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周秦時代中倭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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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周代中倭之交通

我國早在殷商時代,就知耕稼種植、畜牧、養蠶,進入農業社會。迨至姬周之世,實行井田制度,發明鐵製農器,並設農官,督導農業。因之農業生產日漸發達,而周室勢力逐漸擴張,降至春秋戰國之時,長期戰爭的結果,沿海居民向外移殖;四鄰夷戎,亦逐漸受中夏文化陶範,於是諸夏文化遂逐漸隨而向外開展。

中日兩國,隔海毘鄰,彼此往來,在信史之前,必已發生。誠如岩井大慧所云:「鄰國朝鮮及中國,由於特殊的地理狀況,較之今日所想像者,似乎更為接近。對馬與南韓僅隔一葦帶水。對馬與壹歧,壹歧與北九州之間,其位置配合,頗便於渡海。若從吳越(江蘇浙江地方),出海而浮,棹一扁舟,可達我國九州北邊或西邊,故在史書未有記載之若干年以前,或已有若干私人間往來,乃不難想像之事。」(註一)

日本正式遣使通聘我國,始於何時?主張不一;或斷自崇神天皇時為遣使通漢之始。如貝原益軒云:「中華者聖人之國,風土中正,四方朝貢之所也。故云『中國』,後漢光武之時,日本始遣使通中國。其後歷代,日本使節屢至中華,學彼法制歸來,或止而習學商。我國人之通漢學,習聖人之書,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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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者,皆中華之恩化也,豈可忘其德乎」。(註二)

在我國學者中,亦有不少人主張此說者。即如馬端臨之文獻通考云:「倭在韓及帶方東南海中,依山島而居,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凡百餘國,自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餘國」(註三)。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首載倭人的記事,則為山海經及王充論衡。山海經,係屬周秦時人所述,其與漢書王充論衡,同為歷史上著名的古文獻。司馬遷大宛傳說:

「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經邢讓序山海經云:「蓋此書跨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寢廢」。

山海經所記神異怪物雖未能盡信,但以「倭」作為國名,最早出現於中國典載者,即為山海經。如云: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

所謂燕,在周時是包括舊直隸省、奉天省及朝鮮北部而言,照上述文字的解釋,燕國顯然為韓國的一個民族,而倭在那時是屬於燕。則我國與日本的往來,在姬周末季,似已發生關係。次為班固前漢書與王充論衡,亦有倭人的記事。

前漢書地理志燕地理條云:

「……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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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第八,增儒篇云:

「儒書言……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

論衡第十三超奇篇云:

「暢草自倭獻」。

又同書第十九恢國篇云:

「成王之時,越裳獻雉,倭人貢暢」。

這些雖屬片鱗的記載,然王充為東漢和帝時人,其所言倭人貢暢,當有所本。足以證明中日於紀元前二、三世紀間已有過交通往來。

周末春秋戰國之時,變亂日甚,生民顛沛流離,不堪政治上壓迫,紛紛相携逃避戰禍,移居朝鮮半島,最顯著者為箕子率五千殷民逃避平壤,衞滿率燕民建國於朝鮮半島;於是中國文化相隨傳入朝鮮,朝鮮半島便在中國文化照耀之下,逐漸滋長。日本與朝鮮僅隔朝鮮海峽,咫尺相距,隔海相望,兩民族早有往來,且有左旋回流,航行較便。故日本可經由朝鮮半島與大陸中國交通,故在先秦時代,中日兩國發生關係,雖缺少信史可據,然非絕不可能之事。鳥居龍藏博士認為朝鮮半島與日本早在原史時代以前的石器時代,就已有往來關係(註四)。內藤虎次亦認為在戰國末年,日本便開始接受中國文化(註五)。日本與朝鮮之間,既早在石器時代便已往來,則日本從朝鮮半島獲悉中國文化的進步,而發生仰慕之情,繼而思欲溝通中國,乃屬必然之理,是故日本在周末通聘我國,自屬可能之事。我國學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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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儒云:「中日關係之發生,由來已久。周武王滅殷朝之紂王時,封箕子於朝鮮;可知殷周之世,朝鮮既入中國版圖,日本與朝鮮相距甚近,僅隔對馬海峽,一衣帶水而已。則其時,日本有人至朝鮮,而朝鮮亦有人至日本,乃無容置疑之事。降及我國秦初,天下大亂,燕齊人民,往往朋侶相携,走食他鄉,或北而航直隸海峽,或東而循遼水上源,布滿於遼東半島及朝鮮一帶。於是日本之風土人情,直接傳播移民,間接輸入中國,戰國時人之知倭有所謂三神山者,蓋即日本也」(註六)

在周末春秋戰國時代,日本已通中國,除上述史籍記載及兩國學者研究心得者外,吾人更可從考古學者於日本備後三原訂和備長邑六郡山手村,發掘先秦時代燕、趙、齊、魯等國貨幣明刀(註七)。「明刀」是出自燕國,在遼東半島,旅順附近,遼陽附近,以及朝鮮半島,平安南北道先後都有發現。由古代明刀分佈現狀,不特說明我國古代金屬文化,乃循朝鮮半島南進,傳入日本,更可證知日本在春秋戰國時代,即開始與我國發生交通往來。

第二節 秦代中倭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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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所撰寫的史記,是我國古代文獻的泰斗,也是世界史學者公認為世界最早的一部史官筆錄。其記事的真實性,自非一般史書所可比擬。史記封禪書及秦始皇本紀所載:那時中日交通主要人物——徐福,雖極簡明,然却具歷史的真實性。

史記第二十八封禪書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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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齊威(王)宣(王)之時,騶(衍)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用之。而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行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輙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並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載:

「二十八年(中略),齊人徐市(即徐福)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

自齊威王元年(公元前三七八年),至燕昭王末年(公元前二七九年),恰為一百年,是追求東海三神山之時期。所謂三神山,經現代學者梁嘉彬氏作文考證,「蓬萊」即今之日本,「瀛州」即琉球,方丈即今朝鮮西南濟州島(註八)

同書秦始皇三十七年載:

「始皇出游,並海上(即西紀前二一○年)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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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乃令入海者齎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下,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芝罘見巨魚,射殺一魚」。

史記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傳伍被答淮南王安書有云:

「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求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迎拜問曰:宜何資以獻,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奏皇帝大悅,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籽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

伍被答淮南王安書與秦始皇本紀所記,雖略有出入,伍被是當時博學之士,見聞廣博,所列舉秦始皇重大的措施,確為真實。

徐福入海求仙的故事,不獨散見我國歷史中,即在日本史籍中,亦數見不鮮。如日本通鑑:「孝靈七十二年(秦始皇二十八年,西紀前二一九年)秦人徐福來」。杜羅山之「羅山文集」曰:「徐福之來日本,在焚書坑儒前六七年矣」。松下貝林之「異稱日本傳」亦謂:「夷洲、澶洲,皆稱日本海島,相傳紀伊國熊野山下,飛鳥之地,有徐福墳」。又曰:「熊野新宮東南,有蓬萊山,山有徐福祠」。新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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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美之「同文通考」中,亦曰:

「今熊野附近有地曰秦住,土人相傳為徐福居住之舊地,由此七八里有徐福祠,其間古蹟參差,且又有秦姓諸氏,由秦人之來往,乃必然之事也」。

又日本和歌山縣史蹟名所誌中亦載:

「秦徐福之墓在新宮町,墓前有石碑一,上刻『秦徐福之墓』五字,傳為李梅溪所書,相傳往昔秦始皇帝時,徐福率童男女五百人,携五穀種籽及耕作農具渡至日本,在熊野浦登岸,從事耕作,養育童男童女,子孫遂為熊野之長,安穩渡日。又徐福所求不老不死之仙藥地之蓬萊山,在由此向東三町許之地。……自成仙境之觀焉」。

徐福東渡,至現在已有二千一百七十餘年,他偕從者七人的墳墓及祠碑等,迄今尚巍然存在於紀州牟婁郡新宮町,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日和歌山縣田保朥會主辦,曾舉行一次徐福渡日二千一百年紀念會,以追思這位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外探險家。一九六九年(民國五十八年),日本妙心寺及和歌山當地人士為紀念二千一百七十餘年前東渡之徐福,特於此興建徐福廟及右為觀音寺,左為關羽寺,工程費用計一億五千萬的日幣,並邀請我國何應欽將軍、立委程滄波等二十七人,前往參加該廟落成典禮。

徐福東渡的目的,是在逃避秦始皇的暴政,故假借「求神藥」的美名,携帶百工五穀,向東方大海中,尋求樂土,開闢新世界,他知道秦始皇貪生怕死,欲求長生不死之藥,因而上書說願到海外求神藥,這完全是一種巧計。他率領數千童男女及五穀百工到日本,不但征服當地土著,開闢農業,使當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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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獵生活而進入農業社會,不獨使日本從舊石器時代,越過了銅器而進入鐵器時代,對中日兩在民族文化交流,亦有很大貢獻。這從日本各地發現秦代銅器物品,更可以證明徐福等秦人東渡,以有力之佐證。

誠如藤田元春氏所云:「秦朝之銅鈕、銅鐸、銅鉾,以及細線鋸齒文鏡等物,在我國太和之吐田鄉,長門國豐浦郡梶栗之濱,以及朝鮮慶州入室等同時出土。這種事實,乃說明了秦至漢初之間,中國文化東漸之情況」。(註九)而栗山周一氏亦從考古學觀點云:「銅鐸民族之繁榮時代,大概係公元前二百年前後為中心,而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五百年,這就觀點而言,但馬民族說和秦人說乃確為最有力。何以故?蓋銅鐸之厚手形之古拙者在山陰方面而發現者多,並伸延於北陸,且自出雲至朝鮮半島之廈州有所連絡。此可知太古之交通線乃自但馬出雲延伸到朝鮮半島,而模倣大陸之古墳最為顯著之方墳系統,亦散佈在此交通線上。……亦即秦之滅亡年代為西曆前二○六年,而秦氏則以此時代為中心,大舉自朝鮮半島南下,沿著山陰之交通線,以近畿為中心而繁殖。……後來這些秦人,雖受倭人東遷之壓迫,但在文化上倭國却非其敵。倭人雖以武力征服秦人,但却反而被秦人之文化所征服」。(註十)近代日本海左旋回流路之發現,更證明秦人至大陸民族東渡的可能。故徐福東渡,不獨可窺見秦代中倭兩國已有往來交通,而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更有無比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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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徐福東渡之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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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學者中亦有認秦代航技尚未發達,徐福不可能遠航日本。要知道,中國航海的技術養成,早於孔子時代,南方吳國,已有「徐承率舟師入齊」之舉。越王亦有「戈船百艘」徙都琅邪的龐大海運。徐福樓船東航,在徐承由海道率舟師入齊之後二百多年。徐福所率近百艘東航,其中必有優秀航海技師舵手。在此時期,只有東南沿海的舵手,對東海與黃海間航程較為熟習,而彼此相去之遠,尤甚於日魯之間。徐福既奉始皇徵召令,誰敢不聽?在這種情形之下,東南沿海的舵手,奮其冒險犯難的精神,東航日本,並非絕對不可能的事。

再就日本海之左旋回流而論,經朝鮮半島渡至日本,更屬意料中事。山東半島與朝鮮半島僅隔咫尺,東西對峙,徐福等由山東半島登舟東渡,不難漂至朝鮮。當時朝鮮南部,三韓鼎立,馬韓位於西,辰韓位於東,弁韓居其南。後漢書東夷傳韓國之條謂:「辰韓耆志自言,秦之七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割東界與之,其名國為邦。馬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別為徙,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為秦韓」。

於此可知辰韓領地為馬朝所割與,因其多避難於半島之秦人,故亦稱之曰秦韓。徐福等秦人群之入海求仙,亦多為逃避始皇暴政而東渡的流亡群。由山東半島東渡之徐福等秦人群,亦不能說其絕對不能漂至辰韓,更不可說其與辰韓無關係。假使辰韓即是秦韓,則徐福等秦人群,當住於此半島東南部之秦人集團,為滿足其擴張欲及探險起見,自不免奮發前仆後繼,三三五五乘獨木舟任其漂流,卒因日本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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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回流關係,而漂至日本山陰地方。徐福本人是否即由辰韓漂至日本,此尚非重要的問題,但辰韓不僅為避難於半島秦人所居之地,並為徐福等秦人群東渡的出發地,亦復為測驗日本海流之投瓶地點。

栗山周一為研究日本古代史權威學者,他認為秦人之大舉東渡為天降民族及倭國建國以前之事實。其東渡年代亦不出秦朝滅亡時(西紀前二○六年)為中心,由半島南下,沿山陰交通線而繁殖於近畿中心地域,這與徐福等秦人群之東渡,並無衝突,似皆利用日本海左旋回流的航線。他說:

「南方島嶼民族乃沿九州而定住農耕,在西紀前二世紀左右,其民曾組織一原始國家。但在此時以前,又有由大陸經半島而一時定居於山陰,旋以人口漸多,其勢力遂以近畿為中心,而漸及於四國、中國、北陸及東海道方面之出雲民族,出雲民族與南方系馬來民族異,非為米食民族,乃為大陸系民族」。——栗山周一之「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

綜觀先秦以前之中倭交通,往往利用日本海左旋回流。由米島漂至日本山陰出雲地方,遂以出雲地名為其族名,旋以人口漸多,繁殖於近畿大和等地方。迄今秦姓諸氏仍多繁殖於奈浪、平安等地方,乃其明證。近據日本考古學者鳥居龍藏、梅原末治等研究日本山陰發掘古銅鐸,他說:

「小形厚手流水紋之古型銅鐸,多發掘於山陰,北陸至近畿之間;而大形薄手袈裘襷紋之新型銅鐸,多發掘於畿內至東海道、南海道」。

這又證明秦人係大陸民族,即銅鐸民族之先定住於山陰等地方,然後逐漸東移至本州腹部諸地,是故徐福東渡,不獨使我國文化東渡,並開闢新殖民地,奠定二千年來中日民族文化交流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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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神武天皇並非日本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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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古史所載:「神武天皇乘天磐船,從天而降,皇師遂東,舳艫相接。」這證明神武天皇不是日本人民,乃是外國人,並且與船隊同來。日本學者既公開承認神武從天而降,不認其為日本人民,然則神武究來自何處?總不能說像耶穌一樣,謂其自然存在者,況神武降臨日本時,率大船隊,其後十餘年間,又有討平三島的武功戰績。日人尊為「狹野彥」、「盤余彥」,皆視同部落長官,這又證明神武是人而非是神,又歷歷可記。

日人既知神武不是日本人民,然則必來自外國,實是外國人。是南方人呢?北方人呢?還是泰西人呢?在那時候,南方的琉球臺灣沒有文化,南洋群島、馬來亞尚在蒙昧時代。北方的北海道、千島群島、曄太沿海州與本島之北部,同滯在石器時代,都不能產生神武建國的新文化。自印度以西,當時文化已達相當的高度,但因距離太遠而人種又不同,更不可能來。朝鮮半島與本島,同為大陸文化射發地區,當時半島南部的文化並不高,較高於日本文化者實無幾。故朝鮮當時更不可能產生神武建國的高度文化,最後唯一可產生高度文化的神武,只有大陸中國。

日本民族學者岡正雄在其「日本古代文化層」一書中,曾分析日本民族有關宇宙創造的神話為:(一)高天原,(二)混沌原海,(三)天地分離,(四)陰陽原理,(五)天之浮橋,岡氏引證許多實例,認為上述的神話,殊為複雜,可能係由多種不同的民族,先後傳入。且與古代朝鮮、滿洲、臺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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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華南地區的苗族,有其明確的關聯,其第一「高天原」,第二「混沌原海」,以及第五「天之浮橋」,這些足以證明日本民族從外部渡海前來的原始形態。根據日本九州福岡一帶的傳說:日本民族最初由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進入之日,其登陸地點,係在津市一帶低窪海岸,從津市遙望太平洋,海天相接,宛如「高天之原」,所謂「天孫降臨」,即由此種對海洋錯覺而來。徐福所率船隊進入日本,從海岸望去,猶如從天而降,這又證明神武即是徐福。日本人種學之開山祖師德儒貝爾慈氏,分析日本民族為蝦夷、馬來,中韓等族混合構成。而斷定貴族與中韓貴族無異,是以「天降民族」,即為中韓系統的民族。因此,天降民族之為琅邪入海人,在民族學人種學上極合乎科學的根據,徐福所率領三千童男即為神武天皇開國的貴族,考古學家發現天津神族的遺骸,都是神武開國以後,次第繁殖,這又證明徐福所率盈萬華人東渡,已構成日本民族的精華。今之日本貴族中大都為秦漢歸化人的後裔,神武之為中華人系,史實如揭。日人飲水思源,自不應再汙衊神武不是徐福,而自陷於汙衊祖先的罪過。

神武與舟師東征,其所用的兵法,都出自中國大陸戰國時代高度戰略;其對於部屬,及撫慰島民,因彼等知識低下,不可能以禮義相訓,只有代之以神權政策。原來徐福賺始皇,既用神術屈服始皇,更可以神術馭無知無識的軍民。徐福以此神術的謀略,竟使日本天皇系統,成為全世界有史以來最久長的王朝,相傳迄今二千一百七十餘年,神武足智多謀,高瞻遠矚;若無春秋戰國學術修養,焉能成此大業?論情衡理,神武若不是徐福,焉能有如此智慧?徐福、始皇、漢高祖為同一時代人。始皇暴戾,不足以成大器;漢高祖寡恩少學,故死後叛亂叢生,唯徐福博學多才,能使其建國達二千一百七十餘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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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對此光榮已極,何自卑之必要!

第五節 徐福是否為神武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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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衞挺生教授所著「日本神武開國新考」(註十一),考證神武天皇即為徐福。神武天皇為日本開國的始祖。徐福於始皇二十八年(西紀前二一九年)入海求仙,至筑紫北岸登陸。同年第二次入海,至日向登陸,居此十年,旋因饒速日威脅,欲興舟師東征,乃以武器原料不足,不能不返大陸採運銅鐵鑛石,因賺得始皇許可,乃作第三次入海。其在日本苦心經營,興舟師東征,其與神武天皇開國種種相符的事蹟,全為一致,斷定神武即徐福。這一驚人的發現,雖仍待多數史學家考訂,但於中日民族文化交通史上仍不失為珍貴的資料,茲特擇錄其重要部分(註十二),加以引申,以供史學者之研究:

一、日本的國號曰「日本」,與君主尊稱「天皇」,這兩種尊稱,非於遠古,乃始於唐高宗武后年間,即公元第七世紀末。在唐以前,則稱為「神倭磐余彥尊」,「倭磐余」是建都地,「彥」是地方首長,「尊」是至貴稱號,「神」乃死後封稱。合而稱之,即倭式的諡號。故「神武天皇」姓名,史家不傳。

二、據日本古史日本書紀之神武紀,神武天皇並非出生於日本列島,乃乘帆船自「天飛降者」。所謂「天」、或「高天原」,均屬日本列島以外的地方,而神武所表現於政治及學識經驗與乎足智多謀的軍事戰略,其人必為大陸戰國時代之天才政治家及軍事家,絕非石器文化低落時代中人物所能勝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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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神武東征建國,所率領「舟師」,乃至舳艫相接壯舉,自春秋以至戰國,東亞各國唯有吳越楚三國有之;至戰國末年,唯齊楚有「舟師」,北自三朝;南迄百粵,均不足以有舟師。而其他島嶼上人,尚在石器文化的階段,更不必論戈船,樓船與駕駛技術,當時僅有齊人有此航海技術,故神武有舟師,必從大陸中國東海岸而來,私人雖可航行,但私人不可能擁有大隊「舳艫相接」。只有徐福自齊境琅邪出發,因獲始皇的徵發令,及征發振男女及百工數千人,費用「以巨萬計」,組成大規模的舟師。使齊境「百姓之欲叛者十家而六」。當時人解釋齊字謂「高與天齊」。所以「高天原」即是齊,而「天降」的「天孫」神武,即是齊人方士徐福。

徐福三次往返日本航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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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神武天皇即位之時,公元前二○三年,亦即徐福稱王大倭之時。因徐福返琅邪請兵器而重入海之年為公元前二一○年,其東征之第八年稱王於大倭,為公元前二○三年。而神武東征,在廣島岡山駐兵四年餘,備儲軍糧,製造兵器,添造舟檝,神武為日本列島在石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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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開國之第一人皇,其以前皆為石器時代文化,要以大陸中國文化比之,相當於燧人氏、有巢氏的時代。而神武開國,所需要的器物,皆秦漢時代大陸中國產物,其文物之高度,幾與秦漢相同。這又足以證明神武及其天降人士,皆秦漢時代的中國人,亦即是徐福所徵發的數千人,為其同時。否則,在石器時代中期,要興辦秦漢時代之農工,若非携有大量五穀及種種百工技術人員,萬難辦到。當時除徐福擁有大批樓船載五穀百工者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集團,故神武之集團,即徐福之集團。

四、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後漢人知其後代在海島上——亶洲——已有數萬家,數十萬人之眾。且其人時常至會稽(浙江)、東冶(福建)市易。現代學者已證知漢代東渡中其他文化甚低除日本列島外,又無可能來中國沿海市易者,而日本漢代來閩浙市易。東吳年號之銅鏡,在日本已有數處出土,尤足以證明其確曾有人至會稽東冶市易。亶洲,即日本,早成定論,而神武在磯城作戰時,男坂用男軍,女坂即用女軍,亦即徐福率領入海的數千人之童男童女,經十數年加以軍訓,乃練成一股強幹的部隊。至漢末而其童男女之後數萬家居在島上。

五、神武天皇傳國的三寶中,其鏡與劔,皆證明為前漢早期式之環頭大刀,而徐福正是秦與漢之間入倭建國人,秦時物品,又在廣島岡山出土之「明刀」幣二枚,與秦匕首為同時物,又有「安陽布」幣一枚,乃秦始皇十一年至二十六年間鼓鑄之新幣。此三物皆發現於神武天皇東征的沿途,及其東征將士之墓地棺內。此又證明神武及其將士皆大陸秦時人,在秦漢間,除徐福外不可能另有一率領大批舟師冒險者,故神武即是徐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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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神武時代考古中,在地下發掘無數的大陸中華文化所產的器物。在古器中,除石器時代的日本人土產物外,幾乎皆為大陸產物,於此足以證明在神武建國之始,大陸中華乃其新文化唯一的來源,間接亦證明天降人,皆大陸中國人。

七、神武建國神話將先秦齊國祀之十五大神,全部搬入日本重新加以串揷,而神話中第一代人皇神武天皇,乃齊人;而徐福即齊人。神武以四時主神是琅邪神,以琅邪神為祖神,此不獨證明神武為齊之琅邪人,而徐福即齊之琅邪人,徐氏以琅邪為其郡望,神武祖琅邪,無異神武自承認為琅邪人,亦即自承為徐氏。

八、神武東征而舟師西行至崗水門。始皇三次東遊,而十年不見之,徐市却在琅邪候駕,兩事皆不可解。而唯一的解釋,即在筑紫海岸,今代發現之古代兵器製造廠。徐市至琅邪郡東海採購銅錫及鐵運筑紫製造兵器,遂逢始皇,便詣連弩。及其出師,遂至筑紫海岸視察製造,並取用已成兵器,故徐氏即神武。

九、日本皇室及華族,在人種上與中華朝鮮之貴族,經現代學者考證為同種,日本素稱為「天降民族」,實為中華血統的民族,所謂「天降民族」,即琅邪入海人也。

以上所舉各點,是以證明神武與徐福為一人,稱王之地同,稱王之時同,所用的舟師同,所用五穀百工同,童男女同,所留之器物同,所表現之思想同,製造兵器之事同,復有相同之祀典,最後神武復於其神話中表白其為齊之琅邪人。而人種學上,復證明神武即徐福,在人種學上並無抵觸。故神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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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即秦代求仙特使徐市建國千年度之追諡,已無疑義。

以上依據衞挺先生之徐福入日本建國考第十九章。

根據史記所載,徐福曾於紀元前二世紀左右奉始皇命入海求仙,最後率舟師及童男女百工數千人入海,是否曾到日本,猶待史學家來考證!但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集團移民至日本,乃是千真萬確的事。由於秦漢兩系先民大量移居日本,使日本文化發生突發的變動,由石器時代,越過青銅器時代,一躍進入鐵器時代,這於九州各地先後發掘劍、鉾、戈、鐸、鏡、鏃等,足以證明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陸集團先後進入日本,符合史記所載。徐福與紀元前一二世紀大量集團不能說絕對沒有關係,說不定是集團中的領導人物。是故徐福曾否到日本是值得史學者研究的!

註一:岩井大慧著:「支那史書江現はれたる日本」三——四頁。

註二:扶桑紀勝卷八(引自日本文化研究會編:「日本儒教」九頁)。

註三: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一,倭。

註四:鳥居龍藏著:「有史以前之日本」三七七頁。

註五:內藤虎次所著:「增訂日本文化史研究」八——七頁。

註六:周傳儒著:「中日歷代交涉史」第一編(載「國學論叢」第一期)。

註七:森本六爾氏所著:「日本青銅器時代地名表」。

註八:見梁嘉彬著:「論我國指南針車發明與方士入海」(載幼獅月刊第三卷第三期)。

註九:藤田元春著:「上代日本交通史之研究」。



P.56

註十:栗山周一著:「日本闕史時代之研究」第二章第四節。

註十一:衞挺生著:「日本神武天皇開國新考」。

註十二:同上:第十九章「神武天皇乃徐福的追謚」一二四二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