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交通，無論為陸路，或為海路，其艱苦皆非筆墨所能形容。以陸路來說，西出陽關，即為八百里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視日月以辨東西，觀遺骨而識徑路。如慈恩傳說：「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四顧茫然，人馬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捲沙，散如時雨，心無所懼，仍苦水盡，四夜五日，無一滴沾喉。口腹乾燥，幾將殞絕。」此其艱苦者一。及至蔥嶺，冰雪萬里，障氣千重，如法顯傳說：「蔥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砂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處」。智猛結伴十五人，至蔥嶺九人退還，此路之艱難於此益見，此其艱苦者二。及度雪山，其艱險尤甚以往百倍。佛國記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積雪，由山北陰中過，大寒暴起，人皆噤戰，慧景口吐白沫，語法顯云：『我不復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終。法顯悲號，力前過嶺」。曇無竭傳云：「小雪山障氣千重，層冰萬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於東西兩山之脅，繫索為橋，十人一過，到彼山已，舉火為幟，後人見煙，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煙，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復過一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到平地，料檢同伴，失十二人」。於此可知途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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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如何，此為艱苦者三。此就陸道而言，當有如此艱苦。而海道之冒險，尤甚於陸道者。昔日之風帆，非比今日輪器，法顯東歸，漂流海上，曾三度易船，歷時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求那跋陀羅絕淡水五日，不空遭黑風旬日，道普因舶破傷足，負痛而死。常愍遇難不爭，師徒隨波而沒，此種壯烈為法犧牲之精神，可歌可泣者，不知凡幾。

迨至印度，人地生疏，棲息無所。義淨於僧傳序曰：「觀爾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顯法師前創闢荒途，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其間或西越紫塞而孤征，或南渡滄溟以單逝，莫不咸思至跡，五體而歸焉。……獨步鐵門之外，亙萬嶺而投身，祗標銅柱之前，跨千江而遺命，或亡餐幾旦，輟寄棲然。可謂思慮銷精神，憂勞排正色，致使去者數盈半百，存者僅有數人。設令得到西國者，以大唐無寺，飄寄棲然，為客遑遑，停託無所，嗚呼，實可嘉其美誠」。吾人今於紙上讀之，猶不寒而慄，心驚膽裂，況躬歷其境，其艱苦如何能堪受哉？

中印交通的地勢，雖受天然環境重重阻碍，然由於中印兩國威德沙門，以無比為法的精神，及捨己為人的悲願，以冒險犯難，不掘不撓的毅力，竟克服一切天然的阻礙與困難，從第一世紀至第八世紀，接踵往來，絡繹不絕。使中印文化得以溝通，其極盛時期亙兩世紀。能使中印兩大民族的融和，成為安定亞洲的柱石，二千年來中印兩大民族從未發生過類似歐洲宗敎戰爭；而對真理傳播的豐功偉績，不唯空前，亦且絕後。歷史變遷，瞻古思今，豈唯浩歎！今日吾人檢討二千年來中印交通史，深知以往佛敎的敎區，不僅南洋之爪哇、馬來亞半島，中亞之土爾其斯坦、阿富汗、波斯，乃至葱嶺以東之龜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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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闐，都為佛敎莊嚴勝地。而今這些地區，都淪為回敎徒之手。即佛敎策源地之印度，也相繼為異敎統治。而今日之自由中國異敎堂到處林立，邪說風靡，大有步印度爪哇等地後塵之慮。而吾國同道，猶在五里霧中，不知驚惕，迎頭趕上時代，殊堪深慮！回顧二千年來中印佛敎交通史蹟，以及檢討今日佛敎處境顚危，實不寒而慄，更有檢討導致這種危機的遠因之必要。

元世祖遠征歐洲，雖不在本文範圍以內，但吾人研究中印佛敎交通，至有附屬研究的必要。元世祖遠征歐洲以後，西方宗敎文化，便逐漸向東方傳布。七百年來，中國同西方文化一天比一天接近，中國本位文化便一天比一天衰落，佛敎也因此一天比一天不振。因此無論在宗敎上，或文化上，或政治上，或軍事上，都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三百年的國運。世祖遠征歐洲，首先東來的歐洲人，為馬可波羅Marco Polo，馬可波羅為意大利威尼斯人，於一二七五年隨他父親尼可孛羅Nicolo Pola及叔父馬飛孛羅Mafeo Polo，經商而來中國，並獲得元世祖的信任，做了元朝的官。出使異國，並歷遊雲南，四川等地。馬可波羅雖非傳敎師，但羅馬天主敎皇，却因他牽引，先後派遣柏朗嘉賓（一二四五）、隆如美、羅伯魯諸人東來，想以宗敎來感化這獷悍的蒙古人，放棄戰爭。結果都歸失敗，最後敎皇以孟高未諾為首東來，在元朝前後歷三十餘年，其與明末利瑪竇，同為在華傳敎有名人物。一二九二年馬可波羅在中國已十七年，因護送濶濶真公主至波斯，遂經海道回到威尼斯。馬可波羅回國後，著了一部「東方見聞錄」，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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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馬可波羅遊記」。亟力描寫東方富庶，說中徧地黃金，夜不閉戶。因此，勾起西方人的幻想，種下了侵略中國的野心，於是紛紛夢想東來，哥侖布、麥哲倫等也都受了他的影響。哥倫布為尋求去印度的航路，纔於一四九二年偶然發現了新大陸。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華士噶德伽馬（Vasco ds Gama）發見印度航路，從好望角而沿非洲東岸至印度。一五一六年葡萄牙人斐斯特羅（Bafael Perestrello）始到中國。一五一七年葡萄牙東印度總督阿布奎克遣使至中國，自此以後，葡萄牙人來者益多，到嘉靖時，澳門竟成葡萄牙人的租借地。一五一九年，麥哲倫（Magellan）由大西洋過南美洲出太平洋發現菲律賓，這些航海家，都受了馬可波羅的影響。所以馬可波羅東來，從好的方面說：促進東西文化交流，從另一方面說，由於他對東方富庶的渲染，纔燃起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東方的野心，敎士、海盜、商人三位一體向中國進攻。基督敎在元朝雖無顯著的發展，但邪說的種子已佈下了；至明末，一五八一年，利瑪竇Matteo Riccl東來，中間相差三百多年，西洋宗敎又在中國復活，這一次重入中國，雖說經過不少的挫折，但畢竟繼續發展，以致造成鴉片戰爭，而影響於中國百年來的命運。

利瑪竇東來，正值明末，內憂外患，日甚一日，無法應付。對於西洋新式火器頗感需要，徐光啟從利瑪竇遊，深知西洋火器之利，曾力請多鑄大礮。一六○六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學、天文、水利，並把西洋數學、輿地、物理、哲學、採礦、藝術等輸入中國，中國學術思想受其影響很大。因此，利瑪竇東來，不特為基督敎在華復興的重要人物，並為攻擊佛敎破壞中國文化的領導分子。利瑪竇初至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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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服僧裝、居僧寺，以為掩飾，後經徐光啟指點，始易儒服。張爾崚蒿庵閒話曰：「瑪竇初至廣，下舶，髠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所言較佛氏差為平實，大旨歸之敬天主，修人道。寡慾勤學，不禁殺牲，專以闢佛為事，見諸經像及鬼神像，輙勸人毀裂。」利氏雖「專以闢佛為事」，然初來時之服飾類西方僧人，張爾崚之言可為佐證也。

自此，佛敎與天主敎遂不能融合，互相攻擊。而利氏常言：「彼佛敎者竊吾天主之敎，而加以輪廻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佛生於紀元前五六三年，即早於耶穌五六三年，從何說起，佛敎竊取天主敎，三歲孩童也知其謊言。於此一端，則知利瑪竇昧於佛敎歷史，何況其敎義？佛敎中最先反攻者則為虞淳熙，號德園，官至銓部，自幼崇佛。乃致書利氏，勸多看佛書，如「無暇盡閱其書，請先閱宗鏡錄，戒律發隱、西域記、高僧傳、法苑珠林諸書」。時杭州蓮池大師，在答虞德園書中，對利氏言論，多表不滿。故有「不避口業，起而救之」之說。

當時反對天主敎的，不僅佛敎中人，中國智識分子及士大夫間，雖多吸受西洋文化，然由於強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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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識，亦多竭力反對天主敎。禮部侍郎徐如珂、及侍郎沈淮、給事晏文輝乖合疏斥其邪說惑衆，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且把天主敎比為白蓮敎。神宗為其所動，遣王豐肅等赴廣東聽還本國。南京方面因為沈淮的緣故，且大事迫害，燒敎堂，焚經書等事件發生，其結果雖失敗，然給天主敎影響却很大。

到了清初，由於世祖寵用湯若望，順治年間，佛敎與天主敎互攻，由民間而轉入宮中。當時佛敎高僧若木陳忞、憨璞、玄水、玉琳、茆溪，深得世祖尊敬。木陳所著北遊集曰：「上一日語師，昨在宮看先和尚語錄，見總直說中有辯天三說，道理固極透頂透底，更無餘地可臻矣。即文學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讀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與他辯折一番，今見先和尚此書，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閣臣馮銓及詞臣製序，將謀剞劂，使天下愚民，不為左道所惑」。至此，世祖對天主極表不滿，斥為旁門左道矣。時佛敎名僧反對天主敎之著作，則有釋如純之天主初闢，釋成勇之闢天主敎檄，釋通容之原道闢邪說，釋太賢之緇素共證，釋普濶之證妄說跋，及信徒張廣湉之證妄說、證妄後說，釋弗隱之原闢邪說，釋圓悟之復張夢室書，（皆入聖朝破邪集）可謂羣起而攻之，邪氣稍息。

明末清初，天主敎徒雖把西洋文化輸入中國，然對中國文化很少有研究，故對中國民間禮俗殊多不瞭解，只知一昧以一神敎麻醉人心，甚至反對中國民族禮俗習慣，致引起絕大風波。康熙年間，楊光先首先上疏指斥湯若望等以潛謀造反，邪說惑衆，曆法謊謬，掀起絕大風波，湯若望等及天主敎遭受打擊頗大。然楊光先反對天主敎，並非是漫罵，一方面以中國倫理觀念，指斥天主敎人無父無君；一方面又從政治和國防的立場上反對天主敎人，以為山川形勢既為其所知，而西洋人遠謀深慮，將來中國必受其害。這是中西思想和國家利害上的衝突，並非仇視的心理所使然。楊光先的意見，却代表了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共鳴，因為天主敎反對中國祭天、敬孔、祭祖等禮俗認為迷信，然當時在華敎會，對中國「祭祖」禮俗却有不同的意見，即對中國文化有研究的敎會，則認「中國祭祖」並不違背基督敎敎義，則如耶穌會士。另一派對中國「祭禮儀式」，則極力反對，則如龍華民。因此在敎會中發生尖銳的衝突。同時法國和葡萄人互爭東方傳敎之權，而對中國耶穌會同龍華又意見分歧，互相爭論更烈。

羅馬敎廷，對此「禮儀問題」，初抱調解態度，然由於敎內互相爭論不休。一七○四年（康熙十三年），敎宗格勒門得（格勒孟）第十一派鐸羅為敎務欽使，特來中國與皇帝辦交涉，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在南京發表禁令，聖祖很不以為然，並命押送鐸羅至澳門，交葡國總督看管，四十九年卒於獄中。

聖祖於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十二月十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頒諭申斥，最後一諭，對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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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敎宗訓諭竟謂：「覽此告示，只可說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大理，況西洋人等，無一人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敎相同，比此亂言者，莫過於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敎，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聖祖申斥以後，不獨當時敎會遭受打擊很大，從此更無知識分子進入敎會，因清代習慣，兒童入學，即需拜孔子，每月初一、十五，進士、舉人、生員亦必須入孔廟行禮。天主敎自絕於中國人之外，而成為「非民族類」，因依照羅馬禁令，敎從不許進入祠堂行禮。結果，乃使雍正以後，天主敎上為朝廷與地主官所禁止，下為民間所排斥，敎堂被毀被改，雍正聖諭至以天主敎與白蓮敎同列，私人傳敎者，或家藏敎會經本、十字架等物者，一律處以極刑。乾隆對說西敎取締，尤其嚴厲，各省敎士被殺被逐者，先後不絕。乾隆五十年以後，形勢尤其惡劣。至嘉慶、道光間，西洋敎士供職宮廷者，一天比一天少，幾乎絕跡。於是天主敎在中國勢力不得不改在地下活動。直到鴉片戰爭，西方敎士藉武力壓迫，在南京條約上，取得傳敎權利，於是國人從此受盡了西方敎士侵略、威脅、蹂躪與壓迫。（請參閱中國官紳反敎的原因—商務版）

從馬可波羅至利瑪竇東來，中國間相隔約三百三十年。徐文定公（光啟）在其傳記中承認中國文武落後西方三百三十年。當時國人果能覺醒迎頭趕上，還不算晚。由於國人對國際大事茫然，一誤再誤。所以，馬可波羅導引西方海盜、敎士、商人三位一體向中國作政治、經濟、文化、宗敎的侵略，造成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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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在對外關係上說，這是上結二千年來中國對西方關係，下開近一百二十年中國歷史上急劇變化的開端，間接影響了近百年來中國命運。這是歷史上一個數一無二劃時代的戰爭，中國閉關自守被打開，喪權辱國，割地賠償，從此門戶開放，中國的命運益發顚危，外力的侵略不斷發生。

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由基督敎而發動戰爭，所謂「洪楊之亂。」即太平天國想以上帝為幌子，破壞中國文化，摧殘佛敎，至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始平定，這雖說中國內亂，而實導源於西方文化宗敎異端邪說侵入所造成。

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英法聯軍之役，簽訂四個天津條約。

一八六○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二次北上，簽訂三個北京條約。

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戰爭，簽訂中法天津條約，割讓越南給法國，中越二千年來兄弟之邦的藩屬，結果拱手讓人。

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甲午，中日戰爭，簽訂馬關條約，喪失朝鮮、臺、澎。中韓三千年光榮歷史的關係，也斷送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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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這更是由於仇恨西方宗敎，而激發一個愛國的戰爭，其結果更造成中國一蹶不振的有名庚子賠款。自此中國戰無不敗，完全暴露我國落後的面目，直接影響了近百年來中國命運。從此國人自歧視洋人變為崇拜洋人，作一百八十度民族自卑心理轉變，迄今不是標奇立異，就是盲目仿效，不是固步自封，就是積習不改，造成擾擾不安的內憂外患中國百年來命運，以至今日據守孤島。論其遠因，都由於馬可波羅「東方見聞錄」所勾起西方帝國主義之海盜、敎士、商人三位一體向中國侵略。由鴉片戰爭，以至庚子賠款，種種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帝國主義鎖鍊，對中國愈緊，以致才有今日河山非故的局面，將來如何？未有了日。

假使國人從徐文定公時起覺醒，虛心學習，迎頭趕上，還不算遲，那知國人錯過的機會，至今依然固步自封，積習不改，國事日非一日，所以今日吾人研究中印佛敎交通史，有鑑於此，特略敘管見，呼籲國人應痛定思痛，迎頭趕上，後來居上，挽救滅亡！

在此吾人獲得一個明確的敎訓，漢武帝開闢西域，促使佛敎東漸，元世祖遠征歐洲，促使洋敎東來！這兩大宗敎先後傳入中國，而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危害國家，成為一個強力的對照。佛敎自東漢傳入我國，迄於宋代，由於中國文化體系偉大，不特未為同化，並光飾了中國文化，使中國人生觀，宇宙觀獲得更高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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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以後自與西方文化接觸，不獨逐步遠離中國文化本位，甚至以西方文化來裝飾自己生活。所以基督敎東來，不但沖毀了中國人倫理道德的堰堤，並摧毀了中國民族的精神。所謂民族精神，就是民族的靈魂，民族的靈魂，就是我們對祖宗之追思敬念。基督敎不敬祖宗，不敬孔，既違背中國傳統歷史文化，又與中國倫理道德相背離。試觀今日社會婚喪禮節，演文明戲式的敎堂結婚，十字架追思喪葬儀式，時髦男女自恨頭髮不黃，眼睛不藍，鼻子不高，甚至把自己祖宗靈位燒毀代以十字架，這等於消滅自己宗祖，毀滅自己民族的精神。不唯如此，一切時流所致，口說洋腔，身着洋服，女子以身嫁洋人，男人以接交洋人為榮，此皆百年來帝國主義海盜、敎士、自卑奴化敎育的結果，使我們民族精神，日益空虛混亂。如楊光先、曾國藩等以維護中國歷史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之知識分子，更不復再見了。所以我們要呼籲國人要特別警覺：「馬列主義是要亡我們國家，西方宗敎是要亡我們民族」。

文化如花草一樣，有土才能生長，佛敎文化生長在中國文化血液裏，佛家五戒，儒家五常，如同水乳一般。基督敎傳入迄今、由於它隨西方海盜、商人一齊到中國，雖暫時風靡，但在中國文化遺產裏，沒有這種血液，這等於鮮花揷在花瓶裏，初看好像很新鮮，但沒有水土，又怎能生長？更不能長久。

百年來，我國的佛敎，同樣的受了西方宗敎邪說影響。西方敎士，不獨破壞國人對佛敎信仰，說佛敎拜偶像，落伍、迷信，甚至把土地公說為佛敎，把一切不符事實的罪名都加在佛敎身上。咸豐年間，洪秀全以天父為幌子發動戰爭，所謂洪楊之亂，到處燒燬寺廟，破壞佛敎文化，幾乎把整個佛敎精華燒燬殆盡。使佛敎元氣大傷，迄今仍不能恢復。佛敎受此打擊，有識之士，遂倡導改革，清季末年（光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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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年），鎮揚諸山公推文希和尚，於揚州創辦佛敎普通師範，造就僧才。光緒三十四年，先是楊文會（仁山）先生，隨曾紀澤先生出使英、法、德，在英結識日人南條文雄，後來與印度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又相約共同復興印度佛敎。於是在南京設立祗洹精舍，招受緇素十數人研究佛法。楊仁山自講楞嚴經，蘇曼殊敎英文、日文，以備進修梵文巴利文之根據。就學者有太虛、仁山、智光、觀同、歐陽竟無，梅光羲等，雖僅十數人，却都為後來五十年間佛敎之中興人物。

祗洹精舍終因經費不足，不二年即停辦，宣統三年江蘇省僧敎育會，就南京三藏殿開辦師範學堂，造就僧才。學僧中有太虛、仁山、智光、觀同、惠敏、開悟等，月霞、諦閑等相繼主持。辛亥革命成功，佛敎青年受新時代思潮衝擊，倡導改革佛敎運動，為首者為太虛、仁山，組織佛敎協進會，改金山寺為學堂，並倡敎理、敎制、敎產革命，而與國父三民主義革命相宜策應。當時佛敎諸山長老們未能即時覺醒，積極響應，以致改革計劃全部失敗（即所謂仁山、太虛大鬧金山）。四十年來，太虛大師以百折不撓的精神領導佛敎革新運動，創辦僧敎育，造就人才，化導社會，佛敎頓呈中興之象。民國十三年，印度大詩人泰戈爾來華訪問太虛大師，並訪問歐陽意無，發見印度已失二千五百年之寶—佛法，竟在中國，計劃派遣印度青年來華學習，大師派譚雲山赴印度國際大學敎中文，二十三四年派惟幻、真參、法舟、岫廬等赴錫蘭留學，民國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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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復派法舫、白慧到錫蘭留學，共圖復興中印文化。對日戰爭以後，其所創辦之僧敎育及佛敎革新事業，都經瓦解，不久大師悲痛國步艱難，憂敎之深，以致逝世。太虛大師為近代中國佛敎史上力倡中興之偉人。大陸淪落，佛敎形同解體，名存實亡。降至今日，佛敎危機日甚一日。因之，吾人應接受歷史的敎訓，認清時代，今日佛敎危機，更遠勝於五十年前千百萬倍。山門外敎堂林立，邪說風靡，山門內仍然沈迷自大、自私，個人主義。而五十年來，國際形勢，及社會經濟文化，一變再變，我們依然固步自封，抱殘守缺，宗法思想，敎條主義，爭權奪利，自謂得利。殊不知這種觀念，不僅落伍，而且愚蠢。現前一切時勢因緣，等於風霜草露，三五十年後，不特個人的生命與草木同朽，所謂權利又焉能長存？迫在眉頭的是我們應如何才能跟上時代？認清時代？並應深切地體認人生生命的意義和目的，人生生命的意義和目的是什麼呢？這應以蔣總統的兩句名言作正確的說明：「生命之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加人類全體之生活」！今日我們應痛定思痛，認清佛敎的危機，捨棄個人的一切利害，創造佛敎繼起之生命，及增進人類理想之生活。所以我編撰這本中印佛敎交通史，其目的在於供同道們檢閱，鑑前世之盛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接受歷史敎訓，繼往開來，務希同道奮發圖強，捨棄小我，圖結一致，迎頭趕上，以先賢先聖為法為人之精神，來喚醒中印兩國人民，重新携手，光大敎象，化邪歸正，使佛敎真理的光芒，永恆地照耀着人間！促進人類生活之幸福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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