武，建武中元二年（五七）頒給倭奴國之印，當時向漢廷朝貢印曰：「漢委奴王國」。在過去日本史學者始終不承認這段歷史，那知一七八四年，在日本福岡縣內發見這顆印，此與一九五六年在雲南省內發掘「滇王之王」，其形式相同，因此日本不得不承認歷史上的事實。「漢委奴王國」，居然成為現在日本的「國寶」，則更具有歷史教育的意義？

日本學者對於佛教藝術化的研究，似乎頗感興趣。他們要使佛教學術化、藝術化，所以日本佛教宗教氣氛，非常的淡泊。反之，佛教學術化、藝術化的氣味，越來越濃厚。大學裡佛學講座、藝術研究會愈趨普徧；佛教圖書出版社所出的佛教藝術史、雕刻史、美術史、繪畫史，美不勝收。所以佛教寺院內文物典籍，或一張壁畫，或一尊佛像，無不視為崇高藝術的珍品。國民參觀寺院，巡禮聖蹟，只是欣賞藝術，並不屬於宗教行為。大學內講授佛學，是學術性的研究，並非崇拜佛教的信仰。作者一九六九年十月間曾赴日考察，先後參拜鎌倉及奈良兩處大佛，據說每日參觀大佛的觀光客，多則數萬人，少則數千人；兩處大佛，都設有門票櫃，每人欲參拜大佛，要繳納門票費日幣一百元，統計每年至少要有數億元日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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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收入。因此，奈良縣政府因欲課收門票稅，就與東大寺主持發生訴訟。東大寺主持拒絕繳納門票稅，他所持的理由，是國民參拜佛教聖蹟，是屬宗教行為。政府要參拜人繳納稅捐，是違反憲章信仰自由的規定。不僅違反憲章，並且防礙人民信仰自由。奈良縣政府所持的理由則謂：不獨觀光客人參觀大佛，既未燒香，又未跪拜，只是欣賞佛教的藝術，自不屬於宗教行為；即以該寺僧侶而言，亦未有燒香及宗教式祈禱的行為，故結果東大寺和尚敗訴，這顯然是佛教藝術化的結果。

同時，東大寺為聖武天皇創建，於天平十七年（七四五）開始，至七四九年完成，並鑄銅大佛供養。佛殿雖經數度火災，但於一六九二年，由俊乘坊重源再建。大佛殿，東西三一間二尺二寸（五七，三○○ｍ），南北二七間四尺六寸（五○，八四四ｍ），高六二間四尺六寸（四八，六六六ｍ）。這是今日世界木造最大的建築物，內奉銅大佛。計：身高五丈三尺五寸，（一六，二一二ｍ）。面長一丈六尺○寸（四，八四四ｍ），目長三尺九寸（一，一八一ｍ），鼻高一尺六寸（○四八五ｍ），耳長八尺五寸（二，五七五ｍ），手指長五尺四寸（一，六三ｍ）。亦復是世界最大銅佛。於此可見當年創造東大寺的人胸襟是何等超脫，他的心願又是何等偉大！然而，時至今日，東大寺的建築，偉大則可，但莊嚴清淨則不夠。大佛殿前寬敞的空地，雜草叢生，佛殿上既沒人燒香，亦沒人管理，毫無一點宗教氣氛，偌大的佛殿竟無一人，等於進入無人之地。只是大門前僱佣了幾位婦女和老年人出售門票，不問僧俗一律要購門票。每年門票收入，據說數億元日幣。這些門票收入，歸何人所有，當然為該寺住持所有，但該寺住持並不住在東大寺內，其家室另有所在地。因此，日本佛教學術化、藝術化之後，又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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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商業化，不特傷失了佛教崇高理想和信仰，更有負當日建築（東大寺）人的期待。顯然，這是功利思想的象徵，比諸於以販賣如來家業的經懺憎侶，其作風猶為低劣。以致今日日本國民精神空虛、失常，造成日前社會動亂的危機。日本佛教學者，如不改絃易轍，常此以往，則將來不僅影響國民教育的修養，亦將影響佛教自身的生存。發揚佛教精神，絕不可存商業化觀念，或功利思想。佛教講「慈悲」、「喜捨」，甚至為渡眾生，雖頭目髓腦亦都不惜。試問：參觀寺院，禮拜教主，要購門票始得進入，這還有什麼「喜捨可說」，佛教慈悲精神，又在那裡？

註一：本章各節參照林傳芳先生「近代日本佛學研究的發展」，見獅子吼。

註二：參照拙作：「中印佛教交通史」第二十一章。

註三：參照望月信亨「佛教大辭典」第八卷二○七、二○八頁。

註四：見「在學界的南條先生」

註五：見「高楠順次郎先生傳」

註六：參閱拙作之「中印佛教交通史」第二十章。

註七：本節參考林傳芳君「中國佛教研究在日本」，見佛教文化第十二期。

特註：作者於一九五五○年，於自由中國基地臺灣、發起影印新修大藏經正續兩編八百部流通世界各國，一九五七年，又有屈映光、蔡運辰等發起修訂中華大藏經，蔡氏之「三十二種大藏經目錄編纂」，尤具特色！斯為近代我國佛教界一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