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我國，將近二千年歷史，已集成東方學術思想之總匯。試以佛教大藏經內涵而言，世出世間之學，無不兼而備之。今日之佛教由於宣傳不夠，組織散漫，佛法真義無法發揚，國人諸多誤解佛法為厭世消極。殊不知道，佛教誓願：虛空有盡，我願無盡，眾生度盡，方證菩提。豈可以消極視之。其捨己為人，救人救世之精神，已深植民心。捨己，即是無我；救世，就是不厭世；不厭世就不絕世，不絕世又怎能說是厭世呢？

今欲振興佛教，首要普遍宣傳，揭示佛教真光。一方面糾正社會人士對佛法之誤解，一方面使佛教徒認識自身所負弘揚佛法的責任。我國佛教因受宗法社會思想影響特深，諸多寺院為變相家庭之組織。長處此種制度習慣下之僧徒，其能自覺自重，負起住持佛教，發揚佛教的責任者，實屬太少。民國以來，諸多大心之善知識，本自救救人之精神，創辦佛教刊物，喚起佛教僧徒之自覺，改革僧制，以恢復佛教僧伽本來之面目，住持佛教，頗不乏人。

我國佛教發行各種刊物，首推民國元年之「佛學叢報」，繼之而起者，則為「佛教月報」，而歷史最悠久者，則為「海潮音」月刊，已有五十五年之歷史。此外之年刊、季刊、月刊、半月刊、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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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報，全國各省各縣不下數百種（據日人考據多達四百餘種）。唯日報，始於民國十九年北京有「覺世報」一小張問世，惜未及一年即停刊。民國十三年漢口有「佛化報」，不久亦停辦。而能以大篇幅成立日報者，則為民國二十四年上海「佛教日報」。初由范古農、鄧慧載主編，至二十六年中日戰爭發生始停辦。茲限於身邊資料不足，僅以所能記憶之各刊創刊及主辦人，發行期數，列表於次。

以上所舉各種刊物，不論內容價值如何，不問出版年代多久，更不問係屬何人主辦，一言以蔽之，這些刊物都代表了全體佛教徒的心聲。同時，也代表了佛教僧徒對於學術的修養，及弘法利生的一種精神，其影響力雖不及日報，但發行所及，却徧達全國各省各縣，乃至東亞各國，世界各洲。當佛教處於狂風暴雨之中（北伐以前及北伐以後之廟產興學），民生凋敝之時，國事日非，既無政府的維護，僅由少數人出而呼籲，苦心奮鬥，於驚慌失措中發出壯烈呼籲，藉以維護佛教生命。這於國家民族前途，以及中國文化宣揚、社會人心的維護，亦有重大關係，其對佛法弘揚，可謂用心良苦。

我國佛教，一向採取閉門政策，很少作門外活動，寺院講經說法，聽眾亦僅限於僧徒，或少數在家信徒。民國以來，社會風氣大開，佛教弘化的事業，漸由三門內推到三門外。換句話說：由寺僧佛教逐漸轉移於社會各階層。於是社會各種弘法團體，相繼成立，以吸收社會青年及新興居士，參加佛教活動。這對佛教來說，實是新序幕的開始。北伐以前，由於政府限制佛教會設立，一遇到教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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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群龍無首，無法團結的地步，於是各地佛教有心人士，就以弘法團體的名義，團結教友，代替教會。一遇教難，就以此團結教友，向政府交涉、呼籲，爭取社會廣大群眾的同情，作為聲援，這也是促成弘法團體產生的另一原因。茲將各省弘法團體，簡介於後：

一、大乘講經會民國四年，袁世凱因日人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就中有日人來華傳教的密約，顯欺我國無人能傳教，想藉傳教來掩飾，幹帝國主義間諜工作。袁氏深知其詐，乃授意組織「大乘講經法會」，以對制日人無理要求。指派孫毓筠、楊度、嚴復等，承袁氏意，南下邀請月霞、諦閑兩位北上，開講楞嚴經。月老講數日即南返，獨諦老留京講畢，袁克定於法會期中，皈依諦老（見諦老傳）。籌安會，帝制議興，孫毓筠等名列六君子。因此，世間許多事，往往相反即相成。袁氏邀請月諦二師北上講經，意在抵制日人要求，那知影響所及，社會名流學者，政界顯要，却由是相繼皈依佛宗，研究佛學，遂展開社會群眾學佛的風氣。

二、己未講經會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北京政府指民國六年章嘉等請立之「中華佛教會」為抵觸法令，予以廢止，並重申民國四年之管理寺廟條例，著令實施。北京龍泉寺覺先，初因管理寺廟條例，首起反對諦老，南方鄞縣五邑佛教會，亦聲明反對。並推竹溪、太虛聯袂北上請願，寓居法源寺。奔走月餘，對取銷管理寺廟條例，雖未達到目的，太虛大師却因此與京中名流學者，若林宰平、梁潄溟、夏惠康、般人庵、梁家義、范任卿、黎錦暉、胡適之等，廣泛接觸，敍談佛法。張仲仁等，旋發起己未講經會。推莊蘊寬、夏壽康為會長，請太虛大師宣講「維摩詰經」，於象坊橋觀音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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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亭、楊犖哉、馬冀平、陶冶公、倪譜香、胡子笏、周秉清等，都由此生信，發心學佛。武漢士紳李隱塵、陳元白，聞太虛大師在北京講經，特自武漢來北京聽講。維摩詰經講畢，並陪遊西山諸名勝。李氏由是信佛。隨後，吳璧華、熊希齡、李氏等發起續講「大乘起信論」，聽講者多，法緣殊勝，不特揭開北方學佛風氣，並將南方革命的思想，帶到北方。

三、庚申講經會民國九年，由廣州李觀初等發起。李氏為國會議員，先於民國八年，在北京聽講維摩詰經，南下參加非常會議，因與廣州諸議員，發起組織庚申講經會，電請太虛大師講經，並請李氏代表至上海迎請太虛大師。大師本推同學開悟代往，因粵方堅請同往，辭不獲已，乃相偕南下。抵廣州設講座於東隄議員俱樂部，講「佛乘宗要論」。龍積之等，即於法會中皈依三寶，旋以粵桂戰爭發生，由龍積之陪大師與開悟赴香港。陸逢山、吳子芹等發起，請大師於名園講經三日，開香港宣講佛法的風氣。

四、辛酉講經會民國十年，北京佛徒又邀請太虛大師北上，開講「法華經」，設講座於弘慈廣濟寺，大師依窺基法師的「法華經玄贊」為講義。由周少如錄其口說，成「法華經講演錄」，逐日載諸亞東新聞，廣為傳閱。參與法會者，釋遠參、莊思緘、夏仲膺、蔣維喬、胡瑞霖、馬冀平、林宰平、緝熙（後出家名能海）、朱芾煌、王虛亭等。大勇自五台來，李隱塵、陳元白從武漢來，平政院長夏壽康等數百人，於法會中皈依。法會期中，別為蔣維喬等講因明論，為大勇、王虛亭等講金剛經，為遠參講梵綱經，為元白等領導女眾講大阿彌陀經。由於大師隨誼說法，隨類生解，法緣殊勝，從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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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五、中華大學暑期講習會太虛大師數度於北京講經，轟動全國，早為武漢學界所嚮往。民國十一年，武漢中華大學舉辦暑期講習會，邀請太虛大師講「因明大綱」。聽眾千人以上，均屬優秀知識青年，社會青年從此好樂佛法。

六、盧山暑期講習會廬山為我國避暑勝地，每逢夏季，中外名流學者相繼前往避暑。民國十二年夏，太虛大師特於廬山設立講習會，以便向中外名流展開說法，講座設於大林寺。由太虛、王林甫、史一如等主辦，並邀請湯用彤等參加主講。太虛大師共講四次：「佛法略釋」、「佛法與科學」、「佛法與哲學」、「佛法悟入漸次」。黃季剛、湯用彤、張仲仁等，都有演講，使華洋神教徒為之震驚。由此次講演會發展，而有民國十三年，世界佛教聯合會的產生。亞東日本及歐美各國，均有代表出席參加，共揚佛法真義。

七、武漢佛化新青年民國十二年，寧達蘊、張宗載等發起於北京，成立佛化新青年會，以接引社會青年從事佛化新運動，頗為各界所重視。民國十三年，寧張二人來武昌，又發起武漢佛化新青年會，於「中華大學」開成立大會。太虛大師、宗藻生、李隱塵、李慧空等，均有演說，遂成為武漢佛化新青年運動的中心。

八、泰縣佛教居士林民國十三年，太虛大師蒞泰縣光孝寺，宣講「維摩詰經」後，斯城士紳若盧敬候、王誠善等三十餘人，齊受皈依，善男信女皈依者五百餘人，法緣殊勝，嘆未曾有。由此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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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會」，後改為佛教居士林，發行月刊。民國十七年，太虛大師於歐美弘法，海潮音月刊編輯與發行，均移至泰縣，由錢誠善與王誠普居士獨力撐持二年有餘，未使中輟，錢王二居士之功，實莫大焉。

九、如皋佛教利濟會由士紳潘海觀居士，因讀太虛大師「志業與職業」一文而組成之，專以弘化及社會慈善事業為主。

十、鎮江佛學研究會由盧潤洲居士發起，集會鎮江士紳研究佛學。舉盧氏為會長，除研究佛學外，遇有佛教外難，即由研究會名義出面交涉，以資護法。

十一、北京仁王護國般若法會民國十四年，北京學佛同人，發起仁王護國般若法會，邀請太虛大師北上講經。大師偕王森甫等一行三十餘人北上，北京人氏蒞車站歡迎者數千人，駐錫慈因寺。三月十四日於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聽眾千人以上。法尊、法舫譯語兼記錄，成「仁王護國般若講錄」，克蘭佩、衛禮賢、多傑覺拔、貢覺仲尼，均來法會聽講（見「太虛自傳」十九）。

十二、杭州金光明法會民國十五年三月，白普仁喇嘛於杭州啟建法會。四月一日，復於南京毗盧寺，啟建金光明法會。大勇、持松由日歸來，先後傳授東密多次，此為藏密深入南方之始。

十三、北京講經會民國十五年秋，北京政界顯要汪大爕、熊希齡、莊蘊寬、胡瑞霖、蔣尊褘、梁密、張相文等，發起成立講經會，電邀太虛大師進京主講。大師偕唐大圓北上，寓安福胡同、王驤陸所辦之「佛教閱經社」。大師在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四十二章經」，法會聽眾簽名者二千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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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盛極矣！法會圓滿日，英國克蘭夫婦、梵文學者岡和泰、俄國本睦雅、貢覺仲尼，均來會參加。

十四、北京佛學研究會民國十五年，京中佛教界，就佛教閱經社，組成佛學研究會，請太虛大師講「佛法概論」，聽眾有張怡蓀、羅甫、羅培常等，均為各大學師生，羅庸筆記成書。

十五、佛化教育社民國十五年，革命軍開始北伐，革命浪潮襲擊上海，上海學佛同人，為應付未來新社會發展，特組成佛化教育社，經常有弘法活動，太虛大師於此講學多次。

十六、法苑民國十六年二月，太虛大師於上海籌設「法苑」，是為應付新社會，經濟政策之始。開幕典禮，到有章太炎、王一亭、謝鑄陳、王森甫、陳維棟等。「法苑」為別開生面之弘法團體，以改良經懺，除去迷妄，藉以謀得經濟基礎，以期自力更生，作新僧運動之示範。

十七、上海菩提學會由段芝泉、湯住心、趙恒惕等組成，專修密宗，從事翻譯西藏佛教經典，並兼作弘化事業。

十八、中國佛學會北伐以後，全國統一，奠都南京，太虛大師謀全國性佛教之組織，經蔣總司令介紹會晤蔡孑民等，結果，當時政府以不便提倡宗教為詞，未準成立佛教會，只以研究佛學名義組成團體，故於十八年先成立「中國佛學會」，舉太虛大師為理事長，謝鑄陳、黃懺華任常務理事，自此，大師每年必蒞京講經一次或二次，接引京中顯要學佛。

十九、華北佛教居士林民國十五年，由華北學佛居士組成，舉胡子笏為理事長，對華北佛教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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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宜，貢獻頗多。

二十、巴縣愛道佛社民國十四年四川巴縣通遠門外石坂坡，信佛徒眾，組成愛道佛社，以教宗佛乘，宏法利世，行修凈業，繼往開來為宗旨，組織董事會，並獲得佛源法師、盧佛堂、彭讓高、高槐安、陳端甫、嵩源法師、大覺法師等知名緇素三十餘人贊助（見海刊六卷、十一期）。

二十一、福州佛化社民國十四年，設於西湖開化寺內，闡揚佛化，自覺覺他為宗旨，並組織大綱，設總務、宏化、慈善三部，推選社長，及三部主任各一人，推行法務。（見海刊六、十一期）

二十二、世界選佛會設於上海龍華寺內（民十四年），以宏法利生及培植國民佛學知識，勸導眾生，同歸極樂為宗旨。並發表組織簡章，內分凈業、宏化、閱乘、救濟四部。推舉會長一人，總攬會內一切事宜。（見海刊六、十一期）

二十三、濟南佛學社早於民國十年，由張繼康創立，民十五年，由王宗祐、張家胸、秦少文等領銜呈請山東省批准。改選繼任人，發起組織濟南佛學社，以弘揚佛法，自利利人為宗旨，並推選前任山東鹽運使夏繼泉及現任山東高等檢察長梅光羲為正副社長（見海刊五、九期）。

二十四、杭州佛學研究會湖南佛學會、成都佛學社，以及其他各省縣佛學團體，不勝枚舉。以各種方式接引社會民眾，使佛法深入社會各層，團結社會善良民眾，維持社會善良風氣，此為北伐前後，佛教團體各種弘法之活動，於此可見其一斑。

佛教慧命，乃寄託於佛教經典文物，以發揚其真光。洪楊以後，江南佛教文物經典，遭燬殆盡。清季鄭學川、楊仁山居士，相繼倡導刻經，自此各處聞風而起，仿傚設立刻經處。茲將各地主要刻經處，簡述於後，以觀其概況：

（一）江北刻經處洪楊以後，最早倡導刻經者，當推鄭學川於揚州成立「江北刻經處」。鄭學川，字書海，並受菩薩戒，法名澄德，後出家名妙空子，創立江北刻經處于揚州東鄉磚橋雞園。鄭氏生於道光五年（一八二五），終於光緒六年（一八八○），世壽五十有五。鄭氏由儒入佛，又由佛入仙，故有佛中之儒之說。其所著「樓閣叢書」，始筆於咸豐兵劫，絕筆於庚辰圓寂，成三十種。唯其思想駁雜，雖以融會儒釋道為主，但其所說，近於似是而非。其於佛學慧解，固遠不及彭紹昇、楊仁山，且著述內容道家思想居其泰半，故對其所說，實難以捉摸。至所刻之經典，雖遠不及後起之金陵刻經處之版本精粹，但仍不失倡導之功。其本身著作，對後日佛教，並無多大影響。

（二）金陵刻經處繼鄭學川後，倡導刻經最力者，則為楊仁山居士。楊氏初學佛法，因感經典缺乏，到處搜集經典不得。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到蘇州元墓山香雪海，覓得藏經版。後隨劉芝田出使歐洲（一八八五），在英國結織日人南條文雄。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錫蘭達磨波羅居士，特來上海會晤楊氏，相約復興印度佛教。自此楊氏於佛法志趣更大，提倡佛學，乃於光緒二十三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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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七），於金陵城北延齡巷，成立金陵刻經處。固得日人南條文雄協助，從日本搜得中國古德遺帙註疏一千餘冊，三百餘部，上自梁隋，下至唐宋，以及日人著述，一一經其刻成流通，總共數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千餘萬張。楊氏逝後，門人歐陽竟無主持金陵刻經處，仍以校刻經藏為主。楊氏對近代中國佛教經藏之整理，貢獻殊偉。

（三）天津刻經處、北京刻經處係徐文霨居士所創立，其生年不詳，殆生於清末，卒於民國二十六年（請參閱本書「居士研究佛學之成果」章）。其致力於刻經，歷經數十載，校刻經典近二千卷，並於日本搜得四分律隨機羯磨，後經弘一律師校刊，成為國內律學範本。所刻經典，以「華嚴搜玄記」、「華嚴探玄記」、「華嚴綱要」等部帙最大，其對華嚴教學之貢獻，殆無以為匹。

（四）昆陵刻經處係常州天寧寺所主辦，該寺為江南名剎，竟能以一寺之財力，擔任刻經費用，實為近代佛寺所罕見。其始於清季，迨於抗戰軍興（民國二十六年），共歷數十寒暑，計刻大小乘經論柒百柒拾肆部、貳仟肆百陸拾玖卷，論量已超過金陵刻經處及北京刻經處，唯所刻之經典，未能按照大藏經編纂，殊欠系統。且多屬散星經典，既未經過詳審校刊，內多錯字，又未刻句斷，故對初學佛者，殊不易閱讀，領會其意義，實為美中不足者。其次福州鼓山湧泉寺、杭州瑪瑙寺，都有刻經流通，其所刻經典，以手頭資料不足，不及詳述。

以上所舉，無論金陵、江北、北京諸刻經處，均為在家學佛居士所經營，用報佛恩。唯天寧寺、瑪瑙寺以及各大寺院，均以一寺財力，發願刻經，足可與南宋福建開元寺、東禪寺、西禪寺，獨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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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相媲美，唯其數量無法枚舉。正當木版經典逐漸完備時，佛教經典刊行，又開創一新的企業。

（五）佛學書局木版經典，以版本來說，字體較大，又較整齊美觀，極具版本價值。要依經濟而論，顯又不及鉛版便利。鉛版不僅節省時間經費，又節省人力，即在傳播方面，其收效亦較木版高。因此，民國十八年，上海熱心佛教人士，發起成立佛學書局，並分設於各大都市。由王一亭、范古農等居士發起，採取股份公司辦法，每股十元，集合若干股而成立。以供應佛教經典圖書法器文物，編印佛教各種名著出版。以出版來說，實為佛教文化一大進步。民國二十年後，其業務日漸擴大，並承擔海潮音，及宋磧砂藏印行職務，這對佛教文化發揚，貢獻殊大。

談到佛教藏經出版，亦復為民國時代盛事，今舉要者言之：

甲、影印續藏洪楊以後，我國藏經版本，要以明本為優，次為「清藏」，亦即所謂「龍藏」，其版本存於北京柏林寺內。不論明藏或龍藏，因字體太大，僅宜名山古剎供奉，不便携帶。宣統元年，宗仰上人主持「頻伽藏」鉛印，乃根據日本弘教書院版本，用鉛字排印，歷經四年，至民國元年完成，殆為龍藏以後，第一部鉛字大藏經。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由丁傳紳、王震、王竹懷、史一如、朱芾煌、朱元善、狄葆賢、李開侁、梁啟超、蔡元培、夏壽康、簡玉階、韓德清、徐乃昌、徐鴻寶、范古農、黃炎培、張謇、蔣維喬等六十四人具名發起，倡議影印日本所編卍字續藏，由商務印書館承辦。

考日本翻刻我國藏經，首於清初，黃檗山鐵眼道光，獨力募資，翻刻明藏，事未及半，適逢災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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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移經款而救災，遂而中止。迨至明治十三年（一八八○），弘教書院校對縮刻大藏經，乃據麗本及宋、元、明三版，創四藏對校，歷經六年，三藏遺編粗備，然未能網羅古今緇素大德撰述，識者認為美中不足。明治三十五年，京都藏經書院，復據明藏排印問世，名曰正藏。明治三十八年，復搜集明藏所遺之經論，及我國唐、宋、元、明、清先哲撰述章疏，歷經十年，至大正元年始完成，彙集成書，號曰「續藏」。統計採約九百五十餘人著作，彙輯一千七百五十餘部，七千一百四十餘卷，編印一十五萬一千餘頁，別為十門六十三類，訂成七百五十本，另附總目錄五卷。其部數與卷數，較之正藏，仍無大差（見中野慧達續藏序）。就中所輯，百分之九十九，均係我國唐、宋、元、明、清，歷代大德撰述章疏，間有未及入藏者，歷經兵燹，多遭散佚。明清間大德多方訪求，不得獲覩其隻字，殊深太息。唯流傳於日本者，猶十存四五。明治三十八年，日本編纂續藏，多方搜羅，誠如佐伯定胤謂：「遐邇旁搜，拮据經營，或索之于伽藍匣底，或探之于公私庫中，乃至坊間肆廛，片簡零牘，極力抉剔，積久而裒然成帙。法海遺珠，網羅殆盡。」（見其續藏序文）不特此也，當時日本佛教界，亦曾函請我國佛教學者協助搜集。如中野慧達謂：「請金陵仁山楊君，搜訪秘籍，未幾又得與浙寧蘆山寺式定禪師，締法門之交……二公皆嘉此舉，或親自檢出，或派人旁搜，以集目錄未收之書，而見寄送者，前後數十次，幸而多獲明清兩朝之佛典。予每接一書，歡喜頂受……雖蠢簡斷篇，靡弗收錄焉。」（見其續藏序文）凡所輯錄，皆為我國先哲遺編殘著，在國內散逸，而存於日本者，以及刻本全歸消磨，僅以抄寫相傳者皆悉收之。另於隨喜助緣芳名錄後，亦列有「南京楊文會翁、浙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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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山式定法師、南京德崇師、智通師、四川玉崧師、天台敏曦師、金陵空浩師、彼岸師、杭州一願師、普陀印光師、焦山昌道師、金陵圓音尼、揚州寶來尼、石埭陳鏡清君、上海汪德淵君、天童寺等」，此皆為最顯著支援者。

由此觀之，日本佛教緇素編纂「續藏」，備極辛勞，我國佛教緇素，從旁資助，或提供資料，或支援經費，共襄斯舉，亦寓有功焉。以日本佛教而言，其於近代史上真正嘉惠於後學者，當以保存三藏靈文。大正元年完成之卍字續藏，及大正十二年之新修大藏經，最為輝煌，對我國佛教不唯提供了最珍貴史料，嘉惠後學，自非淺鮮。今日吾人得展誦先哲遺著，當銘感彼邦先進之辛勞，若非日本學者，多方搜羅，費十數年之心血，編輯成冊，焉能保存至今。是故「續藏」，實為千生罕遇之寶典。

乙、磧砂藏版影印民國二十年，由朱子橋、葉恭綽、狄葆賢、蔣維喬、丁福保、李圓凈、釋範成等發起影印，公推釋範成主其事。先是朱子橋將軍，於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在西安臥龍寺及開元寺，發現宋版藏經。考宋版磧砂藏雕刻，乃係平江府磧砂延聖院比丘尼弘道斷臂，募刻經律論全藏，事蹟極為感人，故磧砂藏在宋藏中，最負盛名。今之發現，這不僅在佛教屬於無價之寶，即在世界文獻史上，亦復罕見其匹。

範成法師為主持影印磧砂藏，曾先後赴西安、北平、及山西各地珍藏有關磧砂藏版檢查、校對、抄寫等事，因西安版內缺少若干部，由各地藏版抄錄補定，並於山西省廣濟寺，發現宋藏遺珍，交上海佛學書局承辦。從民國二十年，歷經四年，至二十四年完成，共印五百部，所缺少之一百七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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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藏補足，並附印宋藏遺珍。宋版藏經，歷時千年，其影印流通，不僅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且在版本文獻史上亦具有無比價值。（請參閱本書「西北佛教之復興」章）

丙、影印清藏民國二十一年，由林森主席及全國知名人士，發起募建「紫金山藏經樓」，即於南京中山陵園前興建藏經樓，珍藏各種經典圖書，及影印清藏十五部，除供陵園藏經樓外，並分贈國內各大學圖書館，以供治史者參考，所需經費，雖曰募建，實由政府撥給。殆為民國以來，政府首以公帑興建藏經樓及影印藏經，不特為民國以來一大盛事，足見朝野人士如何重視佛法藏經。（請參閱本書「佛法之金湯」一章）

丁、民國重修大藏經原係抗戰期間，留居上海租界少數熱心居士所發起，由盛普慧施資，定名「普慧大藏經」，先根據日文版，翻譯南傳佛教，由范古農、夏丏尊、釋芝峯等主其事，先後譯成二十餘種小乘經論出版。未幾，抗戰勝利，經費無著，工作停止。咸認有繼續進行之必要，因請太虛大師作敍，易名為「民國重修大藏經」，大師於敍中曰：

「……佛法藏之結集，始於佛寂後七葉窟之結集，口傳手抄，遞代有增顯，亦有減隱。自中國宋初蜀藏、高麗藏之刻行，始有增而無減。歷元、明、清而至東鄰大正之新修，集收日富，蔚成人間文化之大結晶，民國交通益便，耀然人目。且中華民國又非力求世界和平不能建立，世界和平亦非安定中國不能保障，為保持國族與國際之安和，為率導人間文化之飛躍前進，則大藏經之重修，又烏容已！藏經會發起同人固當竭力務底於成，而國族之賢達，世界之仁人志士，皆應贊襄此導進人間凈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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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業，俱會於大圓滿覺之普光明法界。」（見海刊二十七卷六期）未幾，國共分裂，又因之而終止。

戊、藏要校刊係支那內學院主辦，自民國十六年，停辦法相大學後，即專事於刻經工作。且自楊仁山居士起，即覺日本所印縮刻藏經，內容訛謬百出，實有礙學理之發揚，乃自大藏經中選出重要典籍，精校註釋，會通各種異本，梵藏異文，勒成完本分輯出版。第一輯選般若、華嚴、寶積、涅槃、阿含等經；菩薩十論等律；智度、瑜伽、中論、百論、中邊、唯識、因明等論，凡二十種，對校梵藏各本，新舊各譯，用批判方法，校註完稿，交上海仿宋印書局精印。民國十八年起，陸續出版，是為我國校印經藏最精審者，終以國事日非，僅出第一輯十五種，總計四十六種。惜未能完成全藏，實是美中不足。

綜上所舉，各種藏經中，續藏、磧砂藏，係屬影印，無可議處。「民國重修大藏經」僅譯南傳小乘部二十餘種，既未修定隻字，且亦未完成全藏，徒有其名。內院校刊之「藏要」，雖僅出第一輯，唯其內容校對精詳，堪稱範本。

以上所述，僅就最顯著者而言，其他以藏文佛典譯漢文者，則有漢藏教理院法尊及菩提學會之湯住心等；以漢文佛典譯英文者，則有黃茂林，呂碧城等（太虛大師語）；以及佛學辭書編印，個人名作出版，不遑枚舉。雖遠不及日本佛教學者成就之大，然以我國百年來，在內憂外患，民生凋敝，國事日非，驚慌失措中，能有如此成就，亦云幸矣！

佛教的遺產，不是金銀財寶，乃是三藏十二部經典，這些經典蘊藏了高尚學術思想，舉世科學、哲學、天文、地理、生物、倫理，無不包括殆盡。今日要弘揚佛法，不特要研究佛教經義，並要有充份圖書設備，以供學者專家研究參考，故佛教圖書文物編纂，實更有必要。

太虛大師歐美弘化歸來，為配合世界佛學苑之體系，乃規定佛教圖書新編纂之分類：

（一）佛教法物之蒐集。（二）佛教史料之編考。（三）佛教經典之考訂。（四）佛教圖書之纂輯。似此，如整理國故一樣，使佛教居於國家歷史文物主要的地位。

一、世界佛學苑圖書館

世界佛學苑圖書館，簡稱世館。係民國二十一年，太虛大師就武昌佛學院原有之經像圖書館，擴充改組而成。

武昌佛學院，創立於民國十一年。北伐以後，以院舍房屋為軍隊所佔，歷經五年，直至二十一年二月間，始全部收回。七月，太虛大師來鄂，即與法舫、湯鑄新、李子寬、王森甫諸居士商定之，將佛院改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商籌經費，厘訂規章，徵集圖書，並派員至北平柏林寺，將暹羅國王贈送於世界佛學苑之巴利文全藏運來，又將太虛大師藏於杭州全部圖書運至武昌，即於是年九月二十五日成立，並舉方本仁居士為世館之董事長。

世館所集圖書，計有：太虛大師之萬有文庫一部一千種，方本仁捐贈影印宋磧砂藏一部，劉覺生居士捐贈圖書集成一部一萬卷，另有精裝大正續藏一部，真言宗叢書一部，滿漢蒙藏四體文大藏全咒一部，預定影印四庫全書珍本一部，並添購各種新舊單本書籍數十種。另有寄存圖書者，則有王氏無悶齋存書一千二百五十餘種三萬卷之夥，劉氏現在齋存書四部備要三集，連同武院原有之圖書，總計有二萬二千四百二十種，二萬四千二百三十冊，十一萬一千餘卷。茲列表於下：

世館不僅儲藏有大批經典圖書，並有專門研究員，住館從事研究，對於發揚佛教真正精神，及鑄造將來世界新文化，以及對世界各國各民族之佛教，作整理之研究。其研究工作，分為「考校」與「編輯」二部。考校，即就整個原有之經典，依照各種譯語經典，作分門別類考校。編輯，即將各種文字佛典，互相翻譯編制，依現代化科學方法，編輯各種叢書，使佛學適應現代學者閱讀與研究。該館研究人員，對這二種工作，頗有成效。茲將世館成員名稱，錄於後：

由此觀之，世館研究員，都來自於各省佛學院，對於佛學均有很深的造就，可說集全國優秀之僧青年於一堂，從事佛學考校及編譯研究。民國二十三年海潮音第十五卷（第七期）曾出世界佛學苑圖書館館刊，對世館內容組織報導極為詳實。

二、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之設立

佛教，本屬文化的宗教，故名山古剎，無不珍藏貴重文物、經典圖書，尤以官商士紳，家傳珍貴古物名畫，每多贈予寺廟，以期永垂保存。因此，名山古剎，不啻為國家古物儲藏所；所藏古物，極具歷史、考古，及學術研究價值。以往的圖書館所藏圖書，未經開放供人閱覽，不易為社會人士所發現耳。北伐以前，佛教經過打倒迷信及反宗教運動的打擊，深知國民革命必將統一全國，唯對國民政府未來宗教政策，深具憂慮。諸多有識之徒，深謀遠計，早籌劃應變的方針，將僧青年送入社會學校，接受新知識訓練，以作人材的儲蓄。社會既有反宗教運動，而佛教本屬文化的宗教，於是將以佛教文物圖書，代替寺廟的組織。北伐前夕，蘇北如皋菩提社，首就該寺創立「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並提撥該寺財產，以充該館基金，以求適應新社會制度發展。民國十六年，正式成立，並呈請江蘇教育廳，曁中央教育委員會（現大學院）立案。內部組織分總務、蒐製、陳藏三部，分別辦理，茲將該館沿革、組織等項，附錄於次（註一）：

一、沿革

民國十五年本館籌備處成立，民國十五年春，松橋阿闍黎鑑於佛教遺物，關於學術文化方面，堪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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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之徵，有保管整理之必要：爰集同志組織蒐集保管機關，定名為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一方面籌備佈置，一方面廣蒐遺物，積極進行。

十六年本館正式成立。本館籌備年餘，設備大致就緒，蒐集已頗可觀，本年春遂於如皋菩提社正式開辦。呈請江蘇教育廳，曁中央教育委員會（現大學院）立案，內部組織分總務、蒐製、陳藏三部，分別辦理。

二、組織

甲、大綱：

乙、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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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

甲、總覽

乙、附表

至於「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其創立的動機，早在北伐以前，如皋菩提社住持松橋和尚，因該社擁用大量寺產，唯恐革命成功，寺產不能保存，為應付將來時局發展，除將他的徒子若真、純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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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真等，送入社會學校讀書，接受新時代知識，並將該社財產撥出部分歸「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所有，作為該館基金。及至他的徒子若真北京大學畢業回來，其他純真、尉真、迦林，都於如皋省立師範畢業。可是這班佛子，經過社會學校洗禮後，名位上仍屬出家比丘，但是却不願再披上如來袈裟，甘守淡薄，形同俗人一般。而以主持「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自居，意欲與菩提社分道揚鑣，過其獨立式新生活—在家佛徒。於是引起該社保守派反對，日後住持金山寺的太滄和尚，即為保守派首領，堅決反對若真等瓜分菩提社財產，以度還俗生活。這一場糾紛，經過如皋縣政府、江蘇省佛教會調處解決：（一）「中國佛教歷史博物館」財產，仍屬菩提社所有。（二）菩提社改為十方選賢制，廢除子孫制，由潤蓮法師繼任該社住持。松橋、若真等，形同驅逐。自此以後，如皋諸寺，再不敢選送僧青年上社會學校了；一上社會學校，就等於給他增加還俗的資本。

三、皋東僧伽圖書館

民國以來之中國佛教，每經社會一次變動，必遭受一次打擊。北伐以前是如此，北伐以後，奠都南京，民國十七年，先有「神佛存廢標準」的風潮，又有廟產興學運動。凡有遠見者，咸知政府，雖未直接頒布命令，禁止佛教僧徒活動，但在間接方面却容許地方土豪劣紳打擊佛教，使佛教僧徒無法高枕。如皋東鄉掘港西方寺範成法師，早年卒業如皋省立師範學校，警覺性頗高，對於佛教前途，憂心重重，乃仿如皋菩提社辦法，就該寺所藏各種經典圖書，及萬有文庫，於民國十九年成立「皋東僧伽圖書館」，其範圍雖不大，足以供給鄉民閱覽，對促進鄉村教育，啟發民智，不無貢獻。

茲將該館簡章附錄於後，以供治近代佛教史者參考。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本館定名為皋東僧伽圖書館。

第二節 本館以啟發民眾知識、補助社會教育為宗旨。

第三節 本館館址附設掘港市西方寺。

第二章 組織

第四節 本館設館長一人主持本館一切事宜。

第五節 本館內部組織系統如下：

第六節 各部主任曁各股股員均由館長聘任之。

第七節 職員待遇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八節 各部細則另訂之。

第三章 董事會

第九節 本館設董事七人，組織董事會。

第十節 董事會設主席董事一人，由董事互推之。

第十一節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第十二節 董事會每半年開常會一次，遇有重要事故得開臨時會議，均由主席董事召集之。

第四章 各部職員

第十三節 總務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處理文牘、會計、庶務等事宜。

第十四節 編目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專司編目事宜。

第十五節 藏書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司理藏書事宜。

第十六節 流通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處理圖書出納、購訂、交換等事宜。

第十七節 出版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處理印刷、裝訂、發行等事宜。

第十八節 閱覽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管理閱覽及指導之責。

第十九節 宣傳部設主任一人，股員若干人，專司宣傳，推廣一切事宜。

第二十節 各部職員每月開館務會議一次，其規則另訂之。

第五章 經費

第廿一節 本館經費由掘港西方寺負擔。

第廿二節 如有熱心人士樂助本館經費或書籍者，極端歡迎。

第廿三節 本館收支帳目每屆半年須由館長造具決算送交董事會審核公布。

第六章 附則

第廿四節 本簡章由董事會通過呈報官廳核准備案。

第廿五節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由董事會修訂之。

四、法寶圖書館

法寶圖書館，係上海名流居士，若葉恭綽、王一亭等集資設立。此館設於上海赫德路凈業社，其所藏佛教經典文物圖書極為豐富，專供高級知識份子，及官商士紳研究佛學參考之用。該館不特儲藏大批佛教經典，而且對佛教經典編印出版，亦有輝煌的貢獻。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卍字續藏，及民國十二年，影印磧砂藏，均由該館主動發起，及策劃流通等事宜，並兼辦社會各種慈善及救濟事業。

由此觀之，北伐前後，佛教僧寺設立諸多新的事業，無論創辦佛學院、或設立佛教圖書館，其目的，都是維護一寺僧侶的飯碗—（寺產），並非真正有志弘揚佛法。唯有在家居士或社會名流集資設立佛教事業，若王一亭、葉恭綽等創設「法寶圖書館」，其畢生精力都用在弘揚佛法，吾輩僧伽能無慚愧？

註一、見海刊十一、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