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近代史，應從何時開始？這是一個先決的問題。一般史學家講中國近代史，却有多種不同的主張：有主張自明初起；有主張自清初起；亦有主張自鴉片戰爭起；甚至有主張自明清之變起；這些主張顯然是以西方學術思想開始東來，直接影響了中國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為依據。

佛教中國近代史上，因受外來文化思想及本國政治變遷雙重影響的關係，所以研究中國佛教近代史，在、社會史有所不同，但也不能完全背離史學家所規劃的範圍。因此，我們認為研究近代中國佛教史，應從元代或明末為起點，以迄於今。我們所持的理由，約有以下四點：

一、佛教雖來自印度，但傳入中國將近二千年，早與中國文代結成一氣。佛家的慈悲精神，與孔孟仁義思想，幾盡相似，相行不悖，所以佛教不特為國中之大教，且為多數國民所共信。並使遠及鄰國，若韓國、日本，以及越南多數民族，同奉一教，於是構成佛教為東亞民族信仰的中心。但自元世祖遠征歐洲後，導引義大利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Polo）東來（一二七五）。羅馬天主教皇，又因馬可波羅牽引，先後派遣柏朗嘉賓（一二八五）、隆如美、羅伯魯諸人東來，傳播耶穌福音。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描寫中國的富庶，遍地黃金，夜不閉戶，無異耶教所說的天堂，於是勾起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野心。自此，西方海盜、商人、教士分向中國作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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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不特以孔孟為本的中國文化，一天比一天衰落，也使佛教遭受西方宗教無端攻擊與排斥。對中國社會道德及民智啟發的影響，逐漸降低，日甚一日；這是佛教受西教影響的第一期。

二、降至明末，（一五八一年），利瑪竇（MatteRico）東來，不唯傳播耶教，並翻譯數學、天文、幾何、水利等學。利氏東來的目的，並非僅為傳播西方科學文化。他是位傳教士，其目的欲在東方世界，傳播西方宗教。利氏深知佛教深入社會民心，中國人十之八九都是信奉佛教，欲使西方宗教得在中國發展，非排斥佛教，奪取民眾信仰不可。於是利氏專以攻擊佛教為能事，由於西方宗教，違背中國倫理文化的傳統，初有禮部侍郎徐如珂、侍郎沈[水+隺]，相繼排斥天主教；黃宗羲、張爾岐等亦呵斥天主教。及至順治年間，佛教與天主教又發生劇烈的衝突，由民間而進入宮廷。後因羅馬天主教皇，公開反對中國人祭祀祖宗，否認人倫道德行為，於是有康熙禁教及雍正驅逐教士的諭令，這是佛教受西教影響的第二期。

三、鴉片戰爭失敗，中國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開五口通商，准許西方教士來華傳教。一個崇尚倫理道德的安寧社會，因受不敬祖宗、不講人倫的神教的分化，從此也就不得安寧了。咸豐十年（一八六○）中法北京條約，又准許查還教堂，及在中國購地設立教堂。自此，各教士利用治外法權，不僅傳教事業，突飛猛進，而教士態度益發蠻橫不可收拾，甚至干涉訴訟，包庇教民，攻擊佛教。於是激起國人反對風潮，不是攻擊教堂，就是殺死教士，各地不斷發生教案。就中以天津教案，最為嚴重。在查還教堂，又以教士百般刁難，發生許多波折，威迫地方官吏，竟欲以重慶長安寺抵還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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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打擊佛教，摧毀民眾對佛教的信仰，這是佛教受西教影響的第三期。

四、以洪秀全、楊秀清等為首，利用鴉片戰爭失敗後，國人仇恨帝國主義的情緒，及一般人迷信洋教的心理，以西方宗教為背景，上帝為幌子，構成神教與巫教的組織，卻在中國推行上帝共產制度。道光三十年（一八五○），自廣西桂平金田村起事，旋即揮師北進，於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攻佔永安，建號太平天國。咸豐三年（一八五三）佔領南京，正式定都，並繼續北伐。

一八五四年，以曾國藩為首，痛恨洪楊殘暴、燒殺、掠奪，為保衛中國歷史文化而戰，終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把禍國殃民的太平天國打倒。洪楊之亂前後歷經十五年，所歷之地，無廟不焚，無像不燬，江南佛教文物圖書，遭燬殆盡，這是佛教受西教影響的第四期。

西人東來，無論為傳教，或經商，雖屬個人行為，但內多奉有其本國政府的命令，從事間諜工作。道咸以降，我國一敗於鴉片之戰，再敗於英法聯軍，三敗於甲午之役，四敗於庚子拳匪之亂。中國百年來所受帝國主義壓迫及不平等條約剝削，外患日亟，國勢日非。究其原因，無不以西教東來為導火線，迨及赤焰彌漫中國大陸，而臻斯極，這是史無前例的悲慘劇變。所以我們主張中國佛教近代史的起點，遠則溯至於元代，近則起自於明末清初。

近代中國佛教，雖處於內憂外患，最艱難困苦急劇變化的時代，其所以未被此一偉大時代巨浪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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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無可否認的，乃有其特殊的因素存在。

一、佛教在這一個內憂外患史無前例急劇變化的時代，其所以能綿延以迄於今，並非人力。二千年來的佛教，其在中國不僅有過輝煌的歷史，對促進中國文化發揚，在六朝三唐時期有過偉大的貢獻，其對發揚中國歷史王道文化精神上，也曾擔任過重要角色，尤其是將大乘佛教精神，推廣至鄰國，以及邊疆民族。東至東海，西至葱嶺，北至沙漠，南至南海。東西長達叁萬餘里的邊疆國防，唐宋以來迄於明清，千三百年來，在政治上能順利歸於統一成功，並非軍事力量，亦非金錢財力，實賴佛教同化的力量所致。降至今日，佛教於此廣大地區，仍具有極大之影響力。由於上述種種特殊的因素，孫總理之所以放棄漢族優秀的傳統，主張五族共和，意在爭取這一廣大地區民族內向。因此，佛教賴以延續不絕，其於國民政府統治下未被否絕者，此其特質者一。

二、近代中國佛教，無可否認的，外受西教東來，及西方文化及機械科學的影響，內受打倒迷信及反宗教運動，以及廟產興學的迫害，激起佛教徒警覺，一面打破以往歷史傳統的觀念，革新佛教制度，一面接受新世界知識，以期迎頭趕上時代，建設適應新時代社會所需要的新佛教。領導佛教革新運動最積極者，當推太虛大師及其門人。其革新佛教主張為：

以嶄新佛教的姿勢，樹立佛教革新的作風，以適應時機，引導社會青年歸向佛宗，並於各大學公開宣講佛學，改變社會學者對佛教的觀念。社會賢達，博雅學人，若康有為、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相繼潛究佛學，並有佛學著作多種問世，使佛學成為近代學術中最實用的學問。

在近代史上的中國佛教，雖經過種種挫折，然由於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輝煌的貢獻，已獲得國人普遍認識與信仰。自門禁大開以後，一掃以往閉聰塞明的政策，打開國際佛教門戶，促進佛教國際化，以佛教融和東西文化，增進世界和平的氣氛。一九二四年，太虛大師首於廬山舉行世界佛教聯合會，邀請世界各國佛教徒與會。一九二五年，又率領中國佛教代表團出席日本主開之「東亞佛教大會」。一九二八年又赴歐美各國宣揚佛法，在法國接受彼邦人士要求，創設「世界佛學院」，並於中國首都南京成立「世界佛學院總院」，遂使東方文化主流之佛教，一躍而榮居世界文化領導地位。英、法、德、美各國佛教團體相繼設立，贏得世界學術界普遍的擁戴，咸認導致世界永遠和平之主力，唯有佛教，此為其特質者二。

中國佛教在近代史上，雖呈現一幅衰象，但亦有其興隆的一面．就佛學而言，以往研究佛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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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於出家眾，及少數學佛的居士，社會名流學者，很少觸及佛學的研究，而僧界又拘於形式主義。時至近代，日本既因信佛而強大，泰西歷史上之英雄豪傑，能成其大業，轟轟一世者，其得於宗教思想者多，因此，清末民初之間，我國學者、政冶家，無不競相於佛學研究，並著書問世，擔荷如來救人救世之大使命，可謂盛極一時。若康有為之「大同書」，譚嗣同之「仁學」，章太炎之「五無論」固多受佛教思想影響，發出他們的創見，成為歷史上的名作。其所以能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甘犯大不韙，力主維新，震撼全國，其得力不在儒家，實得力於佛學思想的激發，尤以譚嗣同，慷慨就義，犧牲小我，而為大我國家民族壯烈的精神，尤為明顯。此其成就者一。

佛學博大精深，非宗教而宗教，非哲學而哲學，非科學而科學。且為哲學中之哲學，科學中之科學。以往我國學者講哲學，僅知講孔子哲學，或諸子哲學，或希臘哲學。由是講印度哲學，必講佛學。民國三年，由於日本要求來華傳教的威脅，不獨欺中國無佛法，更欺中國無傳佛法之人。於是，激起國內知識份子，相繼研究佛學。鄧伯誠、張克誠首於北大文學院哲學系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許季平、梁漱溟、湯用彤、熊十力等接力於後。蔣維喬於東南大學，開講百法明門論。唐大圓、張化聲於武漢大學，開講唯識三十頌。景昌極、李證剛於東北大學宣講唯識論。梁啟超於清華大學開講佛學。劉沐源、王恩洋於成都大學開講佛學，遂使佛學發展成為社會大學中最實用的科學。

古老的佛學，經過現代學者競相研究以後，不謹提高佛學價值，而對近代學人思想更有激發的作用。由此梁啟超講中國學術史，要講佛學；胡適之、馮友蘭講中國哲學史，也要講佛學。無論贊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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摭拾，著書問世，馳譽當時，成為一代學宗，由是而使佛法成為人文科學中實用的科學，此其成就者二。（請參閱本書「近代學人與佛學思想」）

洪楊以後，我國佛教得以迅速復興，發揚光大、其得力於在家居士發揚者多，就中以楊仁山居士所領導之一系，初由金陵刻經處，發展而有「祇洹精舍」，而有「支那內學院」，乃至「法相大學」，專以校勘經論，弘揚唯識。其師資才華，則以歐陽竟無、梅光羲、王恩洋、呂秋逸、繆鳳林，最為卓越；不僅使絕響千餘年之唯識學，得以重光。而社會名流學者，若梁啟超、湯用彤、梁漱溟、熊十力等入室執弟子禮，叩示法要。其引誘時流學者，潛究佛學，啟發頗大。次為華北韓清淨居士所領導之「三時學會」，武漢唐大圓居士、史一如、張化聲，於武昌佛學院，上海丁福保、狄楚卿、范古農、蔣維喬等居士，無論於整理經藏、發行佛刊、闡揚微言，成績斐然。而於佛學之修養，均達上乘，形成新型佛學之一流，此其成就者三。（請參閱本書「居士研究佛學之成果」）

中國佛教在近代史上，開宗立說，雖遠不及隋唐時代，但對求適應時機，開設學院，培育人材，發行刊物，闡揚微言，派遣海外留學僧，溝通國際佛教文化，卻又為歷史上所僅見。

就留學僧言，大勇、持松、顯蔭、談玄，先後東渡日本，修學密乘，使唐密法脈重返中土。大勇又率領法尊、嚴定、密吽、密悟等二十餘人，入藏留學，修學藏密。法周、惟幻、法舫、白慧等赴錫蘭、印度，專學梵文、巴利文，以期校勘漢譯原典。其中以入藏學法團法尊成就最為卓越，其於極短年月內，不僅將西藏黃教祖師宗喀巴大師全部之傑作，若「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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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善慧大師造「菩提道次第修法」、「密宗道次第」（克主造），月稱之「入中論」，彌勒之「現觀莊嚴論」、「辨法性論」等均譯成漢文。法尊在我國佛教譯經史上實為唐以後之第一人，即在漢藏文化關係上，亦復為文金兩公主以後之創舉。其對溝通漢藏文化，及融和邊疆民族，以及對國家民族之貢獻，實難以估計，此其成就者四。

錫蘭達磨波羅居士，以復興印度佛教為己任，乃於一八九五年來上海，會晤楊仁山居士，共約復興印度佛教，楊仁山居士因而於光緒三十三年成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研究佛學，實導源於此。民國十三年泰戈爾來華訪問，倡導中印文化交流於前，遂有民國二十四年，以戴季陶先生為首，繼之於後，創立「中印學會」，並捐贈大批漢文經書予泰戈爾之「國際大學」，成立「中國學院」，譚雲山任院長，宏揚中國文化。抗戰期間，太虛大師、戴季陶先生相繼訪問印度，不獨對中印文化交流，即對我國抗戰建國政策，爭取最後勝利，都有很大的貢獻，此其成就者五。

我國佛學一向偏重於理論，忽於歷史的考證，近代因受西方及日本佛教學者治學的影響，遂漸趨向於歷史的研究。

民國十一年，武昌佛學院教授史一如居士，首譯「小乘佛學概論上下編」、「中華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各國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學」，均列入武昌佛學院教材，並自編「因明入正理論講義。」由於國人於佛學研究，一向缺少歷史觀念，史氏所譯幾乎全屬歷史方面，正可補救中國佛學之偏差，對佛教思想界發生極大啟發作用。尤以因明學早經絕響，今得史氏講義，使世人得重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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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實五里霧中獲覩光明，其有益於斯學之研究，實非淺鮮。

自此，治「中華佛教史」，或「印度佛教史」，無不採取史氏的譯著。蔣維喬之「中國佛教史」，即脫胎於史譯之「中華佛教史」。梁啟超之「大乘起信論考證」，即取材日人望月信享之「大乘起信論考」，由是而成名著，傳誦當時，此其成就者六。

凡此種種，皆為中國佛教近代史上最顯著之成就。

國人對佛教，本不甚瞭解，往往說佛教為厭世，為消極自利。殊不知，此僅對小乘佛教而言，大乘佛教則否；我國所奉行者，多屬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則以無人無我、捨己救世為目的。捨己即是無我，無我即不自私。救世即不絕世，不絕世就是不厭世。近代的中國佛教，尤其在八年抗戰期間，佛教徒所表現實踐大乘佛教捨己為人救國救世的精神，比諸歷史上任何時期都顯得特別出色。

一、對日抗戰之讜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全國進入緊急狀態，太虛大師，首以佛教立場，發表「為瀋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呼籲台、朝、日三處佛教徒秉佛遺訓，一齊起來反對日本對華發動侵略戰爭，並提出預測的警告，謂「甚而引起歐美各國，相率來此東亞以作戰場，發生二次世界大戰，」均不幸而言中，可謂有先見之明。

「一二八」，上海戰事發生，太虛大師又作「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列舉「戰則必致兩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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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則得相助之益。」大聲疾呼，將解鈴繫鈴之議（請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陳之日本當局，而將孫中山先生對於中、日之遺策（大亞洲主義），「獻之中、日國民」，並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捨己為國的精神，「如得中日大仁大智之士，察擇施行，則余寧將萬死亦所樂焉！」否則，「不歸美，即歸俄，恐中日非復東亞之主人矣！」這種捨己救世的精神，為厭世乎？為救世乎？不幸未為日本當局所採取，而結果「不歸美，即歸俄，」又不幸而言中！

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進入全面戰爭。太虛大師為中、日兩國人民自相殘殺，不勝悲感。二十八年，太虛大師奉命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印、錫、緬等佛化國家，宣傳我國抗戰政策，在印度並與聖雄甘地、及尼黑魯交換意見。對促進中、印合作，爭取最後勝利，頗多貢獻。在八年抗戰期間，太虛大師以佛教立場，到日本發動宣傳戰、心理戰、精神戰，發表不下數十次的宣言，促醒日本國民自覺自救！使日本國民於精神上陷入癱瘓狀態！

二、救護隊訓練抗戰不僅對敵人要作宣傳戰，並要負起實際作戰工作。因為佛教僧徒誓行戒殺主義，雖不能直接負起槍桿上前線殺敵，但可秉持佛陀捨救人的遺教，乃將全國僧侶，改編救護訓練，既發揚了佛教救人救世的精神，又盡了國民救國救民的責任。「八二三」上海戰爭發生，僧侶救護隊隨即出現在前線，不分晝夜，冒險搶救傷患官兵，經其救出者，共達八千二百七十二人之多。贏得當時輿論贊揚，並以「戰神之敵」播揚。上海撤退後，上海僧侶救護隊，又隨軍隊撤至漢口解散，復於陪都又重行組織「僧伽救護隊」，參加陪都各界救護工作。二十九年七月九日，大批敵機轟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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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時，該隊僧侶表現得甚為出色，無不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壯烈精神，不顧敵機危險，出生入死於敵機下搶救難民，經該隊救得一百二十五人，輕傷二十人，獲得地方各界好評，並蒙最高當局頒給銀盾獎章三十六枚，獎勵該隊出力人員等，該隊先後出動救護傷患不下二十餘次，救出輕傷男女共達三千餘人。

由於該隊救護成績卓越，贏得各界贊譽，旋又獲准成立海外工作隊，參加遠征軍服務。民國三十二年十月，由悲觀率領二十餘僧，隨軍出發，經雲南滇緬公路，步行至緬甸，在「密支那」一場戰爭中，該隊隊員有印安等三人，在敵人無情炮火中殉難於戰場，這是他們為國家民族流下了最後的一滴血，這是何等壯烈的精神。其次，直接參加游擊隊的僧侶，不知凡幾。就中以宜興恒海和尚犧牲，最為壯烈。他所率領一支僧侶游擊隊，號召不少僧青年參加行列，經常在蘇、常、錫一帶活動，他的部隊襲擊敵人，屢挫兇鋒，後於蘇州洞庭山，遭日寇包圍，死於戰場。這是直接參加抗戰行列，犧牲的一位佛教英雄（請參閱本書「佛教對八年抗戰護國之貢獻」）

中國八年抗戰的精神，就是大乘佛教捨己為人的救世精神。因有這種偉大的精神蘊藏在民族思想中，所以我們的抗戰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