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滿清時代,是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民國肇興,奠都南京,政治中心南移。未幾,孫總理讓位予袁世凱,政治的中心仍在北京。北伐以前,南北始終處於對峙狀態。民國四年,袁世凱為對制日人要求來華傳教的威脅,乃邀請南方佛教碩德北上講經。自此南北佛教思想得以溝通,而北方社會名流學者、名公巨卿,相繼皈依佛宗,研究佛學,揭開華北佛教革新的序幕。
袁世凱死後,不獨華北政治結構發生了變化,而國民思想更趨向於自由革新。五四運動,便是一顯著的例證。民國八年,北京政府又藉故壓迫佛教,重行公佈管理寺廟條例,激起全國佛教界反對。南方佛教特派竹溪、太虛二位北上交涉,經月餘奔走,雖未有結果;但太虛大師,卻能把握時機,而與京中學者名流,若胡適之、林宰平、梁漱溟、軍惠康、殷人庵、梁家義、范任卿、黎錦暉等,廣泛討論佛學上的問題,及時事意見。張仲仁教授等隨發起講經會,推莊蘊寬、夏壽康為會長,請太虛大師宣講維摩詰經。維摩詰經,不特為弘揚實相大乘教義的經典,並為彈偏斥小,歎大褒圓,富有佛教革命思想的寶典。由於太虛大師善於說法,不僅把大乘佛教思想帶給北方,並把南方自由革命思想,也帶到北方。自此,王虛亭、楊犖哉、馬冀平、陶冶公、倪譜生、胡子笏、周秉清等,都由此而對佛法發生信心,參加華北佛教革新運動。
民國十年,太虛大師又應北京顯要邀請,於北京弘慈廣濟寺宣講「法華經」,周小如錄其口說,成「法華講演錄」。法會期間,別為蔣維喬等講「因明論」,及為大勇、王虛亭等講「金剛經」,成「金剛經義脈」。另為遠參講「梵網經」。太虛大師為擴大對華北佛教宣傳,特將「海潮音」遷至北京出版,由史一如編輯,並得張化聲、張希聲、唐大圖等學者投稿,遂使海刊身價倍增。
華北經月霞、諦閑、太虛三大師,先後宣講化導,佛教對於社會文化,及國民思想啟發,日漸增大;各大學於文學院哲學系中列印度哲學,而講佛學者,首為北大張克誠、鄧伯誠、許季平、梁漱溟等,後有熊十力、湯用彤等。韓清淨、徐森玉於民國十六年創立三時學會,專講奘基之學,學者教授入室執弟子禮者,頗不乏人。自此,不唯使華北佛教生氣日漸雄壯,南方自由革命思想,亦日漸深入民間,導致日後賢達學佛風起潮湧,一致響應和平,呼籲擁護統一南北。孫總理因之而北上。
民國十四年三月,太虛大師應邀於中央公園社稷壇,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聽眾日常千人,四月十六日圓滿。法會期中,適 孫總理逝世,停靈社稷壇,經筵臨時旁移數日,大師特以輓聯弔之:
但知愛國利民,革命歷艱危,屢仆屢興成大業。
不忘悟人覺世,捨身示群眾,即空即假入中觀。(註一)
這一年冬天,適為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太虛大師為籌備推選出席人員,便與白普仁、莊思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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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設「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於北京,呈內政部備案,以便推選出席日本東亞佛教大會人員,亦復為日後江浙佛教聯合會、湖南佛教聯合會之策源。民國十五年北伐成功,華北佛教,又進入一個新秩序革命的社會。
民國六年,陳獨秀在北京大學發行「新青年」,並由北大教授李大釗、劉復、錢玄同、胡適、沈兼士、高一涵等參加編輯,初則以新文化姿態出現,以改革文化為號召,日後漸含有政治時論,努力宣傳擁護德先生、賽先生,並極力反對孔教及國粹與舊文學,甚至主張廢除國文,逐漸走上赤色主義岐途,顯為中國共產黨未成立以前,共產黨發言機構,毒化中國青年,終於被查封。
同時,蘇俄革命成功,共產黨掌握政權,對世界青年思想刺激很大,尤以中國政局又陷於軍閥割據局面,而青年思想又淪入走頭無路。有識之士,莫不為中國青年的前途隱憂。
佛教是以救人救世為目的,處此時期,正給佛教一個搶救青年的好機會。因數度受太虛大師學術思想開導的張宗載、寗達蘊二人,乃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於北京發起「新佛教青年會」,發行新佛化旬刊,期以佛法輔導青年思想,後經太虛大師改稱「佛化新青年會」。並擁太虛大師為導師,以推行太虛大師革新佛教的主張,以「農禪工禪」服務社會,「自食其力」和「和尚下山」等口號,推行佛化新運動,有認為「太虛大師佛教運動中之左派!」(註二)
張宗載,係四川人,前在北京各大學精意研究法律、文學、哲學、佛教等科。民國十年,曾赴俄國留學考察社會主義,國內幾次學生救國運動,亦為其中有力的份子。自身經過奸邪施害,艱苦備嘗,絲毫不灰其初心。張君為人慈腸俠骨,純潔樸實,辯才無礙,凡事負責,毫不苟且。年來自覺社會濁惡,道義淪亡,知皮相之救國主義,非根本之圖,遂改志從事於大慈大悲之佛化運動。曾約集同志,發大誓願,宣布八大使命,出版「佛化新青年月刊」,大聲疾呼,號召世界,期共覺悟,挽回刼運,冀出人類於地獄。海內外明哲之士,莫不贊其宗旨正大,學理圓滿。而不及三年,全國青年男女入會者,已達萬人之多。廈門、太原、上海、綏遠、包頭、武漢、泉州等地,皆成立分會,共與合作,其聲勢浩大,不可一世。(註三)
「佛化新青年會」,初期僅有佛化社會運動的張宗載、寗達蘊。未幾,並獲得政界顯要、學者名流,若胡瑞霖、蔡元培、梁啟超等竭力支持,並聯名向社會各學校介紹書云:
自此,佛化新青年會,不僅領導華北社會青年走上康莊大道,並且為領導全國佛教革新活躍的大本營。
民國十三年,印度詩哲泰戈爾抵北京,「佛化新青年會」道階法師等,特於法源寺(四月二十六日)舉行歡迎會,並由徐志摩傳譯,莊蘊寬等作陪。席間泰戈爾贊美佛法(海刊五、五期)。該會遂為國際文化活動重要組織,頗受各方重視。
由於「佛化新青年會」於社會青年展開熱烈的運動,並組織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到各省巿縣宣傳,放幻燈,以資鼓舞聽眾興趣。於是引起全國佛教界重視,北方以道階為首,聯合全國佛教碩德為「佛化新青年世界宣傳隊」,發出通電呼籲全國佛教徒眾,一致支持該會向世界宣傳進軍,其電文為:
當時全國緇素,是如何寄望於佛化新青年會呢?不獨把振興佛教,拯救眾生,寄望於新青會,並把永斷世界殺機,奠定人類永遠和平,亦都寄望於新青會,這是何等懇切的期待!
佛化新青年會,既獲得社會名流學者及廣大青年的擁護,又得全國佛教長者居士有力的支持,於是鼓舞僧青年狂熱要求革新佛教運動。武昌佛學院湖南籍學僧漱芳、嚴定、觀空、會覺及居士唐大圓等,首先「上書湖南省諸山長老暨諸檀護」,以興辦佛學院為請(註六)。復有佛學院江浙同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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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各叢林寺院啟」,及「致江浙諸山長老書」,以組織「江浙僧界聯合會」、辦「有系統之佛學院」、設「慈兒院」,三事為請。時有圓瑛、禪齋、仰西等,以衛教心殷,利生心切,濟世熱情,佛化重興,指日可待等語句,敷衍覆之。(註七)
僧青年要求諸山長老,興辦僧教育,培植僧材,情尚可原。唯佛化新青年會發生通電時,並提出改革佛教八大使命,其中引起僧界新舊諸多誤會,而八大使命乃出於狂熱居士之手,並非出於佛化新青年會領袖太虛大師的主張。其八大使命,最惡劣者有二:
第一件使命:在革除數千年老大帝國時代舊佛教徒的腐敗習氣,露出新世運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
第二件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舊偶像式銅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質迷。
此電發出,各方咸為震驚,打倒偶像,破除迷信出諸於唯物論者口吻猶可,竟出諸佛徒本身,寧非怪事。於是北京僧界致書太虛大師表示,「有關佛教大局,」萬難承認。此外,散發傳單攻擊老僧,更不能令人同情,如印光大師致唐大圓居士書云:
「妄造謠言,徧發傳單。光生而愚拙,慨不遇社會事業,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誣謗,加以第一魔王之嘉號,而諦閑為第二號,范古農為第三號,以為一浮為破壞佛法之罪魁。其傳單有三數千言,想亦早已見過矣。光一無門庭,二無眷屬,三不作一事,縱誣語翻天,固無所得失,而亦藉此消罪業而增善根。」(註八)
佛化新青年會,原為在家奉佛居士所主持,其對佛教制度的觀感,多所隔膜,故其主張改革佛教的意見,不獨違背佛教立場,且違背佛教傳統的制度。例如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乃至一切偶像為主張,顯然過於偏激,近於唯物思想者的口氣,遭受各方攻擊乃意中之事。佛化新青年會通電,雖列有太虛大師,但其八大使命,並非出諸太虛大師本人,散發傳單,攻擊印老,更非太虛大師所知。這種幼稚手段,不特於佛教革新運動無益,必徒增加長老們對佛化新青年會的怨恨,而一切新仇舊恨却都集中於太虛大師一人,而加深佛教的裂痕。
各地佛化新青年會,要以武漢佛化新青年會,最為出色,也極活躍。以王新倫、嚴紱惠、李孟民、廖如願、廖奇、田耀湘、熊亨椒、莫揩、唐澤蘭、月滄、佛耀、宗鏡、黃近三、郎企李、陳鼎之,洪心界、朱仁雲、鐘振聲、何欽紳、王為礪、現月、佛希、悅安、晤一、體參、陳濟博、超一、史善嚴、程聖功、陳維東、張普正等僧俗五十五人共同發起組織之,於民國十三年農曆四月初八日,假武昌佛學院內舉行成立大會,並發表武昌「佛化新青年雜誌」出版宣言。先發行武漢佛化新青年特刊(註九)。後移至北京象坊橋觀音寺出版(註十)。
佛化新青年會,以革命情緒過於劇烈,致遭老僧輩反感,曾一度消沈,但至民國十四年,又開始活動,由邵福宸負責進行,「寗達蘊、張宗載在川,亦有重慶及四川分會之設立。張宗載,誇張猶昔。」(註十一)
佛教新僧的名稱實脫胎於佛化新青年會。民國十四年武昌佛學院同學會,由大醒、迦林、寄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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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負責,以新僧的姿態,出版「新僧」,自此有「新僧」的名稱。專肆攻擊叢林寺院,更引起老僧們公憤。太虛大師遊歷歸來,乃作「箴新僧」,以和緩老僧惡感(註十二)。其文曰:
一、 | 予之整理僧伽制度論,最重者即為叢林制度,故對叢林制度,應持尊重態度,循之以求完善,不可蔑視。 |
二、 | 汝等初學解行未成,於佛法知一不知其二,對於僧中長老修持有素經驗宏富者,縱見其有未知現時情形,施設不宜處,應持孝子孝順師長之態度,婉言諫諍,感以真誠,不可浮誇自大,囂囂然欲取而教誨之。 |
以上二義,皆深注意為要。」(海刊六、四)。太虛大師為顧全佛教大局,對長老派所持之態度,於此可知矣。
北伐以前,南北分治,各自為政,佛教於政局分裂中,為適應環境及時代要求,不得不有新的活動,爭取生存,佛化新青年會,即為一顯著的例證。北伐以後,全國統一,各種社會活動,都趨於正軌。佛化新青年會創始人張宗載,因其推行佛化青年會,遭受老僧阻擾,這時竟以反常的態度,在武漢忽以鋤奸會名義,遍發傳單大罵僧尼,誣加罪狀(孫榮嘉致太虛大師書年譜二三一頁)。在漢口發行無畏月刊,因涉及唐生智老師顧淨緣關係,後至湖南被顧老師逮捕多日,(註十三)幾乎被鎗斃。於是,風靡全國之「佛化新青年會」,至此,便壽終告寢,更不復聞有「佛化新青年會」的呼聲了!
民國四年,袁世凱撤銷「中華佛教總會」,代以「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後,全國佛教便陷入無組織狀態。民國六年章嘉等呈准之「中華佛教會」,至民國八年,因管理寺廟條例關係,又遭撤銷。民國十年,江蘇程德全面請徐總理修正管理寺廟條例,由三十一條減為二十四條,仍未能達到撤銷的目的。
當時政府最懼佛教徒活動,所以不准成立全國性教會。民國十二年,因地方人士要求,只准成立地方性教會,因此,北京佛教徒眾,乃發起成立「北京佛教會」,暨發表弘法利生宣言,使全體佛教教友覺醒,並說明歷年佛教所遭受之壓迫,這裏包括了地方官侵奪廟產,及耶教破壞佛教等實情,顯出軍閥割據局面下佛教遭受的壓迫。該會第一章所說:
一、地方官侵奪廟產:前清光緒三十三年直隸漕河慈航寺方丈因病吸鴉片煙,由地方官誣以私存煙土,竟將該寺查封入官,並將北京南柳巷該寺之下院永興寺,一併沒收為官產。民國元年,江蘇如皋縣廣福寺因有萬壽宮之名稱,竟由地方官强認為前清官產沒收,已登入上海佛教月報。民國六年直隸磁縣某寺,亦由官方强迫沒收,該寺住持習儀,曾上控於內務部。又房山縣玄心寺,被土棍張姓,將廟產完全訛出,並將該寺住持下獄,其結果復由該縣從張姓手內奪出入官。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吉林山神廟被山東同鄉會串通地方官,將該廟判歸山東同鄉會,並將住持果真和尚繫獄。是年湖南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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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收廟產辦教育議案,幸由湖南同鄉佛子運動中央大僚,將此風潮息滅。又某督軍在某省佔寺廟,已見各報登載。是年廣東孫某又大賣寺院,分作上中下三等拍賣,以充軍餉。以上佛教受危險損失之事不一而足,乃指所知聞者而言,其被屈含冤未知未聞者,尚不知有若干也。
二、耶穌教之擴充破壞佛教:自清咸豐十一年,外國趁洪楊內亂,將我軍戰敗,在天津立約强迫傳教,准在各省州縣設立教堂。此時强兵壓境,恭親王奕訢不敢不畫押簽字。此種國恥,我國民當如何痛心疾首,奮起自鞭,努力强國,以洗此恥,不意愚民無知,重身輕國,貪外人有限之財,甘心為虎作倀,直忘國恥為何物,反借教欺人,挾制官長,冤民受辱太甚,一旦爆發,遂釀成庚子拳變之禍。而教民既受此創,當如何將教權收回,歸華人自立教會,以謝前愆,孰知變本加厲,外人之傳教資本愈多,將來贖回教權愈難;以是觀之,將來中國喪亡,不亡於通商,而亡於傳教,亦大可悲矣!我國民醒乎?否乎?近年以來,青年會與救世軍,努力並行,以致於無地不傳教,無日不傳教,無時不傳教,逢街必到,巡行演說,大旨總不外破壞中國原有之宗教,以伸張彼教勢力而已!疾呼我佛教徒醒乎?否乎?尤可怕者,教民升入大僚,掌地方政治大權,如某督軍在某省作督軍是(顯指馮玉祥而言—作者註),謹將民國十一年九月十三號,北京光報所登某督軍治豫新聞列下。「如城隍廟、東嶽廟、觀音廟、相國寺等處,或駐有軍隊,或改為學校,或改為救苦收容所,或改建巿場,所有偶像多被破壞,所有僧道多被驅逐。舊派人物,及一般善男信女,莫不詫為咄咄怪事,被逐之僧道,更敢怒不敢言云云」。某督軍奪寺廟而不以為罪者,因彼乃基督教徒也。孫某大賣廣東寺院者,彼亦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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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設若各省督軍皆是耶蘇教徒,則全國佛教財產無瞧類矣。美國自退還賠款,以此項財產組織清華學校,完全以耶蘇教經典為主科。自去年又在海甸街西北,買帶河之空地,聞係賽尚阿之園基,廣建樓房,為燕京大學校址。此兩種大學,純粹為教會成立,其中學生,既有大學畢業之資格,難免將來作地方大僚,果與孫某心理相同,則佛教受害尚可問乎?以是觀之,外國政府利用耶蘇教改變中國人心,即是英人以印人殺印人,嗚呼!我佛教徒醒乎!國民醒乎!
三、新學黨之廢教主義:自歐西停戰,學說大行,有哲學,有科學,有共產黨,有無政府黨。此數黨派,皆以廢除宗教為宗旨。俄國希臘教,現在已被共產黨消滅。此種廢教主義,已傳到中國;倘將來地方大權,操之於此輩之手,欲求佛教不亡,難矣!謹將此種廢教學說例後,此書名曰「中國改造芻言」於民國十年曾登在京話日報,今將原文節錄於後,便知道與佛教的關係了。
「地方治理設立道德維持會,由人民選舉博通中外倫理學、心理學、哲學、科學,洞明中外社會情形,深悉社會大勢趨向,老成持重,眾望素孚的人物、任為會員。各巿鎮村中,設道德宣講所。宣講員由人民選舉,或由會員推薦,由人民通過認可,以後把宗教廢除。因為基督教雖講博愛,佛教雖講慈善,在上古教育未興時代,本有益於社會,現在倫理、心理、科、哲各學、研究的日益精進,人民的程度增高,其道德的範圍,實較宗教家所講的廣大,並且盡人情合公理,且宗教專以天堂地獄等假設想像之物,利誘恐嚇,使人民利令智昏,凡一切奧妙的物理事理,此時尚未發明者均推為神秘,阻礙思想的發展,使人民不能發揮天賦的本能,實為人類進化上一個大障礙,佛教的遁世離群,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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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盡人情。我們終日勞心勞力得來的金錢,供他們享受,養活這麼多寄生虫,實為文化國家莫大恥辱啊!我們這新國裏,在社會有生產能力的,方能衣食住,就是老人生食,還要憑他壯年在社會服務的功績大小,定他的休養費多少,這樣看起來決不能容寄生虫存在。除蒙藏喇嘛教緩廢止和外國的教會的處置另論外,所有僧道尼一律還俗,授以職業,回教戒食豬肉一層,有益衛生,應仍其舊,其餘有關迷信各節,亦應廢除,廟產歸公,殿宇保存原狀,永不許拆改,如把偶像撤去,作慈善、道德、宣講、閱報、學校、圖書館等用,均無不可,惟不得改換洋式門窗,以保存古蹟名勝。其餘如星命、卜筮、相術、堪輿等件或消人民志氣,或勾引人民奢望,或縛人民的自由,亦應禁止,至於巫覡挾乩,以及香灰符咒治病,害人性命,尤當嚴防厲禁,在理會本是白蓮邪教,雖有戒烟酒的益處,實為迷信一途,也應禁止。」按中國改造芻言,係北京陳權慎所撰,於民國十年,登在京話日報,今節錄一段,便知黨人的宗旨了。我國政體數變,層出不窮,倘將來此種人,操兵權及政治大權,實行滅教政策,和尚道士能抵抗乎?在理會及星相堪輿,能幸免乎?此種滅教黨人之勢力,只能施行於佛道兩教而已,對於耶蘇教決辦不到也。只因耶教是由兵力而强迫傳來,還須由兵力强迫而去,試問黨人之兵力,果能敵抗西洋列强乎?是亦妄想耳。今日之佛子,賢者是自修自了;不賢者,逢迎奔走,利益色身,直不知結合團體為何物。迷信派之在家佛子,事事都要仰仗佛菩薩,是亦大可哀。我佛教若長此終古,不知發憤,廣造佛教人材,將來必有大苦在後。此時之某督軍奪寺,孫某於粵拍賣僧寺。嗚呼!印度自被英人侵滅後,大乘佛學已完全消滅,雖有小乘佛學,已大受英人鉗制,所幸中國大乘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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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絕滅,豈可不急圖挽救哉!我今試問自修自了之賢者,諸公命終證果後,若聞中國佛種斷滅,諸公心果安乎?再問添置廟產之佛子,若將來廟產被人侵奪,諸公心果安乎?以是觀之,是決不可不添造人才也明矣。(註十四)
由此可知,北伐以前,全國佛教,遭受地方官吏、異教徒,及新學派種種壓迫,致使佛教寺廟財產遭受嚴重損失,同時佛教內部又不能團結自强。該會第二章道出不能團結的原因:
「國中佛教不振,一誤於厭世派。厭世派以清靜自修為本,只求自己的法身不墮落,便已知足,對於興教護法,廣播佛種,決無此種願心。愈遠離塵囂愈好,愈早到西方愈妙,有離世之心,無救世之願,視混俗如畏途,以合群為煩惱,雖不作惡,亦不為善,置斷佛種於不問,置救苦難於不管,以佛教之巢父許由自命,與耶教牧師之眼光及手段,適成一大反對。以此觀之,我國的物質文明,不但被西洋戰勝,而精神文明也快要被他們戰勝了,可怕哉!此為厭世派誤教者一。二誤於迷信派,迷信派的奉佛情形,乃是佛仙神鬼妖,一概分析不清,既然是非不明,豈能利害洞曉,出家者不但不研究佛學,即國家學、社會學亦不學習,且又如何知世界大勢是何潮流,當如何以應付。外來的凌辱,一概不知覺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之原理,更為何物。大禍臨到自己頭上,只可束手無策,喪氣垂頭,屈死認命,此種佛子只可稱之曰屈死鬼。自佛教受欺以來,此種屈死鬼實不知有若干,彼等雖知在森羅殿可以伸冤告狀,奈遠水解不了近渴何!在家者將佛菩薩看作多神一樣,不以僧侶為法師(不會說法,豈可謂之法師),只以僧侶為廟祝。闊老布施金錢,乃是借寺消遣,愚者視為免罪求福之地,汚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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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院,奴隸僧侶。死人靈前酒肉具備,佛菩薩像前供品毫無,恭敬全失,威儀盡喪,僧俗毀教,直成狼狽為奸。持戒造福尚且不曉,豈知見性明心為何物哉!咦,此種佛子欲求其弘通佛法,護持三寶,豈可得乎?此是迷信派誤教者二。」
由於多數僧徒覺醒,當時佛教不能振興,乃由於僧智不開,於是齊聲呼籲興辦僧教育,培植弘法人才,幷主張創辦日報,宣傳佛義,如該會第三章主張:
一、多設立僧學校:現在佛教不振,只因是僧智不開,南方雖有幾位明白法師,亦是手大不能遮天,對於一省尚且指揮不動,豈能普及全國哉?僧智不開,佛法終無挽回之一日,亦無振興之一日矣。武昌雖有一座佛學院,奈各省方言不同,求學者只幾十人耳。佛學院之經費,尚不如武昌之道院乩壇充足,而全國佛教徒,只恃武昌一座佛學院,豈能敷用?以此觀之,非各省一齊添設不可。
二、創辦白話佛學報:現在中國,雖有兩三種月刊,第一只能度有佛學根底者,不能開示未學。第二消息太慢,耳目不能靈活。第三貧窮者購買為難,北京曾有覺世日報出版,因經費不足,所以停版。今日既擬耳目靈活,宜先辦旬報,以創銷路。俟銷路大增,藉此報,商募捐款,改成日報。若捐款不充足,或改星期報,或五日報,兩日報均可。漢口佛教會,於癸亥年七月,已出旬刊,本地每張售洋一分,外埠一分五厘,名曰佛化報,宗旨甚好,白話亦多,可以普度國民也。此種白話報較文言為最緊要,因擴充佛教勢力,非此不可。
三、立臨街宣講所:現在北京之臨街宣講所,只有耶穌教福音堂,及學務局之通俗講演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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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福音堂傳教方法極妙,可惜人民腦中,以外國人帶兵强迫傳教,對於清恭王持槍威嚇,硬搯鵝脖,勒令傳教,清廷不敢不認可,此真耶蘇與保羅,意料所不及也。彼等如此强迫,我國民引為大恥,凡有血性愛國之兒女,但明白一毫國家學原理,決不肯進福音堂。其學務局之講演所,不離教育及科學範圍,不准講演宗教,聽講人數比福音堂雖多,究竟不及評書館。若佛教宣講所成立仿照評書的形容,大說法苑珠林,即或令國民出不了生死,總可以知因果識罪福,少作許多罪孽。諺云:豪傑崛起多草莽,或能隻手把天撑。豈窮民便不能獲佛法耶?設宣講所,正是平民奉佛教打算,以擴充勢力之計耳。或有人說,廟內既有講經,何必再立臨街宣講所,此真不達時務之言也。殊不知此一時,彼一時,蓋歷代傳布佛教之時,所遇波旬之黨羽,均不如今日之甚,勢不能不貧富並度,而廣造護法的人才了。再三藏經論,乃由奉詔所譯者多,所以非文學家不能譯,非文學家不能註,非文學家不能講,非文學家不能聽,直是個文學家專利的佛教而已。假如一位文理不通的和尚,而冒充法師,若被文學家一聽,真笑掉了大牙,不通文理的佛子一聽,愈發糊塗了。大凡文學家的性質,恐怕淹沒了自己的文章,決不作白話,腆然面目,名之曰不博不典,不典不雅。只求簡練,不管辭達,寧可費心費腦,斟文酌句,決不肯多寫幾個字,以求平民易知,而平民讀書尚且不多,何況開講?而九十六種外道,盜竊佛說,攬為己有,編出最淺白之鼓兒詞,以伸張彼教,使平民容易明白,而平民不辨黑白,竟棄神而信鬼,此皆是文學家不肯就下之過。再廟內講經,乃是夏日,不是常年,而見廟像莊嚴,威儀甚大,有一班闊老及名士聽經,都要布施幾元大洋,彼一班貧民,自慚形穢,不敢居然進廟,所以設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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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街宣講所,每個人都敢進去聽講,比在廟裏可見活動多了。窮民既明白了佛理,決不能誤入岐途,弄出白蓮教義和團之禍了。而且現在的軍人是無錢的人才肯當兵,軍人若奉佛教,若值軍事旁午之日,他們只有保護寺廟,不能拆毀廟宇的了。以是觀之,若欲擴充佛教勢力,必須度多數人;欲度多數人,非成立臨街宣講所不可。宣講所之講演法,不拘日期,白晝夜晚,都可以講,豈不比廟內講經利益大的多麼!
四、立佛教施醫館:基督教以施醫作傳道之釣魚餌,國民由此上鈎者頗多。(可歎忘記了國恥)。只因病人只求不死,唯醫生之命是聽,彼醫生之功歸上帝,對病人有再生之德,令病人感恩莫忘,勢不能不崇奉上帝,而入耶蘇教了。今佛教若成立了施醫院,一半施醫,一半傳教,比耶蘇教又是順水推舟了。而且佛教的主權,完全是中國人自掌,決定鬧不出國際交涉來,給政府添煩惱,給外交部招麻煩。以此看來,佛教施醫館,比宣講所的效力決不為小,快快設立罷!(註十五)
自此以後,北方佛教,不特有了教會組織,也有了僧教育機構,為社會福利的機構,於是北方佛教逐漸走上復興坦道了。
北伐以前之華北佛教,因受軍閥割據,政局不穩的影響,佛教各種事業無法開展。北伐以後,南北統一,國家建設,日漸進步。民國十八年,中央政府核准成立全國性之「中國佛教會」,於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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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穩定,相繼興辦佛教教育。若江蘇鎮江竹林寺於十七年創辦「竹林佛學院」,安徽九華山於十八年創辦「江南九華佛學院」,浙江於十八年創設「佛教師範學校」。華北佛教當不能例外,除有「中華佛學院」、「弘慈佛學院」、「三時學會」外,民國十九年,由朱子橋將軍、楊明塵居士及柏林寺住持台源和尚發起創辦「柏林佛學研究社」,迎請常惺法師任院長,後改為「柏林教理院」,於民國二十年春始正或開課。太虛大師歐美弘化歸來,民國十九年復至北平弘化,並與常惺法師、台源和尚為商議「世界佛學院」,先設立籌備處於柏林寺,由胡瑞霖居士任籌備處主任主持財政,法舫任書記,兼柏林教理院監學。並將早年在漳州所成立之錫蘭留學團移至北平,將來即為世界佛學院之梵藏文系,柏林研究社列入為中日文系,於是北平為推行世界佛化運動的中心,茲將該社開學各人訓詞,擇錄於次:
一、台源和尚講詞:
「1. 從十七年台源承乏住持以來,以為今日潮流之所趨,與夫僧伽之環境,實有改弦更張之必要,況佛法原非板滯一成不變者。佛說法尚因時因地因人之不同而異其權巧,台源本斯微意,遂決志作整理僧伽培養人才之運動,顧個人知識道德能力均感薄弱,在過去二載中雖已辦學,無大成就,所幸諸佛加被,予以良緣,使素志辦學之常惺法師北來,志願相投,因懇挽留共襄斯舉,寗非盛事。然柏林寺寺產淡薄,力不從心,後幸得朱子橋先生發心擔負,獨立成辦,故於去冬即正式籌備,今春來學已逾二十名。至於錫蘭留學團之產生,蓋章程原分泛學專修二科,泛學設日文,專修設英文,良以今日修學宏法,不通外國文,必困難發生。五月間得太虛法師北上宏化,兼議及世界佛學苑事。諸位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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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太虛法師西渡講學,備受海外人士之歡迎,由各方提議擬建立一世界佛學苑,總苑設中國,業在武昌籌有端倪。此次虛師北上後,議決將武昌所設籌備處移來北平,先實現教理研究院,分中日文與梵藏文兩大系。錫蘭留學團本虛師在漳州所創,移來北平後,在柏林研究社方面屬專修科性質,將來即為世界佛學苑梵藏文系,泛學部即為中日文系。在該苑未正式成立以前,仍沿用舊名,所有經費,由朱子橋先生及楊明塵居士負擔,歸胡子笏居士保管,按月具領。
2. 本社原定係九月一日開學,因社長朱子橋先生遠在陝西,楊明塵居士在張垣,一時未獲趕到,故改於十日;但朱楊二氏以特種因緣,仍不克如期來平,今日不能請其指導,實為憾事。至於同人所抱定之宗旨,為解行並重,堅持到底。蓋十餘年辦佛學教育,不獲佳果,莫非言行相悖,卒至流弊叢生,吾人痛之。
3.今日開學乃世界佛學院軔之初步,同人願祝其計劃全部實現,放大光明於世界。至於現有經費方面,以現狀觀察,甚虞不敷,是所希於諸大護法資助者良多。本社同人,當然力求協心合作;學員方面,尤宜勤勇精進,以副護法之雅意,斯則台源之微意也。」
二、常惺法師講詞:
「社長、諸位來賓,暨全體同學:本社經過詳情,已有社長報告,無庸再贅。所欲言者,常惺前此北來,本屬遊歷性質,寄寓柏林,厚蒙住持台源和尚優遇,言談頗洽,井討論佛教教育至詳。和尚素來職志教育及整興佛法,挽常惺携手協助,惺以微才,勉承斯乏。嗣虛師北來,復議擴充原有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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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今日之所謂世界佛學院也。我嘗以為辦教育,既非為當事人而辦,更非為任何一種階級而辦,實即我之責任心使我不能不若斯做去,故飲食起居,行走坐臥,都與諸位一體;我能作者,始令諸位作,己之不能為者,絕不難為諸位。蓋我輩學佛不徒作學理之空談,而於行為上尤當表現卓絕的精神,鍛鍊其體志,方足表率乎世界。東方素具一種淡泊寧靜的高風,吾人倘不能躬體力踐,何以範人?故在今日敢與諸位約曰:到堅苦卓絕之精神養成解行相應的模範僧,此常惺在此一日決與諸位共勉者也。」
三、世界佛學院籌備處主任胡子笏居士講詞:
「虛師客歲在法,議辦世界佛學院,但總院地址,時常發生問題。德人衛禮賢主張,仍為在華較妥,故虛師返國後,武昌居士即著手成立籌備處。但北平係文化中心,人材薈萃之地,總院自應設平為宜,故將柏林研究社,改隸世界佛學院籌備處。本人以籌備處主任資格來說幾句話,所可為諸位告者,我輩十餘年辦佛教教育之失敗,誠屬灰心至極。今者諸位皆係南北精選之上士,海會雲集,其結果當然未可限量,願以過去之失敗,今日可藉以供獻諸位者,為解行相應四字。倘不幸而結果依然,則吾個人將視從事教育為全無裨益矣。此佛教教育之成敗關頭,將以諸位作試金石,願諸君勉之。」(註十六)
由各人講詞看來,柏林教理院的創設,不僅有計劃造就弘法的人才大願,並有弘化世界遠大的目標,創辦人既以整理僧伽培養人才為職志,經濟上又有朱楊二大居士承擔,而常惺法師又富有辦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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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並以堅苦卓絕的精神為示範。因此,柏林教理院,因受時局影響,維持雖僅二年,但其成績要為全國之冠,試以佛教教育觀摩會為證。
當時北平佛教教育機構,計有柏林教理院、弘慈佛學院、彌勒佛學院、錫蘭留學團,共有僧青年百餘人,均屬優秀青年。華北佛教居士林胡子笏居士,為激起各學院僧青年求法的精神,發起僧眾佛學觀摩會,且得北平佛教會,及五台佛教會贊助,組織僧眾佛學觀摩會,簡則:
甲、講演
一、 | 每佛學校選出二人,每人講一題。 | ||||
二、 | 講題。
| ||||
三、 | 講演先後以抽簽定之。 | ||||
四、 | 每講演不得超過二十分鐘,至十五分鐘時擊鐘為號。 | ||||
五、 | 二十年一月四日下午二時起在本林舉行。 | ||||
六、 | 特請張怡蓀、曾毅齋、徐玉三先生為評判員。 |
乙、作文
一、 | 每佛校選出六人,於二十年一月五日下午二時在本林舉行。 |
二、 | 文題臨時宣佈。 |
三、 | 毛筆墨盒自帶,紙由本林預備。 |
四、 | 特請張怡蓀、于覺純兩先生為評判員。 |
以上二種評定後,由本林敬備微物供養,其最前一名贈以田相綬法輪章一座,並以名譽旗贈其學校。
作文題目有二。(一)「器世界相何以說為第八識所變?第八識體,云何能變?請詳言之。」(二)「清淨意樂菩薩,云何於佛法僧恒時法爾以勝供具承示供養?」兩題均作,由主席監試,並經評判員評定成績次第如下:
作文第一名寬融師:錫蘭留學團
第二名塵空師:柏林教理院
第三名聖塵師:弘慈佛學院
第四名雪煩師:柏林教理院
第五名寶林師:彌勒佛學院
講演第一名本光師:柏林佛學院
第二名葦宗師:錫蘭留學團
由華北居士林頒給各人獎狀與獎品,獎品分銀盾、榮譽旗、法輪章、經書、文具等,並由巿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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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授獎。
僧眾佛學觀摩會,在中國佛教教育史上,可謂亘古未有的第一次。相觀而摩謂之善,這對僧青年來說,不特富有鼓勵性,並有更高尚啟發性,不僅遍應各佛學校,並可擴充而大之,適應於全國僧青年佛學程度作一比較觀摩。果能如此,不唯為選拔佛教人才一個好辦法,尤以今日各地佛教學院,應多多提倡仿效,促使僧青年再努力再進步!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前,華北佛教,經太虛大師、常惺法師數次開化,華北佛教居士林各位居士,都熱心護法,於是華北佛教各種事業,都有很大發展。尤以世界佛學苑籌備處成立,華北成為世界佛教指導中心。然好景不常,九一八事變發生,華北佛教首遭經濟上打擊,佛教各種事業,無論僧教育,或慈善事業,都受到嚴重影響。於是不得不宣告停頓,或僅維持其門面,茲將各佛教事業分誌於次。
一、中華佛學院原設於宣武門外西甎胡同法源寺,現已停辦,院址荒涼滿目。現經北平巿糧食委員會借為屯糧所,成為該會第二倉庫。法源寺因此損失,收入減少,不得已亦應酬經懺,藉以維持難局。
二、柏林教理院北新橋畔有名之柏林教理院,盛時學僧達壹百餘名,現亦停辦。諸多優秀僧青年轉入三時學會,親近韓清淨居士。院舍由北平慈善團借為療養傷兵之第五醫院。該寺因收入清淡,現住僧不過十餘人,僅藉經懺以維現狀。
三、拈花寺佛學院德勝門內大石橋拈花寺佛學院,風景清雅,在故都最擅名勝。遜清時,文人雅士,讌集於此,賦詩聯句,往往韻事流傳。該院開辦時,生徒亦甚踴躍,今則學僧星散,無復當年拈花授法之盛況矣。
四、彌勒佛學院四值門內南小街彌勒佛學院,盛時就學者頗多,現因款絀已停辦。
五、宏慈佛學院西四牌樓宏慈佛學院,民十三年創設,其中學部學員卒業,先後達數十人。併設有平民工讀學校,定額四十名,及佛事學習所,人數八十名。數年來就學者時溢定額,為北平設備最完善之佛學院。又附設有金卍字會,專救濟災民傷兵並掩埋等事。
六、三時學會北長街十五號之三時學會,為當地奉佛名流發起,民國十六年九月成立,以研究唯識教典,宣傳佛化為宗旨,頗有相當成績。最近因受巿面經濟衰落之影響,各項預定進行事業,亦有延緩之勢。
七、華北佛教居士林為在家居士所創辦,年來以辦事周到,組織完善,入林林友逐漸增加,林務頗形發達。唯因限於在家兩眾,其佛化事業,僅代表一部份而已。其他佛經流通處(安定門入南大街,朱芾煌、王虛亭諸居士所創辦)、中央刻經處、(十五年二月成立,已出三百餘種,現在基金數萬元)、「北平佛化月刊社」—最近改為「北平佛化月刊」(為湯鑄新、崔雲寗、邢富瑤諸居士所創辦),對於弘法,各有殊勝成績,在北方當時情勢艱苦之下,尤屬難能可貴,茲不贅述。(註十七)
八、世界佛學院籌備處原設於柏林教理院,該院因經費無著停辦,世院籌備處移南京佛國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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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舫率學僧塵空、本光、華舫等回武昌佛學院。
華北的佛教由盛而衰,由衰而微,全受日本侵略我國的影響。不僅華北如此,整個中國佛教,都因此而趨於衰落,佛教教育事業、慈善事業、弘法事業都因此而停頓或解散。假使沒有「九一八」事變,國內能夠長期和平安定,則佛教事業,無論學術研究,或教育發展,人才的造就,乃至整個佛教事業,對內對外必有很大的成就。吾人常自慨歎,中國人智慧無遜於任何一國人。就以日本為例,近代史上,日本自明治以後,興辦實業,工業進步,國民在豐衣足食,安定生活中,至少過了七十年太平日子。再以日本政府重視佛教,加以支助,所以佛教日漸興隆,無論於教育、於人才、於學術無不凌於我國佛教之上,甚至為東亞,為世界佛教之冠。此無他,這是和平安定的成就。反之,我國佛教在年年戰爭中,在槍砲彈雨中,在流離失所中,又在種種壓迫中,既無政府援助,又無好的環境,又怎能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