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來，國人只知受帝國主義軍事、政治、經濟上的侵略與壓迫，却不知道宗教壓迫，比軍事、政治、經濟上侵略，遠超過千百萬倍。誠如沈葆楨說：「通商圖利，情尚可容；邪說橫行，神人共憤」。（註一）李東渭說：「通商則漸奪中國之利，傳教則並奪華人之心」。（註二）這是一針見血的名訓。鴉片戰爭後，准許外人來華經商傳教，這證明了帝國主義軍事侵略，是要亡我們的國家，經商圖利，是要剝削我們民族的利益。傳播邪說，是要亡我民族，因為西方宗教，反對祭祖，反對孝敬父母，反對倫理習俗，這不僅直接斲喪中國固有倫理道德，並且瓦解我中華民族傳統精神，摧毀佛教文化的生命。
西教之東來，雖早在唐代，然歷經元明兩代，在中國各地不斷傳教活動，在明代雖有南京教案發生，由於政府措置適當，及國內知識份子支持，幸未釀成重大災禍。降至清代，由於教士狂妄，不斷發生許多教案。以及導致鴉片戰爭，危害國本。（註三）
清初，世祖雖寵用湯若望，但反對天主教的言論，仍在繼續發展中，楊光先撰「不得已」，這是「破邪集」後的反教言論集成。以孔孟學統著稱的張伯行更草成奏疏，列舉天主教之為害中國文化傳統，主張遣返所有教士，驅散全體教徒，將教堂改為學校。楊光先反對天主教並非基於仇恨心理，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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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倫理觀念為立揚，指斥天主教無父無君邪說。及至順治年間，佛教與天主教互相攻擊，由民間而傳入宮中。當時佛教高僧若木陳忞、聽球、玄水、玉琳、茆溪，深得世祖尊敬。木陳所著「北遊集」曰：「上一日語師，昨在宮看先師和尚語錄，見總直說中有辯天三說，道理固極透頂透底，更無餘地可臻矣。即文學亦排山倒海，遮障不得，使人讀之，胸次豁然。朕向亦有意與辯折一番，今見先和尚此書，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故已命閣臣馮銓及詞臣製序，將謀剞劂，使天下愚民，不為左道所惑。」自此，世祖對天主教極表不滿，斥為旁門左道矣。當時佛教反對天主教的名著，則有釋如純之天主「初闢」，釋成勇之「闢天主教檄」，釋通容之「原道闢邪說」，釋太賢之「緇素共證」，釋普闊之「證妄說跋」，及信徒張廣[水+火+今]
之「證妄說」。證妄說後，釋弗隱之「原闢邪說」，釋圓悟之「復張夢室書」（皆入聖朝「破邪集」），可謂群起而攻之，（註四）邪氣於焉始息！
由於天主教內部各宗派對基督教解釋與孔孟學說發生尖銳的爭執，同時，羅馬教宗也明白宣佈確認中國人祀天祭祖等習慣與基督教義相抵觸，於是引起康熙皇帝禁教諭旨，雍正皇帝又以天主教介入宮廷的政爭，顯為干涉中國政治。遂下令驅逐教士，沒收教產，懲處習教官民，自此，西方教士不敢公開活動，祇有轉入地下工作。
西方教士在華傳教事業，自雍正以來，直至鴉片戰爭，在法律上，一直是禁止的。但自道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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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一八四四年），中美、中法五口通商條約簽訂。准許美、法人得在條約口岸建立教堂傳教，雖可公開活動，但仍無特殊的權利。因此，各傳教士態度尚稱謹慎，而與中國人民尚能和睦相處，亦未發生若何衝突而造成嚴重教案。那知到了咸豐八年（一八五八），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條約簽訂，並准許西方教士在中國內地傳教權利;咸豐十年（一八六○），中法北京條約，又給天主教以收回以前禁教時被沒收的教產，及在中國內地購買土地設立教堂的權利。於是情況大變，自此各地傳教士就利用治外法權身份，利用本國外交，及武力為後盾，不僅教會事業飛躍的發展，而傳教士態度益發飛揚跋扈，他們目睹中國文武不備，文明落後，自詡為傳播文明開化野蠻民族自居，於是激起國人憤怒，反對教士，不斷發生驅逐攻擊，或殺害教士和教民，拆毀或焚燒教堂和教民住室等嚴重教案。就中以貴州、開州、江西南昌、湖南湘潭、四川重慶、四川西陽州、貴州永寧州、江蘇揚州、安徽安慶，以及天津等為最大教案，但各地教案無一不導自傳教士態度蠻橫，激起民眾仇視與憤怒所發生。茲將國人反教言論及西方教士迫害的事實，分別敘述於次：
中國文化是以孔孟思想為核心，二千多年來，一直支配著中國的社會民心，形成一個道統。由於這個道統的承啟，中華民族才能保持他悠久的文明生活。西方宗教傳入後，對中國文化思想形成一個尖銳對立的態度。同時，西方教士在華傳教事業中，顯然含有充分政治、文化、宗教侵略的特性。他們以武力取得在華傳教的權利，並以砲艦為保護此項權利的施行，因此，傳教與軍事侵略的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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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不平等條約之中，而帝國主義保護傳教與發展國家政治經濟，宗教文化影響力及提高國家聲望等相互聯結，因有這種因素在內，而教士身份地位特殊，竟然干涉教民與平民的爭訟。地方官吏往往抱息事寧人的態度，不問是非曲直，總是讓教民滿意而去，而良民受到欺壓，無法伸冤。因此，有些流氓地痞人所不齒之徒，亦都加入教會，以教會作護身符，橫行鄉里，魚肉善良。由此教會人士愈加複雜，以及教士態度蠻橫所給予國人種種壓迫，招致知識份子或官紳一致仇恨與反對。
（一）蔣敦復，是上海名流，曾在英國教士慕維廉（WilliamMuinhead）家中做過教師，他目睹上海在外國人的影響下所呈現的繁榮、奢侈與風氣墮落，以及外人傳教的動機，以種種卑鄙手段引誘中國人信教，用心叵測，危害國家，感到萬分痛心，他說：「西人必欲行其教於中國，其用意蓋有在矣。中國之人未有信教也，彼固知之。是其術焉；施小惠，使饜其口腹；行小善，使震其耳目;從而誘之，以美福厚報，使深惑其心志；變易肺肝，溺焉不返，不顧利害生死，惟吾說之是從。天下無事，或伏於莽；一旦有事，入吾教者，皆會合響應；使其叛其長者，嗚呼，是禍中國也。（註五）
（二）王炳爕對新舊等經典都曾讀過，在李鴻章幕府甚久，其與曾國藩、丁日昌等都有過從。對於西方教士在華傳教，危害國家民族，深惡痛絕。他所著「正教」四篇。力主尊崇儒教，駁斥異教，深得李鴻章贊賞，他在正教四篇中追憶英法聯軍之前的情況說：
「自道光二十一年間，海疆用兵，大吏多望風逃避。外洋覬覦中國之心，於是益急。和議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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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洋人在東南各海口通商，遍立天主堂傳徒行教，然人民畏法者眾，沾染其教，僅止沿海之民，教人猶未多也」。
那知英法聯軍之後，外人勢力，深入內地，國人信教者日多，而國家危機亦愈深。他說：
「咸豐十年，天津用兵，舉戈犯闕，逆燄鴟張，可謂極矣。然竟不敢據有城邑者，誠畏中國人民之眾也。故但要為盟約，以通商廣取中國之財利。即以傳教陰結中國之人心。夫國家治安天下，以固人心為本，豈容他國之人陰為邀結，今既准其傳教，愚民無知，易受籠絡，一入其教，則人心但知有教主，不知有國法矣，此其動搖國本者也」。
（註六）（三）鄭觀應曾任洋商買辦，深知西人傳教的用心，他說：「非惟欲服中國人之心，兼為洋商之偵探也。」（註七）
（四）薛福成薛氏與曾國藩、李鴻章的關係，都很密切。曾任駐法領事，對於西方國情有深刻確切瞭解。他對基督教在華傳教，極為不滿。同治八年（一八六八），曾上書李鴻章，指出自教禁廢弛以來，各州縣相繼設立教堂，一般教士用錢財引誘民眾，用藥迷惑他們的天性，使他們背棄人倫，而唯傳教士之命是從。因此深感傳教對國家民族之危害，他說：
中國（民教）之釁，何時而弭，雖然多事，猶中國之幸也。何也？江民之來盡高於夷也，竊恐數十年後，耳目濡染，漸不足怪，則附之者日益多。彼洋人歛中國之財，啗中國之民，即率中國之民，啟中國之變，膠固盤結，踞我堂奧，暇瑕伺會，猋迅雲合以赴，而洋人糾群國以制其弊，雖有聖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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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謀矣。英法諸國之遠闢疆圍，蠶食西土，大率用此術耳」。
（註八）薛氏曾大聲疾呼，主張應把握時機，加速籌備，斷然禁教，必要時不惜一戰，這是當時知識份子反教最堅決者。
（五）曾國藩，眾所皆知為打倒太平天國的主腦人物。曾氏之所以能打倒太平天國，因為利用鴉片戰爭失敗後，國人痛恨「外國人」的情緒及一般迷信洋教的心理，誠如薛福成說，「率中國之民，啟中國之變。」即以洋教為號召，上帝為幌子，表面上排滿，實際在推行上帝共產制度，破壞中國文化，燒毀寺廟，打倒佛像，這是受帝國主義壓迫及洋教邪說蠱惑所造成的禍國殃民的災難。中國文化的道統，其重心不在種族問題，而在文化問題，曾氏以維護中國文化道統，所以能成此大功。他在「討粵匪檄」中，特別強調此點，他說：
「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賈取息，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註九）以上所舉，各人言論，立場雖不同，但却一致痛恨西方宗教危害國家民族，於此可知知識界反教已達到如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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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知識份子排斥西方宗教，另一原因，就是東西文化的對立。西方教士，違背中國文化的傳統、崇恩報德以及倫理社會制度，而教士却以新舊約神話的傳說為根據，於是與中國文化傳統大相逕庭。例如西方人不敬祖先，不孝父母，在國人看來，幾乎淪於禽獸之域。因此，當時知識份子為保存中國歷史文化及民族衣冠文明制度，奮起對西方宗教禁止祭祖崇拜偶像，予嚴厲的反擊。
（一）湖南闔省公檄對此加以譴責說：
「該教不敬祖宗及諸神靈，所奉之神，唯𠯿氏而已，行教者為教父，名為黑老爺，奉敬之時，令人自誓，其身為𠯿氏所出，必先毀其祖考神主，以示歸心，噫！自忘其本也，本去則枝葉未有不害者。
從教之人，先本清白，自立誓吃水後，必作怪發狂，先將祖宗牌位劈碎，次及諸神像，然後見廟宇即毀壞無遺。
（二）安徽巡撫喬松年於同治五年，上疏請限制華人傳教，他說：「天主教……以不祀神不祀先為首務，悖理敗倫，凡有識者，皆所深惡。」（註十）
（三）王炳爕於上倭仁書中，引經據典，力斥基督教禁祭鬼神及禁祀祖先之非，他論鬼神謂：
「鬼神之說，自古有之，中庸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之可敬可畏，而不可褻玩……」。他論祭祀祖先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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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自天子以至於庶民，莫不有祖宗。今天主教曰，人死無知，不必立主，祖宗不必祭祀，滅子孫愛敬之心，敗國家孝治之化，此其滅絕祖宗不如豺獺。」
（註十一）。
國人對基督教「父稱為兄，母稱老妹，」殆為「無父子」也。耶穌一日與其門徒十二人坐於樹下講道，其母與兄尋至，欲其回家，門徒以告，耶穌不認其母曰：能奉教者，即吾母兄，不能奉教者，即非母兄，母兄哀勸，終不肯認，於是母兄拜哭而去，因此國人對於無母之說，則代之不如犬羊。
國人排斥西方宗教，又一原因，就是西教違背中國倫理道德，特別是對婦女的行為，令人痛恨。凡男女同時參加教會聽道、查經、祈禱，以及各種聚會，而婦女接受洗禮，以及教士為信徒證婚，都限定教徒與教徒結婚，並要婦女到教堂認罪，婦女棄家作修女，甚至婦女在教堂服務，無不遭受侮辱，如天主邪教集謂：
「每七日一禮拜，曰彌撒，此日百工悉罷，老幼男女齊集天主堂，讚美先天教主之德，群黨喃喃誦經，事畢，互相姦淫盡歡，曰大公，又曰仁會。其嫁娶不用媒妁，亦不論少長，必男女自願，惟先拜先天教主，祈上帝，且新婦必令與所師教主宿，曰聖榆羅福，但不得娶二婦，謂上帝原初止造一男一女。（見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三二頁）。這種違背中國倫理道德行為，備受指責！
湖南闔省公檄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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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女不嫁，留待教主，無夫婦也……不分男女，赤體共浴，無羞惡也。」（註十二）。
王炳爕則曰：
「今天主教設立神父，每至入教之家，別就曲室，令婦女更迭承奉，又擇一女絕其婚嫁，終身承奉，謂之正女。」（或稱貞女，即修女。）凡入教之人，新婚初夕，令男子避去，神父宿於新婦房中，謂之赦罪……其黷亂男女，同於禽獸。」（註十三）
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湖北施南府地方紳民，因約禁傳教而散發之匿名揭帖，亦指謂：
「初入天主堂，不問男女，主教必先沐浴，曰淨體，蓋借此行其奸污，以後惟其所悅而從之。………有病施針灸，婦女裸受治……至父死子可娶媳，亦可娶己女為婦，人倫澌滅，廉恥道喪。」（註十四）
同治七年，「四川西陽州再度發生教案，教士李國（Jean Francois Rigaud 或名李國安）被殺，事後地方紳士曾撰有「西陽州民教紀事」，其中於教士與婦女關係，則有如下的記述：
「李教士於彌撒之時，必令有姿色婦女，跪其膝前，彌撒後，選少婦閉置密室，脫衣洗罪。每逢耶穌教會，必以竹器盛散錢洒地，令諸婦女搶拾，李教士乘而掀擠媟褻其間……與覃、蕭、余、廖各教士相同……每夜靜，婦女行過李教士臥內，即以墨點二婦人之額，即此侍寢。」（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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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八年五月，貴州遵義發生教案之後，省城特派陳昌運前往查看，當地紳民歷陳天主教士教民的惡行劣跡，於婦女與教堂的關係。謂：次日，四鄉受害之民，一時雲集，採毀其（教士）居，得見夾牆內姦生私孩甚多，穢氣衝天，目見伊等造此彌天之惡，無不同聲一哭。」
（註十六）以上所舉，均見「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商務出版）。倫理是中國文化的基本，夫婦的關係，絕不容許越出正常行為。雍正禁教以前，各教會盡可能不准男女同堂禮拜，禁教之後，更為認真。鴉片戰爭之後，因法國的交涉，天主教獲得弛禁。北京區主教孟振生，便開始准許男女同堂禮拜，既准男女同堂禮拜、下跪、賜福，男男女女間接觸既多，不免引起一般人的猜疑與飛短流長，而男女單獨在教士前懺悔，或閉門闔戶，這自然更易惹人猜疑，甚至猜測彼此之間必有不可告人之事。
每一民族，必有它的傳統習慣，這一個習慣，便構成某一民族特性的因素，東西民族的觀念不同，往往發生許多誤會。中國社會所風行的習慣，在國人視為天經地義的，在西方人認為是迷信，即如地方遇到亢旱而設壇求雨，或求晴，本屬地方一種傳統的習俗，雖說是人民心理作用，但是往往神而明之，竟然求雨而得雨，求晴而天晴，則受益的人，自然不分信教與不信教。於是民情益加興奮，迎神唱戲等活動，也是民間一種共同娛樂，所需經費，都由地方民眾全體攤派。可是信教的人民，竟拒絕負擔此項費用，於是糾紛發生了。
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二）八月，山西省法國教士副安當，就擬定一項章程，送山西巡撫桂英，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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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各州縣施行，其章程略云：
「一、教外之人不許向教人攤派唱戲祭獻修廟等錢，因奉教之人欽崇天主，自有修建天主堂禮拜 等費，為遵聖教成規。
二、凡奉教之人，以理不出有妨教規等錢。」（註十七）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直隸柏鄉縣所發生的一次教民互毆，就是因為「村眾各以教民路成杭等雖經入教，亦有田禾，並不隨眾祈禱，徒沾伊等求雨之惠，出言譏誚，路成杭等不服，致互相爭吵揪扭。」（註十八）。
其他有關將佛廟改天主堂，因而發生涉訟。「同治三年，直隸柏鄉縣寨里村教民涉訟，起因為教民欲將合村公有廟宇之一的觀音堂，改建天主堂。村民不允，教民便在堂內誦經傳道，遂有觀音堂遭火焚燒之事。同治六年，沙河縣北堂村民教衝突，其起因為該村翻修舊廟，公議將廟產大樹賣充公費，教民出而阻止。」（註十九）
由於這類的事，發生教民與民眾的糾紛，這固然由於東西民族習慣信仰的不同，本可疏通勸解可以無事，無如西方教士別有用心，竟利用奉教的名義，以挑撥、分化、離間為能事，製造糾紛，使民眾與教民感情惡化。本來為一互敬互愛安寧有序的社會，但自西方教士到來後，從此民間就不安寧了，它利用分化政策，使教民與人民分開，教民視不信教的人為魔鬼、為仇敵、為冤家，稍有不順，就互相毆打，以及涉訟，這就是西方宗教博愛精神的真面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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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教民恃仗教士為後盾，不但不與一般民眾合作，往往藉口不崇奉偶像，對民間所奉神像、佛像盡情破壞，就如同治三年平山教案，據郭英等供稱：
「教民劉自和、李貴、郄鳳池三人說：廟裏金裝古佛，並觀音大士，無甚功德，不能與天主相比受人香烟……就把二佛心挖去，聽聞佛心都是紋銀造成，已經劉自和三人賣錢花用，又大殿後面木佛四尊、銅佛二尊、泥佛一尊，也是劉自和他們不信神佛，故意摔壞的。」
（註廿）諸如此類，教民破壞神像，摧毀民族的信仰，在同治年間，層出不窮，各地教案發生，都導致教士忽視中國社會習俗及民族的信仰所致。譬如說關公的神像，在教士們認為係崇拜偶像，為迷信，應該予以摧毀。（註廿一）在國人看來，關公神像為激起民間忠義的精神，寓有民族教育的意義，怎麼能說是崇拜偶像為迷信的事？
西方宗教，由於本身教義簡單，根本缺乏高深的理論，因此，他們傳教的方法，不在本身教義的宣傳，而在假借社會事業，如育嬰堂、養老院等慈善事業，爭取群眾的信仰。育嬰堂、養老院，本屬於社會一種善舉，理應獲得社會大眾同情與擁戴，但由於教士態度跋扈，也因此發生許多誤傳訛報的事，就如湖南闔省公檄所說：
「該教有吸取童精者，迷騙十歲以外童男，以濂水滴諸頂門，或作膏貼諸眉額，其童之精，即從下部流出，彼則如吮乳然，盡情取之，彼童瘦輭，數日而死。又或以藥貼足心，以針破泥丸處（氣朦子），腦漿並通身骨髓自頂湧出，伊收取入瓶，餘則舐而食之，彼童即死。」
（註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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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爕，是參與對外人交涉教案者，對於教士採取童精，深信不疑，故曰：「近年來始有傳其取嬰兒腦髓室女紅丸之事，丟入人口，蓋又于天主堂後兼設育嬰會，道家修鍊，其下流者，流入采補，此固邪教中必有之事。」（註廿三）。
同治七年，揚州教案發生，地方紳民異口同聲指責教士「誆騙嬰兒、挖目補腹，吸食腦髓。」
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發生，亦有此種傳說，甚至云：「挖人眼目，積至六甕之多。」（註廿四）
由於這些荒誕的傳說，便產生所謂迷拐幼童等事，以當時民智未開、越傳越廣，因此，導致國人反教複雜的因素，但其主要的原因，實由西方教士忽視中國民間習俗信仰所造成。
鴉片戰爭之後，西方教士在華傳教，竟列入不平等條約之中，本來的用意是在保護教士傳教事業，不料竟產生一項惡果，那就是教民在宗教信仰方面是受著外國政府保護與照顧，中國政府無法干涉教民的行動，也就把教民與他們廣大同胞分開，使他們在本國領土內成為外國人保護下的獨立王國。這些宗教自由的條款，嚴重的損毀了中國國家的威信與主權。由於教士享有種種的特權，（如領事裁判權等）而他們名利心與慾望，又不斷遞增，動輒以武力為後盾，因此，不僅列強炮艦引起國人的反感，而教士態度跋扈，更引起國人的厭惡，這在查還舊堂所引起糾紛，最為顯著。
根據咸豐十年（一八六○）簽訂中法北京條約，在條約第六款：「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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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堂、塋墳、田地、房屋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教之人。」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後，各地查還舊堂案，便因此發生種種糾紛。同時，各地政府官吏，因查還舊堂案，而丟官或受處罰者，不知凡幾，而上層階級主管，更因此受盡困擾。雍正禁教以前，中國各地重要城鎮都有天主堂設立。禁教之後，概經沒收充公。那知到了咸同年間，這些被沒收的教堂，幾經滄桑，不是原地輾轉典賣他人，就是改建為地方文教機構，其原形地點已無法查認，要查還更屬困難萬分。可是西方教士却持蠻不理，以本國政府為後盾，不問赤白，硬要索還原有教堂，自然又增了國人對教士的反感。自同治年間起，因查還舊堂所引起糾紛，困擾地方官吏，直至光緒年間始告平息。
現在選出比較重要案件，以觀當時教士困擾地方官吏之一斑。
（一）奉天牛莊天主堂案
咸豐十一年八月，法教士林貌理，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四），民人鄧林用銀四十五兩買得入官的天主堂房地執照一紙，林貌理向牛莊防守尉，海城知縣請查還。但此項房地，幾經輾轉典賣，這時已有住戶十三家，所有典買契約價值已增至錢二千六百八十餘干（約合銀六百餘兩）。地方官吏及住戶都不願將此項舊址及房屋直接交還教士，自願另行擇地抵還。但林貌理，則堅持非索原址不可，逼得牛莊當局不得已，乃商得住戶同意，由政府出鉅額價款徵購後，交還教士。而教士又百般刁難，以原舊門樓無存，牆垣倒頹，房屋殘舊，不堪居住為由，請為另行修蓋房間，墊平地基；添修瓦門樓圍牆完固之後，方肯收領。地方官吏為息事寧人計，只有允其修理，那知林貌理至牛莊後，並不堅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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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房屋，却堅持必須按照他所繪圖樣，修築圍牆門樓，並以「天主堂房屋入官一百餘年，要按年追繳房租花利，為數甚鉅。」（註廿五）向地方政府要脅，後經總署與法國公使幾番交涉，始將圍牆與門樓修築工程完成。總計此案，牛莊地方官共用去徵購地價及修整土料銀約五千餘兩，歷時七年有餘，始完成此一查還教案。
（二）山西絳州天主堂案
山西絳州教堂，原為明朝一所王府。清初方改為天主堂。雍正二年（一七二四）禁教，將駐堂內教士遣往澳門，後經地方紳耆議請知府將該堂改為「東雍書院」。奉祀至聖先師及諸賢像，後又增資修理「增建」。顯已為一教育機構，對於社會民眾都有莫大利益。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六月，法教士梁多明面見山西巡撫桂英，請求查還，因地方官紳反對歸還，總署照合法署使哥士耆，說明「東雍書院」奉祀孔子，且為我國青年學生肄業之所，關係國家作育人材大計，不便歸還。如果勉強辦理，恐導致人民不服，自願另行擇地，興建房屋。而教士堅持，法署不肯讓步。在萬不得已之下，只有忍痛把書院查還給教士，不僅當時青年學子失學，且使孔子及諸賢遺像，都無處安奉。而教士梁多明及山西主教江類思，藉口書院後置房地等產業，未能全部交還，以及地方紳士將書院匾額、楹聯、碑記等遷存他處，拒不接收。總署以該書院後置的財產，應屬地方所有，與教堂無關，自不能移交教士。至於拆取匾額等物料，僅不過因書院石碑木匾字語文理與天主教相悖，留置亦無用途。教士何得藉故不收書院，後經總署與法使一再照會始告解決，總署復照會法使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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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東雍書院，該處紳士乃能體會兩國和好之意，始肯湊捐多金，另建書院，將此書院讓給，其房屋等件，俱點交清楚，該教士一有收據，便可了結。乃本爵與貴大臣俱有講信修睦之心，而該教士無直截了當之行，若非別有貪苛之處，何以不願完結‥‥…將來與該州紳民不能和協，以致紳民同生輕薄之心，係由該教士自取，不能歸咎中國無優待之禮也。」
（註廿六）這時法使也深知本案與地方教育攸關，乃允許飭令山西主教接收東雍書院。此案前後歷經二年有餘，始結束。總署與地方官經過許多波折與困難，方行辦結。東雍書院交出後，地方士紳以諸聖賢神位無供奉之處，乃募捐購地重建書院，仍名東雍，另於南關建東雍分院，後來李煥揚撰兩書院碑記書後謂：
「嗚呼！異端之顯與吾道為敵，蓋至今日而極矣……咸豐之季，中西講學，延議悉以故地畀西人，絳州之搢紳校士爭之不得，見至聖神像擯棄於不潔之地，乃購地募財……遂創今書院焉。南關好義者，亦聞風施地，具詳上請，於是城關兩書院巍然並峙。夫書院何者也？非所謂正人心而明聖道乎……彼不經之教何如爾？誘之以貨財，蠱之以聲色，炫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酖毒之媒，雖其地既得矣，僅聚奇袤之男女，數日一禮拜焉。正人君子無一投之者。行且見其地之鞠為茂草，而兩書院人材蔚起，蒸蒸日上。」
（註廿七）由教士強索舊堂，直接摧毀地方教育，以至聖賢神像無處安立，激起地方紳民之公憤，誠如李煥揚曰：「異端之顯與吾道為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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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慶長安寺改充教堂
同治元年，法使哥士耆以川東地方所沒收諸堂，原址無法查還，欲以重慶府城內長安寺（即崇因寺）作為教堂。這是屬於佛教寺院，地方紳民及佛教徒眾，皆反對以佛寺改充教堂。該寺建於宋朝熙寧（一○六八—一○七七）年間，明朝正德，及清朝康熙年間，兩次重修。內奉高達兩丈有餘的銅佛三尊，及關帝等神像。佛殿下有一極深古井，旁通大河，為川東佛教名剎。該寺地處要衝，俯瞰全城，因此，紳民堅決反對將該寺抵充教堂。成都將軍崇實，因川東主教范若瑟一再催索，乃欲強迫地方紳民屈服，於是激起紳民忿怒，聚眾將天主教真理堂，傳經之所、病院、學堂、育嬰堂等，一起搗毀，並毆辱教民，殺死教民劉金光，傷教民數十人，造成川省首次大教案。（註廿八）
川東大教案發生後，主教范若瑟親至北京，面請法使為教民教堂，損失情形，並請向中國政府交涉。總署大臣即告以從前哥士耆請求抵還之時，指明崇因寺為一間廢寺，不知有高大銅佛像在內，並責范若瑟不應矇蔽哥公使向中國索取。法使柏爾德密亦因此責怪范若瑟，於是迫使范若瑟讓步，放棄崇因寺要求，乃由地方紳商賠給范若瑟及教民共銀十五萬兩，遂於同治三年結案。
川東大教堂雖經結束，但影響於地方人心，關係至為重大。日後四川各地發生殺死教士教民等案，無不導因於此。總署章京周家楣乃上書恭親王亦大陳，詳論教案之原委及處理方策，他說：
「竊自法國換約以來，天主教流毒海內，如火燎原，各省教案，層見疊出……范若瑟傳教蜀省，在彼族中固最為狡檜，而重慶教堂一案，為四川教務第一篇文字—抵款十五萬之多，實各省教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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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民人衍忿已深，教中氣焰已熾。」
（註廿九）這是查還舊堂，因欲以佛寺抵充，企圖直接摧毀佛教，瓦解民眾對佛教之信仰。於此便可知西方教士是如何壓迫我國官民一段慘重的歷史！
清代佛教，自乾嘉以後，已衰弱不堪，而內憂外患，更不斷發生。就中要以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及八國聯軍為最大。
一、一八四○年，鴉片戰爭。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戰爭，上結秦漢以來對外的關係，下開近百年中國歷史上急劇變化的端倪，而直接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國運，以至今日還在這個急劇變化中。鴉片戰爭簽訂不平等條約，從此西方海盜、教士、商人，更肆無忌憚在中國各地展開侵略的活動。由於東西文化觀念不同，民族習慣迥異，教士態度蠻橫，終於發生許多教案，更激起國人反教的運動。
二、一八五一年，咸豐元年，即所謂洪楊之亂。這是中國文化對西方宗教的戰爭，以洪秀全、楊秀清為首領，利用鴉片戰爭失敗後，國人仇恨帝國主義的情緒，及一般人崇拜洋教的心理，於是以西方宗教作背景，以上帝為幌子，發動史無前例的宗教戰爭，幾乎吞沒了大清半壁河山。無廟不焚，無像不毀，破壞中國文化，使中國文化倒退了幾百年。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年），佔領南京為首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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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號曰：「太平天國」。其主要的精神，全在利用神權思想，故國號「天國」，王曰「天王」，一切建國設施都稱天，把新舊約神話迷信都作為治國的綱領。現在不妨把太平天國作亂迫害人民的悲慘荒謬的言論，略述於次：
（一）、一片胡言洪秀全自稱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穌是長子，彼此資格地位相當，甚至他的權力超過耶穌。因為初期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可不時下凡，在晚期他可隨時上天覲見天父，於是他假託上帝為幌子，於一八五○年開始叛亂。說上帝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特命天王（他）誅妖，作主教人。於是他不但要做中國真主，並且要做萬國真主，他說：「天下萬國朕無二」。這是第一個以神道煽惑人心作亂的罪魁。
（二）、鼓勵叛亂洪秀全一切政策，皆以耶穌為中心。他想把天堂搬到人間，所以他的國號，叫做「太平天國」（天堂），他以上帝為幌子鼓勵士氣，堅定軍心。他說天父天兄時時下凡，諭誡黨眾，認得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天王（指他）。真心扶主，守天條、遵命令，同心同力，同打江山，死由天排定，越受苦越威風，妖魔（敵人），總不能逃過天父天兄之手。遵天誡，享天福，逆天命，落地獄。戰死昇天堂是頭等好事，這種神道麻醉戰士，確為太平軍初期獲勝的因素。
（三）、焚釋排孔洪秀全知識水準不高，加之迷信基督教，所以他規定只有拜上帝，不拜別神。他恨孔子、佛教。太平軍所到之處，「無廟不焚，無神不毀」，江南佛教寺廟，遭燬殆盡。打倒孔子，拆毀學宮。他說：「妖魔作怪之由，總由孔丘教人之書多錯。」上帝因責孔子曰：「爾因何這樣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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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塗的事！致凡人不認；始則孔子強辯，終則默想無辭，上帝將孔丘綑綁解見，命天使鞭撻於他，令他永不准下凡」。所以洪秀全佔據南京後，把孔孟諸子百家經書、論語，盡行焚燬。禁止人民收藏讀誦。若不經天王蓋印而傳讀者，定然問罪。這是秦始皇以後第一個焚燬中國文化的罪魁！
（四）、排斥知識份子太平天國一班領袖缺乏知識，因此極端排斥知識份子，李秀成說：「天王不用讀書人。」因為知識份子工於心計，有其見解，不易改造，不敢任用。他對於童子，視為至寶。每陷一城過一鄉，必將所有童子擄去。因為兒童天真無邪，容易受其麻醉成為死黨，後期的太平軍少壯幹部，都為初期所擄的兒童。
（五）、強行掠奪依他們的解釋，天下是天父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歸於天父。所以他巧立（聖庫）名目，詐取人民錢財，在政權未確立以前，每遇富貴鉅家，必一掃而空。專擄城市，不劫鄉民。以獲得衣物，分少許給貧民，說免租三年，爭取貧民信仰。那知取得政權以後，即改變作風，要富者捐糧，貧者效力。限期將金錢米雞鴨茶葉之數，齊解「聖庫」，給予貢單。一戶不到即全家處死。所獻不足，即行抄搜，殺其人，焚其屋，名曰「打先鋒」。
（六）、迫害人民太平軍的殘暴，也是歷史上少見的，每攻佔一城，必大肆屠殺。咸豐十年在江蘇無錫城內外，屠殺男婦老幼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口。因為常熟縣人民倔強抗拒，遭戮者更慘。咸豐十一年江西瑞州地方，幾全面焦土。人民犯了天條在他所施的酷刑下，喪失生命的二千萬至五千萬人。江南數省，受禍最烈。幾無地不焚，無戶不擄，死亡殆盡。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直接受西方宗教毒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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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的一次最大的屠殺。
曾文正公於咸豐四年二月為保衛中國歷史文化，對西方宗教宣戰所公佈之討粵匪檄文可以想見！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啟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臣，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士不能講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粵匪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公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宮室，賤其身手。以至佛寺道院，城皇神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毀。斯又鬼神所共憤，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氏慷慨衛道的精神，激起全體軍民打擊邪教，保衛中國歷史文化，不顧犧牲，奮鬥到底。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南京光復，卒將摧毀中國歷史文化，及欲在中國實行上帝共產制度的太平天國打倒，前後共十五年。在表面上，這是中國的內戰，實際上是中國文化與西方宗教的戰爭，佛教雖未直接參戰，但佛教所受的摧殘為最大。在「無廟不焚，無像不毀」的慘狀下，佛教遭受致命打擊。凡粵匪所歷之地區，佛寺佛像無一倖免，這是中國文化與西方宗教不能融和的一個例證。
我們要把中共所謂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以及批孔與太平天國所推行上帝共產制度作一比較，就知道冰凍黃河非一日之寒，也就是今日中共文化大革命，實導源於太平天國所遺留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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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誠如薛福成所說：「彼洋人歛中國之財，啗中國之民，即率中國之民，啟中國之變。」所以有人說：馬列主義是耶穌思想新的繼承者！
三、一九○○年，即光緒二十六年，所謂拳匪之亂。由於歷年受西方宗教壓迫，尤以同治元年至十三年（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全國每年各省都有大教案發生，每次教案發生，不是賠款，就是喪權，於是激起國人對帝國主義及西方宗教廣泛的仇恨，便促起庚子拳匪之亂。所謂義和團，初名義和會，導源於八卦教，初起於山東，設立大刀會，專以殺洋人及傳教士為對象，引起膠澳之禍的，便是大刀會。當時山東巡撫李秉衡對於這些作亂份子，不但未加取締，且多獎勵，會首朱紅燈，便樹起「保清滅洋」的口號，掠教民，焚教堂，自稱義和拳，後稱義和團，這個亂黨却符合滿清政府頑固派的意向，於是由山東竄入直隸，時在光緒二十五年。第二年即庚子春間，清廷每派兵圍勦不能勝，於是匪勢日漸擴大。一些無知識的大臣，又謂義和團忠勇有神術，刀鎗不入，足以殺外人，振興國威，以致造成大禍，圍攻天津各國領事館，殺死法國公使克林德及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於是引起鴉片戰爭後第二次大屠殺。英、法、德、日、美、俄、奧、義八國聯軍攻打天津，佔領北京，屠殺掠奪，慈禧、光緒逃到西安，命慶親王弈劻及李鴻章出面議和，結果以賠償鉅額款子，即所謂庚子賠款。在外表上說，這是國際戰爭，實際上因西方宗教所釀成的，中國文化與西方宗教第二次戰爭，這更證明西方宗教的不能與中國文化融和的又一例證。
我們對洪楊之亂，雖說他們有排滿的企圖，但由於他們利用西方宗教為背景，上帝為幌子，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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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推行上帝共產制度，來摧殘中國文化，殘殺中華民族，「無廟不焚，無像不毀」；不能再認為他們含有民族主義的精神。至於拳匪之亂，以中國道教的法術，雖以保清滅洋為號召，實際上為仇恨西方宗教情緒所激發，專以焚燬教堂，殺死教士，顯然含有充分因果互相殘殺的報應存在。
鴉片戰爭以後，經過同、咸、光年間，教案、洪楊、拳匪之亂，國人飽受鎗炮的痛苦，對於西方教士真正企圖，至此始全部瞭然。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份子，很少信仰西方宗教，尤以康有為、陳煥章，曾欲恢復孔子的尊嚴，建立孔子為真正宗教，而與天主教對抗，因梁啟超、章太炎等竭力反對而終止。
元明以後，自與西方文化接觸，不特逐步遠離中國文化的本位，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全盤西化」，以至今日，不特將固有文化拋棄得一乾二盡，反以西方文化來裝飾自己。誠如薛福成說：「耳目濡染，漸不足怪。」不獨物質上在追從人家，即精神上也要跟人家走；在一切要改革，要洋化的叫聲中，甚至甘願把五千年來文化的道統，民族的靈魂，祖宗的靈位，都要以十字架去代替，自詡為進步份子，不崇拜偶像。甚至唯恐自己眼睛不藍，鼻子不高，一切以模仿洋人為榮，女人要嫁給洋人，老婆要娶洋人，甘願為洋人的奴隸，實為民族不恥之徒與敗類。所以西方宗教東來，不特摧毀了中國歷史文化，瓦解了民族自信心，結束了中國文化的生命，使炎黃子孫永遠為西方宗教的奴役。佛教就在這個急劇變化和精神虐待下遭受到嚴重打擊！
至此，我們深深的瞭解，帝國主義是要亡我們的國家，西方宗教是要亡我們的民族，國家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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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有民族存在，還有復國的希望。要是民族亡了，這個國家就永無翻身之日，等於打入十八層地獄，永劫不復上昇！中華兒女，覺醒過來罷！我們要痛定思痛切實檢討三百年來，西方宗教東來，帶給我們的究竟有些什麼？是幸福呢？還是災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