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嘗謂儒釋之道，皆以利人為主，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為恕，而以己之所欲，必施於人為仁。與佛教「慈能與樂，悲能拔苦」所不同者，儒以人類為限，佛則遍及於有生之物。然而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又未嘗不推人以及物也。今姑舍濟物而專言濟人，市井斗筲之人，皆知養其父母，育其妻子，而不惟一身之謀，然所濟為至狹也。等而上之，惠及一鄉，澤被一郡，則稍寬矣。又等而上之，使本國皆蒙其利；又等而上之，使他國亦蒙其利。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必也聖乎，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是固兼本國與他國言之，乃聖學之正軌，王道之終極。唐虞三代之隆，光被四表，協和萬邦，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是其驗也。漢唐以後，聖人不作，雖明哲之主，豪傑之士，不過開拓土宇，宣播聲威，其宏濟之量，止於本國，而於他國人民之生死利害，曾不計及，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雖功施一世，名在千古，而聖人之道，幾乎息矣。顧於斯時佛教漸入中國，南來諸師，盡跋涉之勞，冒風濤之險，以傳教法，試問何為而然？謂將拓其土宇耶？謂將播其聲威耶？為將使我民眾，受其主宰荼毒耶？而皆非也。不過以彼所知之理，願我共知，以彼所行之道，願我共行，然則不謂之有合於立人達人之旨，吾不信也。逮佛教在我國發揚光大，蔚為文化重鎮，我國東渡諸師，又以印度之所以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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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者，轉而傳諸日本，不謂之有合於立人達人之旨，吾不信也。當印度諸師之入中國也，有中國諸師入印求法，為之羽翼。逮中國諸師之入日本也，亦有日本諸師入華求法，為之羽翼。是皆針芥相投，水乳交融。不謂之有合於立人達人之旨，吾不信也。以三國之遞相授受，遂使東方文化，特煥異彩。世人徒知彼所傳布，止於佛教，不知佛教之傳布，實屬文化之融合，使群眾之思想，社會之組織，事事物物之建立，莫不受其影響，蓋非好學深思，文理密察之士，不足以語此也。

東初法師學貫儒釋，曩者曾著「中印佛教交通史」，述印度文化之傳入中國，尋源竟委，綱舉目張，考察詳明，判斷公允，余既得而讀之矣。今又著「中日佛教交通史」，述中國文化之傳入日本，體例如前，精審不減；余又得讀其初稿，洵與前書華岳並峙，不惟研究佛教者所宜讀，亦研究東方文化者所宜讀也。

晚近以來，我國人內狃於儒家門戶之見，外震於列強殖民地主義之興盛，語及國外發展，惟急功近利是務。所推重者，如博望定遠諸子，下至鄭和之航海，亦編入教科書中，以為示範。今試問博望定遠之所建樹，果有造於西域之民乎？至於鄭和，特欲訪察建文，遂成祖篡逆之私，所至諸國，施以覊縻，於諸國又何益乎？今讀此二書，而後知聖人所謂立人達人者，在此而不在彼。求之現代，惟我國派遣農耕隊，赴南洋指導種植，為振古未聞之義舉，深合此旨。而古代則惟梵僧之來華與華僧之入日，皆可當之無疑。諸師純由自動，非經派遣，卓越尤不可及，所傳本為佛教，而使東方文化達於燦爛光輝之境域。佛教之有益於世，更於此獲得證明。此二書既為之條分縷析，列舉無遺，閱者可不深長思乎？二書皆編入中華大典，吾以為宜列為大學參考用書，並擇要編入中小學課本，使國民知先民之成就，雖方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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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尚有如斯之偉大也。展讀既竟，因書數語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