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橋與康寄遙，都是熱心社會慈善事業的大慈善家，也是復興東北及西北佛教的功臣。所謂西北佛教，是以陝西為中心。
朱子橋將軍一字慶瀾，浙江紹興縣人，本出生於軍旅，原不信佛法，並以拆廟掀神為能事，後因好友程雪樓（德全）勸導始信佛，並負興建寺廟，以代贖過去拆廟之罪。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任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地方長官，協助倓虛法師興建哈爾濱極樂寺、長春般若寺、營口楞嚴寺及創辦佛學院，復興東北佛教，貢獻極大。九一八事變後，即率領部屬抗日。民國二十年，陝西災荒頻仍，災民徧野。朱氏三次入陝，就赴災區，查災放賑，並聯絡華北、上海慈善團體，募集鉅額的救濟金，達六七十萬元。復親押賑糧入陝散放，施行救濟。在災區設廠施粥十數處，每日就食者四萬多人。並設以工代賑，用災民築路修橋，散放種籽，設災童教養院、婦女織染廠、施藥施衣、掩埋餓莩，在郿縣達六千餘具，乾縣達三千餘具，凡此種種皆為朱氏菩薩心腸所致。不僅如此，朱氏在陝西賑災期中，並辦振興陝西佛化事業，施澤於地方者凡多，朱氏於民國三十年卒於西安，茲簡述其各項善舉於次：
一、佛教講習所陝西長安為我國佛教策源勝地，六朝時期不僅為中印文化交通第一站，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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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隆，僧伽雲集，大寺名剎數以萬計。康寄遙居士謂：「如終南山淨業寺，乃道宣律師之道場，為律宗之祖庭；華嚴寺為清涼宗之祖庭，杜順和尚、清涼國師之塔，今猶巍然。興善寺、青龍寺為密宗之根本道場；草堂寺鳩摩羅什三藏之寶塔，尚完整無缺。三論宗導源於此；慈恩一宗倡導於奘基師資，而慈恩寺正圖興復……佛教現今流通於中國者，約八宗，而五宗實發源於長安……故陝西不但為我國佛教之重鎮，在佛教史上，亦可謂世界之鴻寶也。」（註一）
唯降至今日，陝西佛教衰敗，已達極點。民國十一年高戒忍居士與宏純上人，在薦福寺倡辦僧學校，未及開學，即因時變停止。妙闊法師亦於是年至陝弘化，陝西佛教始有起色。民國十九年復有華清法師，發願興辦教育，並得康寄遙、楊右卿等諸居士通力合作，在佛化社設立佛學講習所。自十九年二月十五日開學。由華清法師主講，在經費極困難時期，幸值朱子橋將軍來陝賑災，極力支援，捐助經費，及食米若干，始得延長二年有餘，先後入學者卅餘人。民國二十一年，朱子橋將軍又邀請月溪法師與倓虛法師至陝弘法，深獲陝西各界擁戴。華清法師至陝西四年，主講佛學研習所兩年餘，深得四眾愛戴，遂與倓虛合作籌辦大興善寺學院，並獲朱子橋、李組紳、崔獻樓、路禾父、雷仲南、楊叔吉、康寄遙、高戒忍諸居士協助。當地軍政界首領，如楊虎城、馮欽哉、王一山，均贊成其事。中央何委員敘父、張委員溥泉，時亦在陝，且願協力，適戴院長至陝考察軍政，提倡佛教，人心大振，於是各人慷慨酌任開辦費，楊虎城、戴季陶院長當時各捐助五佰元，共得兩千多元，遂決定在興善寺辦一佛學養成所，推倓虛為所長兼教務主任，華清法師為教授，於是陝西佛教又展開一新頁矣！
二、慈恩學院大慈恩寺，係唐高宗在東宮為太子時，為報答文德聖皇后養育之恩，在隋朝無漏舊址，興建大慈恩寺，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一間，度僧三百，別請五十位大德，同奉神房，為崇敬玄奘法師，別造翻經院，以最大盛禮迎接玄奘法師，至大慈恩寺翻經院。永徽初元，奘師在慈恩，專務譯經，諸多大乘經論，人天之寶，都譯成於此，不啻為法相宗根本道場。朱子橋與李福田、唐慕汾、康寄遙，諸善長及陝中緇素，共同發起於慈恩寺，創設慈恩學院，成立慈恩學院董事會，推楊子繁、朱子橋、唐慕汾、饒聘卿、江能瑞、李福田、路禾父、雷仲南、壬子瑞、俞歐如、康寄遙等為董事，由江能瑞老居士負責籌備。朱子橋並允為學院籌備龍藏一部、大正藏一部、正續藏各一部，並延聘太虛、持松、妙闊諸大法師主持，以期興復陝西佛教，弘揚奘基學說。民國二十年十月間，太虛大師至陝弘化後，對慈恩學院，極為贊成，先於慈恩寺開辦，後轉興教寺，由妙闊法師主講，於是復興慈恩宗，逐漸成事實矣！（註二）
三、復興古剎叢林長安為隋唐兩季國都，古剎甚多，今衰敗已極矣。朱子橋將軍發願欲盡行恢復，隨朱氏赴陝賑災之寶生法師，原在湖南辦佛化教育多年，曾在五台閉關。在各方勸請之下，迎聘寶生法師擔任慈恩寺住持職務。開始復興慈恩寺，大為振刷，添設僧寮，大雁塔周圍，亦重新整理，並實行叢林制度，上殿過堂，樹立叢林規模，其所需一切資糧，均係朱子橋、五台佛教會，及張環海居士等，隨時供給。因該寺產業最少，殆為陝中叢林最窮苦之寺院。朱氏不僅欲復興慈恩古剎，並將密宗道場，大興善寺及青龍寺亦予恢復。青龍寺為唐惠果阿闍黎宏揚密宗道場，新羅、日本各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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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學僧來此求法。朱氏與康寄遙居士及長安縣長劉經泮，共同策劃，並呼請華北慈善團體協助修理，請終南山玉山寺住持，使湮沒千年之古剎，法燈有再燃的機會，實朱氏之功也。
另修鐵塔寺、涇陽大寺等處。鐵塔寺，本唐章懷太子宅，咸享四年捨宅為寺，初名千福寺，即多寶塔所在地，顏真卿所書之多寶塔碑記，尚可復按。由唐而宋元明，均有修理，亦未易名。寺內經幢數座，皆為唐物。碑碣皆為明物。佛像最為莊嚴，相傳係唐像。朱氏住該寺三四次，頗覺有緣，亦略為修補，添山門一座，氣象煥然一新，此皆朱氏勳績也。
涇陽縣內有隋文帝勅建之大壺寺，俗名涇陽大寺，至宋改稱惠果寺，寺內有唐造經幢，大石佛座下四面均刻有字，係六朝物，其他古碑，均在瓦礫荊棘間，銅鐵像頗多，唯諸多殿房，均已損壞。朱氏及唐慕汾、康寄遙至此勘查災情，見此敗像，亦欲修補，以及其他古寺名剎，若道宣律師之道場、鳩摩羅什之道場、不空三藏之道場，均經朱氏修補，並添置終南山之蓬茅，以宏開養道之場。於此不僅可知朱氏信佛之堅，護法之勤，而維護佛教古蹟的宏願，更無可堪與比擬者。
四、重修諸祖寳塔唐季長安，各宗並隆，大法雲集，開宗立說，盛極一時。因此長安附近諸宗祖塔環立，但都已剝落不堪瞻仰，就中傾側最甚，行將倒塌者，則為華嚴四祖清涼國師塔及杜順和尚塔。杜塔雖已凋殘，尚端正，唯清涼國師塔將有倒塌之慮。近代宏揚華嚴宗者，雖不乏人，然只知談玄說妙，竟不思法乳之恩，豈不悲哉！朱氏見此，即發願重修，使此華嚴發源勝地，重放光明。
玄奘之舍利塔，及窺基、圓測二師之寶塔，均在西安東南四十里之興教寺內，朱氏往謁，見奘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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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敗，基測二塔尤為凋殘，隨即發願重修，玄奘為慈恩宗初祖，窺基為其二祖，圓測與奘基同時，乃新羅國之王族出家，其注疏慈恩宗經論，功績甚偉。唯識學說，自唐以後，絕響千年矣。民國以來，緇素及諸善知識奮起倡導，風氣漸起，今此三塔重修，不啻為慈恩宗三大光明幢。今興復慈恩宗，首應修葺祖塔，俾他日慈恩學說，宏宣宇內，世人飲水思源，必將競禮三公之塔，當不異孔門子弟禮曲阜、耶徒之趨朝耶路撒冷也。
五、創設社會事業佛教理解，究竟圓滿，無所不包，世界各教，無能堪比。然各處宣揚的成績，反不如耶教，時遭社會人士批評者，每因佛教未能興辦社會事業，未能把大乘佛教慈悲救世的精神，普徧實施於社會貧民。朱子橋居士本菩薩心腸與各慈善團體，合組華北慈善聯合會，於陝西災區設立災區教養院，即以佛教化為前提，由張環海為主任，內中設有佛學，並有專人宣講佛學淺本，又設養老所，專令老人念佛，面向西方，為安身立命之所，不啻為佛教的幼稚生。要知佛教徒所辦社會事業，所在之處，即佛化所被之處，倘仿此進行，多辦一所社會事業，即增一處佛化機關，增一群佛化信眾，如社會事業均能佛化，則五濁惡世將成人間淨土。（註三）
朱氏不僅為一軍事政治家，且為一仁心為懷之大慈善家，他為實行我佛濟世救苦的勇敢精神，實非一班徒托空言之慈善人們所可望及者。
六、宋版藏經之發現我國近代佛教發現許多新的文獻，一是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發現敦煌藏書，多屬唐人寫經，約二萬餘卷。一是民國十九年（一九三○）於西安臥龍寺及開元寺，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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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藏經，其雕刻年月日，乃宋理宗瑞平元年起，迄元武宗大德十一年止，全為宋磧砂版。考磧砂藏雕刻，始於宋理宗紹定四年（一二三一），平江府磧砂延聖院，比丘尼弘願斷臂，募刊經律論全藏。迄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三○九）始得完成，故磧砂藏，在宋版中，最負令名者。昔康南海曾見之欲影印流通，卒未能實現。今日徵之國內國外所發見於著錄者，亦僅少數殘文，而無全本。今磧砂藏竟為全藏，這不僅在佛教屬於無價之寶，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罕有其匹。這一個無比珍貴的文獻，就是那仁心為懷的朱子橋居士於西安，放賑時所發現。
朱氏回到上源後，邀集緇素同人，若葉恭綽、狄保賢、蔣維喬、徐乃昌、丁福保、黃翊昌、吳兆曾、李經緯、李圓淨、釋範成諸氏會議，僉以此為吾國古版一切經之最完善者，幸傳至六百年之久，不僅為佛教之鴻寶，即在國史古版圖書中亦復不多見，即議影印流道，就上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辦事處在上海公共租界威海衛路吉六里一八○號）負責辦理一切業務。
次為檢查版片，究竟有無缺少為先決問題，又聞北平松坡圖書館亦有宋藏殘本，朱氏遂委囑範成法師前往檢查，知其所存卷數。據範成法師上太虛大師書中云：「弟邇來在陝西省立圖書館清理宋版藏經，見有三種刻本，一在宋皇祐三年，刻字大而筆劃粗，又有一種字較小者，刻亦不精，惟宋景定五年刻於杭州，寫刻俱善。此館中有景定刻本兩部，計一萬一千零五十六冊，印刷期一在宋時，一在明朝，檢查冊數，甫告成，部類尚未分析，究屬有無缺乏莫可知也。昨閱關中金石記，始知陝地自隋唐以來，有古德若干碑銘，高僧傳未登載。弟與康寄遙居士商酌，此種材料，果然重要，可另編輯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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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藉此勉勵未來學人……」（註四）
範成法師於陝西檢查宋版藏經，已將開元寺宋藏二千八百八十九卷，及臥龍寺宋藏四千五百四十八卷，兩相比較，除雷同外，得有五千二百二十六卷，缺五百七十六卷，又由北平松坡圖書館抄來宋藏目錄一冊，查有一千二百四十一種，四千九百三十五卷，自天字號起，至卿字號止，四千八百三十九卷，與宋藏目錄相符，其他經卷零亂非常，不知何種版本……這時太虛大師適在北平宣講能斷金剛經，範成法師又上書太虛大師……因「法師處之相近，故請移玉該館調查真相，攝一影片寄下，如能字跡相同，可補缺陝之宋藏不足，即有五千六百二十九卷，僅缺一百七十三卷，係大般若經與大毘婆沙論等。由此觀之，影印宋藏藍本，可不成問題。考陝之宋藏經卷後，種種記載，刊於宋理宗端平元年起，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止，先後時期七十餘載，始成其事……弟範成頂禮。七月十七日。」（註五）
當年籌印宋版藏經，煞費苦心，而用力最多，當為範成。二十一年範成法師又率領二十餘人，為影印磧砂版藏經事，又到西安，並將所製磧砂藏玻璃版四十箱，適倓虛法師由陝赴上海，交倓老運至上海，經渭水河時遭遇土匪盤查，從二十年起至二十四年完成出版，共印五百部，所缺少之一百七十三卷，則以明藏補充，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第一大事。亦復是朱子橋將軍致力陝西佛教復興之一大貢獻！
七、金刻藏經之發現朱子橋將軍先於陝西發現宋版磧砂藏後，因該藏尚缺少一百七十三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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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朱氏對於各經印版，力求完善，乃向遠近徵訪比較，又請範成法師赴秦晉各地，搜訪藏經舊本，於山西舊平勝府趙城縣廣勝寺，發現古藏經五千餘卷，內多屬唐宋佚經佚目，依千字文編項，書形係手卷式，其祿字傳燈玉英卷，有宋景祐二年（仁宗丙子）拔文，施財信士，多為晉南蒲州人，考其刻板之始，當起於五代之末，每本版一面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字體極古樸，此種寶藏，向未見於國內之公私記載，即國外之收藏佛經者，亦未見及，在佛學版本史上，實為空前之創獲。經專家學者考訂，疑係南宋或金代所刻，而其刻法及印紙，全屬北派，則為諸家所公認。
今考中國佛經開版，唐已有之，今存倫敦不列顛博物館之敦煌遺書中有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瑜刊之金剛經，即為中國境內發現存在最古之佛經。至於大藏開版，則當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西九七一）之蜀版藏經，全書依開元錄，用千字文編號，定版式為梵筴形，每頁五行十五字，此後中國雕板之藏經如宋東禪寺版、開元寺版、思溪版、磧砂版、元杭州版，明南北藏本，莫不循開寶之舊，用梵筴式。卷子式佛經。除敦煌寫本諸經外，殆久已不為人所知矣！廣勝寺藏全部為刊本，而純用卷子式，木軸朱漆兩端，與傳世唐人經卷相同，此為以前言藏經版本者，所絕未及知者也。至於全藏內容，以無總目，與傳世各種有何異同，尚難詳知。唯就此次徐森玉先生借去影印諸卷觀之，便有今日大藏收失之佚籍不少，如玄逸撰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三十卷，楊億編大中祥符法寶二十二卷，呂夷簡編修景祐法寶二十一卷，只見至元勘同法寶總目十卷，亦只有目無書，而廣勝寺藏赫然俱在，最重要者為法相宗之各種著述，如瑜伽師地論遁倫記等，我國久已失傳，僅從東瀛得睹一二，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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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勝寺藏俱有其書，誠足快心。不僅此也，如清素之瑜伽師地論義演四十一卷，窺基之因明入正理論過難疏一卷，只見至元錄著錄，為久失之籍，今從廣勝寺藏中復得睹此二書。又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傳世俱作四卷，而至元錄著錄三卷本，今廣勝寺本上中下三卷俱全。猶是元代著錄之舊，以此對勘今本，可知其分合乖訛之處，至於可以校正今本之訛文脫句，勝義重重，更無論焉。借平者約三百卷。現聞擬分三處影印。關於經錄部分者，如大唐開元釋教廣品歷章，天聖教總錄（不見各家經典著錄），大中祥符法寶錄，景祐法寶，四種共存四十六卷，由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為之影印。關於法相宗著述，如唯識述記、唯識述記科文（窺基撰大藏失收）、唯識論疏、因明入正理論過難疏、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疏、成唯識論掌中樞要（上中下三卷本）、大乘法苑義林章、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函贊、阿彌陀經通贊疏、因明入正理論疏、妙法蓮華經玄贊、瑜伽師地論略纂疏、瑜伽師地論義演、瑜伽師地論記、瑜伽師地論，共十五種約七十三部，則歸北平三時學會影印，其餘諸種，大率為磧砂藏所缺者，故携至上海，由影印宋版藏經會影印。」（註六）。
康寄遙居士，陝西人，曾任財政廳長，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徒，他在陝西為復興佛教，敝精勞神的功績，獲得佛教界一致尊敬。早在民國十年，即與陝西佛教會定慧和尚，高戒忍居士聯名邀請太虛大師來陝弘法，因大師不能往，又請大師代請亦幻法師前往，均未果行。旋又推李桐軒居士往漢口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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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太虛太師，至陝弘化。這時（民國十一年）太虛大師，適因開辦武昌佛學院，無法分身。就商於漢口華嚴大學教授妙闊法師，並得妙闊妙法慨然允許（註七）至陝弘法。民國十九年，朱子橋居士至陝救災，兼宏佛法，因得朱氏大力支持，遂使康氏在陝西推進佛化工作，得順利進行。如倡辦佛教講學所及重修大慈恩寺，諸多功德，都能如願以償。茲簡述於次：
（一）重修大慈恩寺陝西長安，隋唐勝業，雖云已杳，但梵剎林立，不啻為佛教第二策源地。誠如康寄遙居士「大慈恩寺記」略謂：「環長安多梵剎，而城南尤勝。城南叢林碁布，而慈恩尤勝。蓋隋唐盛時，龍象踵起，故長安一隅，成為佛教第二之祖國。而奘基二公均駐錫慈恩，朝夕宗仰，風動寰宇，故三秦之大慈恩，恍同五印之那爛陀。陵夷至今，寺塔僅存，回憶前塵，為之凄然。」（註八）
大慈恩寺，是奘基二公根本的道場，也是唯識宗的策源地。奘公諸多大乘經論都譯於大慈恩寺。試看奘公從印取回經典……
由此觀之，大慈恩寺，不僅為唯識學之策源勝地，且為中國佛教之重鎮。考大慈恩寺，係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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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宮，以文德聖皇后，早棄萬方，思報慈恩，追崇福業，遂營建大慈恩寺，以報聖恩。度僧三百，另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定名曰大慈恩寺，別造翻經院，令奘師移就翻譯。於是奘公將印度取回經像舍利，由弘福寺引出，分乘寶車五十乘，護送至大慈恩寺，沿途觀瞻者，多數萬人，無不喜悅，奘公入寺之隆儀，得未曾有。
大慈恩寺，距長安城約八里許。寺內有塔曰：大雁塔，在其東南有玄奘、窺基、圓測三公塔院（興教寺）。其南有華嚴宗杜順和尚及清涼國師二塔，西南有草堂寺鳩摩羅什法師塔，及道宣律師之淨業寺，不空三藏之大興善寺，西北有小雁塔，及義淨法師譯經之薦福寺，惠果阿闍黎之青龍寺、圓測法師之西明寺、奘公譯經之弘福寺，東西南北相望，都環繞於大慈恩寺，數里乃至數十里之間，誠為佛教各宗之拱星，大乘八宗，就有五宗策源於長安，故知大慈恩寺，實為唐代佛教之重鎮也。
（二）興建大雁塔高宗永徽初年，奘公在慈恩寺，專務譯經。永徽三年，奘公欲於寺端門之陽，興建石浮圖（塔），安置印度取回經像，以防日久散失，兼防火難。初擬建塔高三十丈，以顯大國之崇基，後以建費太鉅，恐難卒成，改用甎造，塔基各一百四十尺，高有七級，幷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基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兩碑，刻二聖三藏聖教序，為褚遂良之筆。初基塔之日，奘公自述願文末有：「但以生靈薄運，共失人天，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記，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廣使巍峨永刼，願千佛同觀，氤氳聖迹，與二儀齊固。」其時奘師親負簣畚，擔運甎石，首尾二周，功業斯畢。（註十）
奘公建塔藏經，永利蒼生，其願甚偉。建塔藏經，應名經塔，何以名雁塔？據說，奘公建塔時，忽有雁過而墜，即瘞於塔基，故取此名。永徽五年，有旨度窺基大僧。基師乃奘公之高足，亦駐錫慈恩寺，師資唱和，譯著等身。唯識因明，諸多經論，都經基師註疏闡微，宣暢中夏，遠及高麗日本。蓋奘公親受業於印度戒賢論師，再傳於窺基，是故中土唯識宗尊奘公為初祖，窺基為其二祖也。
大雁塔，雖屬甎造，尚未十分損壞，塔身端正，無傾斜勢，外表猶巍峨雄壯，唯內部多年未修，旋梯多不完整，各層窗戶，大部損殘，從前所謂藏經舍利，而今一無所見矣！
大慈恩寺，經朱子橋、康寄遙諸大居士發起，業經修整完竣。奘公手造之大雁塔猶在，親建之碑也宛然存在，瞻仰故物，緬懷遺澤，無限感慨。於是康寄遙居士遂有振興慈恩學說之宏願，並與朱子橋居士發起創設慈恩學院。已如前述矣。
（三）太虛大師之弘化陝西長安，雖為佛教第二策源地。自唐以後，政治中心南移，梵寺名剎，衰落已極。民國以來，先有妙闊法師，繼有清華、月溪、倓虛法師相繼至陝宣化。已漸有興復之象，後有朱子橋、康寄遙居士等發菩提心，修建大慈恩寺，及諸祖師塔，提倡佛化教育，使西北佛教有重興之望。
朱子橋、康寄遙、高戒忍等居士邀請太虛大師至陝講學，太虛大師於民國二十年十月中旬至西安，各界予以熱烈歡迎。並與妙闊、寶生、聰慧，諸法師參觀大薦福寺、大興善寺、大慈恩寺、興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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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禮玄奘、窺基、圓測三師塔，及華嚴寺杜順和尚及清涼國師塔，並在大慈恩寺宣講彌勒上生經。約三小時，在慈宗策源地，宣講慈恩宗遠承初祖慈氏之寶典，另闢上生兜率之捷徑，可謂更具殊勝因緣也。
大師應各界歡迎大會宣講「大雄大力大無畏之佛法」，聽眾千餘人，多為軍界同志。又為高級中學講演，題為「佛教與中國文化之影響」。又在臥龍寺宣講「金剛經」。及在第一中學講演「舊新思想之變遷與佛學之關係」。在化學校講「觀音化迹因緣及學生自立自治之要義」。
大師復與康寄遙、妙闊法師、寶生、常真諸和尚，開慈恩宗寺創立會，以期復興慈恩學說，並推定總長檀護等職，積極進行。自十九年朱子橋等倡議興復慈恩一宗，太虛大師宣化後，又擬定章則，及諸課程，已至成熟階段。並推葉譽虎為副檀護長，及康寄遙、路禾父、高戒忍、雷仲南分任總務、會計、事務、文書各常務。並決定請妙闊法師於三日移入慈恩寺籌辦教務，於是陝西佛教之重光，拭目以待矣。
由上所述，陝西佛法之重光，梵剎之修葺，先慈恩寺，後大雁塔，以及玄奘、窺基、圓測諸師寶塔。成立慈恩宗寺董事會，凡此皆係朱子橋長者，及五台佛教會，與各慈善團體之功德。於是昔日之理想，已逐漸成為事實矣。實為不可思議之因緣。
康寄遙居士等之宏願，不僅欲興復西北佛教為滿足，並欲積極進行世界佛化。先是民國三十年康氏與太虛大師商定擬於辦世界佛學苑、巴利文學院於西安大興善寺，及至民國三十四年，始於西安大興善寺設立巴利文三藏學院，敦聘太虛大師任院長。大師因不能分身，乃派超一代理院長，並推善歸法師至西安任教，「善歸善巴利文，略知英文。但國文甚淺，不必辦巴利文學，僅設巴利一科，令專教。」（見大師康函四）。因巴利文教授，不易物色，經留學錫蘭法舫法師與錫蘭摩訶菩提會交涉，該會允一教師和一學僧來，後來發展即由哥倫布摩訶菩提會與西安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學院雙方交換各二僧，簽訂契約。錫蘭竟有三個學僧欲來西安學中國大乘佛法，其程度在大學畢業之上，但在華膳宿，均需我國供給。每人一床、一桌、一椅，包飯可分三份共桌之。寄來書籍，為置書架，為備寒衣被等。後錫蘭三僧果來至上海，暫寓法藏寺，當時國內南北交通尚末恢復通車，尤其至陝西，必須由西安派人來接，而西安巴利三藏學院，又無經費，致使錫蘭三僧留在上海，無法前往西安。而錫蘭三僧對中國佛法不甚熱心，在上海停留三月，復藉故返香港，然後返錫蘭矣。巴利三藏學院，未能實現，實為美中不足也。
茲將世界佛學苑秘書葦舫名義，致錫蘭摩訶菩提會書錄於後，以明其真象。
由此得知，欲使大小乘佛教調和交換學習，誠不易也。錫蘭僧不願赴西安，顯然有三因，一、為氣候關係，二、為時局，三、為無志於大乘佛法。此亦非誰負誰的問題，乃末法時期，眾生福薄之根本問題也。
西北佛教，經朱子橋將軍、康寄遙居士倡導於前，修葺慈恩寺、大雁塔、及諸祖寶塔，興辦僧教育，及社會各種慈善事業。使絕響千年的陝西佛教，漸有生機；復經太虛大師、妙闊法師、倓虛法師、華清法師，先後弘化，培育僧才。而中央大員，若戴院長季陶、張委員溥泉、何委員敘文，都鼎力維護，施財布施，於是西北佛教，不僅頓呈中興之象！並有重返佛教第二策源地寶座之希望。終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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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動盪，導致史無前例的大劇變，未能實現耳！巴利三藏學苑，雖因時局劇變未能實現，但亦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創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