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以後，歐洲漢學與東方學及其他部分，進步甚速，尤以語言、歷史、人種、考古等學成績最為卓越。而歐洲漢學的興起，要以法國為中心。首先造成漢學專門學科者乃萊慕沙（Abel Remusab），其於一八一五年（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任巴黎法蘭西學院（Colege de rance）漢學講座之第一任敎授。一八二二年與德國學者格拉勃洛德（H. J. Blaproth）發起亞細亞學會（Socieie siatique），刋行亞細亞學報（Journal Asiatique）。

其後有儒連（Stanislas Julien），皮渥（E. Biot），德理文（De Saint Denys），沙畹（Emmannel Eduard Chavannes），馬伯樂（Henri Maspero），伯希和（Pelliot），高廸愛（Henri Cordier），格拉納（Marcel Granet），維西愛（Arnold Vissiere），烈維（Sylvain Levi），格魯賽（Ren Grousset），鄂羅梭（L. uiouseau），費瑯（Gabriel errand）諸名家。法蘭西學院之漢學講座，即由萊慕沙，儒連、德理文、沙畹、馬伯樂而遞相主持者。至一九一一年（宣統三年），則為伯希和特設中亞史地考古講座。

東方現代語學校遠東史地講座之名敎授，則有高廸愛、格拉納、維西愛等。

P.442

法人主持之東方學刋物，則有通報，一八九○年（光緒十六年）高廸愛所創辦，發行所設於荷蘭萊頓（Leiden），有關中西交通史之佳作頗多。亞細亞學報，則以印度、西亞、埃及為主。河內遠東法蘭西學校校刋，一九○一年（光緒二十七年）創刋，以安南及中國之研究為中心。其他則德、英、荷蘭、瑞典、美，都有漢學講座設立。近六十年來有關中亞西亞及中國史地研究的佳作，十九皆散見巴黎亞洲學報、荷蘭通報、河內遠東學校校刋。而法國漢學家有關亞洲史地研究考證的名作，以馮承鈞所譯居多（商務出版）。英法漢學家對中國佛敎史傳研究，特別感興趣，諸如法顯傳、玄奘傳、西域記、大唐求法高僧傳、宋雲行紀，均經西譯，茲特舉若干人於後，以供治中亞史地者參考。

法國漢學家中，萊慕沙有法顯傳（佛國記）譯注；儒連於一八五三年譯大慈恩三藏法師傳，一八五七年譯大唐西域記；沙畹則有西突厥史料，一八九四年譯義淨求法高僧傳，一八三六年譯宋雲行紀，一八九五年譯悟空行紀；一九○二年法人Huber著繼業行程；烈維之龜茲語考、罽賓考、王玄策使印度記。費瑯之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葉調、斯調與爪哇。馬伯樂、伯希和二人所著甚夥，未遑悉舉。

英國漢學家中，皮爾著有法顯宋雲合傳、玄奘傳，並譯大唐西域記；華脫斯有大唐西域記考釋。納謬寒（Remusat）、克拉卜羅斯（Klaproth）等在一八四八年就譯註了法顯傳。此外可舉者有甘為霖（William Campbe）專治臺灣史。斯坦因（M. Aurel Stein）、爾巴克（E. H. Parker）諸人，其中以斯坦因為最負盛名。

歐洲漢學的興起，究其遠因，則為元代馬可波羅東來所著東方見聞錄（又名馬可波羅遊記），說中

P.443

國徧地皆是黃金，因此勾起西方帝國主義者幻想，故西方最初研究漢學，並非想弘揚漢學，實具有極濃厚殖民地研究的意味，以期配合殖民地政策，作侵略中國的藍圖。故對中國領土內，一省一城，以及南海諸國歷史文化，乃至求法高僧所經一島一地，都力加考證研究，其用心深遠於此可見矣！

歐洲漢學家研究的動機，既以協助殖民地為目的，僅靠書本所記錄的資料還不足為據，必須作進一步深入實際踏查。故十九世紀中葉，英、法、俄、德，相繼派遣人員至新疆蒙古及西藏高原考察。或以個人旅行為名，或以傳敎為名，或以學術調查考古為名，凡有關當地資源產物，莫不研究。在地理方面，如山嶽、河流、海岸、氣候之測量與調查。在人文方面，如人種、語言、歷史、宗敎、考古、政治、經濟、商業等調查研究，以供其本國政府侵略的資料。因此我國西北部新疆蒙古地略、政經、史地，各帝國主義者瞭如指掌，早劃為侵略的目標。後來又加上日本帝國主義，半世紀來俄國垂涎新疆，英國干擾西藏，日本侵略滿蒙，均導源於西方漢學家研究及百年來各帝國主義派員於中亞探檢之結果。

茲將百年來西方列強所派遣至新疆探檢的人員，作初步的統計：

以上所舉，計共四十三次，俄國就佔了二十二次，英國八次，德國五次，法國四次，其餘則屬瑞典匈牙利等。於此可見十九世紀下半葉，各帝國主義企圖侵略我國領土，處心積慮，尤以俄國為甚。國人

P.447

尚蒙在鼓裹。到了二十世紀初葉，西方列強曾企圖瓜分中國，因彼此分贓未談妥，致未能實現耳。這些「旅行者」。都各以其本國軍事及政治外交力量為背景，以傳敎為名，在我國西北部橫行無阻，毫無阻攔，實行間牒工作。偶然於沙磧中發現古代遺物，或憑傳聞，即如法國伯希和聽說敦煌石室發現藏書，便引起他對我國歷史文物掠奪巧取的野心。因此，便到敦煌千方百計誘惑王道士，奪取了大批古寫本經書，因之使西方漢學者對東方歷史文物研究更感興趣，便繼續從事考古發掘，於是不斷發掘許多古物文獻，而為研究中亞歷史有力的新資料。這些新發現，從好的方面說，不獨補充了亞洲一部分歷史空白，這也是為亞洲學術史上最卓越的成就。但這些成就應當與帝國主義者侵略活動分別看待，這是帝國主義者始初所未料及的。其中要以英國斯坦因，法國伯希和、沙碗、費瑯等用力最多，也極具研究價值。

伯希和為法國人，為當時法國河內東方學校敎授，其為一語言天才，通梵文、蒙古文、土爾其文、藏文，尤精漢學。以畢生心力治亞洲史地學考證研究，實為了解亞洲史之鑰匙，其對中亞、西域，以及南海史地之考證，對中印交通史之貢獻，無與其匹其。其所著「交廣印度兩道考」，馮承鈞譯，商務出版。乃研究中國與印度之交通，即自交趾Tokin經雲南赴印度，與自廣州經南海赴印度之兩道，分別予以考證。而交趾、闍婆、室利佛逝等地，為漢唐以來中國與印度交通之要道，印度文化東漸之第一站。

P.448

一、交廣之興替，中國與西方正式發生接觸，乃在紀元前二世紀間張騫出使至大夏Bactrian，見筇竹杖蜀布，詢知市自身毒國Inde（印度），騫以北道時為遊牧部落所阻斷，乃擬開闢西南一道而通印度。此類杖布從何處來，是否為中國輸入？現頗難斷言。但中國之國勢向西南發展，却因張騫之說，而發其端也。當時之交趾，由是列入中國版圖。紀元二世紀中葉，漢末亂時，交趾曾為避亂之所；而同時又為西亞與東亞交易的中心。一六六年羅馬帝安敦之使，即於此地登陸，三國時其地屬吳；二二六年，大秦商人奏論，即由交州刺史送至建業。其後不久，交州刺史曾遣康秦、朱應出使扶南，從事宣化。扶南林邑等國因之入貢。舊唐書地理志云：「交州都護制諸蠻，其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自漢武以來皆朝貢，必由交趾之道。」於此不僅證知中國與交州，至東羅馬通道中之諸國發生關係，自林邑（今安南東岸）以西，在紀元初數世紀間，其任務最大者，莫過交趾。至七世紀時，交州之地位遂為廣州所奪。義淨等出國，即在廣州登舶。

二、葉調之考證，在中國史書中，有葉調、訶陵、闍婆、社婆、闍婆婆達，法顯行傳寫作耶婆提。是皆為蘇門答臘古之同名異譯也。但國人對耶婆提Yavadvipa（章太炎文集）竟誤以其在美洲，因之有法顯登陸美洲之說，甚囂塵上。伯希和、費瑯等對此都有詳細考訂，葉調、闍婆、耶婆提即今之爪哇也。

伯希和根據賈耽通海夷路程云：「佛逝國東水行四五百里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此地居蘇門答臘東之訶陵，祇有兩島可以當之，若由海峽逕向東行，則必為渤泥Borneo洲。若尚蘇門答臘向東

P.449

南行，則必為爪哇島。余意以為訶陵必為爪哇Java無疑。世人對於闍婆即為爪哇之考訂，意見大致一致。一三二年遣使至中國之爪哇國王名調便，調便即梵文Devavarman之譯音。於此可知此島受印度文化宣染已久。Devavarman為一種尊號。五世紀初法顯由錫蘭乘舶經九十日至耶婆提，亦為梵文Yavadvipa之譯音。

伯希和謂：Japa爪哇，乃由梵語Yavadvipa所轉出，此言粟島也。此Yavadvipa一名，羅摩延那Ramayana書中有之。然以二世紀末年脫烈美（Ptoleme）書傳寫作Lobadiue，後漢書傳作葉調，法顯傳寫作耶婆提，按葉調、耶婆提除此以外，不見他書。

伯希和云：「葉調之葉字，今讀如葉（ye），亦偶讀若攝（chö），這兩個讀法皆有唇音收聲，則其可能還原的對音為（ap jap）抑為Jap（讀若djap），至若讀葉的對音yap，在理論上為可能，然在事實上還未見有其例也。又若調字，在調達Devadatta譯名之中見之。則其對音為齒音聲母，附以i或e。又附以半韻母之唇音，如tiy或tev及dev或div是已。」在南海諸地中尋究此葉調等字之譯法，似乎唯有Yavadvipa可以當之。而與五世紀初年法顯之耶婆提，似用半韻母之相對，而尚未變為顎音發生之也。故認定葉調、耶婆提，即今之爪哇也。

三、支那名稱之起源，關於支那名稱之起源，諸家傳說不一，綜其說者有四：（一）十七世紀中葉馬梯尼Martini以支那一名出於紀元前二四九至二○七年秦國之譯音，而經秦始皇傳布遠地者，故近人多主張此說。（二）利希脫汾von Richthofen別主新說，按Thin國之稱，在紀元一世紀時見於Periple

P.450

之中。脫列美Ptolemee在二世紀時則名之曰Sinae。而利希脫汾以為此國海上貿易似不能逾紀元一世紀之前，何以紀元前三世紀之名為名，故不主張支那名稱出於秦國之說。（三）脫列美之Sinae似在東京，遂主張其名為日南一名之對音。沙畹亦贊成Sinae出於日南之說。（四）台連Terriende acohperie不贊同以日南為對音之說，而主張Sinae一名為滇之對音，見Yule之撰述。以上諸種異說，經馬氏主張為秦之譯音。漢時匈奴及外人多稱中國人為秦人（見前漢書九四—九六及史記一二三大宛傳等）。

利希脫之Sinae出於日南之說，在歷史及語言學方面，皆為不可能。伯氏謂日南古讀應作nit-nam此與脫列美之Sinae相距甚遠。台連Sinae以為滇字之對音，亦非正確。而滇字古讀為tsen，此為楚人莊蹻在紀元四世紀前建立於今昆明省會附近之國。漢武帝欲從雲南通印度，乃遣使出西夷，時滇王嘗羌不知漢強弱，曾問漢使者「漢孰與我大」（史記卷一一六），台連遂以紀元二世紀漢取交趾以前，傳布外國之名，即為滇字之對音，亦非正確。就音讀方面言，滇與支那毫無相類之點，而當時滇國之勢力，更未能遠播於國外。其地交通閉塞，開發遲晚，實不可能以其名中國。昔日中國至緬甸，不須經過昆明，可從四川取道建昌，直赴雲南西部，而至緬甸也。至十九世紀印度學家所考訂，見於大婆羅多書Mah bharata摩奴Manou律之支那Cina一名，則與秦、與Sinae、與近代所稱中國，有無關係，猶待研究，蓋支那之梵名，乃指印度河Indus上流之種族也。在大婆羅多書之中，自Pandava國赴Kulinda城，必須經過支那China，吐火羅、陀羅陀Darada等地，則支那位應於印度西北。此亦非奇，蓋秦朝在紀元前三世紀時，大婆羅多書雖將支那列入摩奴律頌內，但不知其國，並不明其方位。故後來支那梵

P.451

名所指者，即是中國，縱在古時不指中國，但在後來亦無將支那與中國分開之理由也。且印度從未用支那以外之名以稱中國，中國書籍所載之至那、斯那、脂那、或是莫訶至那、糜訶支那等，皆Mahachinast ana（梵文）之譯音。亦作「震旦」，「震」仍為秦之異譯。至於支那一名如何傳至印度，伯氏主張由陸路說，而否認由河道說。至於支那一名在印度，究有何義？「大唐西域記」可略見之。玄奘答問，「大唐國」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糜訶至那國，是也。」又曰：「至那者，前王之國號，大唐者，我君之國稱」。紀元二世紀前中國與印度已由緬甸一道發生貿易關係，則秦國之名由此達於印度，是有其可能。印度之支那梵名，殆亦始於此時。迨至紀元前二世紀及一世紀月氏侵入大夏時，印度人又將中國人之名，乃位置吐火羅附近，此亦為意中之事也。至紀元初一世紀時，印度與南海諸國交通頻繁，南海諸國遂習用支那梵名之稱，諸航海者乃襲用此梵化之號，中國亦自承其國名曰支那，而不再自稱其國為秦國，而此名稱更足以喚起其種族與其國家之觀念也。

由此觀之，則支那名稱之起源，應溯於三世紀前秦國，絕無疑問。其他有關南海方面考證尚多，恕不能一一申述。

歐洲漢學家有關中亞及南海史地考證之著述，要以伯希和為最多，用力也最精。茲將涉及佛敎方面考證，最重要者，擇錄於次：

以上所舉一二兩書，雖屬多人共作，但以伯氏居多。凡關中亞及南海諸國，每一重要事項，無論為種族或語言或立國或地位，伯氏幾都用過一番心力，根據多種中外古今名著，加以考訂，力求正確。其用力之勤，用心多之，足為史地學界之楷模也。

要考證亞洲全部及其週圍的島嶼，或已列為唐元版圖，或為歷代遣使朝貢者。宋元以前，歐洲文化尚在幼稚時代，故無記載可尋。如欲了知此半部古代世界史，非求諸中國之史籍及佛敎傳記名作不可。故近六十年來歐洲學者，根據中國史地撰述，研究亞洲古代，日見其衆，而其成績亦斐然可觀。從前南海中許多不相連接的島嶼或不可解之地名方位，今皆獲得圓滿的解答。

法國學者費瑯，是位阿拉伯及南洋諸國語言專家，以其鴻博之語言學識，考定南海之史地名稱方位，固游刃而有餘，其所撰「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文，對南海古代航行通道之中各國歷史名稱方位，及其各國之交通關係，分析研究，極其周密。其對「崑崙」一名之考證，引證史地名作四十二種，考證其結論；代表之地甚多，且兼為種族及國王之號。

費瑯說：綜合前引諸文（四十二種），崑崙一名，蓋指下之各地。

茲據費瑯分析崑崙民族西徙及其重要歷史事實於次：

一、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初，其民族由亞洲高原，遵伊拉瓦底（Iraouaddy）江、潞（Salouen）江、湄南（Menan）江、瀾滄（Mekong）江等流域，徙居恒河以東各地。

二、前記移民之後裔，復又移殖於馬來半島及馬來羣島各處。此種移殖時間，或在紀元前五百年時。當時馬來羣島為Negritos及Papous二種人之居地，此種人種今已絕跡。顧新人種及文化之構成，須經過數百年之久。昔日印度傳布文化人在蘇門答臘、爪哇、婆里等地所見者，蓋即此新人種也。後來沿邊各地之人民，為中國、回回、歐洲諸移民略為變化者，亦此人種也。印度人之初來，為數甚少，不能與有限土著家族為血統之混合。當時似未携帶婦女，與後之中國人，回回人及多數之歐洲人同也。

紀元前一四○至八六年間，印度洋之民族朝貢中國。

紀元一至六年間，王莽輔政時，遣使諭黃支王。

P.454

紀元初，馬來羣島西部印度化之人民，移殖馬達伽斯伽島。

中國與爪哇外交開始在紀元一三二年時，與吉蔑外交開始約在二二五年時，與占波外交開始約在二三○年時。

紀元二四○至二四五年間，吉蔑王遣使至印度謁茂論王朝之國王。

二四五至二五○年，吳使康泰、朱應使吉蔑。

根據以上所舉，則南海沿岸諸國之古史，印度與恒河以東各地之古代交際史，以及印度洋之古代航海史，皆當以前述之事實為根據，重重尋求也。

由前說觀之，可以推測當時移民之狀況。其初由亞洲高原南下，至恒河東部，旋南下至馬來羣島，再由此西遷馬達伽斯伽島。

關於費瑯南海史地考證方面之著作，尚有（一）南海中之波斯，（二）葉調斯調與爪哇。（三）蘇門答臘島之最古記錄。故研究南海文化此，此類足資參考也。

十九世紀以後，歐洲漢學之發達，其功應歸於沙畹等之倡導，從前西方學者所撰之世界史，多不知有中國之漢唐，更談不到中亞歷史。自沙畹翻譯司馬遷史記及其他重要史籍以及佛家傳記輸入以後，不但改變西方人世界觀念，而使新世界史增加了不少的章節。沙畹所撰「中國之旅行家」一書，乃根據中

P.455

國重要史書及佛家高僧西行求法傳記，敘述中國自紀無前二世紀至紀元十一世紀止，中國旅行家，橫跨亞洲大道，以及南海通印度之旅行紀錄，對中亞南海通道中之各國地勢方位之考證，極其周詳。

中國最古之旅行家，即為張騫，張我於紀元前一三八年時，出使大月氏，遊說月氏，夾攻匈奴，此行雖未得要領，然其於旅行，獲得許多地理及經濟的知識，影響於中國之前途至鉅且大也。張氏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詢知市自身毒國。因此，張氏後來想從西南通印度，雖未能通，然揚子江以南各地之內屬，乃藉此役促其歸附。紀元一一一年時，南方有南越國，地處今之廣西及安南之北圻等地，為中國所征服，中國遂與交趾支那半島之各種民族相接。紀元二四五年時，吳帝孫權曾遣康泰朱應從事宣化，出使扶南國，而康朱二人未至扶南之前，扶南王已遣人使天竺，謁茂論王，於此可知中印之交通，交趾支那半島可能為之媒介也。

紀元三世紀中葉，中國之沙門，即開始西行求法運動。自是以後，六百年間，中國沙門之西行求法，不絕於途，此不但為中印佛敎交通史上重大事件，更復為世界文化史中最重要之事也。而西行求法高僧，為求真理，經行亞洲大陸，穿沙漠，越峻嶺，或漂海，周遊佛敎世界，留示吾人以求真理冒萬險之偉大精神，實千古之楷模也。及至印度搜集各宗經文，並翻譯無數典籍，留存於今，誠為世界文化史上之偉觀。其對各國地勢、歷史文化，及政治制度，社會風俗、佛敎情況、善為觀察，並作記錄。若法顯之佛國記，宋雲惠生之行記，玄奘之西域記，義淨之南海寄歸內法傳，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悟空行記，繼業行程，不啻可補正史之闕。而為今日治中亞、南海之史地學無價之鴻寳。

P.456

中國之旅行家，其中雖包括外交使臣，行販商賈，但全書佛敎沙門要佔三分之二，對歷代高僧西遊行程，考訂周密。若干南海中古時代地名方位，無法尋求者，經依南海寄歸內法傳及求法高僧傳，逐一尋求，予以考證，不但獲一明確之方位，並糾正以往許多之錯誤。故此書不啻為歷代高僧西遊行程之補註，實為治中印佛敎交通史者良好之參考書也。

關於沙畹有關佛敎歷史方面之考證名著，計有：

二十世紀初葉，英、法、德、俄，諸國探險家，在新疆一帶發掘許多古代語寫本的佛經，若于闐語、龜茲語、吐火羅語、粟特語、回鶻語。這些古語的發掘，不但為從來未研究之古語，甚至連名字也都

P.457

為今人所忘記，經歐洲學者分別考證。

其中斷定吐火羅語（tokharien）為印度歐羅巴系之語言。而謝額（Sieg）、謝額陵（Siegling）二氏之考訂，又別此吐火羅語為AB二種。茲譯為甲乙二種吐火羅語，甲種語言流行較古，柏林所藏文件多屬之；一九七○年初伯希和自庫車Douldour qour之寺院及敦煌所攜歸者，都屬乙種語言。斯坦因第一次自和闐携歸之文件中，且有一部屬乙種語言之殘片。據其發掘之地帶觀之，考其語言分配之區域，甲種吐火羅語流於天山之北，乙種吐火羅語流行於新疆中部及南部。後經法國梵文學家烈維敎授又改名甲種吐羅語為焉耆語，乙種吐火羅語為龜茲語。其所作「龜茲語考」，即研究其殘片所得之結果也。漢代龜茲為中亞交通之要道，漢時至西域有兩道：自玉門經車師、龜茲至疏勒、葱嶺為北道；紀元前二年時，又於北道之北，新闢一道，沿天山南麓行，至龜茲與舊北道合。宋高僧傳卷三論曰：「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龜茲不解天竺語，呼天竺為印特伽國者，因而譯之。若易解者，猶存梵語，如此胡梵俱有者是」。就佛敎言：龜茲以西，人讀梵文；龜茲以東，人習漢語，多藉龜茲之從中介紹，其間不少專門名詞，用龜茲語轉販而來。中國初期傳譯之經典，其間佛敎所用之語，非印度之原字所能對照，唯龜茲語始能解其譯音。如沙門梵文為Sramana龜茲語作Samane，中國之譯音與前者譯音遠，與後者近也。又如沙彌，梵文作Sramenera龜茲語作Sanmir；波逸提，梵文作payantika龜茲語作payti之類，皆可證明二世紀之漢譯，本於龜茲語，而非直譯自梵文也。

由此觀之，龜茲語為佛敎傳布中國之媒介。龜茲文學應始於紀元一世紀時也，龜茲與突厥氏（吐火

P.458

羅語）、焉耆相近，故彼此語言有互相假借者，如龜茲語之kaun此言日也，似突厥語之kiin（甲種吐火羅語）。至突厥語而有假借龜茲語者，如突厥語之tuman此言萬也，顯為龜茲語tumane轉（焉耆語作tman），於此可知龜茲語（甲種）為當時國際通用語，其影響多數民族生活信仰也。

烈維其餘尚有「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敎史料」、「罽賓考」、「王玄策使印度記等」之名作，都有關中亞佛敎史地之考證，其對西域佛敎史地考證，雖不及大唐西域記之廣泛，及沙畹之西突厥史料之豐富，然亦不失為治中亞史地有力參考書也。其於「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敎史料」，純依方等諸經考證西域史地名位（請參閱第六章），實為一大發明。

其次若馬思伯樂「漢明帝感夢遣使求經事考證」、「唐代安南都護府疆域考」、「秦欽象郡考」，其中涉及佛敎部分雖少，對中亞、南亞史地之研究，以及中國社會經濟史，均能洞澈本源，其他若格魯賽為遠東史權威，其逝世之日，遠東學人視為巨星之隕落。其他若瑞典斯文赫定，他畢生在中亞探險工作，對我國的貢獻是不可思議的，他率領西北科學考察團；「居延漢簡」，是他最偉大的貢獻。以往若斯坦因於敦煌一帶發現的漢簡，經沙畹，馬伯樂考證校釋，遂有王國維「流沙墜簡的編印」，雖足證明古史的偉大，然論其簡檢的數量，顯不及居延所發現的十分之一。歐西漢學者當不止此，僅於有關佛敎方面者，略為介紹耳。

明末以來，中國與西方文化一天比一天接近，對中國本位文化反一天比一天遠離，以致國民對中國本位文化失去信心，而以西文化來裝飾自己的生活，幾全為西方文化所征服，所同化。尤以中共所發動

P.459

的「文化大革命」，這不但毀滅了中國五千年來文化道統，而且有動搖國本，毀滅民族文化之患。一九六六年，蔣總統應全國學者要求，規定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這不但恢復了國人對中國固有文化道統的信心，而又展開如火如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又鼓起美、德、法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研究興趣，日本漢學家並願協助中國文化復興。是故中國文化在國際學者心理上又重新樹立了國際文化至高的權威。但其研究中國文化的動機如何？吾人希望不要再以殖民地的觀念來研究中國文化，要以研究文化而研究中國文化，才是世界文化前途的幸福。

P.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