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兩國，為世界文明的古國。其先聖先賢之敎化，無不以慈悲仁義為本，維護和平，愛護一切衆生。兩國文化交往，早於秦漢時代已開其端緒。東漢以後，直至唐代，是兩國高人往來，文化交流最盛時期。五代以還，以迄於今，兩國文化交往日漸疏遠，迨至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印度詩人泰戈爾先生應北京大學之聘，來華訪問，預定在京講學六次，這是繼摩騰、竺法蘭以後，東來之印度高人，遂使兩國文化交流，又展開新的一頁。
泰戈爾先生來華講學之目的，旨在提倡東洋文化，恢復亞洲固有文化及團結亞洲各民族。因為亞洲有一部分青年，抹煞亞洲古來之文明，追隨於泰西文化之思想，實屬最大錯誤。『東洋文明不乏遠優於歐洲者，乃東洋之青年，欲悉依賴歐洲的文明而不願自己獨特之文明，殊為遺憾。泰西之文化，單趨於物質，而於心靈一方，缺陷殊多。此現於西洋文化因歐戰破產一事，已甚明顯。彼輩自誇為文化淵叢，而日以相殺反目為事。其文明之為皮相，與其基礎之薄弱，足可窺知矣。……反之，東洋文明，則最為健全，而對於吾等東洋民族，當從事最相當之建設，因是歐洲人士已承認東洋文化之真價值。……欲圖此貴重而高潔之東洋文化之復活，唯立國東方之中國、日本、印度等各國民，一致團結，為東洋文化復興，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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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而達成之，是即人類救濟之大要諦也』。（海刋五、四「附錄」）
泰戈爾在北京佛化新青年會歡迎席上講的『數千年前從印度傳來的佛化結成的好果子』（海刋五、四）。泰氏並且讚美這果子為和平美滿的果子，而有帶去傳播徧種於全世界的熱望與勇氣。
當泰氏在北京時，北京佛敎講習會會員張相文、沈鈞儒等，及議員黃攻素、陳銘鑑、張樹枬諸人均相偕前往訪問。當由泰氏親出接見，由徐志摩、鄧高鏡二人擔任翻譯。
（一）何雯首先發言，詢泰氏以最近佛敎及婆羅門之狀況？
泰氏答謂：印人崇拜佛敎，故近今婆羅門敎所有之儀式，多已歸納於佛敎之中。何又問：印度九十六種外道，現留存在否？
泰答：派別甚多，不勝列舉，然多皈依佛法也。
何又問：世界哲學，莫高博於佛理，中印兩國人士，欲發揚東方文化，宜宣傳佛敎，為世界消除劫難，此意當否？
泰云：此意極是，予深望世人傾向為善，互相親善，尊重道德和平，俾不致魔鬼以物質的實利主義，破壞我精神上之文明，且魔鬼之所為，實地獄之種子也。
（二）黃攻素繼發問：謂素食究於吾人有益否？
泰謂：予在本土，曾素食二十五年，極能保養健康，後遊美國，因種種不便，遂不克守嚴格之素食。其實肉食極不潔淨，每為敗德致病之原，故素食實最所主張者也。
（三）沈鈞儒詢以此次來遊北京之感想如何？
泰答謂：前觀紐約倫敦巴黎加爾各答上海等大都會，所見皆提倡惡濁知識，人人以牟利為能事，建築設備，盡物質上之工巧，殊不若北京之自然開化，花草樹木，有天然之美觀，予極表好感。蓋予深望世人，反樸歸真，生活上力求節儉，重農作而不重工巧，庶不為物質實利者所支配也。
（四）張相文詢謂：我欲發展佛敎，使向西方傳布，益令東文文明真有價值，於意云何？
泰氏云：予信真理為一，本無東方西方之分，故嘗勸印度佛敎徒及學者，努力向西方宣傳敎化，予所辦之大學院，容納十數國之士子，即灌輸善的知識，振導和平。中印為世界文明古國，願望設法結果。一以謀精神敎育之發展，一以謀農業生活之安全。……
何雯又謂一切科學，出於哲學，哲學固最精於印度之釋迦牟尼。彼能解決宇宙中現在未來，又能救拔世人使了生脫死，現在世界魔鬼之力正盛，吾人應負救世之責。從事於感化宣傳，將來可組織一中印學會，互通聲氣，請問此法善與否？泰謂予此次來華，本有斯意。希望中印兩國人士，為精神之結合，共謀發揚東方文化，實最欣禱云云（海刊五、七）。
泰氏來華後，國人對東方文化復活，極感興趣。太虛大師曾有『希望老詩人的泰戈爾變為佛化的新青年』。及唐大圓之『泰戈爾與佛化新青年』，對泰氏寄予熱烈希望能推動中印文化交流，恢復盛唐時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盛況。
泰氏在華期間，由北京、武漢、南京，而至上海等各大都市旅行，備受各地文化學術界人士之歡迎，使兩國學者得坦誠交換意見，觀感得以融會。於是國人對於現代印度精神文化，得有重新認識，舊種新芽，漸將繁茂，實開中印文化之新紀元。
民國二十四年，載季陶先生，因譚雲山先生之助，得與泰戈爾先生結道義交，並與泰氏共同發起中印學會。創建國際大學中之中國學院由譚雲山先生任院長，使中印文化得以融和，實現泰氏多年來之夙願。不數年，日本在亞洲發動戰爭，人類遭受災難，中國受災之地區，達二十五行省，印度亦受戰禍之波及。尼赫魯先生於二十八年至中國陪都訪問，繼而戴氏於二十九年遂有聖地巡禮之行。訪問神交十幾年未嘗謀面之泰戈爾先生於國際大學，戴氏旋被聘為該校七護法人之一。次年更有蔣先生與夫人訪印度之創舉，實為中印兩國有史以來，中國元首訪問印度之第一次。而兩國國民友誼之增進，更達至高峯。自是蔣公總統夫婦後，印度成為中國最親善之鄰邦。使二次世界大戰之結束，得提早若干年月，由此益信，中印兩國提携，不唯有助中印文化之復興，更有益於世界和平。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十月泰戈爾先生逝世，享年八十。泰氏不僅為印度最傑出愛好和平偉大的哲人，並且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和平主義者。因是泰氏逝世，不獨為印度最大之損失，誠如戴氏謂『其於中印文化融化之前途，所損失者尤大，蓋自五代以迄於今，兩國文化交往漸疏，直至尊公東來，重繼騰、竺以後文光脈之統緒，而益以現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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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方乃復興。然而襁褓之孩，所賴於保育之力者，大而且切。尊公之捨世，其於兩國文化復興，實共失所怙。敬願中印兩國國民，繼二千年來兩國先賢之志，能為道而捨身，體尊公愛衆親仁之心，互弘大道。交通之便，既大異於漢唐，則雪嶺流沙，已無碍於文化，人人恢復固有之道德，當體便是金剛，共同趕上現化之科學，法器皆成輪寶』（戴氏文存一六四五頁致泰戈爾先生嗣哲書）。當時我國學人除遙祭，開會追念，『並將太翁遺著之音樂詩歌，曾經製成留聲片者，擇其中若干種，由中央電臺，分別用長短波廣播，請將此意致泰兄，以及大學諸位敎授。嗟乎！中印文化之互相助益者，久矣大矣，天竺敎澤之普及於中土人民者，廣矣深矣，雖宋元而後，傳道求法之士漸疏，而圓音之已普宣者，依然深印於人心。東盡大陸，南逾嶺表，西起雪藏，北越大漠，雖荒山窮谷之間，無不為天竺敎澤之所感被。太翁遠來中國之後，國人對於現代印度精神，於是重生認識，舊種新芽，漸至繁茂，他日滋榮傳播，廣利人羣，將無涯矣。』（見戴氏文存一六五二頁致譚雲山先生書），以示崇敬。
戴氏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冬月，復作泰戈爾大師贊，今錄其文於後，『敬以至誠默念，心禮泰太戈爾大師在天之覺靈，為之贊曰：天憫衆生，妙德再來，聰明仁恕，萬衆洞開，道承先聖，智遠九垓。覺明輝耀，無碍辯才。十方崇仰，美矣大哉，惟師之才，超絕世學，德行道藝，人間大覺。財法無畏，十方普施，寃親一體，平等無私，我今至誠，敬禮大師，至道不二，至德無名。燈燈相繼，普度衆生。示宇宙之至德，放日月之大明，顯前類之情狀，發人類之正聲。斯皆充實之美，聲象現乎至誠，嘆世間之俗子，假道藝於斯文。即無真誠濟世，何善美之足云，願大師之再來，以求此衆羣生。為天中之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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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仁中之至師，今天竺與震旦，為法侶以相親』。（見同上一四五六頁）。於此可知戴氏對泰戈爾先生之崇敬至矣大矣。
泰戈爾訪華後，其對中印文化復交，給予極大鼓舞，而致力於中印文化復交的人士，則有譚雲山等多人。
譚先生，湖南省茶陵人，幼年受過初高敎育，曾任緬甸華文日報主筆。民國二十年國府派專使謝國樑偕同譚氏出使西藏訪問，途經印度，越世界最高峯喜馬拉雅山，度大吉嶺，關山險阻，常在寒暑表零度以下，二人以馬代步，時見有騾馬凍斃，謝氏以年老體衰，中途逝世，情果甚慘。譚氏勉力苦行，經二十餘日，始抵拉薩，謁見達賴，代表中央宣傳德意。留住兩月事畢，乘便赴印度，並周遊印度各佛敎勝地及各大都會，與劉仁航、劉秀南、道階悲觀等，考察佛迹。復遊新德里（印度首都），又至西印巴多利與聖雄甘地會談。甘氏曾托譚氏致中國青年數語云：『親愛的朋友們，你必須再來看我，時間可隨你的便，我給中國青年的忠言，是中國之拯救，須用純正無疪之和愛，不宜硬用威權，徒傷生命』。（海刋十二、七「史乘」）。譚氏回國後，向中央及有關方面報告巡禮西藏印度經過後，並願盡力溝通漢藏民族文化，擬與黃任之，黃警頑、王一亭、戴季陶，太虛大師等創辦一東方學院。並說明『達賴赤誠擁護中央，只要中央不反對西藏佛敎，或與達賴以佛敎最高領袖地位，則中央可立即派員前往成立西藏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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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西藏政府，或仍承認他現有的政府，由中國顧問指導，達賴必定竭誠歡迎，毫無阻碍的情形。於是民國二十一年中央始授班禪以宣化使的職權，並組織了蒙藏委員會』（海刋十四、四）。未幾，太虛大師於四川創辦漢藏敎理院，戴季陶先生復於二十四年成立「中印學會」，對漢藏及中印文化的溝通，均具有特殊意義與目的。
譚氏對聖雄甘地仁愛思想，極為推重，民二十二年夏，聖雄甘地先生為解放印度賤民運動，絕食三星期，其偉大莊嚴之舉動，引起全世界人類之同情，尤以佛敎徒為最。譚氏因素同情印度並與甘地有舊誼，又極敬愛其為人之故，亦與之同情絕食，印人聞之亦極感動。興都佛陀社之嘛多普拉沙得喀那氏，特致函謝譚氏，加以勸勉，其函大意如次：
自此，譚氏協助戴季陶先生組成「中印學會」，中央捐贈大批中文藏經及國學圖書與泰戈爾創立之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譚氏任院長，弘揚中華文化，直至退休時止。抗戰期間，太虛大師組織佛敎訪問團至印度訪問，及二十九年戴院長應國大邀請至印訪問，均得譚氏導遊協助。我國至印留學僧，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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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參、法舫、白慧岫廬等，先後均在國大修學梵文、巴利文，及中國學院擔任敎授中華文化，皆為譚氏接引。其對促進中印文化復交，出力頗多。大陸撤退後，因交通斷絕，其對祖國觀念，不無隔閡，余一九七一年至印度巡禮聖地時，僅知其用法名「忍辱」二字；可見其衷心必有無限寃屈與痛苦，無法伸訴，只有忍耐、等待，自由中國重返大陸，始可恢復其本來面目。現年已逾八秩，仍在努力促進中印文化復交，而與錫蘭、泰國、緬甸等十國創建世界佛學院，世界大講堂，及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發揚中華民族光輝。
中印文化主要之關係，則為佛敎。而溝通中印文化之責任，多以佛敎僧侶是賴。民國以來赴印錫留學之僧侶，最顯著者，則有數人焉。
一、體參，湖北人，民國十一年求法於武昌佛學院，十四年復入南京法相大學二載，向學之心，勤且切。十九年在北平拈花寺佛學院任敎員。二十年，發迹西行，朝禮印度佛跡。至印，旋入泰戈爾創辦之國際大學，專攻英梵文。未幾，即愛國際大學聘任為華文敎授。民廿三年（一九三四），離開國大，赴泥泊爾、克什米爾及南印度轉回西藏考察佛敎。經常撰稿報導印度及國際間之消息，「曾與國大創辦人泰戈爾合攝近影寄回國內（海刋十五、四）。」第十三世達賴活佛於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初四日圓寂，外界少人得知內情，因體參有契友與達賴非常接近，乃囑其將達賴圓寂之珍聞告知國人。
（一）當達賴臨寂之時，八答那寺中全體攝霞巴及中委班禪代表等，均在其丈室，約午後酉時許，達賴自知將去，即對其在坐人等，作下列之囑付：
（二）宮壁之監禁，當達賴寂滅後二十八天內，發生權力爭奪，全體僧官代表大會於某寺之時，一致決議，處分監禁宮壁。（達賴重要隨員）其父亦被監禁，宮壁掌有內務軍事各要權。並有五個爪牙亦遭拘留。民國二十二年達賴所訓練之前後藏各縉紳子弟，約二千人，被宮壁遣散，此為達賴得疾之一因也。
（三）搭隆之捲逃，搭隆乃達賴前期之心腹，向佔權勢，剝得民衆利益，均存入英殖民地銀行。達賴寂滅，隨即潛逃江考英人軍營中。此人素有媚外行動，頗具野心。
（四）西藏善後問題，拉薩當前攝隆霞巴及中委班禪之代表等，於一月二十八日遣派八個專員到中央敦請中委班禪活佛回藏，班禪之回藏，不特僧界官場歡迎，即前後藏之民衆，無不欣悅等情（海刋十五、四「新聞」）。這些消息，經海刋公布，國人至為驚異，對西藏內情之複雜，不如外傳之簡單。
二、黃茂林，粵人，精通英文，昔在香港，共英人研究小乘佛學。旋來滬任譯經有年，狄楚卿居士請其譯成「六祖壇經」英文本傳入英國很多。後入淨業社復譯彌陀經及十善業道經，創辦英文中國佛敎雜誌，向海外宣傳佛法。民國二十二年二月間，發願赴印度錫蘭研究巴利文及梵文。以便將來回國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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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辦理弘法事業。乃由葉玉甫、沈心師、關炯之、施省之、史量才、王一亭等負擔其留學經費。黃君在錫蘭又譯成唯識論，寄滬排印出版。以用功過度，致罹肺病，壽終於錫蘭。此一兼通巴利文及梵文之佛徒，遽爾逝世，實為我國佛敎一大損失。
三、民廿四年，因錫蘭納囉法師在滬弘法。建議我國派遣優秀僧伽前往留學，衣食往宿，均由錫蘭供給，遂有慧松、法周、惟幻、惟實、岫廬五人前往。其留學費用，由太虛、大悲、常惺、王震、朱慶爛、葉恭綽、戴季陶、許世英、黃慶瀾、簡玉階等援助。
四、二十八年，太虛大師組織佛敎訪問團訪問印度錫蘭歸來，旋由敎育部名義派遣法舫、白慧、達居赴印留學，達居留在緬甸修學巴利文。法舫、白慧即入國際大學，修學梵文、巴利文。法舫後獨至錫蘭佛學院敎授大乘佛學。就中以白慧天資最好，其成績最優。唯勝利後，大陸戰亂，這些留居國外佛敎有用之人材，均未能回國致力於佛敎事業。就中岫廬於鹿野苑被迫發瘋而死，法周現在美國某敎會學校任教，三十六年太虛大師圓寂，法舫於勝利後，曾回國任奉化雪竇寺住持，旋又赴錫蘭，於三十九年，死於錫蘭。白慧，惟幻等均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