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亞東的一個海島國家，他與我國僅隔一衣帶水，而朝鮮半島又突出於其間，初期中國文化東被日本，多以朝鮮為媒介。因此，中日兩國文化淵源很深。信史可徵者，如箕子率殷民就封於朝鮮；衛滿之率燕民建國於半島。所以在殷周時期，朝鮮半島既入我國勢力範圍之內，而朝鮮與日本相距咫尺之間，隔海相對，兩民族間之渡涉往來，在所不免。渡至半島之倭人，遂由半島傳聞於我國，故在我國古代文獻中若山海經、漢書、論衡等，均有倭人之記事。徐福之事，固待求證，但秦漢末年大陸大亂時代，秦人及漢人之東渡，則為事實。日本自漢、魏、隋、唐以來，屢向中國朝貢受封，已見於正史中。

中國文化東被日本，上至秦漢，下迄明清，漢學東漸未嘗中斷。故日人有時稱我國為唐國，稱我國人為唐人，甚至一切雜物且多以唐字冠其首者。蓋以日本所得我國文化當以唐代為獨多。唐代文化之東漸，實與日本國民以極大之影響。但唐以前日本學術界，多間接得自朝鮮，並非直接取諸中國。如五經博士、醫博士、曆博士，以及論語經史等，率由百濟等傳入日本者。至劉宋時，日本遣使入貢，前後凡十次，斯為中日正式國交之始，亦復為中國文化東傳之初期。隋代，日本先後派遣使節入隋者凡四次。隋書倭國傳，大業三年（六○七年），其王多利思北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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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隋煬帝為招致外藩及誇揚中國文化，乃派遣文林郎斐世清等十餘人隨日使小野妹子答聘日本，於是我國五經博士工業藝技及佛敎經典，均經半島傳於日本。中國文化大批種子東被，不僅使日本羣島文化發生酵母作用，且使日本人深能理解中國文化，並進而景慕之，學習之，致推古天皇時，意圖使中國文化直接移殖，故遣使入隋。推古天皇時，又當聖德太子攝政。而太子聰明好學，篤信佛法，曾疏註法華經，講勝鬘經等，頗為高麗僧惠慈等所歎服，及長期柄政，在國家制度上，欲以儒敎為經綸天下之大本，在國民敎育上，並以佛敎為指導精神之國策，在十七條憲章上國民有篤信三寳之規定，故力圖中國文化之吸取與佛敎思想之移植，故派遣小野妹子等入隋，故中國文化傳播日本，得順利發展，實由聖德太子銳智所奠定之基礎，故隋唐兩代，又為日本全盤中國化之最盛時期也。

中國文化東被日本，要以唐代為最盛，隋代日本雖有遣使，然其規模遠不及唐代之盛。自入唐以來，日本深慕唐代之燦爛之文化，於是派遣大批入唐使節，並益以留學生及學問僧，以期直接吸取中國文化。於是我國文化制度，遂直接越海東飛矣。故日本中古時期一切制度，若官制、學制、刑制、曆學、禮制、音樂、建築、工業美術，無不受其影響，形成日本全盤的唐化。當時日本文化階級，無疑，乃隸屬於中國文化體系之內。而日本入唐的留學生，其生活方式，亦以唐代風俗習慣為榮。其姓名多有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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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式者，如留學生阿部仲麻呂之改稱朝衡，藤原清河之改名河清，甚至有取唐女而生混血兒者，於此可知中國文化影響於日本國民心理之深遠也。

日本入唐之留學僧，實比一般留學生為多。唐代為佛敎黃金時代，當時入唐最著名之留學僧，如元興寺僧道昭，就玄奘學習法相宗，歸國後建禪院於奈良右京。道慈曾學三論、法相於長安，其學業之優，為唐玄宗所稱讚。歸國後，倣長安西明寺建立大佛寺。玄昉學法相於唐，歸國時携去佛像及經論五千餘卷，住於興福寺，頗受日延恩遇。

日本天台宗之開創者最澄（傳敎），於八○四年隨唐使來華，學敎於天台山，翌年歸國，並齎歸經典二百三十部，四百六十卷，次年開創天台宗。與最澄同時入唐之空海（弘法），學密敎於長安青龍寺，停留於唐凡二年，並携歸新譯經典一百四十二部，二百四十卷。梵字真字讚等四十部四十四卷，論疏二部一百七十卷等，真言密敎，遂弘布於日本。其後，圓行、圓仁、圓珍等，相繼入唐留學，三論、成實、法相、俱舍、華嚴、律六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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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傳入日本。唐代佛敎之東傳，日本留學僧實盡最大之努力。致使日本中古文物制度得有長足之進步，繼時日本政府對於此等文化使節，說頗加以優遇，時賜以禮品，以予獎勵也。

我國高僧東渡，當以唐之鑑真，清之超元、隱元等為最著名。鑑真東渡時，曾携去大批經律寳典，於東大寺設壇傳戒，受戒者自聖武上皇以下四百餘人，後為鑑真建築唐式招提等，頗為日人所尊敬。宋、元、明歷代皆有高僧東渡。清初赴日高僧最著名者，約五十餘人，多以傳敎為職務。如逸然性融，道者超元，獨立性易，隱元隆琦，大眉性善，木菴性，即非如一，高泉性潡，必越興儔等。就中，影響日本佛敎最大者，為道者超元，超元為福建興化人，順治八年赴日本，住崇福（長崎）、普門（平戶）、天德（金澤）諸寺。鼓吹禪風，勸化世人，頗為日本佛敎界之重視。順治十一年，福州黃檗山僧隱元隆琦赴日，講道於興福、崇善兩寺，後謁將軍德川綱吉，賜寺地於山城之宇治，創立黃檗山萬福寺，開黃檗宗，是為日本黃檗宗之始祖。隱元在清時，曾開印語錄，此語錄傳至日本，僧侶爭購持誦，故日本佛敎頗受其影響。康熙初年，又有名僧心越、心儔之赴日，德川光圀迎於水戶，開祇園寺，當開山之際，四方來者達一萬七千餘人。其影響之大，可想而知。明儒朱舜水不肯仕清，乃於一六五九年（順治十六年）至日本，德川光圀迎之為賓師，盛講儒學，開修史之新運，日本學者，多受其感化，迄今猶崇拜之。而超元、隱元影響於日本禪學者，較之朱舜水影響於國民道德生活者，當更深遠而廣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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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讀中國的古籍，雖可上溯一千七百餘年前應神天皇時代，皇子稚郎之讀論語；其後，經隋、唐、宋、元、明、清，無論在佛學、理學、詩文及史學各方面無不受中國影響。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接受世界新文化，對佛學的研究，便放棄了傳統的觀念趨向於科學的方法，歷史的考證；使佛敎學術化，科學化，哲學化。而促使日本學者走上史學的觀念，一是受了中國史學者丁謙、沈曾植、李文思等治北史及西域史的影響；一是受英、法、德、俄等各國考古學者，至中亞探險的刺激。日本在警惕和刺激之餘，便從事於滿蒙及西域史的研究。從明治維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七十年間為日本國內最安定豐衣足食的時期，學術興旺，軍政進取；「大陸」與「海洋」政策的流行，更掀起一片研究中國內地滿蒙、中亞，及東沿海的熱潮，雖然研究的動機，具有充分殖民地的思想與侵略的因素，但其成果，也不乏學術性的作品。第二次大戰以後，因戰爭失敗，狂熱的殖民地思想雖消退，但純粹的研究，仍然在繼續中。至於西域史的研究，雖起源於歐洲，廿世紀初年，日本始注意於此，但目前他們水準很高，人才又多，資料豐富，成就之大，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日本最初治支那史、西域史者，為那珂通世，市村瓚次郎，三宅米吉。那珂通世，為東京帝大講師，他本愛好漢學，他對中國史、滿蒙史都很有研究。他於一八八八年用漢字寫了一部「支那通史」出版，其對漢學修養，於此可知。然能深入此學而多所創獲者，實為後起之秀白鳥庫吉，白鳥為西域史學的權威。白鳥出於那珂門下，他在中學時代，便是那珂通世的學生，他在東大求學時代，接受影響最深的，却是一位敎西洋史的德國敎授黎斯Ludwig Riess。日本輸入新史學方法之初，即劃分國史、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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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史為三大組。東西交通史之注意，亦始於此時。一八九○年東大畢業，他對歷史研究，便由近及遠，從朝鮮至滿蒙、西域。他對西域古代語言的知識，極為豐富，並著了一部「西域史研究」。過去日本學者，大多受「漢學」的影響，脫不了中國固有思維的方法。白鳥則不然，他的研究方法，純粹是西洋式的，他用近代科學的方法，從新的見地，對舊的問題，作新的解釋。他留學法、德、英、俄和匈牙利，這些學歷正助成了他對西域史的興趣。白鳥所發表的西域史論文很多，而對中亞交通史重要關係國若烏孫、康居、大月氏、大宛、罽賓國、粟特國，無不精心研究。白鳥以後，在西域史研究上最有成績者，當為羽田亨、桑田隙藏、鳥居龍藏、藤田豐八多人。羽田亨出於白鳥門下，他通阿爾泰系語及滿蒙、突厥、回紇等古代語文，又通佛學，他和白鳥同為日本西域史研究開拓者，他曾訪問俄國和歐洲，並曾親抄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所搜集流沙墜簡和敦煌文書。他對「敦煌學」多所發揮。羽田對西域研究最大成就，不在地理的考證，而在文化的解釋。他著作很多，包括大谷所藏「新疆史料解說」、「回紇文法華經普門品斷片」、「關於回紇文之佛典」、「龜茲于闐之研究」、「土爾其古族與佛敎」等，都收集在羽田博士史學論文集裏。另外他所作「西域文明史概論」，及白鳥的「西域史研究」，均為治西域史者及專家們不可忽視的著作。

藤田豐八則有「東西交涉史之研究」，分西域、南海二篇。他對西域史很有研究。其次，對南海方面，即如玄奘之「大唐西域記」，曾記述東南印度沿海港口，堀謙德氏便著了一部「解說西域記」，高桑駒吉氏更有「大唐西域記」所載東南印度諸國之研究。高楠順次郎博士英文著書「印度及馬來亞諸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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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傳佛敎之記敎」，這些對南海佛敎文化發展都有很大貢獻。藤田居留中國很久，他與羅振玉、王國維諸人交誼最厚。當時，羅振玉和王國維對新疆及敦煌新發見的古代文獻，頗為熱心，互相影響亦很大，這自然也會引起藤田對西域史料的興趣。他對西域史研究，包括「慧超傳箋釋」、「月氏之故地與其西移之年代」、「西域研究」等。藤田、桑田，對中國典籍的素養，亦較深厚。藤田以後，則有羽溪了諦、大谷藤真、松田壽男、石田幹之助、重松俊章等。對中亞及西域佛敎史地考證，都有很好的成績。堀謙德之「解說西域記」，在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脫稿，同時的人如矢吹慶輝、瀧精一、松本文三郎、小野玄妙，在西域佛敎文化與西域美術方面，都有撰述。羽溪了諦又較松本文三郎諸人稍後，他出於羽田亨門下，羽溪原攻印度哲學，對於東方史學及西域史地，原無所知，因受羽田亨敎導及松本文三郎指示，復專究西域史地，他著了一部「西域之佛敎」，為今之研究西域史者，不可多得之參考書籍。現在，這方面學問在京都羽田明敎授，他兼敎土耳其語，在早稻田大學有松田壽男博士，在龍大有石濱純太郎博士，他們專從事孰煌文書研究。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帝國主義者，先後角逐中亞，紛紛派遣探檢隊至中亞調查，發掘許多重要文物史料，於是刺激了日本佛敎界。當時日本京都本願寺大谷光瑞師便組織西域探檢隊，於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至一九一四）至中亞西域一帶探險，先後凡三次。首次參加者，除光瑞自己外，並有他的弟子渡邊哲學、堀賢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圓四人，都為二十左右優秀的青年，時光瑞正留學英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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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二十七歲，因受歐洲考古學者至中亞探檢的鼓勵，便欲探究由印度傳入中國佛敎陸路所經過的西域諸國佛敎狀況，以及中國歷代高僧西赴印度的足跡，於是決定至中亞探檢。光瑞經西伯利亞鐵路轉入中亞，越過葱嶺，而與本多、井上兩人轉赴印度考察。渡邊、堀兩氏負責西域探檢任務。渡邊、堀兩氏經新疆、庫車、吐魯蕃、于闐等地調查，於明治三十七年（一九○四年）三月，經陝西回國。因時間限制，未至敦煌千佛洞。同時光瑞師正訪問王舍城，忽接日本方面電告，說他的父親光尊上人遷化，促其早日回國，就本願寺法主職。

第二次探檢乃於一九○八年（明治四十一年），派遣橘瑞超、野村榮三郎兩氏赴中亞探檢，當時橘瑞超氏年僅十八，一行由北京經內外蒙古入新疆，野村西進天山南麓，橘氏橫渡流沙，經五月後，二人始會合，以後野村回國，橘氏赴英留學。

第三次探檢乃於一九一○年（明治四十三年）八月，橘瑞超利用回國的機會，時橘氏年滿二十，竟一人從倫敦出發，經西伯利亞入新疆各地調查。同時光瑞師為對西域地區作深一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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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派吉川小一郎赴西域，吉氏於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四年）五月出發，吉氏時年二十七歲，與其助手李毓慶經上海、漢口、鄭州、洛陽、西安等，秋十月至敦煌，停留二十四日，致力考古學調查，當時敦煌千佛洞已因斯坦因、伯希和兩氏報告，雖馳名世界，但尚未有其他國人至敦煌調查，吉川為日人最初踏查敦煌千佛洞者，他對此興趣正濃。橘瑞超也從新疆至敦煌縣城，於是二人會同訪千佛洞，並從王道士手取得大批唐寫經，二人復至西北調查。橘氏由西伯利亞鐵道回國，他於高昌、龜茲故地所獲佛典及其他文物很多，著有二樂叢刋。吉川與其助手經包頭歸化城，於明治四十七年（一九一四年），由張家口至北京，這是吉川完成西域探檢第三次光榮歷史的任務！

以上所述日本大谷探檢隊先後三次探檢西域的經過。所獲資料，以佛敎經典文物為第一，次為中國經籍古文書，胡語文獻繪畫、彫塑、染織、刺繡、古錢、印本、拓本、木簡等雜物。其中，第一次探檢所得，多在庫車周邊佛寺遺跡發掘，第二第三次探檢所得，則以吐魯蕃為中心，庫車及于闐、羅布泊、敦煌出土文獻、史物和民俗珍品，最為重要。一九一五年出版之「西域考古圖譜」，一九三五年出版之「新西域記」，就是西域探檢成績總報告，由於西域探檢所獲豐富史料，遂使日本學者更趨向歷史研究，故近七十年來，日本佛敎史學者，對中亞歷史及有關西域史專題研究的論文，無累數百篇。這不獨對中亞佛敎史研究上一道光明，而對世界佛敎史上更增加不少輝煌的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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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谷探檢隊先後於中亞所獲有關西域古代語文獻，主要的為梵語、吐火羅語、于闐語、龜茲語、古土爾其語、粟特語、西夏語等佛典斷片。據其整理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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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日本佛敎學術界對西域文化貢獻，又提出綜合的研究，從昭和二十八年開始，以京都龍谷大學為中心，組織西域文化研究會，將六十年以前大谷探檢隊從新疆境內庫車、吐魯番、于闐、羅布泊各地所獲各種文獻遺物，以及二次大戰以後，又從英倫博物舘影印回來一批當年斯坦因等人所搜集敦煌文獻（因二次大戰期間，日本所藏有關敦煌及西域文物有若干散失），動員了六十位專家學者，重新整理與考證。參加者計有森川智德、石濱純太郎、岡崎敬、塜本善隆、小川貫弌、那波利貞、小笠原充之、佐藤哲英、真田有美、宮崎圓遵、芳村修基、羽田明、羽溪了諦、熊谷宣夫等，歷經十年，經日本政府補助一千萬日幣，始完成六大巨冊「西域文化研究」。「猶在繼續版中」這是大谷探檢隊所獲資料再檢討，綜合研究的成果。不僅為日本佛敎界對西域文化最大貢獻，且對西域史學者提供新的見解。日本學者對漢學本有很好的基礎，他們的文學博士，十之八九為研究漢學者，又有西洋史學知識和方法，並且能運用多種語言及若干輔助科學，對舊的主題，作新的解答，現在他們不僅從我國上古史研究到清季，又從滿蒙史地，延伸到中亞，甚至遠達土爾其斯坦。至於研究的對象，從一般史學到佛敎史學考證與文化的解釋。甚至更進一步研究佛敎與社會經濟制度的發展。因此，日本對西域文化研究，不僅在國際上被人重視，而且有很高的地位。他們在這方面的水準與成就，更是任何國家學者所不能及的。

第一冊　敦煌佛敎資料

敦煌千佛洞，自一九○○年發現藏書後，經斯坦因、伯希和竊取了大批藏書公告世界，已馳名世界，又經東西學者六十年來研摩，已蔚為「顯學」，成為近代一種新鮮學問。本書內容計分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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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敦煌石窟圖片，此為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一年），吉川小一郎至敦煌探檢所攝，共計七幅。每一幅都能代表敦煌藝術的精神，並經日本考古學代表岡崎敬說明，又經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證明極富歷史價值。

二、塜本善隆之「敦煌佛敎史概說」，塜本為現今日本中國佛敎史學界權威，他對中國佛敎史及西域史都有研究，這是一篇指導研究敦煌佛敎名作。

三、敦煌出土佛典研究，其卷數多達數萬卷，就中選定七種代表的經典，如般若婆羅密多心經疏、觀無量壽經讚述、維摩經疏、如來莊嚴智慧光明經卷上、四分戒本疏等，附刋原文，並加考證。這七種佛典，為學界未公布者，極富歷史意義。

四、敦煌出土佛典解說，選定十種，如佛名經、佛說阿彌陀經（吐峪溝出土善導願經）、法照和尚念佛讚，四分律及論要抄、無量壽宗要經等，均附原文，加以說明，這是研究淨土敎最佳資料。

五、龍大所藏敦煌古經現存目錄。

六、敦煌佛敎年表。

七、中亞研究文獻目錄。

八、附英文概要，便外國學者研究。

於此可知日本所藏有關敦煌佛敎資料之豐富及整理之精神，又非他國學人所能及者。

第二冊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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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　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下

以上二三兩冊，以敦煌文書及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主，從佛敎研究到社會經濟制度，就中「那波利貞」之千佛巖莫高窟與「敦煌文書」論文，不特說明了敦煌文書與中國中古時期文化關係，並且證明了敦煌對中國文化偉大的貢獻。其次選定了有關唐代均田制度及社會經濟發展，如唐末五代之敦煌寺院佃戶關係文書，佃人文書研究，從吐魯番出土文書來看均田制度狀態，唐代吐魯番均田制之意義。唐代官文之研究，唐代役制關係文書考，吐魯番出土之唐代取引法關係文書，唐代中期之戶稅研究，唐告身古文書學的研究，唐代敦煌差科簿研究諸篇。於此不僅可知當時社會經濟制度，並可為研究我國唐代法制史之重要文獻。

第四冊　中亞古代語之文獻

本書以研究西域古代語佛典為主題。就中包括梵文佛典斷片、回紇文賣買貸借文書、西藏醫學文獻殘葉，以及于闐文吐火羅語佛典、西夏語、粟特語佛典。說明各種古代語與佛敎關係，及佛敎與各族文化之影響，並附各種語文照片，其中以梵文法華經為研究主體，極具研究價值。

第五冊　中亞佛敎美術

本冊以大谷探檢隊從喀喇和卓、吐魯番、高昌人墳墓發掘各種彫塑、古錢、神像，以及敦煌石室壁畫，不僅為研究敦煌藝術，西域美術重要資料，並為研究希臘藝術，健馱羅藝術與中國古代彫塑最佳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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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冊　歷史與美術諸問題

本冊選定大谷探檢隊將來古代錦綾數片，彌勒下生經變文白描粉本和敦煌壁畫製作，及敦煌出土要行捨身經、法照和尚念佛讚、瑜伽師地論決擇分分門記卷第一三經，並有敦煌本種種菩薩戒儀，均附有原文照片。

以上所舉，就中最顯著者而言，當不能一一舉例說明，但執筆者均為日本第一流考古學者、或語言學者、或西域史專家、或藝術家。那波利貞於西域文化研究六冊完成，乃賦七律詩三首，以示慶賀。其詩曰：

於此三首律詩中，可知西域文化研究內容資料豐富，不僅為考證西域文物、古代語言、公私簡牘、漢簡文書、敦煌遺書、邊裔風俗、商販流通、宗敎活動、高僧踪跡，唯一可據資料，並可補助中古時期正史之不足。因此，可明瞭西域文化極高地位，並洞悉佛敎為西域文化主流。要研究中國佛敎史，就不可不研究西域佛敎史，因中國佛敎大部分經西域傳來的，歷代高僧訪問印度亦都經西域轉入印度。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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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所知西域與中國佛敎之關係，分析如次：

一、西域地方在古代不特文化很高，而且與中國本部有密切關係，許多西方文化皆從西域輸入，佛敎尤甚。故研究中國佛敎來源，就不可不研究佛敎東漸歷經西域諸國歷史，從前人往往看不起邊疆地區，一提到甘肅新疆，總以為這屬於蠻夷地區，以為絕對沒有什麼文化。那知十九世紀中葉後，考古學者於新疆塔里木盆地周邊，庫車、吐魯番、于闐、羅布泊、敦煌石窟，發掘許多歷史重要文獻遺物。若墜沙漢簡、古代語文等，這些文獻，不僅涉及中國文化方面，固有其極高文化的價值，並為研究中古時期中國與西域諸國關係史方面，極重要的資料。

二、千餘年來，我國許多見於著錄的中古時期佛敎經典，多已散失。敦煌藏書發現後，現在可根據這些新發現六朝寫生，唐人寫經來校對通行經本，考其異同。

三、許多古代語言文字，不特為現在人所不能了解，甚至連名字也都忘記。而這些古代語文於佛敎經典的關係，最為重要，因為佛敎有若干經典，乃從西域古代語文轉譯而來，並非直譯自梵本，故中亞發掘以吐火羅語、粟特語、于闐語、龜茲語、土爾其語、梵語、西夏語等所寫佛典最受重視。這些古代語文發現，不僅可核校漢文經典與西域古代語經典異同關係，並為研究佛敎於西域各族間活動及傳播的歷史，最珍貴之資料。

四、漢牘發現，以及吐魯番發現許多古代文獻，不僅可補證史傳的不足，或與史傳互相發明，對於漢唐社會經濟制度及法制史的研究，也是最可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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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敦煌壁畫及彫塑像，以及新疆出土彫塑佛、菩薩像、古錢、雜物等，這些在美術史上平添了許多生動的實例。希臘、犍馱羅、印度的藝術，對六朝工藝品的影響，以及對當時社會風俗、服飾和社會生活的研究影響，也是最好的資料。

六、佛敎留在中亞地區許多文物被發現，益見佛敎於中亞文化地位很高，不僅為研究我國文化與中亞歷史文化關係重要的資料，並為研究我國與西域、印度佛敎關係重要的部分。

七、從中亞發掘文物史蹟上，更可看出佛敎於西域文化歷史地位很高與輝煌的成就。這些珍貴的文物又與我國歷史文化關係最為密切。但由於國人忽視和偏見，對這些遺珍不知道重視，讓人家來整理珍藏，殊為可恥與可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