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維喬和黃懺華兩位，都是從政之暇潛究佛學的居士，也是在政界享有相當地位的學者。兩位對於佛教的研究，是以歷史與理論兼顧，都有一部「中國佛教史」著作問世；也是對中國佛教史學研究，用力最多的學者。

（一）蔣維喬，又名竹莊。江蘇武進人，生於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在清末同屬維新派，也是主張廟產興學拆廟毀像的份子。後來皈依諦閑法師，法名顯覺，頓改以往作風，從政餘暇，研究經教。民國七年，諦閑法師應邀至北京宣講圓覺經，即由蔣氏及黃少希從旁記錄講義以外之語，即為「親聞記」。民國十年，太虛大師於北京廣濟寺宣講法華經，蔣氏與夏仲膺、莊思緘、胡瑞霖、夏壽康、馬冀平等參加聽講。太虛大師並於南池子夏宅，別為蔣氏等開講因明學。因明為佛教論理學，最難理解的一門學問，此為蔣氏親近太虛大師伊始。日後諦老與太虛大師形成新舊對峙的局面，蔣氏始終保持超然的風度，不參與任何一方，其種因即在於此。蔣氏主持教育行政多年，其於江蘇教育廳長，及東南大學任內，首於東大開講「佛學入門」及「百法明門論」，遠近各校亦多有人來參加聽講，恒有百餘人，此為南方學府開講佛學的先聲。而與鄧克誠等在北京大學講授佛學，遙相策應，互為映輝，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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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成為當時一門新穎的學問。

蔣氏佛學著作中，要以「中國佛教史」最大傑作，民國二十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分上中下三冊。該書原係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民國十二年史一如居士譯成「中華佛教史」，為武昌佛學院教材，蔣氏易為「中國佛教史」。除第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七章，及第八章係新增加外，其餘與原著節目，完全相同，其中並未有若何增減，只修正錯字而已。當時上海佛慈藥廠廠長玉慧觀（韓國人），對蔣氏此作，獨持物議，認係抄襲人家的著作，殊為不雅，有失學者風度。但國人自此總算有了一部「中國佛教史」，不特有益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即對全體教友而言，在表面上亦寓有榮焉。

蔣氏其他佛學著作,則有「佛學綱要」一冊，「大乘廣五經論註」一卷，及「因是子靜坐法衛生實驗談」一冊。就中以「因是子靜坐法衛生實錄談」，傳誦極廣，受惠者亦不少。

蔣氏自幼多病，身體消瘦骨立，到十五六歲時候，病象更多，至二十八歲時，又患咳嗽的病，不久就吐血，經過三個月，病情日重，醫藥罔效，乃屏除一切藥物，獨自靜坐。每日靜坐數次，經過三個月，病患漸有起色。從此以後，靜坐功夫，從未間斷。四十三歲時，遂發心皈依諦閑法師，研究佛學，取止觀法門，改修天台止觀。到五十四歲時，又依持松阿闍黎修東密十八道，六十一歲時，又從諾那上師受開頂門。一九三七年，即六十五歲，又從聖露上師傳授密法。七十五歲，又從貢噶上師學大手印法。顯教中最流行的是淨土與禪宗。淨土宗許帶業往生。禪宗重在由定生慧，明心見性。藏密中的開頂法，就是帶業往生。大手印就是禪定，由此禪淨雙修，顯密兼備！

蔣氏早年因見日本流行「岡田式靜坐法」，乃著「因是子靜坐坐法」。靜坐方法，原為我國傳統養生之道，無論是道家，或宋明理學家，都有靜坐功夫，而與佛家禪定的意味相同。蔣氏後又採取佛家天台宗的止觀法，從原理、方法、經驗三方面，加以說明，撰成「靜坐法續編」問世。兩書不脛而馳，重版數十次，不僅蔣氏自身依此修持，獲益頗多，活到八十多歲；而社會群眾，依此修持受益者，亦復不少。

（二）黃懺華居士，廣東人，久居金陵。民國初年,即入歐陽竟無居士室，研究唯識學，頗有心得。他的胞弟黃樹因，即由他接引親近竟無居士，初學唯識，復學梵文、藏文，不幸早逝，詳於別章。黃氏民國十五年始結識太虛大師，民國十七年中國佛學會成立，黃氏與謝鑄陳，均當選為中國佛學會常務理事。民國二十年中國佛教會改組，黃氏又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自此保守派人士咸認黃氏為太虛大師系。其實，黃氏為歐陽竟無門人，純屬學者的態度，只是景仰太虛大師淵博的學識，期望中國佛教在太虛大師領導之下能有所改革振興，別無依傍任何派的企圖！

我們從黃氏著作中，就可知道他對佛學研究的範圍是屬多方面的。他的「唯識學輪廓」與「華嚴根本的教義」，寫於民國二十年。「三論家底中道論」及「有部宗底萬有解釋」、「密宗教義」，都寫於二十二年。次為「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網」、「佛教各宗大意」，屬於佛教史論著。他的「中國佛教史」，論其內容要比蔣著較為具分量。黃著不僅敘述佛教史實，並兼顧佛教各宗學術內容，民國二十六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佛教各宗大意」，係民國二十一年脫稿，二十三年出版，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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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太虛大師及戴季陶先生作序。黃氏另有「金剛頂菩提心論淺釋」，是屬於密教的經論，於民國二十二年寫成，央請戴季陶先生作序。而戴先生對黃著，除稱贊之後，並對密法興起的原因，作一番簡介，喚起國人對密法應有之認識。戴先生說：

由此可知密法於佛法中之地位矣，及今國中尚有不少執密法為第一義諦者，讀戴先生文，該有省悟矣！

高鶴年與胡子笏，兩位都是佛教行解精卓的實行家。他們認為佛學不在理論，也不在談玄說妙，必要能實行求證，才能獲得佛學真正利益。

一、高鶴年，江蘇興化人，其生卒年月不詳,僅知其操行第一，為佛教中居士。雖屬居士身份，但其操守，參訪善知識，猶如行頭陀行之高僧。其行腳遍天下，國內名山大川，無不涉足其間，實為徐霞客第二，著有「名勝遊記」。其敘述名山勝況極詳，實為研究山川脈絡輿地學上一大貢獻。以其一人之勁力，走遍天下名山勝地，其望於徐霞客，並無遜色。其於佛法解行，猶如善財童子。但其參訪善知識，都屬宗門大德，曾於金山、高旻，領受過棒喝，終南山住過茅蓬。故於向上一著，頗多體會。其與印光大師最為相契，今據他所述「印光大師苦行略記」，藉知其參訪善知識行脚之經過：

「光緒二十四年居士二次訪道普陀，道經三聖堂，訪真達上人於關房，宏筏房拜瀾濤和尚，及茅蓬高僧。法雨寺弔化聞長老，遂與印老會晤於化鼎丈室。光緒二十七年春，印老函金山詢余禪學如何？囑往一談，隨至普陀。印老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開示淨宗諸家法要。余好禪學，留談經五晝夜，示以方便有多門，歸原無二路。光緒二十九年春，余函告再朝五台，往終南結茅，印老約往一談；留意秦中佛法，囑提倡實行其道，不可空度光陰，並言及南方飯吃不來，欲回陝西云云。陝西終南山，幾為選佛場所。民國以來，宗門大德，若亦山、大定、虛雲、來果、冶開等無一不嘗於終南山結茅潛修，然後下山，說法普利人天。

光緒三十二年，余視察徐淮海水災，小住幾天念佛樓，印老約往普陀休息。宣統二三年，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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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函詢外方佛法如何？囑提倡淨土宗及因果報應。民國元二年，狄楚青居士發心辦「佛學叢報」，余至海上索印老文稿編入叢報。印老用常慚之名，印光二字，無人知也。民國三年春，余仍由五台返終南經冬。民四修僧尼二座普同塔，二處念佛堂，茅蓬數處，復在攝身台南天橋，購文殊台山場上下約二里許，欲造大覺精舍茅蓬，預備請印老返秦。

民國六年秋，津京大水為災，滬上狄楚青、王一亭、程雪樓諸居士，電囑下山救濟，又接印老及諦老函，謂救災即是普度眾生，亦是保護佛法，故此出山，將自了之念拋棄。時天寒地凍，大雪封山，冒險便道至津，勘災事畢，隨到滬上狄楚青、虞洽卿、王一亭、程雪樓、應季中、朱葆三，及盛府諸居士，合組佛教慈悲義賑會，推余往各處勸辦分會，負担總務及查放事。

民國七年夏，余賑畢返申，印老以初次出山，人地生疏，函約往揚州刻經，以經貲不敷，意在隨緣而不募緣，邀余相助。余隨至普陀，同師到滬。余擬到海潮寺，或玉佛寺掛單，印老堅不允。云你的熟人太多，人家要客氣辦齋，你我是苦人，何必苦中求樂，又要化費錢文，消耗光陰。於是再四思維，覓得最冷落之小廟，天台山方廣下院，二人住四日，共費伙食費二元。由余介紹會晤狄楚青、程雪樓、王一亭、陳子修、鄧心安諸居士，廣談孔孟諸家歷史，及淨土因果等事。……到揚州寓萬壽寺，開示於人，皆言信因果報應，老實念佛而已。余返興化劉莊掃墓，復回揚州。送印老返申，印老仍回普陀，余往終南。是時關中大亂，余由秦嶺，羊腸鳥道，經漢中復返泰山度歲。

民國八年，余湘賑畢，到滬，印老復邀往普陀商討印經之事。余介紹往南園，與簡氏弟兄諸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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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遂發心供養千餘元，正好填還刻經之貲。

民國九年，余由雲南雞足山歸，到滬，王一老云及法雨寺與羼提庵因修路諍訟不休，囑余往普陀解釋誤會，與法雨主人及印老談數晝夜。……民國十年春，余自粵羅浮杯山經冬，送香港青山陳春廷老居士赴寧波觀宗寺出家受戒，印老約余同到滬上。

民國十年，南京魏梅蓀老居士，創建慈幼院法雲寺放生池，約余與印老同往參觀。……民國十九年，為辦義賑到申，沈皇叔、關烱之居士，囑余往蘇州報恩寺，勸清禪師讓與印老弘法，清師默認。」（註二）

居士生平行願，都在利益一切眾生。因此，居士到處受人尊敬，在居士中為居士尊，在長者為長者尊，即在出家眾中，亦多受尊重，以居士雖未出家，而心卻早出家矣！

二、胡子笏，字瑞霖，法名妙觀，湖北荊州沙市人，清光緒二年（一八七六）出生於沙市商家，生活富裕，十七八歲尚不知素食為何滋味。早年留學日本，武昌起義，參加湖北教育界、政界，講究享受。曾任福建湖南省長等職，上任必以廚師自隨。及至民國八年，聽太虛大師說法後，即虔心皈依三寶，斷葷素食。始知往日所食之眾生肉，皆與自己同一靈知覺性，其好生惡死亦與自己相同。虎豹之所以不容於人者，以其食人故，則人食禽獸不啻為禽獸之虎豹耳。以言佛法同體大悲，現前一切眾生，無非為自己過去父母兄弟姊妹，如食其肉，不啻食自己過去父母兄弟姊妹之肉。自此不僅實行素食，並試行減食，日中一食。每聞佛法中人說：講經、參禪、行脚者，均不宜持午，獨胡氏行之無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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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四年，胡氏隨太虛大師等出席日本召開之東亞佛教大會，同行者有三人持午，皆因不便而開，獨胡氏始終不變，蓋為平日行之有素，已成習慣，其行解精卓，於此可知矣！

胡氏奉佛後，其於僧寶中，獨尊太虛大師。其對太虛大師弘法事業，無不竭力維護。民國十一年，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胡氏為發起創辦人之一，每年分担肆百元經費。

胡氏久居故都，因受蒙古喇嘛熏習，對密法興趣尤濃。民十四年，大勇先學東密，後至北京，接受白普仁教授，改學藏密。隨於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後改為留藏學法團。其經費來源，全由胡氏等支助，以及學法團二十餘人赴藏經費，及日常生活費用，均由胡氏等供給。日後法尊等學成回國，主持漢藏教理院，以及譯出宗喀巴大師之名著，對促進漢藏文化溝通，貢獻殊偉。胡氏功德應居第一。

胡氏於民國十九年聯合華北佛教信眾，成立「華北佛教居士林」，推廣華北佛教弘法事業，接引社會名流歸依佛宗。太虛大師歐美弘化歸來，胡氏首迎請太虛大師北上講學。這時常惺法師適主持柏林教理院。太虛大師至北平後，隨與常惺法師、台源和尚商議世界佛學院，先設籌備處於柏林寺，由胡子笏居士任籌備處主任，兼主財政，法舫任書記。自此，胡氏不獨為華北佛教策動者，並負責策劃世界佛教責任！

「九一八」事變，華北佛教弘化事業，雖遭受嚴重打擊，無法維持，唯胡氏對學佛的信心，並不因此稍懈。民國二十三年，因避寇擾亂，胡氏舉家遷入五台山，初見洞中喇嘛，詢其生活，則上午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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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米（用粟炒熟以水拌食之），下午食炒麵（用燕麥炒熟水拌食之）。若逢絕食，則或餐石，或餐花，或餐水，或吸氣，四法之中，餐石又較為便。石即寒水石，產於五台祕魔崖，用木炭煆後，以牛乳註淬之即成。（註三）

胡氏舉家奉行佛法，其子女均受過高等教育，亦都相繼皈依三寶，對於佛法研究，均有很大成就。入五台山，假廣濟茅蓬，胡氏本人即依喇嘛修餐石法，日餐石一杏核量，而漸加至三倍，經三七日，初覺飢，後不飢；初覺四肢無力，後有力焉。如此精進苦行，實為難能可貴，時年已五十八歲。並於餐石期中，作餐石日記，靜極而明，由定生慧，其信心思索之銳利深刻，尤過平日。按餐石法，屬於修學密乘中的一種方法，其法類似道家之辟榖，及印度苦行外道，故在漢土修學佛法者，很少修行此法。胡氏於國難期中，因避寇擾亂，入居五台山中，不得已試修此法，以防萬一斷糧，不致餓死。胡氏修行此法，竟能安然度過，並獲大利，佛法誠不可思議也。

范古農與吳璧華，兩位都是浙江省佛教的先進，也是弘揚淨土宗的人，兩位早於清末就開始研究佛學，對接引滬杭社會青年研究佛學，頗多貢獻。

一、范古農，號寄東，又號幻庵，筆名海屍道人，浙江嘉興人，生於清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早年從事教育，壯遊東瀛。宣統三年，於平湖報本寺聽華山法師講彌陀經，就對淨土法門發生信心，及研究大乘起信論，至修行信心分，始知念佛得生他方淨土，實如來為學佛眾生所說之最勝方便。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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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依諦閑法師受滿分戒，時預講席，悉通天台教義，遂發願赴滬杭蘇鍚等地，弘法講經，亦多以淨土十要，普賢行願品等為同學解釋。並在嘉興精嚴寺設立佛學會，備有清藏全部。弘一律師初出家後，經友人介紹至嘉興佛學會訪問范古農居士，留住該會閱藏。范氏每年春首暑假，必赴杭佛學會講經，亦必往訪弘一律師。

滬杭一帶，本為諦閑、圓瑛、印光、太虛四大師化區。在家學佛弟子，不是皈依印光，就是皈依太虛或圓瑛、諦閑法師者。民國以來，佛教新舊的分嶺，以諦閑、印光、太虛為當時中國佛教三大派。至民國二十年，以太虛、圓瑛為新舊派領袖。時中國佛教會改選，太虛大師一系，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滬杭一班名流居士不忍圓瑛一系失敗，於是從中製造是非，散發傳單，不唯破壞和合僧，更有失學佛的風度。唯有范古農居士，不特道德文章，早為佛教界所欽佩，即立身處世之風格，亦復為居士中所僅見。他雖皈依諦閑法師，但不屬諦閑法師一派。他對印光、圓瑛、太虛三大師，雖未舉行皈依儀式，但奉書必稱弟子。既未偏袒任何一方，態度超然，實居士中之模範。但對佛學研究，似乎較接近太虛大師。

范古農居士，雖在佛教裹有相當地位，但却很少參加教團組織，經常除到各處講學，或寫文章宣傳之外，很少作其他活動，平常生活也極簡樸。民國二十年當他五十歲時，許多學佛的教友欲替他做壽，都遭他拒絕，一切以切實修行佛法為勉。他對佛學最大的貢獻，則在担任上海佛學書局編輯期內，使佛學書局成為全國佛教文物供應及出版的中心。

民國十九年，上海熱心佛法的居士們，以有限公司的方法，發起以國幣壹拾元為一股，集資成立「上海佛學書局」有限公司。以李經緯、沈彬翰分任總副經理。民國二十年聘請范古農居士為總編輯。當時佛學書局，除發行佛學半月刊及編輯佛學各種小叢書廣泛宣傳之外，經范古農居士策劃整理佛教文獻，發揚佛法真義，頗具歷史價值的三大貢獻。

（一）編輯海潮音文庫。海潮音為當代佛教刊物的泰斗，民國九年發行，迄民國二十年，已整十年。其間崇論鴻文，或宣傳宗教，或貫通世學，綜其篇目，無慮萬端，欲讀原書，難窺全貌。因之，乃將歷年海潮音，一一辨其旨趣，分門別類，揭其綱目，總得四編三十四種，定名海潮音文庫，出版流通。不唯有關世道人心之淨化，而於佛法前途之宏揚，其關係尤為重大。茲將海潮音文庫目錄附後：

甲編　佛學通論（十二種）

一、科學，二、哲學，三、宗教，四、人生，五、國學，六、文化，七、進化論，八、社會學，九、道德學，十、教育學，十一、政治學，十二、論理學。

乙編　佛學本論（八種）

一、法相宗，二、法性宗，三、真言宗，四、淨土宗，五、律宗，六、禪宗，七、天台宗，八、賢首宗。

丙編　佛學足論（九種）

一、經釋，二、論釋，三、在家學佛法，四、佛學歷史，五、佛教傳記，六、討論集，七、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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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八、論文集，九、整理僧伽制度。

丁編　佛學餘論（五種）

一、文選，二、詩選，三、尺牘，四、筆記，五、小說。

（二）編輯佛學百科叢書。先是太虛大師，鑒於近代國人，往往見西人從梵文或巴利文研究佛學，便輕視漢文所傳經藏。殊不知梵文佛書，已屬殘缺不全，巴利文僅屬小乘，藏文異譯互有出入。而漢文之佛藏，實為中印古德傳譯之精華所在，今欲研究佛學者，必於漢文所傳經論周覽無餘，然後依梵藏巴利文等書為參證，始克有濟。否則僅拾西人或日人牙慧，輕視漢譯，殊為不倫。今為矯正此種風氣，提倡研究漢文佛藏之必要。

依大藏佛典為原料，從各種科學之立場，分門別類以為采集之研究，更憑其研究之所得，而組成各科科學，乃可提供現代思想中各科學學者之參考。又使從事各科科學研究者皆得分途進入於佛學，於是佛學乃得成為科學之哲學，佛教乃得成為科學之宗教，以綜合現代之思想而建立現代人類之新信仰。

然茲事體大，必須由多數學者，於各科科學有專門研究，及同時於佛學有精博研究者分途從事方可。乃公布其所擬各學科（佛學與數學，佛學與理化學，佛學與生物學，佛學與心理學，佛學與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律學、宗教學、科學、哲學等），及研究編輯之方法，請國內各科學專門學者，向佛藏分別研究編輯，以出版之事託諸佛學書局，這是該局發行百科叢書之由來！

太虛大師徵文公布後，即有嘉興周克明學士慨任經濟學與佛學，並請范古農居士作序。范氏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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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於經濟學研究有素，頗有心得，又於佛學經典，亦嘗博覽深思。乃運用其佛學之眼光，觀察各宗經濟學說，發見經濟學與佛學有相通之消息，遂根據經論佛理與經濟學各學說相比較，或例舉佛學之改善經濟者，或揭出經濟學之須以佛學糾正者。而其評衡經濟學各宗學說之與佛學遠近向背之處，發揮盡效。」（註四）

太虛大師特函請范古農居士担任佛學百科叢書任務（見居士林林刊第二十五期致范古農李經緯居士書）。日人友松圓諦曾著「佛教與經濟學」一書。嗣後，未再發見有應徵者，於此應為佛教無人材之歎！

（三）發行宋版藏經。民國十九年，朱子橋居士於陝西放賑時，於西安臥龍、開元兩寺，發見宋版磧砂藏經，經由陝西省圖書館保存，後經範成法師調查，每版五面，每面六行，每行十七字，實為國內古版一切經之最完善者。自宋理宗紹定四年（一二三二）起至元武宗至大二年（一三○九），迄今已六百餘年，不唯為佛教文獻之瓌寶，即在世界文化史上亦罕有其匹者。於是組成影印宋版藏經會，負責辦理，其發行之事，委託佛學書局，經三年完成五百部印行。而負實際策劃影印發行工作者，皆為范古農居士主其事。

民國二十四年，范古農居士担任「佛教日報」主筆，此為佛教第一份日報，專以宣揚佛法而發，其於佛法弘揚前途影響如何，不難預測也。二十七年，滬上省心蓮社主講江味農居士西逝後，請他主講淨土三經一論。三十五年冬，出其歷年文稿，輯成「幻庵文集」，及古農佛學問答，梓行於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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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編行佛教日報,及居士林林刊。三十六年，佛教青年組法相學社，聘為主講。四十年春被選為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長，因其承乏無人，曾將其住室及房產施作念佛堂。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年）三月初五日，安詳而逝，時年七十有一（見覺有情十二、五期）。

二、吳璧華，浙江溫州人，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明治三十五六年），畢業回國，曾任過軍職，也當過國會議員。民國初年間在政界頗有名氣，後來對時勢稍有覺悟，遂辭職不幹，皈依杭州松木場智慧老法師，專修淨業。因為智慧老法師是專宏淨土，主張老實念佛的人，在淨土宗也算是數一數二的尊宿，只是這位老人不善宣傳，外界很少知其名。吳氏因受這位老法師的影響，最為深刻。他皈依後，回到家鄉，不管俗事，專為佛教盡力，白天集合兒童，辦小學堂，晚間與一般同志研究佛典。他生來就有雄辯的天才，加上信仰的熱忱。他的演說，誰也不能比得上，到處都佩服他的演說，因此，名聲很大。他有一年竟演說二百多次。有一次溫州某中學程度的學堂請他演說，他也答應了，那一天全校學生數百人教職員數十人都齊集講堂迎接他。他身體很瘦，但是他氣品卻很高，慢慢的站在演講台上說：「各位，招我來講演，在我未講之前，要先要求各位一件事情，這件事我先做，各位都要做起來，」於是大家都望著他的樣子。他更莊重嚴肅的接著說：「要求的事就是念佛，我先念，各位都隨著念，心若不靜，佛教的話是萬不能明白的。」他立刻就合掌閉目高聲念佛數聲。滿堂的少年學生不必說，就是教職員都一齊高聲念佛。那時滿屋都充滿嚴肅的氣氛，他總算以一場雄辯，將聽講眾人的心都擒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高尚人格。溫州的青年學生，都因他感化而信佛了。

他出生世家，原來是一位紳士，但是他的住屋，並不華麗。一進他的家內，就覺得他是一個生平甘於清貧的人。書房壁上掛著梁啟超寫的字條，是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三昧章。書桌案上堆著很多的佛典，日本文的佛書也有三四部。裏面是一間佛堂，供著彌陀觀音勢至三聖的聖像，香花供養。不問而知他是一個念佛的信徒了。他有次對客說：「敝國的僧徒，只知道在廟裹修行，從來不知道向世間宣傳佛法，這是很不好的，現在人心腐敗墮落到了極頂了。若果隨他去罷，必定有亡國的慘禍，要救國先救人心，除了佛教以外沒有別的法子。鄙人所以決定將自己一身獻與佛教，專做宏法的事，並沒有別的意思。」（註五）

這是民國十一年吳居士邀請唐大圓居士到溫州宣揚淨土法門，唐居士在溫州所得的印象記。

由此看來，吳居士真是一位菩薩分位的人物。因此，地方政府，以及士紳對他都特別尊重。他對家庭事務完全不管，唯對於佛教特別熱心，也只限於護法而已，絕不過問寺務的事件。

李圓淨與聶雲台，兩位都是久居上海熱心佛法的大居士；他二人對佛法的研究，不以談深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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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事，專以弘揚淨土，腳踏實地，老實念佛修持為本。要以護法而論，他二人顯不及王一亭、關烱之、程雪樓等。要以寫作弘法而言，似又不及丁福保、范古農等。但社會商界因受他二人潛移默化的影響，皈依佛宗者，實不在少數。

一、李榮祥，法名圓淨，浙江人，其出生年月不詳。久居上海經商，曾患肺病，自皈依諦閑法師，專修淨土法門，其病患，逐漸痊癒，於是信心倍增。其對大乘經典，以及梵網戒本，無不潛心研究。他於觀世音菩薩，尤為虔誠信仰。其於佛法著作計有：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佛法導論」、「梵網經菩薩戒本註解」、「大方廣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

李氏雖篤信淨土，但對佛法的瞭解，極為廣泛。他在「佛法導論」一書，開宗明義就說：「一談到佛教，就見到近代史上，有一椿重大的事實擺在面前，是值得全人類注目的。這件重大的事實，就是佛教關涉世界的文字有三十餘種，由佛教直接創成，或間接影響成的民族文化，亦數十種。這是世界的公論。不是一二人所能妄造的。」這些話，不特顯出他對於佛法深刻的瞭解，並具有廣泛的世界歷史文化知識。所以「佛法導論」，頗受社會知識份子歡迎，流傳極廣，其收效也極大。

二、聶雲台，號共杰，法名慧傑，別號息懺，湖南衡山人，係清季曾文正公外孫。清末提倡科學，自譯赫氏無線電學，創辦恒豐紗廠，與張季直發展紡織事業。先與妻同受基督教洗禮，歷任基督教青年司庫長等職。初於佛法無甚信心，宣統元年，因與伍廷芳博士同舟赴普陀，伍博士言及素食養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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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此即不食肉類。民國六年，因妻病故，深感人世無常，遂廣覽佛書，潛心三藏。民國十三年，又因經商失敗，皈依如幻大師。閉門思過，因朝禮印光大師，虔受五戒，屢欲出家，因母老而止。每日讀金剛經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民國十五年又加讀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並供奉觀世音及地藏菩薩聖像，每日誦經，必聞奇香入鼻。自此對觀音地藏二大士信仰尤篤。南北各地水旱災苦，以湖南為最，即以己之積蓄及妻遺產首飾等全部捐助賑災。而自奉儉約，發願午餐糙米飯，早晚曲粥。他的佛學者作，多以佛教因果感應事跡與輪迴之事，啟迪世人。其所編觀音經咒靈感彙編，及許止淨所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四卷，流通極廣，收效也極大。觀世音靈感事跡，昭彰史籍記載，無累數千萬則。誠如他自己說，近時物質科學發明，凡不能目覩耳聞之物，皆斥為虛偽。佛教因果感應之說，輪迴之事，繩以科學，宜其不通。然理論圓融，事蹟可按，科學家除武斷謂其必無外，不能為有力之反證也。

他於民國三十一年，寫了一部「保富法」，分上中下三編。雖屬小冊子，亦復是有感而作。其取材，則以上海豪富，湘皖貴顯，五十年間，多以凋落，唯曾文正、左文襄、彭剛直、李勇毅諸公，則以積財少而垂裕後昆。說明「以身發財」與「以財發身」者，顯然正別。中編以易經天地陰陽之道，與佛法因果循環之理，互相配合，以奕棋為喻。謂范文正、耶律文正、曾文正、林文忠，都以肯吃虧而輸，但結果反全盤大贏，這說明因果循環，絲毫不差的道理。換句話說：眼前吃虧的，並非真吃虧，反之，投機取巧的，未是真取巧。下編，則述其七世祖樂山醫藥濟人之報，樂山公七子成名，子孫曾玄奕葉科第，且亦相繼為善。可謂積善行仁，最為希有之例證。其現身說法；他認為「發財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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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財最難。我在上海五十餘年，看見發財的人很多。發財後，有不到五年十年就敗的，有二三十年即敗的，有四五十年敗完的。我記得與先父往來的，多數闊人，或官或商，都是煊赫一時的。現在已多數凋零，家事沒落。有的是子孫揮霍一空，嫖賭不務正業，有的是連子孫都無影無蹤了。屈指計數，四五十年前的闊人，現在家務未全敗的，子孫能讀書，務正業，上進的，大約百家之中，實難得一二家。」（註六）

大陸變色後，聶氏不忍佛法殷滅。三十九年，乃編「地藏菩薩靈感近聞錄」，不畏權威，率直與當道者申辯佛法，唯心與唯物思想。佛法以看輕小我，普利人群，兼及眾生為宗旨。展開千數年歷史，佛教知名之士，或在政界，或在社會，確能積極造福群眾。溯其原因，均由深信佛法畏因畏果，乃明瞭個人與群眾相互之關係。難道現在不重視此等思想訓練嗎？佛法確不重視物質，它主張要著壞色衣，補綻衣，主張吃素食，不許吃葷鮮美味。又止許少食，午後不食一切物。此有幾層意識，著壞色補綻衣，免起驕傲及慾望心，少食、素食，戒貪心、欲心，衣食以免飢寒為度，免侵佔了他人的份，各個人省衣節食少享用物質，方能使大人群物質不感缺少，這不是社會主義的宗旨嗎？（註七）其悲心救世之弘願，於此可見矣。

聶氏活到八十五歲，亦即四十二年十二月初，略患感冒，才與世長辭！

李聶二氏，其於佛法力主躬行，不在言論宣揚。滬上上流社會受其感化者很多，凡有關興隆佛法及利益人群慈善事業，無不邀其參加。其受人尊重，於此益見！

許止淨，名業笏，江西彭澤人，清光緒甲辰翰林。民國二年歸心學佛，專心淨土，因閱印光法師文鈔，即函皈依印光大師。民國二十五年，再求印老親授菩薩戒。自此逢佛必禮，見僧必拜。通身放下，恪守在家弟子身分，不存絲毫驕慢心。且有常課，精進修持。印老因其文筆超然，遂請其編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四卷，引證各大乘經典有關菩薩往刼本迹之事，及歷代名人筆記所載觀世音靈感事蹟，無不盡錄。其於啟發社會民眾信仰，尤其廣大。並請印光大師鑑定作序，流通極廣。今日國內有關觀世音菩薩靈感事跡，無出其右者，民國二十七年避難盧山牯嶺黃龍寺，忽焉有病，九月初三日，夢見佛來，徧身瓔珞，相好光明，遂安詳而逝，時壽六十。（見印光大師文鈔續編二七六頁）

周叔迦與高觀如，兩位都是大學教授，對於佛學都有深刻研究，並有佛學著作問世，直接向社會青年灌輸佛學知識，鼓勵社會青年研究佛學。

一、周叔迦居士，係北方人，久居北平，先在同濟工科讀書，畢業後曾自辦工業，對於佛法不甚瞭解，而天資又不高。後遇密宗傳法某大師，受持密咒，於是智慧大開，對各種經典豁然貫通，並感佛現像，自己與在旁的人一同看見。他的尊翁緝之先生，初也不信佛，從此也就長齋念佛了。

周氏後依三時學會韓清淨居士，研究唯識學，其於唯識學頗有心得。民國二十二年，先於北京大學講授唯識哲學，編成「唯識研究」，約五萬餘言。除闡述百法明門論及成唯識論大意，旁通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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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賢首、禪、淨、密、律諸宗，是一由淺入深,人人可讀，殆為唯識入門的好書，亦為對新知識青年宣揚佛法的佳篇。周氏為啟迪社會青年對佛學暸解，特請王小徐先生作序。王先生用科學方法，及佛家的辯證法、因明的論理，對該書內容作比較分析的說明，使該書身價增加不少。王先生更強調唯識哲學與新知識不謀而合的地方很多，并舉出佛教哲學、天文學、和生理學，作為佛學適合新知識的說明。遂成為畫龍點睛的一篇名序！

我們試看王先生所舉的三門學說：

（一）佛教的哲學，便是徹底的的辯證法，非但和黑格爾哲學不謀而合，卻比黑格爾哲學更為徹底。例如佛教的「真如」，就是斯賓挪莎（Spinoza）的「實體」（Substantia），康德（Kant）的「物如」（Dingansich），謝林（Schelling）的「絕對」,黑格爾的「理性」。這些說法，都是指萬有的本體，是絕對，是理智，是真理而言。但哲學家對這個，不過是推測，佛教入「見道位」（請參看該書第十七章）卻是親證真如。因之，佛教哲學大旨，雖和西洋哲學相彷彿，而精密却遠勝於西洋哲學。

（二）佛教的天文學，佛教說我們所居之地，叫做「四天下」，四天下之中有「須彌山」。須彌山四面有東西南北四大洲，最外有「鐵圍山」，日月眾星繞行須彌山腰。日光被須彌山遮成夜，日在須彌山南，北洲夜半，東洲日沒，南洲日中，西洲日出。日在他處類推。……如此我們倘使把須彌山當地球，須彌山頂當北極，須彌山腰當赤道，鐵圍山當南極講，則佛教天文學，就和新知識一般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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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佛經又說，大地依水輪，水依風輪，風依空輪。倘使把我們住的一點算地的上面，經過地心到地球對面的一點算地的下面，如此地球就好像安放在對面的海水上面，海水又安放在對面的空氣層上面，空氣層安放在真空中。水輪風輪可以當水球空氣球講。由於眾生共業所感──所以前說日月繞須彌山與水依風輪，都不流散下墜，這與科學家所說地心吸力完全一樣，也與新知識相符合。

（三）佛教生理學，佛教生理學乃綜合物質和精神兩大原則，而與生理學不謀而合的地方很多。自然科學所研究的質和能，佛教稱為「色法」，（請參閱該書第二章）這個宇宙式自然界，佛教稱為「器界」。我們的身體，佛教稱為「根身」。器界和根身，都是「阿賴耶識」的相分。「根」就是感官，「眼根」，就是眼睛，「耳根」，就是耳朶，其餘類推。同時，佛教根還有分二種：一種叫做「扶塵根」，是不能發識，就是不能生感覺。一種叫做「淨色根」，是能生識，在生理上稱為感覺神經，佛教稱為「淨色根」。（註八）

佛教說八個識生的時候，都有四分。現在所講「前五識」的相分，前五識（即五種感覺）生時，依五「淨色根」，（即五種感覺神經），經阿賴耶識相分器界（即自然現象）為本質，即「疏所緣緣，」變起「影像」為五識相分，即「親所緣緣」（參看該書第十一章末節）。

以上所舉，都是從佛教經典上摘下來的重要證據。乃與新知識不謀而合，毫無牽強附會之處。由於王先生的序，使我們知道佛家唯識學，不特與現代科學、哲學、天文學，對宇宙萬有所詮之理體不謀而合，並成為新知識中最熱門的學科，實為科學中最精湛的科學。

周氏在華北，不僅為華北佛教主要學者，也是維護華北佛教的功臣。「九一八」以及大陸淪陷以後，整個華北佛教，都賴周氏維持其殘破生命。

二、高觀如，其生平事跡不詳。觀其著作，始知其對佛學用心最多者。他所編著「佛學講義」，是一部有系統著作，其內容教義與歷史兼備，實為初級佛學院最好的教材，並為治佛史的珍貴資料。

該書內容共分八章：

（一）佛傳，（二）佛教弘傳史，（三）佛教概述，（四）小乘佛教概述，（五）大乘佛教概述。（六）出家學佛與在家學佛，（七）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八）佛書答問。

該書最大的特色，就是作有系統扼要的敘述佛教史傳，或教義的內容，並引證有關各種參考圖書，實為初級佛學院最好的教材。一個青年僧伽，果能受完這本講義，對於各宗教義必有系統的認識，即對各宗弘傳歷史，亦有深刻的瞭解。尤以對中國佛教文學與美術所應具備的知識，更為豐富。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後，不特使中國文學思想有了很大進步。佛教未傳入以前，中國民間小說思想，諸如封神榜一類，僅屬一國一域的境界，充其量為太上老君、王母娘娘一類的神話。佛教傳入後，竟使中國文學思想領域擴大，談天何止三十三天，說世界又何止三千大千世界，一切都是無量無邊，一切都是不可說，因此，才有孫悟空大鬧天空的西遊記偉大結構思想產生。

談到佛教美術，（請參閱該書第八章）更是輝煌偉觀。試以山西大同、洛陽龍門，以及南北響堂山各處佛窟彫像，其偉大莊嚴氣魄，不特啟發中國民知美術觀念，而使中國文化思想內涵，更為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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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擴大，使中國人生觀、宇宙觀、本體觀開一境界。並且對中國佛教美術史，從兩晉，歷經南北朝、隋唐，直至元代以後之佛教美術，作了一個有系統的說明，實為研究中國佛教美術史最珍貴的參考書。

最後一章佛書問答，其涉及之廣，幾乎把所有佛教經論，以及歷代大德著作，包括殆盡。從大藏經、語錄，乃至一經一論，其內容品章卷數，及異譯種類，都有詳細說明。蓋為研究佛教語錄最佳之參考書！（註九）

同時，該書唯一的特點，就是對初研究佛學的人，提供了參考書的指導。諸如要研究佛傳，他告訴你必備十五種參考書；要研究印度佛教史，必備二十一種參考書；要研究中國佛教史，必備三十四種參考書；要研究佛教地方山志，必備二十七種參考書；以及研究各宗，都列入詳細參考書數目，由此可知該書，實為研究佛教史學提供了有系統的參考書。高居士另一名著，即「入佛指南」，是以敘述「佛學綱要」為主，以歷史、教典、教判、教理、行證、果地為經，以佛教一般，及大小乘各家為緯，一一印證於佛教法印，而融通之，入於正確。實為研究佛教各宗比較者之良書。

註一：見「戴季陶先生文集」

註二：見「印光大師永思集」

註三：見見海刊十五、十三─胡著「餐石日記」

註四：見見海刊十二、十二期

註五：見海刊五 、一期

註六：見「保富法」

註七：見「地藏菩薩靈感近聞錄」

註八：見周著「唯認學研究」

註九：見高著「佛學講義」

夏丐尊與豐子愷，兩位都是因受弘一法師感化而傾向佛教的；一個是文學家，一個是藝術家。在他們許多著作中都能表達佛教意識，對於社會青年的吸引力，比較寫專門佛學論文來得大。豐子愷先生的漫畫，專以古人詞句為題材，以平常人的生活為對象，近於樸素寫實主義。佛家慈悲的觀念，在他幾筆漫畫中完全顯露出來，使青年們、兒童們樂於接受這種巧妙的宣傳。

一、夏丐尊，名鑄，一字勉旃，浙江上虞白馬湖人。生於民國前二十六年（一八八五），卒於民國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一九四六），壽六十二歲。

他十六歲考取秀才，十七歲進上海中西書院，十八歲進紹興府學堂，後留學日本。歷任浙江第一師範、上虞春暉中學等校教員及曁南大學教授，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著有平屋雜文、文章作法等，並譯有「芥川龍文集」、「愛的教育」、「及南傳佛教經論」等。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他於浙江兩級師範任內，與弘一法師（時未出家，名李叔同）、姜丹書、單不厂等同事。自此遂與弘一法師同校，共事七年，訂交前後垂三十年。民國七年，當弘一法師離校前，將一生所積之藝術品、金錢、衣物全部分散。金錶、詩詞、書法卷軸、貴重紀念物全部留給他。音樂、繪畫、戲劇、出家前所積的照片，分別留給豐子愷、劉質平。因此，他與弘一法師，情同手足，肝胆相照，危難相扶。自弘一法師出家後，他不再譭謗佛教，而虛心研究佛法。他在弘一法師生活中，是一個最重要的護法者，他曾與豐子愷集資為弘一法師在他的家鄉（白馬湖），建築「晚晴山房」，供其終身修養。他對弘一法師敬愛固深，而受弘一法師影響也最深。弘一法師每與他通信，無時不以接引他入佛、學佛、精進為心願。而他始終未放棄要求弘一法師回到白馬湖「晚晴山房」終老的念頭。這在雙方函件中，屢次談到，只因受戰爭的影響，未能實現。要瞭解他與弘一法師友誼，只有於雙方函件中可以充份明白。在「晚晴山房書簡」中（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共收錄三百七十四通函件，「致丐尊函」，就佔九十五通。他與弘一法師之間義薄雲天的真摯友誼，完全顯露出來了，這裏因限於篇幅不能引證雙方的函件，請讀者參閱「晚晴山房書簡」（註一）。

弘一大師自己也說過：「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註二）他又怎樣促成弘一大師出家的呢？

「有一次，我從日本雜誌上見到一篇有關斷食的文章，說斷食是身心『更新』的修養方法。自古宗教上的偉人，如釋迦，如耶蘇，都曾斷過食，斷食能使人除舊換新，改去惡相，生出偉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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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三）。於是便與弘一法師相約有機會時最好斷食來試試。這本是無意中說的話，那知弘一法師，就在那年舊曆年假期間，就悄悄的跑到杭州郊外虎跑寺過了三個星期斷食的生活，並看見一位同在該寺靜養的彭先生剃度出家。弘一法師目擊當時的情況，大受感動，就拜老和尚悟法師為皈依師，演音的名，弘一的號，就是那時取定的，假期滿後，仍回到學校裏來。

自此以後，弘一大師就素食念佛，這時尚未打算出家，認為出家有種種困難，只想以居士資格修行，在虎跑寺寄住，暑假滿未再任教師職務，因此，使我（丐尊）感到十分難過，平素所敬愛的好友，竟將棄我遁入空門，他雖常以佛法好語來安慰我，但我仍熬不住心頭上苦悶。有一次，逼得我無法忍受說了這麼幾名狂言：

『這樣做居士究竟不徹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那知，我這句話，竟促動他（弘一）真正出了家，就在當年暑假後，他就跑到虎跑寺剃去短髮，著起海青，現了僧像。當我看到他這樣裝飾，使我大吃一驚。於是我問他：

『不是說暫時做居士，在這裏居住修行，不出家的嗎？』他說：『這也是你的意思，你說索性做了和尚……』

使得我無話可說，心中真是萬分難受。當時如不是我說出狂言激動他，也許他不會出家，以及他受到種種困難，這就是佛法所說的因緣吧！」

弘一大師因受丐尊激動而出家，這不僅弘一大師本人說：「此恩永不能忘」，就是我們佛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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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人人都不能忘，因為弘一大師的出家，不同平凡人的出家。因他出家，多少人受他的感化，而學佛，而戒殺，改邪歸正，成就了多少人的慧命，這對佛教、社會、眾生，都有莫大的利益！

他與弘一大師訂交，垂三十年，在友誼中為最厚者。在白馬湖時，有一次，他曾和弘一大師戲談，問他說：「萬一你有不諱，臨終咧，入龕咧，荼毗咧，我全是外行，怎麼辦？」他笑說：「我已寫好一封遺書在這裏，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裏打電報叫你回來，你看了遺書，一切照辦就是了。」（註四）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四（陽曆十月十三日）下午八時，右脇而臥，安詳圓寂，遺囑由妙蓮法師執行，在圓寂前，師分函上海夏丐尊、劉質平，向他們告別。

大師與他的「友情」，是何等深厚呢？師在遷化前，就擬好遺書，可謂預知時至。唯最後「九初四」三字用紅筆寫，似乎不是他親筆，是另外一個人填上去的！也算是他履行了生前的諾言！

此外，他直接担任弘法的工作，就是於抗戰期間，上海少數熱心佛法的居士，發起編印「普慧大藏經」，擬翻譯日文版南傳大藏經，由他担任翻譯工作，先後翻出小乘經論二十餘種，印出問世。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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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抗戰勝利,譯經工作停止。這也是中國佛教近代史上一大盛事，亦復是他對佛教事業中一番貢獻。

二、豐仁，字子愷，浙江省崇德縣人（即石門），生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九月二十六日，係弘一大師任杭州第一師範時學生，從弘一大師習繪畫，極受弘一大師器重。民國七年，弘一大師出家時，將積存繪畫，都留贈給他。他與夏丐尊同受弘一大師影響最深，也是弘一大師最大的護法。曾與夏丐尊集資為弘一大師於白馬湖建築「晚晴山房」，供其終老，日後因受戰爭的阻擾，終未能實現。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九月二十日，這一天，適逢弘一大師四十九歲，六天後，又是豐子愷先生三十一歲生日，這時弘一大師恰巧住在江灣豐家，弘公便在豐家渡過極簡單生日。弘一法師由溫州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要和豐子愷研究「護生畫集」的設計工作。因為這些畫，都是弘一大師授意他畫的，畫上的字，是弘一大師書寫，由李圓淨居士選定題材，便成為僧俗集體創作，就在這一年冬天出版。

弘一法師與豐子愷研究「護生畫集」，便在豐家住了兩個月，而豐子愷先生朝夕因受弘一法師慈光薰沐，便要求弘一法師傳授三皈依，做一個正式的佛弟子。弘一法師當然欣喜允許，就是子愷三十一歲生日那天（九月二十六日），就在江灣豐家舉行三皈依儀式，法名「嬰行」。三皈依畢，向子愷說：「子愷，從今天起，你正式皈依佛門下，望你以已有的成就，護持佛法，並以已具的深願，行持佛法，以所有的知識，宏揚佛法……」

「是的，師父！」子愷答道。

「──在佛法上，有下列數事，要居士謹記！」弘公以深沉而嚴肅的態度說：

這是弘一大師對他在家弟子豐子愷居士的一番開示。這一番沉重的開示，具備了無限的慈悲、友愛、誠摯、真理、生命、警惕……。豐子愷先生經過一番開示後，在情感上，既感激又興奮，以及混身的熱血沸腾，心靈顫慄。弘一大師，以前是他的老師，現在又是他的師父，使他的情感成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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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層關係！

十餘年後，那就是民國二十八年，又逢弘一大師六十壽辰時，這時弘一大師遠在閩南，子愷有一封信給大師道：「今為師六十壽辰，弟子敬繪『續護生繪畫集』一冊六十幅，聊供祝壽微忱……回憶十餘年前，至江灣寓所，得侍左右，欣逢師壽辰，後六日為弟子生辰，於樓下披霞娜傍，皈依佛法，多蒙開示，情景憬然在目，而今天涯海角，欲禮座而未能！弟子豐婴行頂禮，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二十日。」（註七）

民國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弘一大師圓寂後，在骨灰中，揀出各色舍利子一千八百枚，舍利六百塊，子愷先生乃於杭州虎跑寺建靈骨塔，用為紀念。

子愷係弘一大師入室弟子，丐尊與弘一大師，由同事而訂交。一個是「師情」，一個是「友情」。但二人同受弘一大師感化也最深，成為社會文壇上最關心佛教的人物，也是最受佛教界尊重的知識份子。豐子愷先生有關弘揚佛法的文章，雖不太多，但在他筆下繪出護生漫畫，卻把佛教慈悲主義，愛護一切動物的精神，具體的表現出來。其所收效果，遠超過十萬、二十萬，乃至百萬佛學論文的效力，尤其給兒童們印象特別的深刻。藝術家的筆下揮出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

弘一大師雖屬中年出家，因其早年於藝術上卓越的成就，在文壇藝術上早享盛名，而出家後，個人精進的修持，又獲得文壇藝術界人士一致擁戴：若夏丐尊、豐子愷、葉紹鈞、曹聚仁、胡樸安等，成為一代高僧。俗說：「荷花雖好，尚須綠葉扶持」，弘一律師的成功，絕非偶然的！

註一：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晚晴山房書簡」，台灣有翻印

註二：見「弘一大師永思錄」。夏丐尊著：「弘一大師的出家」

註三：見同上

註四：夏丐尊著：「弘一大師遺書」

註五：見同上

註六：見陳慧劍著：「弘一大師傳」三○六頁

註七：見同上

徐蔚如與江味農，都是親近諦閑法師的兩位居士，對於佛教文獻整理，都有一番貢獻，並有佛學著作問世。

一、徐文霨，字蔚如，皈依諦閑法師，法名願瑞。其籍貫不詳，只知他於民國二十六年逝世。他的弘法事業，多在北方，或許為北方人。但對南方大德、若印光、諦閑，極為敬仰。民國元年，上海狄楚卿居士發行「佛學叢報」，徐氏即請印光法師，將他對弟子開示文稿交「佛學叢報」發表、署名常慚愧人。民國七年徐氏又集印老文稿，題「印光法師文鈔」刊行，印老之名，由此大著、歸心念佛者日多（註一）。民國六年冬，都人發起講經會，公推徐氏主持，次年（七年）徐氏南下至觀宗寺、迎請諦老北上，宣講圓覺經、蔣維喬、黃幼希諸弟子，從旁記錄，講義之外，多所發揮、即成「親聞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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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三月而畢。是年秋講經圓滿將南返、葉譽虎、蒯若木為師餞行，各捐助一千元大洋，請師開設學社。民國八年成立觀宗學社，教育僧材，由斯人才蔚起，成為近代佛教史上之一流。（註二）

洪楊之厄，江南佛教文物，遭燬殆盡。楊仁山居士首於光緒二十三年成立「金陵刻經處」，專事刻經，徐氏亦於清末故都成立北京刻經處，天津刻經處。歷經數十年，校刻經典近二千卷。清末於日本請得四分律隨機羯磨三大部，經徐氏刻版流通，唯略其科文，致使初學者無法卒讀。且未經校刊，內多錯誤，後經弘一大師校正，始成完本。徐氏所刻經典，最為精湛者，當以「華嚴搜玄記」、「華嚴探玄記」、「華嚴綱要」部帙最大，都經其刻成鉅部。故對華嚴教學之貢獻，可謂極大矣！其經歷始末，略敘如次：

（一）「華嚴探玄記」，民國七年，開始刻版、歷經八年，至民國十五年完成。其經費來源、徐氏自認外，則由趙周惠芳女士，施金三千元，竟其全功。

（二）「華嚴搜玄記」，民國十三年秋開刻，越五年完竣，曹汝霖為功德主。

（三）「華嚴綱要」，民國十年，由北京刻經處刻成。

（四）「華嚴經疏科文表解」，清涼國師造華嚴疏六十卷，隨疏義演鈔九十卷，科文十卷。唯科文自元明以來，僅存首卷，即懸談之科判。徐氏得自日本，並與李圓淨、黃幼希等三人通力合作整理校訂，至民國二十七年始完成出版。

（五）民國八年，徐氏曾與印老合訂貞元譯本華嚴經之校刊記，由楊州磚橋刻經處，依之而修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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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編「起信論科會」，「行願品疏節錄」等。

以上所舉，皆為徐氏畢生致力於刻經事業。徐氏對華嚴著疏之整理，仍未滿願者，尚有二事，一、重刻「華嚴疏鈔」，二、編印「大藏經提要」，但此二事後來如何？

（一）「華嚴疏鈔」，徐氏生前曾編疏校刊記，已完成二十卷，後以頁數幾同原書，故輟而不為。轉而搜集各種版本疏鈔，曾對讀一遍，其對疏鈔整理，用力最多。徐氏歿後、民國二十八年，上海蔣維喬、李圓淨、黃妙悟（幼希）等，發起「華嚴疏鈔編印會」、公推華嚴座主應慈法師為理事長，歷經五年，至民國三十三年春，全書校印完竣。（註三）

（二）「大藏經提要」，楊仁山居士，亦曾致力於此，但未成書。民國八年，徐氏編「楊仁山居士遺集」，由金陵刻經處刻印問世，共十冊。

綜觀徐氏為一在家學佛居士，數十年致力刻經事業，功在佛門，其加惠華嚴教學實非淺鮮。

二、江味農，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熙，原籍江蘇江寧，寄居湖北。生於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三），卒於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世壽六十七，中年喪偶，潛心學佛。

江氏於般若體會最深，其對佛學之成就，足堪敘述者，約有四端：

（一）江氏自幼隨其祖父持誦金剛經，每有靈感，故於金剛經持有心得。中年喪偶，即悟人世無常，尊守祖訓，不入仕途，專究佛法。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禮禪宗大師微軍和尚為師，受菩薩戒，盡力參究，頗有消息。時北五省旱災慘重，江氏受大善士簡聰南囑託，携款十萬金北上，參加佛教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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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放賑，在北京結識蔣維喬。這時，徐蔚如、梅光羲等發起邀請諦閑法師北上宣講圓覺經。每日昇座，師稱性而談，於講義之外，多所發揮。特約江氏及黃顯琛二人，每夕各為筆記，歸江氏整理，次日，呈諦師印正，師訝然曰：「余昨日尚有如許言談，實不自知也。」成「親聞記」。（註四）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夏，上海南園居士發起請諦閑法師講大乘止觀，江氏每日筆記，並於幽深微妙之處，曲折譬喻，以說明之，請師糾正，再三往復，至民國十二年始脫稿，成大乘止觀述記二十卷。雖屬為諦師所講，但書中十之七八，多為江氏所述。諦師致函江氏亦曰：「記文不惟詞意通暢，其吃緊要關，旨趣淵微之處，透徹了明，此皆全是老維摩以精妙見地所發揮也。」（註五）因之，時人每謂：諦老講稿，多出於江氏手筆，其因即在此。

民國十九年秋，江氏在上海開講「大乘止觀」，歷經年餘，始講畢。省心蓮社成立後，被推為社長，經常為社中同人宣講大乘經典。民國二十三年夏，應蔣維喬等社友請講大乘金剛般若經，每日由蔣氏筆記，記畢即呈江氏修改。後江氏自寫講義，俾蔣氏抄錄，及法會圓滿，積稿至四厚冊，但江氏認為尚須潤色，並將初分所缺者補足，方可成書。全書僅完成十之六七。終以江氏每屆黃梅必病，由此病發，以至逝世，卒未脫稿。所以江氏遺著金剛講義，初版時因稿未完成，取蔣氏筆記，當時曾經江氏修改者補之，民國三十一年再版時，所缺講義，則取蔣氏舊時筆記，悉心校訂，據以補入，遂成完璧。所以今世流通江氏金剛經講義，並非全出於江氏一人手筆，實為江蔣二人合璧也。（註六）

（二）江氏對於佛教精湛之貢獻，乃在校訂敦煌藏書中之古寫本經典。光緒二十六年，敦煌藏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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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中多數珍本圖書，多被英人斯坦因、法人柏希和盜去。京師圖書錧僅得寫經八千餘卷，就中猶不少秘笈，須要專究學者審定。民國七年，蔣維喬建議教育部請江氏任校訂職務。自民國七年起，歷經二年，江氏於殘亂卷帙中輯成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一卷，淨名經集解關中疏二卷。江氏於跋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謂：

「曩聞敦煌經卷中有稻芊經疏十餘卷，為大藏所佚。及來圖書館，函取而閱之，蕪亂脫落，幾不可讀。為之爬梳剔決，排比聯綴，並取重複之卷，互勘異同，亦有援據他書以校補者。其不可解者，則存疑焉。積八月之力，錄成一卷，仍闕首尼，會傳增湘購得一殘卷，所缺疏文，悉在其中，於是千年秘著，遂成完書。」（註七）於此可知其校勘經典之艱苦，而時節因緣更不可思議。他在敘淨名經集解關中疏謂：

「此疏向叢殘萬卷中，重事搜輯，載更寒暑，竟得勘訂成書。首尾完備，止中間闕一小段，不碍大體也。去關中淨名經疏，今猶有聞者，僅一肇注。然校以此書，往往此猶加詳，始知其已非原本，況復什門諸作，此書備載，而又為之科解，提挈分疏，及其所未及，言其所未言。譬如無上妙味，萃聚而調節之，取精用宏，飫之彌旨，此亦如是。一編之中，妙義兼羅，苟其息機靜對，即異以會通，觀心而契體，尚何經旨之不明，神智之不啟也。」（註同前），於此不唯可見疏之珍秘，更可窺見江氏深入經藏，慧解超人，倘假以時月對敦煌藏書秘笈，再進一步一一校訂，相信必會有更多珍本秘疏可發現也。

（三）江氏於佛法，不唯於顯教深具信心，具有甚深之體會，而於東密亦饒有興趣。民國十年江氏復到北京。適遇日本覺隨和尚專修密法，乃約同志數人請其設壇傳授，及圓滿之日，江氏頓覺現高大身，上窮無際，覺隨謂之曰：「此番修法，惟子得福最大。」既而隨同覺隨東渡日本高野山，專究東密，卒以他事阻碍，未克潛修，未幾返國；與簡照南、玉階昆仲於上海籌辦功德林佛經流通處，搜集南北刻經處及名山各種經版流通全國，弘法利生。民國十四年夏，白普仁尊者南來主持金光明法會。江氏協助尊者宣揚。由滬而杭，而湘而鄂，而潯而寧，輾轉數千里，躬觀會務、其於密法之宣揚，於此可見矣。唯居士獨尊顯教，其於般若獨尊止觀。當謂：「南嶽思大師之大乘止觀，為東土撰述中稀有瓌寳。智者大師之摩訶止觀，即從此出。學者不先通南嶽之義，即習摩訶止觀，難得要領。然南嶽心法，久溧海外，宋時雖傳入中國，措意者稀，深為惋惜。」（同上）居士於止觀之義，領會幽微，故有「教宗般若，行在彌陀」之說。其臨命終時，自云：「金光徧照，佛來接引。」於諸道友及諸家族佛號聲中安然而逝。

（四）金剛經為佛家通行經典，信與不信者，莫不知其名。因此，金剛經注疏，古今無慮數千百種，唯能得其精湛堪為學者指導研究者，殊不多得。江氏金剛經講義，就中雖多創見，就如通行之金剛經，兩分問答，皆作「云何應住」，居士乃依據古註及敦煌寫經，勘定前分作「應云何住」，後分作「云何應住」，兩問意義，絕不相同，而為之曰：

由此可知江氏於金剛妙義，發揮精透。唯其取材雖極豐富，稍嫌駁雜，使初學者無法抉擇，得其綱要。居士慧解過人，戒行謹嚴，精進修密，實為居士中僅有之學佛者。

註一：真達著：「中興淨宗印光大師行業記」

註二：倓虛著：「影塵回憶錄」，「諦閑法師年譜」

註三：褚柏思著之「佛門人物志」

註四：見蔣竹莊者：「諦閑大師碑銘」

註五：見「江味農居士傳」

註六：見同上

註七：見同上

羅迦陵與何東蓮覺，兩位都是以在家婦女身分，興辦佛教教育培育緇素人才的人，這對衰微時期的佛教，實有承先啟後的作用，今簡介其的生平事蹟如下：

一、羅迦陵女士，乃英商哈同夫人。鴉片戰爭後，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開五口通商。上海遂成為東方最華榮的商埠，也是帝國主義，經濟、文化、政治侵略中國的中心。哈同便是隨著英國艦隧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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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商之一。哈同初到上海，並非大富翁，起初他以廉價購得上海市區大批土地，日後市區繁榮甚速，土地飛漲，遂成為上海大富翁。羅迦陵女士，據說初為其洗衣兼管家，繼而同居，終而結為夫婦。及至哈同年老，欲回英倫，羅迦陵女士便為哈同在中國財產唯一的繼承人。羅迦陵女士雖未受過高等教育，卻有為善不後人的美德，對於佛教尤具信心。又因康有為、章太炎、狄楚卿等人從旁勸導，遂發心興辦佛教事業，舉其要者，約有三點：

（一）洪揚以後，江南佛教文物經典，遭燬殆盡，清末楊仁山，江北鄭學川，雖先後成立刻經處，倡導刻經，但仍限於經費，未能十分普及。宣統二年，羅迦陵女士獨力負担經費，改用活字排版，以期普及，乃聘請金山宗仰上人主其事，依據日本弘教書院縮刷經版，參以徑山藏，能藏及單行本，重行排版、校勘、歷經四年，始完成八千四百十六卷。每部分裝四十函，定名頻伽藏。是龍藏以後我國第一部排印藏經，這不特對佛學研究携帶最為方便，即對佛教文化弘揚方面，亦是空前巨大的貢獻。

（二）凡為宗教，未有不受時代思想影響者。武昌起義後，佛教首先受新時代思想啟發。羅迦陵女士首先以在家信佛身分響應而起，就其住宅內──哈同花園──提倡僧教育，初分預正科，從民國元年起，迎請月霞法師講授大小經論。四年起為正科開始，命名為「華嚴大學」，招集緇眾六十名，專攻華嚴教義。因異教徒從中破壞，雖歷時未久，但以在家奉佛婦女，獨立提倡僧教育，這不特開中國佛教近代史上之新紀元，即對日後佛教教育上亦寓有承先啟後的作用。

（三）羅迦陵女士，在上海英租界內擁有數萬畝花園──哈同花園──宗仰上人主其印藏時，曾就大彌陀經所說極樂世界的藍圖，經其擘劃，設計七重行樹，七重羅網，七寳蓮池，八功德水，使極樂世界依報莊嚴，重現吾人眼前，遂成上海唯一佛教勝地。就中並有禪堂、佛堂。凡南來北往的大德僧侶，募緣修廟至其園者，無不誠心供養招待，直至抗日戰爭為止，其所結的善緣，實無法統計。

二、何東蓮覺女士，是香港何東曉生爵士夫人。民國十八年，何東爵士與夫人同遊南京樓霞山寺，見該寺隋代舍利塔放光，遂獨捐資金二萬元，委請交通總長葉恭綽重修。自此，對於佛法深具信心。對於以佛法改善世道人心的事，無不全力以赴。蓮覺女士對佛法主要貢獻，約有三端：

（一）創辦東蓮覺苑。何東蓮覺女士認為香港雖是歐亞通商大埠，中西文化匯集之地，華洋雜居，基督教堂林列，唯缺少佛教道場，於是發心，捨宅創辦東蓮覺苑，招集青年子女，授以佛化教育，以此改善社會教育文化風氣，並請靄亭法師主其事。

（二）發行「人海燈」雜誌，普遍宣揚佛教文化。這不特開香港佛教弘揚的風氣，且為在家居士創辦佛化教育之先聲，對華南佛教弘揚頗多啟發作用。

（三）在青山及其他地區，創辦義校，教育貧苦民家子女，促使佛教普及民間。何東蓮覺女士，又喜愛遊覽，曾旅遊全國各地名山大川，著有「名山遊記」一書。參訪善知識，問道究學，實具有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之菩薩行誼。

由上觀之，羅迦陵與何東蓮覺女士，雖居南北不同處，但同以在家學佛婦女身分，提倡佛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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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歷時雖不長，但對衰弱已久之中國佛教，不啻注了一劑強心針，尤其於上海香港華洋雜居之社會，能保持對中國民族傳統文化的信仰，提倡佛化教育，改善民風促進社會道德，不使為西方宗教所同化，這不但開佛教之新紀錄，更足以為學佛婦女之模範。

以上所列十六節，正附雖僅三十餘人，亦可為民國以來學佛居士中顯著的代表，其餘尚有很多有益於佛教者，不能一一敘述。他們對於佛學研究，無論慧解或修持，所表現一種精進不懈的精神，以及興學演教，捨己利人的弘願，實無遜於緇眾！

我們深切的體驗到，要蔚成一個佛化社會的風氣，不僅要有多數知識份子不斷宣揚，更要有潛移默化的大德，不斷攝化。像上海、香港那樣繁華的社會，絕不是幾篇佛學文章宣傳，就能移轉得了邪惡的風氣。必要群策群力，或現長者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將軍身，不論為濟世，或為救貧，都要有捨身為群攝化的精神，始可收其輝煌的效果。民國以來，佛教在上海或香港，及其他通商大埠，其所以能獲得廣大社會群眾信仰，若狄楚卿、丁福保、高鶴年、以及梅光羲、唐大圓、歐陽竟無、蔣維喬、何東蓮覺、范古農等諸大居士潛移默化及精神的感召，實不可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