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近代中國佛教研究之發展(上)(一八六四—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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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史上,中日兩國佛教,初期所受政治上的打擊,大致相同。一八六八年,正當日本明治維新元年。在明治初期,日本佛教因受政治上排斥,未有若何進展。由於時代文明的啟發,傑出的高僧,相繼出世,若曹洞宗的坦山、奕堂、悟由,皆為一代高僧。其他若點愚、仁誡、雲尚,皆為真宗、淨土宗、真言宗的高僧,歷經十年奮發,深獲社會人士尊重。但在研究方面,卻採取西方治學的方法,以歷史考證、原典語言學為中心,以印度佛教、西藏佛教、西城佛教為前題,以梵文、巴利文、藏文原典為目的。南條文雄(一八四九),高楠順次郎(一八六六)先後留學英倫,皆為明治時代第一流的梵文、巴利文學者。木村泰賢(一八八一),松本文三郎(一八九七),亦相繼至歐洲留學。不僅為當時梵、巴文學者,並為印度哲學的權威。這些傑出學者當世,先於國立大學開設佛學講座,傳播佛學種子,繼創佛教大學,培育佛教弘化人才。在治學方面,採用西方科學分類法,及歷史考證,把繁雜佛學整理出一新的體系,使其成為科學中最新鮮的哲學。不僅贏得西方學者傾服,並成為指導日本學術界之最高學者(請參閱第二十五章)。明治以前,日本國民由仰慕中國文化;而吸取中國文化。明治以後,由於日本整軍,治國圖強,革新工業,一戰勝我,再戰勝俄,儼然為亞洲一大強國,而影響我國人民心理特深,使中日兩國海上交通更遠勝於唐宋時代。清朝末年,由於康梁力主仿傚日本變法維新,當時我國社會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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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轉而仰慕日本維新政治,前往日本留學者多達一萬餘人,是為我國留日學生達到最高潮時期。

日本明治元年,正為我國結束「洪楊之亂」後的第五年,我國佛教正陷於極度困難期中。

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我國因受西方宗教異端邪說的煽惑,發生「洪楊之亂」。以洪秀全、楊秀清為首,以西方宗教為背景,以上帝為幌子,發動史無前例的宗教戰爭。到處燒燬寺廟,破壞中國文化。直至一八七四年,以曾國藩為首,為維護中國歷史文化而戰,而對西方宗教宣戰,卒將太平天國打倒。在表面上,這是中國的內戰,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戰爭。佛教雖未直接參戰,但佛教所受之摧殘,不減於歷史上三武一宗之厄的災難。因而,佛教元氣大傷;自此,有識之士,相繼倡導改革佛教,興辦教育,這未嘗不是受日本明治維新佛教革新的衝擊!

第一節 揚州之僧師範學堂

首先起來創辦僧教育,培育僧才的,則有文希、寄禪。松風、楊文會等。文希乃揚州天寧寺住持,因我國佛教於洪楊之後,少數寺院逐漸復舊觀。但佛教文物經籍,仍缺如故。尤以在政治上,因受康梁變法維新,仿照日本君主立憲的影響,各省響應倡辦教育的人士,因苦於經費無著,往往佔用寺廟,奪取寺產,作為興學的經費,因此激起全國佛教界反抗,遂給日人可乘的機會,乃效法西方基督徒來華傳教方法,至華傳教。並引誘中國各地僧寺受其保護,當時杭州就有三十多寺,投入日本真宗懷抱,求其保護(註一)。遇有佔用寺廟,搶奪寺產的事,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因此引起外交風潮,清廷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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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中日雙方交涉結果,日本真宗先取銷寺產保護事情,然後清廷政府下詔保護佛教,並令佛教自辦學校。於是各省僧教育會,相繼產生。各省佛教人士,亦知非興辦學校,培育弘化人才,不足以保護當地寺產,時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設立僧師範學堂,培養人才,並鼓勵各省佛寺,仿照日本佛教興辦教育,造就僧人。揚州天寧寺住持僧文希,又名亞髡,首先倡導,於揚州創辦普通僧學堂。浙江之寄禪、松風,北京之覺先等,南北呼應,辦佛教學堂,作為改革佛教的初步。當時所辦的僧學堂,都屬普通小學教育初出家的僧青年。顯然受了日本佛教徒鼓勵!

江浙佛寺林立,殆為全國之冠;而江蘇各大寺院之寺產,又居全國之首。因此,揚州文希和尚於清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七),創辦普通僧師範學校,又名僧學堂,設於揚州天寧寺。其經費由鎮揚諸山共同(各寺)負擔。教授科目,除佛學外,並有英、日文。日文,由日人道揚居士教授,道揚居士善繪佛像,其筆法極為精緻。文希和尚因與道揚居士接觸較多,獲悉日本佛教教育的情況,道揚居士又竭力鼓勵他赴日本考察佛教,以供改革中國佛教的借鏡。顯然,文希和尚不失為一熱心於佛教改革的人物。至少在思想及觀念上,較諸保守派諸山進步。當時國內青年留學日本者很多,而反對清廷的革命黨人與主張變法維新的康梁黨徒,亦多避難日本,文希於這時想東渡,顯然於時節因緣上不甚相宜。而鎮揚佛教保守派人士,根本反對日本佛教制度,因此,對文希和尚的行動,深表猜疑,唯恐他參加革命黨,興起佛教革命。正當文希東渡前夕,竟向當地警政機關密報,誣陷文希假赴日考察佛教,意欲勾結在日革命黨人,企圖不軌。當時清廷最怕的,就是革命黨,聽說文希欲勾結革命黨,馬上將文希加以逮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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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南京總督滿人端方判令終身監禁。文希和尚個人,固然失去了自由,而揚州僧學校,亦隨即解散。文希直至辛亥武昌起義,革命成功,始由安徽石埭縣監獄釋放。這是因仰慕日本佛教教育制度,欲赴日考察首遭受打擊的,這應歸罪於中國佛教新舊思想的衝突!

第二節 南京之祇洹精舍和僧師範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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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洹精舍,乃楊文會居士所創辦。楊居士,號仁山,安徽石埭人,生於清道光丁酉(一八三七),父名樸菴,母孫太夫人,九歲受讀,甚穎悟,十四歲能文,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靡不領會。唯不喜愛功名,十七歲洪楊起事鄉里,遂不能安居。初讀金剛經,於佛法發生信心,後讀大乘起信倫、楞嚴經,領悟甚深,遂決心學佛,到處搜索經典。洪楊之後,江南佛寺典籍,遭毀殆盡。於是發心刻書經典,俾廣流通,並草訂章程,得同志十數人分任勸募,乃就金陵差次,設立金陵刻經處。日則董理公務,夜則潛心佛學,校勘刻印而外,或誦經念佛,或靜坐作觀,此即居士從事刻印經內之經過。當時揚州鄭學川君,後出家名妙空子,亦發心刻經,乃剏江北刻經處,於揚州東鄉之磚橋雞園,刻經甚夥。居士先於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曾紀澤奉命使歐洲,隨赴英法,考察法國政教事業甚詳。對天文、地理、光學等極感興趣,便專心研究。並製有天地球圖,併輿圖尺,以備將來繪測之用。至光緒十二年丙午(一八八六),又隨劉芝田出使英法,考察英國政治製造諸圖,深知列國立國之道。在英結識日本南條文雄。南氏早於一八七六年至英留學,學習梵文。乃知居士為一虔誠佛教徒,並欲蒐集中國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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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藏經,南氏遂與居士訂交。三年期滿,居士由歐洲回國,時年五十有三,乃慨歎世道人心,愈趨愈下,誓不復與政界往還,乃於東瀛購得小字藏經全部,閉門誦讀。光緒十六年(一八九○)達京師,禮旃檀佛像,並求藏外古德逸書,適居士內弟蘇小坡隨使節東渡,則寓書南條文雄君,廣求中國失傳古本,南氏早學梵文於英國,乃居士之至友,因得南氏之協助,遂從日本搜得我國隨唐古德逸書,多達二三百種。實為當時國內研究佛學者所崇尚。就中最重要者,先刻流通,資金不足,則出售由歐洲携歸之各種儀器充之,並成立金陵刻經處。洪楊以後,江南佛教文獻,得迅速復興整理刻印,楊仁山居士出力最大。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居士又與英人李提摩太君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文,是為佛法介紹歐洲之要籍。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又與印人摩訶波羅會晤于上海,相約共同復興印度佛教,因此居士於佛法志趣甚切,竭力提倡佛學,培育僧才。乃於光緒三十三丁未年(一九○七),就刻經處開辦佛教學堂,曰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研究佛學及國文,並設英文,以為進修梵文及巴利文根據,俾緇素青年兼通中西文,以為將來前往印度,復興佛教之用。蘇曼殊任教英文;佛學則由居士擔任之,當時就學錙素,共二十餘人,若仁山、太虛、智光、觀同,及歐陽竟無、梅光羲,日有進益,未及兩載,因經費不足而停止(註二)。入學緇素雖僅二十餘人,然皆五十年來我國佛教之中興人物。而以居士身份倡辦僧教育,尚為第一人也。祇洹精舍雖停辦,楊仁山又於宣統二年(一九一○)剏立佛學研究會,自任會長,每月開會一次,每週講經一次,聽者多歡喜踴躍。居士每悲大道之沉淪,非具擇法眼,難免不為邪見所誤。初見日本重印續藏經,多至一萬餘卷,似甚駁雜,特加以選擇,歸于純正。因此,弘法四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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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十餘萬張,其於近代中國佛教之復興,貢獻殊偉。著「大宗地玄文本論略註」四卷,陰符道德莊列發願諸書,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逝世,壽七十有五。

祇洹精舍停辦後,宣統二年,兩江總督端方,以鎮揚佛教諸山既密告文希,已禁獄,但社會興學風氣仍然濃厚,遂飭江蘇省佛教諸山繼續興學,造就僧材。江蘇省佛教教育會,及全省佛教諸山負擔經費,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堂,太虛、仁山、智光、惠敏、開悟,就讀其間。月霞、諦閑主其事,此為繼祇洹精舍後之僧教育,越二年革命運動到達南京,遂又停辦。

辛亥革命成功,不獨政治觀念發生根本改變,由專制而民主,由保守而進步,而受宗法社會思想影響極為深刻的中國佛教,亦因此而發生革新運動。首先起來倡導佛教革新者,即先後卒業於祇洹精舍及僧師範學堂的太虛、仁山等、光復後,金山觀音閣之仁山,及太虛首上書教育部,以改金山寺為佛教學堂赴京請願,遂演成「大鬧金山」一幕,轟動全國。這時我國佛教雖陷於新舊思潮及政教混亂中,佛學研究之發展,仍繼續前進力求發展。(註三)

月霞之華嚴大學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上海哈同花園主人,邀請月霞法師主辦華嚴大學。殆為我國第一所佛教大學,專究華嚴教學。智光、持松、常惺、戒塵、慈舟、了塵、靄亭等,就讀該校。開課未及三月,因哈同夫人要學僧向其頂禮,月霞法師,認此違背律制,遂改遷杭州海潮寺繼續開辦,越三年而結束。

諦閑之觀宗學社 諦閑生於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浙江黃巖縣人,光緒三年,時年二十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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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聽敏曦、曉柔、大持諸法師講法華、楞嚴等經,深入法華教觀。自此,時至諸方講經。宣統二年,主持南京僧師範學堂,民國元年,於上海留雲寺創辦佛學社,領導四眾研究佛學。是年,住持寧波觀宗寺。民國三年成立觀宗學社,自任研究社主講,專宏天台教觀。民國四年,日人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密約,就中要求准許日人來華自由傳教。袁世凱為對制日人提議,乃邀月霞、諦閑北上講經,每日聽眾,中外嘉賓,名公巨卿入席聽法,多達萬餘眾,誠大法東流二千年來未曾有之盛況。此老法緣廣大,實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之第一人也。月老尚華嚴,諦老主天台,日後研究華嚴,天臺多出二老門下,是為清末民初我國佛教研究發展之概況(註四)

在此猶須追述者:即諦老座下兩位高足顯蔭顯教二人,亦復為佛教傑出之人才。顯蔭於民國九年赴日高野山學密,在日四年,頗有成績,日人亦多賞識其才智。高楠順次郎於大正十一年,監修新經大藏經時,特請顯蔭法師撰序,刊於大藏經樣本卷首。日人主修大藏經請中國人作序,其對顯蔭法師之崇敬如斯。念生老居士於民十二年預約新經大藏經時,曾獲讀顯蔭法師之序文,即賞識其卓越的智慧。唯大正藏出版時,並未刊出顯蔭法師序文,致使後世讀者無緣獲讀斯文。民十二年顯蔭法師一度回國,寓居上海閘北錫金公所,因獲上海名人巨賈王一亭、聞蘭亭、施省之、蔣維喬等大居士護法,大弘密教,法緣殊勝。諦老宗尚天臺教觀,王一亭等都為諦老入室弟子,反多傾向密教,或因此引起諦老與顯蔭間誤會。於是諦老痛斥顯蔭陷入魔道,制止他在上海傳密,否則,即欲脫離師徒關係,當時不獨諦老反對密教,印光老法師亦反對密教,並撰文公開申斥顯蔭(見印光法師文抄)。諦老印老為當時佛教界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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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蔭抵擋不住如此的壓力,因而吐血,終於民十三年死於日本高野山,時年僅二十四、五歲。其實東密本有天臺教觀成分,諦老忽於此,或另有其他緣故,則不得而知。顯蔭天資絕高,丁福保所編之佛學大辭典,分請當時名流學者撰序,佛教中僅有顯蔭一人獲此撰序的榮譽,其學術思想受了當時學界之推崇,亦可於此得知矣!

顯教亦為諦老高足,於民國十一年入武昌佛學院,侍座虛大師,其天資不在顯蔭之下,唯不安於佛門生活。民十九年,就讀上海「勞働大學」,後任教廣東中山大學。由此觀之,由於佛教保守思想太濃厚及佛教制度謹嚴,凡有傑出才華之僧青年,不是早卒,就是中途近返,致使諸多有用之人才,不能為佛教所用,迄今佛門仍感人才恐慌,此為近代中國佛教無重大發展之主要原因。

第三節 支那內學院之唯識學(一九一八—九二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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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肇興,繼楊文會、月霞、諦閑之後,領導中國佛教研究者,則有歐楊漸、太虛、常惺和大勇等法尊。歐陽漸君,又字竟無,江西宜黃人,當楊文會居士開創祇洹精舍,招集緇素研究佛學時,即師事楊仁老,辛亥秋楊仁老逝世,竟無即至南京,繼楊仁老後,主持金陵刻經處,其後六七年間,日夕校印法相唯識經論,亦曾東渡日本採訪遺籍。先後編校經典千餘卷,研究內典,垂二十年。民國七年戊午(一九一八),發起支那內學院設籌備處,民十年遷籌備處入半邊街,復與沈子培、陳伯嚴、梁任公、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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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三、蔡孑民、葉玉甫諸君謀益擴之。至十一年七月始正式成立,呈報內務部教育部備案。

內學院,初分三處十三系,以研究編校並重。在研究方面,以研究唯識法相所依之各經論,及巴利文、西藏文之語文,由邱虛明、王恩洋、呂澂分擔佛學研究導師。湯用彤擔任巴利文導師,呂澂擔任西藏文導師。歐陽竟無居士等則於每次研究會,分別作專題講演,歐陽竟無於第二次研究會所講「今日之佛法研究」,第六次所講「心學大意」。王恩洋、呂澂均作專題講稿,從民國十二年七月至民十三年十二月,先後提出多次有關佛學重要專題研究講演及研究論文討論,每題論文及討論問題,不唯內容廣泛,而於佛學教義及學理方面,均佔重要性與地位,啟發甚深。若呂澂提出之「唯識難陀考」,「陳那以後之因明」,「西藏譯攝論第一分解說」,「大種唯第八識所緣」。;王恩洋提出「前七識薰第八種子」,「掌珍二量之真似」。許一鳴提出「真如不屬相分」,「第七疏緣第八」,及馮超如提出「楞伽不思議熏變」等,均屬唯識法相學上重要論題。

支那內學院,十一年正式成立,初為研究性質。自十二年九月開辦以來,歷時兩載,講習課程,各科俱備,綜計前後四學期。在學者十六人,蒙爾達、韓孟鈞、劉定權、謝質誠、李藝、邱仲、釋存厚、釋蓁覺、黃通、曹天任、陳經、黃金文、劉志遠、閻毅、樊毅遠、釋碧繼,擔任講授指導者六人,歐陽竟無、邱虛明、王恩洋、呂澂、聶耦庚、湯錫予。至十四年六月,開辦法相大學,這是中國佛教第二所佛教大學。實際上,祇就內學院,開設大學部特科,美其名曰大學,並非如社會一般性大學。其大學部特科錄取新生,僅三十人,其所授課程及教師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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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學 歐陽大師;心學,同上。

菩薩藏經研究,歐陽竟無;解深密研究,聶耦庚;雜阿含經研究,同上;瑜伽真實義品研究,王恩洋。

佛學概論,王恩洋;印度佛學史,呂澂;佛典汎論;同上;毘曇大意,同上。

中國文學,歐陽大師;日本文學,楊叔吉。

此外,並作專題講授,由歐陽竟無擔任,先後講「華嚴經大意」、「龍樹法相學」、「說今後研究應作事」、「湼槃經大意」。以及提出研究專題:「法華經文研究」呂澂,「心理學評論」王恩洋,「雜阿含經蘊品略釋」。竟無除專題講學外,亦時對教育界名流學者說法,「佛法非宗教非哲學」,即對當時名流學者而講,剖析詳實,發人深省,收效頗大。並發行內學年刊,分贈東西各國大學圖書舘及佛教學者,又與日本佛教研究者及日本著名學者著作交換。如日本姊崎正治之「東方之宗教及社會問題」(英文),佐佐木月樵之「真宗佛教之研究」(英文),比國蒲桑氏之「世親俱舍釋論全部」(法文),意國多謙氏之「宗教傳說材料之研究」(意文)。於此可知內學院對佛學研究之成績(詳內院學刊)(註五),不獨對國內知識界啟發很大,即對國際學術界亦復提供對佛學最有價值的研究成果。

內學院於十四年七月擴大法相大學開特科後,其主要研究科目:一、佛學概論;二、印度佛教史,楞伽經研究,華嚴經研究。其經費先由該院基金支出,旋得熊秉三、梁任公、葉玉甫諸院董,因呈請中央撥助,當經財政部會商教育部,咨行江蘇省長,並訓令江蘇財政廳,在國稅項下撥一千元,以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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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撥助基金十萬元,以江蘇國稅項下每月撥交一千元計算,此為近代史上官方第一次撥款補助研究佛學費用。法相大學特科,至民國十六年三月以後,因軍隊駐入內院歷久不去,教授至感困難,至十六年暑假,期滿二年,暫行停辦。自此以後,內院以研習西藏佛學為中心,研讀集量論釋等各種經論;十七年春,又得西寧藏文研究社社長黎雨民、社員楊質夫二君南來,對內院極端協助,贈以曲尼版瑜伽全部,並借存德格版丹殊要籍,安土版各種文法,及西夫那刊印度正法史等,以資研究。楊君復至內院教授藏文根本文法書法等課。並計劃編纂「藏漢佛教辭典」以供研習藏典之用。

竟無居士,於民國三十三年,逝於後方。其畢生致力於法相唯識學,深入般若。其校刻經典,編選藏要,於三藏文獻之整理,內院之創設,其功績永在人間。其治學方法,雖獨尚法相唯識學,總在扼其綱領,貫達其思想而敘之,不在逐文釋句。觀其遺作「大般若經敘」、「瑜伽師論敘」、「大湼槃經敘」、「俱舍論敘」、「藏要論敘」、「法相論敘」、「唯識抉擇談」、「唯識研究次第」等,即可知其綱要。

竟無居士初設內學院,講學與刻經並重,此承楊仁山居士之遺風,西方從其遊者日眾。海內學人若梁任公、黃懺華、湯用彤、梁潄溟等均入室聽講,恭執弟子禮。梁任公、梁潄溟初於佛學不甚有緣,因得黃懺華居士胞弟黃樹因居士推見;而梁任公又賴梁潄溟先生而生信。先是梁潄溟聽黃樹因居士之言當時黃樹因於北大任翻譯,與潄溟先生相見,力稱竟無居士之學,介以南來,果傾心焉。北返後,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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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席廣為傳播(見內學一七五頁)。王恩洋居士,時亦在北大就學,亦因黃樹因居士介紹入竟無居士室。因此,當時內院由於學者雲集,遂蜚聲於學術界,儼然為國內研究佛學最高學府。尤於法相唯識學之入微,更難以為匹。就中於佛學研究足具影響力者,則有黃樹因,呂澂、王化中(恩洋)等人。

一、黃樹因名建,廣東順德人,家住金陵,十八歲畢業南洋中學,十九歲由其兄黃懺華引發,侍坐竟無居士講席,因而發心學佛,因受竟無居士啟發,於三藏經典研讀,不遺餘力。當內院研究部初創,同學頗多,唯黃君最有常度,研讀而外,每夜往城南習拳術,三年不間,可見其恆心矣。因聽竟無居士講梵、藏文典籍,於佛學上重要,即喜學梵文,民國六以後,年二十二即往山東從德人雷興FerdinendLessing學梵文二年,又至北京從俄人剛和泰Steal-Halstein學梵文三年,即而為剛對勘寶積經,復學藏文二年餘。其於梵,藏文造詣頗深,此為內院最早學習梵藏文者。他在北京期間,並搜求藏文法相典籍頗力,或抄或購共得十六種,餘均無著,以期次第迻譯,並計劃遠遊印度,搜索梵文典籍,以竟玄奘大師未竟之業。黃君治學方法,一字不遺,凡有一名相不明,必遍檢中外諸籍,窮其源而後已,故每月讀書不過十餘紙,其忍耐之力可想見矣。不幸,年方二十八,竟爾逝世,此不獨為內院傷失一傑出之梵、藏文學者,亦復為我國近代佛學界一大損失,其天資絕高,倘假以歲月,則於梵、藏學之貢獻,當可追上南條文雄諸人也(註六)

內院為紀念此一傑出人才,特闢樹因研究室,其目的不唯紀念樹因居士。並寓有勉勵內院同人繼其研習梵、藏文之用意。因而訂購西藏大藏經一部(初得奈留旦版,印刷不晰,退去,重訂拉薩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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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明版論藏六種(永樂年間刊),此外購備原典翻譯目錄提要文法辭書等籍,亦達百餘種,並於院內設「西藏佛學研究室」,於是內院由研究法相唯識學,進而以研究西藏佛學為中心。竟無居士於樹因居士研究室成立時,特別強調梵藏文典籍於佛學史之重要,他說:

又異文研求亦須梵文、巴利文並重。巴利文藏文典多存南方學,我國舊傳多北方學,非由巴利文不足以補此學地方上之偏失。藏文典籍多存脫出諸家之言,我國所傳偏詳舊說,非由藏文典籍不足以補此學時代之偏失,至於梵文各籍則關係尤多,更不可忽。願座上同人發奮於此,而處處以龍樹無著學說為印證,不致走入歧途也(內學一七四頁)。

二、呂澂,名秋逸。民國初年即入竟無居士室,民十一年內院正式成立,即於研究會擔任佛學研究導師,對法相唯識學造詣頗深,在內院之地位,僅次於竟無居士,其天資絕高,而學力僅畢業於初級師範,始讀畢大英百科全書。自此,全靠自修,所憑之工具,亦僅唯英法字典及美國音標,其學法文、梵文、藏文,皆賴此工具。並得黃樹因居士從旁授藏文彌陀,金剛經,及藏文攝論,指示唐譯有待印證藏文者,於是而通英、日、法、梵、藏各種語文。可謂絕世天才,由其宿慧故,而於梵、藏文原典之解讀,得入堂奧。試看其於西藏佛教經律論與漢譯經論之分析:

典籍研究,先藏經而後著述。藏經研究,又先旁資而後融貫。蓋我國譯經文義,不備者極多,旁資蕃藏的印證補訂,最為今日之要務,西藏佛學,當藏師學成而後乃漸傳入,譯籍大盛,則在唐僖宗時。我國譯事已成弩末。西藏繼此代興,故蕃藏所存,有別開生面之觀。如經,則般若、華嚴、寶積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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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晚出之故,較我國前翻者更有組織、更為豐富。而我國早期纂譯之大部四含,反不全見。如律,則根本有部廣律全備,較淨譯而尤詳;德光律學,獨盛行焉。如論,則小宗施設、俱舍註釋多家。大宗瑜伽中觀唯識因明無一不備(其間有與宋譯相同者,傳本赤異)。若真言儀軌,則尤為大宗。至於學派傳承,中觀存印度正傳(我國羅什傳西域學)唯識存安慧古說。又唐末時,安慧一派宗師主持譯事,改訂舊翻,統一學說,與我國奘師傳護法古學釐正舊失創為新譯者,遙相對峙,尤屬奇觀。若是諸端,皆有資研究參證必不可忽者,願同人「實過常人」,注意及此(見內學一七八頁)。

由此得知呂澂之慧解,而內院雖獨尚法相唯識學,但於唯識學之研究,並非僅憑漢譯典籍為滿足,而旁及梵藏文典及其傳承之探索。傳世親唯識者,舊稱十大論師,而奘師所傳僅屬護法一家,對安慧一家學說,僅見其所引片鱗隻爪而已。但安慧一家傳承已久,早於晚唐以後傳入西藏,大暢其宗。三十唯識譯籍存者,計有本頌、釋論(安慧)、論疏(律天)。梵本三十唯識湮沒千年,固不可得。今可於藏文譯本,窺見安慧所傳本頌之特徵,亦可依此求世親頌文之古義。一九二二年法人萊維(SylvainLevi)於尼泊爾,得見皇家藏書。得見梵文三十頌釋寫本,審其內容,儼然安慧論釋,乃乞諸王師影寫而歸,遂為梵文學者講習於巴黎大學。一九二五年,校訖,附世親二十唯識梵本(亦得諸尼泊爾)。題成唯識,合而刊行。日人榊亮三郎亦校三十論首六葉(載諸藝文雜誌),增田慈良又就論前序分比較梵藏漢譯,著為論文。遂使安慧釋論原存廣播世間,因知梵本與藏譯最近,獨與唐譯本大相逕庭,終不可合,於古今學異文之說,於此乃定讞也。呂澂研讀「安慧三十唯識釋略抄」,此於探求世親本頌之原文,及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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繹唐譯本頌之真相,介紹安慧一家學說,貢獻尤鉅。其於重譯藏本「攝大乘論」,致力於西藏佛學研究,用力最多。

「西藏傳本攝大乘論」一本,本為黃樹因居士生前抄自北京雍和宮,本擬迻譯,不果而卒。呂澂繼其遺志,加以重譯。攝大乘論,乃唯識學重要之論典,此論梵本傳來中國,先後四譯,初譯元魏佛陀扇多,次譯陳真諦,三譯隋笈多等,四譯唐玄奘,共經一百一十七年。西藏別有傳本,約在西紀九世紀頃譯出,距唐譯又後百五十餘年也,各譯文句頗有出入。藏本譯者為印度班抵達勝友(耆那密多羅)、戒王覺(尸棱特羅普提),及西藏大校訂家僧知軍。約在九世紀初頃譯出。勝友為當時譯師上首,出籍頗多,藏文俱舍論亦為其手筆,以今梵本勘之,所譯最為精審,此攝論文當亦爾爾(內學一○二頁)。

呂澂依藏本校勘中土四種譯本,極為精審。其於攝論解題,舉例頗多。

如所知依分種子五頌次句或云於二,或云二種,末句或云任運後滅故,或云如任運後滅,此為無性釋論所已解者。其次如滅定有心意識不成一段,後出多因,或出一因,或多因與一因並舉。賴耶共相不滅一段,或但共結難斷一頌,或並有諸瑜伽師一頌,又以對讀而知,凡此種種皆可見論文以傳者為之增減,實有多本焉。如滅定有心段總舉一因,唐譯世親論解云第二誦,共相不斷次頌,唐譯論又云別頌。蓋其先皆另一誦本,後乃合之一處,揆諸義理實復出矣。今以此考各本之同異關係,則唐譯二釋滅定段二誦合本,其源流自極相近,陳隋兩譯定段皆不舉一因,又相類似。而俱屬先出者,至於魏譯與西藏共相段無第二頌。滅定段或無多因之傳無著學或有而不全,又不致相類也。至於立名釋義,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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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與隋陳諸譯,又時說,有章見一致焉。以藏本之最晚出,乃與數百年前魏陳等本有相同處,此正可證西土句分判者(內學一○一)。

是知依據藏本攝論,不唯可窺見唯識古今學各傳無著世親之說,而各異文,而奘師所傳今學,亦依無著世親,而其所引據文句,則不同於舊文。凡古學之所特異,皆可於藏本攝論得其確詁,而見其不必一一與今學家所言相同,此為藏本論文最足珍貴者也。

呂澂又曾會譯藏本「觀所緣緣論釋」,及校勘陳奘二譯。並附淨譯護法注疏,以明意旨。而藏譯文句與淨譯最近,但淨譯簡拗難解,乃依藏譯本循文增字,以暢通之,其研讀「集量論釋略抄」,亦依藏文奈旦版及曲尼版對勘藏文集量本釋二本,即金本與寶本。依此折衷文義,以期得明真義。所謂金本,即堪布金鎧Jsel-gyigo-cha度語信慧dad-paas-rah仝譯,略稱金本。所謂寶本,即堪布寧持護nor- hdsinbsruh-ba度語獅子幟Sehrgyal仝譯,略稱寶本。

我國傳習因明,古籍僅有方便心論,而譯文拙不達意,後起各家唯傳法稱之名,不著其說。陳那諸籍,乃因明學之大成,而奘師所譯唯取理門而遺集量,集量乃陳那晚年所作,暢敘生平心得,集量所宗,理門導首,不勘集量,門論幽微,不易入曉,集知是量,實為理門重要典籍也。

「因明正理門論」證文,及因輪論圖解,皆為陳那因名八論之類,呂澂依據藏本集量覆按「正理門論」章句,及審校義理切實與否,此學證文,最為重要。故於因明學深入幽微,故知其所學之精,並不在法相唯識,實於因明學心得最多。以其精通梵、藏、日諸種異文,不僅為我國近代最早研究西藏佛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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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梵、藏文原典之研讀,印度佛教史之分析,唯識學之闡微,凡此種種均有卓越之業績。我國學人,天資才賦,並不遜於任何一國學者。我們果有適當的環境,使其安心致力於某一種學術研究,其對佛學之貢獻,當無遜於任何一國家學者之成就。不幸,百年來以國事多故,使後世不能見此曠世奇才之發揮。其遺作雖不多,然頗精粹。若非日本發動「九一八」對華之戰爭,則此一自清末以來,慘淡經營之金陵刻經處、支那內學院、法相大學,則對中日佛教文化之交流,必當更有一番輝煌之貢獻!(註七)

三、王恩洋,又名化中,初於北大就讀,因黃樹因居士引見,侍座竟無居士,專究法相唯識學,其慧解無次於呂澂,王呂二人為內院兩大巨擘。王精於法相唯識學,呂長於語言,其依於藏文本校勘漢譯唯識因明諸籍,已知前述,故於因明學用力最多。竟無居士於佛法初弘唯識法相學,後究般若,此為學理上一貫的程式,無可厚非。要以法義而論,唯識法相學,乃窮諸雜染,一切皆妄,唯識所變,唯心所現。般若學,以明萬法皆空,一法不立,湼槃,以顯即妄皆真,是故佛法本非限於一宗派之學。但竟無獨尚唯識,其對唯識學發揮極致,實為唐以後之第一人也。唯對大乘起信論有漏無漏相熏義,曾非起信論,甚至懷疑起信論,非馬鳴菩薩所造,非真諦所譯。王恩洋依唯識起義,作料簡起信論。太虛太師則作「大乘起信論唯識釋」以報之。王又有「起信論唯識釋質疑」對之(註八)。而疑起信論為偽造者,非始於內院,實始於日人望月信亨,根據歷史進化論眼光作「大乘起信論考」,梁啟超又擷取望月之疑點,乃作「大乘起信論考證」。一唱一和,於是掀起佛學界巨大風波。太虛大師對梁氏以西洋進化論觀念治佛學,頗表不滿。大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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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洋學術進化論以律東洋其餘之道術,已方柄圓鑿,格格不入。況可以治佛學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學者,喪本逐末,背內合外,愈演愈遠,愈說愈枝,愈走愈歧,愈鑽愈晦,不圖吾國人乃亦競入此迷網耶」?

「要之,以佛學言,得十百人能從遺言索隱闡幽,不如一人向內心熏修印證。一朝證徹心源,則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一切佛法皆湛心源。應機施教,流衍無盡,一切名句文皆飛空絕跡,猶神龍之變化無方。否則……祇竄繞於一切世間,從其本際展轉傳來,想自分別其所成立之名相中而已!嗚呼!東西洋之科學、哲學、文學史者,而日本於今日,所以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太虛大師年譜一五○頁)

大師的評語,不唯針對梁氏一人而言,實對步步追隨日本學者之內院師資而發。

內院十一年成立後,王氏即擔任菩薩藏及二十唯識論研究導師,先後於內院講「唯識通論」、「成立唯識義」、「佛學概論」,發揮唯識精義,尤其「佛學概論」深獲佛學界贊賞。基於研究會上所提出「掌珍論二量真似義」,及陳證如所提「真如作疏所緣緣義」,其與呂秋逸等辯論法義,深入幽微。其治學方法,逈異於竟無居士。竟無居士對唯識學所依之經論,而在扼其綱領,貫徹其一經論之思想,而王氏則重於某一問題內之鑽究,故其研究入微之尺度,在內院與呂秋逸實在伯仲之間。

此外,應值得追述者,則為湯用彤居士。湯氏通巴利文,內院初成立時,即與王恩洋、呂秋逸、邱虛明分任研究佛學導師,任巴利文導師,在內學曾發表「金七十論解說」,及「釋迦時代之外道」,其於佛學研究尺度頗深,後於北大任教,著「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亦屬內院傑出人才之一。梁潄溟、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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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超均因竟無居士之啟發,而於佛學發生好樂心,二梁於佛學均有著作問世。梁潄溟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任公有「佛學十八篇」,篇篇精粹,對現代青年人頗多啟發。

總上所述,內院初僅少數人,講學研究與校刻典籍並重,自十二年九月開辦研究部,在學者僅十六人,以研究法相唯識學所依之各大乘經論,若解深密經、華嚴經、攝大乘論、二十唯識論、三十唯識頌、成唯識論、顯揚聖教論、俱舍論、因明等。竟無、王化中、呂澂等任導師。至十四年六月,擴充法相大學,開辦大學部特科,錄取三十人研究,仍以研究法相唯識學為中心。並獲政府撥助基金,並發行內刊,刊載師資於斯學研究之心得,即以此與國際佛學界及圖書舘交換各種名著,因而蜚聲於國際間。日本法隆寺大僧正佐伯定胤曾以窺基、慧沼、智週三師畫像各一幀奉贈。自此,並擴大研究範圍,而注重梵、藏、巴利文之研究,並以藏本、梵本校勘漢譯攝論、正理門論、安慧唯識學,凡此種種實開近代中國佛學語言學研究之風氣,而使我國佛學研究向前更進一大步,步上國際語言學之階段。民十六年停辦法相大學,專習藏文典籍,研譯有關因明學之集量論釋,因輪論圖解等均有輝煌之成就。當時入支那內學院研習佛學者,不僅在家居士,即出家眾,亦有不少。若蕙庭、存厚、迦林等,其於唯識法相都有甚深造就。要以近代我國法相唯識學研究發展而論,南方應推支那內學院,北方當推三時學會,尤以內院師資業績最卓著。要以此比之於日本佛教學者之研究,雖遠不及日本佛教學者於原典研究之廣泛。然以深度而論,則內院呂徵、黃樹因、王恩洋等研究之成果,實無遜於日本佛教學者。三時學會韓清淨居士,深究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逐句釋義,每舉一句,必貫通瑜伽、深密、交出其出處,尤為學者所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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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註一:太虛大師著:「我的佛教改進運動史」,大師全書五七、七一頁。

註二: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一)四五頁:「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

註三:太虛大師全書第十九編(一)七五頁。

註四:諦閑大師語錄。

註五:內學二四頁。

註六:內學「樹因研究室成立記」一七二頁。

註七:詳內學第一二三四輯。

註八:見內學一二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