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雖經過三武一宗的法難,却遠不及馬列主義迫害佛教千百萬分之一。大陸淪陷後,在馬列主義統治下的大陸佛教,遭受到空前未有的迫害,其摧殘佛教的手腕與方法,史無前例;茲就身邊有限的資料,簡述如次:
在理論上,佛教與馬列主義,是對立的,是衝突的,是思想上的敵人,不能共存於同一社會中。佛教主張慈悲、戒殺,人人皆可為聖賢,乃至一切眾生皆可成佛。馬列主義,根本否認人性,視人為物,故主張唯物論,並且是徹底的無神論。馬克斯說:「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煙。」毛共說:「宗教是束縛人民的東西,是農民最大的繩索,是一種落伍的,愚昧的迷信。」(註一)根本上否認佛教的價值。
佛教在中國,早與中國固有文化融和一體,並且深入民間,進而成為中國人民精神生活主要的泉源。但馬列主義統治大陸後,不特千方百計不斷摧殘佛教,說僧尼是「從事迷信的落伍職業者」,對正當的佛教徒生活,也百般加以歪曲為「直接、或多、或少地在替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反動官僚,資本主義服務。」(註二)於是中共百般强迫佛教徒,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且牽强附會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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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與共產主義在基本觀點上是一致的。」共黨的解釋,所謂「解放」,硬說和佛法中從痛苦的此岸到快樂的彼岸是一樣(註三)。因此,馬列主義者,要佛教徒努力「學習新知識,把馬列主義的科學精神和方法,做為建設新佛教的準繩。」(註四)這些都是侮辱佛教的謬論。
所謂「新佛教」,就是驅使佛教僧尼走上社會主義,作中共統戰的工具。一九五七年「五一」勞動節,北平佛教徒被迫披著黃色和紅色袈裟參加遊行,經過天安門時,蘇聯老大哥不懂,問毛澤東說:「和尚也來參加國際無產階級節目來了?」毛澤東先笑後答:「馬列主義者要同和尚合作。」(註五)。
我們看了上面這些引語,該作何感想呢?要知道,佛教與馬列主義者,是絕對不能共存的,馬列主義者,在大陸淪陷初期,因為欲利用佛教做統戰的工具,所以在偽人民憲法上,亦列有「信仰自由」的條文,並且利用幾個投機靠攏的佛棍參加偽「人民會代表大會」,但是利用價值,一經完了,便一個一個遭受到參酷「整肅」的下場。因為中共的政策終必要消滅佛教。在「人民日報」上曾經透露過:對宗教是逐步的削減,以至消滅(註六)。所以說佛教與馬列主義絕對不能共存於同一社會中。
據非正式的統計,大陸未淪陷以前的佛教,是這樣的:
(1) | 一九三○年,中國佛教會統計:全國共有寺院三十六萬七千座,僧尼五十三萬八千人(註七)。 |
(2) | 一五四六年東京法藏館「中國佛教史」(道瑞良秀著)二七三頁上數字為:全國共有寺院二十七萬,僧尼七十四萬人。 |
(3) | 民國三十八年,中國佛教會所作統計:當時寺院有五六三、○○○座,僧尼三百九十五萬七千名(包括西藏、蒙古地區在內),至於各地寺院所屬的土地,數字亦極可觀(註八)。 |
(4) | 乾嘉年間,中國佛教僧尼,號稱八十萬人。民國以來佛寺少於乾嘉年間者,因為經過洪楊之亂(一八五○—一八六四)長江流域兩岸之寺院,多為太平天國兵燹梵燬殆盡。 |
以上所舉,雖非絕對正確數字,但以中國人口來比例,佛教在中國,既屬大教,為多數國民所共信。八十萬僧徒之說,絕非誇大之詞。
但大陸淪陷以後中共對佛教寺院之處理,在文革前(一九六六)當保留萬分之二。文革以後,在破四舊口號下,連萬分之二的寺院,亦遭燬殆盡。茲據各方公佈:
(1) | 一九五七年,中共宣佈:「全中國共有寺院五萬所左右,信徒共約一憶人。」(註九)但中共未提及僧尼數字。 |
(2) | 一九五六年,仰光「亞洲」三月刊一七六期透露,全中國共有僧尼一百二十多萬人。 |
其他部份的統計數字:
(1) | 北平市原有大小寺院一千二百多所,今竟一無所有,全為中共拆毀。二千年之佛教竟遭毀殆盡 P.1022 。 |
(2) | 杭州一地有寺院五百六十多座,僧尼一千五百六十八人(註十)。 |
(3) | 西藏「人民代表」阿沛、阿旺晉美於一九六○年四月九日在北平「偽人代會」上宣佈,從一九五九─六○年,全藏仍有寺院二四六九座,佛教徒十一萬人。關於西藏、蒙古地區的佛寺,乾隆年間記載:第六世達賴所轄寺院三千一百五十餘所,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餘人。班禪所轄寺院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萬三千七百餘人。合計寺院三千四百七十七所,喇嘛三十一萬六千餘人(註十一)。 |
(4) | 西康南部有道孚寺、盧霍寺、甘孜寺、大金寺等著名黃教喇嘛寺,其中理化間的寺院就有僧眾八千多人(註十二)。 |
(5) | 雲南傣族「自治州」。一九五七年共有人口二十五萬人。佛教徒佔三分之二。當時共有寺院六五二座,僧徒六七○一人(註十三)。其他,上海市原有三百多所佛寺,南京有四百多所佛寺,文革以前,尚保有少數大寺作為點綴,現在都成為中共監獄、學校、兵房、特務訓練所、工廠用所。也有許多被拆毀,這是中共摧毀佛教的事實。 |
從上列數字分析,大陸佛教寺院在三十萬座左右,是可靠的。但中共於一九五七年宣佈,只有五萬左右,減少了二十多萬座。這顯然是經過中共無情的摧殘與破壞,僅存的數字。一九六○年以後,以及文化大革命後,恐怕連這個數字也沒有了。
一九五○年,大陸變色後不久,中共首先把揚州城內外幾所大寺院,若復源寺、靜慧寺、寶輪寺、天寧寺、平山堂,以及泰州城上光孝寺、北山寺、正覺寺等拆毀,其他各鄉鎮大小寺廟,被拆毀的,是無法統計,今僅就所知者,簡述於次:
(1)安徽省來安縣,於一九五八年「全民辦科學」時,全縣展開「有神無神」大辯論,全縣就拆除二千多座土地廟,用舊材料蓋了幾千個廁所(註十四)。
(2)中共假拓寬道路及其他名義,也不知拆毀了多少寺廟。一九五五年,在拓寬西長安街口,將七、八百年雙塔拆毀。河北省正定的廣惠寺華塔,係金代建造,予以拆毀,河北寶抵廣濟寺三大士殿拆毀,察哈爾大同的下華嚴寺、海慧寺拆毀,係遼代所建造。浙江龍泉寺,也為修建城區街道,竟拆毀崇因寺雙塔、金沙寺塔。這三座塔,都是北宋和五代時所建,並有唐宋寫經,木刻經卷,及唐宋彩色的佛像一百多卷,予以焚燬(註十五)。
(3)一九五○年,中共將湖南上封寺燒燬(註十六)。
(4)民國四十三年,廣州碩果僅存各大叢林之銅佛共三千餘尊,運往蘇俄陳列於莫斯科博物館,內有三尊為海幢寺之三寶珠佛。同時,並將華林古剎僅存之五百羅漢像,運往蘇俄。(註十七)
同年七月十五日「工商日報」報導說,廣東順德大良寶林寺,為粵省名古剎之一。自順德易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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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寺即被共匪所佔據,二門之四大金剛塑像(高達十五尺餘),被破壞,該寺所有大小銅佛三千餘尊亦被盜去,運往廣州。
(5)當大陸易手初期,文物慘遭共匪破壞,佛教古蹟,損失尤重。其餘共匪亦曾下令保護文物古蹟,並將各地及民間古物搜入其手,而美其名為「自動獻出」。共匪以之直接或複製轉售於國外,以套取外匯。
(6)一九五九年,西藏抗暴事件發生,西藏境內所有喇嘛寺及佛像、經典等,遭到比以前更為澈底的破壞。在二十二國亞非西藏問題會議中,一位委員指稱:「佛像的頭被砍掉以後,作桌椅用,經典書頁用作衛生紙。」(註十八)
(7)一九五八年間,中共對「神權觀念」來一次澈底大掃除,對大部分寺院能利用的,就改修利用,否則概予拆毀,僅留些若干大寺院,作為對外統戰工具。若北平的廣濟寺、通教寺、雍和宮、上海靜安寺、玉佛寺、杭州靈隱寺、鎮江金山寺等,均曾加以粉飾,以供國際人士訪問的點綴品。
(8)中共為要肅清封建思想出版物,一九五○年,曾召開第一屆全國出版會議,即對佛教大部分經典,都加以焚燬和切燬(作為造紙的原料),存於佛教出版機構中的佛經,都予消燬。一九五三年,上海一地還有佛學書局,大法輪書局,大雄書局和弘法社與出版機構。後經中共通過,公私合營,合併成一上海佛教書店(在上海普陀正江路九九九號)。既操在馬列主義者手中,必達到「逐步消滅」的目的。
中共把佛像分別變成金屬、木料或肥料。但另一方面,把佛像當作商品出口。香港九龍幾家中共經營的「國貨公司」。就有很多銅、磁、和木質的佛像、觀音菩薩,以及十八羅漢等像,不僅雕技精緻,極具藝術價值。
馬列主義者,企圖澈底清滅有形精神象徵,和無形的人心中的信仰。因此,佛教遭受到空前的浩刼。對於佛教僧尼更施以無情的打擊與槍殺、還俗、勞改等迫害。
(1)四十三年六月十八日香港「工商日報」所載:在韶縣(曲江)頗負時名之禮言老法師,當去年(四十二年)五月間共匪宣佈一切佛道等教為「反動組織」時被捕……至上月(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始被共方判處死刑,並宣佈其罪狀。指渠為「粵北區佛教首惡」等。在韶市環遊一週後,始押赴郊區槍殺,同時被殺者,尚有佛門弟子廖子石、江悟等十一人。
(2)一九五○年,四月一日香港匪「大公報」透露:西湖靈隱寺僧除了在西湖開設食堂以外,各寺院先後設立小型工廠和從事農業生產等工作,由杭州佛教協會籌備會舉辦訓練班,訓練僧尼們生產技術。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香港匪「大公報」披露,曲江南華寺和乳源的雲門寺,由於生活問題不能解決。初時由兩寺的大師們集資二千萬元(指舊偽人民幣),在韶開設一間「大鑑紡織縫紉工廠」。該廠在組織章程草案上說:「為的是使和尚、尼姑們作入世初步的作業……打紗、牽紗、開織、包紮等,通由和尚、尼姑編織動手。」
(3)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三日,香港「大公報」報導說,江蘇常熟縣東塘市的市梢頭,北新橋附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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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觀音庵,庵內有八、九個年輕尼姑……解放後婦女翻了身。庵內尼姑在土改後統統脫離了牢籠,得到了新生。有的嫁了丈夫,有的轉入了生產。
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香港匪「大公報」載:福建惠安縣九區蕭厝鄉,在宣傳新婚姻法後,就有二十多個尼姑還俗結婚。同時,中共「新華月報」二卷一期報導說:僅浙江台州一個地方,還俗的尼姑,就有五十人之多。
(4)中共除强迫僧尼參加勞動生產,及强迫僧尼還俗外,並推行思想改造。一九五○年四月一日香港匪「大公報」載:杭州於登記的各寺院,現有的僧、尼、俗一千八百人中,選舉十七位代表,成立了「杭州佛教協會」籌備會,領導學習馬列主義,以提高政治覺悟。同時,十二日「人民日報」載:上海普濟寺的紹宗法師及北京佛教徒學習會,號召佛教徒加强團結,加强政治學習,協助政府檢舉反動分子。
(5)四十年八月八日香港匪「大公報」載:中共的幹部們,曾三番兩次的遍訪各寺院、尼庵,伸出他們熱情的雙手和僧尼們打交道,他們耐心的進行說服僧尼們參加學習班、上大課、聽報告、開小組會、傾吐自身的不幸。該項報導中又說:一個學習積極的尼姑姊妹金妙說的好,鎮壓反革命打擊壞人,保護好人,與佛門殺戒並不矛盾,昔日釋迦牟尼乘船時也曾遇到壞人,結果釋迦牟尼為了救同船的好人,親手把那個壞人除掉。
(6)在中共統治下的佛教僧尼,除了被迫還俗而外,其餘除了經銷醬油等商品,只留下了老弱殘病者,就如湖南南嶽年老僧眾,當時就佔全部僧眾四分之一。中共雖勒令他們勞動生產,但大多數僧尼,都缺乏勞動生產的技術,只有在城市開設大眾食堂,開辦手工業、織布廠和造紙廠。其他若廣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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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寺在土改時全寺三十餘人共分得七十餘畝地,寺裏僧眾便開始了農業勞動和織布。居留在山區的僧尼,則多從事茶業和採藥等副業生產。如峩嵋山僧眾,一九五一年春季集資開設製藥廠(註十九)。
(7)在一九五六年,中共掀起農業合作化和公私合營高潮中,僧尼們的工廠和土地被「合作」和「合營」去了。從事農副業的寺院,人數少的被併入就近的農業合作社,人數多的則自組合作社。一九五七年春成立的南嶽佛道農業合作社,和廣西桂平縣尼眾組織的西山茶葉生產合作社,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下,這些農業合作社實行分工制。年輕僧尼勞動力强,可掙得工分多,生活可糊口,年老殘弱的僧尼,因收入少,就飽受饑寒風燭殘年的痛苦。(註二十)
(8)一九五八年,中共全面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各地寺院的僧尼被併到人民公社,捲入大躍進運動,以軍隊方式編組從事勞動。例如,廣東南華寺全寺六十個僧人,於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劃歸為馬壩人民公社第一連第四排。陝西終南山淨業寺七十多位僧人組成長安縣五樓鄉五星人民公社三營第十一連第八排生產隊,有的地方直呼僧尼為僧兵。(註二十一)
(9)在「大躍進」時期,僧尼除參加耕作、保健、火葬場、織布、繡花、裁縫、編蓆和養蜂等工作,他們必須完成自己分內的工作,還得參加大規模的綠化工作,支援農民秋收和修水利,參加辦工廠和煉鋼等額外勞動。如五台山僧眾組織「五台山僧眾協作大隊」,幫助當地農民秋收。南嶽佛道教徒於一九五八年十月辦了一個南嶽佛道煉鋼廠,進行土法煉鋼。(註二十二)
(10)中共迫使僧尼勞動,不分年老或幼小,一律要驅使勞動生產。據報導,一九五八年北京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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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隆甘和尚還參加建塔搬磚工作。貴州安順縣八十三歲的隆志比丘也參加積肥。常州普授法師帶病挑河泥。蘭州二十二個盲人比丘尼也被組成尼眾生產組織,生產蔴繩。以外,中共還要某些城市僧尼上山下鄉,從事生產勞動。
中共不僅挖盡僧尼的勞動力,還要他們捐獻,投資辦工業和辦煉鋼廠。廣東南華寺僧眾將他們準備興修無盡庵的黃金四兩三錢和人民幣六千元,捐出辦煉鋼廠。寧波四十餘個寺院將多年積蓄捐出來投資蔴紡廠。福建晉江僧尼們集資七萬元籌辦紡織廠和鉀肥廠。光是晉江草庵寺住持廣空一人,就投資了一千二百五十元,黃金五兩多,銀幣一百多元,銅鐵八千斤。(註二十三)
綜上所述,中共是怎樣的迫害僧尼,以馬列主義毒化僧尼。驅逐僧尼勞動,由互助而合作社,由合作社而人民公社。强迫僧尼勞動,青年僧尼勞動力强,所得工分還可勉强糊口,年老的僧尼體弱無力,收入既少,不是飢寒,就是忍痛過著風殘燭年而餓死。整個大陸佛教,陷入悲慘的絕境,名存實亡了。
(一)大陸易手後,中共一面破壞佛教、迫害僧尼還俗或勞動,一面利用佛教徒對海外宗教活動,進行國際統戰外,還配合中共外交攻勢,利用佛教徒以會議、法會或發表聲明等方式,參加反帝宣傳。例如一九五○年集會「痛斥美帝侵略朝鮮」,一九五五年集會「反對美蔣共同防禦協定」,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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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抗議美國增兵台灣海峽」,一九六三年「支援越南南方佛教徒反美……」(註二十四)。同時,一九五七年末,中共在大陸修繕了好多大小寺院。除前面所說外,還有蘇州報恩寺、上海龍華寺、山西玄中寺、河南嵩山少林寺、廣東南華寺、浙江天台國清寺、西安大慈恩寺(註二十五)。其他若廣東高要縣的大覺寺、慶雲寺、南京毘盧寺,楊州高旻寺等。都經過一番粉刷修理。
中共修繕這些古寺的目的,主要為招待國際間一些名丑去參觀,如印度尼赫魯,緬甸宇努,印尼蘇卡諾,柬埔塞的施亞努王子,和老撾的附馬親王等,用意尤為深遠。因為玄中寺是中國淨土古道場,自北魏曇鸞大師開山,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日本佛教最大宗派的「淨土宗」和「真宗」,都導源於此。毛共為了對日本佛教實施統戰的陰謀,曾付出大量金錢來重修。於是日本淨土宗佛教徒,聞悉他們發祥地的玄中寺修復舊觀,為報答曇鸞大師的法恩,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初於日本東京「棗寺」舉行紀念會(註二十六)。自此日本與中共常有所謂「日支佛教文化交流」活動,這是中共利用佛教對外實行統戰工具最明顯的一著。同時中共為了緩和佛教徒憤懣情緒,於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作了某些讓步。也准許善男信女進入佛寺。僧尼宗教生活也較好些。例如:北京雍和宮佛教徒每天上午六時、十時和下午四時在殿內集體念經。並分成四組學習功課,每月初一、初八、十五和二十五誦經。五台山廣濟寺茅蓬僧眾每日修持和工作,安排是:上午聽華嚴經,望日加誦戒,下午出坡勞動。並根據律制結夏安居、重慶羅漢寺每月亦定期集會念經,福州地藏寺每月初八、十五、廿三、卅日四次布薩,誦梵網經和四分律(註二十七)。一九五八年中共「大躍進」以後,又開始限制和約束佛教徒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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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並由佛教徒自訂公約進行。(註二十八)
(二)中共血洗大陸佛教後,不僅把佛教說成一無是處,還不承認消滅佛教的罪惡,反誣衊佛教徒咎由自取,真是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這也罷了,可是毛共慣用他的「矛盾」手法,一面毀滅佛教,一面又利用佛教,想以此打通佛教徒的思想。一九五三年六月,毛共東湊西併成立所謂「中國佛教協會」,當時佛教界第一流高僧若印光、弘一、太虛,都先後離開了人間。等而次之,不是老了,就是逃了、於是偽「佛協」的領導人選,只有選出幾位掛名不負責的名譽會長四人,那就是西藏活佛及漢族名僧達賴喇嘛、班禪喇嘛、虛雲禪師及查于葛根(內蒙大喇嘛)。會長為圓瑛法師(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日圓寂)。第一副會長:喜饒嘉錯。第二副會長兼秘書:趙樸初。副祕書長三人:巨贊、周叔迦、郭朋(註二十九)。
偽「佛協」成立以前,中共頗有意推舉虛雲禪師為會長,虛雲和尚,在佛教界雖有相當影響力,無如他是禪宗的宗師,而自尊心特別强,因為禪宗有劈佛罵祖的遺風,唯我獨尊,決不屈服於任何淫威之下。於是一九五一年春,中共發動了一百多個幹部,包圍雲門寺三個月,對這位唯我獨尊的虛雲禪師屢加毒打,肋骨打斷,五竅流血,想置他於死地。旋經李濟琛、陳銘樞等人輸通,始保存了他的生命。仍想利用他,曾電催四次,要他北上。虛老抱「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乃於一九五二年到達北京,嗣偽「佛協」成立,虛老除要求停止消滅佛教活動外,拒絕了毛共要他出任會長,因此,毛共在名譽會長中把他列入,另舉圓瑛為會長。圓瑛出任會長後不久(並未到任),也就死了。
偽「佛協」,雖有會長及副會長名義,但實權操在中共人民政府宗教管理機構。而偽「佛協」領導範圍,包括漢、藏、巴利三個語言系統十一個民族的佛教代表人物。就中漢語系包括漢滿兩族佛教徒。藏語系,包括藏、蒙、土、格固等民族中的佛教徒。巴利語系,主要是傣族等小乘佛教徒(註三十)。
(三)偽「佛協」設於北平廣濟寺,會員共有三、四十人在內辦公。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為赤化佛教在北平法源寺成立一所「中國佛學院」,作為偽「佛協」附屬訓練僧伽教育機構,一九五七年先後由大陸各地抽調長年比丘、沙彌共一百一十五人,分甲、乙兩班學習。毛共這種舉動,並非為佛教造人才。是要培養熱愛祖國,擁護和平的人才,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和尚。
在宣傳方面,偽「佛協」並出版一種機關刊物「現代佛學」月刊。一九五七年,並計劃進行編輯「中國佛教百科全書」,共聘有二、三十個學者,從事編寫,並翻譯成英文,當時預定五年成就(註三十一),這只是一種宣傳作用,並未成為事實。
偽「佛協」,雖屬人民團體,實際上卻是所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一個成員,所以他們的任務與責任,並不在維護宗教利益,或爭取信仰自由。例如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北平召開偽「佛協」全國代表會議。出席代表共有二百六十五人,在歷時六天的會議中,發言者只有七十八人,不足代表全額三分之一。同時在這七十八人中,口頭發言只有三十八人,其所發表言論的內容,可歸納為三句話。(一)歌頌共產黨「保護宗教」有信仰自由的偉大。(二)擁護「人民政府」和共產黨的一切政策。(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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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學習改造,跟共產黨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毛共本想利用幾個聲望較高喇嘛與和尚,担任會長,以收統戰的功效。無如偽「佛協」,一開鑼竟遭虛雲拒絕,圓瑛未幾死了。只剩下喜饒嘉錯、巨贊、趙樸初三個教奸,在那裏搖旗吶喊!
(一)喜饒嘉錯,青海循化縣藏族人,一八八四年生,二十一歲,即到拉薩研究佛法。五十三歲被西藏當局認為「親漢」驅逐藏境(註三十二)。離開西藏仍回到青海,駐錫古雷寺(註三十三)。
大陸共有少數民族三千五百餘萬人。喜饒嘉錯係屬邊疆民族,其聲望與學識遠不及漢族中高僧。虛雲既經拒絕,圓瑛又死了,只有喜饒嘉錯可資利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第二次偽「佛協」理事會議被推任會長。同時,毛共認為喜饒嘉錯尚有利用價值:
其一、一九四九年,中共控制西北後,即委任喜饒嘉錯為青海省「副主席」,企圖利用他向西藏招降。一九五○年上半年,中共就曾授意他致電達賴誘降。電稱:「現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絕對愛護少數民族,尊重宗教信仰自由……西藏解放以後,政府一定照共同綱領規定……實行區域自治……望我西藏同胞快快起來,努力爭取和平解放。迅速派遣全權代表赴京進行和平協商。」(註三十四)。
其二、大陸上漢族佛教徒,第一流的高僧,若印光、太虛、弘一等早經逝世。又經中共不斷摧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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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內陸漢族佛教無形中已澈底瓦解,名存實亡了。只剩下邊區少數民族佛教資望較高的喜饒嘉錯,可以利用。青海東南三百華里光札區,居有八千餘藏胞,從一九五○年起,在藏人項謙領導下,不斷襲擊共軍。所以毛共利用「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饒嘉錯,先後派專人前往說服項謙,並曾親自前往誠懇規勸(註三十五)。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八日,達賴在印度發表聲明後,他不僅擁護毛共平定西藏叛亂,並勸導達賴喇嘛說:「切不可脫離祖國,喪失人民政府的信任。我僅遙寄哈達一張,切望堅持祖國統一團結的愛國立場,不為反動集團所動搖,努力擺脫挾持回到祖國。」(註三十六)
西藏抗暴發生後,整個大陸佛教發生波動。喜饒嘉錯到處宣傳,一心一意向中央靠攏。一九六○年四月,他在偽「全國人代會」上,以「中國佛教的新氣象為題」,竟大膽出賣佛教所有的一切,發出狂妄邪見「依黨不依教」的主張,强調:放棄佛教主張,絕對服從黨的政策。(註三十七)
(二)佛教敗類的巨贊,在俗時,曾在無錫國學專科讀過書,因事被開除,而依杭州靈隱寺却非和尚出家。大陸淪陷前,逃到香港跑馬地一間佛堂掛單。毛共偽政權開鑼前夕,他和李濟琛等「民主人士」聯袂北上,甘願做毛共工具,消滅佛教的幫兇。
一九四九年,中共召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他和趙樸初代表佛教界參加會議。一九五一年,巨贊在上海對改造佛教徒工作,表現得十分積極。六月,在一次「上海宗教人士集會」上,曾由他報告參加上海郊區的「土改感想」。「土改」是劃階級完成在分清「界限」後,對所謂地主富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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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殘酷流血的鬥爭和清算。
要以一個具有仁慈胸懷佛教徒來說,就不應該參加殘酷血腥的暴行。巨贊既是個佛教徒,顯然已忘了本,他曾主張佛教「生產化」和「學術化」。也就是說,在毛共統治下的佛教徒應該「一面學習新知識,把馬列主義的科學精神和方法,做為建設『新佛教』的準備。」(註三十八)他把佛教和馬列主義混為一談,這不特顯出他的愚昧無知,簡直不知羞恥。一九五七年三月,他在「偽政協」二屆全體會上,以「更好的發揚優良文化傳統」為題,開口就說:「自從學習了蘇俄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宣言和我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文件之後,這幾天又聽到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周總理的報告,我個人覺得,人類文化將展開更燦爛的一頁。」(註三十九)
(三)投機分子的趙樸初,安徽人,初至上海,以慈善事業為掩護,混進佛教界,並與佛教界人士往來,即以此為本錢。一九四九年,毛共召開首次偽「政協」,他就以佛教界代表資格參加。他因善於交際,很懂得政治藝術,自此以後,在毛共統一戰線機構中,除偽「佛協」職務外,復兼任:
1. | 偽「全國人代大會」安徽省代表 |
2. | 偽 「政協」委員兼宗教組副組長 |
3. | 中共「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理事 |
4. | 「 中(共)印(度)友好協會」理事 |
5. | 「 中(共)緬友好協會」副會長(註四十) |
從以上所舉,趙樸初在大陸淪陷後,頭十年間,極為活躍。先後參加中共派出的「佛教代表團」,訪問過日本、錫蘭、緬甸、印度、柬埔塞和尼泊爾等國。此外,還到過埃及,出度「亞非團結大會」(註四十一),以及幾次到日本,參加「禁止氫彈大會」一類國際統戰活動。無形中已成為中共對外統戰一個有分量的幹部。
中共對靠攏分子有三步政策:需要你的時候,向你磕頭;不要你的時候,向你搖頭;最後無可利用價值,就砍你的頭。對於趙樸初這班投機分子,當然不能例外。中共初期利用佛教徒作統戰工具,絕不容許佛教永遠的存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在中共「八大」上發言中,曾明白表示過,它們一向保障宗教界的愛國自由。至於信仰自由問題,中共一再强調,一個宗教者,同時也必須是一個愛國者,怎樣「愛國」呢?那就是必須走社會主義的路線。因為跟著黨走,聽毛主席的話,就是勝利。如果以為「加入統一戰線之內」,還可我行我素信仰佛教,這是天真的想法,絕對不為中共所允許。中共要求佛教徒經過學習改造,而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因那是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否則,就是「落伍」、「思想落後」,而劃不清思想上的界線,那就犯了「原則誤會」,也就是和「反革命份子」接近了。宗教界的反革命,當然也是堅決的鎮壓,一點沒有例外。(註四十二)
一九五七年,中共在發動「反右派」之後,要佛教徒不要濫慈悲,要用金剛怒目降魔除怪的威猛精神打擊右派。佛教徒「右派」較為知名的有:北京的真如居士(陳銘樞)、四川的劉亞休居士、韓文畦居士、杭州的杜偉居士、洛陽白馬寺釋本清比丘尼,以及漳州南山寺釋傳揚比丘等。
在同一時期,中共還以反革命或進行反動道會活動等罪名,逮捕不少佛教徒。例如廣東南華寺住持本煥法師,湛江湖光岩楞嚴寺住持真如法師,以及江西寶峯寺比丘寬鑑和本願等人,均先後被捕。一九五八年春,中共在各地取締大乘教派的活動,說是防止反動道會鑽入佛教內部利用佛教進行破壞活動。(註四十三)
於是中共猙獰的面目,完全暴露了,投靠中共佛教的敗類巨贊、趙樸初,就在「反右派」時期,遭受到鎮壓和整肅。他們本想利用佛教徒身份,投靠中共,做過紅色的佛教徒。那知他犯了「原則誤會」,未能劃清思想上界線,便在文化大革命前夕,遭到中共堅決的鎮壓,清算與整肅,這是投機份子應得的下場,也是應受的懲罰。
中共早經禁止佛教傳戒,這是從根本上消滅佛教徒的政策,另一方面强迫佛教僧尼還俗,跟黨走向勝利,到了黨的勝利那一天,便是佛教在大陸壽終絕跡的時期。
一九七一年以後,由於國際姑息主義抬頭,中共為了挾美抵蘇的政策,不得不現出一個中(共)美和解的姿態。為了誘惑自由世界人們,中共於一九七三年,又開始整修破碎的寺廟,以示中共區內亦有宗教信仰自由;為了迎合日本佛教徒歸向,把揚州平山堂重行整建(平山堂乃是唐朝鑑真和尚出身處)。據說:修建經費,亦有日本佛教徒捐助,目前杭州靈隱寺,鎮江金山寺、焦山寺等,名勝寺院不特沒有一個和尚存在,一點宗教氣氛也沒有,陳列些殘餘的文物成為變相歷史文物館,供人觀光遊覽。
具有正知正見的佛教徒眾們,要提高警覺,對中共絕對不能存有絲毫的幻想,「佛教與馬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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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不能共存於同一社會中,這是我的信條,也是本文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