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交通的開展，實始於漢武帝開闢西域，造成一新局面，此不特影響於漢代政治前途，而影響於後世者更大。

漢代西域的範圍，有廣狹二義。廣義的西域，包括天山南北及葱嶺以外中央亞細亞、印度、高加索、黑海之北一帶地方。狹義的西域，為今新疆天山南路之全部。

狹義的西域，其西為帕米爾，北為天山，南為崑崙山，三面高山環繞，中部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復橫亙塔克拉馬干（Takla-Makan）大沙漠。自西徂東，長達九百公里左右，寬達三百數十公里。盆地東頭有羅布泊，為鹽塊堆積之海床，乃史前時代鹹水湖乾涸後所成，史稱此為「鹽澤」，又名「蒲昌海」。唯沙漠有狹小地帶，略有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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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居人。但棲息此一地區的生活，雖極艱苦，然居其間的民族，互相消長，頗為複雜。近年中外史學者考訂，認為塔里木盆地為東方的伊甸園，是北京人的老家，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

張騫出使西域，不僅為中外關係史上空前大事，在海道未通以前，無論為東方文明西傳，或西方文明東被，對促進中西交通史直接發生關係，均需經過西域，其有益於中印文化溝通更非淺鮮。

張騫為城固人，今其地尚有博望侯墓；前西北大學發掘時獲有漢磚，可資證明，其對西域情形比較熟悉。

漢武帝建元二年（紀元前一三九年），張騫率百餘人出發，遊說大月氏夾攻匈奴，時距月氏西遷已二三十年，初駐足於伊犂。匈奴則佔今日甘肅之大部，史記大宛傳謂：「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羗，隔漢道焉。」隴西長城，即臨洮長城，在岷州附近。質言之，河西走廊尚在匈奴手中，故欲自中國至月氏，必經匈奴領土。張騫征返歷時十三年，去時被匈奴扣留十年餘（建元二年至元光六年，即紀元前一三九至紀元前一二九年）。娶匈奴婦，且生子，伺警戒稍弛始脫亡，經大宛、康居而抵大月氏。時大月氏又遭烏孫攻擊，乃再往中亞細亞移動，故張騫之行程，亦較預料者為遠。後再至大夏，一年後，因不得結果，欲從羗中歸國，又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始逃回祖國，時元朔三年（紀元前一二六年）。同去百餘人中，僅二人同歸。

張騫出使的途徑，即漢代所謂北道，沿天山南麓西進，經疏勒，即今之喀什噶爾，然後越葱嶺而至今之費爾干那（Ferghana），即當時大宛所在。由大宛而康居，而大月氏，張騫歸國，乃取所謂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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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中亞細亞，溯今阿姆河，越帕米爾高原，出莎車、于闐，經玉門或陽關，而回河西，斯為張騫西域往返的途徑。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政治上說：可說完全失敗。但在另一方面，却有意外的收獲。魏書釋老志載：『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敎』。國人知有身毒（即天竺國），及浮圖敎（即佛敎）之存在，則是張氏使西域之結果。

張騫在大夏時，曾見其東南有輸入邛杖蜀布，問之市面，言自身毒國來，因知身毒國去蜀當不遠。並知西方有大這宛、大月氏、大夏、安息、康居及西域廣大地區，甚至遠聞希臘、羅馬、敘利亞、印度等國。自此，中國與西域交通，往返不絕。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雖經失敗，但不久漢武帝討伐匈奴的戰爭，却獲得驚人的勝利。竟使盤據甘肅一帶的匈奴渾邪王投降。此不特使匈奴永久敗北，而使武帝雄圖開闢西域的策略，而得順利的開展。自此河西走廊至鹽澤（羅布泊），已無匈奴影踪。張氏又建議武帝聯絡烏孫族，因烏孫族與大月氏同為敦煌祈連間行國。因匈奴攻擊，相繼西遷。今匈奴既經敗北，河西走廊已無匈奴踪跡，正可誘請烏孫回到故地（河西走廊）。烏孫擁有二十萬大軍，漢烏果能聯盟，定能斷「匈奴右臂」。武帝以斷匈奴右臂為戰略，故採納張氏的建議。元狩四年（紀元前一一七年），張氏二次出使西域，率領三百餘人龐大使節團。張氏到烏孫後，並派遣許多副使，分別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撒馬爾干）、安息（波斯）、身毒國（天竺），以及葱嶺以東隣近各國，展開大規模外交活動，遂獲得輝煌的勝利。各國紛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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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使節和禮物，隨同漢使會集烏孫，元鼎二年（紀元前一一五年），張氏隨同烏孫使節回到洛陽。當時烏孫雖未立即東遷故地，但漢烏確建立了外交關係，自此西域諸國與我國往來頻繁，後來烏孫老王昆莫，便進一步要求迎娶漢廷公主為妻，並願結為同盟，漢廷為「斷絕匈奴右臂」，不得不以細君公主下嫁烏孫王昆莫，並贈送許多禮物和嫁粧。

茲將張騫出使西域事蹟年表如次：

建元二年（紀元前一三九）出使大月氏為匈奴所囚。

元光六年（紀元前一二九）大約以是歲正月抵大月氏。

元朔二年（紀元前一二七）留大月氏歲餘，歸國復為匈奴所俘。

元朔三年（紀元前一二六）匈奴軍臣單于死，國大亂，亡歸，拜大中大夫。

元朔六年（紀元前一二三）從征匈奴有功，三月封博望侯。

元狩元年（紀元前一二二）獻策通西南夷。

元狩二年（紀元前一二一）隨討匈奴後，期贖為庶人。

元狩四—五年（紀元前一一九）武帝問大夏等國情形，又奉使烏孫，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等國。

元鼎二年（紀元前一一五）由烏孫使還。

元鼎三年（紀元前一一四）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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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後漢，對西域各國，因國內政治，經王莾之亂，整建未遑，以致缺少一貫政策。而匈奴又在背後挑撥離間，致使西域諸國對漢廷，時而通好，時而叛變，亦即是明帝時通，章帝時絕。直到和帝元年，始得班超率領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其運用智謀，以捉放政策平定西域諸國叛亂，遂使五十餘國悉入貢而內屬於漢。及班超回國，和帝薨，西域諸國又相繼叛亂。至延光二年（紀元一二四年），始採用敦煌太守張璫的政策，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其智謀不在乃父之下，遂使于闐、疏勒、莎車等十七國內屬。但至桓帝元嘉二年（紀元一五二年）後，中國與西域諸國關係又告中斷。中國與西域諸國政治上關係，遂完全斷絕。而接踵往來的，却非政治上人物，乃為中國與西域、印度之佛敎威德沙門。

秦漢以前，我國文化，因受天然環境阻礙，國民思想都趨於保守。我國東方和南方都是大海，對岸為亙古未開闢的美洲，北方又有遼濶無垠的沙漠，只西方有陸路可通。秦漢以後，漢武帝開闢西域，整個中國情形發生變化，開始和外族發生關係，北族而外，首推西域民族，其中尤以印度文化同中國發生了不可解的關係。由於武帝開闢西域，用兵邊疆，軍事上往來頻繁，處處促成西域與內地文化發生接觸的媒介，使中印文化有傳播交流的機會。隴西一帶的居民，對西來的胡僧都存好感，又能禮遇相待，因之，胡僧或以避亂，或以觀光為名東來日衆，而當地知識分子又都懂得胡語，信奉佛法。試檢高僧傳：自竺佛念、竺法護以下，至寳雲、智嚴、道普、法盛等，凡初期傳譯經典名僧，十之八九都是出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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涼州、敦煌、高昌一帶，於此可知隴西和關外早為中印文化混成的地區。由後漢至隋唐，亙七百年間，中印文化接觸後所獲之結果，不僅使中印文化溝通，並使中國文化思想領域，更為廣泛，內容更為豐富。中國人的眼界，從前僅限於五岳四瀆之間，自與西域接觸後，一躍而透過葱嶺以西，地中海以東，印度洋以北廣大地區，各種文化、學術、和佛敎相繼傳入以後，經不斷研討，觀摩比較，在國民思想上發生革命性的作用。談天何止三十三天，說世界何止三千大千世界，在時間是上無定型的限制，一切都是無掛無礙不可思議。所以唐代國民思想，因受了印度文化的啟發，不同秦漢時代狹小拘謹，而具有廣大無邊重重無盡的領域及磅礡雄偉的氣象。這種曠達偉大的思想，實由武帝開闢西域，促使佛敎東漸，使中國人生觀、宇宙觀、本體觀開一新境界。若非武帝雄圖策略，遠謀與烏孫、大月氏、大宛交通，則佛敎東漸，至少要遲二世紀至三世紀之間。

漢代對印度的交通，自多方面展開：

一、對南海之交通　秦始皇開嶺外，首置郡縣，西漢時即於東京及安南北部，置交趾（今河內）、九真（今清華）、日南（今廣平）三郡。漢書地理志謂：「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甚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前一四○至前八七）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離繒而往，所至國皆禀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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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一至五年）中，王莽輔政，欲燿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日至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由此可知漢代與海外交通，全程竟達二十月，而陸程僅十日。所經六國中，以黃支為最大，其地即印度東岸之Kanchipura，亦即玄奘西域記卷十之達毗荼國（Dravida），都城建志補羅（Kancipura今Conjeveram），故黃支為建志一說，經中外史學者考訂，似不易推翻。考紀元前南印度之古國最著名者有二，曰朱羅（Cola），立國於Trichinopoly同Tanjore二城間。曰般荼（Pandya），立國於Madura城一帶，旋有拔羅婆（Pallava）朝代，案達羅（Andhra）而興，臣服二國，建都於建志補羅，文化甚盛；漢書地理志之黃支似指此國。故紀元前一二世紀時，漢使足跡已至南印度矣。

紀元後西南海外諸國之通中國，曾見後漢書著錄有四：

一、南蠻西南史傳云：永寧元年（一二○），撣國王（緬甸）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貢，獻藥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

二、永建六年（一三一）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

三、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傳云：「和帝（八九至一○五）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一五九）四年（一六一），頻從日南徼外來獻」。

四、同卷大秦傳云：「大秦國……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利有十倍……至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象牙犀角瑇瑁，始乃通焉」。漢代日南，即今越南廣平廣治二省。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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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安敦王，近人已考定其為紀元一二一年至一八○年在位之羅馬王Marcus Aurelius Antonius，安敦即 Antonius 之譯音，今作安多尼。蓋安敦之部將伽西烏斯（Avidius Cassius），曾於紀元一六二年至一六五年之間征安息，奠定小亞細亞一帶。故當時在安息一帶，羅馬人必不少，此來華使節容或為商人所偽託，而非羅馬所派遣。蓋早在紀元九十七年，即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為安息船夫誑言所阻，終止前往（見後漢書西域傳）。唐書地理志曰：「交州郡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自漢武帝以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故交趾在紀元初數世紀為對外貿易重要港口，但至唐代終為廣州取而代之，義淨等即在廣州登舶西行，此可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都在海上，並發展至東羅馬地區，其與南方佛敎之關係，於此益見其密切矣。

二、對西南之交通　古代中國對印度之交通線有三：一由新疆，出葱嶺而南下；一由四川經雲南入緬甸，然後印度。一由海道而往，多在錫蘭登陸，然後北上。由海道往西方的路線，前已詳論，茲言雲南、緬甸一線。秦漢時代，西南交通以四川為集散點，因四川出產最多，諸如銀、銅、鐵、鹽、蜀布、枸醬，皆為各地所需，故四川最為富庶。當時通往各地主要交通線有三：一曰五尺道，在今貴州遵義，二曰夜郎道，自犍為（今四川宜賓）直指夜郎（今貴州盤縣及雲南平夷），三曰靈關道，自成都附近至今之昆明。

三道中，夜郎一道最為重要，此道始於漢武帝元光五年（紀元前一三○），自今宜賓東南行，經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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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畢節，而至雲南之宣威、曲靖。但通印度之道，當為第三道，過大渡河、安寧河，經今之會理，又過金沙江及瀘水，然後東至昆明，西至緬甸。

史記大宛列傳記張騫報告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在？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由此可知中印交通在張騫以前已有往來，否則，張騫在大夏怎能看到蜀布及邛竹杖呢？況自四川去天竺，當比繞道大夏便利，且北道時為遊牧部落所遏斷，故有開闢西南一道通往印度的必要。杖布是否從中國輸入的，現頗難決定，但中國勢力向西南發展，却因張騫之說，而發其端。揚子江以南各地之內屬，乃藉此役之力焉。

元狩三年（紀元前一二四年），張騫奉帝命自蜀夜郎（貴州遵義府桐梓縣東），謀通天竺，但為昆明夷所阻，不能通。

身毒即今印度，大夏為希臘所建國之一，當今阿富汗境，即拔克脫利亞，或曰巴爾克（Balkh）。張騫在大夏得見四川竹杖，可知印度與大夏間，印度與中國四川間，必早有商業上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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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未能打通中印通路，其主要原因，是為昆明夷所阻，因昆明夷欲壟斷中印商務，亦猶甘英欲出大秦，安息人為擅專絲絹利益，從中阻止相類。此外則勞深、靡莫二部，亦嘗阻塞中印交通。紀元前一○九年，武帝曾發動巴蜀兵，前往鎮壓，雖斬首數十萬，亦未能通，可見邊區夷族力量如何雄厚。

至後漢初，中國軍政勢力始達滇西邊隅，設置永昌郡。其時威震緬甸，乃得與印度直接交往，有關印度的知識，亦自此輸入。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載：據慧輪師傳，距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有密栗伽鉢娜（鹿圖寺），乃五百年前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僧所造，名支那寺，于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牱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餘驛。宋元嘉中慧叡，遊蜀之西界，至南天竺，曉方音義，後還憇廬山，其所遵之路線，當屬此道。果爾，這是東晉時代的孔道。

三、對西域之交通　中印交通史在漢代以前，未有明確的記載。自張騫出使大夏，身歷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四國，以及其所傳聞諸國，在葱嶺以西者，則有奄蔡、安息、條支、黎軒、身毒五國。在葱嶺以東者，則有烏孫、扦罙、于闐、樓蘭、姑師五國，綜達十四國。迨匈奴降伏後，各國信使往來不絕，於是西域增至五十餘國，從玉門關以西，地中海以東，印度洋以北，裏海以南，所有諸國幾無不與中國發生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張騫聞身毒國有浮圖敎即佛敎，此為國人知有佛敎之始。

漢初中亞交通的路線，除海路外，在陸路方面時有變更。經常通往西域分南北兩道，即西出陽關經羅布泊低地西行，僅一傍南山，一沿北山而已。至後漢則別有新道，即不需經過羅布泊。樓蘭與鄯善都在羅布泊北岸，適當兩道之衝，故漢初必與匈奴爭樓蘭。後漢時，樓蘭已南遷，鄯善轉強，南道在中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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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上之地位，更形重要。而當時的政策，以北攻伊吾，南服鄯善為戰略，故兩漢中亞交通路線，因而時有變遷。魏晉以後，更不待言矣。

漢代以後，在陸路方面，亦多經今之新疆及中亞細亞。其路線之大別，僅新疆境內即分南北兩道；一路出玉門關至敦煌，越沙漠，以至鄯善，乃沿山脈以達于闐，又西北至莎車，是為南道。由南道則經巴達克山南下，越大雪山而達罽賓。一路由樓蘭北上，進至伊吾，經吐魯番，而至疏勒，是為北路。再越葱嶺西南行而至罽賓，此二者為通常往來印度之路線。此外或由北路之焉耆南上以至于闐，即法顯所經行者，或由此西北行越過天山冰嶺而至素葉，此為玄奘所經行者。于闐、龜茲、罽賓三國為交通之重鎮，殆為西行必經之道也。

後漢桓建間（一四七），有安士高及一四八年有支婁迦讖來至洛陽，傳譯經典。三國時代，北方洛陽，南方建業，均為國內佛敎重鎮。魏與西域交通，均由陸路，漢獻帝末年（二二○），焉耆、于闐諸國皆各遣使奉獻。魏文帝黃初三年（二二二），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是後西域遂置戊己校尉。明帝太和三年（二二九），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曇柯迦羅（二五○）、康僧鎧（二五二）、曇諦（二五四），相繼由陸路來至洛陽。東吳與印度之交通，則偏於海路，黃武五年（二二六）大秦賈人秦論抵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對，後返本國。

紀元二四五年時，吳國曾遣康泰、朱應使扶南國，此二人之遊記雖佚，然於史書中可知其梗概。據沙碗考證：當康朱二人未至扶南之前，扶南王已遣人使天竺，謁茂論王（即印度古籍中之mourou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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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論王建都於曲女城。於此可知中印交通，交趾支那半島可能介紹也（中國之旅行家）。更可知紀元前後，中印陸海兩路交通，極為頻繁。

先秦時代，我國北方為三大族所分據，在今熱河、察哈爾省為東胡；在今綏遠省為匈奴；在今甘肅、寧夏為月氏。史記匈奴列傳稱「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介乎其中，故東西皆臣事唯謹。但自月氏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後，乃西遷至中央亞細亞建立一大強國。

佛敎初傳入我國，佛經之翻譯，亦多由大月氏之介紹。漢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三國志魏志卷三十）。一四七年支婁迦讖（月氏）東來洛陽，此可知大月氏不僅為中印文化之媒介，並為我國佛敎初期的策源地。漢時中月交通，即等於中印之交通，因之大月氏在中國佛敎史上實居極重要的地位。

至於大月氏種族考證，就語言學及人種學研究，多數學者公認其為伊蘭系。漢書西域傳曰：「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塞種即斯脫拉波（Strabo）書中之 Sacae 或 Sska，今作 Scythia（西徐亞），烈維與洛弗爾定大月氏為伊蘭系。斯登科諾 Sten Konow 則又別其為伊蘭系之塞種。

史記大宛傳所載……「初居於敦煌祈連間，其勢力強大，及匈奴出冒頓單于破月氏，遂迫月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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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西走伊犂。至匈奴老上單于（紀元前四七——一五八年），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西移擊當時據伊犂河流域之塞（Saka）族，而有其地，而塞族不得不更為西移。迄於今土爾其斯坦，漢書張騫傳謂：「烏孫原與月氏共居祈連敦煌之間，月氏攻之，殺其王難兜摩而奪其領地。故其舊怨甚深，後烏孫之昆莫得匈奴之援助襲擊月氏，月氏不敵，敗走西南，遂移住𡠄水（Amn, Darla）之北方。復臣服南方之大夏（Bactria），而於此處建立大月氏國。大夏原為希臘遠東之殖民地，亞力山大部將所建立之國。塞族亦更南徙於北部之犍馱羅（Gandhara），大夏與安息均為亞力山大部屬所建，在紀元前三世紀間，為中亞之強國，卒因異族之西侵而遭滅亡。若追溯其遠因，實民族遷移之所致，且由於漢族與匈奴之對抗，其脈絡因緣極甚明顯也。

大月氏未據大夏以前，中亞一帶曾有兩大強力人物推動，促進中西文化交流：一是亞力山大東征，一是阿育王傳播佛法。

一、希臘文化之東漸古代交通不便，極東或極西文化的交流，往往非直接的，勢必假藉第三者力量推動，始得以間接傳播，而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故中國與印度或波斯之關係，可以發現中國與希臘或埃及之關係，而希臘與波斯或印度之關係，亦能影響希臘與中國之關係。亞力山大之東征，即其例也。中亞與漢代關係較多之國家為大宛、大夏及安息三國，皆為亞力山大所建，說為希臘的殖民地亦不為過。

犍陀羅（Gandhara）為紀元前第三世紀印度西北邊境，近拍紹阿（Peshawa）一王國，實希臘印度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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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相會處。其地最先之佛敎雕刻甚多，而攙雜其間之石像，一睹而知為希臘色彩者固不少，故知希臘式藝術已混入佛敎藝術中矣。

紀元前三三四年至三二六年，為亞力山大東征時期。亞力山大不僅為一軍事家，且為一天才的英雄。古代三大人文主義：希臘人文主義、印度人文主義及中國人文主義，由於亞力山大東征，使三大人文主義發生接觸，乃使世界文化更趨光明。希臘、印度文明即由是而接觸，雙方之美術，混合而成犍陀羅希臘派之美術。蓋內為印度佛敎精神，而外型則為希臘式；希臘之戲曲及舞台布景法，亦同時傳入印度。而印度又挾其佛敎及希臘藝術傳於中國，其所經過之路線，正是紀元前五世紀時中國絲綢輸往西方的舊道。亞力山大征服亞洲的好夢，雖未能持久，但其所造成之新希臘，即亞洲之希臘，竟使「希臘色彩」長留中亞，達千年之久。

大夏為希臘的殖民地，其受希臘藝術影響最深。大月氏征服大夏後，又承受希臘藝術的衣缽，大月氏王迦膩色迦之貨幣，近年出土者頗多，雕刻之人像及紋飾，無一非希臘型。蓋迦膩色迦之全盛時代，南至印度，東越葱嶺而達于闐，建其所謂犍陀羅國，稱雄一時。

及波羅門敎在南方得勢，佛敎北移，大月氏遂成為佛敎之中心。迦膩色迦王更努力於佛敎統一運動，大月氏之藝術遂同佛敎文化，東越葱嶺，傳入中國。南則傳於印度，乃產生印度希臘藝術，在東方藝術史上為一大變化。不僅今之庫車南石洞中壁畫及佛像，帶有犍馱羅作風，即國內之雲岡、龍門、敦煌石刻與壁畫，亦同樣受了犍馱羅派藝術的影響。斯坦因在羅布泊之南彌蘭（Miran）發現一塔，作印度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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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有廊，可廻旋而上；廊亦有壁畫，其中即有長翅之小孩，作基督敎天使狀。其下簽名曰Titta，應為羅馬名Titus變體，故天山南路一帶，顯然曾有羅馬派畫家活動。斯氏記天使之特徵為有大眼全張，生氣勃勃，唇小作波浪形，翼短而富曲線美，由斯可知當時此地受有希臘月氏之文化也。

二、佛教與阿育王亞力山大率軍東征印度，為東西交通史上一大事，然亞力山大僅征服印度西北邊區一省，因沿路東征犧牲過鉅，而士兵至此竟抗命不欲前進，不得已而西歸，竟卒於歸途中。紀元前三二三年（周顯王四十六年），國土離析。摩揭陀國（Magadha）人旃陀羅屈多，在短時期肅清異族，統治北印度全境，因其母之名而定為孔雀王朝。紀元前二九七年，旃陀羅屈多卒，二十五年後，其子頻婆娑羅王（Bindusara）亦卒，孫阿輸迦（Asoka或譯阿育王、無憂王）立（紀元前二六四年至二二七年），承繼孔雀正統而為摩揭陀國王，其為印度史上名王之一，其領土自阿富汗以達馬德拉斯，其統治全印度，在印度史上建立空前的一個大王國。其為佛敎之保護者，派遣傳道師分向敘利亞、埃及、馬其頓、錫蘭、西藏及印度全境，傳佈佛敎慈悲福音，使佛敎世界化，其對後世佛敎影響至深且鉅。其國境西至印度庫土山，今俾路支全部及阿富汗一部，均在轄境內，北抵喜馬拉雅山。育雖提倡佛敎，而於其他宗敎仍一視同仁，獎掖科學及藝術，而與希臘文化之交往，最為密切。

紀元前二五九年及其翌年之間，阿育王派遣傳敎師於四方弘佈佛法。傳道師之中有末闡提，則派赴迦濕彌羅及犍馱羅，大勒棄多（Mahārakkhita）派赴印度西北境之臾那世界（Yonaloka），此一世界，即當時希臘遺民所建立之大夏國，是希臘文化之中心。亞力山大西歸後，即由瑟諾訶任斯地統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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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V,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P, 207），阿育王弘佈佛敎於此國之時，正當瑟諾訶之孫安提慝斯之時代。是時，此地尚有一種宗敎盛行，即中國古代所謂祅敎（Zarathushtra）。自佛敎傳來以後，此地即為佛敎所化。玄奘嘗於縛芻國（Balk）都城外西南，參禮縛僧伽藍（Nava-Sainghanama）即新寺，謂此國為先王所建立（西域記卷一）。或謂公元前二四八年至二五○年間，背叛安提阿慝斯二世而獨立，佔據烏滸河兩岸，而建立中國舊史所謂大夏國之廸奧多托斯（Diodotos）一世，據此，則為其後之大夏國王所營造者也。

由阿富汗與土耳其斯坦，經中央亞細亞以至中國，紀元前一二○年以前，佛敎已流通於中國。阿育王為人類服務達二十八年，歷史上千千萬萬帝王中，唯有阿充王之名照耀如明星，自倭爾加河以至日本，其名至今猶為中國、西藏及印度國民所尊敬。

阿育王雖努力傳佈正法，但其子孫懦弱無能，至紀元前一二八年，由松喀（Sunga）朝起而代之；紀元前六六年，漢宣帝地節四年改康瓦（Kanva）朝，未幾，為大月氏所滅。阿輸迦卒後，南印度羯伽（Kalinga）及安達拉（Andhra）即自立；紀元前七十年（漢文帝十年），滅松喀朝者即安達拉也。安達拉朝亡於紀元二一八年（漢獻帝建安二三年）。

自閻膏珍奪取印度西北部，建都犍馱羅，為西域大國。時漢章帝建初三年（七八），迦膩色迦王，崇拜佛法。並召開第四次結集經藏大會，規定以梵文編訂佛經。然南印度之僧伽不與會，遂使佛敎分為南北二派，南派以錫蘭為根據地，後傳於緬甸、暹羅及南洋羣島諸國。北派則以北印度罽賓為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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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入中國者即屬此派。

迦膩色迦王，雖於阿育王後為佛敎大護法，擁有全印度的領土，然對佛敎事業的貢獻，却留遺蹟於犍馱羅及迦濕彌羅，這兩個地區是佛敎東漸歷程中主要的根據地。

（一）迦濕彌羅即罽賓國，罽賓位居喜馬拉雅山之西麓，此地的佛敎，是阿難弟子末田底（Madhy-antika）所開創的。當佛滅度後百餘年或二百年間，印度佛敎思想因對戒律制度發生分裂，遂分成上座部與大衆部，歷史學者謂前者為保守派，後者為進步派，中印度便歸大衆部敎化，上座部耆宿及弟子便會集於迦濕彌羅，迦濕彌羅遂成為佛敎正統派之「說一切有部」的根據地。至迦膩色迦王時代，由脇尊者主持曾於此結集大毘婆沙論，這是北傳佛敎史上有名的第四次結集。迦濕彌羅的地勢，雖適於保守，但無形中也受了希臘文化思想的影響，所以在學術思想及組織方面，都富有科學研究的色彩，試觀大毘婆沙和六足諸論組織嚴密以及思考精細，就知其學術思想內容了。

（二）犍馱羅　即指阿富汗南部及北印度境之印度河上流地區而言。當紀元前四世紀初葉，亞力山大東征印度，犍馱羅便為希臘文化和印度文化交聚點。當迦膩色迦王全盛時，即大量輸入希臘藝術文化，並把希臘藝術和印度藝術揉成另一派，即世所謂犍馱羅藝術，或稱為希臘佛敎藝術，所以在佛敎雕刻繪畫方面，都能溶滙希臘、羅馬、印度三種精神，自成一新體系。中國新疆庫車附近赫特色石窟及敦煌壁畫，大同龍門石窟的雕塑，皆受犍馱羅派藝術影響很大。就理論方面，印度佛敎小乘學派論師，若世友、法救、脇尊者等，以及無著、世親諸大乘論師，皆犍馱羅出生。在佛滅後五百年至九百年中，犍馱羅為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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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佛敎的中心。因此，罽賓、犍馱羅，在漢末魏晉時期，由於大月氏間接的關係，最初輸入中國的經典，都由此出發，或其隣近諸國，若康居、安息等國，於此可知佛敎在漢末盛行於彼矣！

漢時西域都護府，所轄「三十六國」，都在葱嶺以東，都不出今之新疆省範圍而與印度文化渺不相關。所以班書對印度文化傳播情形未有著錄。其原因何在？因為迦膩色迦王時代的大月氏，不僅擁有土耳其斯坦、阿富汗、帕米爾及印度廣大領土，即中國新疆之喀什噶爾一帶，都為其保護國。大月氏既以罽賓克什米爾為中心，舉行第四次結集。而罽賓與于闐接壤，僅隔一大雪山，佛敎流入于於闐，自極順利，當時匈奴勢力已衰，不復再有侵佔西域的可能，所以玉門以西，葱嶺以東的各國，都能自動發展。而于闐，龜茲、疏勒等國共同的信仰，就是佛敎。故漢譯諸多大乘經典幾無一不與于闐有關，若般若、法華、華嚴、湼槃經之原本，皆取諸于闐，或曰：這些經典都於于闐成立的，亦有其事實的根據。

佛敎何時傳入于闐？約在紀元前七十年左右，罽賓沙門毘盧折那（Vairochana遍照），即來于闐傳布正法，但于闐與中國佛敎之關係，當在紀元第三世紀的中葉。那時于闐佛敎發達已臨到極頂了，法顯在第四世紀初期赴西域，還見到于闐佛敎興隆的盛況！

大月氏與中國佛敎史上的關係，先後有三點：

（一）始於漢武帝時，張騫出使大月，商訂漢月同盟，夾攻匈奴，在大夏時，傳其旁有身毒國，始聞有「浮圖」之敎即佛敎。當時大夏，即大月氏所臣服者。

（二）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這是最初傳入中國佛敎，即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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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氏使臣。

（三）明帝夜夢金人，因傅毅之對，乃於永平七年遣蔡愔、秦景、王遵等適天竺求佛經像，愔等至月氏與迦葉摩騰、竺法蘭偕賷經像以歸（歷代三寳記）。但魏書釋老志及隋書經籍志及高僧傳，皆說其到天竺，唯費長房說僅到月氏，以永平七年出發，九年歸來，在途中來回僅兩年，似不可能到達印度。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佛敎既深入西域各地，故漢晉時期東來傳道譯經的高僧，十之八九都來自西域。而僧名冠以國名，以支為姓者，皆為月支（月氏）人，以安為姓者，皆為安息人，以康為姓者皆為康居人，安息、康居皆為月支的隣國。以竺為姓者，則為天竺人，不冠國名者，多為葱嶺以東諸國人，最初東來傳道譯經的沙門，即為月氏族人，或其隣近國家者。

佛敎最初輸入中國，應包括兩點來研究，一是輸入的年代，一是輸入的地點，今先說第一點。

一、輸入之年代：「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此為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然經近來史學家研究，殊難成立。因在明帝以前，佛敎消息早經傳入中國，茲試舉證於次：

（一）朱士行「經錄」（佛祖統紀第三十三引）及「白馬記」：紀元前二四三年至二一七年，即「秦始皇四年，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賷佛經來洛陽，始皇投之於獄」。士行經錄本不甚可信，然以秦始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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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同時，紀元前二六六年阿育王派遣傳道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傳敎。「其派赴亞洲者，北至俄屬土爾其斯垣，南至緬甸，當時中印海上交通似已打開」（據羽溪了諦之「西域之佛敎」，謂勤苦伯利說：紀元前四二五年至三七五年之間，中印海路已有來往），其所派赴亞洲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梁任公語）。

（二）魏書釋老志：『言漢武帝時佛法始通中國』，並曰：『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紀元前一三九年），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浮圖之敎。………並邛竹杖蜀布………』。湯用彤謂史記大宛傳張博望雖言身毒，未言及浮圖之教，顯係魏收依通西域事而臆測，再加改竄云。然張騫出使大夏，既知有身毒國，紀元前二六六年佛敎已徧及大夏，則知天竺有浮圖之敎，並非意外。玄奘西域記所記西域一百三十餘國；但其身歷僅一百一十餘國，其餘均屬探訪傳聞。

（三）魏略西戎傳：「漢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意謂月氏王使伊存來漢，景盧從其習經，梁任公亦認為，我國青年從其學習，亦為意料中事。已故之馮承鈞著「歷代求法翻經錄」，以龜茲在紀元前二世紀時已與中國接觸，漢成、哀帝時（紀元前三二年至一年），往來尤數。不特可以介紹梵僧來中國，且易迎送漢使赴印度。故「魏略」博士弟子受大月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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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使伊存口授佛經之說，亦不能視為偽造。據此假定，漢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既有漢使西去，則六十九年後摩騰與法蘭之東來，似亦不能否認云云。

（四）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送縑帛贖愆。………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此為正史中最古最真佛敎之史料，國人信仰佛敎見於著錄者，自當以英為首。然以帝子之尊（英為光武子），而信奉佛敎，則佛敎在社會中必已有相當之根蒂，故敎義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時代，明帝夢見神人之傳說，亦非偶然。由此觀之，則在明帝以前，西域與中國之交通，既曾通達。則佛敎輸入中國，亦非不可能也。

（五）漢明帝永平求法的傳說：大略說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廷，翌晨問羣臣，太史傅毅對以「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遂遣蔡愔、秦景等十餘人往求，至西域，得沙門若干人及佛像經卷，載白馬，共還洛陽，帝為造白馬寺，來華之沙門譯出四十二章經。

此說見於後漢書西域傳第七十八卷。但明帝求法的年代，諸書記載，殊不一致，有說永平三年（紀元六○），有說永平十年（六七），有說永平十三年（七○），派往人數有十八、十四、十二等說。到達地或云天竺，或謂月氏。事蹟則有云：問其道術，圖其形像，奉迎沙門傳寫佛經等。

四十二章經序：「遣使者張騫、羽林中郎將秦景、博士弟子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國」。弘明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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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集記等皆同。梁僧傳引記曰：「騰譯四十二章一卷，依慧皎言，乃摩騰、竺法蘭共譯也」。高僧傳謂：「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至，通人傅毅告以即西域之佛，帝乃遣中郎將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訪佛法，遇摩騰，乃邀其來華，至於洛湯，曰漢地沙門之始也」。或曰出國者尚有博士王遵，共十八人，而被邀來者尚有竺法蘭。

根據諸書記載，明帝求法說，尚需辨別者，略敘如次：

A王浮老子化胡經說：「永平七年甲子，星晝現於西方，明帝夢神人，因傅毅之對，知為胡王太子成佛之瑞應，即遣張騫等經三十六國至舍衛，值佛已湼槃，乃寫其經，以永平十八年歸」。此段記載，一望而知，即屬偽造。就以張騫而論，蓋張騫為紀元前一三九年奉使大月氏，約與共擊匈奴者，開闢西城亦屬此人，不應尚存於二百年後明帝時代。故佛敎著作家，因見其誤，多不採用，諸如高僧傳仍以蔡愔為使者，後漢書後漢記皆不著不錄此名。又後漢書西域傳云：『王莽篡位，貶易王侯，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盡開，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遂通西域，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

於此記錄西域通絕年代，極為明顯，永明七年，正當西域莎車、于闐、匈奴互相攻伐，而在漢兵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乃班超平定要域（七三年）以前，下距十六年復通，且需十載，漢使通過西域前往印度，此絕不可能的事。況西域平定未久即叛，七五年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悉覆其衆，匈奴車師亦圍戊己校尉，故明帝求法之說，已根本推翻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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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浮原為西晉妖妄道士，其所以要杜撰此說，無非欲證明佛在老子後之說。

B佛敎經錄最早者，當推道安「綜理衆經目錄」，四十二章經，既於漢明帝譯出，何以安錄不著錄，此可斷定安公所未見。果有此經，必定有所論列。故此經必為中國人所作，而非譯自印度。梁任公斷定其出在東晉中葉。僧祐出三藏集記以前，以出三藏記卷二，首記摩騰譯此經之始末者。時在齊梁間，騰蘭有無其人，尚待研究。

按沙門為龜茲語Samane之對音，騰蘭既為中印度人，似應譯梵文Sramana之對音，為舍羅摩拏，魏略西戎傳譯桑門、晨門，當猶可說。而四十二章經內沙門二字凡數見，誠不可解，故此經定非騰蘭譯本。由此可知，四十二章經定非譯自印度。譯經之事既不能成立，則摩騰、法蘭二人之事蹟，更不待言矣。

二、輸入的地點：最初佛敎輸入的地點，向來治佛敎史者，總以為佛敎先盛於北方，其輸入的路途，則為西域陸路。康僧會入吳，為江南有佛敎之始。但康僧會並非來自北方，乃來自交趾。初期東來西域高僧，則首推大月氏、安息與康居三國。安息善海上貿易，安士高行迹徧達九江會稽廣州一帶。及至東漢，日南徼外從海外獻貢，會稽交趾均有海上交通，交趾之牟子著論為佛法辯護，故初期佛法由海上輸入，當為意中事。貢獻雖始於漢和帝，當時交通有二：一為西域道，一為南海道，南海道之開闢，或更在西域道之先。今證以後漢書天竺傳之文：

「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具見有南北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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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可通，由是可以推想及於佛敎輸入問題。交通既不限於一道，輸入之地則不應僅由西域一途。伯希和曾云：「就實際言，吾人對於佛敎最初輸入中國之事，毫無所知。……吾人且不能確知佛敎由何輸入。其關係紀元前二年遣使求經之史文，固言使臣往大月氏國誦浮圖經還漢。其說近似，而不能必其為是。但吾人不應忘者，紀元六五年時，業已證明揚子江下流已有桑門佛徒（見楚王英傳），而在二世紀末年，除洛陽之安息一派外，江蘇省中佛法甚盛，並由是傳播及於山東；此事不能證明其亦來自中亞及月氏也。當紀元一世紀時，雲南及緬甸之通道，二世紀時交趾南海之通道，亦得為佛法輸入之所必經。一六六年大秦帝安敦之使臣，即由交趾登陸。三世紀初年譯經建業之康僧會，其先康居人，其父因商賈移於交趾。二二六年大秦人秦論所抵之地，亦為交趾，二五五或二五六年所出法華三昧經，亦在交州翻譯。二世紀末年黃巾之亂，獨交州差安，中國學者避難於其地者，為數不少，牟子為其中之一。觀其種族信仰之雜，與夫商業之盛，有所記錄。自亦為意中必有之事。」（見北平圖書舘刋六卷）「舊日傳說或以佛敎輸入事，在哀帝元壽元年（紀元前二年，見三國志魏略），或以事在明帝永平四年至十八年間（六一至七五），皆屬傳說而非史實。後漢書天竺傳，後誌明帝感夢事，亦為傳說之一種，殆出袁宏後漢紀，亦非實錄。是欲尋究佛敎最初輸入之故實，應在南海一道中求之。」於此可見，南海一道殆為佛敎輸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猶如西域之于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