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勃興，全國統一，歷三百一十八年（九六○—一二七八），當宋代中葉，滿族之金人，即入侵擾亂北方。宋室南遷，偏安江左，史家遂區分為北宋與南宋。

北宋約一百六十七年（九六○―一一二七），經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八代。這時期日本之天皇更迭頻繁，經過村上、冷泉、圓融、花山、一條、三條、後一條、後朱雀、後冷泉、後三條、白河、堀河、鳥羽、崇德十四代。政權則落於外戚藤原氏之手，故稱為外戚專政時代。

北宋時期，正當日本外戚藤原基經極盛時代，藤原氏執政時期，對海外各國力主閉關主義，並禁止日人私行出國。苟有航渡海外者，必遭嚴罰。後冷泉天皇永承二十年（宋仁宗時，一○四七）十二月，九州筑前人清原守武因私行入宋，其貨物沒收入官，且流之於佐海。同夥五人皆分別處刑。堀河天皇嘉保元年（宋哲宗時代，一○九四），前太宰權帥藤原伊房私遣僧明範至契丹交易貨物，事洩，伊房降位一級，且停其權納言之職（註一）。北宋承五代亂世之後，正從事於文化復興，當世所創樹，故北宋時代無文化輸入日本，當時往來中日間，亦只有商務之往來，並且多為中國商船，竟無一隻日本商船赴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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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唯一例外的，則為誠心巡禮五臺山、天台山等中國佛教聖地之僧侶，特准少數渡航，但必須獲得朝延敕准。

據宋史及日本史籍所載，北宋一百六十餘年間，宋船往來於中日間可考者凡七十餘次（九七八—一一一六）。宋商之中，鄭仁德、朱仁聰、周文德、周文裔、陳文祐、孫忠、李光等，常往來於中日間。永觀元年（九八三），日僧奝然獲准乘宋商陳仁爽。徐仁滿船入宋。一○○三年，延曆寺之寂照亦獲准入宋。不獲勅准者，勢必出於私渡。例如一○七二年入宋之成尋，及一○八二年入宋之戒覺等，均為發願朝禮五臺山、天臺山，寧願犯國禁私渡入宋，其巡禮佛教聖蹟，詳情留後細述。

宋商至日本，亦如前代之慣例，安置於鴻盧館，供給衣食。但因往來頻繁，來者過多，日本以費用浩大，難以負擔，從一條天皇年間，對中國商船，規定其來航時間，每隔二年為限，制定所謂年紀發給護照，否則拒絕登岸。但宋商為圖獲得貿易上的利益，往往不依年限而去日本者，則託詞遇風漂來，諸如此類事，散見於小右記及百鍊抄（註二）。

當時來往中日間之宋商船，都屬普通可容六、七十人之小型帆船，大都自兩浙出發，橫渡中國東海，至肥前值嘉島，而入九州之博多灣，這與唐末五代航路相同，由博多更進入日本海，至越前敦賀入港者甚少。而宋船往日本者多在夏季，歸來時則在秋末冬初，以利用中國東海之季節風。如遇季節風橫渡中國東海，只需一週內外即可到達。延久四年（一○七一）成尋入宋時所乘便船，三月十九日得順風，由肥前松浦郡壁島（今之加部島）出發；同月二十五日就抵達蘇州。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延久四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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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廿二日條云：「林皐告云：字林，（少林）昨日未時入唐海了，以繩結鉛入海底時，日本海深五十尋，底有石砂，唐海三十尋，底無石有沼，右昨日量了者。」

宋代輸入日本的商品，經錦、綾、香藥等物為主，茶碗、文具等次之。成尋入宋時，宋神宗問他，日本要用漢地何種物品，就以香藥、茶碗、錦、蘇芳相答。又福州商客周文裔於長元元年（一○二八）九月至日，所上右大臣藤原實資方物，共計的翠紋花錦壹疋，小紋絲殊錦壹疋，大紋白綾參疋，麝香貳臍，丁香五十兩，沈香五兩，薰陸香二十兩，何梨勒十兩，石金青三十兩，光明朱砂五兩，色色牋紙二佰幅，絲鞋三足等（註三）。由此可推測，當時輸入日本的物品，乃與前代相當，以沙金、水銀、綿、綾、絹、布等為主要，這些物品尤為貴族階級最喜愛者。吾妻鏡謂文治元年（一一八六）十月二十日源範賴歸鎌倉謁賴朝報告云：前月二十七日入京，進獻唐錦十端，綾絹羅等百十端，南延三十，唐墨十廷，茶碗具二十，唐莚五十枚等於後白河院。同時範賴又贈唐錦、唐綾、唐緝、南延五十等於賴朝及其夫人等，當時京都以西之都市，所存儲宋之輸入品，為量甚多云：（註四）日本於藤原時代美術工藝極為發達，其輸入宋朝物品，極為宋人所珍重。奝然歸國後，為感謝宋太宗對他的優待，乃於永延二年（九八八）二月派他弟子嘉因及宋僧祈乾等入宋，獻上太宗物品（註五〉。計有：

佛經（納青木函）

琥珀、青紅白水晶，紅黑木樓子念珠各一連（納螺鈿花形平函）

毛籠一（螺杯二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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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籠一（法螺二口染皮二十枚）

金銀蒔繪筥一合（髮鬘二頭）

金銀蒔繪筥（參議正四位上藤佐理手書二卷，進奉數一卷，表狀一卷）

金銀蒔繪硯筥一合（金硯一，鹿毛筆，松煙墨，金銅水瓶，鐵刀）

金銀蒔繪扇筥（檜扇二十枚，蝙蝠扇二枚）

螺鈿梳函一對（其一為赤木梳二百七十，其一為龍骨十橛）

螺鈿書案一

螺鈿書几一

金銀蒔繪手筥一合（白細布五疋）

鹿皮籠一（貂裘一領，螺鈿鞍轡一副，銅鐵鐙，紅絲鞦，泥障，倭畫屏風一雙，石流黃七百斤）

又隨從寂昭入宋之念救，當天臺山大慈寺再建時，其於長和四年（一○一五）歸國，募集建築物資施予該寺，其時左大臣藤原道長施入：

木樓子念珠陸連（四連琥珀裝束，二連水晶裝束）

螺鈿蒔繪二蓋廚一雙

蒔繪筥二合

海圖蒔繪衣箱一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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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風形軟障陸條

奧州貂裘三領

七尺鬘一流

砂金佰兩

大真珠伍顆

橦華布拾端。

又大納言藤原實資贈螺鈿鞍等，這些藝品都是當時日本所製以金銀蒔繪、螺鈿、及琥珀、水晶、紅黑木、樓子念珠、扇、屏風等所製美術工藝品，極為宋人所珍視，尤以扇為宋人所欣賞。皇朝類苑卷六十風俗雜誌云：

相國寺，是宋之東京（汴京）名剎，寺之基地甚廣，是商旅交易集合的場所。每月五回開設有名的市場，在市場內有日本扇子出賣，引起宋人的感嘆。同時，輸入日本的刀劒，亦為宋人所珍重。歐陽修之日本刀歌曰：

由此可知，當時日本工業美術，頗有長足的進步，已為宋人所喜愛。

北宋時期，日本雖禁止商人來往中日間，但日本僧侶入宋卻為例外的敕准。而入宋的日僧，雖遠不及入唐者多，然對日本佛教文化貢獻當以奝然、寂昭、成尋等三四人為最著名。次為成算、祚壹、嘉因、元燈、念救、覺因、明蓮、紹良、慶盛、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仲回等二十餘人，木宮泰彥據扶桑略記，成算法師記，參天台、五臺山記，宋史日本傳，歷代皇紀，佛祖統紀所得二十二人簡記，今列表於次：

以上所舉二十餘人中，最早入宋，亦最著名者為奝然，「宋史」日本傳有關奝然的記事，最為翔實。宋史日本傳云：

這是說明奝然出身於五品官藤原氏家，具有相當的身分。幼年於東大寺出家，依該寺東南院觀禮習三論，又依石山寺元杲學密教，進大法位。於永觀元年（九八三）八月乘宋商陳仁爽、徐仁滿等歸航入宋（註六）。於浙江台州附近登陸，是年十月蒙召入宋，與台州使者同伴，沿途觀察風景。十一月到揚州開元寺，安榻地藏院。十二月入北宋首都東京（汴京）謁太宗。奝然本為外國一遊僧，竟蒙皇帝賜予謁見，頗感例外。永觀二年正月蒙准巡禮京中大小寺院後，三月奏聞參禮五臺山，又蒙賜准，遂滿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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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願，巡禮諸方聖蹟後，再回歸到東京。

至於奝然入宋記事，尚有奝然隨從成算法師記可供參考。成算於後一條天皇寬仁三年（一○一九）三月十九日補任阿闍黎；太政官牒云：

成算到東京（汴京）後，不但詣五臺山，並巡禮天台山智者大師的靈跡。又至洛陽訪白馬寺迦葉摩騰、竺法蘭等始傳佛教之道埸，又訪問洛陽龍門石窟。在此時間，於東京太平興國寺，就印度那爛陀寺三藏法天學悉曇梵書，從梵學翻經三藏大法賜紫令遵阿闍黎，禀受兩界瑜伽大法及諸尊別法。就年算所記經過，奝然在宋行址大致相同。奝然登天台山禮智者大師真身，東寺三密藏所藏法華驗記零本，引用奝然日記：

奝然何時至天台山？依成算法師記，奝然於永觀元年八月一日乘船入宋，十月入京，三個月間居台州，因此，就在此時間登天台。奝然曾詣天平勝寶六年東渡之唐僧鑑真本住寺，揚州龍興寺。這於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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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密藏所藏字類零葉有云：

「奝然巡禮記云，入龍興寺禮佛舍利，其形如水精碎，彼舍利者，往代從西天賚來云云」，又鵝珠抄卷六佛牙事條：

是知，奝然於永觀元年十一月尚在揭州地藏院。奝然在宋凡四年（註七）花山天皇寬和二年（九八六）七月乘宋商鄭仁德舶回國。奝然入宋隨從弟子人數，宋史日本傳云：

文獻通考四裔考紀其事云：

依上可知奝然隨從五六人，即成算、祚壹、嘉因等（註八）。成算在宋時與奝然行止相依，已如前述至於祚壹回國時携歸藥師儀軌奧書云：

至於嘉因，乃奝然歸國後，於永延二年（九九八）再遣嘉因入宋請狀云：

奝然與其隨從弟子在宋時，無論巡禮天臺山、五台山，或遊歷東京、洛陽、龍門，都是寸步不離。唯祚壹未隨奝然同時歸國，乃暫留宋境。宋端拱二年（日本永祚元年）即奝然回國後三年正月廿八日求得書寫藥師如來儀軌始回國。

奝然歸國後，翌永延二年（九八八）二月遣弟子嘉因乘宋商鄭仁德歸舶入宋，施財供養五臺山。（註九）兼求新譯經典，並禮謝奝然在宋時蒙宋朝鴻恩，且獻上土物，嘉因完成使命。宋史日本傳，未記載其回國年月，唯日本紀略正曆二年（九九一）六月三日條：

這時，當係嘉因回國時期，而與嘉因有密切關係之寂昭，則見於西岡虎之助考證。他說：

從此凡十餘年間未有入宋僧，一條天皇長保五年（一○○三）八月，源信僧都之弟子寂昭（俗名大江定基），肥前出發入宋，翌九月抵達明州。翌寬弘元（一○○四），入東京（汴京）謁真宗賜圓通大師號（註十）次遊天台山，訪四明傳教沙門知禮，携其師源信僧都，對天台疑問二十七條請其釋疑，是時蘇州人三司使丁謂，見寂昭甚悅，說蘇州山水美麗，勸其至蘇州吳門寺掛錫，其後情況不明。長元七年（一○三四），遷化於杭州清涼山麓，寂昭曾否詣五臺山，未見確實史料，（註十一）但此為其入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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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他在宋三十餘年，應可前往。今昔物語卷十九，是其徒念救歸國時所記：「寂昭曾詣五臺山拜文殊化身」。

曩日奝然入宋時，隨從弟子五、六人，寂昭亦率徒七人同行。宋史日本傳云：「其國僧寂昭等八人來朝」。皇朝類苑卷四十三：「寂昭領徒七人」，其弟子中有元燈和念救。歷代皇紀一條天皇長保五年條云：

念救當天台山大慈寺再建時，長和四年（一○一五）五月為知識使回國，得左大臣藤原道長及大納言藤原實資等知識物，同年七月再發京都赴宋。是時他與入宋僧寂昭、元燈、覺因、明蓮並自己五人求得度緣。但隨從寂昭入宋弟子僧，則有元燈、念救，並無覺因、明蓮二人也。而寂昭隨從之弟子七人中僅知四人名字。其他三人，因寂昭受丁謂之勸，掛錫蘇州吳門寺時，其弟子留住何處，抑早歸國，不得其詳。元燈、念救、覺因、明蓮四人，其後情況，亦未見佳。唯元燈一人，後入宋之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延久四年五月十八日條：

據宋朝賜紫衣，授大師號，有如斯記載。

當寂昭入宋時，皇慶隨同下鎮西。一旦登舶，數千鳩集舶上，逐之不去，皇慶試下舶，鳩忽皆飛去。這是八幡大菩薩不許其出國云，遂有此傳說。又延般有志渡海出國，隨從寂昭下鎮西，政府愛其才華，扣留其牒文。因此，皇慶、延般二僧，遂未能渡海出國云。

寂昭後入宋之紹良，釋門正統第二：

教行錄卷第四，佛祖統紀卷第十三廣智法嗣列有「日本紹良法師」名：依此而論，則紹良與寂昭同為源信之弟子，奉師命携金字法華經入宋，就四明廣智學天台教三年回國，但其入宋年代不明，日本高僧傳卷十紹良傳，為後一條天皇長元初人。

自此四十年間入宋僧，殆已絕跡。唯心覺入唐記中載有慶盛者，永承四年（一○四九），持有政府官符入宋而已。後三條天皇延久四年（一○七二年）三月，大雲寺僧成尋率弟子賴緣、快宗、聖秀、惟觀、心賢、善久、長明等七人乘宋商孫忠船入宋，巡禮天台山、五臺山之聖蹟。後至洛陽延和殿謁宋神宗，神宗賜以紫袈裟衫衣裙，授善慧大師號。當成尋由洛陽赴五臺山時，神宗特遣使隨之，令各州出兵保護，並供給驛馬頗加優禮，延久五年十月當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等五人回國時，神宗又託其致日本以「迴賜日本國書，並金泥法華經及錦二十匹。神宗帝之意圖，在促進中日間友好關係及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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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展。賴緣等乘宋商孫忠之船，偕宋僧悟本歸國入京，呈獻宋帝御筆文書及方物於日廷。日廷對宋帝之「回賜日本國」書，因名分上關係，至受納及答禮事，迭經會議，直至一○七七年始決定答禮品為六丈織絹二百匹，水銀五千兩，並令長季朝臣草覆書，翌年正月，命僧仲回乘孫忠艦入宋復命，宋帝賜以慕化懷德大師之號而歸。

當僧仲回乘孫忠船歸國時，宋商孫忠復携『賜日本國太宰令藤原經平』牒狀至日本。日廷對此牒狀接受與否，頗經考慮，其結果僅作覆書，而無答禮。一○八○年，孫忠又携明州牒狀，入越前敦賀。日廷對於此事，又迭經會議，直至一○八二年，始作覆書。一○九七年，宋人又齎牒狀來，日廷命大宰府送覆書於明州。一一一六年，宋商俊明等復携牒裝至。其書曰：「爾東夷之長，實惟日本之邦，人崇謙遜之風，地富珍奇之產，曩修方貢，歸順明時，隔闊彌年，久缺來王之義，遭逢熙日，定敢事大之誠」等字樣。北宋常以對待藩屬國之態度對日本，因此，日本朝延頗感不快，為保持宋日對等態度，往往對宋書置諸不答。

成尋在宋凡九年，永保元年（一○八一），歿於宋開寶寺，其隨從弟子聖秀、長明二人，其後情形不明。宋日間，由於商舶及僧侶不斷往來，及相互答贈國書、禮物，友好之關係，益形鞏固。

註一：余又蓀著：「宋元中日關係史」（二頁）。

註二：小右記寬仁四年九月十四日，同萬壽四年九月十四日，百鍊抄永承元年十月三日，同永承三年八月條。

註三：小右記長元年三月二日條。

註四：余又蓀著：「宋元中日關係史」四頁

註五：宋史日本傳，及扶桑略記，佛祖統紀作祈杚，日本紀略作禮乾。佛祖統紀作嘉因，宋史日本傳作喜因。

註六：成算法師記。

註七：宋史日本傳，扶桑略記寬和二年七月九日條。

註八：成算法師記。

註九：續左亟抄第一，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永延二月八日條。

註十：續左亟抄第一。

註十一：日本紀略，百鍊抄長保四年三月十五日條。

註十二：日本高僧傳要文抄第二池上阿闍梨傳。天臺霞標五編卷之二慈應皇慶阿闍梨。

註十三：日本高僧傳卷六十七成尋傳。

北宋時期，入宋日僧，不論有名無名總共二十餘人，就中以奝然、寂昭、成尋三人為主要，其餘都係三人隨從入宋之弟子。唯入宋僧與入唐僧之意趣，顯然不同。入唐僧最大目的，則在求法，因此，一到中國，先訪問碩德學習新教，力求新法門傳入日本。唐代為我國佛教黃金時代，各宗興盛，日本特遣留學僧來華學習。但北宋時代，入宋日僧，非純為求法而來，其目的與其說為利益群生，無寧說為消滅自己的罪障，及求來生菩提，為巡禮佛蹟而來。奝然自述渡海志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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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昭亦為巡禮五臺山靈蹟入宋。日本紀略並百鍊抄長保四年三月十五日條云：

「入道前三河大江定基（法名寂昭）上狀，向大宋國巡禮五臺山」。於此可知日僧仰敬我國佛教名山聖蹟，無異為第二佛國也。成尋亦持同樣的願心，其入宋之請狀云：

當時成尋年已六十二歲，家中尚有老母，仍鼓其勇猛的願心，於一○九二年二月十五日乘宋商孫忠舶入宋。同行弟子七人已如前述。五臺山為我國佛教聖地，文殊菩薩示現之道場。平安朝初始入唐靈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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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仁、惠運、宗叡、惠萼等，均為巡禮聖蹟，因此，日本佛教徒仰敬五臺山，不啻為印度之靈鷲山。他們巡禮文殊之聖跡，是為消滅自己的罪障，求來生菩提；但此宿願，不易如償。因為當時日廷禁止私渡，自願前往者，又必須自負旅費，故彼等入宋，必先請得政府勅許。

他們入宋，先至宋朝，呈獻土物。例如奝然呈獻太宗，銅器十餘種，日本職員令、王年代紀各一卷。及金縷紅羅褾水晶軸卷子本孝經鄭氏註一卷，越王經新義第五十一卷。寂昭呈獻真宗，無量壽佛像、紺紙金字法華經、水晶念珠等。成尋呈獻神宗，銀香爐，念珠五串，顯密法門六百餘卷。這些方物，無論為個人，或為團體，都是入宋日僧所呈送者。故入宋僧，又可稱為方物使者。元使外夷傳日本條云：

宋朝對入宋日僧，極為優待。他們謁宋帝，帝必親自下問，賜紫衣授大師號。即如奝然謁太宗，詢問日本風土，概以筆答。賜紫衣授法濟大師號，又賜印本大藏經。寂昭謁真宗下問對答，賜紫方袍授圓通大師號，後任蘇州僧祿司。成尋於延和殿謁神宗，賜紫袈裟衫衣裙，授善慧大師號。又當他們巡禮佛蹟時，宋朝又給以許多方便，奝然詣五臺山時、寂昭赴天台山時，特詔書縣道供給食住。尤以成尋自洛陽赴五臺山時，神宗特撥遣馬匹及衛兵二十人嚮導，並令各州出兵保護，供給旅費。宋朝對待日僧可謂厚矣。其與入唐學問僧圓仁登州向五臺山時，弟子惟坵、惟曉，行者丁雄萬，沿途向寺院或民家乞食求宿，備嘗辛苦，不可同日而語也。

北宋時代之入宋僧主要的目的，既為巡禮佛蹟，非為求法而來，已如前述。他們入宋中，訪問碩德學法者，並非絕對沒有者。例如奝然隨從弟子成算就印度那爛陀寺三藏法天學悉曇梵書，從梵學翻經三藏大德賜紫令遵阿闍梨，禀受兩界瑜伽大法及諸尊別法（註三），寂昭奉其師源信命，携二十七條入宋，訪四明知禮（法智尊者）請其解答（註四）。此如圓載携天臺眾疑五十科入唐，訪天台山禪林寺廣修、維鷁，請求答釋（註五）。或圓仁携延曆寺未決三十條入唐，訪五臺山志遠請求決釋。

因此，入宋日僧，乃學「唐決」的先例。源信果有此疑問？在日本一分學者間，認為源信有意考驗宋代學匠，例如有名之叡山安海學者，他說源信之二十七條疑問，實屬初淺，無須遠問，自作上、中、下三答，宋國碩德所答釋也不出其三種解答。天台學徒至安海死後，始見知禮的決疑，概不出安海中、下之釋。本朝高僧傳著者師蠻對此評議云：（註六）

宋朝承繼唐末五代混亂之後，典籍佚亡甚多，文化衰微不振，日本藤原時代，文化雖相當發達，但對佛學研究並未能凌駕我國之上，僅所保存文獻史籍，足可彌補我國所缺者。一條天皇長德元年（宋太宗至通元年，西紀九九五），宋杭州奉先寺沙門僧源清，以自作之法華示珠指二卷，龍女成佛義一卷及十六觀經記二卷，及同門僧鴻羽作佛國莊嚴論一卷，學生僧慶照注心印銘一卷，合五部七卷，贈日本比叡山延曆寺，而求宋朝所缺之智者大師所作之仁王般若經疏、彌勒成佛經疏、小彌陀經疏、並決疑金光明經玄義等。天台座主覺慶，乃抄此等經疏贈之。當時日本佛教學者間，對此等新書多所議論。慈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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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二人首持異議。這時三井寺之實因、勸修，對法華示珠指各一卷，慶祚對龍女成佛義，叡山之源信、覺蓮，對十六觀經記各一卷，靜照對佛國莊嚴論，安慶、聖救對心印銘，都加評議。不獨在日本國內如此，即如成尋在洛陽太平興國寺傳法院館時，中天竺之宣梵大師賜紫日稱，廣梵大師紫天吉祥，宋之宣秘大師賜紫惠賢，楚才大師賜紫惠詢，文惠大師賜紫智普，梵惠大師賜紫師遠，廣智大師賜紫惠琢，崇梵大師賜紫明遠等，多屬龍象，常與其往來交談議論。這些事蹟都散見於參天台五臺山記中，因此，大相國寺東經藏戒律院圓則座主，傳授法花法（註七）。並奉神宗勅祈雨三日，甚有靈驗，宋室朝野人士無不感嘆。若成尋者，雖為日本傑出之高僧，但日人往往誇大其詞，源信曾以自撰往生要集託宋商贈於天台山國清寺，往生要集傳入宋以後，頗予宋人很大刺激。宋商周文德送源信之書狀云：往生要集納入天台山國清寺後，緇素隨喜，貴賤歸依，結緣男女五百餘人，同時出家，並欲描繪源信之影像，稱之為日本教主源信大師云。唯據成尋所撰「參天台五臺山記」所載，則知源信所送之往生要集，僅存於宋婺州七佛道場，行辿和尚之手，天台國清寺及諸州寺均未流行，全與周文德之說相反。此或因當時渡至日本之宋商周文德，因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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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於源信，故作此誇大之宣傳。

九九二年源信復以其所著之因明論疏四種、相達略釋三卷，託宋商楊仁紹贈宋婺州雲黃山七佛道場行辿和尚，並託行辿和尚轉贈慈恩寺弘道大師門人，以求唐僧之嚴正批評，唯始終竟無覆音到來。源信復著因明義斷纂要注釋一卷，於一○○一年，託宋杭州錢唐西湖水心寺沙門容隱，轉送弘道大師門人，請其校正，因長安慈恩寺為研究因明道場之策源地，弘道大師為研究因明之權威。由此觀之，當時宋商往來中日間不啻為中日文化交流之媒介。

北宋時代有關入宋僧之事蹟，最堪注意者，則為奝然謁見宋太宗。據宋史日本傳記載：

太宗聞此，頗為感嘆。如次記載：

奝然答文雖極簡潔，然於此不難窺見當時日本國內文物、風土、經濟等情況。故其極簡潔文字中實潛有極深長的意義。

第一，首應檢討者，日本無論佛經或經書，均由中國輸入的，而奝然僅舉出白居易集七十卷，這可窺見當時讀書界之趨向。所謂白居易集，就是白氏文集，亦即長慶集。次舉日本風土，適宜耕作，唯五穀中麥子產額比較少，盛行養蠶事業，故薄緻絹類產額多。又談及陸奧產金之事，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唐玄宗天寶八年，西紀七四九年）二月，國守百濟敬福呈獻其管內小田郡所得黃金。對馬（即宋史日本傳之西別島），天武天皇二年（唐高宗上元元年，西紀六七四）三月國守忍海造大國獻所得之銀（註八），以及平安朝中期，東西相對為產金銀地區。又云：「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元）大寶」，這是日本經濟史上應注意的文字。乾文大寶乃村上天皇天德二年（後周世宗顯德五年，西紀九五八）三月所鑄造，乾元大寶誤刊為乾文大寶。當時交易，實行物物交換。要比前代以錢貨為交易媒介，其流通較廣。

奝然對太宗下問，為尊重日本國體，未免過於誇張其詞：

因此引起太宗的感歎。謂宰相曰，日本乃島夷國，世祚遐久，其臣吏亦皆繼襲不絕，這是古道。然而我國誇稱中華文化古國，唐末戰亂以來，國內分裂，五代興亡盛衰最為明顯。大臣世冑家亦鮮能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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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之德雖遠不及古代聖人，然日夜力求政治進步，建立永久的大業，永垂千秋。又為子孫計，使大臣之後裔，亦能世世繼襲祿位，此為朕之心願。

太宗，乃太祖之弟，宋朝建國以來，以弟補兄席位統一天下。開寶九年（日本貞元元年，九七六）十月三十八歲，承太祖殂即位統一天下，至道三年（九九七），三月以五十九歲而崩，在位僅及二十餘年。是我國歷代帝王中很少見到的賢明仁慈寬厚的皇帝。其諡號為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宋朝建國之初，其勢力所及之範圍，僅限於中原地區。其周圍，從五代蜀、楚、南漢、南唐、吳越、北漢等所謂十國，各各形成獨立的形勢。因此，太祖、太宗相繼征服，並以極溫和主義，因以招撫優待，使其子孫能繼續存在，而對文武百官都享受優遇厚錄，而對地方民政尤為重視。他地戒石銘曰：「爾俸爾祿民膏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篇石刻文頒布地方官，要其特別留意民政，施行仁政。因此，日本一分學者，認為太宗在政治上顯受奝然答話的影響，但迄今未能舉出任何證據，顯係日人喜愛體面誇大其詞，試問，「貞觀之治」，又受誰的影響！

奝然呈獻太宗「王年代紀一卷」（註九），僅一千零二十五字。故文字極簡單，若檢討其內容，則與六國史以下的史書，不無出入，甚至全不一致。在「王年代紀」，中有關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記事有下列十二條。

以上記事，就年代而論，就不少錯誤，實有修正的必要（凡括弧內的細字為修正者），例如「用明天皇有子聖德太子」，這顯指推古天皇十五年，聖德太子遣小野妹子入隋的記事。而遣使的目的，求法華經云，日本書紀亦無此類記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第二，白璧天皇二十四年遣僧靈仙、行賀入唐，禮五臺學佛法云，白璧是白壁之誤，關於靈仙事蹟，久經埋沒。大正二年夏內務省國寶調查係於石山寺之經藏；始發見「醴泉寺日本國沙門靈仙筆校並譯語云」，參加翻譯大乘心地觀經。於是引起學界重視，妻木直良氏於東洋學報第三卷第三號：「參唐代譯場唯一之日本僧」，大屋德城氏之名著「日本佛教史の研究」中「日本國譯經沙門靈仙に關する新史料」及「靈仙と其の後史料」等發表，蒐集散見遊方傳叢書（大日本佛教全書所收）、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續日本後紀、類聚國史，及其他古經的奧書等有關靈仙的史料，編纂靈仙三藏行歷考。靈仙是唐元和五年（日本弘仁元年，八一○）於長安醴泉寺參加罽賓國三藏賜紫沙門般若三藏等，從事大乘心地觀經翻譯工作，後至五臺山數年，於靈境寺遭毒殺。他於天長二年（八二五）曾託渤海使獻表物，淳和天皇對他特賜百金，由渤海僧貞素送達。靈仙深感聖恩無窮，乃託貞素呈獻一萬粒舍利，新經二部奉答。因此，淳和天皇又賜百金附託貞素轉達。要之貞素天長五年（八二八）傳說其事，他於五臺山靈境寺訪靈仙時，既已遷化後，甚為悲痛，並書弔詩一篇慰其英魂云。

這是唐宋間日本來華求法龍象中，唯一參加翻譯事業之日本僧，其事蹟久經埋沒，日本僧史亦未記載，奝然王年代紀所舉玄昉、最澄、空海、行賀等名僧，特別舉出靈仙名字，使其在佛史上恢復崇高之地位。小野玄妙博士親訪五臺山靈仙寺弔靈仙云：「大德！確為傳教、弘法兩大師以上之偉人（註十）。」至於靈仙赴唐之年代，若在光仁天皇御代入唐的話，則在寶龜八年遣唐使，或寶龜十年乘送唐客使之舶入唐（註十一）。於此吾人應知如何重視歷史，認為靈仙在唐參加譯經事業為日本佛教界無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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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輝。然而望諸我國隻身赴印求法之高僧，多達一百八十餘人，又當如何？其實，參加譯經事業，或為抄錄，或為傳語，或為潤文，或為校對，未必都懂得梵文。參加羅什、玄奘譯場的人，多達三千人。如靈仙者，實不勝枚舉。

第三，奝然呈獻太宗第二件文物，是鄭氏注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五十一卷。

所謂鄭氏孝經注，即後漢碩儒鄭玄所著孝經注。原來孝經有今文與古文兩種。在秦末楚漢相爭戰火中，孝經燒失，偶爾發見河間顏芝所藏，他的兒子貞把它上河間獻王。即世所傳之孝經，漢代隸書所書，故稱為今文。漢武帝時魯恭王毀孔子舊宅，在其牆壁中得孝經，此為蝌蚪古文所書，故稱古文。唐以興盛行孝經注，後漢鄭玄所注今文，即所謂鄭玄注，和前漢武帝時，孔子第十一世之孫孔安國所注古文，即所謂孔氏注，這兩種注並行。但學者對此兩書疑信參半（註十二），唐玄宗二年召集群群儒商討兩書之優劣，這時劉知幾舉出十二種證明鄭氏注為偽造，主張採用孔氏注，但司馬貞反對他而排斥孔氏注，主採用鄭氏注，至議論未能決定；於是玄宗自己決定採用今文，斥孔鄭二氏說，乃命魏之王肅，吳之韋昭等參酌諸家作新注頒布天下，這是有名的御注孝經。因此，孔鄭二氏注逐漸衰沒，至五代時竟全亡佚。孝經早經百濟王仁博士携傳日本，忠孝一本為培植日本國民道德之根本，對日本國民道德精神影響甚鉅。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條云：

孔鄭二氏所注孝經，盛行日本，而與大學、國學並行。學令：凡教授正業，周易鄭玄王弼注（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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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人兼習二家或鄭或王習其一注，若有兼通者，既是博達也），尚書孔安國鄭玄注，三體毛詩鄭玄注，左傳服虔杜預注，孝經孔安國鄭氏注，論語鄭玄何宴注。

於此可知日本服孔鄭二氏注也。至清和天皇貞觀年間，廢黜孔鄭二氏注，亦採用玄宗御注孝經，因此，孔鄭二氏注終於湮沒。奝然不但把鄭氏注傳入我國，並有越王孝經新義。宋史日本傳云：「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者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

任希古的閱歷不詳，其書之來由亦不明。蓋當時我國早經散佚，由日僧携入我國。寂昭入宋亦携入南嶽禪師之大乘止觀及方等三昧行法等以補宋朝之所缺佚者（註十三）。天竺沙門慈雲大師遵式請寂昭再版，由他記其序並後序。成尋携天台、真言等經典六百餘卷入宋，本欲就長安青龍寺經藏，考證真言經儀軌之錯誤，及至晉謁神宗時，乃悉獻之於神宗。於此可見當時日本文化程度已相當發達，宋歐陽修詠日本刀歌云：

北宋時代之入宋日僧，仍承襲前代遺風，為仰慕中國文化而入宋，當其歸國時亦多携入日本所無之典籍，以供傳播。例如奝然所携回典籍中，則有太宗所賜印本大藏經。我國大藏經全部彫造，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九七一），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共費十二年歲月，完成於四川成都，故世稱開寶勅版大藏經，當奝然入宋謁太宗時，正為開寶勅版完成之時，因此，奝然請求太宗賜印版大藏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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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寶勅版初印本。這部大藏經納入京都法成寺經藏，自此，凡九十年間，後三條天皇延久五年（一○七三）時，仍然存在。成尋參天臺山記宋神宗熙寧六年（延久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條，仍見此藏。其後該寺屢次火灾，這部大藏經歸於烏有。鵜養徹定氏之古經題跋附錄（藏於京都大德寺）開寶勅版華嚴經卷一末刊記「大宋開寶九年丙子奉勅雕造，太平興國八年奉勅印」。他說：

照其所述，則華嚴經為奝然謁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印摺。或為奝然携回大藏經之一本，將來調查各大寺院經藏，不難發見一二零本，迄今奝然請回開寶勅版大藏經，一本都未發見，殊為可惜。

奝然携歸太宗所賜新譯經二百八十卷，竟為宋史日本傳所遺漏。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熙寧六年三月廿三日條云：「賜大藏經一藏及新譯經二百八十六卷，見日本法成寺藏內」，由此可知此等新譯經納入京都法成寺經藏。至少至熙寧六年（日本延久五年，一○七三）時仍存在。今日不傳，故無法知其內容矣。奝然與入唐八家同有「請來目錄」存在，京都東寺之金剛藏記「奝然請來法文目錄」卷子本標紙殘缺，無法知其大概，將來如有機會發見「請來目錄」，即可明瞭此新譯經二百十六卷之內容也。

奝然携歸之法物中，最著名者，則為京都嵯峨清涼寺現存之旃檀釋迦像。有關釋迦像傳來，古來多種傳說，故多附會之說，唯奝然隨從僧成算於東京（汴京）觀聖音禪院所記携歸品之「優填王所造旃檀釋迦瑞像歷記」所說：

天竺優填王，釋迦在世時代，首令毗首羯摩作釋迦像。此像後傳入西域龜茲國，前秦苻堅遣呂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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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伐龜茲國時，又傳入中國，自此為歷代帝王所藏。宋太祖將此像安置東京開寶寺永安院，太宗時更迎入內裏滋福殿內，次又移入西化門外新造之啟聖禪院。奝然入宋拜見此像，立想移入，即命雕佛博士張榮摸刻，請歸入日本供奉。成算法師記云：

「雍熙二載乙酉十二月十八日，於梁園城左街明聖觀音禪院借得，開寶寺永安院本寫取，日本東大寺渡海巡禮五臺山成算記」。由此可知釋迦像由來，不論從天竺傳到龜茲，或龜茲傳入中國，僅奝然入宋請張榮模刻傳入日本，這一段的歷史，已足夠歷史價值。清涼寺之釋迦像不僅樣式自然，而刻法更是融會古今筆法，使日本從平安朝優秀佛教藝術發達上，更獲得新的外來技術與啟示，在意境上更進一步。

奝然携歸之十六羅漢繪像，則見於百鍊抄，扶桑略記以下多種書物，現藏於清涼寺。羅漢像原為中國六朝時所描繪，所謂羅漢畫發揮出獨特的精神，更具禪宗的意味。其描寫方法與普通佛畫完全兩樣，而以洒落、飃逸的筆法描出活動的姿態。如五代貫休（禪月大師）的妙手，奝然將來之十六羅漢繪實為羅漢畫輸入的先驅。自此：

京都高臺寺藏十六羅漢，京都泉涌寺開山俊芿携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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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相國寺藏十六羅漢，陸信忠之款識，

攝津多田院藏十六羅漢，西全大受之款識，

下總法華經寺藏十六羅漢，趙璚之款識，

京都大德寺藏五百羅漢，淳熙五年明州沙門義紹募緣，林庭珪、周季常描繪。

這些羅漢畫相之輸入，而影響於日本鎌倉時代之佛畫，尤其給宅磨派的變化方面很大啟示。

寂昭歿於宋，雖無法物傳入日本，治部卿源從英曾贈書寂昭云：所諮唐曆以後史籍，及其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唯載輕貸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事（註十四）。其弟子念救於長和四年（一○一五）歸國時，藤原道長託購一切經論諸宗章疏等，贈金百兩予寂昭，那時寂昭掛錫蘇州吳門寺，留住不久，遣其弟子數人回國。其後又遣念救回日本，或託商舶常有書信往來，乃應道長從英等希望寄贈書籍，是為意中事。

成尋雖亦未回國，唯於延久五年（一○七三），遣其隨從弟子賴緣、快宗、惟觀、心賢、善久等五人歸國時，令送若干新譯經等，即成尋於宋熙寧六年（一○七三）三月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復得顯聖寺印經院印本之新譯經典二百七十八部，蓮華心輪迴文偈頌一部二十五卷，秘藏銓一部三十卷，逍遙詠一部十一卷，緣識一部五卷，景德燈錄一部三十三卷，胎藏教三冊，天竺字源七冊，天聖廣德錄三十卷，共四百餘卷，此皆由賴緣等携歸日本者也。

成尋於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雖常與譯經三藏等往來，並未參與雕造，所得新譯經及佛畫，或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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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抄寫，或從內外購得，諸如此類，則散見於參天臺五臺山記第六、七卷，至此恕不枚舉。

註一：本朝文粹卷十三「為奝然上人入唐時為母修善願文」。

註二：朝野載卷二十「聖人申渡唐」。

註三：傳法灌頂雜要鈔第三裏書。

註四：教行錄卷第四，釋門正繞第二。

註五：元亨釋書卷五安海傳。

註六：本朝高僧傳卷十源信傳。

註七：參天台五臺山記，熙寧六年正月廿四日，同廿六日條。

註八：三代實錄貞觀七年八月條，「大宰府言，對馬島銀穴，在下縣郡自高山底，穿鑿巖堀入四十許丈，白畫執炬而得入云云」。

註九：若檢討王年代紀的內容，是一部神代史，歷代天皇的御名。

註十：文學博士小野玄妙著：佛教美術所收「靈仙大德の死」。

註十一：大屋德城氏は靈仙ま入唐年代に就いて「日本譯經沙門靈仙三藏に關すゐ新史料」（日本佛教史の研究所收）に於て，室町李世永正頃人，英訓筆記東大寺藏法相燈明記之保元元年之奧書，謂：「延曆廿二年付遣唐學生靈船闍黎，渡於大唐」。云靈船應為靈仙之誤，於是靈仙於延曆廿三年（延曆廿二年發難波，遇暴風，舶被破壤，再事修繕，翌年發筑紫）是為入唐時期。高楠順次郎博士之靈仙三藏行歷考，其奧書載「入唐恐係延曆二十三年與傳教，空海同時。」

註十二：鄭玄今文孝經注，見於後漢書本傳，其門人鄭志所編纂，不但見鄭玄著書目錄，而其注文之意義及措詞，則與鄭玄所注其他經書迴異。因此，學者向多存疑問。孔安國奉前漢武帝命注古文孝經，久未見於世。兩漢以來，無一人見到，晉之荀昶參酌諸家之說，作孝經注時說見孔氏注。然其出現於隋代，遂與鄭氏注並行，梁末戰亂亡佚。至隋代，秘書監王邵採訪京師，據當時大儒劉炫所傳。

因此有孔氏注行於世。劉炫為有名的偽作者，是他託孔安國所注，是其偽作，所以諸儒皆不信。

註十三：天台霞標初編卷之四圓通寂上人。

註十四：皇朝類苑第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