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維新運動與佛教厄運
顯示頁碼 關閉頁碼 回目錄
第一節 變法維新與廟產興學

滿清政府,每對外戰爭失敗一次,即有一次改革運動。鴉片戰爭後的海防運動,英法聯軍後的自強運動,中日戰爭後的維新運動,莫不皆然。尤以中日甲午之戰,以堂堂天朝,反為小日本所擊敗,割地賠償以外,幾遭瓜分之禍。因此,一般愛國智識份子幾乎異口同聲一致要求救國,非改制變法不可。否則,將有滅亡之禍。而倡導變法維新運動最力者,則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主要人物。

康有為,原名祖貽,字廣廈,號長素。生於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廣東南海人,世稱南海先生。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舉人,二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曾聯合公車千餘人上書,請勿簽馬關和約;並力主變法自強,設強學會於北京、上海兩處,旋為御史奏彈封閉。戊戌這一年,他四十一歲,比國父大八歲,比梁啟超大十五歲;他的學術思想,得力於同鄉朱次琦(九江)的教訓最大。因朱氏講學,每以「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為綱,以義理、考據、經世、詞章為目,而其精神所貫,全在「經世」之學。其見解與曾國藩完全相同。及戊戌政變失敗,六君子被戮,康有為逃亡海外十五年,民國二年始返國。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歿於青島,享壽

P.73

七十。

梁啟超(一八七二~一九二九),同治十二年生,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舉人,受業於康有為,稱弟子。光緒二十一年,梁隨康至京會試,不第。翌年,至滬與汪康年、黃遵憲創刊時務報,自任主筆,每期撰論、刪改、編校,純出其手。言論鋒利,倡議變法,風靡當時。及戊戌政變失敗,梁以走避日本使館,得免於難,旋護送至日本。宣統二年復於上海創國風報,後再度東渡。民國元年歸國,先後任司法、財政總長,因袁氏欲稱帝,乃著「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以反對袁世凱帝制。又曾助段祺瑞討平復辟,不惜與老師康有為分途異趨。其有助於民國共和者,論功殊偉。民國七年,始退出政壇,講學於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兼研佛學,著有「佛學十八篇」,最為精粹,對啟發青年研究佛學關係頗大。民國十八年卒,年僅五十七歲。

康梁本屬師生關係,又是力主變法維新的主腦人物。要倣日本君主立憲,改革政治,亦即摹仿西方科學,創辦實業,興辦學校,造育人材,庶可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無如當時教育經費無著,於是有主張把寺廟祠堂,改為學校者。及至戊戌變法失敗,停止變法。未幾,光諸二十六年拳匪亂起,八國聯軍攻陷北京,簽訂庚子條約,賠償鉅額款子。自此,慈禧太后亦覺非改革圖強不足以自立生存,故要求改革圖強風聲再起。

湖廣總督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在戊戌變法那一年,即著「勸學篇」上奏朝廷,力持

P.74

調和新舊思想,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他在湖廣總督任內二十年,手創兩湖書院、文武普通學堂、陸軍中小學堂,訓練新軍,並派遣東西洋留學生,其於孕育革命種子及裨益於武昌起義之關係至大,固非他初始所料及者,並且力主動用全國寺廟財產為興學經費。佛教首挫於變法維新,亦復為廟產興學之起源,也是長期困擾佛教主要課題。

所謂廟產,即指寺廟一切財產,寺田、寺屋及附屬的法物而言。據民國二十五年「申報年鑑」所刊中國佛教會調查發表,全國寺廟數目(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五省除外),約十六萬餘所,僧尼約七十四萬,佛寺僧尼如此之多。(註一)由於寺產如此之多,不特引起社會人士的覬覦野心,同時,也給社會經濟上帶來重大的影響。

清光緒年間,全國佛教寺廟究竟有多少,據張之洞在「勸學篇」上說:都會百餘萬,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財物由布施而來,主張改作學堂,充作教育經費。其實施辦法,據「勸學篇」謂:

一、以寺廟十分之七為校舍,餘作僧道之居處。
二、以寺廟寺田等財產中十分之七供學堂之用,餘供僧道膳食之用。
三、將使用廟產之總額明奏朝廷,旌獎該僧道。對不願旌獎僧道,可移獎其俗親並與定職。
四、各省荐紳,有在其興學堂者,在觀察其夥寺觀之上,如連名申請,概予許可。

張之洞以為「如此則萬學可一朝而起也」。



P.75

「勸學篇」奏上之後,德宗批示:「持論平,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由軍機處對各省督撫學正各頒「勸學篇」一部。

同年,六月十一日開始,所謂百日維新,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作了劃時代的改革。教育方面,廢止了八股文的考試;在各省縣設立高中初各等學堂,京師設大學堂,上海設編譯館,廟產興學亦立即付諸實施。

戊戌政變,終因袁世凱的告密,不特使康梁一派失敗,而德宗皇帝遭受幽禁。而廟產興學亦由西太后命令而止。

百日維新,雖經失敗,但給佛教帶來廟產興學的威脅,始終未除。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政府命各省州縣設置學堂,佛教寺產開始遭受侵害。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奏準「奏定勸學所章程,責成各村學堂董事查明本地不在祀典廟宇鄉社,可租賃為學堂之用。」(註二)。因之,引起各省土豪劣紳公然兼併寺田。民國以後此種情形已成為公認之事實。據「上海縣續誌」(民國七年刊)中可以窺見一斑矣。

一、栗庵 光緒三十二年,邑人葉佳堂與學董顧言之定議。給住持僧雪峯銀元七百二十圓為營業資。改庵為上海縣勸學所,而遷佛像於閔行。(其地十一畝八分一釐九毫)
二、小天竺寺 光緒二十七年冬,設中西啟蒙學堂,二十八年秋,改為養正,遷佛像於浦東。各

P.76

寺寺宇悉歸學堂。
三、法華庵 今廟產歸振南學校。
四、韋天廟(法華寺僧管理) 今設正蒙小學。光緒乙巳(三十一年),里人李鴻模、張光豫…,修葺後殿,設正蒙小學,禀准以廟屋為校舍。…於是廟業悉歸學堂管理。
五、長生庵 有四十畝,東南屋三楹,光緒三十一年設曹渡初等小學。
六、第二義務小學堂,在送子庵,光緒三十一年創設。
七、安國小學堂,在虹橋鎮東安國寺,光緒三十一年,邑人王豐玉、顧鏡清、蔣家鳳創辨。
八、官立養正小學堂(參閱小天竺寺項),在縣署西北張家衖小天竺,光緒二十七年九月,邑人王琪錢……二十四人發起,擔任義務夜課。中西並授,初假亭橋西葉達宅,旋禀准。知縣王懋琨將發封之小天竺僧寺充用,二十八年由張軾葉達捐貲,添設日課,名中西啟蒙學堂。經常費取諸邑廟豫圓茶捐。又贖回錢糧廳,抵出房屋十四間,取租充用,二十九年改為官立,更為養正。(註三)

以上所舉,僅為上海縣一部分而已,其他各省州縣侵佔寺產興學,實不勝枚舉。西太后雖曾禁令,但各省州縣地方士紳仍以興學為名侵奪寺產,無法統計。自此以後,地方軍隊、警察及各種團體循風佔據寺廟,從未停止。由於佛教領導階級素質低落,使佛教在社會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已無法維護佛教權益。但佛教對中國歷史文化自有其悠久的關係,於是引起社會名流學者重視。章太炎先生首

P.77

先(光緒三十一年)發表告「佛子書」,一面喚醒僧徒認清時代,要急起直追自辦學校,一面忠告士大夫們,不應該對佛教有此種荒謬的舉動,應對此世界最高尚的佛法加以發揚。東隣日本凈土真宗早於光緒初年,即於上海南京剏立本願寺,以及杭州、蘇州設立本願寺,光緒二十五年復於金陵「日本淨土宗本願寺」特設東文學堂,以教華人(見楊仁山等不等觀雜錄卷一、二十三頁)。這時,日僧水野梅曉、伊藤賢道,因見滿清政府壓迫佛教,便乘機來華,乃效法西方基督教徒來華傳教的方法,引誘我國佛教僧徒受其保護。猶如咸同年間,西方教士保護教民一樣,分化教民與政府間的感情。當時日本在杭州傳教的代表為伊藤賢道,乃屬真宗派,意欲離間僧徒與政府感情,引誘杭州三十多寺廟投入日本真宗懷抱,求其保護。凡遇佔用寺廟,搶奪寺產,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保護;中國佛教寺廟財產,中國政府不能保護,要賴外國人來保護,可見滿清政府軟弱無能到如何程度!這與日後國人每遇政治上壓迫,便逃入各國租界,要求外人保護,如同一轍。因此,引起中日兩國外交上的風波,地方政府既無能解決此一涉及國際糾紛,逕呈報中央政府,經中日雙方交涉的結果,先由日本真宗取銷對中國寺廟保護事情,滿清政府始允下詔保護佛教,並令佛教僧徒自動興學,自護寺產,各省遂相繼組織僧教育會。全國各省縣紛起成立僧教育會,而與各省縣普通教育會成了對立的形勢。這說明了滿清政府已無能保護佛教,要僧徒自己來保護寺產。其實,國內有識之士,早已經有此感覺,欲求振興佛法,唯有開設釋氏學堂,始有轉機。當時楊仁山居士即有此剏議,只以時節因緣猶未成熟耳。



P.78

第二節 自動興學與自保寺產
顯示頁碼 關閉頁碼 回目錄

變法維新,雖然帶給佛教無限的困擾—廟產興學—但也帶給佛教僧徒一個自覺自救的機會。那就是依照滿清政府的指令,各省縣成立僧教育會,以佛教寺產來興辦佛教教育,培養佛教人材,這在滿清政府來說,猶不失為一開明政策。各省縣佛教首腦人物,亦知非興辦學堂,不足以保護佛教寺產。當時日人水野梅曉於長沙設辦僧學堂,揚州僧文希於揚州天寧寺設普通學堂,浙江寄禪、松風、華山、北京覺先等亦設立學堂,南北呼應,成為當時各省僧教育會,興辦僧學的領導人物。但其所辦學堂,大抵為國民小學及僧徒小學,即如浙江普陀山僧教育會在定海所辦國民小學,定名「慈雲」,普陀僧眾小學,取名「法雨」,迨至民國二十年始改為「普陀佛學院」,不二年停辦。江蘇泰州所辦「儒釋小學」,由智光主持。那時僧教育會組織健全,辦理完善的固然也有,僅擁有虛名,亦復不少。如日後各省興辦佛學院一樣,都以保護寺產為目的,並無意興辦教育。就中僅有江蘇省僧教育會組織較為健全,其所辦僧師範學堂,頗有成績。茲簡述如次:

鎮揚為蘇省佛教重鎮,鎮江之金焦二山,不僅規模宏偉,為東南佛教名剎,馳名天下,而收藏歷史文物古蹟,足以為全國之冠。揚州與鎮江僅一江之隔,聲氣相通,揚州擁有二十四家叢林寺院,天寧寺為首剎,原為晉朝謝氏公祠,為佛陀跋馱羅翻譯六十華嚴的勝地,故於佛教史上居極重要的地位。

P.79

僧文希於光緒三十二年於天寧寺創立普通僧學堂,招收僧青年入學,其辦學的動機,意在保護寺產。所以其教育經費,全由鎮揚佛教各寺負擔,除授佛學課以外,並授英文、日文。日文,由日人道揚居士擔任,入學僧青年,僅有仁山、智光等二十餘人。顯見當時僧校風氣,尚未開展。同時,百日維新失敗後,清廷獎勵興學,並紛紛派遣東西洋留學生,接受外國新知識,出國留學,要以赴日本留學生最多,多達一萬三千餘人。反對清廷之革命黨人與康梁等維新派人士,多避居日本。僧文希因與日人道揚居士朝夕相聚,得悉日本佛教教育進步的實況,頗有東渡考察之意,以為改革中國佛教僧教育的借鏡。其用意與動機,本無可置議。無奈鎮揚佛教諸山首領多屬保守頑固份子,本來無意興辦學校,而興辦學堂,只是一種手腕,其目的在保護寺產,並無意興辦教育,造育僧材。因此,對文希本抱猜忌態度,今聞其將欲東渡日本考察佛教,更具戒心。因為日本佛教,雖由中國傳去,但日本佛教早經變了質,實行真宗化,公開娶妻吃肉,行同俗化,而與中國佛教傳統制度背道而馳,並無考察之必要。以保守派眼光來看日本佛教,猶如清廷視革命黨,似同洪水猛獸一般。所以當文希東渡的前夕,由揚州渡江至鎮江,當晚息宿萬全樓客棧。擬明日乘京滬早車赴上海,轉往日本。鎮揚佛教諸山獲悉文希明日東渡,隨向當地警政機關告密說:文希假赴日本考察佛教,實為勾結在日本革命黨人,企圖不軌。當時警政機關聽說革命黨三字,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如臨大敵,隨將文希逮捕,經兩江總督判為終身監禁。而揚州普通學堂,從此停辦。這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第一所僧學堂,因新舊思想的分歧,自相猜忌、嫉妬、破壞,以致停辦。文希直到辛亥革命成功,始從江西石埭縣監獄釋放。



P.80

楊仁山居士,先於光緒二十三年於南京成立金陵刻經處,專刻佛經流通,以廣宣傳。因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達磨波羅居士於光緒二十一年來上海,遂與楊仁老相約共同復興印度佛教,以為傳布佛教於世界。楊仁山受此啟發乃於光緒三十三年就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青年十數人,研究佛學及漢學,除佛學及國文外,並授以英文,以為進修梵文及巴利文之根基。楊仁老自講楞嚴經,蘇曼殊教英文,當時入學緇素,則有梅光羲、歐陽竟無、邱虛明、仁山、太虛、智光、觀同等。雖僅十數人,卻為日後五十年來之中國佛教領導人物。其經費全由楊仁老自己負擔,因經費支絀,不二年停辦。其為時雖短,卻為中國佛教種下革新的種子,無論於佛學發揚,或教育施設,以及世界佛化推進,無不導源於此。

揚州普通學堂停辦後,兩江總督端方,雖屬滿人,但對佛教興辦教育,頗多支持。以文希既經監禁,可無慮革命黨,但對佛教教育不能因此而停辦。於是飭令江蘇省僧教育會要繼續興辦教育,乃於宣統元年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校,其入學程度,顧名思義,即在培育佛教師資人材,故入學的程度,均較以往為高,聘請國內第一流的法師主其事——月霞、諦閑兩法師相繼主任教務——所需經費,乃由江蘇全省佛教寺院共同負擔。入學僧青年,則有仁山、太虛、觀同、智光等。越二年,辛亥革命成功,遂又停辦。歷時甚短,但所培養的人材,多為日後中興佛教領袖人物。



P.81

第三節 革命思想浸入佛教
顯示頁碼 關閉頁碼 回目錄

佛教於社會,本居於超然地位,所謂與世無爭。但因受滿清政府歧視與壓迫,遂激起僧青年自覺自救,滿清政府既准自立學校、自保寺產,各省既有興學的風氣,經常接受社會知識的僧青年,因而受到革命思想渲染,而革命思想,便無形中浸入佛教僧青年腦海。由於佛教青年身雖出家,但其血管裏所流的血液,仍與中華兒女同一血源,在愛國不讓人的熱情鼓舞之下,追隨先烈參加國民革命的僧青年,不知凡幾,苦於身邊資料不足,今舉一二最顯要者,簡敍於次:

一、黃宗仰字中央,法名印楞,別號烏目山僧,常熟人,俗姓黃。生於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歿於民國十年七月(一九二一),得壽五十有六。師幼年,就讀於翁同龢氏,二十歲旋依常熟三峯寺藥龕出,受戒於金山寺。精研三藏,兼通英、日文。善書畫詩詞。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應上海富商羅迦陵居士請至滬上弘法,得與當時名流接觸。一九○一年,目覩清廷腐敗,及受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啟發,即參加革命,遂與吳敬恒、章太炎、蔡元培、蔣智田、鄒容等,組織中華教育會,後繼蔡元培氏為第二任會長,兼任編蘇報,鼓吹革命,啟發青年思想。一九○三年,清廷查封蘇報,章太炎、鄒容被捕下獄。宗師名列通輯令內。吳敬恒、蔡元培等已逃亡國外,宗師得羅迦陵資助,亦相繼逃亡日本。適孫中山先生自越南蒞橫濱,宗師趨前晉謁,獲識中山先生,因而建交,抵掌而談,深荷器重,旋加入同盟會,革命大計,得參與密議。是年秋 國父欲赴檀島,因絀於

P.82

川資,宗師傾囊資助,慷慨資助革命,深得 國父讚揚。白此宗師與 國父書柬往來不絕,商策革命大業,民前八年, 國父自檀島致黃宗仰書云:

中央上人英鑒:橫濱來函,已得拜讀。刻在檀島與保皇大戰,四大島中已肅清其二,餘二島不日可以就功,非將此毒鏟除,斷不能做事。但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曰: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洲則竟自稱其保皇會為革命黨,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此計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計狡矣。聞在金山各地已歛財百餘萬,此財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滿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騙得此財,以行其保皇立憲,欲率中國四萬萬人,永為滿洲之奴隸,罪通於天矣。可勝誅哉!弟等同志向來專志於興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咎有不能辭也,今當乘此餘暇,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對財力可以無憂也。務望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大擊保皇毒焰於各地也。匆匆草此,即候

大安 弟中山 謹啟 寄信地址:

Dr. Y. S. Sun.

C/O Mr. Ho. Fon.

Bishoh Bank

Honolulu. H. I.



P.83

民前八年, 國父覆黃宗仰述在美掃滅保皇黨情形函云:(註四)

中央上人大鑒:頃接來函,敬悉一切,深惜同志近日困窮如此,不禁浩嘆。弟近在苦戰之中,以圖掃滅在美國之保皇黨,已到過五、六處,俱稱得手。本擬通游美地有華人之處,次第掃之,大約三、四個月後,當可成功。保毒當梁賊在此之時,極為興盛,今已漸漸冷淡矣。掃之想為不難,惟是當發始之初,而保黨不無多少反動之,因此有一二康徒極恐彼黨一散,則於彼個人之利益,大有損失。故極力造謠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地洪門之勢力極大,但散渙不集,今已與各大佬商妥,設法先行聯絡各地洪家,成為一氣,然後可再圖其他也。故現時正在青黃不接之秋,當無從為力,以兼顧國內及日東之局面也。大約數月之後,當有轉機也。幸致慰在東國同志,暫為堅守,以待好機之來,除洪家之外,弟更有數路可以有望,以圖集力者。惟成敗未可必耳。前挪上人之款,今當無從歸趙,請寬以月內之期,想能付還也。已另有函致黎公矣,意亦同。上海同志近來境況志氣如何?東京留學又如何?聞陳夢波已在橫濱立一館地,欲聯絡各處志士,此意甚美。未知現辦成如何?能與此地致公堂通消息,互相照應,則來往船上之人,盡可招集也。上人在東有暇,亦望與此地致公堂並大同報館消息,以鼓舞人心,則更可增多勢力也。此致,即候大安

孫文 謹啟

西六月十號、加利科你省發。



P.84

由此可知 國父對宗師極為器重,宗師旋於日本復刊江蘇雜誌,啟迪民心,促使清廷瓦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始自日本返滬,創辦上海愛國女校,並主印頻伽大藏經,得八千四百十六卷,宗師不獨獲國父倚重,患難稱交,劻襄革命,實為中華民國開國的元勳。

辛亥武昌起義,南京光復, 國父自海外歸來,國內華革命同志雲集滬上迎接國父回國,就任臨時大總統職務。宗師亦寓行列,國父曾獨與宗師密談,並約宗師同赴南京,參加政府輔助國事,宗師竭誠婉謝。次日,上海北站歡送 國父赴京後,隱居山林國父每欲召見不得。於此期間,宗師曾上書中山先生,邀遊金山寺,其書云:

中山先生偉鑒:別來瞬經三稔,賊人肆虐,公遊海外,僕隱山林。迺者,天相中華,神州再造, 自由不死,幸福有歸矣。前讀滬報敬悉公以國務餘暇,漫遊西湖南海,豪情逸興,不減曩年,幸甚!

近躬何似?金山亦係京口名藍,僕誼屬故人,曷勿杖策一遊,不惟可助逸興,且得舊雨重懽,藉傾積愫,想公遊興未闐,當能慨允,惠然蒞臨,掃徑以待。即請賜復,並頌

鈞安

不慧宗仰合十、九月二十三(見佛門人物志)

中山先生曾於民國五年遊南海普陀山,書中云:「漫遊西湖南海」,宗師上中山先生書,當在遊南海後,亦即在民國五年以後。中山先生曾否至金山遊覽,未見記載。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宗

P.85

師主持南京攝山棲霞寺,中山先生首捐銀幣壹萬元,助其修建之用,其與宗師私誼之篤,於此益見。

民國二十五年,國民政府委員張繼、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恒、邵元沖、朱家驊、李烈鈞、居正等,以宗師有功於國家,夙著勛勞,乃聯名呈請政府明令褒揚,文曰:

「自滿州入主中夏,民族意志,久已銷沉,我總理天亶聰明,淪胥是懼,大聲疾呼,喚醒民眾,一時革命思潮風起雲湧不可遏抑,用集大勛,此在世之志士仁人凛興亡有責之義,原不容馳。其負荷至方外,清修自可,無興復大業,而竟有深明大義,竭智盡忠之同志出,其間如中央上人其人者,實為難能可貴。按上人少即祝髮為僧,庚子以後,憤慨國事,屢從事於愛國運動,迨蘇報案作,身遭名捕,東渡日本,適總理來自南洋,因而深見,傾心相事,輸助資財。今總理在美洲檀島所與手函二通,為言掃除皇黨反動勢力,及聯絡各地洪門情形,望其多通消息,多寄書報,於各處機關。即知其在當時涵濡主義,參與密議,有非尋常所能仰企,函內並有許以歸還用項,則其身非富有,急公好義,國爾忘私,亦可概見。

光復以後,在事同志,多致通顯,上人獨甘沉寂,不復與聞政治,遂與世隔。自民國八年,諸山推任江寧之棲霞寺,披荊斬棘,重整宗風。不幸於民國十年七月圓寂,葬於寺之附近,跡其生平,襟懷磊落,德性堅定,聞義必先,避名若浼,實佛門之龍象,亦吾黨之瑰奇。中央崇德旌忠,宜有褒卹,擬請撥給款項,修其墳墓,以示表彰。」



P.86

嗣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政府撥國幣伍仟元,交戴委員傳賢、張委員繼,主持修塔立碑事宜。」民國以來,沙門尊宿,獲國家褒典者,宗師為第一人也。

二、李棲雲湖南人,弱冠出家,嘗依八指頭陀參學五、六年,又赴日本留學速成師範,參加孫中山先生同盟會,其與徐錫麟、秋瑾女士等回國潛圖革命,在紹興秋瑾所設學校任教員,時以僧裝隱居僧寺,亦時短髮,西裝革履,遂招人猜疑。不久,被捕於吳江縣(約在光緒三十二、三年之間),轉解蘇撫。蘇撫亦湖南人,乃八指頭陀詩友,太虛大師乃棲雲之志友,因而力懇八指頭陀向蘇撫疏通保釋棲雲。

宣統元年,棲雲邀約太虛同赴廣東活動,棲雲與革命黨人往來甚密,談論革命殊為激烈。「一時海幢有湘僧紫林者,有豪俠氣,胆壯力健,為寺眾所憚,紫林與棲雲每痛談排滿,余因亦識之。」(太虛全書一三○八)。太虛與棲雲同至廣州,太虛在白雲山雙溪寺安住,專以宣揚佛學及發表詩文,與官紳學界士大夫交遊,棲雲則寓省城浮印寺,時與革命黨人往來。次年,廣州黃花岡一役後,官廳與革命黨相爭益迫,棲雲有由越南輸入槍枝的密函,為官方查獲,從四處逮捕得李棲雲等多人,寄押海南縣民事待質所,又於棲雲處檢得太虛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詩一首,因而太虛亦列入逮捕之內。據太虛自傳謂:

「此詩被認為有革命黨嫌疑,曾揭載粵、港、滬各新聞紙,有以『阿彌陀佛的革命』的標題者,我已從白雲山雙溪寺退居城內江西會館。粵吏猶以我為雙溪寺住持,發兵兩營上山圍捕,我在城得友

P.87

人通報,匿居潘達微平民報館中……我乃從容的安然返滬。(註五)

由此得知太虛大師亦為革命黨關係人之一,棲雲釋放後,並與太虛同赴南京,就讀楊仁山居士所主辦的祇洹精舍,據太虛自傳謂:「與我同進去的,有棲雲、了悟、善亮共四人、上年開學時,已有仁山、惠敏、開悟、邱虛明、智光、觀同等等,先後約十餘學生,棲雲、了悟,不久即他去。」棲雲短小精悍,胆大辯捷。光復後,隸陳烱明部下為團長,又曾任清鄉司令及兵站司令等。由於棲雲以和尚身份參加革命事業,缺少系統的記錄。僅從「太虛自傳」中獲知其梗概,實為早期參加革命工作者。

三、太虛字唯心,浙江崇德人,生於清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歿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得壽五十有九。

宣統元年,太虛與栖雲同至廣州,初為廣東新闢一家叢林,有創辦全省僧教育會建議,因此,為協助組織僧教育會。是年夏,粵僧誌光及曾少皥、鄒海濱、潘達微,發起於華林寺迎月賓及棲雲、太虛宣講佛學。當時社會名流因研究佛學關係,而與太虛交往者,則有鄧爾雅、林君復、夏同和、鄒魯、葉夏聲、陳靜濤等,而太虛因受好友華山革命思想及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鼓勵—傾心於革命事業。據太虛自傳謂:

「就其(華山)所携者,有康有為大同書、梁啟超新民說、章炳麟告佛子書、嚴復譯天演論、譚嗣同仁學,及五冊各國地圖,讀後,於嗣同仁學,尤愛不忍釋手。陡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人救世的弘願

P.88

熱心,勢將不復能自遇,遂急轉直下的改回真向俗的途徑……我初遇於平望小九華,而大受其革命思想的掀動,傳閱民報與新民報的辯論,及中山先生所講三民主義,鄒容革命軍等,但我初不為稍移,我以佛法救世的立場,只因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而已。」—太虛自傳一九二頁—於此可知,太虛大師早期受革命思想啟發,而受其鼓勵者很大。茲據羅落花「太虛大師軼聞」約略道及:

「太虛法師之南來也,在建國前一年(二)年,爾時吾黨雲集廣州,圖屋清社。師……偕吾黨出生入死,寄錫白雲雙溪寺……憶余之謁師也。…於鄭仙祠,似十一月之夜。……朱執信、鄒海濱、葉兢生諸先生,挈余繞十八洞行。……至山,門虛掩,昏無人焉。吾輩曲廊,……廊盡,荒院數楹、琉璃燈一點,黯黯欲滅,趨前,從紙窗內窺,見有擁破衲,披斗蓬之黃面瞿曇,兀坐於室。海濱先生曰:此即太虛師也。余齒稚,第知從諸先生後,挺身擊殺韃虜,密與之謀,未之敢預也。諸先生與師作耳語,余則立風簷下,延佇有無瞰我者,昏燈如霧,余隱約辨師為三十許人,惡知是時師才二十許耶。」(註六)

太虛大師早參與革命各種密議,旋以黃花岡詩,險遭逮捕,該詩久已遺伕,陳靜濤猶憶及其初四句云:

「南海城裏起戰爭,隆隆砲聲驚天地,為復民權死亦生,大書特書一烈字。」

太虛以廣州革命起義失敗,急退雙溪寺住持,移居江西會館,因官廳偵查革命黨甚急,太虛大師

P.89

險遭不測,頗有韜晦之意。其雜感云:

「書劍聚成千古恨,英雄都化雨間塵,從今刪却間愁恨,臥看荒荒大陸淪。 孤吟斷送春三月,萬事都歸夢一場,護取壁間雙寶劍,休教黑夜露光芒。」

太虛大師,因弔黃花岡詩,險遭逮捕,已如前述。民國建立,大師專意以佛法救世,不復直接參加革命工作,而從事佛教革新運動,其與國父所持之志願,實不謀而合。一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一以救人救世為職志。二者立場雖不同,策略也不一致,但其目的則一,以促進中國富強康樂、世界大同、人間淨土。其次,參與革命事業之僧徒,則有玉皇諦閑等人。據太虛自傳謂:光復南京時,各地僧眾亦有組織僧軍,直接參加革命軍的,上海的一支,即由靈隱寺玉皇率領,參加攻打南京聯軍,紹興亦編成數百人,由開元寺鐵巖盡捐寺田數百畝為軍餉,以成立紹興革命軍,推諦閑為統領,自屬其部下為營長。可見當時革命思想,早經浸入佛教僧徒思想矣。鐵巖於民國二年革命失敗後,不能立脚紹興,開元寺另換住持,鐵巖不得已復其俗姓以許鐵巖隱於革命黨中,至民國五年,反袁稱帝謀浙江獨立,被殺於杭州,後葬於西湖玉泉寺畔,題「許烈士鐵巖之墓」(註七)

以上所舉,係屬僧徒參加革命事業最顯著者。另有杭州白雲庵意周和尚參加革命工作,詳於本書二十五章,恕不再贅。其餘僅傳聞其事,因限於資料不足,無法詳述。

註:

註一:見日人牧田諦亮著:「中國近世佛教研究」。



P.90

註二:見同前。

註三:見「上海縣續志」。

許四:見「國父全書」。

註五:見「太虛自傳」一九五頁。

註六:見「太虛年譜」四四頁。

註七:見「太虛全書」:「人物志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