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欲研究中日古代交通史，最感困難的，就是我國秦漢時代進入日本列島的先民，其原始史料缺乏。因為日本民族本來沒有文字，是以漢字為文字，其對文字的應用，為時甚晚。直至遣唐使數度入唐以後，始仿照中國史書方式於元明天皇銅和五年（唐玄宗延和元年，西紀七一二年），由歸化的漢人所編纂的第一部神話式的「古事紀」。至西紀七二○年，又完成第二部神話史書「日本書紀」，並且為漢文編年史。這兩部神話史書的內容，其主要的目的，一面在加強皇室傳統的權威，一面盡量毀滅原始的史料。而將日本開國的歷史，追溯到悠遠的古代，因此，在「御肇國天皇」，崇神天皇以前，又來一個神武天皇開國的故事，而神武天皇開國的歷史，究竟悠遠到古代什麼時候，要從我國歷史上考究，也不過在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即秦始皇時代。雖然如此，然從我國舊史中許多片斷的記載，以及在西日本一帶，考古學家發掘的結果，前漢時代的銅鏡、漢璧、漢印，以及王莽時代的貨幣，明治四十二年於樂浪郡（即今之平壤）發掘漢鏡、漢瓦等許多古物，其形式完全與九州所發掘秦漢青銅劍、銅鏡、金印等遺物似多一致。由這些古物證明前漢時代倭人通使樂浪，而受中國文化影響之大，更足以證明天皇一族的來源始自大陸。（請參閱前章徐福段）

從地質學考證，日本列島，原無人類發生。其民族係從外部移入，由於日本「古事紀」完成太晚，其與我國三國志魏志倭人傳，相差竟達四百三十年。陳壽三國志，其完成在晉太康六年，西紀二八五。范曄的後漢書，雖應在前，然事實上，范曄的後漢書，尚在一百五十年以後劉宋時代，其史料的根據，亦多出之魏志。而魏志東夷傳有關倭人的資料，又來自魚拳的魏略。因此，有日本三世紀的記述，我國要早於日本五個世紀，在此以前，尚有前漢書地理志燕之條：「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姓國，以歲時來獻見」。以及山海經、論衡、淮南子等有關倭之記述，這些歷史記載，都足以證明我國在周秦時代，不獨對日本知識已相當豐富，而中倭之間已有交通往來。

日本古代史料，何以會如此貧乏，這個原因很明顯的，在於日本民族自尊心作崇，不肯面對事實。而日本歷史是以皇室為中心，經過七世紀大化革新，不惜將古代史與中國大陸有關係的珍貴史料澈底毀滅，以擺脫歸化漢人的勢力。到了明治維新，日本政府為加強國民軍國主義的思想，對於古來凡與我國有血統關係的史料，都盡量毀滅，甚至逼迫秦氏族改姓——明治政府勒令，秦氏改稱「波多」、「洞田」等，以及京都秦氏家廟廣隆寺有關秦氏「神廟」，以及史料都遭破壞等事實。經過這多次毀滅，所以今日吾人欲窮究我國先民進入日本列島的原始史料，除掉我國正史，及從地下發掘秦漢時代遺物以外，更找不到有價值的史料了。

秦朝於公元前二二一年，吞滅六國，統一天下，以期世襲萬代，自號始皇。由於始皇虐政，民不堪其逼迫，終致天下大亂，遂為劉氏之漢朝所取代。漢朝至武帝即位，因懷大志，好勤遠略，征服匈奴，開闢西域，使葱嶺以西五十餘國，相繼歸服，於是漢族文化，因而隨之遠播。

西域既通，南越臣服之後，漢武帝於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年），又征服古朝鮮，分設臨屯、真蕃、樂浪、玄菟四郡。漢朝勢力擴及朝鮮半島，漢人逐漸移入朝鮮半島，也日漸其多，而形成以後所謂樂浪文化。那時倭人經朝鮮半島而獲悉中國各種進步文明，因之思欲與通聘，乃必然之事。

日本民族自漢以來，即經由樂浪帶方與中國交通，早為史家所公認的事實。

「前漢書」二十八下地理志云：

「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云：

「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云：

以上所舉漢書、魏志所載漢代倭人和樂浪郡往來的記事，雖有部分日本學者不同意漢書的記事，但大部分日本史學者都坦白承認上述的事實。如木宮泰彥氏云：「漢書與魏志所謂倭人即指北九州之住民，已為多數學者所承認。漢書有『以歲時來獻』句，由此思之，魏志謂『漢時有朝見者』。即撰者推測之辭，惟大體近於事實」（註一）。藤田元春氏亦云：「班固之漢書地理志，為中國歷代地誌之白眉，其記事之精確，於今不必喋喋費言贅述」（註二）。高橋健自博士則云：「前漢書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樂浪為漢武帝所建置之郡名，前漢書曾記載倭人曾往此郡之事。此書係後漢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年間由班固所撰，至少在前漢之世，以今之大同江邊為中心之樂浪地方，已與我國之間有交通乃事實」（註三）。和哲辻郎氏從考古立場云：「漢書地理志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如後漢書之作者所推測，自漢武帝之征服朝鮮以後，倭人與樂浪間之交通，已成為公認的事實。先史考古學也提供了證據，就是前漢樣式的古銅鏡與銅劍銅鉾之類，在北九州發現了。前漢時代與中國之間交通，乃非常確切之事實」（註四）。由於日本與樂浪發生交通的關係，樂浪文化遂相隨傳入日本。日本自此間接從樂浪接受中國文化的洗禮。漢人自此由朝鮮半島，逐漸移入日本，中國文化此後便開始直接傳入日本。

後漢以還，光武中興，中倭交通，更形頻繁。倭奴國與東夷各國，相繼入貢朝見。後漢書卷八十五東夷傳序記其事云：

「建武之初，……遼東太守祭彤，威襲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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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武帝紀云：

「中元二年春正月，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同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亦云：

「倭在韓東南海中，依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同書卷五安章紀記其事云：

同書卷八十五東夷傳云：

前述漢代，倭人前後數次遣使入貢漢廷，這足以證明中日兩國於漢代發生往來的事實。不論日本部分學者對於後漢書有關倭人入貢漢廷的記事，作如何解釋。或謂那時入貢漢廷的倭人，乃屬北九州土豪私人的往來，不認此為代表倭國的性質。即如早川二郎氏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王奉貢朝賀，此時之貿易皆為各地土豪私人之舉，並非出自朝廷正式派遣使節之國交」（註五）。照那時實情而論，遣使入貢漢廷之所謂倭國，絕不可能屬於私人性質，應為當時對其若干小國總稱。且當時倭奴國勢力較大，為若干小國的代表，早為部分日本學者所承認。日本素以國體觀念為重，在十八世紀以前，日人對漢封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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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國王金印，多方曲解，甚至對范曄所編纂的後漢書記載「光武賜以金印的事，認為係遊戲文章，並無事實的根據」。那知光武所賜倭奴國王金印，竟於一七八四年，清朝隆四九年，日本光格天皇天明四年，甲辰二月二十三日，由一農夫甚兵衞在九州北部筑前國那珂郡志賀島（今福岡縣糟屋郡志賀町），南部之叶崎地方的自己水田掘獲，農夫初不知其為何物，後知為金印，並鐫有篆文凹字「漢倭奴國王」等字樣，乃獻於國廳，質係黃金（現存東京上野博物舘）。經考古學家檢訂確係一千九百年以前的漢代金印。金印係四方形，廣二‧三公分，厚○‧八公分，上部有蛇形的雕刻，金重量為一‧八克，印面文為陰文隸書體「漢委奴國王」五字，共分三行，第一行為「漢」字，第二行為「委奴」，第三行為「國王」，字體剛勁有力，一望而知為漢代刀法。（如圖）但金印發現後，日本部分學者，對於印文的解釋，委奴國的性質，位置，雖多方曲解，甚至說金印並非漢光武御賜，乃係日本天明朝名刻印家高夫容所偽作。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部分史學家感於戰爭失敗，皇國威望失墜，為表示日本文化自古即具獨立性，乃舊案重提，認為「漢委奴國王」金印，為二百餘年前人偽作，並非真品。

現存日本的「漢委奴國王」金印，究竟是真品抑或膺品，經過中日雙方考古學者檢訂確認金印係一千九百年前遺物，是中國漢朝光武帝接受九州一個領袖朝貢時，贈予「倭奴王」的對號，這顆金印，究於何時湮沒？日人也僅知「一度不見了數百年之久」。竟於一百七十年前，在日本福岡附近地下發掘，再度出現。吾人益信漢代中倭確已有正式使節往來。當時倭人似應居住九州，其與大陸鄰近，往來較早。則與後漢書東夷傳中「倭在韓東南大海中」，又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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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北史稱「馬臺國即倭王所都，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又極相符，是為日本入貢漢廷始見於史書者，建武為光武開國年號，當日本重仁天皇八十六年，西紀五七年。

至於金印文解讀問題，天明年間日人學者認為「委奴」，應讀為怡土，因福岡縣系郡前原町一帶，古代即為「怡土」國，亦即魏書伊都國原址；至今仍有怡土村存在。日本學者青田積麻呂所著「後漢金印略考」云：「金印是千古珍物」。三宅米吉博士也著有論文指出漢委奴國王金印，在九州志賀島的發現，確是光武帝所賜，絕非後人所偽撰，這是考古家最饒興趣的問題。近世又在福岡縣系島郡前原町平原地方，發現古墳，其中發現古鏡的破片，在其附近又發掘青銅鏡三十一面，鐵刀一柄、瑪瑙、玻璃，以及鹿角製的管玉各數個，玻璃裝飾小珠六百餘，經九州大學考古學家鑑定，證明青銅鏡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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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係我國後漢時代的產物。尤以當時認為稀世珍寶的朱紅瑪瑙、管玉，竟在同一地方發現，原田氏認為係彌王時代後期魏志倭人傳所記載伊都國王的墳墓。梅原末治之「銅劍銅鉾」中云：「北九州發掘之銅劍銅鉾，在西紀前後二、三世紀間，已製造使用之，乃由中國經過朝鮮，漸次傳入於北九州者，其分佈地域，殆以北九州為中心，南及於大隅，迤東亦稍波及四國及本州西部。就中以九州之筑前博多灣沿岸分布最密。近發掘者已達二十二處，八十五口。次為對馬島，迄今發掘者達十七處，五十八口。在九州筑後發掘者達十五處，四十八口，在九州豐後發掘者十二處，四十三口。且在北九州發掘銅劍銅鉾中，其鋒銳而利，備具中國製品之風味者不少……。至對岸朝鮮方面，以弁辰之故地，即今慶尚道發掘之銅劍銅鉾較多，計三十一口」（註六）。

金印發現後，經日本史學家考古家考證及發掘青銅器等遺物之佐證，時至今日，大都趨向於認為，「漢委奴國王」金印，是光武帝所賜給「委奴國王」的印綬。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終於西元一九五六年把「漢委奴國王」金印，指定為「國寶」。而學者之間如岡部長辛、松村勇造、關野雄、栗原朋信、森貞次郎、直木孝次郎等諸氏，咸認為此印乃光武帝賜給倭奴國王的真印，而為學界大多數人所承認（註七）。至此，我國正史所載日本開化前各種史實的正確性，始為日本多數學者一致公認為研究日本古代史唯一的根據。

註一：木宮泰彥著：「日華文化交流史」一五頁。

註二：藤田元春著：「上代日支交通史之研究」七○頁。

註三：高橋健自著：「日本太古に於の為支那文化の傳來」。

註四：和哲辻郎著：「新稿日本古代文化」一四頁。

註五：早川二郎氏著「日本古代史の研究」二八頁。

註六：王輯五編著：「中國和日本交通史」二六頁。

註七：岡部長辛著：「漢委奴國王金印考」（載日本歷史第六十六號）

杉村勇造著：「金印は果てし偽物つ？」

關野雄著：「中國古代の尺度にいてか」。

栗原朋信著：「文獻に現れた秦漢印璽の研究」。

東漢末年，外戚專橫，宦官傾軋，國政紊亂，危在旦夕。降及公元二世紀之初，後漢衰亡，取而代之者，則為魏、蜀、吳，鼎立而三，史稱三國時代。曹魏在北方，其與日本往來，較為便利，故日本與魏國往來，始於魏明帝二年（二三九年），此後九年間，日使入貢前後四次，魏遣使至日二次，這時中國與朝鮮半島皆因戰亂不休，大批中國人民紛紛經由朝鮮半島移居日本，他們對中國文化有深刻的修養，或在學術學藝上有所專長，到了日本之後，把中國之學藝智識傳授日人，這對日本社會文化之發展，確有很大的貢獻。這時可稱為中國文化東漸第一期。

三國時代曹魏與日本的往來，在中國正史中可考者：

太平御覽所引魏志本文則云：

梁書卷五十四東夷傳亦云：

以上所引，可知古版魏志與梁書東夷傳皆為景初三年，即倭女王卑彌呼第一次遣使入貢魏天子，乃景初三年（西元二三九年），而非景初二年。蓋卑彌呼遣使入魏朝貢，乃在魏征服遼東公孫淵後，收復帶方、樂浪等地，威振朝鮮半島，因之倭女王乃遣使朝貢，魏倭往來逐漸頻繁，從第一次魏景初三年（二三九年）起，第二次正始四年（二四三），第三次正始八年（二四七），第四次正始八年魏使入倭。當時魏倭往來何以會如此頻繁緊密？在魏蜀吳鼎立形勢中，曹魏所懼者為東吳，因孫權於黃龍元年（二二九），實施遠交近攻政策，曾遣使前往遼東及北韓公孫淵通好，公孫淵亦採取兩面政策，除事魏外，又遣使通吳，淵於魏太和六年，向吳稱臣，並獻土產，孫權大喜，並封淵為燕王。孫權又向高句麗通好，藉以威脅魏國，東吳如此行動，刺激魏國很大，對東吳更具戒心，遂促魏國征服公孫淵。魏於景初二年遣司馬懿征服遼東，斬公孫淵父子，傳首級於洛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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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復帶方、樂浪等地，威脅半島，東夷征服。正於此時，倭女王卑彌呼以大夫難升米為正使，都市牛利為副使，於魏初三年（二三九年）携帶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及斑布二四二丈等物前往帶方，會同帶方人員前往洛陽，向魏國朝貢，這是魏倭第一次遣使通聘。

公孫淵滅亡經過，魏志公孫度傳記其事云：

當魏吳對抗時期，倭國位居東吳東南海上，為一大國，魏國頗為重視。魏志東夷列傳云：

以上所舉地名，方位里程，經一般考證結果，認為狗邪韓國，即今韓國金海地方，為自韓國金海地方，為自韓渡日必經要道，帶方即今之朝鮮京畿南部，對馬一支國，即對馬、壹枝兩國。位於朝鮮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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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九州之間。末盧國，即今之九州肥前之松浦郡，伊都國，即今之筑前之怡土郡。奴國即今之筑前博多地方。邪馬臺國之所在，即今之九州肥後之北部，日本古代人口戶數最稠密的地方，至於卑彌呼是否即神功皇后，尚有爭議。倭國既屬東南海中大國，公孫淵滅後，遣使入魏朝貢，實使魏對卑彌呼儘可能加以優待，使其成為友好國家，以免其傾心於吳。因之，魏對倭國入貢，極表重視，魏明帝深嘉倭女王之忠孝，乃詔以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並贈以回禮，賜以金印。（如圖）魏志卷三十倭人傳記其事云：

並於正始元年（二四○年），派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倭王。同志亦記其事云：

曹魏時代，倭女王前後遣使入貢四次，魏亦遣使節赴倭通聘，兼以宣示天朝鴻恩。漢光武建武中元二年（五七）曾冊封「倭奴國」金印，卑彌呼對金印所具的權威，應有更深切的認識。倭女王卑彌呼獲得如此崇高榮譽，魏倭關係更形親密。日本自江戶以來，日人在民族自尊鼓舞之下，痛恨魏廷賜「親魏倭王」之詔書，大傷日本國家之體面，盡量避免魏志邪馬臺國與日本皇室中心地之大和朝廷有相聯歷史性的關係，因之江戶時代許多著名史學者如本居宣長、鶴峯戊申等竟說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根本與皇室毫無關係，僅為當時佔領九州一角的先住民族熊襲女酋。內藤虎次郎博士說卑彌呼是大得朝廷的的倭姬命（垂仁天皇之女）。日本書紀及志田不動麿（東洋史上的日本：支那史——國史與海外史的交涉）等，則認為卑彌呼就是神功皇后。不論日本學者對邪馬臺國位置及卑彌呼如何曲解，倭遣使入魏朝貢，却為千真萬確的事實。而對魏志所記日本古代社會的情況一致公認為珍貴史料。如上田正昭氏云：「魏志倭人傳為晉陳壽所撰三國志之一部分。但此只有二千零八字之倭人傳，對於研究日本史的人誠為無價之寶，且為確實可靠之詳細的文獻」（註一）。肥後和男氏云：「誠然魏志倭人傳乃有名之史書，藉之與我國之古事紀或日本書紀之記載，互相對照，可以考察日本原史時代之形勢」（註二）。青木和夫氏云：「抹煞魏志，便沒有討論日本古代的資格，而其所載有關邪馬臺女王與魏之往來，當係事實」（註三）。但對邪馬臺國位置及女王卑彌呼為何許人，我國兩位史學者却有中肯敘述：一、衞挺生教授說：「魏之政治力量，既新擴展至帶方，倭之政治力量，亦新擴展至新羅國。於是中國之魏天子與海東之倭王國，遂而因境地相接。神功皇后以不世出之女子，喜勤遠略，既經親征，率師在韓，則遣使始通曹魏，殆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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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之形勢。故遣使通魏之卑彌呼，必為神功皇后，毫無可疑。日本古代史家，本亦確認為神功皇后通使曹魏，未予置疑（註四）。二、朱雲影教授亦云：「我們看來，邪馬臺國很可能是大和朝廷的前身，大和朝廷的發祥地，本在九州，黑板勝美據古事紀所載地名的詳略，推明大和民族的蕃衍，其在九州四國者，實早於本州」（見日本史研究）。日本書紀以卑彌呼為神功皇后，神功皇后，宋史外國傳日本國作神功皇后，這表明邪馬臺國為當時大和民族在九州建立的最強部落。卑彌呼是當時九州大和族的共主。邪馬臺國的勁敵，是狗奴國。狗奴國為熊襲族所建立，是多數學者承認的。白榔秀湖說：「熊襲位於邪馬臺國的南方，在日向、大隅、肥後之間，屢與中國及朝鮮交通，而吸收其文明。」（見二千六百年史）由此可知，當時九州的種族鬪爭，是相當激烈。我們必須明白此種情形，才能理解魏室賜給卑彌呼封號的重大意義，由於邪馬臺國獲得倭的支援，大和族遂鞏固了種族的領導權」（註五）。李毓田先生，亦斷定卑彌呼即為神功皇后」（註六）

以上所引中日兩國史學者對於邪馬臺國之位置及卑彌呼係何人，雖異說紛紛，莫衷一是，但魏志倭人傳所記載日本國家形成期間的社會狀態，確為日本史學家一致公認為最古的最重要的文獻，是為研究日本古代史的唯一可靠的基礎，由於日人自尊心太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聲勢極盛時，曾禁止任何人加以討論卑彌呼這個人。迄今對卑彌呼仍未獲得符合科學性研究的結論，這該是日本史學者的遺憾！

註一：上田正昭著：「日本古代國家成立史の研究」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

註二：肥後和男著：「日本文化の源流」七頁。

註三：青本和夫著：「魏志倭人傳の研究」。

註四：衞挺生著：「日本神武開國新考」三○二—三○三頁。

註五：朱雲影著：「中國文化與日本建國」一二頁（載於中國文化論集）。

註六：李毓田著：「古代中日關係之回溯」二五—二六頁。

中國古代，稱日本為「東夷」，或「倭」，或「倭奴國」。唯「倭」，或「倭奴國」，原為音譯，這是古代中國人給予當時日本的一種名稱。不僅中國史書中有此種呼，即日本古文獻中，往往亦自稱為「倭國」，或「大倭國」。如聖德太子所撰之「法華經疏」中，猶自稱為「大倭國上宮太子」。而日本書紀作者，以魏志東夷傳中的邪馬臺參比大和國；以倭女王卑彌呼比擬日本神功皇后。初唐以前的中國史書稱扶桑三島為「倭」，或「倭奴」；稱其住民為「倭人」。降至盛唐之世，日本國內漢字發達，深感「倭國」之不雅，因倭字釋義，有「柔順」，或「順從」之意，有傷國體尊嚴，因此，乃修改其字，不稱「倭」，或「倭奴」，而稱曰「日本」。新唐書記其事云：「日本古倭奴也，咸亨元年遣使賀平高麗，後稱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舊唐書亦云：「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稱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名，或曰倭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為日本」。而史記夏本紀「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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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服」句下，張守義則云：「又倭國，武皇后改曰日本，在百濟，隔海依島而居，凡百餘小國。」由此可知日人之改國號為日本，尚不出公元七世紀後半期，並為武則天所改。

日本於六朝初期，始採用漢字，而與中國往來，中國書稱之為「倭」，於是倭字成為「セマト」的訓讀漢字，「セマト」成為漢字倭的訓讀和音讀。倭國，大倭國與「邪馬臺國」、或「耶馬臺國」、「邪馬推國」等，遂成為一個名稱的幾種不同的漢字記法。其致隋煬帝之國書，自稱其君主為「日出處天子，而稱煬帝為日沒處天子」，為其外交上最得意文書，故以為名。至盛唐時代，經數度遣唐使，日本國內漢學日漸發達，漸嫌漢字「倭」有「順從」，「柔順」涵義，頗覺有傷民族自尊心及國體尊嚴，遂將倭國改稱為日本國。其國都志曰：

就上引證的事實，據衞廷生考證曰：（一）日本稱天皇二字，當在唐高宗上元二年（六七四年），八月高宗皇帝自稱天皇，其后武后稱「天后」，日本事事倣唐，因此，日本「天皇」漢字稱號，必在高宗以後，大唐天子決沒有倣用日本君主漢字稱號的可能，大化元年反在上元元年以前三十年。因此在此時二個漢字稱號的存在，絕對不可能。（二）中國文書中，直至武后長安元年，始有「日本」國名發現。去太宗貞觀十九年已及兩世，因此，日本天皇四字，在大化元年絕對未見，這是七二○年代「日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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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作者妄將年代提早三十年以上。（見衞挺生著神武天皇開國新考）

新唐書曰：

「日本，古倭奴國也。……咸亨元年（六七○），遣使賀平高麗，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冊府元龜載有：武后長安元年，十月戊辰敕曰：

就此可見武后對於日本遣使是何等的重視？冊府元龜並載武后謂朝臣曰：「去年黃河清，今年日本遣使來朝」，其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也。至於日本國名稱，在梁時日本國內僅知有「倭國」之名，尚不知有「日本國」名之存在，中國朝廷亦不知有日本國之存在。直到唐咸亨元年（六七○），遺使賀平高麗呈其國書，仍用「倭國」名號，至唐高宗咸亨元年（六七○年）以後，始更號日本。冊府元龜所載武后長安元年（七○一年）敕書，始稱「日本國」。其與續日本紀所云：日本文武天皇慶雲元年，即唐武后長安四年（七○四年）。粟田朝臣真人自唐國至，所述初至唐時答人問：初稱「日本國使」等事。以此證知「日本國號」名之成立與對唐使用，確認在高宗與武后時代。唯新國名之改革，仍以漢字之名稱為限，至於其國人之訓讀，則日本亦仍為「セマト」，亦即「邪馬臺」之意。至唐玄宗天寶十一年（七五二），始由大倭國與大養德之訓讀，改為漢字同音字的大和，所以後來的大和國、大和文化、大和民族等，其實，仍都從「大倭」演變而來。今「日本」、「大和」兩名稱並用；有時訓讀，有時音讀。考「日本」二字音讀為Nippon或Nihon，但古代讀法，如日本書紀神代紀將「日本」讀作Yamto音，常與「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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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to相混雜。Yamto，等於倭字，起於筑前倭奴（伊覩）王通漢，中國人稱日本為奴國。此外日本二字當讀作Hinomoto，即「日之本」的日本讀法，含有「日之出」的意義。後來音讀流行，有讀「日本」二字為Nippon，或聲音稍柔作Nihon，西洋人稱之曰：Japan,Japon, Nihon，至明治時，始把「日本」二字的音讀為Nippon或Nihon，定為正規格的讀法Cipango，皆由日本之音讀而來。

關於日本建國年代，日本舊史家附和日本古史的神話說法，認為「天孫降臨，神武東征之結果，組織和協的聯盟，遂以成立日本國家」，而把日本開國的紀元年代，提前到西元前六六○年（約當我國春秋魯閔公二年，周惠王十七年）。事實上，日本古史的神話，都屬假託、傳說，毫無歷史的根據。

日本列島在西元第一世紀以前，尚處於部落國家的狀態，究竟有多少部落，在日本史書毫無記載。但在我國史書卻有明確的記錄，例如漢書地理志云：「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後漢書」東夷傳云：「倭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三國志魏志倭人傳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小島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驛所通三十餘國。」

於以上所舉史籍，可見在西元一世紀以前，日本部落國家，多達百餘國，及至西元三世紀初葉，互相吞併結果，尚有三十餘國。根據漢書地理志，後漢書東夷傳及魏志倭人傳的記載，日本在西元第三世紀後半期，尚處在部落互相攻伐戰爭狀況，在這些部落國家互相吞併中逐漸形成日本列島三個政治勢力。誠如陳水逢氏云：第一個是在北九州地方以邪馬臺國為盟主，居銅劍銅鐸文化圈；第二個是出雲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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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屬銅鐸文化圈；第三個是以奈良附近大和地方為基礎的大和勢力圈，為彌生式文化的中心。這三個勢力圈，經過若干年代，又再發生吞併，其中大和勢力圈力量最大，結果終於在西元三世紀末至四世紀之初，平服了邪馬臺國及出雲勢力以及其他小國，至此大和朝廷完成了統一國家的建設雛型（見日本文明開化史略四一頁）。由此可知，日本真正開國的年代，則在四世紀初葉，正當我國南北朝時代，大和朝廷倭五王先後遣使中國南朝朝貢，詳於次章。

中日兩國二千餘年的歷史關係，早於先史以前，即開始接觸。其於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典章制度的建立，溯源探本，皆受中國、朝鮮、印度等國文化洗禮，尤以中國道德文化，對日本文化的開發，貢獻尤大。

我國史書中早有記載兩國通往的記錄。姬周時代，王充論衡第八儒增篇、第十三超奇篇及第十九恢國篇等，都記有周成王時代倭人貢暢之事，而山海經海內北經第十二有「蓋周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的記事，以及近代於日本出土的，先秦時代燕、趙、齊、魯等國貨幣明刀。明刀是出自燕國，在大陸各地，如遼東半島營城子，旅順附近，遼陽太子河附近，以及朝鮮半島各地，先後都有發現明刀，從明刀分佈現象，不特說明了中國古代金屬文化，乃循朝鮮傳入日本，並證明了日本在春秋戰國時代，已與我國有往來。

至漢武帝於元封二年（一○八年）征服朝鮮，分置樂浪、致屯、真蕃、玄菟四郡，中國既與三韓接壤，交涉來往頻繁，秦漢先民往朝鮮逐漸南移，渡海至日，中日交通亦逐漸頻繁矣。

中國文化輸入日本，據正史記載當為應神天皇十五年（二八四年），百濟阿直岐赴日為始。阿直岐又推薦百濟王仁博士。王仁於應神天皇六十年（二八五）携論語十卷，及千字文一卷至日本，論語為培養日本國民思想的根據，千字文為日本國民發表言語的工具。自此以後，百濟經常遣五經博士赴日交替，降及欽明天皇十五年（五五四），日本已輸入禮、樂、書、論語、孝經等五經。因受中國儒家文化啟發，自此日本更積極地吸收隋唐最新文化。

中國文化以仁義為本，歷代君主崇尚王道政治。重「禮教」與「德化」，又稱「德治政治」、或「禮治政治」。儒家文化傳入日本後，一面啟發日本禮化道義的精神，一面啟示日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心。人君謀治國治民之道，應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胸襟，以臨其民，然後才能克盡君道。這個王道文化思想，啟發日後大化革新機運。

自應神天皇以來，經朝鮮半島移入日本之歸化人之手，大量攝取中國文化。自秦漢以來，以至三國，魏晉之際，內亂不已，沿海各地，秦漢先民紛紛經朝鮮南下，逃往日本，這些難民中有不少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修養，或在學藝方面有所專長，他們到了日本，便將中國的學藝技能知識，傳授日人。因此，對於古代日本文化及發展，貢獻很大。這是中國文化輸入日本的第一個階段。這批歸化人實居於當時日本文化社會指導地位。他們在政治上或社會上都享有優厚的待遇。

據日本史籍，漢人從樂浪、帶方兩郡大量移入日本列島，是在西紀三世紀應神天皇時代，當時應神天皇大肆造船，秦漢時在韓遺民弓月君，一稱融通王，於西紀二七四年，率領百二十縣人民至日本，弓月君自稱秦始皇五世孫或十三世孫，故日人稱其為秦。弓月君東渡時，據傳曾遭新羅所阻，應神天皇遣葛城襲津彥迎接於海上。另一漢人集團亦相繼東渡，則在應神天皇二十年（二八九），由阿知使主及其子都加使主率領方都郡七大姓十七縣男女二千零四十人，避居日本，自稱為後漢靈帝三世孫或四世孫，日人稱其為漢，其部或稱漢道。應神天皇三十七年（三○六），阿知使主，都加使主父子，奉命至吳（建業）求女工，得兄媛、弟媛、吳織、穴織而歸。把中國紡織技術傳入日本；雄略十四年（四六九），身狹村主青等使吳，與吳使及女工漢織、吳織、縫衣女同至日本。吳服物亦傳日本。於是歸化人不僅擅於養蠶織絹，並把養蠶及紡織技術傳授日人，開日本織絹之新紀元。

根據雄略、欽明等紀，在雄略天皇時代（四五六——四七九），秦人在京畿人口中竟佔九十二部，共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人。欽明元年（五四○），秦人戶數計為七千零五十三戶，較前更有增加，古語拾遺云：「秦漢百濟內附之民，各以萬計」，尤以桓武時代秦氏一族勢力，以及秦氏後裔，不獨具有左右皇室權力，並對國家政治財政，以及社會經濟發展，都有其雄厚的影響力。至推古天皇十一年（六○三），聖德太子為酬謝秦氏一族對皇室的恩德，特將其最高貴的佛像，轉贈秦人，為安置佛像，特建立中國式寺廟——廣隆寺。至今京都四周尚有平安初期秦氏所建神廟，如賀茂、松尾、稻荷等神社，無不與秦氏有其深長的關係。在弘仁年間（八一○——八二三），朝廷所編撰的「新撰姓氏錄」中，當時以京畿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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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城、大和、攝津、河內、和泉等各重要地區，其全部一千○五十九個氏族中，秦漢兩系歸化人系的氏族竟佔三百二十四個，幾為全體氏族的百分之三十。

據大藏朝臣一族忠臣姓氏錄，內分八千大姓，但係出自漢劉氏，任城主三十六代。威震九州者，凡六百五十八年，抵抗元人之東征，即出此族後裔，大隈重信、犬養毅等均出於此族。

原田氏家譜所引漢劉氏同族會成立之頒佈辭謂：

據坂上氏系圖所記，當時漢人初至日本時，大都居在大和國高市郡。其情形：「人眾巨多，居地狹隘，更分置諸國；攝津、參河、近江、播磨、阿波等漢人村主是也。其他氏族僅佔十分之一、二。他說：高市郡內檜前忌寸，十七縣人夫，滿地而居，他姓十中不過一二」。

漢獻帝之後裔，則有：廣原、當宗、志賀、大友、安墀、春良、錦部、山城、河內、永野、臺等氏。又高村、真神、田邊、大原、廣海、吉水、交野諸氏，亦都係漢人後裔。德川時代，漢學盛行，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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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學者輩出，彼等多仿華風，省略其二字姓，或三字姓，直恢復漢姓，用一字名或二字名。如劉精理、劉元簡、劉琴溪、劉韶等，不勝枚舉。

據日本史籍記載，初期歸化的秦漢兩系遺族，經過三世紀後的應神，四世紀的仁德，以及五世紀以後的履中反正，允恭、雄略、清寧、仁賢等朝，漢氏一族的活躍，實為整個日本政治文化的中心。在履中時代，並掌握了日本重要文史大權，成為當時有力統治階級的一份子，對於大化革新前後數世日本文化的創建，發揮了無比貢獻。當時歸化人在日廷中已擁有舉足輕重的力量，對皇室興廢，國都遷移，以及社會經濟建設，都有其無比影響，尤於當時政治上公文書之起草，財物之出納，以及外交文書之處理，均為歸化漢人所壟斷，其勢力所至，直接影響到皇室安危，以及政治的榮枯，對漢文傳播，以及和化工作上，更留下不可磨滅的功績，姓氏錄中所提到的秦漢人系統氏族，實際上掌握了古代日本國家的命脈。

日本古時代之歸化漢人系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