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始佛教的制度佛教在印度，是以自由生活形態遊化人間，所謂「三衣一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既沒有固定的食處，也沒有一定的住所。出現在佛教經典上的，祇有祇洹精舍與竹林精舍，這是當時國王大臣與大富長者興建，供給佛陀及諸大弟子遊化人間，臨時說法的場所。許多大乘經典，都在這兩處精舍所說。佛陀之所以制定樹下宿，唯恐其弟子對事物留念而滋長貪心，影響了修道，所以祇准一宿，更談不到留宿寺廟呢！

佛教未傳入以前，中國也沒有佛廟。所謂「寺」，祇是政府招待外賓的機關。就如漢代的鴻臚寺、太常寺等。佛教傳入後，首於洛陽建築白馬寺，這是中國第一所佛寺，供給印度來華兩位高僧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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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摩騰與竺法蘭。因此，後來中國人便把佛廟和僧居，就叫做寺廟。住的人，叫做和尚，或曰「僧伽」。僧伽原為佛教僧團的名稱，中國人因此稱和尚，名曰「僧」，實是以訛傳訛的說法。佛教經過魏、晉、南北朝間，東來的印度高僧，源源不斷，中國出家的人，也日漸其多。這些僧眾，初期都依靠國王大臣供給食住。但是日子越久，食住漸成了問題。中國素以農業立國，政府與社會都重視農業，而專靠乞化，不事生產，以維持生活的僧眾，自然會引起知識分子及朝野的不滿與反感。南北朝時發生幾次反對佛教的事件，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二）叢林制度產生佛教經過漢、魏、南北朝五六百年演變，到了唐代，便發生極大的變化。在思想上，早被中國文化融合；在生活上，又受到中國民族社會制度的影響；直接啟發佛教有心人士，認為佛教要在中國社會紮根，生活制度不能不求適應其環境。於是僧侶首先改穿唐服—，圓領方袍—而披衣雖仍維持印度的形式，但經唐宋以來，也改變不少。馬祖道一與他的得意門徒百丈懷海，係屬禪宗大德，他倆為改變佛教東來僧侶的生活方式，俾使僧侶能自食其力，故有「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叢林制度產生。這不僅使僧侶過著有紀律的集體生活，改變乞食的制度，並有固定住所供其居住。衣、食、住都經解決，足可安心專志修道。

叢林制度，雖說由禪宗大德創立，但至晚唐以後，禪宗本身，又有五家宗派的分立。各宗門庭與制度，自然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各宗制度，也就有了出入。及至後來，叢林制度，風行天下，不問宗門、或是律門、教門，凡規模較大的寺院，無不實行叢林制度。因為叢林制度，不僅融合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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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傳統制度，及中國文化精神，並建立了學術自由（見和同解）、經濟均等（利和同均）、言論自由（口和無諍）、民主自由（意和同悅）、信仰自由（戒和同修），新社會制度的典型。這在形式上，是屬於佛教僧眾的團體，但在精神上，卻實現了儒家禮運大同篇天下為公的理想。因此，叢林制度，集體生活表現了師道尊嚴，禮樂俱備的風格。宋代大儒程伊川，就因看了叢林僧眾嚴肅的風格，便不禁的嘆說：「三代禮樂，盡在是矣！」

（三）叢林生活在衣、食、住、行方面，甘守淡泊，克勤克儉生活的準則。我國僧侶雖未限制三衣一鉢，但衣履也極簡單。芒鞋斗笠，一個蒲團，一肩行腳，便可走偏天下名山大川，參訪善知識。所以古德開示曰：「世間心輕微，道念自然增長。」若匾擔山和尚，一生拾橡粟為食。高僧惠休，三十年著一芒鞋，遇輭地則赤腳。永嘉大師不吃鋤頭下菜。趙州禪師一雙草鞋著了八十年。紫柏大師生平一粥一飯，別無餘物，肩不著席四十年。近代印光大師粗衣淡飯，日中饅頭一個。弘一大師寒夏一衲。如此高風潔行，實承繼了千百年來，叢林教育的風格。

同時，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其主要的目的，是要改變僧眾乞化生活，但如何達到自食其力？乃實行開墾山林農田，經營農作物以自耕自食為主，不靠乞化，以改變佛教乞食制度。在耕作勞役方面，全體僧眾共同操作，不問住持與清眾，由僧值師率領，一致參加，名曰「出坡」。百丈禪師到了晚年，仍然與眾勞役不休。有人勸止他，他以「無德不願勞人」回答之。他的弟子，不願老人多勞役，便把他的農作工具，暗地藏了起來，使他找不到工具，便可一天不能工作，但他就一天不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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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宗門傳誦百丈高風，便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並且以此勉勵後人。所以千餘年歷代高僧，如近代的大定、赤山、虛雲、印光、弘一、守培，無不以克勤克儉，遵循百丈的遺風。

（四）守法崇實，公私分明所謂叢林，乃取山林之意，這是一個大冶洪爐，陶鑄聖賢的場所。所住明道修行的僧眾，叢集如山林。叢林雖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為主，但由於人人深信因果報應，對於常住公物，均能做到利益均等，公私分明。即使施主布施買油的錢，絕不能移作買豆腐用。經常傳誦的名訓：便有「愛護常住物，如護眼中珠。」因此，人人對常住公物，絕不肯循情移用。從前有位寶壽禪師，在五祖寺充當執事，一日五祖戒公因病服藥，需要生薑，侍者便到庫房去討，寶壽便叱之使去。侍者回來報告戒公，戒公便令拿錢去買，寶壽才肯給他。後來洞山缺乏住持，郡守來信，託戒公找一有德學者去住持。戒公便說：「那個賣生薑漢子去得」，他便去當洞山住持，所以後來傳有：「寶壽生薑辣萬年」的句子。叢林公私分明，任何人不敢觸犯。

從前有位充當副寺（掌常住金榖錢帛米麥出入，隨時記錄）的某某，其公私分明之態度，令人敬仰。古來沒有電燈，所用的是油燈。每一盞油燈，祇有一個燈盤。可是這位副寺，表示公私分明却裝了上下兩個燈盤，上面的燈盤，係常住的，下面的燈盤，是自己的，要是為常住記賬做事，就點上面的燈，要是自己看書，就點下面的燈，公私如此的分明，該無話可說！可是仍有人挑撥的說：上面燈油，要是滴落下來，不是滴落在下面燈盤裏，豈不是犯了侵損常住的事物嗎？於是這位副寺，便把自己的燈盤放在上面，把常住燈盤放在下面，寧可損害自己，決不能侵損常住，侵損了常住將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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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毛戴角來還的。俗說：「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如若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因有這種祖訓告誡，公私分明，深信因果的觀念，奉公守法的美德，始蔚成千古以來叢林淡泊的遺風。

（五）叢林教育是以陶鑄聖賢為目的，不僅要啟發僧眾高深的智慧，並要培養僧眾高尚的品德，因為佛學的理論與品德並重。理論與品德具備，始能發揮出微妙的真義。佛法的真義，究其來源，還在吾人自己身心上，萬物盡在自心，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所以六祖說自性自修，自性迷即眾生，自性悟即是佛。一個人的品格好，道德高，他所發揮出的道理，也隨之而高。要是人品低，品德差，任憑他說得天花亂墜，也不容易引起人信服，更不要期望對群眾會產生啟發的作用。

叢林教育精神，不在口頭上談玄說妙，要人於日常生活中去認取。雖搬柴運氷，莫非神通，嬉笑怒罵，皆成妙契。所以祖師禪中有劈佛罵祖，燒燬經典的作風，一片靈機活潑，全在日常生活中表現。香嚴於勞役時，因拋擲瓦礫擊竹竿出聲，靈雲因見桃花，二人都忽然開悟。桃花與瓦礫都是日常生活中所接觸的境界，激發其內在靈機而開悟。所以叢林教育，不在講堂上，也不在文字中，全在日常生活中發揮出其大機大用。以現代名詞來代替，實是一種實驗教育的精神。

叢林寺院，嚴肅講學的風氣，對於社會知識份子產生極大的影響。宋元明清四代書院，都仿照叢林寺院嚴肅學風而設立。這些書院開始，也都設在名山勝地，稍後幾乎通都大邑均有書院設立。宋代范仲淹、胡瑗，都曾寄讀僧寺而成名。不僅如此，北宋幾位開創理學的大儒，不僅在學術思想上，受到禪學思想的啟發，即在講學的風格與人格教育規範上，無不受叢林制度的影響。在他們教學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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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所採取靜坐、講學、實踐等方法，無一不脫胎的叢林教育的制度。所以叢林制度，不僅對宋明理學書院制度有著密切關係，即對宋明以後人格教育的精神，亦有其深刻的影響。

千餘年來，中國佛教之所以能保持其獨立純粹的真面目，實賴叢林制度奠定其深厚的基礎。明清以來，不特宗門寥落，成為野狐禪，即叢林寺院，亦多變了質，僅剩了一個軀殼，不復見昔日高尚潔行的風範！遙想古德高風亮節，令人不勝仰止興嘆！叢林制度，在某些方面，雖然說不能適應時機，但其長處多於短處。按叢林制度，本創於禪宗大德，但日後各宗奉行其制度。因此，到了晚近，標榜禪宗的叢林寺院，並不參禪；標立律宗的叢林寺院，亦不持律，形成龍蛇混雜，有其名而無其實，或雖參禪而不求開悟，兼傳戒法，經營經懺，捨本逐末，此為其缺處者一。由於保守陳規，不求進取，而缺乏現代科學知識，雖能說法，亦不能適應時機，只是依樣畫胡蘆，此為其缺處者二。

叢林制度，本屬宗法社會時代產物，所以保守性太強。雖說叢林僧伽缺乏現代科學知識，但尚能恪守清規，甘守淡泊，持戒修定，或隱於深山岩洞之間，或結茅專修，視名利為浮雲，此為其長處者一。佛教本發源印度，而不為國界所拘，並有泱泱獨立的風度，故能超出世俗，此為其長處者二。佛教各宗之學理，歷經隋唐，早為中國文化之所融化。近代科學文明，工業發達，並未能影響其傳統制度與思想，猶能窺見佛教純粹的真相，此為其長處者三。民國以來，興學風氣應運而起，許多叢林寺院，追求時髦，放下傳統教學制度，相繼開辦佛學院。這不僅使本身宗風喪失，而叢林教育精神，亦從此斷絕矣！

談到僧教育，這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以往中國佛教，似乎祇有叢林制度，並沒有什麼僧教育的名稱。所謂僧教育，乃指佛學院而言。其起源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亦即康梁倡導變法維新的那一年。因為變法維新，首在創辦實業，開辦學堂，培育人才。因為籌辦學堂，苦於經費無著，便有湖廣總督張之洞寫了「勸學篇」一文，上奏朝廷，力主廟產興學。於是引起地方官吏與土豪劣紳勾結，搶奪寺產，霸佔寺廟的風潮，經全國佛教界一致抗議反對。而杭州境內竟有三十多所寺院，因為寺產失去保障，投靠日本真宗派，求其保護。便引起中日兩國外交上糾紛，經雙方交涉結果，清廷要日本放棄保護中國寺廟，清廷始允許佛教界自興學校，自保寺產，並停止廟產興學運動，這便是開創僧教育的緣起！

民國誕生，因革命浪潮衝擊，迫使佛教僧徒覺醒，非迎頭趕上時代，興辦僧教育，造就僧材，不足以保護寺產。太虛、仁山兩位首先倡議改革金山寺叢林為佛教大學。因改革叢林制度時機未熟．雖中途飽受挫折．但已使全國佛教界驚醒，非有足夠的新知識，無法抵制未來社會的威脅。同時，民國初年，政界顯要，社會名流學者，相繼傾向佛學，從事佛學的研究。若康有為、章太炎、梁漱溟、梁啟超等等，都竭力提倡佛學。章太炎在「告佛子書」中說：「佛法已由緇素流入居士」，相形見絀，顯現僧教育落後，僧材缺乏。遂使佛教僧徒有一共同的感覺：果欲維護寺產，避免遭受摧殘，唯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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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興辦教育事業。從民國三年至民國三十三年，三十年之間，各省叢林寺院相繼興辦僧教育，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全國不下三四十所，遍及江、浙、閩、鄂、湘、皖、秦、冀、川等省，已使佛教教育由叢林宗派式教育，進入學校化之僧教育，這是我國佛教史上一大轉捩點。茲就規模較大而成績最優之僧教育機構，簡介於次，以供治史者參考。

（一）上海華嚴大學係上海英商哈同夫人羅迦陵女士創辦。辛亥革命成功，月霞法師暫寓滬上，因狄楚卿居士推介哈同花園講經。時康有為亦寓滬上，勸促羅迦陵發心弘揚佛法，遂請月老籌辦佛教學校，分正科、預科各三年。月老主講，預科三年，初授大小乘經論；民國三年正科開始，因月老主弘華嚴，故名「華嚴大學」。華嚴為經中之王，命名華嚴大學，自無不可。時入學僧青年，均係全國最優秀者，計有持松、戒塵、妙闊、慈舟、了塵、智光、靄亭、惠宗、體空、海山、性徹、常惺等，開學未及三月，因有異教徒從中破壞，遂改遷杭州海潮音，繼續三年，而圓滿畢業。歷時雖短，但其成就僧材，却為日後各省佛教中興人物，故尊月老為民國以來僧教育之始祖，亦不為過。

（二）觀宗學社係諦閑法師創辦。民國元年，諦老初於上海留雲寺創辦佛學社，民國三年接住寧波觀宗寺，即成立觀宗學社，自任主講，專攻天台教觀。民國四年，應北京顯要邀請北上宣講楞嚴經，結織時賢，道譽遠播。民國九年得蒯若木、葉譽虎之助，擴充學社，成為正式僧教育機構。時入學僧青年，計有仁山、妙柔、倓虛、靜權、妙真、寶靜、可端等，延續甚久，成績斐然。

民國初年，各宗都已式微；唯華嚴、天台兩宗，尚能維持殘局，經月老諦老大力弘揚，華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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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宗風重振，頓呈中興現象。月老雖以華嚴大學為號召，諦老以學社為立名，但二老所推行僧教育，仍以叢林教育為依歸。所訓育之僧材，均能依教奉行，解行並進，日後成為華嚴、天台二宗重要法匠，聲勢浩大，分燈於大江南北。

（三）法界學院係月霞法師創辦。月霞法師早於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與應慈、明鏡、惟寬四人同受常州天寧寺冶開和尚記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月霞奉冶開和尚命，分燈常熟興福寺，並得滿月法師之助，創設「法界學院」，專弘華嚴。是年冬，月霞圓寂杭州西湖玉泉寺，改由應慈繼之。民國八年，又由持松繼續。常惺、蕙庭、現月等，均先後任教於斯。該寺環境幽靜，山明水秀，主持得人，延續達二十年之久，其造就僧材之多，實無遜於後起之武昌佛學院。

（四）支那內學院係歐陽竟無創設。楊仁山逝世後，歐陽竟無居士初任刻經事業。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籌設支那內學院。民國十年因得沈子培、陳伯嚴、梁任公、熊希齡、蔡孑民、葉玉甫諸君，謀益擴充。至十一年始正式成立，並呈報內務部、教育部備案。

民國十二年九月正式開學，歷時二年。初入學者，僅十六人，計有蒙爾達、韓孟鈞、劉定權、謝質誠、李藝、邱仲、釋存厚、釋慕覺（蕙庭）、黃通、曹天任、陳經、黃金文、劉志遠、釋碧純（福建籍）等。歐陽竟無、邱虛明、王恩洋、呂澂、聶耦庚、湯錫予等分任教授，初講法相唯識經論，除住院緇素外，並有名流學者時來聽講，入室執弟子禮，其接引社會名流學者研究佛學，啟發頗大。

民國十四年七月，擴大為法相大學，其經費除由該院基金支出，並得熊希齡、梁任公、葉玉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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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院董支持，呈請中央撥助，經財政部會商教育部，咨得江蘇省長，並訓令江蘇財政廳在國稅項下撥一千元，以資應用。政府另撥助基金十萬元，以江蘇國稅項下每月撥交一千元計算。此為近代史上政府首次撥款補助研究佛學費用者。此外，並由僧俗共同發起勸募，若黃通如、馮超如、持松、仁山、竹庵、培安、觀同、智光、範成、常惺、蕙庭、真常、寶筏、志西、存厚、又山、葦乘、徹空等。台灣基隆靈泉寺善慧和尚每年捐給三百元，又山一百元，紹三五十元，培安五十元，松橋三十元，範成三十元等，共捐五百四十元（註一）。可謂群策群力支持此一學府。越二年後，政局發生變化，民國十六年起，即告停辦。

（五）漢口華嚴大學其主辦者，了塵、戒塵、慈舟三法師原於民國三年親近月老後，民國九年乃於漢口九蓮寺，秉月老遺教，創辦「華嚴大學」，專弘華嚴，至十二年圓滿結束，因其成就人才不多，對日後影響不大。

（六）天台學院係仁山法師所辦。民國元年，仁山法師與太虛大師，因改革金山寺失敗後，即專究內典。後又親近諦老，學有所宗。民國八年於高郵放生寺，創立「天台學院」，民國十年改為「四弘學院」，專弘天台教義。高郵為蘇北大縣，各地僧青年相繼入學，極為踴躍，遂與江南「法界學院」遙相對峙。一宗華嚴，一弘天台，南北呼應，互為映輝，實為民國十年前後蘇省佛教最負眾望之僧教育機構。入學僧青年，多屬佛教優秀分子！

（七）武昌佛學院係太虛大師主辦。民國十年，大師二次至北京講經。武漢政商巨子李隱塵、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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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等同至北京聽講，由此生信。民國十一年二月，大師應漢陽歸元寺邀請，啟講圓覺經。湘、鄂、贛省僧眾前往聽講，親對音儀，對太虛大師漸釋昔日之隔膜（註二）。大師為適應時機，倡議興辦佛學院，造育僧材，商得武漢政商巨子李隱塵、王森甫、胡子笏、湯錫新、皮劍農、陳元白、蕭止田、熊雲程、蕭覺天、趙子中、孫自平、王韻等，及長沙佛教正信會周可均等三十餘人，自認為發起創辦人（註三），創立「武昌佛學院」，成立董事會，舉梁任公為院董長—陳元白代—李隱塵為院護，聘太虛大師為院長。

章程由創辦人，呈湖北軍政長官及內務教育兩部備案。是年九月開學。入學僧青年，僧俗兼收。僧眾方面：則有潄芳、能守、默庵、會覺、觀空、嚴定、法尊、法舫、量源、顯教、象賢等。在家眾方面：則有程聖功、陳善勝（後出家為凈嚴）、寧達蘊、張宗載等。共收學生六七十名。這期所聘教授，則有空也、史一如、陳濟博等，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參取叢林規則，早晚禪誦，唯稱念彌勒佛，迴向兜率內院。於此可知武院，乃本我國佛教傳統制度而設教（註四），可謂現代化叢林教育。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暑期第一屆畢業。是年秋又招新生，則有寄塵、機警（大醒）、亦幻、墨禪、虞佛心、蘇秋濤等。武院聲望日隆，遂與內院並稱，成為當時國內佛教兩大學府。對日後僧教育之發展，實富有啟發與領導作用，並附設女眾佛學院，未幾，即停辦。

（八）安徽僧學校民國十一年設立於安慶迎江寺，由常惺法師主辦。其創辦因緣，亦導源於太虛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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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年，馬冀平於北京聽太虛大師講「維摩詰經」由斯生信。民國九年，又聽太虛大師講「法華經」。遂決意歸依佛宗。民國十一年，出任安徽省財政廳長，遂與迎江寺住持竺庵發起「安徽僧學校」，請常惺法師任校長，蕙庭、覺三為助教。持松亦曾任教短期。時入學僧青年，今尚健在者，則有南亭，瑞今等。

（九）藏文學院民國十三年秋，大勇創辦。設立於北京慈因寺，得湯鑄新、胡子笏等支持。大勇先於民國十二年，從日本學密歸來，深覺東密不夠嚴密，乃於民國十三年秋，復至北京，從白普仁喇嘛學習藏密，欲究藏密，乃創立藏文學院。武院之大綱、超一、法尊、法舫、嚴定、觀空等相繼入學—專學藏文，以便翻譯藏文經論，校勘漢譯經論之遺佚，並欲融會東西密部精華，另創立一獨立性之中華密宗。民國十四年秋，又改藏文學院為留藏學法團，大勇率大綱等二十餘人，由北京出發，經四川入藏，而止於西康甘孜。（詳見本書第十七章第六節）

（十）閩南佛學院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創辦，設於廈門南普陀寺。初由常惺法師主辦，蕙庭法師任主講。十六年改組，由太虛大師任院長。原有之蕙庭、會覺、滿智三法師仍留職。十七年，又增聘芝峯、大醒、寄塵來院。遂由覺三、芝峯、亦幻、寄塵、笑溪、覺斌、廣箴諸法師共同負責。覺斌、芝峯、大醒分任教務寺務等職。入學僧青年，遠自秦、卞、魯、川、冀、鄂、湘、黔、皖、蘇、浙等省，多達七八十名，均屬優秀分子，初分甲乙兩班，後增研究班。課程方面，佛學為主，兼授英、日及中外史哲等課。因與廈大毘鄰，乃迎聘廈大名教授，擔任哲學等課，故閩院學僧接受新知識，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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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佛學院者為多，對革新佛教新運動，更具蓬勃的朝氣，實為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第二大本營。

十七年，太虛大師赴歐美弘法，在法京應歐西學者要求，倡設「世界佛學苑」，為配合世界佛教發展，「閩院」列為世界佛學苑華日文系，「柏林教理院」列為華英文系。自此，該院外文以日文為主，成為國內規模最大之僧教育機構。

二次廟產興學風潮發生，大醒於閩院所發行之「現代僧伽」，呼籲全國僧界大團結，領導反對廟產興學，發生最大效力。所以閩院在中國佛教近代僧教育史上有過輝煌的貢獻。

（十一）僧師範學校係常惺法師創辦。民國十七年夏，常惺法師離開廈門後，曾一度應王竹邨邀請赴雲南宣講佛經，適中法於雲南邊境發生衝突，常師率領僧侶赴前線救護傷患，頓獲各界稱揚。常師早年嘗從持松學習東密，本有步大勇後塵入藏學密的弘願。旋以太虛大師勸阻，以融魔梵，漸喪佛真之汎神秘密藏，殊非建立三寶之根本，不足依傍，因而終止（註五）。遂決意仍從事教育。民國十七年秋，得杭州昭慶寺惠宗同學支持，創辦「僧師範學校」，訓育師資人才，常惺、蕙庭分任主講。入學僧青年，多從閩南、常熟，及其他佛學院畢業而來。意在短期內，訓練佛教師資。本光、葦宗、寬融、華舫、通一等，均係當時入學青年。民國十八年夏，太虛大師歐洲弘法歸來，特至杭州往晤常惺、蕙庭等於僧師範學校。太師對常惺法師教學主張，極為賞識。未幾，常師應北平柏林寺台源和尚邀請，主辦柏林佛學研究社，旋又率該校（師範）學僧北上，至柏林寺就讀，杭州「僧師範學校」，遂又停辦。

（十二）玉山佛學院民國十四年，鎮江超岸寺守培法師創辦。其規模雖不大，對僧青年仍不失啟發作用。僅就該寺財力範圍內，招收僧青年二三十人，守老主講，以佛學與儒學兩門為主，傍及其他。民國十九年，蕙庭法師繼任該寺住持，擴充教學，以唯識為主。於二年後，由雪松繼之，直至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發生，始停辦。

（十三）竹林佛學院北伐以後，革命思想風靡全國，打倒迷信反宗教思想，尤為激烈。有識之士，咸認非興辦教育，造就僧材，無法應付未來新社會秩序發展。民國十六年，靄亭法師接任鎮江竹林寺住持，於十七年秋創辦竹林佛學院，迎聘慈舟、妙闊，及湖南籍栗庵法師，專弘華嚴，毘尼及孔孟學說。一切都依叢林規則，早晚功課外，兼修禪觀。該寺環境幽靜，寺在竹林深處，實為修道講學最佳處。延續十年，直至對日戰爭發生，始停辦。

（十四）龍池佛學院民國十七年秋開辦，設於宜興龍池山，由恒海和尚創辦。得一法師為副講，史濟群、自安、性容、大休、太塵、宏法等分擔訓育教務等職，因限於一寺之經費，無法發展，未幾亦停辦。

（十五）江南九華佛學院民國十八年夏，由安徽九華山佛教會主辦，設於九華山化城寺內，以地藏菩薩香火收入為基金。由容虛和尚任院長，寄塵法師主辦，先後聘請蕙庭、惟舟、現月為主講，梁石言教授英文，燕仲強教國學，汪迦林教授自然、史地等課，其教材除佛學課外，則採取初級中學課本，使僧青年俱備應有的常識。歷經三年，終以經費不足，及主辦無人而停辦。

（十六）柏林教理院民國十八年秋（一九二九），由北平柏林橋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創辦，設立於柏林寺內。聘請常惺法師任院長，民國十九年春正式成立。因常惺法師德望，時各方青年競趨前就讀者頗多。民國二十年夏，太虛大師應邀至北平講經，並至該院講「大乘宗地引論」，先後五十餘小時，由法舫記錄，成「大乘宗地圖釋」。太虛大師復將錫蘭留學團及世界佛學苑籌設處，移至柏林寺。法舫、塵空均由武昌移至北平。柏林教理院列為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於是該寺便為太虛大師、常惺法師合作推進世界佛教的中心。並發行「佛教評論」，對當前佛教教育及寺廟制度，以及世人對佛教誤會，多加評論，遂使全國佛教界為之興奮。而柏林教理院，則與閩院遙相對峙，南北呼應，互相輝映，實為中國佛教僧教育史上最興旺的時期。無奈好景不長，日本帝國主義於「九一八」侵佔東北，國難發生，經費無著，無法維持，不得不宣告停辦。

（十七）光孝佛學研究社民國二十年，常惺接受江蘇泰縣光孝寺住持，即於是年創設「光孝佛學研究社」，常惺法師為社長。這時常惺法師仍為柏林教理院院長，南北奔走，極為忙碌，乃由得一、南亭分任教務與寺務，入學僧青年，多屬蘇北各縣。歷經二年，亦以經費不足，縮小範圍，延至二十六年，全部停辦。

（十八）清涼學院民國十四年，業州清涼寺住持清波和尚創辦，設於清涼寺內，禮請應慈法師主講，專弘華嚴。民國十六年，因革命軍北伐，遂遷至上海清涼寺下院，繼續三年而結束。

（十九）南山佛化小學閩南佛學院原設小學部，民國十七年改組後，民國十八年將小學部遷移至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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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寺，獨立成校，定名「南山佛化小學」。由笑溪、達如負責。錫蘭留學團，即設於此。

（二十）南海佛學院設於普陀山法雨寺。本由清末所辦「法雨」小學演變而來（專收出家眾沙彌），民國二十年改為「南海佛學院」，由寬道、寬融主持，不二年即停辦。

（二十一）鼓山佛學院民國二十年春，虛雲和尚接任福建鼓山湧泉寺方丈，創立鼓山佛學院，禮請大醒法師任院長，由印順、心道兩師任教員，歷時未久，即告停辦。

（二十二）開封佛學院設於河南開封鐵塔寺。民國二十三年，由武昌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僧凈嚴法師主辦。聘請閩院學僧心月、智嚴二師為助教，為中原第一所佛學院。

（二十三）法界學院民國二十一年，虛雲和尚邀請慈舟法師至鼓山籌辦法界學院，二十二年，始正式開學。二十六年，又將該院遷至北平凈蓮寺。至二十八年結業。

（二十四）顛東佛學院設於廣東潮州開元寺內，先是民國二十一年，潮洲開元寺澄弘法師禮請太虛大師前往開化，遂開始籌辦佛學院，聘請寄塵法師為院長，窺諦、通一、智誠為教員。

（二十五）漢藏教理院設於四川北碚縉雲寺內。係太虛大師創辦。民國十九年，太虛大師應四川佛教會邀請入川弘法，在川省各處講學，劉甫澄（湘）將軍與太虛大師談及，欲選拔漢僧入藏留學，以溝通漢藏友誼。因此，大師告以不如就川省設立學校，集合漢藏僧青年加以訓練，深得劉氏贊同，並獲何北衡、王旭東、王曉西等同意。何北衡建議，即以衰落不堪的縉雲寺為院址，漢藏教理院即因此而發起。民國二十一年，先設立籌備處，開學由滿智、岫廬、慧松諸人負責。二十三年，法尊由藏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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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擔當該院教務，並譯出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等名著，對漢藏文化溝通貢獻頗大。

（二十六）焦山佛學院金焦二山為江蘇佛教首剎。民國元年，仁山法師，太虛大師倡議改金山寺為佛教大學，未獲實現，殊為各方所惋惜。民國二十三年，智光法師繼任焦山寺住持，即實現叢林學校化，創立「焦山佛學院」，就原有寺規加增學課，使僧青年得以行解並進，不致有所偏廢。邀約雪煩、東初、玉泉三師為助教。初分甲乙二班，分班教授，共有僧青年七八十名。廿六年抗戰發生，該寺遭受日人炮擊，損失慘重，遂停課二年，至廿八年又復課。以淪陷區各處佛學院均未復課，僧青年無處就學，於是擴充教材，聘請芝峯、現月、明性諸法師專授佛學，增聘大學教授三人，授以哲學、自然、物理、數學等科，實為陷區內僧教育之奇葩。勝利後，太虛大師所領導之「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會務人員訓練班」，即假焦山為訓練場所，集全國九省一百二十餘僧青年，集訓兩個月。集訓結業，大師特蒞臨訓話，並撰「焦山佛學院碑誌」，其文曰：

（二十七）覺津佛學院大醒法師於民國二十四年，接任蘇北淮陰覺津寺住持，該寺為江淮名剎，寺產豐富，就寺設立佛學院。由塊然法師主講。其規模不大，以交通不便，故入學者不多，其成就也不大。

（二十八）大寧佛學院常州天寧寺，原屬禪宗門庭，其與金山、高旻共尊為三大宗門。因受時代思想啟發，乃將原有戒堂，加以學校化，名曰「天寧佛學院」，由敏智、默如、戒德、佛聲、維嶽諸法師負責教務，其規模雖大，經常七八十眾，唯限於舊制，不易達到完全學校化，故發展緩慢。

（二十九）東蓮覺苑此係在家居士，香港何東爵士夫人何東蓮覺女士於民國二十三年所創辦，設於香港跑馬地何氏私宅。專為攝化在家女眾而設，聘請靄亭法師主講，通一法師任助教，兼發行「人海燈」雜誌，對港澳佛化推進啟發很大。

（三十）棲霞佛學院民國二十五年開辦，設於南京棲霞寺內。由大本、覺民、智開等負責。其次，南京則有「毘盧佛學院」、「古林佛學院」、「金陵佛學院」，以及浙江「白湖佛學院」、「白湖講舍」，湖南「祝聖佛學院」，陝西「慈恩佛學院」、「巴利三藏學院」。昌圓、廣文主辦之「四川佛學院」，及「文殊佛學院」。永昌主辦之「貴州佛學院」，以及北平「弘慈佛學院」、「拈花佛學院」等，由於手頭資料不足，無法一一詳述。

以上所舉，都屬抗戰以前，各省叢林寺院所設立之佛學院。

（三十一）靜安佛學院廿六年抗戰發生，京滬首遭敵人攻擊，南京撤退後，淪陷區僧教育機構，均告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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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上海靜安寺住持德悟、監院密迦，首發起創設靜安佛學院。一面搶救淪陷區失學僧青年，一面改善僧寺經懺制度，即每日不論有無齋主，只輪流誦經一次，以示為齋主超薦，其餘時間，均為學僧授課時間。此一改革，不僅對寺方收入無甚影響，而有益於學僧受課較大，不失為一明智之舉，初由本光、岫琦、林子青等任教，對淪陷區僧教育，較多貢獻。

（三十二）大覺佛學院抗戰期間，民國三十年印順於貴州主辦。歷經數月而停辦。

（三十三）南華佛學院民國三十一年，由虛雲老和尚創辦，設立南華寺內，初由樂觀主講，知定繼續，未幾，即停辦。

（三十四）玉佛寺佛學院玉佛寺係上海佛教首剎，原以經懺為主。民國二十九年間，因淪陷區經濟不振，影響該寺收入，因而改組，聘請震華法師擔任住持，旋創辦「玉佛寺佛學院」，招收緇眾青年授學，震華主講，超塵、楞定等任助教，並發行「妙法輪」月刊。

勝利後，太虛大師、福善、華舫均駐錫於此，並發行「覺群」週刊，推行佛教革新，主張參政不干治，頗獲各方贊許。太虛大師經常駐錫於寺，人材會集，成為佛教參政的辦事處。唯好景不長，福善、震華相繼逝世，虛大師亦因此而感傷中風，於此圓寂。

以上所舉各地佛學院，都是利用原有叢林寺院房屋，加以學校化。從民國三年至三十三年，僅僅三十年間，全國各省所辦僧教育不下三四十所，僅記其大概，其遺漏在所難免。就中僅有「華嚴大學」及「支那內學院」、「武昌佛學院」非設立於叢林寺院，其餘若「閩南佛學院」、「柏林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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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藏教理院」、「焦山佛學院」，不特利用原有叢林寺院房屋，並利用叢林寺院財產，以維持教育經費。在這三十年時間內，經過革命、內戰、北伐，打倒迷信，反宗教運動，以及抗戰軍興，使我們千辛萬苦，慘澹經營獲得一點成果的僧教育，竟全被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摧毀，使我們悲痛之餘，憤慨萬分，凡有血氣的中華兒女，當記住這一個歷史的教訓，才能肩負起歷史所賦予的使命。

僧教育的機構，雖多至幾十所，其教學究竟是成功呢？還是失敗呢？一言以蔽之，今日之僧教育，可謂是徹底的失敗！其失敗的原因則有：

一、談到教育，本屬百年大計，主持教育者，要有任重道遠的抱負，及捨己為人的精神，非有耐勞耐怨，行人所不能行，忍人所不能忍的願力，不足以擔當教育的任務。試觀民國以來，創辦僧教育者，僅有極少數人具有這種心願。大多數不是為維持寺產，就是利用興辦教育的名義，爭取個人名聞，所以所辦的僧教育，多不切實際，掛羊頭賣狗肉的居多。如此僧教育，又怎能鑄造傑出的人才呢？

二、我們的僧教育，最大的缺點，就是不依教育程序，一所佛學院，好像是一所大學。其實，小學也不如。入學的程度，固然不齊，就中有小學程度的，也有一二初中程度的，甚至不識之無的也有。而入學的年齡，有十七八歲，也有二十幾歲，甚至三十歲也有，真是老少咸宜。這種不倫不類的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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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先天就有嚴重的缺點，又怎能造就出佛教人才呢？

三、凡辦一事，必有其宗旨，主辦教育自不能例外。我們辦僧教育的宗旨，固不待言，是為培育弘揚佛法的人才。既以培育弘法人才為目的，那我們必要按照修學佛法的程序—信、解、行、證教育—嚴格的說，就是如何教導僧青年，依照信、解、行、證程序去修學。要知「佛學院」，等於專科教育制度，只宜專，不宜泛。應以佛學與國學為基本，對佛學瞭解到如何程度，就看對國學修養的如何。我們學習外文，以及學習世間學說，只為接受新知識，及傳播佛法的運用。儘管懂得一二種外文，而對本國國學未能修學得好，仍不能瞭解佛法奧義，更談不到運用外文了！現在一般僧教育機構，却忽略於此，皆以世間學及外文為重。這對於研究佛學來說，却成為風馬牛不相及，不特擾亂僧青年身心，而對佛學興趣日趨淡薄。這等於中國相傳南轅北轍的故事。我們不把佛學知識向僧青年灌輸，却把無關佛法宏旨的社會知識向青年傳授，越灌輸越多，益發使他們思想混亂，信心動搖，覺得研究佛法沒有什麼用處，出家更沒有什麼前途，於是紛紛轉念要上社會學校，經過社會學校洗禮後，對佛法的信心，喪失殆盡，更不願再過淡泊出家人的生活，只有退而還俗，尋找其新生活了。民國以來，受過僧教育退而還俗者，不知凡幾。

四、勝利以後，京畿附近幾處主持僧教育者，異想天開，為欲趕上社會教育，竟放棄原有僧教育崗位，甘作獅子蟲，把僧寺改為「社會學校」，其捨本逐末，倒行逆施，莫此為甚！

在此，我要聲明一句，我們並不反對辦社會教育，但我們要引用孔子的一句名言：「行有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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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以學文。」那就是說，我們的責任，是要培植佛教繼起的人才，我們不能放棄培植佛教下一代的責任，去培植社會青年。昆蟲尚知欲繁殖他的種族，何況我們僧團呢？我們更不能依靠社會青年，或異教徒來繼承佛家的衣缽。民國十七年，內政部部長薛篤弼及中大教授邰爽秋主張廟產興學運動，經全國寺僧及護法士紳，聯合向政府呼籲、請願，用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此狂風暴雨的風潮，予以制止。那知十七年我們僧團中，竟甘願自作獅子蟲，自食獅子肉，承繼薛篤弼、邰爽秋的衣缽，把僧寺改作社會學校，毀滅佛教。以三寶門中的錢培育社會青年，却忘記紹隆佛種的責任。試問這是進步呢？還是退步呢？首先把僧教育辦好，然後再辦社會學校！

五、由於主持僧教育者，未能貫徹僧教育宗旨，不僅未能傳道、授業、解惑，反使僧青年思想益加混亂，信心動搖。民國以來，因受社會教育影響，退而還俗者，不乏其人。就中最顯著者：則有余乃仁（出家法名不詳）、顯教、性安、願航、會中、慧雲、蘊光、遠參、寂穎、知非、滿智、惟幻、碧松、智嚴等，都是受過佛學院啟發，天資秀麗，精通佛法、世法，就中並有精通英文、梵文、巴利文、藏文等，可說為佛教第一流人才。因時風誘惑，不甘過淡泊出家生活，退而還俗，佛教人才外流。還俗僧青年，不特捨戒改變了生活。並有捨信改從異教，為異教宣傳者（如寂穎）。因此，太虛大師為愛惜這些還俗僧青年，仍期能遵守在家五戒優婆塞、三皈優婆塞，為在家佛徒，擔當弘法任務。曾先後發表：「尊重僧界還俗人」，及「告青年僧之還俗者」，「不能守僧戒還俗勿污僧」（見覺群五期）。意在勉勵還俗僧青年，切勿捨戒捨信，若為異教徒，則不唯捨信而且破見斷善為一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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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六、再以客觀立場來檢討叢林制度與僧教育之得失：

1.叢林制度，不論其教育能否適應時機，但其延續至千年以上，維持一貫教育的作風，其所造就之僧才，無慮千百萬眾（此指禪宗而言）。佛學院之生命，其延續至多十年以上，次則三五年，等而次之，一年半載結束，亦不乏其例。

2.叢林制度（教育）以德育為主，智育次之，其所造就之僧才，雖缺乏現代科學知識，但叢林教育重視德育，凡受叢林教育陶鑄之僧徒，多能甘苦淡泊，持戒修定，或結茅蓬於岩洞間，或掩關於斗室中，半途改變生活，退而還俗者，從未有聞。反觀今日之佛學院所造就之不切實際之僧才，上焉者，祇知辦事、辦刊物、寫文章、喊口號、說大話、作自我陶醉的宣揚，要做領袖，以當住持獨霸僧寺為目的。下焉者，覺在佛教內無發展的機會，既不甘過淡泊出家、持戒修定的生活，即對佛法根本信心亦都喪失，祇有退而還俗，尋找其新生活。

3.今日僧團中，中年以上不乏有道念修持者，甘苦淡泊，不貪名聞利養，潛究經典，著書立說，或掩關自修，顯受千年叢林教育所孕育的遺風所薰陶，承繼其傳統的美德。如此者，實為末法時代之鳳毛麟角。今後欲挽救佛教頹風，保持佛法純粹的真相，唯有恢復叢林教育制度，學院叢林化，建立新的僧教育規範，亦唯有翹首期待將來繼起之賢哲了。

或者，有人會認為作者的思想落伍，說這些不合時代的頑固話。平心而論，我所說的話，並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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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都屬眼前佛教的事實。祇要我們對於當前佛教教育稍為留心一下，對我所說的話，必能首肯。僧教育唯一的祕訣，就是要保持佛教獨特風格與精神，始能生存！

註一：見海刊六、十一期

註二：見海刊四卷

註三：見海刊四、佛學院院董會略史

註四：見虛譜一四○頁

註五：見太虛大師致常惺法師書

註六：見海刊十五、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