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日本寺院的建築，無論是形式、或制度，無不模倣唐式。例如天平寶字三年東大寺普照奏請（註一）畿內七道諸國之驛路兩側，普植果樹，既可供夏季旅客憇蔭納涼，並得摘其果實充飢。由於唐代道路兩側，都植柳木掩道，周密成行，其中有不少果樹，因此，日本倣傚唐制植木果樹。舊唐書玄宗本紀開元二十八條：「春正月兩京路及城中苑內植種果樹」。開元二十八年（日本天平十二年），恰為普照入唐留學歸來（普照天平五年入唐，天平勝寶五年歸國），普照在唐所見，因此，歸國奏請移植；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餘如奈良朝佛教，國分寺之建立，亦為模倣唐朝大雲寺、龍興寺之制度，青木昆陽於「草廬雜談」及辻善之助博士之「國分寺考」（日本佛教史之研究所收），均曾論及此事。
我國每州建立寺塔，其始於隋文帝仁壽元年（六○一），雍州以下三十州各建塔寺；翌年（二）更勒令五十一州：同四年，三十州所建之塔，各分置舍利。廣弘明集、集神州三寶感通錄、續高僧傳等，都有記錄。廣弘明集第十九所收「隋高祖立舍利塔詔」云：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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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發菩提，供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並散官各一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前往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山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並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止十文以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率士諸州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已下縣尉已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陳宣。
依此詔書發出年代，則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而與隋書高祖紀仁壽元年六月乙丑條，「其日頒舍利於諸州」先後一致，當時起塔諸州如次：
1庸州仙遊寺，2岐州鳳泉寺，3涇州大興國寺，4秦州靜念寺，5華州思覺寺，6同州大興國寺，7滿州栖巖寺8并州舊無量壽寺，9定州恆嶽寺，10相州大慈寺，11鄭州定覺寺，12嵩州閒居寺，13毫州開寂寺，14汝州興世寺，15秦州岱嶽寺，16青州勝福寺，17牟州巨神山寺，18隋州智門寺，19襄州大興國寺，20揚州西寺，21蔣州栖霞寺，22吳州大禹寺，23蘇州虎丘山寺，24衡州衡嶽寺，25桂州緣化寺，26番州靈鷲山寺，27交州禪眾寺，28益州法聚寺，29廓州法講寺，30瓜州崇教寺。
以上三十州，以同年十月十日午時，各州同時安置舍利，並舉行盛大供養，（詳於王劭舍利感應記）。仁壽二年復發詔，以正月二十三日，五十一州分送舍利，同年四月八日午時到達，同時安置供養，其儀式如前，那時詔書云：
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剋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真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禀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
安德王雄百官等慶舍利感應表云：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一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
那時分置五十州：則為恆州、瀛州、黎州、觀州、魏州、泰州、袞州、曹州、晉州、𣏌州、徐州、鄧州、安州、趙州、豫州、利州、明州、衡州、毛州、冀州、宋州、懷州、汴州、洛州、幽州、許州、荊州、濟州、楚州，莒州、營州、杭州、潭州、潞州、洪州、德州、鄭州、江州、蘭州、慈州、廣州、陝州等。
由此可知，以上諸州舍利感應，至仁壽四年正月，勅命起塔，四月八日三十州安置舍利供養。故文帝仁壽年間，三次建舍利塔，共有百十一年。據出崎安氏著：「支那中世佛教的展開」，仁壽年間建立舍利塔分布表及其分布圖揭載：
舍利分布，以河南最多，共二十二所，山東十五所，河北十三所，山西九所，湖北八所，陝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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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各七所，江蘇、四川各六所，安徽五所，湖南、江西各三所，廣東、浙江各二所，廣西、福建、安南各一所。大致以黃河南岸中原地區最為濃厚，揚子江流域地區次之，華南最少。由此可知當時佛教弘化及興隆情形，尤其前述「隋高祖立舍利塔詔」，其指定起塔各州及著名大寺境內，並注重山水情勢，實為研究隋代佛教文化分布極重要之史料。
要依隋高祖立舍利塔詔，文帝勅諸州起塔，分置舍利，舉行盛大之供養，研究他的動機，因帝皈依三寶，發願興隆佛教，並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永作善因，同得妙果，斯為大菩薩的願行。而事業費用，全由人民自由意志，布施金錢，並定十文以下，不得超過此數，所施金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庫物，使全體國民均能獲沾佛教之利益。因此，分送舍利，精選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並教官各一人，携薰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前往諸州起塔，及舍利入函供養，多者僧三百六十人，次為二百四十人，再次一百二十人，少則以當州所有現僧，行道懺悔，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地方官，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使中央威令貫徹至全國每一地方，都能有效。因此，使數百年來分裂之中國，由此新佛教的施設，向全國強大統一機運邁進，於此可見當時佛教深得全國人民的信仰。
日本國分寺建立，顯受隋文帝舍利塔建立之影響，日本天平十二年（七四○）六月，每國建七重塔，分置法華經十部，兩者頗為相似，日本以法華經代替舍利，法華經第四法師品第十：
基於這種因緣，故建立國分寺。
隋文帝令雍州以下諸州僅建舍利塔，但至唐代，則令每州建立寺院。唐朝興建寺院，先後約有四期：
第一、高宗乾封元年（六六六）云：「天下諸州置觀寺一所」（舊唐書高宗本紀云）。這時觀寺之名稱不明。寺與觀並設，高宗雖崇敬佛教，但同時又認唐室為老子後裔，應以道教為其始祖。
第二、則天武后之天授元年（六九○），勅每州建立寺院，名大雲寺。舊唐書則天武后本紀，有沙門十人偽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
佛祖歷代通載第二，有如次之記事：
天后臨朝稱制是為則天，明年（天授元年）七月沙門十輩詣闕上大雲經，盛稱則天即宸極，則天大悅，賜十沙門紫方袍銀龜袋，頒經于天下郡國，各建大雲寺，九月則天革唐命，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
大雲經，原名大方等大雲經，或名大方等無想經六卷，北凉曇無讖三藏所譯。其卷六云：
善男子，汝今諦聽，我當說之，以方便故，我湼槃已，七百年後，是南天竺，有一小國，名曰無明，彼國有河，名曰黑闇，南岸有城，名曰熱穀，其城有王，名曰等乘，其王夫人產育一女，名曰增長，其形端嚴，人所愛敬，護持禁戒，精進不惓。其王國土，以生此女，故穀米豐熟，快樂無極，人民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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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無有衰耗，病苦憂惱，恐怖禍難，成就具足一切吉事。鄰比諸王，咸來歸屬，有為之法，無常遷代，其王未免，忽然崩亡。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經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閻浮提中，所有國土，悉來承奉，無拒違者。女王自在，摧伏邪見，為欲供養佛舍利故，遍閻浮提，起七寶塔，齋持雜綵，上妙幡蓋，梅檀妙香，周遍供養，見有護法持凈戒者供養恭敬，見有破戒毀正法者，呵責毀辱。令滅無餘，具足修習十波羅密，受持五戒，拯濟貧窮，教導無量一切眾生，說大雲經以調其心，若聞大乘方等經者，恭敬讚歎，年滿二十，受持讀誦書寫解說是大雲經，然後壽盡，是時乃當轉此女身，為眾生故示大神道。為欲供養無量壽佛故，故生彼界。世尊，是女王者，未來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耶？善男子，如是女王，未來之世，過無量刼，當得作佛，號淨寶增長如來。
十沙門殆基於佛說，則謂則天武后之宸極。於是則天后頒布諸州建大雲寺，又纂唐室改國號曰周，自號聖神皇帝。
第三、中宗神龍元年（七○五）二月，令天下諸州建中興寺與中興觀，舊唐書中宗本紀：「諸州置寺觀一所，以中興為名」。這時中宗復位，恢復唐室國號，至神龍三年（七○七）二月，中興寺觀改稱龍興寺觀（註二），自此不得稱中興。
第四、玄宗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令天下諸郡（玄宗一時將州改為郡），建立開元寺。佛祖統紀卷四十云：「二十六年（開元）勒天下諸郡，立龍興開元二寺」，龍興寺如前述，中宗神龍元年所建立。因此，佛祖統紀雖缺乏正確記事，但此時所建開元寺，確為事實。釋氏稽古略：「開元二十六年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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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州郡，各建一大寺以記年為號，額曰『開元寺』。」宋高僧傳卷十四唐會稽開元寺曇一傳：「二十五年（開元）仗錫東歸，明年詔置開元寺」，高宗或中宗時，不但設寺，同時並設觀，舊唐書玄宗本紀天寶三載條：「勅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於此可知唐朝寺觀並重。
中宗之龍興寺及玄宗之開元寺，都非新建立寺院，將原有之寺院，將以改稱。就中不少以各州大雲寺改稱，例如鑑真所住揚州龍興寺（註三），就是大雲寺改稱。唐會要卷四十八「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至開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並改為開元寺，斯為顯著事實。亦非固定大雲寺必改為開元寺，就如揚州大雲寺改為龍興寺，可知大雲寺為原有之寺院。總之，龍興、開元二寺為各州代表之寺院，凡國忌行導散齋，及千秋節祝壽等項，均在二寺舉行。又唐代僧官，多為僧錄、僧正（註四），監寺三級。僧錄統天下諸寺，僧正統州諸寺，監寺僅領一寺。凡僧正皆住開元寺，開元寺為州之代表寺院。因此，龍興、開元二寺，未見早於荒廢者，大體在李唐有天下之時均能保存。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記承和五年（八三八）十一月二十九條：有「每州有開元寺、龍興寺」。又圓仁自登州赴五臺山途中（註五），指登州開元寺佛殿，所見日本天平寶字三年（七五九）依迎入唐大使高元度等一行發願，所描西方淨土及補陀落淨土壁畫之故國。又宿萊州龍興寺，歎其荒廢，至青州龍興寺，唐州並宿趙州開元寺。
反觀日本國分寺依次第建立，凡經三期完成：第一天平九年三月詔（註六），每國鑄造丈六釋迦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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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像並挾持菩薩二尊，當時名稱為國分寺，釋迦佛為國分寺本尊。因此，以此為國分寺建立濫觴。第二天平十二年六月詔，每國寫法華經十部（註七），建七重塔供養，即依前述。法華經第四法師品第十為本，每國建立國分寺。第三天平十三年二月詔（註八），每國置僧尼二寺，僧寺置僧廿人，寺名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尼寺置尼十人，寺名為法華滅罪寺。前者依金光明最勝王經，四天王護國品第十二所說：為消除國家災厄疫厲，祈禱四天王加護。後者為滅罪作善，以比丘尼為主，讀誦法華經，於此可知其名稱來源也。
日本國分寺要與唐制比較，其建立的精神，及所依經典，顯均不同。大雲寺依大雲經卷第七云：「南天竺有無明國，名增長王生一王女，容姿端嚴，人所愛敬，護持禁戒，精進不倦，其國五穀豐熟，人民和樂，鄰國諸王皆歸服屬。王歿後，諸臣以王女為繼嗣，女王深信佛法，為供養佛舍利起七寶塔，並為教化人民說大雲經二十年，因之，女未來世成佛，號淨寶增長如來」。則天武后根據佛說，自稱為其王女，纂唐室於皇帝位上，因此，每州建大雲寺，講讀大雲經。龍興寺乃中宗復位，為唐室再興紀念之建築。開元寺，乃玄宗尊信佛教之設立。日本之建立國分寺，其動機為何？那時正多凶年，穀物不實，疫病頻起，然為求全民利益，講讀金光明王，依其功德，以祈四天王加被，國家安寧及萬民幸福。又國分尼寺，為國分寺建立主倡者光明皇后，因此，他希求女性滅罪作善所建立。因為這樣，其建立的精神，及所依經典，大大不同，只有在為國家利益上，及各國所建立樣式，雖模倣唐制，亦非全倣大雲、龍興、開元三寺。因為開元寺之建立，不過早於日本國分寺三年，日本於開元寺建立之前年，天平九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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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國分寺已從事建立。每國造釋迦金銅像，唐朝盛行建寺制度移植日本，已達數十年之久。例如唐朝始用大衍曆，玄宗開元十六年（七二八），但日本採用大衍曆，距唐朝採用僅三十五年，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年（七六三）（註九）；又唐朝千秋節即天長節制度，玄宗開元十七年（七二九）（註十）始用，日本距唐四十六年後，光仁天皇寶龜六年（七七五）（註十一）。因此等例推，日本國分寺與其說倣開元寺，不如說模仿大雲寺或龍興寺，較為妥當。
然而，龍興寺的制度何時傳入日本？又為何人傳入，殆為當時入唐學問僧。就中如前述之道慈，殆為最確當之人。道慈為入唐學問僧，他為玄昉前輩，奈良朝初期佛教興隆出力最多。他於大寶二年隨遣唐大使粟田真人入唐（註十二），在長安學三論、法相二宗並密教十八年，養老二年歸國。他入唐前大雲寺既經完成，在唐中恰為各州完成龍興寺之時期，他在唐中以學業優秀聞名（註十三），特選入宮中，宣講仁王、般若兩經，並獲優賞。歸國後次年，即養老三年十一月，與新羅學問僧神叡，同獲朝廷特詔優賞，用彰有德，詔云：
道慈法師（註十四），遠涉蒼波，覈異聞於絕境，遐遊赤縣，研妙機於秘記，參跡象龍，旅莫秦漢，並以戒珠如懷滿月，慧水若瀉滄濱，黨使天下桑門智行如此者，豈不殖善根之福田，渡苦海之寶筏，朕每喜歡不能已也，宜施食封各五十戶，並標揚優賞，用彰有德。
當時被稱為「釋門的優秀，唯道慈法師及神叡法師二人」。可知他在當時是如何被尊敬！他於天平元年補為律師。同年遂遷大安寺，自此至天平十六年十月，以七十餘歲高齡而示寂，由於住大安寺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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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信任與厚待。並獲參加國分寺建立與議，他將唐中所見所聞，提供參考，理所當然。續紀天平九年十月丙寅條：
講金光明最勝王經于大極殿，朝廷之儀一同元旦，請律師道慈為講師，豎藏為讀師，聽眾一百，沙彌一百。
金光明最勝王經與金光明經，為同本異譯。後者稱為舊譯，北凉曇無讖三藏所譯；前者稱為新譯，係唐義淨三藏所譯。於是金光明早傳入日本，從持統天皇八年起（註十五），諸國每年正月，例行讀誦此經。但金光明最勝王經至奈良朝始傳入，聖武天皇神龜二年詔告以此代金光明經。道慈依勅於大極殿宣講此經，因其精通此經，故他將此經傳入。金光明最勝王經，在道慈入唐以前，久視元年（七○○）（註十六），義淨奉則天武后勅，於東都翻譯，最新經典。
總之，道慈是日本流通金光明最勝王經最力之人，同時，他與國分寺建立有重大關係者，國分寺如前述，乃依金光明最勝王經第六四天王護國品第十所說建立。又續紀天平十六年十月辛卯條，道慈所著「愚志」，有如次之記事：
著述愚志一卷，論僧尼之事，其略曰：今察日本素緇，行佛法軌模全異大唐道俗傳，聖教法則，若順經典，能護國土，如違憲章，不利人民，一國佛法萬修善，何用虛設，豈不慎乎！
所謂「愚志」，今已不傳，雖不可能窺見其詳細內容，但如上文所說，顯與國分寺建立，所依據的經典，就為萬民幸福，國土安寧，就不難看出他的願心，於此可作他與國分寺建立關係之旁證。
日本國分寺之建立，乃模倣唐朝大雲寺及龍興寺建造，已如前述。日本東大寺之盧舍那佛，亦為模倣唐制所造。東大寺要錄第一：
昔阿輸迦大王之起八萬四年塔，未鑄金銅之大佛像，蘇達多長者之造四十九重殿，無施戶邑於紫磨之尊，西域印度均未嘗見聞鑄造大佛。
雖說如此，然在我國唐朝幾次施行鑄造大佛：
第一（註一），洛陽龍門之盧舍那佛大石像。自高宗勅造，則天武后施助脂粉錢二萬貫助成，依黑大理石開鑿龍門巖壁所造佛龕，中央高三十五尺，臺座高達十尺，刻造大石像。自咸享三年（六七二）至上元二年（六七五）前後歷經四年所成。
第二（註二），則天武后於洛陽北邙山白司馬坂所造大銅佛。初依武后所發大願，至久視元年（七○○），並使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旋因宰相狄仁傑上疏諫勸，未及實施即停止工事。舊唐書狄仁傑傳云：
「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人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為政之本，必先人事，陞下矜群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覩相生善，非為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栰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繢盡工；寶珠殫於綴飾，瓖材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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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奐，工不使鬼，上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箠楚，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仍慙其少，亦有離間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法，詿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闤闠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膄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眾，又刼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為名，雖歛僧錢，百未支一，導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廓廡，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思惟，兼采眾議，咸以為如來設教，以慈悲為主，下濟群品，應是本心，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既失田時，自然弃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飢，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求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
則天本為利益群生，鑄造大銅佛，因狄仁傑上疏諫勸，不得不停止工事，而狄仁傑卻於久視元年（七○○）病卒。佛祖歷代通載第十二記載略同，不過較唐書狄仁傑傳，及資治通鑑則天順聖皇后條記載簡略。
但武后對鑄造大佛，雖因狄仁傑疏諫，並未完全停止鑄造，至長安元年（七○一）復令造立大佛。時又有監察御使張廷珪上疏諫。舊唐書張廷珪傳有如次之記載：
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導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以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磚，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修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南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夫何必勤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西北畜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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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從其言，即停所作，仍於長生殿召見，深賞慰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二記載，與此相同，但較唐書張廷珪記載簡略，然其年代不明，當為長安中，佛祖歷代通載為長安元年（七○一）。廷珪疏諫較狄仁傑措詞，更為深刻，引經據典，遂使武后不得不停止工事，亦未放棄鑄造大佛誓願，至長安四年（七○五）三度興工。這時李嶠又上疏諫，舊唐書李嶠傅云：
長安末，則天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上疏諫之，其略曰：臣以法王慈悲，菩薩護持，唯擬饒益眾生，非要營修土木。伏願，造像稅非戶口，錢出僧尼，不得州縣祇承，必是不能濟辦，終須科率，豈免勞擾？天下編戶貧弱當眾，亦有傭力客作，以濟糇糧，亦有賣舍貼田以供王役，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順諸佛慈悲之心，霑聖君之亭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疏奏不納。
由此可知，好事多磨。李嶠雖上疏諫止，這次武后堅定完成誓願，故有「疏奏不納」。故佛祖歷代通載有：「是歲聖像成率百僚禮記」。及中宗神龍初，又推進佛祠營造工程，這時大佛已大致完成。如張廷珪疏曰：「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極冶之金，以為像」及「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磚，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李嶠疏謂：「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貫，若將散施，廣濟貧窮，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於此可知其造像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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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之大，費用之鉅也。又狄仁傑疏謂，「尊容既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不得全無」，因此，而有大佛殿及其他堂廊等之營造計畫，尚未完成即歿，其未完成工事，乃由中宗繼其後，力圖完成，誠如唐書張廷珪傳云：
佛龍（七○五、七○六）初，詔白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懷不能已，上書切爭且言，自中興之初，下詔書，弛不急，斥少監楊務廉，以示中外，今土木復興，不稱前詔，掘壞伐木，浸害生氣，願罷之，以紓窮乏，帝不省。
由此得知，武后於久視元年所發弘願，至完成共經六年歲月，但傳於今者，僅為石佛非大銅佛。至會昌法難廢佛時，遂將大佛鑄錢，舊唐書武宗紀所記會昌五年廢佛事云：
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佛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
民間所有金錢銅鐵佛像，均由政府沒收，因此，近於洛陽白司馬坂之銅佛，當首遭逢破壞。
至於大銅佛果為盧舍那佛，雖未確定，但在此之先，武后於萬歲元年（六九六）詔法藏（賢首大師），開示華嚴宗旨，次於聖曆二年（六九九）從於闐請得梵本翻成華嚴八十卷。長安元年（七○一）又詔法藏於長生殿，講新譯華嚴經。法藏指殿隅為譬喻（註三），成金師子章，所謂金師子章即成於此時也。武后崇敬法藏，累詔宣講華嚴經。故大佛像，無疑為華嚴教主盧舍那佛。
日本東大寺盧舍那佛鑄造，在龍門大石佛後凡七十年，在白司馬坂大銅佛後凡四十年，因此，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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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大寺大佛，乃模倣白司馬坂大佛成分居多。關野貞博士嘗考證模倣龍門大石佛事（註四），但木宮泰彥氏則認模倣白司坂大銅像。其理由以前者為石佛，後者為銅佛（註五）。故日本東大寺盧舍那佛與洛陽白司馬坂大銅佛的關係，及國分寺與大雲寺、龍興寺之關係，其模倣之性質相同。其鑄造的目的，同為深信盧舍那佛具有無量的功德，因為祈求國家安寧，萬民幸福。
日本東大寺盧舍那佛的造顯，既倣洛陽白司馬坂大銅佛鑄造，但為何人輸入日本，應以當時入唐學問僧為主體，就中當於前述道慈及玄昉為主要，及歸化日本外國之高僧並與盧舍那佛及華嚴經均有深切關係者。日本華嚴經興起，首為僧良辨感靈夢，天平十二年十月恭請新羅僧審祥於大安寺，開始宣講華嚴經。在此以前，天平八年東渡唐僧道璿，携入華嚴章疏，並依華嚴凈行品一一而行，並有與道璿同時東渡之中天竺婆羅僧正菩提，常誦華嚴經，因受此等外來高僧之影響，促起日本華嚴宗興起。同時入唐僧及歸化僧在唐所見白司馬坂大銅佛像之偉觀，因欲模倣唐代高度文化來啟發日本佛教界及智識階級，一方竭力弘揚華嚴經，一方遂於聖武天皇實現偉大盧舍那佛鑄造，天平勝實四年四月舉行盧舍那佛開眼大供養，並請僧正菩提為開光導師，以道璿為咒願師，他們不僅為歸化僧深受朝野上下尊敬，並於盧舍那佛造顯又有密切關係。小野玄妙博士嘗研究盧舍那佛蓮瓣之刻畫（註六），其圖樣如梵網經所說的三千大千世界百億須彌山圖。且東大寺盧舍那佛大像，乃梵網經所說華藏世界蓮華臺上盧舍那佛本身，諸國國分寺本尊丈六釋迦佛，乃擬葉中分身之釋迦，則如後來鑑真東渡於東大寺建立戒壇院相似，故主張東大寺之盧舍那佛，則為梵網經教主，非為華嚴教主也。但木宮泰彥氏，則謂盧舍那佛開眼供養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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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經法師登高座宣講華嚴經，而東大寺每年春季舉行華嚴大會宣講華嚴經，故東大寺大佛當為華嚴盧舍那佛。我想無論為華嚴經之盧舍那佛，或梵網經之盧舍那佛，兩者不僅名稱相等，其思想內容亦頗相似，無爭論的必要。則日本華嚴宗既因道璿携華嚴章疏傳入日本，促起日本華嚴宗興隆。則東大寺大佛鑄造，顯然受其啟發而成。他本來為律僧，因日本入唐僧榮叡、普照二人勸請東渡，為傳戒於日本，天平八年東渡，館大安寺西唐院，講律藏行事抄，是日本弘傳律宗先驅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