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居士研究佛學之成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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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蔣維喬與黃懺華

蔣維喬和黃懺華兩位,都是從政之暇潛究佛學的居士,也是在政界享有相當地位的學者。兩位對於佛教的研究,是以歷史與理論兼顧,都有一部「中國佛教史」著作問世;也是對中國佛教史學研究,用力最多的學者。

(一)蔣維喬,又名竹莊。江蘇武進人,生於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在清末同屬維新派,也是主張廟產興學拆廟毀像的份子。後來皈依諦閑法師,法名顯覺,頓改以往作風,從政餘暇,研究經教。民國七年,諦閑法師應邀至北京宣講圓覺經,即由蔣氏及黃少希從旁記錄講義以外之語,即為「親聞記」。民國十年,太虛大師於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蔣氏與夏仲膺、莊思緘、胡瑞霖、夏壽康、馬冀平等參加聽講。太虛大師並於南池子夏宅,別為蔣氏等開講因明學。因明為佛教論理學,最難理解的一門學問,此為蔣氏親近太虛大師伊始。日後諦老與太虛大師形成新舊對峙的局面,蔣氏始終保持超然的風度,不參與任何一方,其種因即在於此。蔣氏主持教育行政多年,其於江蘇教育廳長,及東南大學任內,首於東大開講「佛學入門」及「百法明門論」,遠近各校亦多有人來參加聽講,恒有百餘人,此為南方學府開講佛學的先聲。而與鄧克誠等在北京大學講授佛學,遙相策應,互為映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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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成為當時一門新穎的學問。

蔣氏佛學著作中,要以「中國佛教史」最大傑作,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分上中下三冊。該書原係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民國十二年史一如居士譯成「中華佛教史」,為武昌佛學院教材,蔣氏易為「中國佛教史」。除第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七章,及第八章係新增加外,其餘與原著節目,完全相同,其中並未有若何增減,只修正錯字而已。當時上海佛慈藥廠廠長玉慧觀(韓國人),對蔣氏此作,獨持物議,認係抄襲人家的著作,殊為不雅,有失學者風度。但國人自此總算有了一部「中國佛教史」,不特有益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即對全體教友而言,在表面上亦寓有榮焉。

蔣氏其他佛學著作,則有「佛學綱要」一冊,「大乘廣五經論註」一卷,及「因是子靜坐法衛生實驗談」一冊。就中以「因是子靜坐法衛生實錄談」,傳誦極廣,受惠者亦不少。

蔣氏自幼多病,身體消瘦骨立,到十五六歲時候,病象更多,至二十八歲時,又患咳嗽的病,不久就吐血,經過三個月,病情日重,醫藥罔效,乃屏除一切藥物,獨自靜坐。每日靜坐數次,經過三個月,病患漸有起色。從此以後,靜坐功夫,從未間斷。四十三歲時,遂發心皈依諦閑法師,研究佛學,取止觀法門,改修天台止觀。到五十四歲時,又依持松阿闍黎修東密十八道,六十一歲時,又從諾那上師受開頂門。一九三七年,即六十五歲,又從聖露上師傳授密法。七十五歲,又從貢噶上師學大手印法。顯教中最流行的是淨土與禪宗。淨土宗許帶業往生。禪宗重在由定生慧,明心見性。藏密中的開頂法,就是帶業往生。大手印就是禪定,由此禪淨雙修,顯密兼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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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早年因見日本流行「岡田式靜坐法」,乃著「因是子靜坐坐法」。靜坐方法,原為我國傳統養生之道,無論是道家,或宋明理學家,都有靜坐功夫,而與佛家禪定的意味相同。蔣氏後又採取佛家天台宗的止觀法,從原理、方法、經驗三方面,加以說明,撰成「靜坐法續編」問世。兩書不脛而馳,重版數十次,不僅蔣氏自身依此修持,獲益頗多,活到八十多歲;而社會群眾,依此修持受益者,亦復不少。

(二)黃懺華居士,廣東人,久居金陵。民國初年,即入歐陽竟無居士室,研究唯識學,頗有心得。他的胞弟黃樹因,即由他接引親近竟無居士,初學唯識,復學梵文、藏文,不幸早逝,詳於別章。黃氏民國十五年始結識太虛大師,民國十七年中國佛學會成立,黃氏與謝鑄陳,均當選為中國佛學會常務理事。民國二十年中國佛教會改組,黃氏又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自此保守派人士咸認黃氏為太虛大師系。其實,黃氏為歐陽竟無門人,純屬學者的態度,只是景仰太虛大師淵博的學識,期望中國佛教在太虛大師領導之下能有所改革振興,別無依傍任何派的企圖!

我們從黃氏著作中,就可知道他對佛學研究的範圍是屬多方面的。他的「唯識學輪廓」與「華嚴根本的教義」,寫於民國二十年。「三論家底中道論」及「有部宗底萬有解釋」、「密宗教義」,都寫於二十二年。次為「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網」、「佛教各宗大意」,屬於佛教史論著。他的「中國佛教史」,論其內容要比蔣著較為具分量。黃著不僅敘述佛教史實,並兼顧佛教各宗學術內容,民國二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佛教各宗大意」,係民國二十一年脫稿,二十三年出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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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太虛大師及戴季陶先生作序。黃氏另有「金剛頂菩提心論淺釋」,是屬於密教的經論,於民國二十二年寫成,央請戴季陶先生作序。而戴先生對黃著,除稱贊之後,並對密法興起的原因,作一番簡介,喚起國人對密法應有之認識。戴先生說:

「夫密法非釋迦牟尼原始之正教,而為後來興起之法門。此感不獨余個人為然也,亦曾見於史論。余嘗疑其所以興起之原因,蓋由於佛法中衰,外則有異教狹政治軍事之力以相壓迫,內則有獅蟲於魔外以自相殘毀,於是熱忱救教者,乃起而創此一大教法。故其專制之精神,鬥爭之霸氣,規律之嚴格,修持之苦行,皆與原始佛教,大有不同。而一心直指,即身成佛,降伏魔外,普度群生之勇氣,尤為佛門中特著異彩。,若非孤臣孽子,操心急而慮深者,絕不至作此組織。……故密法既興,而印度之佛法漸微。其後亦只能盛行於邊地未開之民,即在自來文明發達社會平靜之中國,亦不能推廣。若勉強行之,則害多而利少。其在西藏,雖號稱為密法之邦,然宗喀巴大師改革黃教,嚴持戒律,以密法為學者最後修學之階段,而不以為普通傳道之方法,亦已非舊日之宗法矣。」(註一)

由此可知密法於佛法中之地位矣,及今國中尚有不少執密法為第一義諦者,讀戴先生文,該有省悟矣!

第二節 高鶴年與胡子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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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鶴年與胡子笏,兩位都是佛教行解精卓的實行家。他們認為佛學不在理論,也不在談玄說妙,必要能實行求證,才能獲得佛學真正利益。

一、高鶴年,江蘇興化人,其生卒年月不詳,僅知其操行第一,為佛教中居士。雖屬居士身份,但其操守,參訪善知識,猶如行頭陀行之高僧。其行腳遍天下,國內名山大川,無不涉足其間,實為徐霞客第二,著有「名勝遊記」。其敘述名山勝況極詳,實為研究山川脈絡輿地學上一大貢獻。以其一人之勁力,走遍天下名山勝地,其望於徐霞客,並無遜色。其於佛法解行,猶如善財童子。但其參訪善知識,都屬宗門大德,曾於金山、高旻,領受過棒喝,終南山住過茅蓬。故於向上一著,頗多體會。其與印光大師最為相契,今據他所述「印光大師苦行略記」,藉知其參訪善知識行脚之經過:

「光緒二十四年居士二次訪道普陀,道經三聖堂,訪真達上人於關房,宏筏房拜瀾濤和尚,及茅蓬高僧。法雨寺弔化聞長老,遂與印老會晤於化鼎丈室。光緒二十七年春,印老函金山詢余禪學如何?囑往一談,隨至普陀。印老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開示淨宗諸家法要。余好禪學,留談經五晝夜,示以方便有多門,歸原無二路。光緒二十九年春,余函告再朝五台,往終南結茅,印老約往一談;留意秦中佛法,囑提倡實行其道,不可空度光陰,並言及南方飯吃不來,欲回陝西云云。陝西終南山,幾為選佛場所。民國以來,宗門大德,若亦山、大定、虛雲、來果、冶開等無一不嘗於終南山結茅潛修,然後下山,說法普利人天。

光緒三十二年,余視察徐淮海水災,小住幾天念佛樓,印老約往普陀休息。宣統二三年,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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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函詢外方佛法如何?囑提倡淨土宗及因果報應。民國元二年,狄楚青居士發心辦「佛學叢報」,余至海上索印老文稿編入叢報。印老用常慚之名,印光二字,無人知也。民國三年春,余仍由五台返終南經冬。民四修僧尼二座普同塔,二處念佛堂,茅蓬數處,復在攝身台南天橋,購文殊台山場上下約二里許,欲造大覺精舍茅蓬,預備請印老返秦。

民國六年秋,津京大水為災,滬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樓諸居士,電囑下山救濟,又接印老及諦老函,謂救災即是普度眾生,亦是保護佛法,故此出山,將自了之念拋棄。時天寒地凍,大雪封山,冒險便道至津,勘災事畢,隨到滬上狄楚青、虞洽卿、王一亭、程雪樓、應季中、朱葆三,及盛府諸居士,合組佛教慈悲義賑會,推余往各處勸辦分會,負担總務及查放事。

民國七年夏,余賑畢返申,印老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約往揚州刻經,以經貲不敷,意在隨緣而不募緣,邀余相助。余隨至普陀,同師到滬。余擬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掛單,印老堅不允。云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氣辦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樂,又要化費錢文,消耗光陰。於是再四思維,覓得最冷落之小廟,天台山方廣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費伙食費二元。由余介紹會晤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諸居士,廣談孔孟諸家歷史,及淨土因果等事。……到揚州寓萬壽寺,開示於人,皆言信因果報應,老實念佛而已。余返興化劉莊掃墓,復回揚州。送印老返申,印老仍回普陀,余往終南。是時關中大亂,余由秦嶺,羊腸鳥道,經漢中復返泰山度歲。

民國八年,余湘賑畢,到滬,印老復邀往普陀商討印經之事。余介紹往南園,與簡氏弟兄諸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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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遂發心供養千餘元,正好填還刻經之貲。

民國九年,余由雲南雞足山歸,到滬,王一老云及法雨寺與羼提庵因修路諍訟不休,囑余往普陀解釋誤會,與法雨主人及印老談數晝夜。……民國十年春,余自粵羅浮杯山經冬,送香港青山陳春廷老居士赴寧波觀宗寺出家受戒,印老約余同到滬上。

民國十年,南京魏梅蓀老居士,創建慈幼院法雲寺放生池,約余與印老同往參觀。……民國十九年,為辦義賑到申,沈皇叔、關烱之居士,囑余往蘇州報恩寺,勸清禪師讓與印老弘法,清師默認。」(註二)

居士生平行願,都在利益一切眾生。因此,居士到處受人尊敬,在居士中為居士尊,在長者為長者尊,即在出家眾中,亦多受尊重,以居士雖未出家,而心卻早出家矣!

二、胡子笏,字瑞霖,法名妙觀,湖北荊州沙市人,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出生於沙市商家,生活富裕,十七八歲尚不知素食為何滋味。早年留學日本,武昌起義,參加湖北教育界、政界,講究享受。曾任福建湖南省長等職,上任必以廚師自隨。及至民國八年,聽太虛大師說法後,即虔心皈依三寶,斷葷素食。始知往日所食之眾生肉,皆與自己同一靈知覺性,其好生惡死亦與自己相同。虎豹之所以不容於人者,以其食人故,則人食禽獸不啻為禽獸之虎豹耳。以言佛法同體大悲,現前一切眾生,無非為自己過去父母兄弟姊妹,如食其肉,不啻食自己過去父母兄弟姊妹之肉。自此不僅實行素食,並試行減食,日中一食。每聞佛法中人說:講經、參禪、行脚者,均不宜持午,獨胡氏行之無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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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四年,胡氏隨太虛大師等出席日本召開之東亞佛教大會,同行者有三人持午,皆因不便而開,獨胡氏始終不變,蓋為平日行之有素,已成習慣,其行解精卓,於此可知矣!

胡氏奉佛後,其於僧寶中,獨尊太虛大師。其對太虛大師弘法事業,無不竭力維護。民國十一年,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胡氏為發起創辦人之一,每年分担肆百元經費。

胡氏久居故都,因受蒙古喇嘛熏習,對密法興趣尤濃。民十四年,大勇先學東密,後至北京,接受白普仁教授,改學藏密。隨於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後改為留藏學法團。其經費來源,全由胡氏等支助,以及學法團二十餘人赴藏經費,及日常生活費用,均由胡氏等供給。日後法尊等學成回國,主持漢藏教理院,以及譯出宗喀巴大師之名著,對促進漢藏文化溝通,貢獻殊偉。胡氏功德應居第一。

胡氏於民國十九年聯合華北佛教信眾,成立「華北佛教居士林」,推廣華北佛教弘法事業,接引社會名流歸依佛宗。太虛大師歐美弘化歸來,胡氏首迎請太虛大師北上講學。這時常惺法師適主持柏林教理院。太虛大師至北平後,隨與常惺法師、台源和尚商議世界佛學院,先設籌備處於柏林寺,由胡子笏居士任籌備處主任,兼主財政,法舫任書記。自此,胡氏不獨為華北佛教策動者,並負責策劃世界佛教責任!

「九一八」事變,華北佛教弘化事業,雖遭受嚴重打擊,無法維持,唯胡氏對學佛的信心,並不因此稍懈。民國二十三年,因避寇擾亂,胡氏舉家遷入五台山,初見洞中喇嘛,詢其生活,則上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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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米(用粟炒熟以水拌食之),下午食炒麵(用燕麥炒熟水拌食之)。若逢絕食,則或餐石,或餐花,或餐水,或吸氣,四法之中,餐石又較為便。石即寒水石,產於五台祕魔崖,用木炭煆後,以牛乳註淬之即成。(註三)

胡氏舉家奉行佛法,其子女均受過高等教育,亦都相繼皈依三寶,對於佛法研究,均有很大成就。入五台山,假廣濟茅蓬,胡氏本人即依喇嘛修餐石法,日餐石一杏核量,而漸加至三倍,經三七日,初覺飢,後不飢;初覺四肢無力,後有力焉。如此精進苦行,實為難能可貴,時年已五十八歲。並於餐石期中,作餐石日記,靜極而明,由定生慧,其信心思索之銳利深刻,尤過平日。按餐石法,屬於修學密乘中的一種方法,其法類似道家之辟榖,及印度苦行外道,故在漢土修學佛法者,很少修行此法。胡氏於國難期中,因避寇擾亂,入居五台山中,不得已試修此法,以防萬一斷糧,不致餓死。胡氏修行此法,竟能安然度過,並獲大利,佛法誠不可思議也。

第三節 范古農與吳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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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古農與吳璧華,兩位都是浙江省佛教的先進,也是弘揚淨土宗的人,兩位早於清末就開始研究佛學,對接引滬杭社會青年研究佛學,頗多貢獻。

一、范古農,號寄東,又號幻庵,筆名海屍道人,浙江嘉興人,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早年從事教育,壯遊東瀛。宣統三年,於平湖報本寺聽華山法師講彌陀經,就對淨土法門發生信心,及研究大乘起信論,至修行信心分,始知念佛得生他方淨土,實如來為學佛眾生所說之最勝方便。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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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依諦閑法師受滿分戒,時預講席,悉通天台教義,遂發願赴滬杭蘇鍚等地,弘法講經,亦多以淨土十要,普賢行願品等為同學解釋。並在嘉興精嚴寺設立佛學會,備有清藏全部。弘一律師初出家後,經友人介紹至嘉興佛學會訪問范古農居士,留住該會閱藏。范氏每年春首暑假,必赴杭佛學會講經,亦必往訪弘一律師。

滬杭一帶,本為諦閑、圓瑛、印光、太虛四大師化區。在家學佛弟子,不是皈依印光,就是皈依太虛或圓瑛、諦閑法師者。民國以來,佛教新舊的分嶺,以諦閑、印光、太虛為當時中國佛教三大派。至民國二十年,以太虛、圓瑛為新舊派領袖。時中國佛教會改選,太虛大師一系,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滬杭一班名流居士不忍圓瑛一系失敗,於是從中製造是非,散發傳單,不唯破壞和合僧,更有失學佛的風度。唯有范古農居士,不特道德文章,早為佛教界所欽佩,即立身處世之風格,亦復為居士中所僅見。他雖皈依諦閑法師,但不屬諦閑法師一派。他對印光、圓瑛、太虛三大師,雖未舉行皈依儀式,但奉書必稱弟子。既未偏袒任何一方,態度超然,實居士中之模範。但對佛學研究,似乎較接近太虛大師。

范古農居士,雖在佛教裹有相當地位,但却很少參加教團組織,經常除到各處講學,或寫文章宣傳之外,很少作其他活動,平常生活也極簡樸。民國二十年當他五十歲時,許多學佛的教友欲替他做壽,都遭他拒絕,一切以切實修行佛法為勉。他對佛學最大的貢獻,則在担任上海佛學書局編輯期內,使佛學書局成為全國佛教文物供應及出版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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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九年,上海熱心佛法的居士們,以有限公司的方法,發起以國幣壹拾元為一股,集資成立「上海佛學書局」有限公司。以李經緯、沈彬翰分任總副經理。民國二十年聘請范古農居士為總編輯。當時佛學書局,除發行佛學半月刊及編輯佛學各種小叢書廣泛宣傳之外,經范古農居士策劃整理佛教文獻,發揚佛法真義,頗具歷史價值的三大貢獻。

(一)編輯海潮音文庫。海潮音為當代佛教刊物的泰斗,民國九年發行,迄民國二十年,已整十年。其間崇論鴻文,或宣傳宗教,或貫通世學,綜其篇目,無慮萬端,欲讀原書,難窺全貌。因之,乃將歷年海潮音,一一辨其旨趣,分門別類,揭其綱目,總得四編三十四種,定名海潮音文庫,出版流通。不唯有關世道人心之淨化,而於佛法前途之宏揚,其關係尤為重大。茲將海潮音文庫目錄附後:

甲編 佛學通論(十二種)

一、科學,二、哲學,三、宗教,四、人生,五、國學,六、文化,七、進化論,八、社會學,九、道德學,十、教育學,十一、政治學,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八種)

一、法相宗,二、法性宗,三、真言宗,四、淨土宗,五、律宗,六、禪宗,七、天台宗,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論(九種)

一、經釋,二、論釋,三、在家學佛法,四、佛學歷史,五、佛教傳記,六、討論集,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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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八、論文集,九、整理僧伽制度。

丁編 佛學餘論(五種)

一、文選,二、詩選,三、尺牘,四、筆記,五、小說。

(二)編輯佛學百科叢書。先是太虛大師,鑒於近代國人,往往見西人從梵文或巴利文研究佛學,便輕視漢文所傳經藏。殊不知梵文佛書,已屬殘缺不全,巴利文僅屬小乘,藏文異譯互有出入。而漢文之佛藏,實為中印古德傳譯之精華所在,今欲研究佛學者,必於漢文所傳經論周覽無餘,然後依梵藏巴利文等書為參證,始克有濟。否則僅拾西人或日人牙慧,輕視漢譯,殊為不倫。今為矯正此種風氣,提倡研究漢文佛藏之必要。

依大藏佛典為原料,從各種科學之立場,分門別類以為采集之研究,更憑其研究之所得,而組成各科科學,乃可提供現代思想中各科學學者之參考。又使從事各科科學研究者皆得分途進入於佛學,於是佛學乃得成為科學之哲學,佛教乃得成為科學之宗教,以綜合現代之思想而建立現代人類之新信仰。

然茲事體大,必須由多數學者,於各科科學有專門研究,及同時於佛學有精博研究者分途從事方可。乃公布其所擬各學科(佛學與數學,佛學與理化學,佛學與生物學,佛學與心理學,佛學與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宗教學、科學、哲學等),及研究編輯之方法,請國內各科學專門學者,向佛藏分別研究編輯,以出版之事託諸佛學書局,這是該局發行百科叢書之由來!

太虛大師徵文公布後,即有嘉興周克明學士慨任經濟學與佛學,並請范古農居士作序。范氏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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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於經濟學研究有素,頗有心得,又於佛學經典,亦嘗博覽深思。乃運用其佛學之眼光,觀察各宗經濟學說,發見經濟學與佛學有相通之消息,遂根據經論佛理與經濟學各學說相比較,或例舉佛學之改善經濟者,或揭出經濟學之須以佛學糾正者。而其評衡經濟學各宗學說之與佛學遠近向背之處,發揮盡效。」(註四)

太虛大師特函請范古農居士担任佛學百科叢書任務(見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五期致范古農李經緯居士書)。日人友松圓諦曾著「佛教與經濟學」一書。嗣後,未再發見有應徵者,於此應為佛教無人材之歎!

(三)發行宋版藏經。民國十九年,朱子橋居士於陝西放賑時,於西安臥龍、開元兩寺,發見宋版磧砂藏經,經由陝西省圖書館保存,後經範成法師調查,每版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實為國內古版一切經之最完善者。自宋理宗紹定四年(一二三二)起至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三○九),迄今已六百餘年,不唯為佛教文獻之瓌寶,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罕有其匹者。於是組成影印宋版藏經會,負責辦理,其發行之事,委託佛學書局,經三年完成五百部印行。而負實際策劃影印發行工作者,皆為范古農居士主其事。

民國二十四年,范古農居士担任「佛教日報」主筆,此為佛教第一份日報,專以宣揚佛法而發,其於佛法弘揚前途影響如何,不難預測也。二十七年,滬上省心蓮社主講江味農居士西逝後,請他主講淨土三經一論。三十五年冬,出其歷年文稿,輯成「幻庵文集」,及古農佛學問答,梓行於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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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編行佛教日報,及居士林林刊。三十六年,佛教青年組法相學社,聘為主講。四十年春被選為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因其承乏無人,曾將其住室及房產施作念佛堂。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初五日,安詳而逝,時年七十有一(見覺有情十二、五期)。

二、吳璧華,浙江溫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明治三十五六年),畢業回國,曾任過軍職,也當過國會議員。民國初年間在政界頗有名氣,後來對時勢稍有覺悟,遂辭職不幹,皈依杭州松木場智慧老法師,專修淨業。因為智慧老法師是專宏淨土,主張老實念佛的人,在淨土宗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尊宿,只是這位老人不善宣傳,外界很少知其名。吳氏因受這位老法師的影響,最為深刻。他皈依後,回到家鄉,不管俗事,專為佛教盡力,白天集合兒童,辦小學堂,晚間與一般同志研究佛典。他生來就有雄辯的天才,加上信仰的熱忱。他的演說,誰也不能比得上,到處都佩服他的演說,因此,名聲很大。他有一年竟演說二百多次。有一次溫州某中學程度的學堂請他演說,他也答應了,那一天全校學生數百人教職員數十人都齊集講堂迎接他。他身體很瘦,但是他氣品卻很高,慢慢的站在演講台上說:「各位,招我來講演,在我未講之前,要先要求各位一件事情,這件事我先做,各位都要做起來,」於是大家都望著他的樣子。他更莊重嚴肅的接著說:「要求的事就是念佛,我先念,各位都隨著念,心若不靜,佛教的話是萬不能明白的。」他立刻就合掌閉目高聲念佛數聲。滿堂的少年學生不必說,就是教職員都一齊高聲念佛。那時滿屋都充滿嚴肅的氣氛,他總算以一場雄辯,將聽講眾人的心都擒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高尚人格。溫州的青年學生,都因他感化而信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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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生世家,原來是一位紳士,但是他的住屋,並不華麗。一進他的家內,就覺得他是一個生平甘於清貧的人。書房壁上掛著梁啟超寫的字條,是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三昧章。書桌案上堆著很多的佛典,日本文的佛書也有三四部。裏面是一間佛堂,供著彌陀觀音勢至三聖的聖像,香花供養。不問而知他是一個念佛的信徒了。他有次對客說:「敝國的僧徒,只知道在廟裹修行,從來不知道向世間宣傳佛法,這是很不好的,現在人心腐敗墮落到了極頂了。若果隨他去罷,必定有亡國的慘禍,要救國先救人心,除了佛教以外沒有別的法子。鄙人所以決定將自己一身獻與佛教,專做宏法的事,並沒有別的意思。」(註五)

「有一年,他在大除夕日的夜間,祕密與同志商量,暗地裹印刷幾萬張念佛的傳單,等街上居民睡靜到半夜時候,每家替他貼上一張。這就是某年溫州元旦念佛傳單的啞謎,居士一說,方纔打破。這不過是叫溫州居民在新年第一聲念起佛來,這是吳居士的大願心!」(同上)

這是民國十一年吳居士邀請唐大圓居士到溫州宣揚淨土法門,唐居士在溫州所得的印象記。

由此看來,吳居士真是一位菩薩分位的人物。因此,地方政府,以及士紳對他都特別尊重。他對家庭事務完全不管,唯對於佛教特別熱心,也只限於護法而已,絕不過問寺務的事件。

第四節 李圓淨與聶雲臺  附許止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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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圓淨與聶雲台,兩位都是久居上海熱心佛法的大居士;他二人對佛法的研究,不以談深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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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事,專以弘揚淨土,腳踏實地,老實念佛修持為本。要以護法而論,他二人顯不及王一亭、關烱之、程雪樓等。要以寫作弘法而言,似又不及丁福保、范古農等。但社會商界因受他二人潛移默化的影響,皈依佛宗者,實不在少數。

一、李榮祥,法名圓淨,浙江人,其出生年月不詳。久居上海經商,曾患肺病,自皈依諦閑法師,專修淨土法門,其病患,逐漸痊癒,於是信心倍增。其對大乘經典,以及梵網戒本,無不潛心研究。他於觀世音菩薩,尤為虔誠信仰。其於佛法著作計有: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佛法導論」、「梵網經菩薩戒本註解」、「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

李氏雖篤信淨土,但對佛法的瞭解,極為廣泛。他在「佛法導論」一書,開宗明義就說:「一談到佛教,就見到近代史上,有一椿重大的事實擺在面前,是值得全人類注目的。這件重大的事實,就是佛教關涉世界的文字有三十餘種,由佛教直接創成,或間接影響成的民族文化,亦數十種。這是世界的公論。不是一二人所能妄造的。」這些話,不特顯出他對於佛法深刻的瞭解,並具有廣泛的世界歷史文化知識。所以「佛法導論」,頗受社會知識份子歡迎,流傳極廣,其收效也極大。

二、聶雲台,號共杰,法名慧傑,別號息懺,湖南衡山人,係清季曾文正公外孫。清末提倡科學,自譯赫氏無線電學,創辦恒豐紗廠,與張季直發展紡織事業。先與妻同受基督教洗禮,歷任基督教青年司庫長等職。初於佛法無甚信心,宣統元年,因與伍廷芳博士同舟赴普陀,伍博士言及素食養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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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此即不食肉類。民國六年,因妻病故,深感人世無常,遂廣覽佛書,潛心三藏。民國十三年,又因經商失敗,皈依如幻大師。閉門思過,因朝禮印光大師,虔受五戒,屢欲出家,因母老而止。每日讀金剛經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民國十五年又加讀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並供奉觀世音及地藏菩薩聖像,每日誦經,必聞奇香入鼻。自此對觀音地藏二大士信仰尤篤。南北各地水旱災苦,以湖南為最,即以己之積蓄及妻遺產首飾等全部捐助賑災。而自奉儉約,發願午餐糙米飯,早晚曲粥。他的佛學者作,多以佛教因果感應事跡與輪迴之事,啟迪世人。其所編觀音經咒靈感彙編,及許止淨所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四卷,流通極廣,收效也極大。觀世音靈感事跡,昭彰史籍記載,無累數千萬則。誠如他自己說,近時物質科學發明,凡不能目覩耳聞之物,皆斥為虛偽。佛教因果感應之說,輪迴之事,繩以科學,宜其不通。然理論圓融,事蹟可按,科學家除武斷謂其必無外,不能為有力之反證也。

他於民國三十一年,寫了一部「保富法」,分上中下三編。雖屬小冊子,亦復是有感而作。其取材,則以上海豪富,湘皖貴顯,五十年間,多以凋落,唯曾文正、左文襄、彭剛直、李勇毅諸公,則以積財少而垂裕後昆。說明「以身發財」與「以財發身」者,顯然正別。中編以易經天地陰陽之道,與佛法因果循環之理,互相配合,以奕棋為喻。謂范文正、耶律文正、曾文正、林文忠,都以肯吃虧而輸,但結果反全盤大贏,這說明因果循環,絲毫不差的道理。換句話說:眼前吃虧的,並非真吃虧,反之,投機取巧的,未是真取巧。下編,則述其七世祖樂山醫藥濟人之報,樂山公七子成名,子孫曾玄奕葉科第,且亦相繼為善。可謂積善行仁,最為希有之例證。其現身說法;他認為「發財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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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財最難。我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闊人,或官或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多數凋零,家事沒落。有的是子孫揮霍一空,嫖賭不務正業,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屈指計數,四五十年前的闊人,現在家務未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大約百家之中,實難得一二家。」(註六)

大陸變色後,聶氏不忍佛法殷滅。三十九年,乃編「地藏菩薩靈感近聞錄」,不畏權威,率直與當道者申辯佛法,唯心與唯物思想。佛法以看輕小我,普利人群,兼及眾生為宗旨。展開千數年歷史,佛教知名之士,或在政界,或在社會,確能積極造福群眾。溯其原因,均由深信佛法畏因畏果,乃明瞭個人與群眾相互之關係。難道現在不重視此等思想訓練嗎?佛法確不重視物質,它主張要著壞色衣,補綻衣,主張吃素食,不許吃葷鮮美味。又止許少食,午後不食一切物。此有幾層意識,著壞色補綻衣,免起驕傲及慾望心,少食、素食,戒貪心、欲心,衣食以免飢寒為度,免侵佔了他人的份,各個人省衣節食少享用物質,方能使大人群物質不感缺少,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宗旨嗎?(註七)其悲心救世之弘願,於此可見矣。

聶氏活到八十五歲,亦即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略患感冒,才與世長辭!

李聶二氏,其於佛法力主躬行,不在言論宣揚。滬上上流社會受其感化者很多,凡有關興隆佛法及利益人群慈善事業,無不邀其參加。其受人尊重,於此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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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止淨,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民國二年歸心學佛,專心淨土,因閱印光法師文鈔,即函皈依印光大師。民國二十五年,再求印老親授菩薩戒。自此逢佛必禮,見僧必拜。通身放下,恪守在家弟子身分,不存絲毫驕慢心。且有常課,精進修持。印老因其文筆超然,遂請其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四卷,引證各大乘經典有關菩薩往刼本迹之事,及歷代名人筆記所載觀世音靈感事蹟,無不盡錄。其於啟發社會民眾信仰,尤其廣大。並請印光大師鑑定作序,流通極廣。今日國內有關觀世音菩薩靈感事跡,無出其右者,民國二十七年避難盧山牯嶺黃龍寺,忽焉有病,九月初三日,夢見佛來,徧身瓔珞,相好光明,遂安詳而逝,時壽六十。(見印光大師文鈔續編二七六頁)

第五節 周叔迦與高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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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叔迦與高觀如,兩位都是大學教授,對於佛學都有深刻研究,並有佛學著作問世,直接向社會青年灌輸佛學知識,鼓勵社會青年研究佛學。

一、周叔迦居士,係北方人,久居北平,先在同濟工科讀書,畢業後曾自辦工業,對於佛法不甚瞭解,而天資又不高。後遇密宗傳法某大師,受持密咒,於是智慧大開,對各種經典豁然貫通,並感佛現像,自己與在旁的人一同看見。他的尊翁緝之先生,初也不信佛,從此也就長齋念佛了。

周氏後依三時學會韓清淨居士,研究唯識學,其於唯識學頗有心得。民國二十二年,先於北京大學講授唯識哲學,編成「唯識研究」,約五萬餘言。除闡述百法明門論及成唯識論大意,旁通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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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賢首、禪、淨、密、律諸宗,是一由淺入深,人人可讀,殆為唯識入門的好書,亦為對新知識青年宣揚佛法的佳篇。周氏為啟迪社會青年對佛學暸解,特請王小徐先生作序。王先生用科學方法,及佛家的辯證法、因明的論理,對該書內容作比較分析的說明,使該書身價增加不少。王先生更強調唯識哲學與新知識不謀而合的地方很多,并舉出佛教哲學、天文學、和生理學,作為佛學適合新知識的說明。遂成為畫龍點睛的一篇名序!

我們試看王先生所舉的三門學說:

(一)佛教的哲學,便是徹底的的辯證法,非但和黑格爾哲學不謀而合,卻比黑格爾哲學更為徹底。例如佛教的「真如」,就是斯賓挪莎(Spinoza)的「實體」(Substantia),康德(Kant)的「物如」(Dingansich),謝林(Schelling)的「絕對」,黑格爾的「理性」。這些說法,都是指萬有的本體,是絕對,是理智,是真理而言。但哲學家對這個,不過是推測,佛教入「見道位」(請參看該書第十七章)卻是親證真如。因之,佛教哲學大旨,雖和西洋哲學相彷彿,而精密却遠勝於西洋哲學。

(二)佛教的天文學,佛教說我們所居之地,叫做「四天下」,四天下之中有「須彌山」。須彌山四面有東西南北四大洲,最外有「鐵圍山」,日月眾星繞行須彌山腰。日光被須彌山遮成夜,日在須彌山南,北洲夜半,東洲日沒,南洲日中,西洲日出。日在他處類推。……如此我們倘使把須彌山當地球,須彌山頂當北極,須彌山腰當赤道,鐵圍山當南極講,則佛教天文學,就和新知識一般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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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佛經又說,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倘使把我們住的一點算地的上面,經過地心到地球對面的一點算地的下面,如此地球就好像安放在對面的海水上面,海水又安放在對面的空氣層上面,空氣層安放在真空中。水輪風輪可以當水球空氣球講。由於眾生共業所感──所以前說日月繞須彌山與水依風輪,都不流散下墜,這與科學家所說地心吸力完全一樣,也與新知識相符合。

(三)佛教生理學,佛教生理學乃綜合物質和精神兩大原則,而與生理學不謀而合的地方很多。自然科學所研究的質和能,佛教稱為「色法」,(請參閱該書第二章)這個宇宙式自然界,佛教稱為「器界」。我們的身體,佛教稱為「根身」。器界和根身,都是「阿賴耶識」的相分。「根」就是感官,「眼根」,就是眼睛,「耳根」,就是耳朶,其餘類推。同時,佛教根還有分二種:一種叫做「扶塵根」,是不能發識,就是不能生感覺。一種叫做「淨色根」,是能生識,在生理上稱為感覺神經,佛教稱為「淨色根」。(註八)

佛教說八個識生的時候,都有四分。現在所講「前五識」的相分,前五識(即五種感覺)生時,依五「淨色根」,(即五種感覺神經),經阿賴耶識相分器界(即自然現象)為本質,即「疏所緣緣,」變起「影像」為五識相分,即「親所緣緣」(參看該書第十一章末節)。

以上所舉,都是從佛教經典上摘下來的重要證據。乃與新知識不謀而合,毫無牽強附會之處。由於王先生的序,使我們知道佛家唯識學,不特與現代科學、哲學、天文學,對宇宙萬有所詮之理體不謀而合,並成為新知識中最熱門的學科,實為科學中最精湛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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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在華北,不僅為華北佛教主要學者,也是維護華北佛教的功臣。「九一八」以及大陸淪陷以後,整個華北佛教,都賴周氏維持其殘破生命。

二、高觀如,其生平事跡不詳。觀其著作,始知其對佛學用心最多者。他所編著「佛學講義」,是一部有系統著作,其內容教義與歷史兼備,實為初級佛學院最好的教材,並為治佛史的珍貴資料。

該書內容共分八章:

(一)佛傳,(二)佛教弘傳史,(三)佛教概述,(四)小乘佛教概述,(五)大乘佛教概述。(六)出家學佛與在家學佛,(七)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八)佛書答問。

該書最大的特色,就是作有系統扼要的敘述佛教史傳,或教義的內容,並引證有關各種參考圖書,實為初級佛學院最好的教材。一個青年僧伽,果能受完這本講義,對於各宗教義必有系統的認識,即對各宗弘傳歷史,亦有深刻的瞭解。尤以對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所應具備的知識,更為豐富。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後,不特使中國文學思想有了很大進步。佛教未傳入以前,中國民間小說思想,諸如封神榜一類,僅屬一國一域的境界,充其量為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一類的神話。佛教傳入後,竟使中國文學思想領域擴大,談天何止三十三天,說世界又何止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都是無量無邊,一切都是不可說,因此,才有孫悟空大鬧天空的西遊記偉大結構思想產生。

談到佛教美術,(請參閱該書第八章)更是輝煌偉觀。試以山西大同、洛陽龍門,以及南北響堂山各處佛窟彫像,其偉大莊嚴氣魄,不特啟發中國民知美術觀念,而使中國文化思想內涵,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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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擴大,使中國人生觀、宇宙觀、本體觀開一境界。並且對中國佛教美術史,從兩晉,歷經南北朝、隋唐,直至元代以後之佛教美術,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說明,實為研究中國佛教美術史最珍貴的參考書。

最後一章佛書問答,其涉及之廣,幾乎把所有佛教經論,以及歷代大德著作,包括殆盡。從大藏經、語錄,乃至一經一論,其內容品章卷數,及異譯種類,都有詳細說明。蓋為研究佛教語錄最佳之參考書!(註九)

同時,該書唯一的特點,就是對初研究佛學的人,提供了參考書的指導。諸如要研究佛傳,他告訴你必備十五種參考書;要研究印度佛教史,必備二十一種參考書;要研究中國佛教史,必備三十四種參考書;要研究佛教地方山志,必備二十七種參考書;以及研究各宗,都列入詳細參考書數目,由此可知該書,實為研究佛教史學提供了有系統的參考書。高居士另一名著,即「入佛指南」,是以敘述「佛學綱要」為主,以歷史、教典、教判、教理、行證、果地為經,以佛教一般,及大小乘各家為緯,一一印證於佛教法印,而融通之,入於正確。實為研究佛教各宗比較者之良書。

註一:見「戴季陶先生文集」

註二:見「印光大師永思集」

註三:見見海刊十五、十三─胡著「餐石日記」

註四:見見海刊十二、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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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五:見海刊五 、一期

註六:見「保富法」

註七:見「地藏菩薩靈感近聞錄」

註八:見周著「唯認學研究」

註九:見高著「佛學講義」

第六節 夏丐尊與豐子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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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丐尊與豐子愷,兩位都是因受弘一法師感化而傾向佛教的;一個是文學家,一個是藝術家。在他們許多著作中都能表達佛教意識,對於社會青年的吸引力,比較寫專門佛學論文來得大。豐子愷先生的漫畫,專以古人詞句為題材,以平常人的生活為對象,近於樸素寫實主義。佛家慈悲的觀念,在他幾筆漫畫中完全顯露出來,使青年們、兒童們樂於接受這種巧妙的宣傳。

一、夏丐尊,名鑄,一字勉旃,浙江上虞白馬湖人。生於民國前二十六年(一八八五),卒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一九四六),壽六十二歲。

他十六歲考取秀才,十七歲進上海中西書院,十八歲進紹興府學堂,後留學日本。歷任浙江第一師範、上虞春暉中學等校教員及曁南大學教授,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著有平屋雜文、文章作法等,並譯有「芥川龍文集」、「愛的教育」、「及南傳佛教經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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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於浙江兩級師範任內,與弘一法師(時未出家,名李叔同)、姜丹書、單不厂等同事。自此遂與弘一法師同校,共事七年,訂交前後垂三十年。民國七年,當弘一法師離校前,將一生所積之藝術品、金錢、衣物全部分散。金錶、詩詞、書法卷軸、貴重紀念物全部留給他。音樂、繪畫、戲劇、出家前所積的照片,分別留給豐子愷、劉質平。因此,他與弘一法師,情同手足,肝胆相照,危難相扶。自弘一法師出家後,他不再譭謗佛教,而虛心研究佛法。他在弘一法師生活中,是一個最重要的護法者,他曾與豐子愷集資為弘一法師在他的家鄉(白馬湖),建築「晚晴山房」,供其終身修養。他對弘一法師敬愛固深,而受弘一法師影響也最深。弘一法師每與他通信,無時不以接引他入佛、學佛、精進為心願。而他始終未放棄要求弘一法師回到白馬湖「晚晴山房」終老的念頭。這在雙方函件中,屢次談到,只因受戰爭的影響,未能實現。要瞭解他與弘一法師友誼,只有於雙方函件中可以充份明白。在「晚晴山房書簡」中(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共收錄三百七十四通函件,「致丐尊函」,就佔九十五通。他與弘一法師之間義薄雲天的真摯友誼,完全顯露出來了,這裏因限於篇幅不能引證雙方的函件,請讀者參閱「晚晴山房書簡」(註一)

弘一大師自己也說過:「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註二)他又怎樣促成弘一大師出家的呢?

「有一次,我從日本雜誌上見到一篇有關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蘇,都曾斷過食,斷食能使人除舊換新,改去惡相,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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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於是便與弘一法師相約有機會時最好斷食來試試。這本是無意中說的話,那知弘一法師,就在那年舊曆年假期間,就悄悄的跑到杭州郊外虎跑寺過了三個星期斷食的生活,並看見一位同在該寺靜養的彭先生剃度出家。弘一法師目擊當時的情況,大受感動,就拜老和尚悟法師為皈依師,演音的名,弘一的號,就是那時取定的,假期滿後,仍回到學校裏來。

自此以後,弘一大師就素食念佛,這時尚未打算出家,認為出家有種種困難,只想以居士資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滿未再任教師職務,因此,使我(丐尊)感到十分難過,平素所敬愛的好友,竟將棄我遁入空門,他雖常以佛法好語來安慰我,但我仍熬不住心頭上苦悶。有一次,逼得我無法忍受說了這麼幾名狂言:

『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那知,我這句話,竟促動他(弘一)真正出了家,就在當年暑假後,他就跑到虎跑寺剃去短髮,著起海青,現了僧像。當我看到他這樣裝飾,使我大吃一驚。於是我問他:

『不是說暫時做居士,在這裏居住修行,不出家的嗎?』他說:『這也是你的意思,你說索性做了和尚……』

使得我無話可說,心中真是萬分難受。當時如不是我說出狂言激動他,也許他不會出家,以及他受到種種困難,這就是佛法所說的因緣吧!」

弘一大師因受丐尊激動而出家,這不僅弘一大師本人說:「此恩永不能忘」,就是我們佛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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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人人都不能忘,因為弘一大師的出家,不同平凡人的出家。因他出家,多少人受他的感化,而學佛,而戒殺,改邪歸正,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這對佛教、社會、眾生,都有莫大的利益!

他與弘一大師訂交,垂三十年,在友誼中為最厚者。在白馬湖時,有一次,他曾和弘一大師戲談,問他說:「萬一你有不諱,臨終咧,入龕咧,荼毗咧,我全是外行,怎麼辦?」他笑說:「我已寫好一封遺書在這裏,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裏打電報叫你回來,你看了遺書,一切照辦就是了。」(註四)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四(陽曆十月十三日)下午八時,右脇而臥,安詳圓寂,遺囑由妙蓮法師執行,在圓寂前,師分函上海夏丐尊、劉質平,向他們告別。

「丐尊居士文席,朽人已於九月初四遷化,曾賦二謁附錄於後: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謹達不宣。

    前所記月日系依農曆    又白」(註五)

大師與他的「友情」,是何等深厚呢?師在遷化前,就擬好遺書,可謂預知時至。唯最後「九初四」三字用紅筆寫,似乎不是他親筆,是另外一個人填上去的!也算是他履行了生前的諾言!

此外,他直接担任弘法的工作,就是於抗戰期間,上海少數熱心佛法的居士,發起編印「普慧大藏經」,擬翻譯日文版南傳大藏經,由他担任翻譯工作,先後翻出小乘經論二十餘種,印出問世。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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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戰勝利,譯經工作停止。這也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一大盛事,亦復是他對佛教事業中一番貢獻。

二、豐仁,字子愷,浙江省崇德縣人(即石門),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九月二十六日,係弘一大師任杭州第一師範時學生,從弘一大師習繪畫,極受弘一大師器重。民國七年,弘一大師出家時,將積存繪畫,都留贈給他。他與夏丐尊同受弘一大師影響最深,也是弘一大師最大的護法。曾與夏丐尊集資為弘一大師於白馬湖建築「晚晴山房」,供其終老,日後因受戰爭的阻擾,終未能實現。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九月二十日,這一天,適逢弘一大師四十九歲,六天後,又是豐子愷先生三十一歲生日,這時弘一大師恰巧住在江灣豐家,弘公便在豐家渡過極簡單生日。弘一法師由溫州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和豐子愷研究「護生畫集」的設計工作。因為這些畫,都是弘一大師授意他畫的,畫上的字,是弘一大師書寫,由李圓淨居士選定題材,便成為僧俗集體創作,就在這一年冬天出版。

弘一法師與豐子愷研究「護生畫集」,便在豐家住了兩個月,而豐子愷先生朝夕因受弘一法師慈光薰沐,便要求弘一法師傳授三皈依,做一個正式的佛弟子。弘一法師當然欣喜允許,就是子愷三十一歲生日那天(九月二十六日),就在江灣豐家舉行三皈依儀式,法名「嬰行」。三皈依畢,向子愷說:「子愷,從今天起,你正式皈依佛門下,望你以已有的成就,護持佛法,並以已具的深願,行持佛法,以所有的知識,宏揚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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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師父!」子愷答道。

「──在佛法上,有下列數事,要居士謹記!」弘公以深沉而嚴肅的態度說:

「第一、做一個佛弟子,不能在形式上接受了皈依儀式,便算完了!當你作為佛教的弘揚人以後,你的人格必先經過自我洗滌一番,過去的,譬如昨日死,以後,猶如今日生──直心是『道』!嬰行居士!請在任何情況下深深記牢,不要為習慣所欺,作欺心,欺人,蒙蔽良心的事!人做端正了,纔是學佛的開始!

第二、受過三皈,雖未受五戒,但要行持五戒,因為學佛,便是根本的『淨心』;淨心的方法,便是『持戒』,如若不持戒而學佛,去佛便路遙了。因此,盼望居士先後少分戒行開始律己!如居士者,不妨先從『邪淫戒、偷盜戒、殺生戒……』持起,然後再擴及『妄語戒、飲酒戒(豐嗜酒)』。在世間唯一難行的,不是殺生戒,也不是邪淫戒,而是妄語戒。有許多無辜的災禍,不幸的糾紛,與悲慘的遭遇,都從『妄語』而來。說到『妄語』,唯一能制止它底功夫,便是一個誠心,對人對事的恭敬,不掉以輕心!

第三、要試圖放寬心量,包容世間的醜惡。人家讚美我,我心生歡喜心,但不為歡喜激動;也許這歡樂之後,便是悲傷。人家辱罵我,我不加辯白,讓時間去考驗對方,如果在那種時空下,須要表白,最後也只能表白一次,對第二次,便會形成口舌的紛爭……

世間的形形色色,我們所愛的、所憎的、所苦的、所怕的、所悲傷的,乃至令人難以忍受的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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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感受、接觸、我們要學著試圖包容;它們來了,我們淡然處之,它們從我們身邊滑過,我們也不可幸災樂禍。人生,便是一場既悲且喜的過程,但中間沒有一件事足以任人們輕視。世間每一個動機,每一種事物形態,不管強者、弱者、女人、小孩,他們的心靈感受,都會發生不可想像的力量。原因是他們既是生物,自然有情感,有情感便有力量,有動力,便可毀滅事物,也可成就事物。」

復次,他們也有聖賢的情操,企圖被尊重,被崇愛,被同情;但唯有一點,不願被欺騙,不願被蒙蔽。因此,他們那顆形式上是驕傲的心,在實質上,便是赤子之心。你欺騙一個小孩,如被他發現了,他小腦筋裹,將永遠拂不掉你醜惡的影子,即使你再神聖,再被人謳歌頌揚,也不能獲得孩子的愛。當孩子的時代,沒有名利觀念,不曉得什麼是利害,他只知道「愛」,你對他一百件好,有一件欠誠心,欠情感,他一旦發覺,一切便完了。在佛法上,是善不抵惡的,在世間的名氣上,是功不抵罪的……

因此,嬰行啊!我們要學著包容一切,這樣才能養成不分親疏厚薄的愛心,纔能平靜的看世界。只有如此,人間纔有無限的美麗展開,佛陀不在內,不在外;在你的靈性中間,你的靈性有美可圈可點,世間自然有美皆備,無美不收!」(註六)

這是弘一大師對他在家弟子豐子愷居士的一番開示。這一番沉重的開示,具備了無限的慈悲、友愛、誠摯、真理、生命、警惕……。豐子愷先生經過一番開示後,在情感上,既感激又興奮,以及混身的熱血沸腾,心靈顫慄。弘一大師,以前是他的老師,現在又是他的師父,使他的情感成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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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層關係!

十餘年後,那就是民國二十八年,又逢弘一大師六十壽辰時,這時弘一大師遠在閩南,子愷有一封信給大師道:「今為師六十壽辰,弟子敬繪『續護生繪畫集』一冊六十幅,聊供祝壽微忱……回憶十餘年前,至江灣寓所,得侍左右,欣逢師壽辰,後六日為弟子生辰,於樓下披霞娜傍,皈依佛法,多蒙開示,情景憬然在目,而今天涯海角,欲禮座而未能!弟子豐婴行頂禮,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註七)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師圓寂後,在骨灰中,揀出各色舍利子一千八百枚,舍利六百塊,子愷先生乃於杭州虎跑寺建靈骨塔,用為紀念。

子愷係弘一大師入室弟子,丐尊與弘一大師,由同事而訂交。一個是「師情」,一個是「友情」。但二人同受弘一大師感化也最深,成為社會文壇上最關心佛教的人物,也是最受佛教界尊重的知識份子。豐子愷先生有關弘揚佛法的文章,雖不太多,但在他筆下繪出護生漫畫,卻把佛教慈悲主義,愛護一切動物的精神,具體的表現出來。其所收效果,遠超過十萬、二十萬,乃至百萬佛學論文的效力,尤其給兒童們印象特別的深刻。藝術家的筆下揮出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

弘一大師雖屬中年出家,因其早年於藝術上卓越的成就,在文壇藝術上早享盛名,而出家後,個人精進的修持,又獲得文壇藝術界人士一致擁戴:若夏丐尊、豐子愷、葉紹鈞、曹聚仁、胡樸安等,成為一代高僧。俗說:「荷花雖好,尚須綠葉扶持」,弘一律師的成功,絕非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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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晚晴山房書簡」,台灣有翻印

註二:見「弘一大師永思錄」。夏丐尊著:「弘一大師的出家」

註三:見同上

註四:夏丐尊著:「弘一大師遺書」

註五:見同上

註六:見陳慧劍著:「弘一大師傳」三○六頁

註七:見同上

第七節 徐蔚如與江味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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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蔚如與江味農,都是親近諦閑法師的兩位居士,對於佛教文獻整理,都有一番貢獻,並有佛學著作問世。

一、徐文霨,字蔚如,皈依諦閑法師,法名願瑞。其籍貫不詳,只知他於民國二十六年逝世。他的弘法事業,多在北方,或許為北方人。但對南方大德、若印光、諦閑,極為敬仰。民國元年,上海狄楚卿居士發行「佛學叢報」,徐氏即請印光法師,將他對弟子開示文稿交「佛學叢報」發表、署名常慚愧人。民國七年徐氏又集印老文稿,題「印光法師文鈔」刊行,印老之名,由此大著、歸心念佛者日多(註一)。民國六年冬,都人發起講經會,公推徐氏主持,次年(七年)徐氏南下至觀宗寺、迎請諦老北上,宣講圓覺經、蔣維喬、黃幼希諸弟子,從旁記錄,講義之外,多所發揮、即成「親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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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三月而畢。是年秋講經圓滿將南返、葉譽虎、蒯若木為師餞行,各捐助一千元大洋,請師開設學社。民國八年成立觀宗學社,教育僧材,由斯人才蔚起,成為近代佛教史上之一流。(註二)

洪楊之厄,江南佛教文物,遭燬殆盡。楊仁山居士首於光緒二十三年成立「金陵刻經處」,專事刻經,徐氏亦於清末故都成立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歷經數十年,校刻經典近二千卷。清末於日本請得四分律隨機羯磨三大部,經徐氏刻版流通,唯略其科文,致使初學者無法卒讀。且未經校刊,內多錯誤,後經弘一大師校正,始成完本。徐氏所刻經典,最為精湛者,當以「華嚴搜玄記」、「華嚴探玄記」、「華嚴綱要」部帙最大,都經其刻成鉅部。故對華嚴教學之貢獻,可謂極大矣!其經歷始末,略敘如次:

(一)「華嚴探玄記」,民國七年,開始刻版、歷經八年,至民國十五年完成。其經費來源、徐氏自認外,則由趙周惠芳女士,施金三千元,竟其全功。

(二)「華嚴搜玄記」,民國十三年秋開刻,越五年完竣,曹汝霖為功德主。

(三)「華嚴綱要」,民國十年,由北京刻經處刻成。

(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清涼國師造華嚴疏六十卷,隨疏義演鈔九十卷,科文十卷。唯科文自元明以來,僅存首卷,即懸談之科判。徐氏得自日本,並與李圓淨、黃幼希等三人通力合作整理校訂,至民國二十七年始完成出版。

(五)民國八年,徐氏曾與印老合訂貞元譯本華嚴經之校刊記,由楊州磚橋刻經處,依之而修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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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編「起信論科會」,「行願品疏節錄」等。

以上所舉,皆為徐氏畢生致力於刻經事業。徐氏對華嚴著疏之整理,仍未滿願者,尚有二事,一、重刻「華嚴疏鈔」,二、編印「大藏經提要」,但此二事後來如何?

(一)「華嚴疏鈔」,徐氏生前曾編疏校刊記,已完成二十卷,後以頁數幾同原書,故輟而不為。轉而搜集各種版本疏鈔,曾對讀一遍,其對疏鈔整理,用力最多。徐氏歿後、民國二十八年,上海蔣維喬、李圓淨、黃妙悟(幼希)等,發起「華嚴疏鈔編印會」、公推華嚴座主應慈法師為理事長,歷經五年,至民國三十三年春,全書校印完竣。(註三)

(二)「大藏經提要」,楊仁山居士,亦曾致力於此,但未成書。民國八年,徐氏編「楊仁山居士遺集」,由金陵刻經處刻印問世,共十冊。

綜觀徐氏為一在家學佛居士,數十年致力刻經事業,功在佛門,其加惠華嚴教學實非淺鮮。

二、江味農,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熙,原籍江蘇江寧,寄居湖北。生於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三),卒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世壽六十七,中年喪偶,潛心學佛。

江氏於般若體會最深,其對佛學之成就,足堪敘述者,約有四端:

(一)江氏自幼隨其祖父持誦金剛經,每有靈感,故於金剛經持有心得。中年喪偶,即悟人世無常,尊守祖訓,不入仕途,專究佛法。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禮禪宗大師微軍和尚為師,受菩薩戒,盡力參究,頗有消息。時北五省旱災慘重,江氏受大善士簡聰南囑託,携款十萬金北上,參加佛教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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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放賑,在北京結識蔣維喬。這時,徐蔚如、梅光羲等發起邀請諦閑法師北上宣講圓覺經。每日昇座,師稱性而談,於講義之外,多所發揮。特約江氏及黃顯琛二人,每夕各為筆記,歸江氏整理,次日,呈諦師印正,師訝然曰:「余昨日尚有如許言談,實不自知也。」成「親聞記」。(註四)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夏,上海南園居士發起請諦閑法師講大乘止觀,江氏每日筆記,並於幽深微妙之處,曲折譬喻,以說明之,請師糾正,再三往復,至民國十二年始脫稿,成大乘止觀述記二十卷。雖屬為諦師所講,但書中十之七八,多為江氏所述。諦師致函江氏亦曰:「記文不惟詞意通暢,其吃緊要關,旨趣淵微之處,透徹了明,此皆全是老維摩以精妙見地所發揮也。」(註五)因之,時人每謂:諦老講稿,多出於江氏手筆,其因即在此。

民國十九年秋,江氏在上海開講「大乘止觀」,歷經年餘,始講畢。省心蓮社成立後,被推為社長,經常為社中同人宣講大乘經典。民國二十三年夏,應蔣維喬等社友請講大乘金剛般若經,每日由蔣氏筆記,記畢即呈江氏修改。後江氏自寫講義,俾蔣氏抄錄,及法會圓滿,積稿至四厚冊,但江氏認為尚須潤色,並將初分所缺者補足,方可成書。全書僅完成十之六七。終以江氏每屆黃梅必病,由此病發,以至逝世,卒未脫稿。所以江氏遺著金剛講義,初版時因稿未完成,取蔣氏筆記,當時曾經江氏修改者補之,民國三十一年再版時,所缺講義,則取蔣氏舊時筆記,悉心校訂,據以補入,遂成完璧。所以今世流通江氏金剛經講義,並非全出於江氏一人手筆,實為江蔣二人合璧也。(註六)

(二)江氏對於佛教精湛之貢獻,乃在校訂敦煌藏書中之古寫本經典。光緒二十六年,敦煌藏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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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中多數珍本圖書,多被英人斯坦因、法人柏希和盜去。京師圖書錧僅得寫經八千餘卷,就中猶不少秘笈,須要專究學者審定。民國七年,蔣維喬建議教育部請江氏任校訂職務。自民國七年起,歷經二年,江氏於殘亂卷帙中輯成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一卷,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二卷。江氏於跋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謂:

「曩聞敦煌經卷中有稻芊經疏十餘卷,為大藏所佚。及來圖書館,函取而閱之,蕪亂脫落,幾不可讀。為之爬梳剔決,排比聯綴,並取重複之卷,互勘異同,亦有援據他書以校補者。其不可解者,則存疑焉。積八月之力,錄成一卷,仍闕首尼,會傳增湘購得一殘卷,所缺疏文,悉在其中,於是千年秘著,遂成完書。」(註七)於此可知其校勘經典之艱苦,而時節因緣更不可思議。他在敘淨名經集解關中疏謂:

「此疏向叢殘萬卷中,重事搜輯,載更寒暑,竟得勘訂成書。首尾完備,止中間闕一小段,不碍大體也。去關中淨名經疏,今猶有聞者,僅一肇注。然校以此書,往往此猶加詳,始知其已非原本,況復什門諸作,此書備載,而又為之科解,提挈分疏,及其所未及,言其所未言。譬如無上妙味,萃聚而調節之,取精用宏,飫之彌旨,此亦如是。一編之中,妙義兼羅,苟其息機靜對,即異以會通,觀心而契體,尚何經旨之不明,神智之不啟也。」(註同前),於此不唯可見疏之珍秘,更可窺見江氏深入經藏,慧解超人,倘假以時月對敦煌藏書秘笈,再進一步一一校訂,相信必會有更多珍本秘疏可發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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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氏於佛法,不唯於顯教深具信心,具有甚深之體會,而於東密亦饒有興趣。民國十年江氏復到北京。適遇日本覺隨和尚專修密法,乃約同志數人請其設壇傳授,及圓滿之日,江氏頓覺現高大身,上窮無際,覺隨謂之曰:「此番修法,惟子得福最大。」既而隨同覺隨東渡日本高野山,專究東密,卒以他事阻碍,未克潛修,未幾返國;與簡照南、玉階昆仲於上海籌辦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搜集南北刻經處及名山各種經版流通全國,弘法利生。民國十四年夏,白普仁尊者南來主持金光明法會。江氏協助尊者宣揚。由滬而杭,而湘而鄂,而潯而寧,輾轉數千里,躬觀會務、其於密法之宣揚,於此可見矣。唯居士獨尊顯教,其於般若獨尊止觀。當謂:「南嶽思大師之大乘止觀,為東土撰述中稀有瓌寳。智者大師之摩訶止觀,即從此出。學者不先通南嶽之義,即習摩訶止觀,難得要領。然南嶽心法,久溧海外,宋時雖傳入中國,措意者稀,深為惋惜。」(同上)居士於止觀之義,領會幽微,故有「教宗般若,行在彌陀」之說。其臨命終時,自云:「金光徧照,佛來接引。」於諸道友及諸家族佛號聲中安然而逝。

(四)金剛經為佛家通行經典,信與不信者,莫不知其名。因此,金剛經注疏,古今無慮數千百種,唯能得其精湛堪為學者指導研究者,殊不多得。江氏金剛經講義,就中雖多創見,就如通行之金剛經,兩分問答,皆作「云何應住」,居士乃依據古註及敦煌寫經,勘定前分作「應云何住」,後分作「云何應住」,兩問意義,絕不相同,而為之曰:

「前分應云何住,是問菩提心應云何安住。俾無馳散,為初發大心修行者說也。後分云何應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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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既應離一切相發心,則菩提心云何獨應住耶?若不住此法,又何謂之發心?若不應住而應降伏者,豈非不發心耶?然則云何降伏其心耶?是為已發大心修行者說也。」(見同上)

由此可知江氏於金剛妙義,發揮精透。唯其取材雖極豐富,稍嫌駁雜,使初學者無法抉擇,得其綱要。居士慧解過人,戒行謹嚴,精進修密,實為居士中僅有之學佛者。

註一:真達著:「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註二:倓虛著:「影塵回憶錄」,「諦閑法師年譜」

註三:褚柏思著之「佛門人物志」

註四:見蔣竹莊者:「諦閑大師碑銘」

註五:見「江味農居士傳」

註六:見同上

註七:見同上

第八節 羅迦陵與何東蓮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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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迦陵與何東蓮覺,兩位都是以在家婦女身分,興辦佛教教育培育緇素人才的人,這對衰微時期的佛教,實有承先啟後的作用,今簡介其的生平事蹟如下:

一、羅迦陵女士,乃英商哈同夫人。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上海遂成為東方最華榮的商埠,也是帝國主義,經濟、文化、政治侵略中國的中心。哈同便是隨著英國艦隧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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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商之一。哈同初到上海,並非大富翁,起初他以廉價購得上海市區大批土地,日後市區繁榮甚速,土地飛漲,遂成為上海大富翁。羅迦陵女士,據說初為其洗衣兼管家,繼而同居,終而結為夫婦。及至哈同年老,欲回英倫,羅迦陵女士便為哈同在中國財產唯一的繼承人。羅迦陵女士雖未受過高等教育,卻有為善不後人的美德,對於佛教尤具信心。又因康有為、章太炎、狄楚卿等人從旁勸導,遂發心興辦佛教事業,舉其要者,約有三點:

(一)洪揚以後,江南佛教文物經典,遭燬殆盡,清末楊仁山,江北鄭學川,雖先後成立刻經處,倡導刻經,但仍限於經費,未能十分普及。宣統二年,羅迦陵女士獨力負担經費,改用活字排版,以期普及,乃聘請金山宗仰上人主其事,依據日本弘教書院縮刷經版,參以徑山藏,能藏及單行本,重行排版、校勘、歷經四年,始完成八千四百十六卷。每部分裝四十函,定名頻伽藏。是龍藏以後我國第一部排印藏經,這不特對佛學研究携帶最為方便,即對佛教文化弘揚方面,亦是空前巨大的貢獻。

(二)凡為宗教,未有不受時代思想影響者。武昌起義後,佛教首先受新時代思想啟發。羅迦陵女士首先以在家信佛身分響應而起,就其住宅內──哈同花園──提倡僧教育,初分預正科,從民國元年起,迎請月霞法師講授大小經論。四年起為正科開始,命名為「華嚴大學」,招集緇眾六十名,專攻華嚴教義。因異教徒從中破壞,雖歷時未久,但以在家奉佛婦女,獨立提倡僧教育,這不特開中國佛教近代史上之新紀元,即對日後佛教教育上亦寓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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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羅迦陵女士,在上海英租界內擁有數萬畝花園──哈同花園──宗仰上人主其印藏時,曾就大彌陀經所說極樂世界的藍圖,經其擘劃,設計七重行樹,七重羅網,七寳蓮池,八功德水,使極樂世界依報莊嚴,重現吾人眼前,遂成上海唯一佛教勝地。就中並有禪堂、佛堂。凡南來北往的大德僧侶,募緣修廟至其園者,無不誠心供養招待,直至抗日戰爭為止,其所結的善緣,實無法統計。

二、何東蓮覺女士,是香港何東曉生爵士夫人。民國十八年,何東爵士與夫人同遊南京樓霞山寺,見該寺隋代舍利塔放光,遂獨捐資金二萬元,委請交通總長葉恭綽重修。自此,對於佛法深具信心。對於以佛法改善世道人心的事,無不全力以赴。蓮覺女士對佛法主要貢獻,約有三端:

(一)創辦東蓮覺苑。何東蓮覺女士認為香港雖是歐亞通商大埠,中西文化匯集之地,華洋雜居,基督教堂林列,唯缺少佛教道場,於是發心,捨宅創辦東蓮覺苑,招集青年子女,授以佛化教育,以此改善社會教育文化風氣,並請靄亭法師主其事。

(二)發行「人海燈」雜誌,普遍宣揚佛教文化。這不特開香港佛教弘揚的風氣,且為在家居士創辦佛化教育之先聲,對華南佛教弘揚頗多啟發作用。

(三)在青山及其他地區,創辦義校,教育貧苦民家子女,促使佛教普及民間。何東蓮覺女士,又喜愛遊覽,曾旅遊全國各地名山大川,著有「名山遊記」一書。參訪善知識,問道究學,實具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菩薩行誼。

由上觀之,羅迦陵與何東蓮覺女士,雖居南北不同處,但同以在家學佛婦女身分,提倡佛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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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歷時雖不長,但對衰弱已久之中國佛教,不啻注了一劑強心針,尤其於上海香港華洋雜居之社會,能保持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信仰,提倡佛化教育,改善民風促進社會道德,不使為西方宗教所同化,這不但開佛教之新紀錄,更足以為學佛婦女之模範。

以上所列十六節,正附雖僅三十餘人,亦可為民國以來學佛居士中顯著的代表,其餘尚有很多有益於佛教者,不能一一敘述。他們對於佛學研究,無論慧解或修持,所表現一種精進不懈的精神,以及興學演教,捨己利人的弘願,實無遜於緇眾!

我們深切的體驗到,要蔚成一個佛化社會的風氣,不僅要有多數知識份子不斷宣揚,更要有潛移默化的大德,不斷攝化。像上海、香港那樣繁華的社會,絕不是幾篇佛學文章宣傳,就能移轉得了邪惡的風氣。必要群策群力,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將軍身,不論為濟世,或為救貧,都要有捨身為群攝化的精神,始可收其輝煌的效果。民國以來,佛教在上海或香港,及其他通商大埠,其所以能獲得廣大社會群眾信仰,若狄楚卿、丁福保、高鶴年、以及梅光羲、唐大圓、歐陽竟無、蔣維喬、何東蓮覺、范古農等諸大居士潛移默化及精神的感召,實不可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