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佛敎交通主要的目的，在傳經與求法，期使中印兩大文化溝通融和，相輔相成，創造宇宙繼起之新文化，貢獻於人類世界。

先秦以前，為中國固有文化孕育發展時期，秦漢以後中國對西域文化發生接觸，其中尤以印度佛敎關係最為密切。南北朝以下，因受印度文化影響，使中國文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印度佛敎傳入中國，在中國佛敎史上可分三個時期，說明印度佛敎傳入中國的歷程。

第一、漢魏兩晉時期：佛敎傳入中國的年代，歷史上的傳說，殊不一致。最早的說法，紀元前二四三年，室利防等十八人，携梵本經典至洛陽。其次則為漢武帝開闢西域，紀元前一三九年張騫出使大夏，聽說身毒國有浮圖敎，但此時國人雖知有佛敎，然非正式傳入之始。或說漢明帝十年（紀元六十七年）始正式傳入，然經多數歷史學者考證（若梁任公等），認為明帝時東來的迦葉摩騰、竺法蘭二人及其所譯四十二章經，猶待考證，是否有其人，尚屬疑問。所以佛敎正式傳入的年代，應在明帝以後之八十年，即漢桓、靈二帝之間，此說較為妥當。故紀元一世紀中葉應為佛敎傳入的時期，殆近於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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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敎初期譯經事業，全由外人主持，自紀元一四七年起由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國東來之高僧，間接傳入印度的佛敎。這些高僧既不懂漢文，而筆受者又不明敎義，每傳一句，必經數番審意，故所譯經典，難免錯誤。其所傳都屬小乘佛敎經典，而所譯又多屬小品，如四阿含經中單品。這時中國政治日漸衰弱，黃老清淨無為思想，既浸淫於士大夫間，故對外來小乘佛敎個人解脫的觀念，頗能符合黃老思想，易為土大夫間所接受。

第二、南北朝時代：東晉以後，政治趨於分裂，進入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開始發生變化，顯然缺乏活力，喪失維護人心的力量。佛敎文化於此時便代替了中國文化，活躍於南北朝時代，使中國文化更加充實。但中國佛敎沙門對初期譯經事業，殊多不滿，以所譯經典，都未盡善。故有朱士行（二六○）、竺法護（二六五）、法顯（三九九）、智嚴、寳雲、智猛等，冒萬難，輕生死，先後發動西行求法的運動，從西域獲得大批梵文的經典，這對三四世紀間中國文化思想發生啟發的作用。大翻譯家鳩摩羅什（四○二年）、佛馱跋陀羅（四一八年）、曇無讖、真諦等先後東來，譯出大小乘經論。如羅什譯出龍樹中觀學之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以及妙法蓮華經、維摩詰經等；佛馱跋陀羅譯出六十華嚴經；菩提流支譯出解深密、楞伽、十地論等，勒那摩提譯出寳性論等；佛陀扇多譯出攝大乘論等；真諦譯出大乘起信論、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顯識論等；無著世親之大乘法相學說，亦於此時傳入。曇無讖譯出湼槃經，如來法身真常不滅的思想，於此發端。而與羅什同時代的尚有僧伽跋澄、曇摩難提、曇摩耶舍、僧伽提婆、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弗陀耶舍。跋澄、難提、提婆及前耶舍譯增、中兩阿含及阿毘曇婆沙；大小乘敎經論，於茲大備。多羅、流支、羅叉及後耶舍，則與羅什合譯十誦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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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律；律學昌明，實由此始。羅叉及後耶舍皆為羅什的老師，而後耶舍又譯長阿含，於是四阿含至此已得三阿含矣。這些大德，都來自罽賓，又屬小乘論師。

南北朝為譯經史上第二期，以羅什、覺賢、流支、真諦、曇無讖等為中外合譯之主要代表。法華、華嚴、湼槃等大乘經論，及中阿含等小乘經論，以及四分律等小乘律，先後譯出，是佛敎各宗派於此時已發其端。或依經，或依論，各標勝義，創立成實、十地、攝論、湼槃、三論等宗。

第三、盛唐時期：自東漢至隋唐七百年間，佛經傳譯、研究而至盛唐開華結實，殆為佛敎全盛時期。譯經史上第三期屬國人主譯時期。羅什、覺賢、菩提流支、真諦等大翻譯家，先後譯出印度第二期大乘龍樹中觀學及無著、世親瑜伽學（部份）等，使佛敎學術思想發展至高峰。但空前絕後的偉大佛學家玄奘三藏出世，其對以往翻譯家所譯經論，猶多不滿，故發憤親赴印度，探求法源。貞觀元年（六二七年），孤征印度，親近法相宗大師戒賢論主，博究三藏，對五明四含之典，三藏十二部之筌，七例八轉之音，三聲六釋之句，無不精心研究，窮究其微。奘師留印十有七年，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回國，譯出大小乘經論一千三百五十餘部，印度大乘佛法，自此始正式傳入中國，以往均屬間接。在譯經方面，至奘師不需經第三者傳語，由奘師直接譯出，奘師以前稱為舊譯，又曰意譯；奘師為新譯或曰直譯。要以對佛學貢獻而論，奘師殆為中國佛敎史上之第一人，無出其右者。奘師以後譯家，最顯著者有六人焉：（一）實叉難陀重譯八十華嚴及大乘起信論，（二）義淨傳譯毘奈耶十一種律學，（三）菩提流支完成大寳積經，（四）不空譯出密部經典，（五）般刺密帝譯出大佛頂首楞嚴，（六）般若譯出四十華嚴。以上六人對大乘顯密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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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發揚貢獻殊大。

自貞元至宋太平興國，約三百年間，譯經事業，完全終止。太平興國八年始復起譯場，至景祐四年止，凡五十六年間，譯出百餘卷經典。所譯經論，僅惟淨所譯大乘中觀釋論九卷，法護所譯大乘寳要義十卷，大乘集菩薩學論二十五卷，施設論七卷，施護之集法寳最上一乘二卷，其餘都屬方等，顯屬小品。元至元間，雖續有譯出，以多屬小品，對佛學理論上並無多大影響。

中國自東漢以來，與印度文化接觸以後，於是印度佛學及其他學藝技術、天文、數學、因明、醫學、文物等，相繼傳入，經觀摩研究，發揚光大。由於中國文化偉大容忍性，雖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但中國文化本位，依然存在，只吸收外來新血液，以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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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己，並非同化。所以對外來文化不但不予拒絕，並且匯通而求超勝境界。在敎義上，中國禪宗與淨土宗遠勝於印度，並創立了天臺與華嚴兩宗。在藝術上，北魏、隋、唐之採納印度犍馱羅藝術鐫刻之大同、龍門、敦煌等佛窟，成為東方藝術之宮。這又說明了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富有消化力，能以平等相待，引為己用;不特無礙於中國文化之發展，且擴大了中國文化思想的領域，增強了中國哲學思想的體系，使中國人生觀、宇宙觀、本體觀開一新境界。即在社會倫理風俗習慣上都滲有佛敎文化的成份，蔚成具有活力之大唐社會文化的偉觀。

中印交通的路線，因時而異。漢魏時期，中印的交通，多由海道；東漢末，大秦等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主孫權據有江南，更注意及此。南朝傳經求法者，多由海道前往爪哇及婆羅洲、錫蘭諸島。在中國交通口岸，約有四處：一為廣州，曇無竭（即法勇）西行求法歸時，由此登陸;法顯往天竺回國時，亦欲於此上岸，後因風浪漂至青州;求那跋陀羅及真諦來華，均先抵廣州，然後轉赴內陸。二為交趾，即今安南之河內，六朝交州之首都，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到交趾，太守吳邈使人送詣權，權問論以方土風俗。宋時求那跋摩在爪哇弘法，聲譽遠播，文帝勅使交州刺使泛海迎接之。三為梁陳之梁安郡（今地不可考），真諦於此附大舶欲西行回天竺。四為膠州一帶，晉佛馱跋陀羅海行至東萊郡登岸，而宋元嘉中道普西行取湼槃經後分，在長廣郡舶破傷足，遂以疾終。東萊、長廣俱近今日之膠州一帶。

中國北部至印度之路線，多經今之新疆及中央亞細亞。漢武帝開闢西域，東西行旅商賈往返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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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秦及其後之北魏，其兵力均遠及乎西域。故中印間之僧侶往返，多取此道，而陸路較南方海路往來者為多，其路線之大別，在新疆則分為南北二路，一路由涼州出關至敦煌，越沙漠，以至鄯善，乃沿山脈以達于闐。又西北至莎車，是為南道。由南道則經巴達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達罽賓。一路由樓蘭北上，進至伊吾，經吐魯番、焉耆進至龜茲，而至疏勒，是為北路。再經葱嶺西南行而至罽賓，此二者為通常往來印度之路線。此外或由北路之焉耆南下以至于闐，即法顯所經行者，或由此西北行越過天山冰嶺而至素葉會見葉護可汗，則為玄奘所經行者。西域各國中，以罽賓、于闐、龜茲三國為交通重鎮，以上三國佛敎影響於我國者至大。而西方傳敎者由陸路東來，先至敦煌，因敦煌為東西交通必由之路。而晉代中原大亂，士族多有避居者，尤為中印文化交融之點，故此地最為重要。由敦煌東下而至長安，進至洛陽，是為中國佛法之中心地點。但至南北朝時，東來者常由敦煌經涼州，南經巴蜀，東下江陵，以達江東，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取此道者，如法獻等。

西域中亞雖為北部通往印度之要道，然迂廻取南海者，亦有其人。佛馱跋陀羅，本北印度人，與同學遊迦濕彌羅，因遇中國僧人智嚴，堅邀東來，南回度小雪山，經印度，再泛舟抵青州登陸，進至長安，見羅什法師，則其終止地在北而取道在南者也。其目的在南方，乃取道西域者，亦有其人：曇摩密多，經敦煌入蜀至建業，此其例也。取道海上則常經交趾，廣州；漢末時之交趾，南朝時之廣州，乃中印海上往來之重鎮。

佛敎東漸，陸路與海道所傳者，亦有不同，印度西北為大乘佛敎盛行地區，故傳至北方佛敎，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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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方等，而迦濕彌羅，為一切有部發祥地區，以是發智、毘婆娑諸要籍，均在北部傳譯。于闐、龜茲似為華嚴、般若、法華、湼槃等大經中心弘揚地區。而陸路與我國佛敎最密者，則為于闐、龜茲也。

錫蘭、緬甸、暹羅、高棉等為小乘佛敎通行地區，其經典多屬上座部，即今之所謂巴利文經典是。故關於此類經典多由此傳入，善見律毘婆沙為巴利律藏註疏，則由南來僧人僧伽跋陀羅所譯。晉時師子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梁武帝命遣沙門曇寳，隨扶南使返其國迎佛髮，此為中印海上交通重要之史實也。其他若藏道、滇道均詳於後。

佛敎到了唐代，其盛況無比；會昌以後，其元氣大傷。歷經五代北宋，佛敎趨於抱殘守缺，獨有禪宗風靡天下。律至元明，更是一蹶不振，日漸衰落，以至今日國運、敎運，相互交雜，更是不堪設想。造成這種現象，其主要因素，固為政局的變亂，同時受外來宗敎文化影響，殆為主要的因素。這可遠溯自元世祖遠征歐洲，把西方敎士帶進中國，殆為絕大的關係。西方宗敎雖早於唐代傳入（景敎——基督敎別支），因敵不過唐代佛敎的聲勢，便銷聲匿跡。至元代又捲土重來，不獨直接影響佛敎的進展，並破壞了國人對五千年來立國基礎的民族文化（不敬孔，不祭祖先）。這是中國近三百年來西方政治經濟宗敎文化侵略我國的起點。元世祖遠征歐洲，給歐洲人一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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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黃禍」的印象。歐洲人在武力上敵不過元朝，想以宗敎感化它放棄戰爭，一二七五年歐洲第一個東來的基督徒，就是馬可孛羅。他雖不是傳敎師，但羅馬敎皇却因他牽引先後派遣柏朗嘉賓（一二四五）、隆如美、羅伯魯諸人東來，想以宗敎感化獷悍的蒙古人，結果雖屬失敗，但西方宗敎種子却已播下。馬可孛羅在中國十七年，並做了元朝的官，出使異國，歷遊四川雲南等地。一二九二年回到義大利威尼斯，並著了一本馬可孛羅遊記，又名「東方見聞錄」，竭力描寫東方富庶，說中國徧地黃金，夜不閉戶，於是勾起歐洲人的幻想，種下了侵略東方的野心，人人都夢想到東方來，航海家哥倫布、麥哲倫等也都受了他的影響。哥倫布於一四九二年原想東來印度的，結果發現新大陸，名其地曰：西印度羣島。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華士噶德伽馬經好望角至印度。一五一六年葡萄牙人斐斯特羅Rafael,Perestrell始到中國，麥哲倫於一五一九年經南美洲出太平洋發現菲律賓。中國至歐洲航線既經打通，從此西方的海盜、敎士、商人三位一體地不斷向中國作政治、經濟、宗敎、文化的侵略。

明末以後，西方文化突飛猛進，而中國國勢日益衰落，且明末各地兵匪猖獗，幾已無法對付，對西方新式火器頗感需要。這時利瑪竇東來傳布基督敎，而利瑪竇東來，不獨使基督敎在華復活，並為破壞中國文化道統及西方文化侵略中國重要的人物。利氏初來之服飾類似中國僧人，張爾岐蒿庵閒話曰：「瑪竇初至廣州，下舶，髠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搖手不肯拜，譯言我儒也」。利氏入京後，「專以闢佛為事」。謂佛敎這竊自天主敎，加以輪廻之說，以惑世者也……。因之，佛敎中之最先發動反攻者為虞淳熙——號德園，官至銓部，規勸利氏多讀佛書，如無時間盡閱其書，請先閱宗鏡錄、戒律發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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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記、高僧傳、法苑珠林諸書。時杭州蓮池大師亦相繼反擊天主敎。當時徐光啟，從利瑪竇遊，又勸說當局鑄造大炮。一六○四年，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學，並把西方曆算、天文、水利、火器學等傳入中國。在徐光啟傳記中說中國文武落後西方三百三十年。於是自明萬曆至清乾隆二百年間，中國便同西方文化一天比一天接近，同中國本位文化及印度文化一天比一天遠離，將來如何，現時雖還不能預料，但吾人可根據以往的敎訓，預測將來不會有好的結果！

明清之季，西方新式火器、曆算、天文、水利等學先後傳入中國，使國人迷信西方文化，而對本國文化漸漸失去信心。當時知識份子雖吸受了西方文化，然對西方宗敎發生極大的反感。因為西方宗敎對中國五千年傳統倫理道德觀念根本否定，不准敬孔，不祭祖先，致使楊光先等掀起反天主敎運動。楊光先反對天主敎，並非僅憑感情用事。他根據基督敎徒不敬孔、不祭祖先、無父無君的敎條，是違反了中國民族精神，以及國家利益。他說西方敎士隨海盜槍炮到東方來，對山川形勢既為其所知，西方洋人遠謀深算，將來必受其害，因此他為保衛文化道統即所以保衛國家民族而激烈反對天主敎。入清以後，天主敎與佛敎之爭勢，由民間轉入宮中。由於世祖寵愛湯若望，因此，湯若望與道忞在宮中互相爭勢。道忞為天童寺反天主敎健將密雲圓悟之徒，僧人中為世祖最先召見者為憨璞，皆力勸世祖信奉佛敎，憨璞以後，則有玄水、玉琳、茆溪，而玉琳兩次受召，屢次竭力以進，致世祖未為邪敎所惑。憨璞、玄水為密雲三傳弟子，玉琳則為密雲同輩磬山弟子也，茆溪則又為玉琳弟子，皆為當年反天主敎主將。由於佛敎人才頗佔優勢，故能挽回帝王及知識分子對佛敎的信心。清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先後禁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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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敎活動，尤其乾隆時取締更嚴，甚至殺害敎徒，驅逐敎士，先後不絕。於是西方敎士不得不走入地下活動，直至道光二十年，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後，列強藉武力壓迫，取得在華傳敎的權利，並規定在不平等條約中—南京條約。西方敎士又在中國公開活動，從此中國受盡西方敎士欺侮、凌辱、蠻橫、跋扈，種種蹂躪與壓迫。

鴉片戰爭，這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戰爭，上結秦漢以來對外關係，下開近百年中國歷史上急劇變化的端倪，而直接影響了中國百年來國運，以至今日還在這個急劇變化中。中國門戶被打開，喪權辱國，割地賠款，門戶開放。從此海盜、敎士、商人，更肆無忌憚地在中國各地展開侵略活動。以其本國軍事及外交力量為背景，他們以傳敎為名，對山川河嶽氣候形勢做調查測量的工作，以供其本國作侵略中國的藍本。

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以洪秀全、楊秀清為首領，以西方宗敎為背景，以天父為幌子，發動史無前例的宗敎戰爭，幾乎吞沒了半壁河山，到處燒燬寺廟，破壞中國文化。一八七四年，以曾國藩為首，為維護中國歷史文化，對西方宗敎宣戰，卒將破壞中國歷史文化的太平天國粉碎。在表面上，這是國的內戰，但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敎文化的的戰爭。佛敎雖未參加戰爭，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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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所受之摧殘最大，這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文化不能融和的一個例證。

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因西方宗敎在種種不平等條約庇護之下，其異端邪說，更日見猖獗，淆亂視聽，黑白不分，致引起一般國民內心憤慨不平，而導至狹意識愛國運動「義和團之亂」，結果引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在外表上，這是國際間戰爭，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與基督敎文化第二次戰爭，這更造成國人對西方宗敎的仇恨，日以加深。這是西方宗敎不能與中國文化融和並存的第二個例證。

由於這兩次類似宗敎戰爭的敎訓，我們可徹底的了解西方宗敎帶給中國人民的，只有灾難，沒有幸福；只有破壞，沒有建設。這可遠溯自馬可孛羅「東方見聞錄」所勾起西方海盜、敎士、商人三位一體向中國作政治、經濟、宗敎、文化的侵略。結果簽訂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之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割讓香港，這是中國喪權辱國，割讓領土的一個開端。相繼一八五八至一八六○年，英、法聯軍之役，簽訂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中、法之役，簽訂中法天津條約，割讓安南。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之戰，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澎、朝鮮。一九○○年，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庚子賠款。這一連串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都導因於馬可孛羅「東方見聞錄」所引起西方海盜、敎士、商人三位一體向中國侵略的後果。希望國人要以冷靜的頭腦回憶百年來歷史上的敎訓，不要一味盲從，要辨別是非，分清敵友。中國自東漢迄北宋，吸收印度文化，中國文化本位依然存在。不唯未印度化，並光飾了中國的文化，增強中國哲學思想內容，使中國人生觀、宇宙觀獲得更高尚的境界。元明以後自與西方文化接觸，不特逐步遠離中國文化本位，降至今日，將固有文化拋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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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文化來裝飾自己生活的本體，幾全為西方文化所征服與同化。從初級中學起，中國子女每日都為西方語文曆算等所困擾，而中國固有文化孔孟學術，在課程上所佔比例極少，所以造成青年們迷信西方文化的心理。試問，這樣敎育，怎能造成維護中國文化的忠貞分子？又怎樣能復興中華文化？

或者有人要說，你這種國家利益至上觀念，狹義民族思想，宗敎上的固執，是不適合時代的落伍思想。二十世紀是天下一家，講究國際合作，政治諒解，文化交流，集體安全。獨木怎能成林，一國至上觀念又怎樣生存呢？我對這些理論，不特不反對，並且百分之百的贊成。只是講究國際合作，文化交流，必須基於平等互惠的原則，絕不可存某一民族優越感，或某一國獨佔利益的觀念。同時，要講國際合作，文化交流，也不能忘記本國的立場，甚至否認本國的文化。試觀中國歷史上對外來文化態度與政策，特別是漢唐時期，中印佛敎文化交通的史實，足可為今日國際文化合作的示範。佛敎自東漢傳入中國，中國與中央亞細亞及印度之間，中印兩國威德沙門東來西往，既沒有護照，也沒有簽證，合作之誠，和平之氣，充滿於史乘。中印兩國二千年間從未發生過類似歐洲宗敎戰爭，中印兩國對鄰國也從未發生過領土的糾紛。中印兩國實為安定亞洲二千年和平的柱石，這種偉大的成就，光明的政策，試問世界史上還有那一個國家，或那個時代可以相擬？假使今日世界列強能摒棄其民族優越感的偏見，而重溫中國漢唐時期對外文化的政策，這對世界文化的貢獻，人類永遠的和平，必更偉大！否則，只是口頭講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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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文化交流，而以征服的姿態，同化的觀念，作支配的目的，既不以平等互惠為原則，試問，這種同床異夢的國際合作，文化交流，又怎能臻進世界永遠和平呢？雅爾達協議出賣中國的利益，以及讓外蒙古混入聯合國，這是近代史上談國際合作、政治諒解，一個最大的諷刺。今日我們對國際合作所以要持這種態度，正是要以中、印佛敎交通史蹟，奉獻給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士，也就是說明中國之所以為世界愛好和平的民族，正是受了中印兩大文化熏陶所致。同時我要喚醒國人，不要一味的盲從跟人家走，更不要想從海盜手裡獲得麵包，背十字架的，並非都幹的好事。我們要反省二千年來中國對外文化的史蹟！

國際文化交流，互相貢獻，實是人類最高尚的美德。但必須摒棄優越感，始能加惠人類。我們對外來文化，要是無條件的接受，甚至將自己固有的文化拋棄，或降至次等地位，這是被人同化。要是完全以外來文化來裝飾自己的生活，這是被人征服。必須在有條件的平等上吸受外來文化，即所謂取長棄短，引為己用，以補助自己之不足，才符合國際合作的正義。否則，美其名曰合作交流，其實只是征服、同化、支配的異名詞而已。

筆者寫這本中印佛敎交通史，其目的：（一）以供初學者檢閱中印佛敎史蹟，以期激起青年人奮發繼起先賢古德為法為人的精神。（二）檢討導至中國佛敎衰落的遠因及搶救之道。（三）以供國人檢討中國二千年來對外來文化關係及近百年來所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作深一層透視的觀察。（四）中國自與西方文化接觸以後，除掉飽受戰爭的痛苦，及割地賠款慘痛敎訓以外，究意獲得些什麼？今日中國文化方面已被人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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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在國際上，被人支配利用，完全失去自主。什麼國際合作、政治諒解，都是欺騙弱者的口號。我們要提高警覺，重溫中印佛敎交通史蹟，作為國際文化合作的示範。

同時！我要喚起中印兩大民族的覺醒，恢復漢唐時代之崇高友誼，同心協力弘揚我們傳統的佛敎文化，拯救中印兩大民族，以安定亞洲，實現世界人類永遠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