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以後，中國佛教，完全處於抱殘守缺的狀態，降至元代，尤為顯著。在傳譯方面，宋代尚有零星密教經咒譯出，至元代幾全絕跡。在弘傳方面，更遠不及前代，尤其人才，顯得十分空虛。大翻譯家，若玄奘、義淨等；大註釋家，若賢首、清涼、窺基、圓測等，都成為空前絕後的偉人。以政治而言，元代為異族入主華夏，其本身既未受過高等文化洗禮，對高深佛法既無賞識的能力，更無法擔當弘化的責任。但元朝於一二七九年消滅南宋，統一華夏一百多年。其領土之廣，東起高麗半島，西至歐洲大陸，面積之大，實遠超過漢武帝，成為亞洲空前的第一大帝國。

元朝統治華夏一百多年，以其低級的文化，及少數的人口，竟能統治高級文化的漢族，以及廣大地區邊疆民族，其主要的因素，實得力於佛教同化關係，並以此為懷柔政策，促使邊疆民族內向。而對此項政策運用，關係最重要者有二人。

其一，耶律楚材，原為契丹人，依中國姓蘇，名劉楚材。博覽群書，史稱其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釋老、醫卜之學。金末，為開州同知。當元太祖（鐵木真）開國時，予以召見，留之左右，舉凡軍國庶政，皆先諮後行。元朝開國典制，多出其手訂，其於元初建國安邦之策，貢獻殊多。

他在未做官以前，即參萬松行秀禪師，摒絕俗務，不問寒暑，天天參禪，甚至廢寢忘餐。歸人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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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自號湛然居士。他在蒙古人建國初期，出任中書令，職掌宰相，輔助太祖建國。不僅以柔助剛，更以佛家慈悲救世的精神，行菩薩道，感化這個獷悍好戰的蒙古民族，終使蒙古民族受佛教同化。其攝化之功，殊不可忽焉。

其二，發思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嘗奉乃兄憲宗命，征服西藏，從這時起，即尊重西藏喇嘛教。即位後，迎請西藏喇嘛發思巴晉京為國師，並令發思巴統管全國佛教，發思巴乃依西藏文字，製訂蒙古新字。所謂發思巴文字，其與蒙古文化關係，至為重要。至元七年（一二七○）尊為帝師，不獨地位崇高，而發思巴職權之大，僅次於帝王，遂使喇嘛教與元朝政治生命發生了密切關係。至元十七年（一二八○）發思巴圓寂後，各地興建帝師寺，供奉其像，自此以後，元朝帝王莫不以西藏僧為國師，並從其受戒。元朝崇佛，自世祖時起，極為踴躍。因此，蒙古民族，其所以能統治華夏一百多年，既非財力，更非武力，以及文字創製，全得力於佛教同化之力所致耳。佛教對邊疆民族影響力，迄今仍未衰落。

元代雖特別崇敬喇嘛教，但對佛教其他宗派亦盡力保護。因此，佛教各宗都相當興盛，唯一例外的，就是佛教與道教發生衝突。而道教所有經典，除道德經以外一切的經典，多屬後世偽造，勒令焚燬，不准遺存。元初對佛教經藏整理，有「大藏經目指要鈔」、至元「法寶勘同目錄」等，是為唐以後經錄中最重要者。這時因受密教的影響，天台蒙潤（一二七五—一三四一）、懷則;華嚴文才（一二四一—一三○二）、了性、幼堂、妙文;法相普喜（一二八七）、英辨（一二四七—一三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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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德（一二四五—一三二二）;禪宗的原妙、了義等輩出，各各經釋中都加入了密教的思想，這都是值得注目的人物。

在佛教宗派中要以臨濟宗與曹洞宗，最為興盛。臨濟宗盛行於南方，曹洞宗繁興於北方，形成南北兩大巨峯。萬松行秀禪師，嗣雪巖滿禪師法，依邢州淨土寺出家。得法後，師於北方築萬松軒居住，故稱萬松老人。他所著「從容錄」發揮了曹洞家風，而與臨濟「碧巖錄」並稱。從此以後，曹洞宗風，綿綿不絕，影響於後世者，雖不及臨濟之大，但有「臨天下，曹一角」之稱。

元末出世的寶洲岸，其傳不詳，著「釋氏稽古略」（四卷），明末大聞幻輪編「釋氏稽古略續集」（一卷），係續寶洲著。元梅屋衾常禪師著「佛祖歷代通載」（二十卷），這與南宋末天台石屋志磐的「佛祖統紀」（五十四卷），同為研究佛教史重要資料。志磐為宋元之間人。元玉崗蒙潤著有「四教儀集註」，此為天台學入門的教本，盛行天下。

臨濟宗，無準禪師的法嗣，則有雪巖祖欽，雪巖下有高峯原妙，高峯下有中峯明本，皆為元代首屈一指的大禪師。

由於佛教盛行，佛教寺院及僧尼人數激增，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一二九一）宣政院公布：寺院四萬二千三百十八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由於僧尼激增，元朝頒贈各寺院土地，以維持僧尼生活。世祖於中統二年（一二六一），賜慶壽寺五百頃。成宗於大德五年（一三○一），賜興教寺百頃，乾元寺九十頃，萬安寺六百頃。仁宗於皇慶元年（一三一二），賜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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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不勝枚舉，均載元史本紀，元朝對佛教之維護，於此可見矣。

西方宗教之東來，遠在唐代為景教，宋代為一賜樂業教，元代為也里可溫教，這些異教名稱，在中國書籍碑裏都有可徵信的紀錄。

元世祖遠征歐洲的結果，不獨使元朝勢力遠達歐洲大陸，且促進東西文化交流，以致日後我國受西方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濟，乃至宗教侵略，無不導源於此。首先東來的歐洲人，即為馬可波羅（MarcoPolo）。馬可波羅為意大利威尼斯人，在元世祖至元十二年（一二七五），時年二十一歲，隨他父親尼可波羅（NecoPolo），及叔父馬飛孛羅（MafeoPolo）經商來到中國，抵達上都（夏都），並獲得元世祖的信任，在中國做了十七年的官。到了至元二十九年（一二九二），護送公主到波斯結婚，經兩年航海到達波斯。至一二九五年，才回到故鄉威尼斯，適逢威尼斯和熱那亞打仗，委馬可波羅當海軍司令官，戰敗被俘三年，在獄中大談東方見聞，小說家羅斯底加諾（Rustioano），寫成了「馬可波羅東遊記」。極言中國富足而安定，建設進步，使得好新奇的歐洲人，對東方羨慕不已。

馬可波羅雖非傳教師，但羅馬天主教皇，却因他牽引，先後派遣柏朗嘉賓（一二四五年）、隆如美、羅伯羅諸人東來，想以宗教來感化這個獷悍好戰的蒙古人—元世祖—放棄戰爭。其結果雖屬失敗，但西方天主教的種子，却在中國領土上播下，特別是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一書，盛讚中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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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遼闊，出產豐富，元朝府庫充實，經濟豐裕，遍地黃金，夜不閉戶，形容猶如耶穌幻想的天堂一樣，於是引起歐洲人強烈的興趣。並燃起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東方的野心，教士、海盜、商人三位一體向中國進攻。因此，元世祖遠征歐洲的結果，不特未使中國人獲得好的果實，反使西方宗教乘機東來，向中國文化園地傳播邪說種子，誘使國人不敬祖先、不拜孔子、不孝父母，破壞中國傳統倫理道德文化，瓦解中華民族的精神，使中國社會秩序發生重大變化。於是中國與西方宗教文化一天比一天接近，中國本位文化便一天比一天衰落。同時，佛教對中國文化影響力也一天比一天降低，中國國運便一天比一天退步，以致鴉片戰爭發生。所以西教東來，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文化上、都直接影響了中國近三百年的國運。

明太祖朱元璋，以復興民族的精神，擊敗了蒙古人，統一中國，奠都南京。明太祖本出身於寺院，明朝宰相宋濂也是住過寺廟的人，所以對於佛教特別尊重。但太祖對佛教，却採取嚴格法律的制度，設僧錄司，任命官吏，取締不合佛制的僧寺，其管理條例之嚴，實為古來所僅見。至成祖時，謀臣姚光孝，本出身於佛寺，法名道衍（一三三五—一四一八），著有「佛法不可滅論」，並有御製序，多讚揚佛法，編入藏經中。

成祖以後諸帝，無不奉行佛法，以豪華聞名的英宗，對興建佛寺，特感興趣。其於北京興建大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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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寺，動用萬餘的人力，及國幣十萬金，完成輝煌的大興善寺。武宗奉佛尤篤，自稱為大廣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

洪武五年十二月統計，僧道五萬七千二百人發給度牒，次年新度九萬六千三百二十八人。永樂十六年（一四一八）全國限定度僧為三萬六千人。由於年年增加，至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一四八六），發給度牒二十二萬人。太祖以來，每三年一次，整理寺院，考試經典，發給度牒，以及出家年齡，都有限制。因為教團發展迅速，遭受異教攻擊，至世宗時，因邵元節煽惑，遂發生排斥佛教的事件。嘉靖九年十二月，撤去文華殿釋迦像。同十五年十月，廢除禁中佛殿，並毀佛牙佛具一萬三千餘。京師寺院，亦多遭毀。這時佛教文物遭受損壞，雖不及唐武宗之法難，但是精神上所受的威脅，仍是很大！

明代佛教的名僧，除上述道衍外，尚有全室宗泐（一三一八—一三九一）、法舟道濟（一四八七—一五六○）、玉芝法聚（一五六二）、雲谷法會（一五六七）、象光真清（一五三二—一五八八），以及重興天童寺密雲圓悟（一五六六—一六一三），及興建磐山天隱圓修（一六三五）等，皆係臨濟宗巨匠。在史傳方面，則有明河所撰「補續高僧傳」（二十六卷），及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八卷），祩宏著「續武林西湖高僧事略」（一卷），以及玄極輯「續傳燈錄」，瞿汝稷集「指月錄」（三十二卷）都屬於佛教史傳重要著作。

明代中世以後，佛教思想趨向於融會。以融會儒、釋、道三家為一體。這種融會的思想，本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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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唐末宋初。從南北朝至宋初，儒家全入於睡眠狀態，社會聰秀青年，都歸向佛宗，於是佛教在盛唐時期，成為國中唯一學術大宗。及至宋初新儒學興起，一面襲取佛教禪宗思想，一面又竭力排斥佛教，以恢復儒家於社會學術地位，承繼孔孟學術的正統，迫使佛教不得不退避山林。於是明教嵩等為使佛教適應時機，倡導儒釋融和思想，以緩和儒釋衝突，唯時機尚未成熟，猶未能成為一種學說。迨至明代中世後，蓮池、紫柏、憨山、藕益相繼出世倡導，遂使儒釋融和的思想，成為佛教一種新穎學術。這不僅對當時佛教界為一重大啟示，即對日後三百年中國佛教思想提供了發展的綱要。降至今日，在佛學研究方面，仍未能越出此一範圍。

（一）蓮池大師名祩宏，字佛慧，別號蓮池，亦稱雲棲大師（一五三五—一六一五）。浙江人和人，生於嘉靖十四年（一五三五），卒於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壽八十歲。

蓮池大師三十四歲，始出家為僧。依性天和尚披剃，即寄心於凈土，常以「生死事大」四字置案頭，自作警策，持戒念佛為恒課。徧參諸方知識，北遊五台，感文殊放光。後入京師，參徧融、笑巖諸大老，每參念佛者是誰，遂有省悟。隆慶五年（一五七一），於杭州雲棲寺，得念佛三昧，遠近服其德望，開法淨慈寺，說禪淨同歸，僧俗千餘人歸從。其著「阿彌陀經疏鈔」十餘萬言，博大精深，三根普被，從前蓮宗善說法要者，殆未有如蓮池之切也。其他應機說法，稱心而言，唯此一乘，無二無三，讀其書可以慨然而發迴向心矣。次有「往生集」三卷，「梵網經戒疏發隱」五卷，其他若「竹窗隨筆」、「禪關策進」、「緇素崇行錄」、「楞嚴經模象記」等。集成為「雲棲法彙」三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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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融和諸宗樹立佛教制度，以戒律為本，以念佛為宗，實行禪淨同歸制度。某實踐法門，除持戒念佛而外，並以「太上感應篇」及雲谷禪師「功過格」，以及袁了凡（一六○六）「陰隲錄」，乃完成「自知錄」，倡導功過格。他的中心思想，在融和禪淨，及儒釋合一，以念佛為專宗。遂有「儒家治世，佛家出世」的主張，這是他的三教調和思想的來源。

（二）紫柏大師名真可，字遠觀，晚號紫柏。江蘇吳江人，生於正德十年（一五四五），卒於萬曆三十一年（一六○三），世壽六十一歲。

紫柏大師十七歲，初師事虎丘明覺。閉門讀書，年半不出；三十受具足戒後，掩關三年，讀華嚴經等。三十二歲，行脚諸方，參徧融，得其心印，遂與祩宏同門。所著「阿彌陀佛贊」、「無量壽佛贊」，提倡念佛。並有「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及「同別集」四卷流通。師既以弘法為己任，欲普度眾生，當以開佛知見為急務。以大藏經卷帙繁重，遠道偏僻之處，多不能致，欲刻方冊小本，以廣流通，普使見聞獲大利益，遂首倡易梵篋為方冊。並與憨山德清，及弟子密藏道開，於萬曆十七年創刻於五台，以北藏為底本，對校南藏。歷經四年，移至杭州徑山寂照庵，閱數十年功始畢成。乃在師歿後，即世稱「徑山藏」，亦即所謂「嘉興藏」，萬曆版，世稱「明本」。因與憨山德清私交甚厚但該藏完，竟以此繫獄，於萬曆三十一年（一六○三），冤死獄中，時年六十一歲。師平生勇於為法，所至重興古剎有一十五所，精嚴律行，五十年，脇不著席，糠覈豆渣，未嘗不飽，或絕糧二三日，精進行道，從未稍懈。當其將去，致書別江南故人，侍者性因哭泣，師叱曰：「爾侍予二十年，乃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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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後三日晨索薑湯盥口，連稱毘盧遮那佛，端坐而逝。學程趨至，撫帥背言：「師去得好。」師開目微笑，遂瞑。（見「一行居士集」）觀其臨終示相，實為明代第一高僧。

（三）憨山大師名德清，俗姓蔡。安徽省滁州全椒人。十七歲出家，初參棲霞雲谷法會，又於無極明信聽講法華、華嚴之後，參徧融、笑巖二尊宿。萬曆初年，再遊五台，血書華嚴經。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私建寺院，被謫至雷州。萬曆二十八年，受請入曹溪開闢祖庭。被赦後，歷遊武昌、黃梅，及廬山五乳峯寺，專修淨業。後又往曹溪，復興六祖道場。天啟三年（一六二五），以七十八歲壽終。其宗說兼通，以弘法為己任;其所釋經，直指心源，絕諸依傍，真俗圓融，行解並進;其所著述，不僅欲融和儒釋，並欲融會禪與華嚴。其主要的著述則有「解楞伽經記」四卷、「圓覺經直解」二卷、「法華經通義」七卷、「肇論略註」六卷、「憨山夢遊集」五十五卷、「憨山語錄」二十卷等。

（四）智旭大師（一五九九—一六五五），字藕益，名際明，又名聲，自號八不道人。依其所居，又曰「靈峯大師」。江蘇吳縣人。生於明萬曆二十七年，卒於清順治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世壽五十七歲。初依儒教，以聖學自任，作闢佛論數十篇，十七歲閱蓮池大師自知錄敘，取論焚之。二十歲喪父，因讀地藏本願經，及雲棲「竹窗隨筆」，遂有省悟，發願出家，遂日誦佛名。因夢禮憨山禪師，故有三夢憨山之說。二十四歲，時憨山在曹溪，不能往從，乃依憨山之徒雪嶺出家。但該學那一宗，曾三卜都為天台，遂決意學天台教。雖宗天台，但所學通於華嚴、法相各宗。並以發揮各宗特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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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滯於一宗。不僅於佛學，即於外學，亦多研究。著有「天學初微」、「天學再微」等，論駁耶穌教。其為調和儒釋，乃著「四書解」、「易經禪解」等;對內則以融會性相及禪淨，著有「唯識論心法要」十卷。並以唯識調和起信論，乃著「起信論疏裂網疏」三卷。為調和禪淨，著有「阿彌陀經要解」、「淨土十要」等。其於天台本宗，著有「教觀綱宗」、「教觀綱宗釋義」等，發揮天台宗卓越的慧解，以彌補四明缺點。其所著「法華論貫」一卷，「閱藏知津」四十八卷。今日學者仍多循此研究如來一代教義。

以上所述四大師，不僅為明代佛教的高僧，其於佛學思想，上承唐宋佛學正宗，下啟日後三百年佛學之依據。對內則以融和禪、淨、戒、教為一體，對外則以融和儒、釋、道為一宗。既不排斥儒、道，亦不偏執於一宗，實為明代佛教思想融和最顯著的特色。

明代佛教，雖出現融和儒釋的思想，但儒家極端分子，仍不忘排斥佛教。最顯著者，則有胡敬齋的「居業錄」，詹陵的「異端弁正」，羅整庵的「困知記」，以及曹端的「夜行燭」等。因受儒家教育最深，而傾向於佛教者，則有陳白沙、王陽明，及著「西方合論」之袁宏道，著「淨土晨鐘」十卷之周克復，相繼出世。於是居士佛教逐漸抬頭。而對排斥佛教的儒家，乃作護法運動者，則有心泰的「佛法金湯編」，屠隆之「佛法金湯錄」等，遂使佛教得以安然度過儒家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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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百年間，社會文化的發達，印刷技術的進步，遂促使佛教經藏得以整理出版。其經版的區別如下：

（一）南藏版從太祖洪武五年（一三七二），依南山蔣山寺，集名德點檢藏經，共出版六三六函，六二三一卷，至永樂元年完成。（見金陵梵剎志四卷，刊載其目錄）

（二）北京版此為官版，成祖永樂八年所刻，至英宗正統五年完成。於北京開雕，六三六函，六二六一卷，正統五年（一四四○）刻畢。依南藏版校正，所欠者多，僅其錯誤，予以重版，似非良本。

（三）武陵版僅依密藏的「刻藏緣起」。仍以方冊刊行，但至今日未發現一冊，故事蹟不詳。

（四）萬曆版即前述紫柏真可所刻，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起，經二十年始完成。此為私版方冊本，共百七十六函，六九五六卷。從來大藏經，稱為法寶，供奉經樓，僅供人翻閱為主，未能普及一般民眾。方冊本大藏經，意在普及，故在大藏經雕印史上實佔特殊地位。

其次，有關佛教史傳方面：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天竺寺一如著「法華經科註」。及依大藏經法數名目約千六百條，作「大明三藏法數」五十卷。這對初學者裨益頗多。萬曆四十五年，天台慈雲寺如惺撰「大明高僧傳」八卷，此為繼贊寧「宋高僧傳」而作，望之不無遜色。「釋氏稽古略」後，則有幻輪撰述「稽古略續集」三卷，乃從元世祖至元年間起至明天啟七年，敘述三百六十餘年佛教史實，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六）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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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陳士元著「象教皮編」六卷。其他若「仙傳奇踪」、「釋氏源流」、「佛教源流高僧傳宗」等陸續出版，這是有益佛教民眾教化運動。永樂帝御撰的「神僧傳」，已如前述。於此不難窺見宋以後佛教思想趨向史傳的著述。

明末的佛教，內受儒教排斥，外受西教攻擊，蓮池、憨山等高僧相繼出世，對排斥佛教的儒家，採取融和的對策。彼此排斥，雖暫取緩和，但一波始平，一波又起，西方教士利瑪竇，卻於此時東來，於是佛教於思想上又多了一個勁敵！

利瑪竇原是義大利人。他於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到澳門，先在南方停留多年，至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一六○一），始到北京，向神宗貢獻方物—如時鐘、萬國圖誌、西琴等—神宗始特准他在北京建立天主堂。在利瑪竇以前，西方教士在中國各處，雖多有活動，但無多大成就然。而利氏東來，不特對佛教發生重大影響，遭受其攻擊，更導致鴉片戰爭西方帝國主義東來，以及更直接影響了中國近百年來的國運！

利氏為人，不僅學術思想豐富，精通天文、算學、法律等學，更具有遠謀深算才智。他來時，又適明末內憂外患，嚴重的關頭。由於利氏豐富的學識，博得多數學者從其遊，大臣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都信奉天主教，並從其學習西方科學。徐氏深知西方火器之利，便請朝廷多鑄大炮。徐光啟又與利氏合譯幾何學、天文、水利，把西方算學、輿地、物理、哲學、採礦、藝術等輸入中國。猶如隋唐時期，佛教高僧把印度天算、曆法、因明學、醫學、工藝等輸入中國一樣，促進唐代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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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

利氏雖把西方科學知識輸入中國，但對中國孔孟文化，卻採取敵視的態度。因他東來的目的。非為傳播科學知識而來，乃為傳播天主教而來，如何使天主教在中國生根，才是他衷心的目的。他初至廣東，所著服飾類似西方僧人，以為掩飾。後經徐光啟指點，始改著華服，學習華語，其生活方式，多模仿華人，並與華人交遊。他深知佛教為中國之大教，中國人十之八九多信仰佛教，欲使西教在中國生根，非攻擊佛教，轉移人民群眾之信仰不可，於是利氏專以「闢佛」為能事！

利氏雖欲攻擊佛教，但對佛教教義，既無所知，全屬門外漢，為欲達到攻擊佛教的目的，不得不作虛偽的宣傳。他說：「彼佛教者，竊吾天主之教，而以輪迴報應之說，以惑世者也。」佛教教主出生於西紀前四八三年，亦即早於耶穌出生四八三年。利氏說佛教竊取天主教的說法，雖三歲孩童也知道他在說謊。於此一端，可知利氏對於佛教教義一無所知。

在佛教居士中，首先批駁利氏者，則為虞淳熙，號德圓，官至詮部，自幼崇敬佛教。乃致書利氏，勸其多看佛書，如無暇盡閱其書，請先閱讀宗鏡錄、戒律發隱、西域記、高僧傳、法宛珠林諸書。蓮池大師在答虞德圓書中，對利氏荒謬的言論，亦多表示不滿，故有「不避口業」，起而救之之說。

這時中國知識份子，雖多接受西方文化，因強烈的民族意識，及維護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亦多反對不拜祖宗，無倫理觀念的天主教。禮部侍郎徐如珂及侍郎沈[水+隺]、給事晏文輝等，合疏對在華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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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說惑眾，施以最猛力的攻擊。禮科給事中余懋孳，且把天主教比為白蓮教。神宗為其所動，遂頒發驅逐教士諭旨（見「中西交通史」九九六頁），並採取行動，逮捕西洋教士王豐肅、謝務錄等，及中國教士教民二十餘人，即所謂「南京教案」。由於沈㴶大肆迫害教士，燒燬教堂，焚燬經書等事件接踵發生。天主教經過這一次挫折，其在華傳教事業，雖未完全停頓，但所受的打擊，却是很大。崇禎十二年（一六二九），浙江徐昌治所輯刊的「破邪集」，把「南京教案」時期及其先後反對天主教的言論，都收入該集。黃宗羲（一六一○）、張爾岐（一六一二），都是當時著名的學者，都有反對天主教的言論。因之，反對天主教，確為當時知識界一致的主張。

明代佛教，雖遭受異教的排斥，但由於憨山、雲棲、智旭等出世，不特其道德文章，冠蓋當時，極為朝野士大夫所欽佩。而對融和性相，或融和儒、釋、道，都有超人的理解，遂使佛教立於不敗的地位。智旭、雲棲、紫柏、憨山，稱為明代四大師。尤其智旭藕益實為中國佛教近代史上最傑出的思想家，尊為明清兩代佛教思想的權威，最為確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