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締造中華民國,以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為主體,五族中除却部分回族而外,其餘四大民族多屬信仰佛教者,尤以藏族為最,幾乎百分之百,信奉佛教。因之,佛教與邊疆民族歷史文化之關係,亦以藏族最為密切。
我國與西藏發生接觸,早在隋唐以前,但兩族和親發生,卻始於唐代。唐時吐蕃氣勢最為兇勇,常以戎馬侵擾邊疆。唐貞觀十五年(六四○)其第七世贊普吐蕃綠王曰贊普噶木布者,遣使來朝,請求尚賜公主,而太宗皇帝以文成公主下嫁藏王贊普。公主信奉佛教,乃鑄釋迦牟尼佛像入藏。噶木布遂習華風,並與中國親善,數次遣使朝貢。
至景雲元年(七一○)睿宗復以金城公主下嫁藏王。至建中四年(七八三),德宗復割陝西以西之地與之,復立「舅甥二主聯盟碑」,於布達拉大招寺。自此以還,唐滅宋興,西藏民族亦漸衰落矣!這是第一時期之關係,基於政治上利用和親的政策,以攝歸內向,歷宋迄元—一千二百五十三年—凡四百七十年,漢藏兩族關係之密切,自此更無顯著之衝突。
元寶祐元年(一二五三),憲宗於甘肅之河州,四川之天全、魯通、犁、雅、打箭爐、宣遠等地,置宣慰司都元帥等官府,宣撫邊疆民族。至元六年(一二六九),始置烏斯藏,即今之前藏,封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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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喇嘛發思巴為大寶法王,尊禮為元之國師,使彼統領其地。發思巴之弟子為官者皆賜金玉印,凡來京師朝貢者,元帝咸以金銀財寶恭敬供養,優禮無以復加。
至明朝洪武六年(一三七二),太祖因藏民宿信佛教,又因元朝已利用佛教治理藏民,故繼以佛教攝化內向。於是封佛號,封法王,封灌頂師,封國師號,不下數十種。幾盡利用佛教為能事,漢藏兩族在明朝,確能收到兩族和善預期之效果。
由於明代尊重西藏佛教,大收其效果。並把內外蒙古、青海、西藏冶為一爐,政治宗教推行無礙,但其成功的主要力量,則在宗喀巴大師。
宗喀巴大師生於明永樂十五年(一四一七)。圓寂於成化五年(一四六九),當時西藏佛教,極端腐敗,不守戒律,即所謂紅教。宗喀巴初於紅教學習,後另樹一派,以改革佛教為己任,即所謂黃教。將僧侶品行提高,紀律加嚴,改正咒語,禁止娶妻,以「呼畢爾罕」之轉生,為其傳授衣鉢之法,未幾黃教大興。
宗喀巴共有四大弟子:一為達賴喇嘛。二為班禪額爾德尼喇嘛。並居前藏的拉薩,到五世達賴,班禪喇嘛分居於札什倫布統治後藏,此在清康熙年間。三為哲布尊丹巴喇嘛,後居蒙古之庫倫(蘇俄入侵外蒙之後,即禁止哲布尊丹巴喇嘛轉世)。四為章嘉呼圖克圖,居多倫諾爾和北京等處。西藏黃教的勢力不僅限於西藏、蒙古、青海,並漸入中國本部。
滿清入主中原,對於西藏喇嘛至第五世達賴尚能優遇有加。以當時外蒙尚未歸順清廷,而蒙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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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又唯達賴之言是從。因此,達賴不僅為教中之元首,實世界之天聖。蒙古人既承認其為法王,於是達賴擴大其勢力,協助清廷收復蒙古。自此,蒙古王公尊重清廷統制權。崇德二年(一六三七)始通衛藏,以第五世達賴為活佛。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遣使迎達賴五世,封以佛號,統治天下之佛教,禮極隆重。唯五世達賴圓寂,第巴尊密不宣布,以致第六世達賴轉生真偽爭論,西藏大亂。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一七),清廷派兵入藏,至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平定了西藏內亂。因康濟鼐案,始置正副二大臣,兵二千人分駐前後藏,這是我國置駐藏大臣之始;亦即實行政治和軍事統治西藏之始。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一七九○—一七九三),因平廓爾喀(即尼泊爾)犯藏之難,又以番兵三千,漢兵、蒙古兵一千,駐守西藏。並確定駐藏大臣之實權,凡噶布倫下之官屬,皆為大臣之屬員,大小政事悉取決於駐藏大臣。凡噶布倫之選任,由大臣會同達賴喇嘛選舉之。於是駐藏大臣之治權與達賴班禪同等。自此我國在西藏始握有政治上之特權,亦即我國於西藏取得宗主權,西藏地區正式劃歸中國版圖。
不僅如此,並劃定西藏與哲孟雄布魯克巴之邊界,提高駐藏大臣職權。凡達賴班禪等與外番之通商等,均須得駐藏大臣之許可與照會。至於懷柔藏民,以免其糧稅;供養喇嘛以尊其法化。此為清代治理西藏,政教兼備,恩威並施。並廣置寺院,推崇黃教,以信仰代替征誅,以喇嘛制藏人;班禪統治後藏,達賴統理前藏。清廷之所以崇尊黃教,並非崇信其教以祈福,祇因邊疆各部落敬信黃教已久,故以神道設教,藉使其誠心歸附,以安定邊疆,實是一種政治手段。
辛亥革命成功,民國肇興,中央政府以五族共和,尊重邊疆人民信仰之自由,以期促成漢藏等五族大團結。五族中除回族之外,其餘四族大都信奉佛教;青海、西康、西藏、蒙古各族百分之百的人民是信仰佛教,從東北至西北,東西兩萬四千餘里。唐、宋、元、明、清以來,歷一千三百餘年,其所以能和平統一邊疆民族,誠心歸向,實賴佛教同化之力量耳。
漢藏兩族關係之惡化,不始於民國,早於光緒十七年即發生,唯其發生的原因,卻因報導不真實,以訛傳訛,在所難免。民國十三年班禪大師至京後現身說法,發表「西藏近三十年歷史」,其中經過最為確實,特錄於後,以供編纂西藏史者之參考。
由此看來,我國治藏政策,唐代為第一期,乃以和親感情用之;元明為第二期,乃以佛教信仰為主;清廷初中三季為第三期,以政教兼施為主;清代末年,迄於現在為第四期,其政策殆為無政策之亂政。於是西藏問題,越發不可治,更何況又牽涉國際問題在內。
西藏是一佛化地區,藏民雖非常強悍,但對佛教無不真誠信仰。班禪與達賴為神聖之護佑者與神聖大主教,受黃教始祖宗喀巴之教命,自在轉生以護佛教以統治人民者。西藏人民對此絕無懷疑,因此,班禪達賴二喇嘛,不僅為安定西藏政教的重心,且為我國邊疆安危之所繫,以邊疆幅員之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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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大於中原。欲安定中原,必先安定邊疆,此為漢唐以來治國一貫之政策也。
班禪與達賴皆為「呼畢爾罕」,達賴為法王攝宗教而兼政治;班禪為教主純處治宗教事業,分化後藏,始預政治。二「呼畢爾罕」,先後轉生,老喇嘛自是新喇嘛之師,如現在的達賴喇嘛為班禪喇嘛戒師,換言之,將來達賴喇嘛壽終轉生,必依班禪喇嘛為師。因此,全藏人民,對於達賴班禪二喇嘛之信仰沒有高低。同時,他二人之間,既無夙嫌,更無新冤。其所以會發生隔閡者,約有二因:
(一)因清廷於達賴逃避英國兵戎,輾轉來北京。清廷對達賴未能尊敬有禮,並派兵襲擊,致使流離失所至印度。英人乘機,巿一飯之恩惠,博得全藏人民之歡心,於是西藏人民傾向於英人。(詳前節)
(二)西藏法王的國體,是喇嘛統治化身再世承繼的,法王雖有政治之權,但躬親一切塵務,未免有衊神聖,故政治權力多半委於大臣之手。同時達賴喇嘛此身一死,轉生嬰孩之年,政權都在攝政者。班禪被逐後,西藏內部爭執益烈,達賴一旦圓寂,攝政者正在預備撣冠相處,政治獨攪,倘班禪回藏,必于諸多掣肘。因此,達賴部屬大臣,拒絕班禪回藏,況班禪又傾向中央政府,此為達賴屬下拒絕班禪回藏之另一原因。
至於班禪回藏問題,直至民國二十二年,達賴始表示同意,一則因達賴年老,一則化身轉世時,倘無班禪為其證明,即不能獲得西藏人民信任。生生世世法王之位,或因此而中斷。但另一原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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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阻礙西藏傾向於中央者,那就是英俄覬覦西藏的野心,早經暴露矣!
先就英國以觀,英國因統治印度之便,謀藏至急,步步進迫,至今未能達到目的。英國侵略西藏,始於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英印度總督哈斯丁斯氏與藏方締結通商條約,則以奪取哲孟雄,不丹等屬地,其勢漸進;迄光緒二年(一八七六)訂立芝罘條約,取得印藏交通之根據;光緒十六年(一八九○),有中英俄藏印條約之訂立,大開藏印之門戶;光緒十五年(一八九三),復有藏印續約之訂立。此為中國自主辦理西藏國際之問題。至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英人由印度侵入西藏,兵至拉薩,達賴逃亡,治藏大臣無能,不能負責,英官遂迫噶爾丹寺大喇嘛訂立英藏條約。英人遂有攝取西藏權利之根據焉。中國因知事急,即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在北京復有中英藏印條約之簽訂。凡簽訂一次條約,英人之侵略必更進一步,我國之權利亦即喪失一步。觀其條文就可知其用心深遠。民國以來,初以軍閥割據;北伐以後,外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內有匪患,一直無暇兼顧邊疆屏障。英人侵藏之心,尤為明顯。
次就俄國而言,俄國入侵西藏,不若英國之急進。一者俄至西藏交通不若英國之便利,二者因有蒙古侵略之對象,然俄國在光緒廿六年(一九○○),遂與西藏通好通商,後因日俄戰爭及英之干涉,其在西藏之勢力逐漸減弱。今俄國共產政權,亟謀其本身健全與應付此遠東緊張局勢,亦自知無力遠及西藏,所以西藏之患,不在俄國,仍在英吉利。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世界人士注意西藏者特多,如日人、英人之探險入藏者,比比皆是。尤以英人入藏之野心勃勃,如日之升。如黃郛氏戰後世界之所言,英人對中國西藏之野心,真令人髮指。向稱神秘的閉關之西藏,今日已成為中外世界公開之問題。但西藏問題究屬為中國內部問題,因此,民國以來,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正以全力謀以改善焉。
再就佛教而言,西藏為一佛化地區,全部民族三百餘萬,完全信仰佛教。其民族有文化以來,即受佛教教化;其文化即佛教文化。至其政治之設施,教育之推行,文化之發達,人民之風俗,皆運用佛教之方法以為之。至其向外之發展勢力,如向蒙古、青海、甘肅、新疆、陝西以及內部各省發展,無不應運佛教之信仰力,以達其目的。故西藏民族在上述各省境內獲有實際之民心力量,即佛教之力也。所以今日欲治理鞏固大陸邊疆,就不能忽視佛教於西藏同化的力量。最明顯之事實,我國由西南至東北、由東北至西北之大陸邊疆,東西二萬四千餘里之國防,皆賴信仰佛教之民眾勢力,以鞏固而教化。自唐迄今,歷一千三百餘年,因西藏依佛教力量向外發展之故,使歷朝主政者皆崇奉佛教,而尊敬喇嘛(即和尚)。撫慰鞏固大陸邊防,實利賴之。蓋以西藏蒙古等民族,因地理氣節之故,民性最為儉樸誠篤,剛強直毅,加以佛教之大雄大力大慈大悲之化度,故其民族性極剛毅尊大。
西藏政教不分,而以教為主,政為輔。由推施佛教而行其政治,故其政治以現代政治之眼光觀之,則為落伍。但其自有文化始,即重教輕政。果能使人民安寧康樂,以教即政,或重教輕政,又何不可?
自英人勢力侵入西藏之後,西藏內部分為親英派與親漢派兩大集團,明爭暗鬥,破壞漢藏大團結。親漢派之班禪大師被驅逐後,西藏內部益形複雜,親英派更加囂張。十八年發生尼藏戰爭,即為親英派傑作。據民國十九年西藏商人口述西藏現狀,使吾人對西藏內情更為瞭解。商人如此說:「上年(民國十八年)春間醞釀至今,最近達賴有與中國政府重聯舊好,為親英派所忌。一旦中藏携手,實為英國大亞細亞主義之障礙,不得不急轉直下,先發制人。英之與藏,未嘗不可如印度之視為屬國,所以未敢輕易入手者,以與俄有均勢之局耳。尼藏交涉,表面上可說是兩小相爭,無損大雅,設因此引起糾紛,破壞東亞之和平,未可逆料。按之尼藏與中英之歷史,最近印度各報之記載,亦可推知其前因後果。記者問以尼泊爾軍隊已攻至江孜確否?該商人答稱,並非事實。江孜離拉薩祇數百里,且有英國設自亞東至拉薩之鐵路,可以朝發夕至。若江孜失守,拉薩舉手而得,拉薩不保,西藏不啻拱手讓人矣。聽說尼軍分兩路攻藏,東路由亞東直搗拉薩,此路因須經過哲孟雄,尚未允尼軍通過,其軍隊尚屯駐印度邊疆;北路由蜀隆前進,意在先佔後藏。上月尼軍曾攻到後藏拉孜附近。藏軍敗退,憑河而守,不久藏軍反攻,尼軍因子彈不濟,退至定實。此余在印度起程數日前之消息。拉薩現有俄英各要人,日伺達賴左右。達賴無能,處於兩難之地。尼藏交涉,現由英官墨竹居間調停,在停戰議和之中,盤旅式之藏政府,又將演成聖姆拉會議進一步之苛刻條件。幸達賴未加認可,英方斷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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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尼軍械彈,仍有進攻消息。
現在後藏最為危險,後藏人民自班禪離藏後,不堪其苦。前以因援助漢軍糧食,被達賴拘留獄中者,尚有大半未脫縲絏。僧民之有錢者,咸遷居他處,所餘老弱貧苦及入籍漢人無力他徙者,均望班禪回藏,凡屬藏人,莫不同心盼仰。方今英國謀藏拉薩,及防俄防漢由青海、西康進藏。班禪如能早回藏,則西藏邊患,得以早日戡定。歷次西藏藩屬叛亂,均由後藏班禪請駐藏漢軍蕩平。今班禪到華六七年,久駐不歸,皆由其部下各大堪布喜慕內地繁榮,無心回藏之故,對於中藏糾紛,日事敷衍,未有盡力向中政府解決辦法,可恥孰甚。我想中國革命,何以將西藏拋棄不問?久留班禪在華不使回藏,不知西藏素為中國屬國,唇齒相依,後藏又為國防門戶,坐令英帝國之為所欲為。長此遷延,縱使西藏全境不為英國覇佔,恐後藏範圍終必收入英國版圖之中。去春漢藏僧民,曾於尼印地方會議請求中國政府速領大軍,扶助班禪回藏。迄將年餘,中央政府未加置議,似中國拋棄西藏之心顯露面目。我們本是後藏貴族,世受達賴班禪佛恩,無心彼此。近來後藏無人主持教政,盜匪遍野,加以拉薩所派官吏真偽難辨,日事苛捐,殘民以逞,稍有違忤即加以罪名,因此人人自危,我們聯合族眾遷居尼泊爾及印度邊疆,從事經商,將來班禪回藏,我們還要遷回後藏。外國雖好,我們是西藏人,祖宗的坆墓在西藏,不能忘祖國云云。」(註三)
由此可知西藏內部真實狀況(一)達賴班禪二人本身並無意見,全由二者徒屬間挑撥離間。(二)英人企圖侵佔西藏野心益形露骨。(三)中國政府處理西藏問題,缺少果決的勇氣,始終在拖延敷衍。(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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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民一致渴望中國政府護送班禪回藏。(五)班禪離藏後,地方陷入匪患,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中,希望班禪回藏速予拯救。
如何安定西藏,乃中央政府頗費心力籌劃之事。自清末迄民國十九年,康藏邊疆叠起衝突,始終無妥善解決之方案。中央政府屢次派員入藏宣慰,達賴喇嘛亦有幾次派堪布代表來京,表面雖有往來,但卒未能解決糾紛。西藏商人報導西藏內情公布後,中央各部極為重視,急謀解決方法。
民國十九年 蔣主席(即今之總統蔣公)首派雍和宮札薩克(貢覺)棍却仲尼入藏宣慰,覓商解決辦法,時將一載。未幾,達賴即派該代表來京,晉謁國府要人,陳述一切,並對往訪者詳談一切。爰將情節重要者簡述於次,以供關心藏務者之參考。
(一)代表赴藏略歷堪布棍却仲尼本前藏人,自幼出家,在三大寺修持,歷三十餘年,向著聲望。民國十三年奉達賴命為雍和宮札薩克,管理雍和宮。人極和藹誠懇,能操北平語,於中國政治情形及世界大勢頗能洞悉。
(二)達賴歡迎專使當棍却仲尼奉中央之命赴藏時,達賴聞信,即命藏境沿途經過地方及防軍寺院,敬謹迎送,以重使節,儀式之隆重,為民國以來僅見之舉。
(三)藏人感情回復清初治營西藏,實由擁護佛教,始深得藏人信仰。故當時設置駐藏大臣等職官,管理西藏內政外交,取得西藏政權。藏人曁達賴班禪兩活佛均無異議,實原於此。逮清末趙爾巽等進兵西藏,藏人以其一切舉動蔑視佛教,群起反對,中藏隔閡迄今。去歲藏人曁達賴喇嘛以國府所派專使,乃係雍和宮札薩克棍却仲尼,深以政府此舉乃擁護佛教之名望,與清初相同,是故積年惡感立即銷減,而現歡快傾向之誠焉。棍却仲尼云:「余抵藏時,藏人曁達賴喇嘛對我云:我們從此又復回中國老家矣。」,其不忘中國可想見矣。
(四)西藏對外近況據聞年來西藏政府,對於英人表面虛與委蛇,而對英人及其他外人之入藏,則仍嚴行拒絕,現藏中無歐人,藏人至今亦無信歐教者。
(五)達賴派員駐京自棍却仲尼赴藏與達賴談數月,達賴始洞悉中央近況,乃一心歸誠。於是二十年來與中國隔別之西藏,從此還我故物,依然一家。此未始非該代表調處得宜而達賴之明敏,亦可想見。日前棍却仲尼電覆達賴,謂中央接洽一切頗形圓滿。達賴既派該代表駐京,又復增派堪布四人,由藏來京,贊襄一切,其中二人能略操漢語,已取道印度,不日即可到達。聞棍却仲尼已在京覓地點,設辦事處。(註四)
自蔣主席派員入藏宣慰,漢藏關係逐漸好轉。達賴班禪為全藏首領,而達賴活佛於政治上尤具無上特權,能得藏人精神之信仰。西藏內向之實現,實以達賴為主腦。自棍却仲尼代表來京,五族一家之形勢,頓現圓滿之統一。棍却仲尼因受達賴唯一推重之故,故達賴與蔣主席函電往來,幾無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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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益親善之情已可想見。(註五)
太虛大師為國內佛教之領袖,對於漢藏歷史關係,極為重視。漢藏關係,雖日漸好轉,但班禪大師仍未回藏,亦即西藏問題未能圓滿解決。乃以中國佛教會主席名義,一面呈請國民政府遴派漢藏佛教領袖入藏,陳說達賴,歡迎班禪回藏,以固邊疆,杜塞英人覬覦西藏。
「竊以西藏區域遼闊,毗鄰英屬印度,地大物博,早為英人所注目。此次達賴與班禪失和,班禪出去,達賴又時復構兵川邊,其中難得無受外人之愚。而西藏為我國之領土,若任其所為,恐將為帝國主義之英吉利,肆意侵略,西陲藩籬將被衝決。太虛等惄焉憂之。昨日太虛特訪班禪及其左右,勸與達賴息諍,頗蒙贊許。但達賴方面猶未得其同意。擬請主席俯順其信佛之俗,迅予遴派漢蒙佛教領袖各一人,限期入藏,以佛法無我不爭之大義,陳說達賴及其左右,並曉以深切之利害,期其心服。俾達賴班禪先行自動聯名通電釋嫌歸好,再由達賴及其左右歡迎班禪及其左右回藏。使達賴班禪各安其位,堅藏人內向之心,藉固邊陲,而杜覬覦。是否有當,合亟具呈,敬祈鈞裁施行,實為公德兩便,謹呈。
國民政府。」(海刊十二、七期)一面又電邀達賴來京。其電文曰:
由於西藏的背向,不僅影響邊陲國防,即對內陸佛教盛衰前途亦有重大關聯。北伐以後,中央對廟產興學,以及每次頒布有關佛教的法規等諸多問題,凡涉及佛教權益及法律問題,中央必多慎審考慮,顯顧慮到邊疆民眾的信仰,唯恐引起誤會中央有意摧毀佛教,而影響邊疆民族內向團結的精神,因此,西藏與內陸佛教實安危相共。
民國十三年,第九世班禪喇嘛因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政見齟齬,被逐而出。嗣後西藏地方政府與班禪教下人員,遂互相水火,國民政府既尊重班禪,則西藏政府攻之亦愈烈。日本侵佔東北後,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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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重,應如何消除西藏與內地之隔閡,重振中央政府在西藏之聲威。民國二十一年,戴季陶院長首致書達賴大師,勸其與班禪大師修好,其書曰:
戴院長於同年六月二十一日,復函班禪大師,懇切陳詞,其函曰:
自二十一年六月起至同年十月止,戴院長六次致書班禪大師,一再剴切陳詞,規勸雙方修好。直至民國二十二年,達賴大師始表示同意班禪回藏,雙方不難恢復舊誼。各方正在盼望之餘,不料,第十三世達賴大師,竟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拉薩圓寂,於是西藏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如何?不屬本節內問題,姑從略之。
中央深知蒙藏為佛化民族,班禪大師又為藏族領袖,特任班禪大師為西陲宣化使。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國府大禮堂舉行就職典禮。是日到有中委戴季陶、石青陽、石瑛、呂超、魏懷及各報社記者數百人,行禮如儀後,行授印禮。由林主席授印,班禪接印。繼行宣誓禮,由中委張繼監誓,班禪舉右手宣讀誓詞。宣誓畢,張繼訓詞,略謂:今日班禪大師就西陲宣化使職,在此內憂外患交迫之時,救國要圖首在團結國族,遵照總理遺訓,共同奮鬥,使宗教在政治上得偉大之助力。林主席訓詞略謂:此時亟應遵奉總理遺教,團結國族,實現五族共和。末由班禪答詞,略謂:自奉中央命後,即誠意宣傳德意,冀以宗教實力,效命中樞,振導人心,挽回末刧。(註九)
同時首都各界假中大禮堂舉行盛大歡迎班禪大師及蒙古王公大會,由雷震主席致詞,略謂:總理主義,亦即佛教精神,望大師與各王公本佛教救世救人之宏願,以達先總理世界大同之目的。繼由班禪答詞,由格桑澤仁傳譯,略謂:兩次來京,覺中央正努力建設,此次得參與三中全會,親晤黨國諸領袖,知皆能精誠團結,以鞏固中央。班禪雖不諳漢文,然數年前曾由譯本研究三民主義,知此主義確可救國。余等實欲以宗教救國,蓋宗教可以補政治之不及,在國家紊亂時,宗教有大力足以維繫人心,過去因蒙藏與漢族間知識相差甚遠,望努力改善蒙藏教育,以救此弊等語。
宣化大使班禪大師,於民國二十二年夏間率隨員經由蒙古西行,宣撫各地民眾,蒙人夾道膜拜,甚至火車亦不能開,可見佛教在蒙古勢力。德王是蒙王中最有智能者,並欲為班禪大師建廟,請其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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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誦經,刻意交歡,當然用意甚深。班禪因急欲回藏,不能往住。但德王適於此時集會要求自治,用心何在?誠如戴院長謂:「志在禦侮圖存,心殊可原。惟強敵當前,非一心擁護中央,斷難全大義而維大局。若言行稍涉不檢,便予敵人以可乘之機,召國際輕視之漸。」(戴語)。致各方多所誤會。因此,戴院長勸其回京小住,謂:「至大師行止,賢添在知交,情同師弟,無時不在念中。若西行尚宜有待年則以蒙地宣化告成,回京復命為詞,暫離蒙地,南下小住。」(戴氏文存二九三)。
此為二十二年十月八日事。達賴大師於同年十二月十七日圓寂拉薩,戴院長又函勸班禪大師來京,主法建壇誦經法會。
班禪大師為黃教宗主,戒律謹嚴,專修密法。其來京後,京中各界人士無不推崇備至。民國二十一年先於北平雍和宮太和殿修建時輪金剛法會。民國二十二年夏又應戴院長請於南京寶華山修建護國濟民弘法利生藥師七佛法會。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復應戴季陶、湯鑄新、陳元白等,恭請於杭州靈隱寺重建「時輪金剛法會」。時輪金剛為西藏黃教密宗無上瑜伽五大金剛之一,而班禪大師又為黃衣派之宗主。修建法會,祈禱世界和平,祝國民之康樂。當時國內人士,頗多以神鬼迷信之禍國,多諸疑諍。就中以「時事新報」社論批評得最為露骨。(海刊一五、四)。以科學之發明,突飛猛進,誠非今日佛徒所可及,吾人正甚慚愧,至云「舉凡古代僧侶貴族之假託神仙以欺妄人民者,今胥由科學之手而實現之。」其為國家民族前途作計,以戴季陶先生為首,對外界一切批評,皆甘願忍受,不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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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太虛大師經常與班禪大師接觸,互相讚仰。唯以語言隔礙,不能互相研究。為團結漢藏佛教,大師亦抵杭州參加時輪金剛法會,並隨喜從班禪大師受金剛阿闍黎灌頂,執弟子禮。大師素以弘揚「人生佛教」為宗,乃應機而學「融攝魔梵」之密咒,識與不識,多所驚奇。然就大師一切皆為方便,無事不可適應之心境觀之,則亦無足驚奇。(虛譜三六七)。大師於「時輪法會設千僧齋」上堂說法,其所說之法語,更能融會各方不同之心境。而以一法不立,直指人心之「見性成佛」與「即身成佛」作一轉語,於是各方懷疑冰釋矣!大師說:
「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如來無間性;世間亦無性。以無性故,無少分別,覓毫釐世間法不可得,亦覓毫釐佛法不可得。說甚麼發心學佛,弘法利生?而尤以禪祖西來,直指見性;密宗灌頂,即身成佛,最令人所欣慕。殊不知才云直指,早曲了矣!性且不有,怎樣可見?何況天下本空,身不可得,說什麼即不即?五智非有,佛不可得,說什麼成不成?所以直指見性,即佛成佛,都不過空拳引兒笑,黃葉止嬰啼。然不存佛法,非立人情;若立人情,便須佛法。例如提倡科學,而科學即建在因果律上,必明即空而假說,乃非迷信。故若懷救國濟世之願,即應於時輪壇中,虔誠頂祝!」(註十)。大師智慧圓融,了徹無礙,科學、時流、教友,無不折服矣!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黃慕松,以中央專使身份,率領儀仗隊,護送班禪大師回藏,由南京出發。二十五年秋,行抵青海玉樹,西藏即藉口中央官兵隨護,迭表反對,英人復從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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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更引起親英派嫉妬,遂使班禪大師回藏,遭受阻礙。同時,西藏且以蒙藏委員會辦事處處長羅桑堅贊為班禪部屬,尤為反對。二十六年,班禪大師本欲繼續西行,旋以抗戰發生,奉令退駐玉樹,不幸於是年十二月圓寂玉樹矣!
民國二十六年,班禪大師圓寂於青海玉樹之原。二十七年中央政府於重慶舉行追悼大會,分請章嘉大師主持密壇,太虛大師主持顯壇,特派戴院長季陶於二十七年八月赴西康甘孜致祭班禪大師。茲將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戴院長當年所撰護國宣化廣慧圓覺大師班禪額爾德尼頌錄後。
中央政府以及戴院長對於班禪大師如何的崇敬,於此可知矣!班禪大師生前三次晉京,自十五年起,即為戴院長所禮敬。戴氏謂:「中華民國十九年,傳賢奉命盡誠盡禮恭致函電,禮請班禪大師降臨首都,弘法濟眾,且以示信遠人。二十年,大師領眾至京,於寶華山說般若法,歸依者頗眾,於是京師始知有密法正宗。二十二年復來京,其時蒙古王公以及青海康藏滇邊諸大寺法主來朝者,歲二十人。於是共請大師修護國濟民弘法利生藥師七佛法會於寶華山,內地諸宗大德比丘,以及在家二眾,亦同時於寺中虔誦玄奘三藏大師所譯藥師淨琉璃光王佛本願功德經,首都法會之盛,蓋莫過於此時矣。二十三年春正月,大師又修大威德明王於考試院之寧遠樓,修尊勝法於駐錫之淨室,莊嚴肅穆,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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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巍巍。於是而不信者信,信者增益,始知密法宗師,立身行道,化人以德,非騰口說,而事矯飾,倡異端而為夸行者矣。三月,復應江浙淨土及南北各省嚮慕宗風者之請,建時輪金剛法會於杭州之靈隱寺,來會受結緣灌頂者逾萬人。遠道跋涉而至者,北逾大漠,南逾嶺表,西極流沙。若此諸人,或緇或素,慕道之外,別無所求。先聖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聖王化民建國,以教為先……」(註十二)
中樞對班禪大師之崇敬,無過於戴氏,而戴氏其所以百般殷殷敬禮,則在融和邊疆各宗族情感,安定大後方,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戴氏奉佛之目的,豈在於此乎?
民國以來,蒙古、西藏、青海、西康共有四大喇嘛,猶如四大金剛護持佛法,擁護中央。而章嘉大師,乃其一也。所謂四大喇嘛,即達賴、班禪在西藏、青海;章嘉大師在內蒙,及哲布尊丹巴在外蒙。俄人入侵外蒙,即禁止哲布尊丹巴轉世,則以諾那大師補之(西康)。此四大活佛,不唯為邊疆民族信仰中心,且為安定邊疆四大柱石。因此,中央政府對此四大活佛,無不優禮有加,崇敬備至。
章嘉大師乃四大喇嘛之一,本名羅桑班殿丹畢蓉梅。民前二十二年(一八八九)即清光緒十五年,生於青海大通縣之拉路塘,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三月四日,捨報安祥,示寂於台灣省台大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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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世壽六十八。
章嘉第一世名尊達,係釋迦佛的弟子,證阿羅漢果,自在轉生。章嘉二字,在明朝原為張家,清季乾隆親改為章嘉。章嘉轉世,今生乃係第十九世,黃教中四大呼圖克圖之一,主管內蒙。蒙古各地呼圖克圖出世,名在北平雍和宮金奔巴瓶之內的,都由章嘉大師監視抽籤確定。其八歲時,即被迎請晉京供養,世稱大國師。其擁有內蒙四十九旗及青海二十九旗的廣大信徒,在蒙旗內有三百多所寺廟。北平、遼寧、熱河、綏遠、察哈爾多倫、青海和山西五台山等地,都有屬於其主管寺廟,每一寺廟所住喇嘛,多的三四千人,少的也有三四百人,總約十數萬喇嘛。清廷尊敬大師,特封為「灌頂普慧廣慈」尊號,光緒二十二年,行坐床典禮。
民國肇興,時有封號,袁世凱時於其封號下加封「宏濟光明」四字。徐世昌時,又加「召因闡化」四字。北伐完成,國府另封「護國淨覺輔教」大師德號。大師始終本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信念,遵循國策,宣揚教義。民國十三年,應東北各地教徒的迎請,授時輪金剛法,參加頂禮者十餘萬人,十九年任蒙藏委員會委員。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後,急圖謀侵熱河。中央以蒙旗民眾都信奉佛教,民國二十一年,特任章嘉大師為蒙旗宣化使,並與班禪大師一同晉京宣誓就職。略謂:「章嘉世掌蒙古黃教,此次奉命宣化蒙旗,到京後,又蒙優待,實深感謝。在此國難期間,非團結不足以救亡禦侮,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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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為赤色帝國主義所搖撼,人類末刧將至,本我佛救人救世之心,以保障東亞和平。往昔因得罪達賴,徐樹錚凌辱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以致蒙藏多事。今則蔣委員長努力剿共,戴院長等人皆崇敬佛教,必可使中央奠定,使達賴外蒙古釋隙來歸,章嘉亦願竭力以謀五族之團結。」(註十三)於此可知章嘉大師竭誠擁護國策之宏願矣!
當章嘉大師派員赴蒙旗調查,組織宣化使署,西蒙王公德王召集蒙旗各王公旗長於十月中會議於百靈廟,倡議內蒙自治,以拒日俄。國府特派內政部長黃紹雄氏親赴北方視察指導,並表示贊成扶助內蒙自治(註十四)。但旋北平蒙古同鄉竟電告中央,反對章嘉大師赴蒙宣化,及蒙古救濟委員會代表吉爾克明、趙福海等八人,謁內政部長陳商蒙事,表示四點,中有章嘉大師以教之勢力在蒙,發展個人勢力,無異阻礙內蒙自治,亦等於出賣蒙古利益。(註十五)
內蒙倡議自治,全係德王一人主張,不特非為內蒙民意,即西蒙三旗王公旗長,亦多未表贊同,其中顯然有嚴重的背景。章嘉大師赴蒙旗宣化,本奉中央命令,其個人素居國內,對內蒙談不上有何企圖。今內蒙王公要求自治,並且攻擊章嘉大師阻礙內蒙自治,顯然有人從中挑撥離間。試觀章嘉大師致蔣委員長一電謂:
由此電內容觀之,章嘉視蒙古官民「情若骨肉」,此為菩薩視「一切眾生皆吾父」同體大悲心理之發露。所謂「背我從人」,乃至「障礙不除」,顯然章嘉與班禪間對內蒙自治事,發生不同意見,並存有爭取教權企圖,故有將班禪請出西三旗等語,尤為顯出二人的裂痕。由於班禪適居於百靈廟附近,頗令人尋味,實為美中不足。
二十三年大師赴伊克昭盟巡視,日特在錫盟活動,大師折返五台,復時來威脅,大師不為動。二十四年更贈禮物勳章,大師毅然拒絕。是年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二十六年任國府委員。二十六年對日戰爭發生,隨政府西遷,施受命宣化蒙旗,設公署於成都。三十五年被選為國大代表,三十六年政府為崇德報功,加封「護國淨覺輔教」大師,頒給金印金冊,為對蒙藏佛教領袖封號所僅有,其榮譽與達賴班禪相等,令文如下:
章嘉大師本為密宗黃教宗主,太虛大師圓寂後,又當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無異又為顯教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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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三十八年大陸臨危,四川將領留大師在川或赴西康,但大師毅然決然迅赴重慶,謁蔣總統,表明護國化民之心,總統面囑來台,即返成都,倉卒赴機場,諸多經典法物,都經遺失。
四十一年以中國佛教首席代表身份出席在日召開之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並向日本政府交涉玄奘頂骨歸還自由中國,於日月潭建塔紀念。四十六年圓寂,總統明令褒揚,題「弘教輔明」四字。親臨致祭,以示崇德報功之意。
達賴、班禪、章嘉均屬黃教派之主教,中央對達賴等雖一視同仁,但與中央相處最為融洽者,莫過於章嘉。最能獲得顯教教友愛戴者,亦唯有章嘉大師,中央各部首領對章嘉大師崇高道德、莊敬風度,無不推崇,總統蔣公對其尤為崇敬!
第十三世達賴名「阿旺羅布藏塔布元元嘉穆錯」,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生於迪寗旗營宮官屬下明頓家轉生,四年撤銷呼畢勒罕四字樣。十六年,駐藏大臣有泰與英人議定藏印通商條約,十九年,駐藏大臣奎煥與英人續訂通商條約,二十一年,奉旨總辦商務上事務。三十一年,英兵入藏,達賴北走,清駐藏大臣有泰,奏請革除達賴喇嘛名號。初達賴於光緒三十四年到京朝見加封「誠順贊化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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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善自在佛」。宣統二年,達賴求英人保護至大吉嶺。清廷遂於正月十六日革達賴封號。民國六年,康藏軍隊時時衝突。國民政府成立後,民國十九年,蔣主席遣貢覺仲尼入藏,宣達中央德意,達賴即派貢氏為代表,駐京辦事。達賴於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十二月十七日圓寂於拉薩,享壽五十八歲。
達賴圓寂後,藏中事務暫由司倫及噶廈負責處理,並由皿傑布倫從旁協助。俟第十四世達賴轉生後,再薦其主持政教,繼承事統。據藏駐京者云:「達賴當逝世之前數小時,曾草有遺囑。原文大意,聞達賴主維佛教,勿使外國基督教或其他宗教,乘隙侵入,以混亂西藏佛教之系統。並囑可倫噶廈,應秉承達賴生前主張,對於中央仍竭力擁護,以維漢藏情感。」(註十七)
由此觀之,達賴不僅深入佛法,並為一擅長政治者。「今欲西藏歸向中央,必得佛法與政治兼優者為使。方足以完成漢藏合作,惟知政治者不能,惟知佛法者亦不能,而深以盼余能去西藏一行為最宜。」(註十八)這是太虛大師對解決西藏問題所表示之意見。
第十三世達賴圓寂後,中央處置西藏問題,頗形緊張,據一般之推測,藏局或從此轉變,達賴勢力,將歸消滅。但自藏方通告:「達賴遺囑擁護中央,政教暫由司倫噶廈代行,一切民事宗教之行政,概循舊規。」於是乘風之浪,漸歸平息。後又自藏民大會通電:「依法推選熱振喇嘛攝政教大權,行政則由司倫噶廈代行。」中央對達賴之圓寂,一方由中央政府在京舉行追悼達賴,禮至隆重;一方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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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大員黃慕松先生前往拉薩致祭,企求於此有所調停,對解決西藏問題,決秉總理遺教,以民族平等為原則。除外交國防及各國通商等重要交涉歸中央負責外,其他問題仍由藏政府自行處理。班禪回藏後,決以藏民意旨為意旨,中央並將促進其建設,完成近代之自治政府……對達賴班禪原有薪俸及三大寺津帖,一律仍照前清律例付給,並勸藏地青年至內地就學及服務中央,以敦情感。(海刊十五、三期)這是黃慕松先生入藏致祭所持之意見,藉以解決西藏問題。因此,各方對黃氏入藏本表關切,尤以佛教徒為最。因為西藏為一佛化地區,西藏之得失不唯於國防攸關,而於佛教前途,尤為重要。
誠如太虛大師曰:「世界三大系佛教,中日系未能政教完全一致。錫蘭、緬甸、暹羅僧漸腐,而政制復須改革;以律儀為特色之錫蘭佛教,勢將崩潰。而以密咒為特色之西藏、西康、青海、蒙古、滿洲系佛教,康青皆已屬入回漢,非佛教份子;滿已完全漢化,而蒙亦俄漢分化;僅存西藏保持系統。設西藏之佛教,政權再失,則茲密咒為特色之佛教,亦將無所依憑,而西藏從此亂矣。」(註十九)因此,欲安定邊疆,必先安定西藏。
民國二十六年,先在青海尋得兒童十四名,經研究後以塔爾寺大澤祈家土司轄地回却策仁之子,名「拉木登珠」靈異最著,因此當選為第十四世達賴轉世。在西藏境內,亦尋得幼童二人,唯恐時間越久事弊叢生,西藏駐京辦事處,請求中央迅將西宣塔爾寺幼童送至西藏參加典禮。於是二十七年十二月中央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會同熱振呼圖克圖(攝政)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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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奉命後,體認當時國際環境,決定取道緬甸、印度往西藏,藉使英人於其言行有充分之瞭解。經駐英大使郭泰祺之洽商,民國廿八年十月,得英國政府之同意,吳氏乃分別派遣人員:(一)經香港赴上海採購禮品。(二)取道西康入藏,期能與青海靈兒同時到藏。
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吳氏自重慶飛香港,俟禮品自上海運到,於十一月二十日飛抵緬甸仰光,其他取道黔滇之隨行人員亦先後到達。於是分別乘飛機輪船前往加爾各答。十二月七日吳氏偕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前往大吉嶺。十五日轉往噶林堡,繼續前進,山路險峻,唯恃騾馬與人力作交通工具,每日不過行十數英里,至二十三日始抵達西藏通往印度的門戶—亞東(亦名卓木)。西藏官兵迎護前行,至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抵江孜。五日前往擁有僧眾約七萬餘人之江孜大喇嘛廟,布施每人藏銀三兩。十五日到達拉薩,先在三大寺布施,並由隨行醫師為藏民施診醫藥,治愈人數逾千。
吳委員長抵拉薩,即與熱振等會商確認第十四世達賴問題。最初西藏政府呈報中央在青海選得靈兒一人,西藏選得靈兒二人,擬按舊例齊集拉薩掣籤,但熱振以西藏僧侶官民咸認拉木登珠為真正達賴之化身,希望免予掣籤,經吳氏電呈國民政府核准,於是「拉木登珠」繼位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遂行確定。坐床大典,所需費用,由行政院撥四十萬元,以示優異。當商訂二月二十二日舉行坐床大典,這是繼承前清舊例,也是國民政府處理西藏問題中一大盛事。大典舉行後,中央各方紛紛致電道賀,達賴亦復電答謝。二月十五日接受吳氏代表國民政府,錫封「輔國普化禪師」之熱振呼圖克圖,更於三月八日上電林森主席與蔣委員長表示「感戴無既」。並謂「至於中日戰爭,現正由三大寺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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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喇嘛大舉祈禱,祝禱中央勝利。」為使僧眾普沾德化,吳氏於西藏每一寺廟,多有供養,並親往拉薩附近三大寺—哲蚌、色拉、甘丹及各寺院布施外,又派員轉往後藏札什倫布寺及各寺院布施,每人藏銀三兩,廣結善緣。經吳氏宣慰後,西藏僧俗官吏,無不感謝中央德意。至此,安定西藏,融和各宗族情感,使對日戰爭的大後方得以穩定。全體一致對外,獲致最後勝利,吳氏之功,實不可忽也。
達賴十三世圓寂後,西藏政權便落於親漢派手裏。親漢派首領,是西藏三大寺之一色拉寺熱振呼圖克圖,熱振攝政了五年,時遭親英派忌妒。二十九年被迫下台,由親英派達扎攝政。三十六年達扎又以年老不願攝政,熱振二度攝政的呼聲很高,並派代表至南京,遂遭親英派仇恨,以「勾結中央」罪名,將熱振逮捕下獄。同時派兵圍攻色拉寺,西藏為之騰然,三大寺僧侶一致對抗親英派,雙方均有死傷,而熱振不久雙目被挖去,毒死獄中。色拉寺之僧侶,全被趕出西藏、青海邊疆。於是親英派越發猖狂!
熱振死後,西藏政權全落於親英派手中,第十四世達賴坐床大典,中央雖化了幾十億坐床費,以及國民大會西藏代表出席中央,仍未能挽回西藏脫離中央的打算。三十六年,西藏代表出席國民大會,始終未發一言,未舉過一次手,甚至連總統副總統當選證書上,國大主席團藏方代表都不肯簽字,其居心何在?不難想見!
三十八年,親漢派班禪第十世在西寧塔爾寺舉行坐床大典,中央特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關吉玉為特使,馬步芳為副使,前往主持,又引起親英派忌妒,唯恐中央護送班禪十世回藏,認此為心腹之患。復乘中央致力於勘亂,無法兼顧西藏,而英人又從中挑撥,鼓勵親英派脫離中央,於是親英派突然封鎖駐藏辦事處及學校、無線電台等,迫使政府駐藏官員限期離境,否則不予保護。自此,西藏與國民政府關係完全斷絕!
國人大多僅知班禪達賴為西藏政教領袖,對邊疆國防安危關係之重要,卻很少知有與班禪達賴居同等地位之諾那呼圖克圖,其身負康藏邊境安危之重要責任。
諾那名丕成勒買謨錯,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五月十五日,生於昌都城北大姓徐氏家。徐氏世為漢族,奉回教,昆弟三人,諾那為長子。生即穎悟逾常兒,三歲時為恩達屬境類伍齊諾那寺吉忠活佛,認為金塘活佛十四世轉生,迎歸本寺,並報請蒙藏院有案。(類伍齊有三大寺,每寺有呼圖克圖一人)即出家成喇嘛矣!諾那活佛忠誠護國弘法之事蹟,簡述於次:
(一)諾那受學及降伏黑教:諾那七歲從黃教堪布扎喜王雀學經,九歲從白教堪布扎喜約生學戒,從噶爾馬墨止噶那及不拉喜沃塞諸尊宿學密乘,精修十三年,盡得師傳,淹貫黃教諸經儀軌,始就墨雅打那尊者學紅教。宿慧生知,睿勇精進,至二十三歲,密乘各宗大法均成就。二十四歲,即紹紅教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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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兼掌政教大權。二十六歲又朝白馬哥山(為蓮花生道場),造詣之深,更不可測矣!
康邊黑教,頗具神通,行為非法。其教由印度外道傳來,崇拜丹巴喜饒(黑教之教主)。某年,昌都邊境,發現黑教甲把(即匪之譯名),諾那之表弟某,即為其殺害。乃率兵圍剿,因匪徒皆黑教,能邪法,甚兇殘,不可制。諾那設壇修大念怒金剛法,前後六年,死黑教法師五人,誅匪數千人,盡予降伏,收其地建釋迦蓮花佛諸寺,皈依佛法者,凡數百人,四境賴安。
(二)諾那與昌都之安危:昌都為康藏要道,南迫滇緬,東界川邊,西抵拉薩,北接青海。清末康藏邊亂迭起,趙爾巽率新軍進駐昌都,改建西康行省。諾那以漢族關係,情殷內向,嚮導軍行,屢敗藏兵,而昌都一帶,賴以粗安。經趙奏保以昌都全境歸其管轄,晉位幾與班禪達賴等。因此,川邊康藏一帶,皆知有昌都三呼圖矣。民國肇興,清帝遜位,達賴借扶清為名,竟宣布獨立,竟戕漢人及駐邊軍隊,圖謀吞併昌都。幸川政府以尹昌衡、張毅相繼經略邊事,恩威並施,盡復三十九族及二十五族一帶三地,并分戌之,始得暫安。至民國四、五年,邊境戰爭重起,諾那輔助邊將彭日昇共拒達賴軍於昌都。因戰數年,軍餉援絕,勢漸不支。諾那出私產十七萬金犒軍,商彭死守,否則退至青海邊境,再行請援,待機反攻。不料,次日彭竟舉軍降達賴,諾那亡命奔走四方,復集合番兵數千人與江卡松明大喇嘛,分途擊藏兵。不幸諾那奮勇追敵,至昌都瀾滄江,遇伏被虜,所部星散,藏兵入昌都,焚燒紅教大寺凡五所,掠人畜財產無數。
諾那被虜送至拉薩,達賴令降,他不降。達賴知為金塘再世之呼圖克圖,又不敢明白致死。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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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命人以毒藥,食進之三日必死。諾那明知之,亦安受飲之,以密法力,制毒不發,如是者三次不死。旋宣告無期徒刑,即囚禁於地窖裏,此民國七年五月十五日事。
(三)諾那脫險經印度及還中國,諾那既被囚禁地窖裏,並派兵看守。地牢純黑無光,日僅粗糲飲食二次,眠食便利,悉於窖內,自知業障,不苦不恐。專念蓮花生佛經咒,勇猛精進,幸無煩擾。經數年之久,忽一日紅光煥發,有人謂曰:「汝曷以手掘壁泥,當得出。」諾那遵教掘壁,不知經若干時,竟掘開一洞,獲覩外間,星光滿天,正夜闌也,乃急匍匐出。未遠,忽有流彈飛來,乃戌卒夜巡所發者,由牢裏出來得重見天日,即潛伏不動,未為發現,得以從容逸去。晝伏夜行,經七日後,始敢晝行。乞食鄉野,途遇一喇嘛願作伴乞食,同至廓爾喀(尼泊爾),詭言欲遊印度。適廓王之女有病求醫,諾那為修法得愈。廓王始與簽遊印度護照。贈金七百元,又恐其不復回,乃遣通印藏語侍者,相隨同至印度。
諾那至印度,巡禮佛蹟,又晤聖雄甘地。因諾那心切還祖國,乃紿廓王侍者他去,亟買輪東返,經暹邏、香港,達上海,赴北京,時民國十二年九月也。
(四)諾那謁段執政及入川修法祈禱:民國十三年夏曆三月十五日抵北平(薛叔龢先生語)。諾那既到北京,因語言隔閡,形服迴異,無人知敬禮。初往蒙藏院,其為蒙人主持,置之不理,及至總統府求見段執政,門房未喻其言,又不與通。苦戰六年,活葬六年,孑然一身,萬里求援又一年,今目的地已達,竟不得其門而入。時年五十九歲,回首西康,壯志全隳,一時氣結心傷,頓欲一死,以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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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以報祖國。衛兵奇而救阻,頭部撞傷甚重。幸陸軍部諮議川人李玄,自內出見一人踞地喧鬧,始問之。諾那略諳川語,李玄知為喇嘛,乃入言於段,段乃命駐雍和宮。諾那言此來係陳邊事,救援兵,非喇嘛之化緣者。經李為之疏通,段詳詢經過事實,查與蒙藏院存案悉符。段乃大歎服,以千元為供養,而特指駐地,允大局定後,衛送回康,恢復舊物。這年班禪為達賴逼走,由蒙入京,適與班禪相晤,康藏同道,會聚一堂,至感興奮!
十五年冬,川康督辦劉甫澄氏與駐京代表李公度,素喜佛法,因謁班禪之便,訪諾那談論極洽,始勸其入川修法,諾那欣允。遂與李氏於民國十四年冬間入川至渝修法。諾那入川,旨在返西康,當時川中軍事頻繁,多頭政治,何暇言邊事,須中國統一,川局統一,始可談邊事,返康之行,乃可實現。
川中各界請求諾那修川康祈禱法會,以求和平,諾那言:「為兩省祈禱,乃我至願,惟須大密宗大密法。此法中國只元朝時北京曾修一次,餘均未見未聞。諸君能虔誠大捨,我亦願盡平生所學最高秘法,以回向兩省。」乃定造蓮師像十尊,建大塔三座,造大像三尊。諾那個人誦經一百二十日,計自十四年十二月修法起,至次年四月成功。一切密教事相,如塑像、繪畫、雕刻、微妙供養等,無不精審,皆其一人手作而口說之,非身具勝智神通者,何能辦此!
(五)諾那之傳法及判教:諾那為轉世之呼圖克圖,自幼出家,遍學紅、黃、白諸教,神通特著,所授密法,為從來內地所未見未聞者。其傳法開示,即以紅教而言,藏中學者,大都先學顯教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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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二十年,行解相應後,始學紅教大密法。紅教教主蓮花生大士,為印度尊者,受學阿難,為第九佛,未般涅槃,至今當在。其後龍樹、大天、金剛薩埵,代有傳授。由唐人藏,承傳至今,皆菩薩藏教,非聲聞教。至宗喀巴先入經教,觀機大小,提倡戒律、編制經論,始為黃教。其後因教中關係,及與前諸宗室關係,至今康藏黃教特強。至於佛法大海,多係隨機設教,方便度生。茲將三教主要區別敘述如次:
1. 先度自己,後度他人者為黃教。自他同度者為白教。先度他人,完全無我者,為紅教。(此與彌陀願王「有一眾生不度,我誓不取正覺」相同)。
2.黃教學法次第,以釋迦為主,先人天乘、次下士、次中士、次上士,宗喀巴朗忍屬之,規矩準繩,絲毫不苟。白教阿底峽尊者,提倡戒度,以文殊為主,亦有甚多經論。紅教以蓮花生為主,以不退菩提心為第一重戒,全由心量,不拘形式、及出家在家之別,果係上根利器,一聞千悟。如中國淨土宗,一句彌陀攝法無量然。
3.康藏紅黃諸教,大紅教為最無上之密宗,故主超越。黃教係密宗而兼顯教,故重次第。紅教重在發心,黃教希求取證,各涵至理,均屬方便中之各一方面耳。後世人心遞降,諍論漸紛,因有種種關係為其他教派斥為搬演神通,不守戒律等,以致世人對紅教多生誤解。
(六)諾那最後榮任:諾那在渝三年,傳播佛法,男女受業弟子數以萬計。以大局未定,康藏問題,仍無法解決,直至二十一年,中央對諾那倍加重視,受任為蒙藏委員會委員。是年夏赴京,後又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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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立法委員,旋奉命組織西康諾那呼圖克圖駐京辦事處,作規復西康之準備。至此,諾那在國內,先後判若兩人。(以上參考海刊十四、七期諾那傳略)。
(七)榮任中國佛學會名譽理事長:太虛大師主持之中國佛學會,以集會學佛同道精研佛學,早馳譽國際間。今為團結邊疆佛教碩德起見,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三屆改組,特推西康諾那呼圖克圖為名譽理事長,以期實現康藏携手共治之運動。今錄該會致諾那公函謂:
次日(二十二日),接得諾那呼圖克圖復函云:
七月二日舉行歡迎中國佛學會名譽會長諾那呼圖克圖儀式,並補祝諾那六旬大壽,恭請諾那傳授無量壽佛大法,是日參加而受無量壽佛大法洗禮者二百餘人。迎請諾那活佛登堂陞座,說法開示謂: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八日,諾那活佛應廣東各界發起「廣東息災利民法會」,敦請諾那活佛蒞粵修法。於是諾那活佛偕同隨員秘書長李公度、曹亞伯等十七日乘車抵滬,上海學佛同人段合肥、方聲濤、趙恒惕、朱慶瀾等,特假新亞大酒店設齋餞行。諾那抵粵,往迎者極眾,大街中且高搭牌樓,表示歡迎。並應陳濟棠請為勦匪陣亡將士舉行追悼法會。二十四年五月,諾那奉命入川,就西康宣慰使任,由四川返西康,自知壽緣將終,乃囑託貢噶呼圖克圖宏法。諾那於二十五年國曆五月十二日在甘孜圓寂,中央政府頒封「普佑法師」,由其秘書長韓大載居士撿拾遺骨至盧山建塔供養。
佛教傳入中國,將近二千年矣。其與中華民族淵源之關係,載諸史乘。二千年來,由於國人不悟,對於湛深之佛法,妄生知見,百般破壞。誠如戴季陶先生曰:「由是之故,唐乃衰亡而為五代矣,宋乃終不能建樹,而亡於遼金蒙古矣,明乃依然不能恢復,而覆於東胡矣。二千年間,中國國民之立於世間,不為蠻野之風暴虐之行所壓伏者,幾何時耶?至於以蠻野之風暴虐之行所壓伏者,幾何時耶?至於以蠻野易中國之文明,以兇暴易中國之和平,如五胡、如遼金、如蒙古、如滿洲者,又果安在哉?然而純良之國民,不識不知之眾生苦矣!二千年中,不識佛教不信佛教者,只知於生死沉淪中,分是中國人是外國人?」(「戴李陶先生文存」一三二四)於是而人道衰、天道失、佛道晦;於是而國弱民貧種危矣
佛教之在中國二千年間,除極少數之人而外,幾於無人不信,而西藏、蒙古、青海諸地,則尚以佛教為治世之唯一正道。孫總理對革命軍人講仁有三義,謂救世之仁、救人之仁與救國之仁。宗教之精神,乃救世之仁。因此,宗教為一國國民最重大之精神教育。民族主義所具五種要素,除血統外,宗教之力,實大於其他三種要素。試引戴氏文以證佛教與各族文化之關係。
由是而知之,佛教與邊疆民族文化之關係,猶如儒家與漢族文化之關係,而佛教與邊疆民族悠遠文化關係之密切,尤甚於對漢族文化之關係。
(一)「試觀今日西藏民族之所以得統一,蒙古民族之所以得開化,與乎三百年前滿州民族之所以得發展者,豈金錢武力之功哉?中國之仁義,與印度之慈悲有以化之耳。故余嘗謂中國疆宇與政權之有今日,宗喀巴大師之德,實不可忘。蓋自雪山以至長白山,數萬里間,造成數百年之統一者,端在於此。而其教訓之精神所在,則惟以三業一體相應如如之至誠,行慈悲普濟之化耳。故在今日而行救國之道,斷不可遺棄邊疆,而懷遠安邊,又不可遺忘仁義慈悲之教也。」(註二十三)
(二)「西藏為世界上一最高之萃堵婆,此七百年間,曾為東方諸國國民精神生活之司令臺。其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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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武力,即法師所持之金鋼杵;其最高之法律命令,即法師所持之金鋼鈴。其地雖貧,而法師加持布施之數粒米,實為一切人類乃至眾生之無量數大布施……而西藏則僅持此最簡單之古代摩訶羅闍,指揮四兵之金鋼杵,於七百年間,自須彌山以迄黑龍江口,二萬餘里。一切以文治武功顯於世界之國家民族,悉皆心服而誠服之,奇哉!」(註二十四)
(三)「中國之文明,博大之文明也;印度之文明,深遠之文明也;西藏之文明,則恰如其地形,危峯高聳,幾於可望而不可即。而中國印度兩大文明,既入其地,皆化為巍然之金像,特立於萬峯迴繞之中,流為江河,化為雲雨,潤濡於荒山窮谷流沙大磧間……中印兩大文明之交融,不出於西藏,而西藏所以能成就其天地所賦與之殊勳者,乃反在於中國之化導。其事為何?即唐代文成、金城兩公主之下嫁是矣!文成種文明之因,金城結聖胎之果;三藏十二部之大教,與三綱五常之人倫,皆由此兩公主之慈悲而後弘。中藏兩民族萬年不解之人緣法緣,亦由此兩公主之慈悲而後結。試觀當日吐番寇邊之急,幾不亞於今日之倭人,煌煌神京,亦為所破。唐室與兩度和親,皆為最見敬愛於朝野之王妃,然尚不能變易其氣質於當時,必待世而後仁。若無兩公主者,其侵暴鄰邦,與自相殘殺之禍亂為何 如耶?至造成崇高文明,內以與中土相安於萬世,外以感化胡族於無形者,更無論其必無此善果矣!猗歟!美矣!盛哉!兩公主捨離中朝帝女之貴,長安錦繡河山之美,親族聚處天倫之樂,遠適萬里外之異族,為不可知之和親,後能貫輸中土之文明,吸收西方之聖教,依其朝野,建設萬世不朽之偉業。中國史上所謳歌讚美之定遠博望之流,以與兩公主比,實不能及其萬百千萬億分之一者矣!」(註二十五)
不僅與藏族如此,其與蒙古民族之關係,更為悠久。蒙古民族與漢族同出一系,族同一祖。由於漢族文化浸於蒙族,故東方文化,以漢族為代表,東方民族,則以蒙古為始基。而佛教以蒙古民族感化之力,尤不可思議。蒙古民族賦性兇勇殘暴,試觀今日蒙古民族之所以得開化,豈金錢武力之所致?實由中國之仁義,與佛教之慈悲有以化之耳。誠如戴季陶先生曰:「中國疆宇與政權之有今日,宗喀巴大師之德,實不可忘。」(「見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51頁)
季公學術淵博,其於我國歷代政教與邊疆各族淵源之關係,體認最為深切,慧解超人,且多創見。民國以來,國人對邊疆民族與政教之研究,用力最多,悲心救世之切,莫過於季公。余所以不畏辛勞,博引於右,以供今後治理邊疆民族問題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