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以來，佛教在廟產興學，打倒迷信，驅逐僧尼，掠奪寺產，以及反宗教風潮中，好像一葉孤舟，受盡洪濤駭浪打擊，備受重創，體無完膚。然而其所以未被洪濤駭浪沖毀，尚能苟延殘喘至今，所恃者，并非佛教徒屬衛教心切，實賴社會賢達，大心善士，不違佛囑，力持正義，挺身而出，多方呼籲，作佛法之干城，維護三寶所致耳。其功德於佛門，實難可思議，今舉其顯著者，簡介於次：
程德全與張季直，是清末民初政界的顯要，也是促成民國誕生的有功之臣。二人對於佛教深具信心，其於佛法之維護，都有顯著的功績！
程德全，字雪樓，號素園居士，四川雲陽人。武昌起義，程氏適為江蘇巡撫，目覩時局艱鉅，乃亟函邀請南通張季直先生，會商如何挽救時局。張氏乃於辛亥八月於蘇州車站一小涼社中，為程氏草疏清廷，乞罷親貴，改組內閣，宣誓太廟，提前立憲諸大端。先後疏陳大計，凡四上書（註一）。同時，張程二公及張一麔先生，分函袁世凱（內閣總理），親筆手書，促袁世凱扭轉時局。就中程氏有「不致引起意外分裂之禍，而可納兩於共和之中。」之語。而張仲仁致袁世凱函中，尤為懇切，謂：「此次之變，吾華人苟再不速定方針，恐將陷於萬刼不復之地位。苟有人焉，犧牲一身，以免此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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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禍，其功德豈在禹稷之下，但求其賢望地位為全國人所注目，舉足輕重可以轉危為安者，則公之外無人當之。」（註二）準此而論，民國得以迅速誕生，張程二公從中鼓勵袁氏，擁護和平之功，實不小也。滿清雖經推翻，但民國初年南北分裂，彼此爭論不一。
民國五年丙辰（一九一六），程氏因南北分裂，及回憶辛亥事變，頗多感慨，他說：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程氏擔任內務總長，及袁世凱繼任總統後，程氏即脫離政治，自隱家園，潛究佛學，自號素園居士，不談政治，而與上海王一亭等名流，致力於社會慈善公益。民國十年，曾面請徐總統，修改管理寺廟條例三十一條為二十四條，這是他對維護佛教權益，最大的貢獻。自此，凡有涉及損害佛教利益者，程氏無不盡全力以赴，力請當道維護之。民國以來之中國佛教，得綿延不絕，實賴政界耆宿多方庇護，其功德實不可忽焉！
張季直，字謇，號嗇菴，江蘇南通人，是清季最後之狀元。民國誕生，張氏未獲大展經綸於全國，只得退而建設鄉里。乃於南通興建工廠、學校、公園、劇場、博物館、美術館等。建設新南通，並實行開墾創辦實業，造福民間，改善民生，是民國以來，馳名中外之大實業家。在清季張氏與蔣維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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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屬提撥寺產，摧殘佛教，主張維新的人物。嗣後，蔣維喬皈依諦閑法師，潛心佛法，一改以往反對佛教的作風，而成為擁護佛法的有力份子。張氏初於佛法，無此信仰，因其夫人祈禱觀世音菩薩，晚年得子，由此而生信心。其兄張三先生，既修復南通佛教諸剎，張四先生亦集唐吳道子以至明、清名人所繪觀音像，達一百餘幅，輯集成冊，建閣供養，復將觀音岩舊宇，重新建造。於是家家戶戶無不知張四先生為虔誠觀音菩薩信徒，凡涉及佛教重要事務，請其贊助，無不有求必應。
民國七年，太虛大師於上海與章太炎、蔣作賓，發起「覺社」叢書，並徵得張氏參予為發起人。民國八年十月，邀請太虛大師至南通，宣講普門品於狼山觀音院，凡三日。張氏邀請南通士紳同往聽講，張氏請大師講經之先以詩呈告曰：「此生不分脫娑婆，正要勝煩冶共和；過去聖賢空舍衛，相輔兄弟戰修羅。覺人誰說心成鏡，觀世豈聞面縐河？師儻能為龍象蹴，安排丈室聽維摩。」講經畢，陪同大師遊覽名勝，參觀建設事業。張氏對佛學雖未專究，但因享有崇高聲譽，凡出一言而讚嘆，則佛教獲益無窮，此所以太虛大師，願徵其為「覺社」發起人之由，而南通佛教受其庇蔭，尤為顯著。
由於程張二氏，係政界耆宿，商界先生，佛教受其庇蔭，豈在言語之間！
王震，字一亭，浙江吳興人。初皈依上海海潮寺應乾和尚，其於佛法信仰至切。民國二年革命失敗後，即專心致力商務及社會慈善公益。每歷危難，皆仗持誦觀世音菩薩救護，故對大士之救苦救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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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應，信崇倍切。生平每年必到杭州天竺寺，數年必到南海普陀山朝山進香。經常書畫贈人，亦多以題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聖號，其畫像亦以大士像居多。觀世音菩薩，是他救命的恩人，也是他生命中的靈魂。
民國六年，上海有「中國濟生會」的組設，以濟公活佛主壇扶乩出名，商政名流信仰者頗多，專以施醫藥及推行賑災等慈善事業為主。王氏復皈依濟公活佛，法名覺器，由是稱佛弟子，而濟生會公推王氏為會長。每年籌賑南北災民，其經費來源，多賴濟生會，以濟公活佛臨壇指名某某捐獻多少，就捐多少，毫無短少。動輒集資數十萬乃至百萬鉅額經費。於是王氏不僅成為上海乃至全國最大的慈善家，也是一位有求必應的活菩薩，上海各善堂與諸慈善機構，無不藉重王氏為號召。
民國七年，上海初有居士林的發起，推王氏為副會長，日後居士林，發展為世界佛教居士林，並發行林刊，自建大廈，設立圖書館、學校、醫舍、書展等。對接引上層社會名流學佛，貢獻頗大。民國十六年，王氏任林長。民國十三、四年。另有覺團、淨業社之設立，專供社會名流學者，研究佛學，王氏亦其中負責人之一。
民國十四年，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中國佛教代表團三十人，王氏亦為代表之一。民國九年至十六年間，各省時有掠奪寺產事件發生，挺身起而呼籲維護者，多仗上海商界耆宿所立佛教維持會的名義（其時全國佛教尚無全國性組織）。而領銜者，則以程德全、馮夢華、施省之，及長者在內。當時各省寺僧無不仰仗王氏為護法！
民國十七年，內政部部長薛篤弼，原屬基督教徒，係馮玉祥部屬。馮氏於民國十六年毀滅河南佛教，即由薛氏獻計，其主內政部，即訂管理寺廟條例。中大教授邰爽秋又有廟產興學提議。薛邰二人一唱一和，意在毀滅佛教。全國佛教僧徒挺身而起抗議呼籲者，則有太虛法師以「中國佛學會籌備處」名義，具名抗議，這時尚未獲準成立全國佛教會。民國十八年，始由江浙佛教聯合會推動以十七省代表成立中國佛教會。但中國佛教會章程，乃由太虛與王氏聯名致書蔣主席（即今之總統）。「且由王一亭親謁蔣主席，乃飭內政部準予備案，中央黨部猶未批准。」（註四）。同時，內政部又頌監督寺廟條例十三條，至民國二十年經立法院三讀通過。至此，全國寺菴，稍獲保障，全國僧尼亦賴以稍安。
中國佛教會成立後，王氏始終被延攬參加其中。日後因於新舊兩派不能合作，太虛大師為新派首領，圓瑛法師為舊派主腦。太虛大師與圓瑛法師本有合作可能，唯以名流居士摻雜其中，製造是非，致使中國佛教會徒具虛名，毫無作用。太虛大師於焉退出中國佛教會，專辦中國佛學會。王氏對佛教會始終持公平不作偏袒，總以佛教不能改革，適應時代，殊為可惜。但對太虛大師，特別推重。王氏曾致太虛大師書謂：「僧界中，於佛法真宗旨，不能實行，深為可惜，即負責辦事者，亦少有能如法師之眼界。」（註五）民國以來，赤誠護持三寶，不分黨派新舊者，亦唯有王一亭長者一人而已！
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戰爭發生，中央宣佈遷都洛陽，戴季陶先生，即於此時，奉命考察西北軍政，中央有意恢復中原文化。戴氏至洛陽目覩白馬寺失修，乃發起修葺白馬寺，特邀請王一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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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及上海海潮寺陸浩長老，分擔修建白馬寺正副主任。王氏於修建白馬寺，籌募經費，用力最大。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八一三」戰爭擴及上海，王氏聯合商政耆宿人士，組織僧侶救護隊，以及國軍撤退上海，淞滬數十萬難民雲集，亦賴王氏多方籌劃經費來源，長期供給食住，其功德實不可思議！王氏畢生用於社會慈善公益之精力，實較用於自己事業發展為多，故獲得各界人士擁戴，尤以佛教界無不尊為護法長者。
施省之、馮夢華、關烱之、聞蘭亭，都屬上海商界知名之流，奉信佛法，並與王氏同時人，對維護佛法，發展上海慈善事業，均有重大貢獻。唯對各人生平事貴，以資料缺乏，不能詳述。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民國十一年，齊盧之戰及直奉之戰結束後，便擁段入京為執政，故又名「段執政」。段氏初皈依北京淨蓮寺寶一和尚，其於佛法稍具信心，及閱丁福保所編之「佛學攝要」，從此便茹素戒殺，誦經念佛。並託孔慕韓匯二百元大洋，印送「佛學攝要」五千冊，其受丁氏佛學啟發之深，於此益見。
民國十一年起，倓虛法師在東北哈爾濱興建極樂寺、長春般若院、營口楞嚴寺、瀋陽般若寺、綏化法華寺，以及各地興建大小寺廟，發展東北佛教，端賴段執政時期之顯要援助。段執政首捐一千元，以為倡導。那時的壹仟元，何止今日壹仟萬元，故有助東北佛教開拓之功，實非淺鮮。其次以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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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將軍、葉玉虎部長等，出力最多。
民國十四年， 國父逝世北京，當時太虛大師適於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宣講仁王護國般若經，聽眾日常千人。時段執政召集善後會議，通電呼籲和平，就中有「本孔子一貫之言，凜佛家造孽之誡」之語，足見其平日，受佛法啟示之深，始有此呼籲。
太虛大師往謁中山先生遺體致敬，並以輓聯曰：
但知愛國利民，革命歷艱危，屢仆屢興成大業。不忘悟人覺世，捨身示群眾，即空即假入中觀。（註六）
這時，華北的段執政，華中的孫傳芳，及華南國民政府，可謂三權鼎立。而段、孫實握南北和平統一的樞紐。太虛大師期以佛家和平正覺思想，促其擁護南北和平統一，以慰 孫總理在天之靈，乃分別致書段、孫二公。太虛大師舉三義致書段執政謂：
太虛大師致段執政書，不僅為當道者提供施政綱領，且為救國救民之根本。民國十五年，又致書孫傳芳（馨遠）告以「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語），欲安百姓，斷在修己，尤為至道，然若何乃能轉移各方當局者爭雄競長之念，見仁讓而相調協。為論政有王道、霸道、戰國之道。冀其「能從事於王霸之道」。論及提倡佛法，則告以非今人所提倡之禳災、祈福、拜像、諷經之佛紀也。使在得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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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老之精要，而習俗之迷者，則力須破除（致孫總司令書）。是年冬，太虛大師又電孫傳芳，就其轄內宣傳佛化教育，得孫氏贊許，因之大師主持之中華佛化教育社，並得孫氏贊助，大師乃約王一亭、劉仁宣、張煌等會商，決定五項辦法（註八）。
段孫二氏，經太虛大師以佛法宣化後，不唯日見其致力救國安民心殷，而傾向於興世牖民之道更切。北伐成功後，段孫皆放下屠刀，息隱家園，誦經念佛，「修己以安百姓」，絕不談政治，未始不是受佛法感化，及太虛大師規勸之結果。孫氏後任天津佛教居士林理事長。「九一八」事變後，段祺瑞隱居上海，民二十四年，遂與湯住心、趙恒惕等發起成立「菩提學會」，專事修學藏密，並從事其他社會慈善事業，吸引社會名流賢達，皈依佛宗！
靳雲鵬，字翼青，歷經軍政要職，北京政府時代，政壇顯赫人物之一。民國二十年於華北居士林皈依太虛大師，法名智證，自此潛心佛法，閱讀經典數百卷，領悟頗深。民國二十三年任天津佛教居士林林長。孫馨遠（傳芳）為理事長，宋蘊保、許季上為副林長，段樂天為總幹事。
天津自民國以來，可說已沒有佛法，僅有一清修院，屬於佛教寺院，其餘佛寺一概成為廢墟，更沒有佛教徒活動。佛教處境之艱苦，比諸廣東還要厲害。自天津佛教居士林成立（民國二十三年），天津佛教發展迅速，尤以北京政府時代顯赫一時之軍政顯要，都相繼皈依佛宗，求哀懺悔；若孫傳芳、吳佩孚、靳雲鵬，經常出入其間。等而次之，都經吸引投入佛門，修己立德，重新做人，不知凡幾。佛慈廣大，無所不容，能使高貴顯要者回心轉意，其感化之深，更難可思議！
「九一八」事變後，國事日趨危急，靳氏頗感不安，大有入山唯恐不深之意，嘗上書太虛大師曰：
「虛師法鑒：辱教獎勉，深慚！邇因大局突變，精神頗起異感，具見功夫毫無把握，由此可得鐵證矣！持經三年，閱經數百卷，於禪功亦頗致力而不能受用如此，根器淺劣，更顯然矣。竊自思惟對於佛法有少分認識，解悟方面，實不後人；至於證悟，幾毫無基礎，稍受刺激，便根本動搖。滿擬隨侍禪座，以求精進，又因數十年，塵業逐處，羈絆未能脫然，深以為累。現正極力收束，並屏當家事，以為空山一衲之張本，吾 師將來安錫有所，當求日夕侍側也。未能趨前貌旌，極歉疚也。書叩，輕安，弟子智證謹上（註九）。」靳氏於佛法領悟之深，於此益見。
北伐以前，北方軍政顯要若曹錕、吳佩孚、孫傳芳、徐世昌，先後都皈依佛宗（註十）。尤以孫傳芳下臺後，蟄居天津，頗覺前途茫茫，何處是歸宿，遂決意皈依佛宗，先由班禪大師介紹受戒於某喇嘛，學習密宗，後皈依北平極樂庵月洗和尚。後加入天津佛教居士林，任該林理事長，每有法會，必多參加修持念佛，求哀懺悔，至為懇切。二十四年孫氏正跪於佛前懺悔念佛時，忽被施崇階之女施劍橋用槍刺死，遂引起靳雲鵬懷疑懺悔之無從。太虛大師乃發明曰：「本性空而業報不爽」之義。以之申誡，作「覺乎？否乎？可小覺矣！」於是靳氏懷疑冰釋矣！
熊希齡，字秉三，民國二年，任國務總理。先是民國初年，因各地寺產，遭受豪劣摧殘掠奪，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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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頭陀以維護寺產為己任，成立「中華佛教總會」，被推任為會長，並迎攬熊氏担任副會長。及八指頭陀於北京圓寂後，民國二年三月間，中華佛教總會改組，公推冶開、熊希齡為會長，靜波為副會長；自此賴熊氏於政界之聲望，佛教僧寺財產，稍趨於安定。
未幾，熊氏謝絕政治生涯，專辦香山慈幼院事，從事救濟生民之慈善事業。對於佛教弘化事業，無不盡心協助，民國八年，及民國十五年，故都人士發起講經會，請太虛大師講維摩詰經，熊氏參與發起聽講。民國七年，南京歐陽竟無居士初辦「支那內學院」，民國十年復得熊氏與梁啟超、葉玉甫、蔡孑民等協助，被聘為院董，始正式開學。十四年擴大為法相大學，其經費來源，由熊氏等聯名呈請中央政府撥助基金十萬元，每月於江蘇國稅項下撥交一千元，此皆賴熊氏於政界悠久關係所得之成果。二十六年，對日全面戰爭發生，熊氏所辦的平滬之慈幼院等公益，概淪敵區，因而憂國心重，竟於二十七年逝世香港。
太虛大師，曾以輓聯曰：
「追念先生護持佛法之功德，用以為全國佛徒告，同聲一哭也哉！」
（註十一）葉恭綽，字玉甫，號遐菴，廣東人，曾於段執政時期担任交通總長。卸職後，以政黨紛爭，即潛究佛法，不談政治，其於維護三寶，弘法事業，無不全力以赴，舉其要者，約有四端。
一、歐陽竟無居士，初繼任楊仁老主持金陵刻經處，一面刻經，一面研究佛學。至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乃籌設「支那內學院」，以紹繼楊仁老遺志，招集緇素研究佛法，苦以經費無著，未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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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及至民國十年，因得葉恭綽、熊秉三、梁啟超、蔡孑民、陳伯誠等發起，大力支持，担任院董，呈請內務部教育部備案。至十一年，始正式成立，開學授課。初僅有研究員十六人，歷經二年，成績卓著。十四年邀大為法相大學，研究員增至三十人。其經費來源，除該院基金支出外，不敷甚鉅，即由葉恭綽、熊秉三、梁啟超諸院董，聯名呈請中央撥助。當經財政部會商教育部，咨行江蘇省長，並訓令江蘇財政廳，在國稅項下撥一千元，以資應用。另撥基金十萬元，以江蘇國稅項下每月撥交一千元計算，補助內院經費。其所以獲得鉅額補助，乃運用葉、熊、梁三人與北京政界顯要私人之友誼，使該院成為當時國內研究佛學最高學府，故葉氏等之功德，實不可忽焉。
二、諦閑法師，在民國初年，僅為一寺之講師，及至民國四年，應北京政要邀赴北京宣講楞嚴經，並獲袁世凱頒贈「宏開南宗」匾額後，名聲遠播。民國七年，復至北京開講圓覺經，由徐文慰主持，蔣維喬記錄。由是名氣日隆，唯弘法事業，仍未能展開。民國八年，因獲葉恭綽、蒯壽樞二人大力贊助，成立觀宗學舍，自任主講，招集緇眾，授以大小乘經論，由斯人材蔚赴，仁山、常惺、倓虛、戒塵、可端、妙真等皆出其門下。日後振鐸於大江南北，分燈各地。自此，不僅觀宗寺成為國內唯一弘傳天台正宗之大本營，而諦老更為中興天台宗一代祖師。其所以能有此成就者，實賴葉氏贊助之功德焉。
三、倓虛法師，先是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葉氏與陳飛青二人避暑青島，以青島雖為北方陸海交通大商埠，華洋雜居，市內有許多教會，竟無一所佛寺，傳播佛法，不僅在觀瞻上有煞風景，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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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道人心也是一大缺陷。因而葉、陳二氏發起要在青島修建佛寺，分別徵求政商各界顯要耆宿參加發起，自捐功德外，並募得鉅額經費（註十二）。分函聘請倓虛主其事，歷經十年，竟然完成一座莊嚴雄偉之湛山寺。
四、葉氏不特興建寺廟，並重視佛教教育及經典法物儲存，於上海赫德路淨業社成立法寶圖書館，專供知識較高者研究佛學，亦為葉氏功德之一。民國十二年，發動影繪日本卍字續藏，民國二十年又與朱慶澗、釋範成等發起影印宋版磧砂藏及宋藏遺珍。宋版大藏經，歷經四年。其於版本文獻史上極具價值，因葉氏之助，得順利完成，此於發揚佛法真義，貢獻頗大。
葉氏於社會為賢達，於佛教為護法，其有功於社會國家如何？以此可知之矣！
陳元白與王森甫，都是武漢政商界巨子，也是熱心佛教事業的人，太虛大師於武漢弘化得以順利展開，實得力於陳王二人協助居多。
陳元白，字裕時，原係辛亥會攻南京桂軍司令，民二與趙恒惕同為第八師旅長，二次革命失敗，亡命日本數年，曾研哲學，入同善社，方習靜坐。乃於民國七年約同蔣作賓、黃葆蒼同赴普陀山，請求太虛大師開示，大師乃為講「原人論」及「成唯識論」大意，相依匝月，悉發心學（註十三）。自此，陳元白力讚大師德學。旋與李隱塵（開侁）等請大師往漢口，開講大乘起信論。此為大師弘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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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之始。並與聽講之李隱塵、陳元白等七人攝影紀念。民國八年應北京張仲仁等發起己未講經會，開講維摩詰經於象坊橋音院。李隱塵、陳元白聞大師於北京講經，特自漢口趕來聽講、其於大師崇敬，於此可見。民國九年，兩度應邀武昌講經，李隱塵、王森甫、滿心如、陳性白、蕭覺天等政商學名流，執弟子禮者三十餘人，武漢學佛之風，於是大盛。旋發起漢口佛教會，推李隱塵為會長。民國十年又應北京邀約講法華經於弘慈廣濟寺，李隱塵、陳元白從武漢來，法會極一時之盛。
民國十一年，李隱塵、陳元白等又邀請大師於漢陽歸元寺，啟講圓覺經，因而發起籌辦「武昌佛學院」。得李隱塵、陳元白、王森甫、湯鑄新等，自認為創辦人（註十四），並組院董會，舉梁啟超為院董長─陳元白代─李隱塵為院護。自此，武院不特為國內培育僧才最大學所，且為太虛大師策劃革新佛教之大本營，而最大支持者，即為李隱塵、陳元白、王森甫。
王森甫，是武漢巨商之一，其於佛法尤具信心。民國九年皈依太虛大師，法名慧力。其於武漢佛化事業推進，出力最多者，並組織漢口佛教會，王氏自捐基地，後改為正信會，為王氏所領導，籌建會所，主持一切。除領導信眾共修外，漢口地方如發生火災、水災，或其他災難，必率同多人前往救濟，如施粥、施衣、施棺等，廣行勸導，不厭其煩。武漢佛教，日益發展，王氏出力最多，諸如贊助各慈善團體，總理卍字會，經修保安會等，無非上體諸佛菩薩以利生之旨，施行種種方便，以期饒益一切有情。民國十三年後，李隱塵、陳元白等趨向密宗，對武院稍存異心，唯王氏對大師弘法事業，始終如故。十五年，北伐戰爭，擴及武漢，因經費無著，不得不宣告停辦。
民國十六年，王氏續絃，乃於上海法苑請太虛大師依佛化儀式主持婚禮。民十八年武院院董會改組，公推王森甫為院董長，李子寬為院護。民國二十年，王氏五十歲，禮請太虛大師講維摩詰經。民二十一年，改推方本仁為院董長。民國二十年七月十四日王氏逝世，太虛大師聞悉，頗多感慨，悼之詩曰：
「去今兩夏廬山上，兩度驚看噩靈來；滬玉（慧觀），漢玉（慧力），相繼逝，化生願各在蓮台！」
太虛大師於武漢、上海弘化事業，最得力之在家弟子，莫過於武漢王森甫，及上海玉慧觀。民國十三年後，武漢護法居士中，或死或變，多半改歸於密法。太虛大師武漢法化得以賡續推行，以王氏出力最多。王氏逝世後，對武漢佛化事業推進影響最大，世院圖書館預科班，即因此而停辦。
玉慧觀，原籍昆明，生長在韓國，民十五年聽太虛大師說法後，即皈依大師，法名慧觀。於上海經營藥廠。其對大師於上海推行佛化事業，經濟上幫助極大。民國二十二年，遭暴徒殂擊殞命，時年四十二歲，壯年早殂，寧不歎息！自此，大師之在家信徒，鮮有能予經濟上有力援助者（註十五）。
蔣作賓，字雨岩，一八八四年三月四日，生於湖北應城縣，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十二月二十四日，歿於重慶。
蔣氏早年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在日時期（一九○五年），即加入同盟會，一九○八年，蔣氏畢業回國，即參加北京陸軍畢業生考試，獲列優等第二名，乃被任為保定軍官速成學校教官，即利用機會灌輸軍校學生革命思想，並祕密組織革命團體，身任清廷軍職，意在革命。
武昌起義，臨時政府成立，黃興被任陸軍部部長，蔣氏被任陸部次長。蔣氏不特為一軍人政治家，並為一卓越的戰略家。南北議和進行時，因蔣久在北京工作，深知北洋軍積習難除，欲在鞏固革命成果，必須有積極計劃，因此向 孫大總統及黃興建議，樹立三點政策。即南京，武漢，北京三重點，革命黨必須確實把握，民國始有保障，否則民國終屬虛名，這是蔣氏一生主要的懷抱。民國十七年五月，日軍侵襲濟南，阻碍國民革命軍北伐，蔣首當其衝，出面交涉，遭受生平最大刺激。民國十八年出任駐德公使，聯好德國，並主張與蘇俄復交，民國二十年出使日本，努力於周旋、折衝，均為爭取時間，加強準備抵抗日本侵略，贏得最後安排佈署長期抗戰計劃。
蔣氏於佛法，早具信心，民國七年，先與陳元白至普陀山，請太虛大師說法，意甚感動，乃捨同善社，皈依佛宗！
太虛大師復與蔣氏、章太炎、王一亭、劉仁航（震華）、張季直等，設立覺社，發表覺社宣言。推蔣氏任社長，以資號召。大師由此展開革新佛教事業，由覺社，而海潮音，日後三十年弘化事業之開展，實始於此！
蔣氏日後官運，一帆風順。由駐德公使，駐日公使，以及內政部長，安徽省主席，最後出任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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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考核委員會之政務主任，各處奔走，政務紛忙，對國家固多卓越的貢獻。其對太虛大師弘法事業，極誠摯擁護。大師無論於南京、廬山、上海舉行講經法會，蔣氏一有時間，務必躬誠前往聽講。民國二十三年廈門南普陀寺僧隆耀、慧雲二人，應台南開元寺邀請，前往作傅戒正授師，日人疑為間諜，無故逮捕，關進監獄。經太虛大師函請蔣氏向日本政府嚴正交涉，經一年有餘，始獲釋放，此其一端。其他有關中央涉及佛教法令，而有損佛教利益，端賴蔣氏、謝鑄陳、李子寬銜大師命，從中輸通解釋，使佛教得安渡難關者，不知凡幾！
謝健，字鑄陳，原籍四川，後移湖北應城縣。早年留學日本，即與戴季陶先生訂交，二人私交甚厚。民國十一年任湖北黃陂縣知事，乃聯合地方仕紳趙南山、陳叔澄、柳質皆等，邀請太虛大師前往弘法。太虛大師偕李隱塵、陳元白、李時諳、陳仲皆等赴黃陂。謝氏率領衛隊洋鼓吹打相迎，民眾空巷來觀，一同入縣署。大師在黃陂說法三日，皈依官紳男女數百人，謝氏乃皈依中之一，法名慧堅。謝氏奉佛甚虔，嘗跪書法華經一部，其於護持佛法，極為熱心！
北伐以後，奠都南京，謝氏本出生於法界，初於國民政府文官處祕書任內，適太虛大師出組中國佛學會及擬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凡涉及有關法令等問題，均經謝氏從中輸通得以通過。民國十六年夏，謝氏首編「太虛法師文鈔」，初集凡三編，雅言、世論、佛學，交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十七年，薛篤弼主內政部，頒布改僧寺為學校，邰爽秋倡廟產興學運動。這時，佛教尚無全國性組織，因得 蔣總司令支持，始准成立佛學會，尚不准成立佛教會。經選結果，太虛大師當選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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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周仲良為副會長，謝鑄陳、黃懺華、姚百年、何暢悟、寗達蘊等當選為評議員（註十六）。民國二十年，謝氏與太虛、仁山、台源又同被當選中國佛教會執行委員，協助太虛大師處理中國佛教會會務。
民國二十三年，西藏達賴大師圓寂，中央特別重視，並舉行追薦達賴大師大會，凡關設壇誦經，供養等儀規，均經戴季陶與謝氏妥商辦理，戴季陶先生致謝氏書謂：
「能事事有條理，斯是佛門之幸，亦是國家之光。身居政府之中，不可不負責，現在人心運搖，各存各心，兄為國府要人，又為佛門骨幹……」（註十七）。
由於謝氏身居政府要職，對護持佛法方面，較多便利。二十六年，對日全面戰爭發生，謝氏隨政府西撤至重慶。二十七年於重慶假佛學社召集中國佛學會臨時理事會議，議決：中國佛學會遷渝，設會所於長安寺，函請王曉西為常駐所幹事（註十八）。
民國二十八年，先是謝氏等提案於參政會，擬組織佛教訪問團，訪問東南亞佛化國家，後由政府函聘太虛大師為佛教訪問團團長，撥予費用，以佛教徒自動組織名義而成立。佛教訪問團之所以能成立，全為謝氏從中運用多方面關係促成。謝氏後任司法行政部長。三十六年，任中國佛教會理事，對勝利後佛教整理策劃頗多，由於謝氏身居國府要職，其維護佛法不在金錢，凡涉及有損佛教權益公文及法令方面，因謝氏均先有獲悉，便從中輸通解釋，或預先傳出，俾佛教方面有所準備應付，因此，謝氏護持三寶利益，不在外表，故不為一般僧徒所知也。
李根源與王柏齡，兩位都是國民革命才華卓越的軍人，其對締造中華民國，都有顯著輝煌的貢獻。二人對於佛法原不甚瞭解，每持非議的態度。李氏因虛雲和尚而折服，王氏因印光大師而生信，均由排佛而入佛，進而護法，都有不可思議的功德。
李根源，字雲生，又字印泉，別署高黎貢山人。清光緒五年四月十七日（一八七九、六、六），生於雲南騰衝（舊名騰越）縣，民國五十四年（一九六五）七月六日，歿於蘇州（吳縣），世壽八十六歲。
李氏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一九○八年，他與李烈鈞、閻錫山、孫傳芳、程潛、黃慕松、周蔭人、唐繼堯等一○八人，同時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這是他日後參加國民革命，策劃起義有力的資本。
武昌起義，李氏首與唐繼堯策劃，於雲南起義響應。蔡鍔任正司令，李氏任副司令，一戰成功，雲南獨立，各省聞風響應，宣告獨立，這是他獻身革命第一功。
民國元年，革命風氣，風靡全國，各地發生打倒迷信，反宗教，搗毀寺廟的風潮，雲南當不能例外。這時李氏掌管新軍，保衛雲南。因對佛教素存非議，每見僧侶生活腐化，頗欲以革命精神，一舉摧滅而為快。於是率領新兵，駐紮悉壇寺，毀金頂鷄足聖像，及佛殿諸天等像，驅殺僧侶，全省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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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極度恐怖中，這時幸有虛雲老和尚駐在該寺，才挽回雲南佛教的厄運。
虛雲和尚早於光緒二十八年，因朝禮鷄足山而至雲南，鷄足山為迦葉尊者道場，因缺少藏經，乃呈請朝廷頒賜龍藏一部，供置鷄足山，因而奉旨回雲南，遂奠定雲南佛教復興基礎。民國肇興，雲南寺宇首遭李氏屠殺摧毀，虛老以事態嚴重，不忍坐視，挺身而出，遂與李氏展開一場不流血的舌戰。
李氏厲聲問道：「佛教何用？有何益？」
虛雲曰：「聖人設教，總以濟世利民，語其初基，則為善去惡……從古政教並行，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為萬物之本，本得其正，萬物得以寧，而天下太平。」（註十九）
李氏面色稍霽，又問曰：「要這泥塑木雕作麼？空費錢財？」
虛雲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令人起敬畏心耳。人心若無敬畏，則無惡不作。無惡不作，禍亂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聖，丁蘭刻木，中國各宗族祠堂，以及東西各國之銅像等，亦不過令人心有所歸，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議。語其極則，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二十）
李氏至此，略現悅容，再問曰：「祇如和尚勿能作好事，反作許多怪事，成為廢物？」
虛雲曰：「和尚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見一二不肖僧，而棄全僧，豈因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即令先生統領兵弁，雖軍紀嚴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聰明正直乎？海不棄魚蝦，所以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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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以性為海，無所不容，僧秉佛化，護持三寶，潛移默化，其用彌彰，非全廢物也。」（註二十一）
李氏喜而與虛老繼續而談，由因果分明，說到業網交織；由業果因緣，談到世界相續，眾生相續。言愈暢而理愈深，終使李氏喟然太息曰：「佛法廣大如此，吾已殺僧毀寺，業重矣！奈何？」
虛雲曰：「此一時風氣使然，非公之過，願以後極力保護，則功莫大矣！」李氏大悅（註二十二），由此而生信。雲南佛教，終因李氏維護，而重放光明矣！
民國六年，李氏任陝西省長職，在其任期內，除修建以往先賢祠堂，並修葺玄奘法師塔，以示崇敬之意。民國七年，李氏奉命督辦韶關軍務，積極整理北江十五縣，重修曹溪南華寺，曾函邀虛老主持，未果。並修唐張文獻公祠墓，「康有為對李氏此舉極為稱譽。以六祖為粵人思想界代表，張曲江為政界代表，寺宇祠堂一新，益增後人仰慕之忱。」（註二十三）。民國十四年十月，太虛大師應蘇州北寺紹三及張仲仁等請宣講仁王經，李氏亦參予聽講，遂有接收北寺為佛教大學校基，囑大醒往為管理，後因故未果。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李氏隨政府西撤，二十八年，出任監察院委員，兼雲南監察使，服務故鄉，對保衛雲南，貢獻殊多。曾與曾養甫、王茂如、王符村等，邀請太虛大師重整鷄足山，恢復名山道場，以及重整雲南佛教，無不竭力以赴，並以五言絕詩贈太虛大師，其詩曰：「宗風揚雪竇，飛錫到南中。定靜無雙地，雲天一笑空。」（註二十四）
李氏文武兼備，意氣縱橫，手段靈活，曾創「政學會」，上承「歐美研究會」傳統，下啟「政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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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端緒。章炳麟比之如諸葛亮，又稱曰曹操。章士釗謂：「生平交友遍天下，惟李根源與章炳麟、陳獨秀三人，最難交結。」李之為人，於此可知矣！
王柏齡，字茂如，皈依印光大師，法名慧常，江蘇江都人，生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曾任大元帥府高級參謀，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及軍師長等職，北伐時任長江要塞司令。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任中央委員及江蘇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對地方建設，殊多貢獻。
王氏中年以前，只以科學為重，軍略為高，對於佛法不甚瞭解。民國十七年，因有諸多煩惱，不能解脫，始向釋迦文佛求救。初從支那內學院，搜購經論，多屬唯識經典，傍及禪宗語錄、海潮音雜誌等書。王氏對這些經書，無意展讀，偶翻海潮音，見到一篇「因果論」，五分鐘讀完，使他半年來的瞋惱，竟頓然消失。自此研讀佛典，多喜從高古文字，深奧教理中搜尋，對於念佛法門，意存鄙視，只喜在「念佛是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裏討生活。如是年餘，十九年冬，經緇友推薦，皈依三寶，以印光大師為證明師。
然他在皈依前後，心理上曾發生極大的變化，他原想藉皈依三寶的名義，深入佛門，藉此破壞佛法，他曾說：「若皈依了，便是優婆塞，即可達我目的。」然當他車抵蘇州，尋到報國寺，走到大殿上，獨自徬徨，不知印光大師在那裏，時殿上有一和尚，正在打掃，打量他一番，問曰：「先生可是來皈依的麼？」他一聽之下心裏奇怪，即反問：「你如何知道我要皈依？」那和尚答道：「晨間老法師招呼過，今天有一人要來皈依，你們不要擋他，領他來。」他聽了之後，他就知道了，「佛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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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我不能破壞，還是來個護持罷！」（註二十五）
王氏侍母極孝，他的母親生前想做一堂水陸道場，但又恐他用錢太多。民國二十五年，他母親逝世後，總想打一堂水陸，以了母願。恰巧那一年，揚州旌忠寺傳戒，想在戒期內做水陸。一日與主持（法權）和尚，及二三親友緇友商量主法人選，蓋內壇除正副表外，齋主與主法，極為重要。時舉某人某人，他不曰：他戒行不清，即曰：觀路不熟。連說三四人，均不同意。次晨他即到蘇州謁師，臨行，順便稟告欲做水陸道場之意。印光大師曰：「不要做，這些還是念佛法。」王氏回答曰：「吾母既有此心，當酬其願。」印光大師曰：「你做是做，不要拿你尺碼量人。」，時王氏若有所悟，但大師恐王氏不悟，繼曰：「如拿你尺碼量人，不但這水陸做得無功德，你還要遭怨。」時王氏不覺凜然，心想：「我昨晚在揚州所說的話，師父已經曉得了，無線電也沒有那麼快，這不是有他心通天耳通麼？多年來，受部下怨責，大半是用的這個尺碼子，惜予不早聞師訓……」（註二十六）。
由於以上這兩椿事情，使得他昔日的自傲心頓失，終於折服於印老慈光攝受之下。同時，也因此受了很大的啟示。他曾一再要求出家，印老曰：「汝有老母在堂，不可也。」而「廢然返」。及至二十五年，其母西歸，喪畢，又請剃度，師曰：「汝年紀太大了，三藏十二部來不及了，縱出家，還不是同我一樣，不如這樣護法的好。」後王氏再稟師曰「衛教固好，其如弟子，因事務不能專心念佛，修持上吃虧何？」師無語。再次哀請，又未蒙許可。後王氏覺得自己俗緣已了，心想：今萬事已畢，可能准我出家。因而再求印老允許，師聞之，憤然作色曰：「你不能出家，你不曉得出家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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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他不敢詰問，只好作禮而退。王氏慨歎的說道：「從此始決定我無福無家……寄語天下禪和子，慎勿自輕自賤，惟吾師是否對人一律不許其出家呢？……乃從我的根器上，因緣上，觀察的一個結果，……我相信決不是凡眼，我相信我師，是已經得了神通。」（註二十七）
由毀謗而生信，而欲出家，終於甘願做一個護法者，這是王氏與佛教的關係，也是他人生的一大轉變。
末法時代，護持佛法，不特要有正知正見，還要有降服妖魔鬼道的法力。王氏出生於軍旅，具有斬魔挫敵的魄力，復任中央委員，及江蘇省政府委員，無論於中央，於地方，均居有力的地位，說話當然有力，實是名符其實的護法大力士。印老看準了這一點，所以他再三要求出家，也就一再不准，因為末法時代護持佛法，就要像王氏這樣有力的人士。他在佛教裏，究竟做了多少護法的功德呢？最顯著者有下列幾點：
（一）民國二十五年，南京警備司令部某部員捲款潛逃，保薦者是常州人，以圓光技術求其縱跡，光紙中現有寺宇形像回報。警部隨派員，微服持祕令，到常州天寧寺搜索逃犯，認定逃犯藏在該寺內。該寺負責人認為事出莫須有，婉拒其搜查，因此結怨，就將該寺監院欽峯與知客師學淵二人逮捕，關進南京警備司令部，多方奔走營救，不獲釋放。意欲該寺付出鉅額金錢賠償。否則，無釋放可能，迫得該寺住持證蓮，無法可想，乃央請金山寺霜亭和尚，請求王氏出面說情。警備司令部，初仍不准釋放，王氏厲色說道：「你們以莫須有罪名，逮捕出家人，如再不釋放，當面報蔣委員長。」因此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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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樁無中生有的陷害僧寺案件，要不是這位大力士王氏出面營救，警備司令部絕不會輕易放過他們！
（二）揚州的佛教，遠起於晉代，六十華嚴即譯成於揚州天寧寺（謝氏公祠）。因此，揚州於佛教史上居有極重要的地位。揚州城廂共有二十四家規模宏偉之叢林寺院，次等寺院、尼庵，數以千計，殆為全省之冠。這些寺院，前清時多賴鹽商巨富，施金維持興隆。民國肇興，鹽商失敗，僧寺日漸蕭條，而多數寺院又成國家兵房，遭受破壞，殘敗不堪設想，又有些敗類的住持，就乘機將大批寺產收入，歸於私人揮霍，遂成為獅子身上蟲，斷佛慧命，正信佛教人士，莫不引為痛心。
王氏自不能例外，目擊心傷，首先整肅揚州諸山，並參加佛教會組織，担任監察委員，發起集合全縣寺院住持，啟建念佛道場七日，參加者千餘人，未能容納的，分批啟建，先就城廂得六七百眾，嚴格舉行，使寺院住持於精神上首先振作起來，以念佛法門為依皈。凡不守清規的住持，首先將之革除。揚州城內第二大寺院重寧寺，擁有寺產二千餘畝，因不得好人住持，殘敗不堪。首以該寺開刀，革換住持，改聘出身於保定軍官學校，歷任師旅長，後依磬山方丈琮鑑剃度的恒海（即閻海如）上人，担任住持。這對衰落已久的揚州佛教，不啻輸入了新的血液，在精神上等於打了一針強心劑，大有起死回生的希望。同時，也給那醉生夢死的獅子身上蟲一類的住持，一個嚴重的警告，誰敢甘做獅子身上蟲，自食獅子肉的話，就以重寧寺某某為例。揚州佛教，經過王氏大刀闊斧整頓之後，大有重新之望。不幸的是，未幾，中日戰爭發生，王氏隨政府西撤，揚州佛教又重陷入黑暗之淵。
（三）抗戰期間，王氏以中央委員身份，坐鎮昆明，遂與王竹村、黃衡秋、王禹柏、李根源、曾養甫、王申伍等，經常參加雲南佛教活動，親近太虛大師。對整理雲南佛教，重建鷄足山名勝道場，亦多參與其間。王氏不僅對修持日益精進，即對佛教唱念，亦感興趣。曾請轉逢和尚演唱華嚴字母。並應法國吉人古音樂師之請，而與轉逢和尚合唱，製成華嚴字母音片五張，殆為王氏學佛生涯中一大盛事。
綜上所述，李王二人皈依三寶的一段歷史，無異唐宋時代的韓歐，都是由排佛而入佛的人物，韓愈因大顛禪師，歐陽修因祖印禪師，而折歸佛宗，成為佛教史一段佳話。
李王二先生先後皈依三寶，不特為佛門的干城，且為軍人學佛中樹立了一個典型的示範。
陳靜濤與李基鴻兩位居士，都是太虛大師最得力的在家弟子，都屬國民黨籍。因此，他二人不特信心強，而黨性更強。畢生奉行佛法，對虛大師生前弘法事業，竭力以赴。虛大師上昇後，其未盡弘法事宜，亦多賴他二人維護，予以發揚光大！
陳靜濤，字靜菴，皈依太虛大師，法名慧濤，廣東南海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正月初二日，卒於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二月二十七日，世壽八十有一。
居士早年即參加革命，宣統二年正月，太虛大師與棲雲至廣州，協助白雲山雙溪寺月賓組織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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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會，在粵結識革命黨人，如鄧爾雅、林君復、夏同和、鄒魯、潘達微、陳靜濤等人。宣統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革命失敗，棲雲為官方所逮，羈押海南縣民事待監所──陳靜濤每日到所探視及資助之，至八月十九日出獄乃止。同時，太虛大師因弔黃花岡詩，涉及革命嫌疑，險遭官方逮捕，因得潘達微掩護，得脫離粵返滬；即於這時，陳氏傾心於太虛大師，求援皈依，法名慧濤。自此陳氏奉行佛法，護持三寶，不遺餘力，華南佛教得以順利展開，陳氏出力最多。
（一）北伐以後，奠都南京，太虛大師於民十七年，因獲 蔣公支持，於南京成立「中國佛學會」，並於各地設立分會，陳氏為響應太虛大師的號召，於民國二十年，首與高浩文、李公達於香港堅道六十二號，設立「香港佛學會」，陳氏被推為永遠會董，兼財務主任，此為香港有佛教團體組織之始。自此輪流，邀請法師宣講佛法，及組設放生會，每逢佛、菩薩聖誕日，領導善信，買物放生，減少殺牲，增進社會祥和氣氛，並鼓勵善士周俊年爵紳之太夫人周葉悟壽居士等發起舉辦義學，輔導貧民子弟就學。以佛法慈悲精神，改善社會風氣，又發行香港佛化刊物，廣肆宣傳佛法真義。
民國二十三年，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發起重建南華寺，神請虛雲和尚主持，因得陳氏協助，聯絡星、馬、港、澳各地善信捐獻，不數年間，梵宇重興，宗風歪振，成為華南佛教勝地。
民國二十四年，陳氏又邀請太虛大師南來弘法，大師初於香港駐錫佛學會，先後開講「彌勒上生經」、「八識規矩頌」、及「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佛教」。大師隨偕陳氏赴廣州，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在廣州民眾教育館講：「禪宗六祖與國民黨總理」，由陳氏譯語，是日到鐵禪、江孔殷、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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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英、江穎叔、李因如等。在南華寺講：「讚揚六祖以祝南華之復興」。在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講：「佛教與中國文化」。在明德社講：「唯識學」。並應該社歡宴，同席有陳濟棠、張之英、張君勱等。在廣州各處講演，都由陳氏譯成廣東話。在廣州時於陳總司令處，曾談及恢復光孝寺，當即應設法恢復，能仁寺辦「華南佛學院」。鐵禪、叔穎等已數談及（註二十八）。太虛大師在廣州弘法時日雖短，但其收效卻很大。
（二）陳氏不特為一熱心佛教弟子，且為華南佛教護法干城。二十六年，抗日軍興，上海、南京撤退後，對海外通訊聯絡，香港成為對外交通唯一的要道。太虛大師隨政府後撤至重慶；但對淪陷區佛教及海外佛教聯絡，都以香港為中心，於是陳氏便為太虛大師在香港事務的代理人。無論為重慶對上海，或對陳南亞佛化地區，都以陳氏為中心！尤其是二十八年，太虛大師奉命組設佛教訪問團，將出國訪問，宣揚中央對日抗戰的國策。出國以前之準備，以及曾養甫先生發起整理鷄足山佛教，並設立鷄足山佛學院，太虛大師滿心希望淪陷區之大醒、芝峯、會覺、談玄，墨禪、竺摩、岫廬等能同至後方，分担弘法工作。但後方不能與上海直接通訊，此一艱鉅聯絡的任務，都委託於陳氏傳達。（註二十九）茲試舉大師與陳氏往來書信於後，以觀大師當時是如何渴望大醒等同至後方，共赴國難，搶救佛教！
一、靜濤居士慧鑒：接奉七日詳函，彌佩悲智兼充，茲略簽於後…………（五）鷄足山佛學院事件，藉此俾大醒、芝峯（法尊在川責任重，不再來滇）、會覺、談玄、墨禪、竺摩、惟幻（亦幻寧波責重，亦難來滇）、岫廬能集合一處。教學相長，未嘗非盛事。故致芝醒函附後，可由港發。而所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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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不得其人，勢將耗力於另一套事，與所期者，南轅北轍，尤慮寺將與醒、芝等相抵。而兩無所成，鼓山前車可鑒。而曾養甫居士徒耗心血，並浪費國力民力為可惜。……（六）俟出國宣傳事完，約慈航或兼惟幻赴緬，並轉印暹一行。……太虛啟廿八，八，廿四。
二、靜濤居士鑒：昨函應荷惠察，關鷄足山事，今又思及。「鷄足山佛學院」，為一具體之事宜以虛雲老為院長，陳定謨為院護（即副院長），而周惺甫、曾養甫為正副董事長，而吾則由蔣總裁以「國民精神總動員會會長」名義，（此只須向蔣公一提，諒無不應）函聘。認鷄足山佛教之整理建設，為全國佛教整理建設之根據，為國民精神總動員在宗教方面要素之一──為較泛崇「鷄足山佛教整理建設導師」，則於定謨、芝峯、大醒等實際工作人員，可將予最高原則之指導，使能有所統歸總持，而不致散漫旁鶩或被其他舊習及歧路所躭誤，實為要著，唯與定謨計之。……太虛啟，廿八，八，十五。
三、靜濤居士鑒：……（二）訪問團雖因時局阻誤，但仍決照原議進行中。此為中央（密）函聘導師一，團員若干，祕書翻譯而成（譚雲山已約為翻譯或祕書在印候我），但對外（顯）用佛教徒自組所成以增強宣傳力。慈航、惟幻聘書已下，由外部電仰光領事可即辦。（但慈航法師或已辦到矣）。惟事關機密，祇為二三知音者言之耳。（三）定謨或可促到仰光（代譚雲山此一段），遊後仍返鷄足。以鷄足山學院祇關係康、緬，而與印，錫、暹原無關係也。（四）慈航、惟幻每人由港赴緬，連辦護照等須港幣若干，望為代擬一最省之預算來，以便經費到即可匯交。太虛。
四、靜濤居士鑒：茲財政部發下國幣二萬圓（每元換一先令二辨士又四分一），換英金一千一百餘鎊之中央銀行匯票一紙。但此外匯須在香港領取，因是香港匯標，寫居士姓名，請為代取。取得後，即為照另開一單支配之。太虛謹啟，十，廿四日。
五、靜濤居士鑒……前慈航曾言製一鍍金之銀塔，亦在前款中支付，加鐫上「託太虛法師携存（上）佛教勝地（另行），蔣中正二八，一一，一一」字樣。……太虛，十一月、十三。
六、慧濤居士：墨來信詳述芝近況甚詳，諒居士亦閱之，如此恐難望來港，而醒、覺亦然，且恐來亦難洽，……太虛啟，十二，三。
以上所錄大師與陳靜濤居士書，均載大師全書五十冊（二七五頁）。於此書信中，不唯可知大師與居士相契之深，而大師悲智具足，其策劃以佛教關係向海外宣傳，協助政府抗戰建國，以及搶救其門人弟子，同赴國難之悲心。無如其及門弟子，若大醒、芝峯等所想像者，未能與大師相契合，殊負大師之期望也。
（三）陳氏在港四十年，雖以經商為名，但對社會公益，慈善事業，無不竭力以赴。因之，深獲香港政府尊重。對日戰爭勝利後，首以佛教徒身份，請求香港政府，將灣仔道一一七號之西本願寺，四層石牆樓房，發交佛教居士接管，以興辦社會事業。陳氏於三十五年，即以此興辦「中華佛教義學」，並得香港政府每月津貼教育費數百元。復因舊屋恐難持久，又向政府請遷移地址，又獲政府撥出華盛頓公地二萬多呎，興建校舍，即今之「佛教中華學校」，可容學生二千多人，這都是陳氏多年來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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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果！
此外，陳氏在港以協助佛教興辦社會教育，或慈善事業，或任校長、校監，或任董事長，固然全力以赴，而對佛教寺廟大小為難事件，無不竭力維護，往往只要陳氏一言，即可迎刄而解。因此，香港佛教緇素，無不尊為佛法之金湯。
三十八年，大陸撤退，東北、華北、華中，諸多佛教大德，南奔香港，以人地生疏，難以棲身，因獲陳氏協助開闢道場，組設教會，興辦社會公益，無不順利而成。香港佛教得有今日之盛況，實陳氏等心血所鑄成。太虛大師全書，在港編著印行，亦由陳氏及李子寬居士、優曇竺摩等，在星、馬各地募集經費，大師七百萬言慧命事業，得永照人間，陳氏之功德，實不可沒也。
民國五十六年陳氏逝世，以居士生平效忠革命，功在黨國，蔣公總統，特頒贈「軫懷耆舊」四字，以示悼念。
李基鴻，號子寬，法名了空，湖北應城人。生於清光緒八年（一八八二），民國六十二年九月七日，逝世台北，享壽九十有二。
李氏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學校，在日時期，即參加革命，加入同盟會。北伐以後，歷任福建、湖北財政廳長，南京市財政局長，淮北鹽運副使，及十省禁煙督導處長等要職。對整理鹽稅與緝私禁煙等稅，頗著成效，深獲最高當局信任。所謂「每月三百五十萬勦匪費用，從未短繳。」此湖北報紙，所謂「一官五印之紅人，實已竭盡心力，報效黨國，與蔣公知遇之深……。」（註三十）其於政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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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績，世所共知，無待細述。
一、學佛因緣 李氏賦性爽直，自尊心極強，其於佛教方面，足堪追敘者，約有四端。擇善固執，對人對事，言必有信，他所服膺者，為三民主義；所崇敬者，為國父及蔣公總統。故有言「東征北伐，訓練黃埔黨軍，非蔣公不能獲最後成功之大效；知人善任，唯我總理。」（註三十一）其於佛教所信仰者，唯太虛大師。他追隨太虛大師年代最久，由上海而武漢，由南京而重慶，直至三十六年，太虛大師圓寂。其對大師弘法事業，事無大小，無不竭力以赴，實為大師門下最得力之弟子。
李氏親近太虛大師，始於民國七年，蔣雨巖假上海尚賢堂，邀太虛大師與章太炎、王與輯等，開佛教講習會，李子寬亦參與聽講，初生信心。（註三十二）後來他自述曰：「其時陳元白、蔣雨巖、黃葆蒼，請太虛大師在法租界尚賢堂講經，約我同往聽講佛法，說一切法緣生性空，我覺得一切事物，皆現在實有，如何說空？初聽佛法，未深入研求，但覺有意味。雨巖給我一本八識規矩頌，初閱不甚了解。嗣後於書肆購得一本王書金剛經，每日臨寫幾十個字，於般若波羅密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句，不能了解，乃自取一名為『了空』，我心響往佛法，由此開始。」（註三十三）
民國十六年，福州，廈門入國民軍後，寺產甚危，常惺、轉逢等，邀請太虛大師担任南普陀住持，及閩南佛學院院長。太虛大師相偕先赴福州拜訪方聲濤，以定福建寺產之基礎。適逢李氏任職福建財政廳特派員祕書，因此，乃託其進言福建駐軍譚總指揮，張師長出示保護全省僧寺，遂獲稍安（註三十四），這是李氏護持三寶第一功。
民國十年，太虛大師初蒞武漢宣講仁王般若經，得李隱塵、陳元白、王森甫等協助，創辦武昌佛學院。民國十一年，正式開學，得學生六、七十人（僧俗兼收），太虛大師建僧運動，實始於此。民國十八年，李氏任湖北財政廳長，適太虛大師又蒞武漢講經，「漢口佛教正信會會員，與湖北省各界人士，開大會歡迎。我隨在場，為親近大師第三次。大師在漢口講經，我必往聽，於講經畢後，收皈依弟子，約三四百人。我約蕭紉秋等，同往皈依。我領首，大師說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次說五戒，戒殺、戒盜、戒邪淫、戒妄語、戒飲酒及烟，此為五戒。能全守者為滿戒，不能全守者，守二三戒亦可，此為我皈依佛法之始。」（註三十五）
李氏初於民國七年，在上海尚賢堂聽大師講經，並未皈依，直至民國十八年，始正式皈依三寶，仍以「了空」名之，是大師門下最忠實的弟子。是年武昌佛學院，選王森甫任院董，李氏任院護，始正式參加弘法事業。
二、領悟空義 李氏曾於廣州難中日誦金剛般若經，頗有靈感，並了知內外一切皆空及畢竟空義。嘗譯金剛經為白話解，名曰「白話金剛經」。民國二十年八月，太虛大師於華北居士林講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成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釋。是年適李氏太夫人七十冥壽，特附能斷金剛般若經釋三千本，施贈大眾，資薦先靈，並請大師作序，大師在序中謂：「在持躬涉世間，能澹泊名利，凡遇於國民有益之事，輒埋頭去作，任勞任怨，忘毀譽，以行其志，自云頗得金剛之益，是洵能善取甚深空義而成就無量功德者。……因語以『了了了時無所了，空空空處不真空』，進空即空而不空之中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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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進德彌猛利，弘法濟世之事，皆不倦隨喜。」（註三十六）
漢口佛教正信會會長王森甫，去世後，改由李氏繼任，對武漢佛教弘化事業，頗多贊助。民國二十年春，太虛大師與李氏，赴南京寶華山訪戴季陶院長，商世界佛學院事，時寶華山傳戒，大師向眾演講──戒為定慧之基，李氏記錄（註三十七）。大師在家弟子中，以李氏深得大師信任，相處亦極親切。
三、戒殺素食 李氏於顯教固多瞭解，而於密教，亦隨喜學習，先後從白普仁、貢噶上師、章嘉活佛，學習密法。漢口佛教信徒，原都信奉顯教，自民國十三年，大勇、持松相繼弘傳東密，李隱塵、陳元白、韓大載，都傾向密宗。西康紅教上師諾那活佛於二十四年至漢口，陳元白、韓大載等招待。漢口佛教正信會，並以素齋供養。當時修學密教的人，認為修密法可不茹素，引起聽眾誤會，因而退席。後經李氏登台婉說：「漢會同仁，皆是佛子，發慈悲心，行菩薩中，戒殺為第一，我自今日起，隨同諸位吃素，從此斷葷。」（註三十八）這是李氏素食的因緣。
李氏本欲出家，經太虛大師婉勸，以在家佛徒維護佛法較為方便，其於顯密雙修，誓願宏深。他說：「我追隨二十年，大師的著述言論，我悉閱讀。西藏密宗──班禪，蒙古密宗──章嘉，又諾那、貢噶、聖露，均是大師，我皆親近。顯密佛學，我願如是，唯我從太虛大師言，未曾出家，以盡在家佛徒，維護佛法的責任。盡此生命，皈依三寶，不離佛法，總不違此誓願，成一個忠實佛徒。」（註三十九）
四、護法熱忱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太虛大師與李氏都相繼隨政府西撤至重慶。大師駐錫四川北碚晉雲寺──漢藏教理院，李氏被推為院董之一。李氏對太虛大師弘法事業，及維護利益，出力最多。太虛大師於二十九年，發表「精誠團結與佛教之調整」，希望整理中國佛教會，因之中央政府領導者，乃召見蔣作賓、李子寬，詢以健全組織佛教方案。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本可隨時產生，終以少數名流居士從中阻擾，直至三十四年，日本宣佈投降，內政部與社會部始頒發訓令，「依法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並指定太虛、章嘉、李子寬為常務。（註四十）
李氏頗懂得政治藝術，深知欲提高佛教於國家社會地位，必要聯絡各個宗教為國家社會服務。於是與馮玉祥、于斌、白崇禧，商議組織「中國宗教聯誼會」，並選太虛、馮玉祥、于斌、白崇禧、陳文淵為常務理事，李氏被選為理事之一，兼任總幹事，殆為團結各宗教友誼，一大盛事。
還都以後，對於淪陷區佛教整理，李氏東西奔走，煞費心力。不幸，三十六年，太虛大師圓寂後，使整個中國佛教前途一度陷入混亂局面。大師未盡之弘法事業，若「佛教文化社」（三十五年獲孫清揚女士捐助法幣伍拾萬元成立）、「海潮音」，及大師全書編纂，均由李氏負責推進。大陸撤退前夕，李氏以世界佛學院院董身份來台，並獲孫清揚女士捐助老台幣肆仟萬元，李氏自捐老台幣伍佰萬元，以壹仟伍百萬元頂得台北市善導寺，作為推進大師弘法事業道場，並擬將武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圖書搬運來台。筆者亦因李氏函約，於三十八年元月來台。三十八年年底，章嘉大師亦由重慶來台。當時李氏與章嘉大師及筆者，同為中佛會常務理事。遂於三十九年春，恢復中佛會在台辦公，因不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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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數。乃邀南亭、白聖二師參加中佛會，以便開會。
太虛大師圓寂後，章嘉繼任中佛會理事長，因不解漢族佛教制度，諸多會務進行，均以李氏意見為依歸。大陸淪陷，佛教界稍具領導聲望者，都未逃出。而來台之緇素，均屬三四流不等之輩，顯乏領導才華。以李氏多年政界聲望，及佛教淵源的關係，頗有取僧團而欲領導中國佛教之意。無如李氏個性太強，自尊心又重，對於人事又缺乏融和的雅量，以致未能團結僧團，發展虛大師未盡之弘法事業。乃至他一手扶持之「中佛會」及以金錢頂來之善導寺，反為人所奪，諸多受挫。幸而李氏善取空義，一切歸於空、無我、無碍，實為他學佛最大之受用。他的法名，稱為「了空」，足當之而無愧焉！自此以後，終日蟄居精舍，虔誦華嚴、法華、般若等經，掘其奧旨，揭其真義，攝其大要，取其精華，手鈔不輟，日積月累，寢成巨帙，命名曰：「聖揆錄」，都三十萬言，刊行問世，足以明其學佛心得。另撰述「百年一夢記」，敘其生平事業經過，以明其心志，聊以自慰，故以一夢視之。平心而論，善導寺，其所以能保持迄今成為佛教名剎，李子老及孫清揚女士功德最大。否則，早成為東本願寺第二了，今後主持該寺者應妥善維護，及如何推行弘法事業，光炳佛門，庶毋負孫李二氏之期望。
趙恒惕與屈文六，兩位都是贊助革命的先進，歷任軍政要職，尊為政界耆宿，亦不為過。北伐以後，不問政治，皈依三寶，專修密乘。每遇佛教外侮，輒以政界淵久之關係，出面呼籲，甘作佛法干城，其對佛法維護之功德，豈在言語之中。
趙恒惕，諱夷午，原籍浙江衢州，遠祖於北宋時遊衡山，因而定居，隸屬湖南籍。生於清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民國六十年（一九七一年）農曆十月二十一日逝世台灣，世壽九十有三。
夷公少年留學日本，即傾心革命，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而與唐繼堯、程潛、李烈鈞、閻錫山、蔡松坡等一百○八人，同時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這是他日後獻身革命的資本。
武昌起義，二次革命，護法戰爭，護憲之役，以及北伐前夕，歷任軍政要職，一秉軍人天職，只知有國，不計個人得失，由是兩湖賴以得安，北伐以後，不問政治，寓居滬上，專志學佛。民國二十三年，遂與段祺瑞、湯注心、屈文六、陳元白、韓大載及滬上聞人王一亭、史量才數十人發起組織「菩提學會」，以迻譯藏文經典及弘法利生為宗旨。
三十八年大陸淪陷，又隨政府撤至台灣，至此對佛法之信仰尤其虔誠。凡有益於佛法者，無不竭力以赴，舉其要者有二端：
（一）民國四十二年夷公與章嘉大師、李基鴻、李添春出席日本主開之第二次「世界佛教友誼會議」，奉命向日本政府交涉，索還玄奘法師頂骨，當時中共亦向日本提出索還玄奘頂骨的要求，美國方面有人願以美金五萬元取得玄奘頂骨，在各方面爭取中，因夷公與章嘉大師嚴正態度，終迫使日本政府允將玄奘頂骨交還中華民國，建塔紀念。這在政治上的意義，尤為重大。玄奘頂骨歸還中華民國，不僅贏得全國佛教界稱讚，總統 蔣公尤感欣慰。旋經 總統指定日月潭青龍山興建唐式玄奘寺，供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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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骨，及興建七層慈恩塔，先後耗資一千多萬元，除佛教四眾弟子捐獻外，其餘不足的經費，均由政府補助。政府能以鉅額經費補助興建佛教寺塔，乃由夷公崇高道德的修養，及多種因緣關係，始有此成就，遂蔚成寶島佛教唯一的勝地，此其一。
（二）民國四十五年，夷公又與屈文公等發起組織「修訂中華大藏經會」。佛教藏經為國家之瓌寶，龍藏以後，從未修訂。民國以來，雖有藏經出版，多屬影印各種現成版本。擬搜集中外古今各種經版，重行編纂修訂，其與文公，分任正副編審。茲事體大，自非少數人於短期內所能勝任，雖未達到修訂的目的，亦未能見其完成，僅就各版重行編纂影印，今已出版其半數矣。由居士身份倡導修藏，殆為民國以來僅有的一次，此其二。
夷公賦性慈和，待人以德，萬事不與人爭，其出任善導寺董事長後，一切不愉快的事，都化為祥和，崇高的長者風度，贏得緇素普徧的稱揚，咸尊之為「夷老」。
屈文六，諱映光，法名法賢，浙江省臨濟縣人。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年）二月初六日。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九日逝世於台灣，世壽九十有二。
文公早年參加光復會，暗助革命。武昌起義，民國誕生，首以浙江省代表身份，與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會，舉國父為臨時大總統。嗣後歷任浙江、山東都督要職。北伐以後，退出政壇，專以學佛及救災事業為主。先後皈依諦閑法師，大勇法師，省元法師，持松法師，班禪活佛，諾那活佛，白普仁喇嘛，由斯顯密圓通，每遇佛教外侮，必與程雪樓，及滬上聞人王一亭、關烱之等出面護法，極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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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眾尊重。民國十八年後，佛教徒眾對革新佛教制度問題，發生新舊的爭論。一主張革新，利用寺產，創設僧教育，培育僧才，以配合訓政，建設新中國佛教。一主張保守，維持叢林寺院獨特家風，不附和時勢，不標新立異。文公傾向於保守派，主張守舊，故對改革派多持反對態度，以及民國二十年，及二十五年中國佛教會兩次改組，文公都牽涉其是非之中，遭受革新派抨擊。
民國二十三年，其與趙夷午、段祺瑞、湯注心、韓大載發起組織菩提學會，已見前述，恕不再贅。這時政府對西藏佛教極為重視，民國二十四年春天，班禪大師於杭州舉行時輪金剛法會，復有上海聞人潘公展、俞佐延、施文冉、余候城、劉百閔、陳肇瑞、何子言、王廷松、羅桑傾批、程霖生、馬超愚等發起成立「蒙藏學院」。精選青年僧俗學生入學，溝通文化，以備蒙藏事業。太虛大師早於民國十九年，應川省軍政顯要要求，創設「漢藏教理院」，招集漢族緇素青年，授以佛學及藏文等，民國二十一年正式開課，二十三年法尊法師應召回國主持教務，並將藏文經典譯成漢文，先後已譯成宗喀巴大師「菩提道次第論」等（請參閱本書第十七章）」。西藏蒙古之邊疆民族，百分之百信奉佛教，欲安定邊疆團結全民族，唯有推行佛化教育，溝通漢藏感情，始可促進邊疆民族歸向，這是當時國內各界一致推行的任務！
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文公組設慈善聯合救災會及僧伽救護會，自任救護總隊隊長，出入戰場，先後散賑款數百萬元，以及戰場轉移，逃入上海市區災民，多達廿萬眾，多賴文公多方設法籌款救濟，終以上海環境惡劣，無法容身，乃轉赴後方，担任賑濟委員會副委員長職務，仍然以救濟災民為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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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渝從貢噶活佛修學藏密，藏密原分黃、紅、白、黑四派，以黃教為優，紅教次之。貢噶屬紅教，至此文公承受紅教法統。抗戰勝利後，大陸淪陷，文公隨政府來台，仍以弘揚密教及修藏事務為主要。
民國以來，在家居士弘傳密教最顯著者，初有廣東潮州王弘願傳授東密，因接受出家比丘頂禮，居士上座，比丘陪座，引起顯密爭論，遭受教界抨擊（請參閱本書「東西密教之弘傳」章）。文公繼之於後，弘傳藏密，間亦接受出家比丘頂禮，納為弟子，未聞有人持異議。佛說佛法僧三寶，未聞有四寶之說。今以居士身份，接受比丘為弟子，其咎不在居士，而在身為出家比丘，「既受諸佛戒，即入諸佛位」（梵網經語），竟不知自尊自重，而向白衣居士頂禮，不僅自毀僧格，且毀諸佛禁戒，實為僧中不恥之徒，殆為末法時代之怪現象。
其實，西藏佛教，原以中觀、瑜伽為本，「融攝魔梵汎神祕密乘，已喪失建立佛法僧三寶之根本」（太虛大師語），觀乎黃教始祖宗喀巴大師之「菩提道次第論」，月稱之「入中論」，彌勒之「現觀莊嚴論」及「辨了不了義論」，陳那之「集量論」等，故知西藏佛教重心，仍在顯教。近代僧俗人等，修學密乘者，每以即身成佛，為殊勝義，他宗所不及，誇大宣傳，殊未足信。西藏相傳修學次第，先小乘二十年，次大乘二十年，行解相應，始傳授灌頂真言，修學密法。未聞有未通顯教，而習學密法者，今人既未通顯教，又未通密教，竟抄徑路，以居士身分，修學真言密乘，傳法灌頂，原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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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非。唯應否納出家比丘為弟子，不特涉及戒律問題，且破壞佛教傳統的制度。希望今後弘傳密乘之大心善士，對此應多加考慮，切勿違反戒律！遭受物議。
文公信心極強，自尊心又大，凡處理事務，一經決定，任何人都不得令其更改。夷公與文公，分任中華修訂大藏經會正副編審，每為修藏事爭論不休，雖未經其修訂一句一字，然值此洛陽紙貴之際，乃從國內外搜集各種古版、書籍，編纂成編，景印問世，實非易事。常感經費不足，幾乎停頓，若非文老堅定不移之信念，焉能有今日之成就，中華大藏經，已分傳寰宇，光被萬邦，佛種不斷，二老之心願已遂，殆無憾矣！
謝无量與李政綱，對於佛法，似有相當信仰，但對於維護佛法利益，雖無顯著的功績，而在佛教教團中，却有過反動的行為，這是學佛居士中僅有的一種現象！
當辛亥革命成功，臨時政府成立，舉國興奮，實行革新，在宗法社會時代成長的中國佛教，這時為求適應革命時代的要求，便紛紛成立佛教團體。除八指頭陀所領導的「中華佛教總會」，及太虛、仁山所組成的「佛教協進會」外，另有謝无量發起的「佛教會」、「大同會」，及李政綱、桂伯華、黎端甫等七人發起的「佛教會」。「大同會」，并未發生若何作用，未幾即停止活動。唯李政綱等之「佛教會」，顯然別有用心，當其初起，布告，會章，尚稱平和，「及 孫大總統復函，聲勢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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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發第二次布告，以斥罵僧尼四眾，有一舉摧殲之，而另建李政綱等新佛教企圖，大受全國佛教徒的抨擊。」（見太虛自傳）
謝无量，四川人，後來當選監察委員，他所著「中國哲學史」一書中，引證不少有關佛學的資料。可見他對於佛學有相當的認識。他有位弟弟，出身北大，與朱家驊同學，以公費派往印度留學。其對梵文、英文都很喜好，造詣極深，後來竟在印度出了家，法名叫做萬慧，終死於緬甸。李政綱，江西籍，民國十三年任職奉天「東北大學」，講授佛教，民國十四年，曾以江西代表身份，出席世界佛教聯合會，並在會中作學術性講演，對佛法亦有相當了解。
社會賢達、商界巨子，護持三寶的功德，固不可沒。即在家居士中，而有真正修持，素齋念佛，專究教典，著書立說，闡揚微言，施金造寺，熱忱護法，亦復不少。前者如彭二林、楊仁山，後者如葉譽虎、丁仲祐、王一亭等諸大居士，其於佛門之功德，人天共鑒；等而次之，雖以奉佛為名，卻別有用心，製造是非或威脅政府，或欺侮僧尼，不一而足。
以上所舉，雖僅二十餘人，却為民國以來，維護三寶之最顯要者。其他大心善士，社會賢達，有功於佛法者，亦復不少，以資料不足，無法一一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