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日俄戰爭以來，一貫目標即在掠奪東北。早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日本陸軍大將田中義一上裕仁天皇的奏摺，強調日本大陸政策及其實現的步驟，其侵略野心，完全暴露無遺。終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乃藉「萬寶山事件」及「中村事件」為口實，派軍隊襲擊瀋陽，東北三省相繼淪陷。蔣主席昭告國人，明恥教戰，忍辱負重，為禦侮雪恥根本之圖，乃以「安內攘外」及「和平未至根本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勉勵國人。自此全國軍民進入嚴重國難當頭。僧伽為國民一份子，護國救世為佛教之本職，自不能置身事外。「九一八」，瀋陽事變發生，太虛大師首以佛教立場，發表「為瀋陽事件告台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呼籲台灣、朝鮮、日本佛教徒秉承佛訓，起來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書中有謂：「若循日本最近對中國之行動而進展，誠思以地大人眾、新興蓬勃之中國民族，又豈能為日本完全吞滅？則勢須出於兵連禍結，相持不下，甚而引歐美各國相率來此東亞以作戰場，發生二次世界戰爭。中國固受其害，而日本數十年來所造成之政治的經濟的優勢，殆將一舉而歸於毀滅，亦甯日本之利？近言之，不唯東亞以及全亞洲各民族聯合復興之機緣為之破壞，即國際和平亦為之崩裂，使世界常陷於紛爭而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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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
俗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太虛大師高瞻遠矚，其所發表對日讜論，不特表明佛教擁護政府抗戰的堅定立場，而預測中、日戰爭前途的演變，謖「甚而引歐美各國相率來此東亞以作戰場，發生二次世界大戰。」皆不幸而言中，可謂有先見之明。
民國二十一年，日本又以陸海空侵犯吳淞口，發生「一二八」上海戰爭。太虛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自相殘殺，乃作「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列舉戰則必致兩敗，和則得相助之益。而結論所說，更不勝令人感慨系之，他說：
於此可知，太虛大師不僅為一偉大佛學家，且為一卓越的政論家，他悲天憫人的宏願，嘗欲以我佛「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獻身於中日當局，以遏止兩國戰爭，尤以結論所謂「不歸美，即歸俄」名言，以今日兩國處境，日本則有「日美安保條約」，中國則為赤色主義所乘，大師之預測，皆不幸而言中矣。
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太虛大師痛心兩國民族之自相殘殺，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大師悲感無極，乃有「廬山住茆即事」云（詩存）：
隨即發表「告全日本佛教徒眾」書，又電「全國佛教」：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兇暴，克保人類。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準備奮勇護國。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法，各各隨宜盡力為要。」（註四）
自此全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太虛大師隨政府進入後方，從事長期抗戰護國衛教運動，先後發表護國衛教之言論。
一、日偽亦覺悟否？（二十七年春為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作）
二、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佛學社講）
三、佛教徒如何雪恥？（二十七年六月在成都無線電台廣播）
四、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戰（見海刊十九卷六期）
五、佛教的護國與護世（二十八年一月作，海刊二十七卷一期）
六、成佛救世與革命救國（二十八年一月以貴州歡迎會講，見海刊二十二卷二期）
七、佔海南島之威脅與對佛教國之誘略（二十八年二月作，海刊二十卷六期）
八、七七紀念的兩個特點（二十八年七月在雲南省黨部紀念大會講）
九、服務國家宣揚佛教（二十八年八月在雲南僧眾救護隊講）
十、佛教與反侵略的意義（二十八年十月十日在所侵略中國分會講）
十一、應羅斯福總統邀請之和平建議（二十九年六月作，見覺音十三期）
十二、佛教與國際反侵略（見反侵略三十四期）
十三、抗戰四年來之佛教（三十年七月作，見海刊二十二卷九期）
十四、聯合國戰勝後之和平世界（三十二年作）
十五、因果昭然縱惡者可以止矣（見海刊二十六卷十一期）
十六、勝利歸來話佛教──告世界佛教徒──（三十四年，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乃發表此文，俾有所貢獻於永久和平。）
以上所舉都為太虛大師於抗戰期間，歷年所發表擁護政府抗戰建國的言論，直至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國土重光。
民國廿一年，太虛大師在潮州講「佛法與救國」（註一）。佛法以「慈悲為本，方便為門」及地藏菩薩云：「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說明佛法為積極救世的精神。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時日本軍閥又侵犯榆關、熱河，國難日深一日，太虛大師乃於上海永生無線電台，播講「佛教與護國」（註二）。同年大師諸多信眾弟子普仁（余乃仁）、普勇、普德，商請大師，擬創組「青年佛教護國團」，於是大師乃呼籲「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註三），定名為「佛教青年護國團」，根據佛教護國原理，團結全國佛教青年，實行護國的工作。其主要則為從軍抗戰，部份則捐助，及組救護隊、慰勞隊、運輸隊等，這是日後佛教救護隊的先聲。
二十五年，中央訓練總監部，令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這時，僧伽應否服國民兵役問題，頗為各方所爭論。僧伽既屬國民一份子，自有服國民兵役義務，唯僧伽既然已經出家，奉行佛陀慈悲教義，要其赴前綫殺敵，顯又違背佛教教義，況救國之道，不限於一端。太虛大師又上電二中全會，並函請訓練總監部杜（如心）教育處長，轉呈唐（生智）總監，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訓練，以符佛教宗旨（註四）。嗣得杜氏覆函，得以四項變通辦法辦理（註五），茲錄杜處長原函於下：
由此可知太虛大師，不僅欲救國護世，並欲護教救世，使全國僧伽在不違背佛教的宗旨下發揮佛教積極救人救世的精神。
自此，全國各省縣市佛教僧侶，紛紛組設僧侶救護訓練班，蘇、浙、皖、上海、南京，首先實行。佛教僧侶訓練，則以江浙為最多，訓練課目，則有担架訓練、救護訓練，包紮訓練、醫學常識訓練、軍事基本動作，及班教練、連教練，最後亦有操槍訓練等課目。服裝仍著僧裝，唯屬短裝。學課方面，則有三民主義、公民及政治思想等。每班訓練時間，約一個半月；所需伙食費用，均由受訓學員自己負担，每人五元，不夠的數目，則由大寺院津貼。訓練教官，均由縣政府委派，不領薪金，僅供其伙食而已。訓練時間雖屬很短，但七七事變後，上海戰事爆發後，上海市、江蘇以及武漢各地救護訓練，確也發生很大的作用。舉其要者：則有「上海僧伽救護隊」、「重慶僧伽救護隊」、「湖南佛教戰地掩埋隊」、「鎮江佛學院僧眾宣傳隊」、「重慶佛教徒訪問團」、「湖南佛教抗敵後援會」，以及「成都佛教會僧侶救護隊」等組織。就中以「上海僧侶救護隊」、及「陪都僧侶救護隊」，都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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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實際救護工作，而服務時間也較長，成績也最佳，嘗獲最高當局傳令嘉獎，其他救護隊以身邊資料不足，無法詳述。就中最顯著者，簡述於次：
（一）「上海僧侶救護隊」，「八一三」上海戰爭爆發，全國進入戰爭狀態，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中國佛教僧眾，同屬國民一份子，自不能置身事外，何況佛教以救人救世為懷，於是上海佛教慈善團體，首先組織「僧侶救護隊」全體人員一共一百二十人，由宏月法師領隊，內分三大隊、分隊長、隊附、隊員，全由僧侶担任。分隊以上有總務、隊務、救護三組，各組長、幹事和分隊長，均由上海慈聯會函聘。
隊員中多屬佛教知識份子，對國難當頭，人人抱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壯烈意志，所以在日軍飛機烽火彈雨中，他們所表現的那種大力、大勇、無畏搶救傷員的精神，至足感人。當時上海中外輿論，以「戰神之敵」四字讚揚他們。滬戰三個月中，他們造成了驚人的成績。根據慈聯會二十七年報告書，救護吳淞、大場、瀏行一帶戰地負傷將士，及租界難民，有八千二百七十二人（註七），當上海撤退時，因為傷患太多，無法收容，尚有楓林橋地方三百多傷員，並在牛莊路創辦一所「佛教醫院」，安置這三百多位壯士。第二天，整個南市一帶地區，全被日寇佔領。於是，救護工作，從戰場移轉到病房，全體隊員，都充當看護，將醫好的將士，又一個一個設法送往後方歸隊，使他們繼續殺敵。這時，僧侶們又做了一件事，在佛教醫院中，舉行了一個大規模的「超渡陣亡將士法會」，以慰為國犧牲者的英靈。（註八）
「僧伽救護隊」副隊長宏明法師，原籍安徽，那時不到四十。在俗時，原屬軍人，曾任團長，俗名楊超，出家後一年，任南京香林寺住持。「七七」事變，上海慈聯會有防護隊的組織計劃，屈映光先生認識宏明法師，乃由慈聯會聘為防護隊副隊長，後經宏明建議，乃改「防護」為「救護」二字，正式組織「僧伽救護隊」。在淞滬戰場實施救護工作三個月，由於我軍轉移新陣地，僧伽救護隊，也就隨軍後撤，沿長江步行到漢口，預備集中漢口，並擬分派一隊到徐州前線工作。
那知，僧伽救護隊宏明法師，到漢口後，本想再接再厲，集合漢口僧伽訓練，再辦一所「佛教醫院」，就因此遭人誣陷，竟被關了三個月，雖說是非已經澄清，原屬「莫須有」的罪嫌，但宏明遭此打擊，也就心灰意冷，不願繼續領導僧侶救護隊，於是迫不得已，而宣告解散。於是一部份隊員，分赴西安投入心道法師主持的「戰地流動服務隊」，一部份轉赴四川漢藏教理院讀書，還有一部份傷心過度的隊員回到他的小廟去。另一部份經不起打擊，懷著滿腔悲憤的隊員，咬著牙脫去袈裟，跑到陝北抗日大學去了。宏明法師便到河南少林寺，面壁閉關，未幾，又聞宏明發瘋而死的消息。宏明的一條命，可算為抗戰而犧牲，而上海僧伽救護隊，從此結束了。
二、「陪都僧伽救護隊」──上海撤退後，抗戰進入第二期。「陪都僧伽救護隊」是繼「上海僧伽救護隊」之後所成立的佛教徒救護工作隊。
領導這一個隊伍的，原屬「上海僧伽救護隊」的總幹事悲觀法師，其原籍湖北。「上海僧伽救護隊」在漢口解散之後，他經湖南，乃於二十九年，奔到重慶，下榻獅子山寺，該寺住有一百多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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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計劃將該寺住眾，組成僧伽救護隊，遇有空襲時，便可出去救護。商得該寺住持覺道和尚及全體僧眾同意後，便很快得到政府許可，組成「陪都僧伽救護隊」。總隊長由覺道和尚担任，隊長悲觀法師担任並負實際救護責任，由政府發給新担架三十副，藥品器材全套，及籌備費六百元。在寺僧中選拔了七十名少壯力強的僧侶，編為四個分隊。寺中職事，任分隊長，總隊長為對內對外的中心，不設其他部門。全體職員，全由僧侶担任，乃於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
在成立典禮大會的那一天，到有黨、政、軍、警、憲、機關、民眾團體、各學校、三民主義青年團、各佛教團體代表，暨報社記者，不下三百餘人，可謂盛況空前。三民主義青年團兩岸分團，特製送「同赴國難」錦旗，各報特以「脫了袈裟換戰袍」標題發表新聞，喚起社會群眾注意。
該隊成立後，即開始醫護、軍事、政治常識、担架、包紮等訓練，並經「空襲救濟聯合辦事處」，指定担任兩岸一帶地區救護工作。如果重慶、江北，這兩處遇有敵機轟炸，必要時，臨時聽候聯辦處的命令再出動。因有這種限制，雖看見敵機轟炸重慶，亦不敢違抗命令前往救護江北受災難民，使得該隊英雄無用武之地，直到六月十二日，敵機又大批前來狂炸江北一帶，眼看無數瓦屋，頓成火山，聽到那邊災胞呼救的音聲，既不待警報解除，也不待命令，悲觀法師率領救護隊奮勇渡江，而敵機一批又一批在頭頂飛來去轟炸，他們在敵機飛過，馬上尋到那些受害的同胞，先將其包紮，然後餵以藥水，馬上抬到臨時救傷站，填了傷單，等到警報解除，才見到其他救護同志來。這次，該隊總共救了一百二十三人，輕傷二十人，其餘都是重傷。由於這次成績良好，獲得各方好評。第二天，敵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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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來重慶狂炸，該隊仍不待警報解除奔往施救，一連幾天，都是走在人前，踏著火路，展開救護工作，不管道路遠近，都要完成任務。於是各大小報，都競載「僧侶救護隊」消息，新民報並冠以「僧侶英雄」四字，加以讚揚！
蔣委員長於中央紀念週席上講話，也對僧侶救護隊，表示嘉許。他說：「在此次空襲期間，除空軍人員能忠勇奮發確實達成他們的任務之外，其他黨、政、軍、警、青年團，和社會各方服務隊，以及僧伽救護隊，大都皆能發揮忠勇犧牲精神，盡到本身職務和義務，這是本席非常安慰的一點……」（註九）
由於七月九日空襲，該隊搶救難胞工作成績卓著，蔣委員長特頒給銀質獎章三十六枚，獎勵該隊出力人員。該隊先後出動搶救傷患不下二十餘次，救出輕傷男女共達三千餘人。空襲聯合辦事處總幹事黃伯度先生，也代表許代表委員世英先生慰問該隊，並贈送草鞋、毛巾、萬金油等物品，以示慰勞之意。並允許以後遇敵機來犯，該隊可自由前往救護，不限制區域。
社會部，以及社會各方對僧侶救護隊，歷次參加服務，表現得非常良好，深深加以好評，都主張擴大僧侶救護隊組織，使全市僧眾，都有為國家社會服務機會。於是社會部指定覺道、登一、昌仙、續乘、本先、本立、悲觀七人為籌備員，並指定悲觀為籌備主任，成立「重慶市僧侶服務隊」。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華北首當其衝，抗日戰爭日漸擴大，愈演愈烈，傷者亡者，充塞路途，災區遍達數千里，難民數百萬眾，華北各佛教寺院，先後成立醫院，救護團，暨難民收容所，從事救濟工作，茲就當時調查所得，分誌於後：
一、廣化寺，該寺全體僧眾及各界善信，發起組織傷兵醫院一所，於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開辦，除醫士聘請外界充任外，其餘一切看護勤務膳宿等項，俱由比丘充任辦理。共收容傷兵五百餘人，組織完善。後經治癒出院者甚眾，曾有開辦經費收據清單，函請海刊登載公佈（海刊即「海潮音」月刊）。
二、柏林寺，該寺成立一兵民治傷醫院，內有僧伽數人，頗善岐黃，亦加入診治。該寺地址寬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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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流通，部署除照普通醫院組織外，並特別添設慰問祈禱隊，派有若干比丘，時時向各受傷兵民，加以安慰；或講說我佛犧牲救世精神，使聽者愉快，安心調養，朝晚定課，祈禱國難和平，及全體受傷兵民回向。先後入該寺治療者，達數百餘人。
三、拈花寺，住持金朗和尚，就該寺設婦孺收容所，專救護熱河，灤東一帶逃難來之婦孺，內部組織，規模宏大，先後收容婦孺數以千計。
四、廣濟寺，住持現明和尚，平日對於慈善公益各事，非常熱心，特就該寺啟建法華道場四十九日，延請戒行精嚴者數十人，逐日諷誦大乘經典，禮懺拜願，為戰區死者超渡生者祈禱，並組織一救護隊，由該寺青年，挑選成立，出發赴前線，參加各地救濟團體，從事救護工作。
五、此外華北居士林，由林長胡子笏居士提倡，推舉男女居士多人，至各醫院為招待或看護員，補助臨時各種工作，兼調查各醫院實施需要及所缺物品，逐日報告，以便設法補充，裨得普遍迅速之救護。
六、以上所舉都見「海刊」十四、七「通訊」。這是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華北間的事。及至「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後，京滬各佛教寺廟團體，對救護傷兵與難民，亦不讓於任何地區。或以寺廟掩護官兵，或以個人參加救亡工作，為國家效勞，亦復不少。最顯著者：則有（一）、鎮江焦山寺，掩護該山砲台官兵未及撤退者數十名，一律改僧裝，混住寺僧中，住寺半年有奇，終於脫離險境。（二）、南京棲霞山寺掩護官兵數以萬計，挾在難民中，予以救濟，廖耀湘將軍，即其中之一。（三）、當陽玉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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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宜昌淪陷後，該山全寺僧侶激於義勇，自動動員給濟游擊隊，打擊敵人，後被日寇發覺，派大批武力圍攻，將該寺老少僧侶三十七人捕捉，用機槍射死，並將廟宇焚燒。（四）、江西省一群比丘，在保衛大武漢之時，因抱義憤，脫去袈裟，奔上火線，為抗戰將士服務。（五）、長沙初次會戰時，有僧名理妙者，因參加地下工作，深入敵後，刺探日寇情報，遭日寇逮捕，剜去兩眼，割去兩耳和舌根，後剖開肚皮，活活戮死。（六）、杭州香國寺某僧，因供給游擊隊情報，被日寇捕去，用警犬咬死。（七）、滬戰爆發，上海比丘尼眾，聯合為前線將士縫製征依。（八）、上海淪陷後，西門市關帝廟開辦施粥廠，並施寒衣，由範成和尚負責，直至勝利後始止，全活難民無數。（九）、廣東南華寺全體僧眾，抗戰發生後，每以絕食一日捐獻給國家，從未間斷。（十）、京滬撤退，江南大批難民，均逃至蘇北泰州，即由地方仕紳聯絡上海慈善團體，於各寺廟成立難民收容所，共收難民三、四萬眾，由二十六年直至二十八年始陸續返回江南。（十一）、佛教團體或個人對國家獻金，或幫助勸募公債。江蘇各大叢林寺院若金焦二山、天寧，寶華，在抗戰時期，都承担巨額公債。以及甘肅省酒、安、敦、玉、金、鼎、高七縣佛教會發動「佛教號」飛機運動，凡此種種，佛教僧眾於抗戰救國，無論為精神上，或物質上，都表現出「救國不讓人」的精神！
七、游擊隊，在此須要補述者，那就是江蘇宜興龍池山恆海和尚領導游擊隊，在蘇錫常宜地區，不斷打擊日寇，終於被日寇派大軍掃蕩洞庭山，馬鞍山，逼得恆海和尚糧絕援絕，壯烈成仁！茲為懷念這位壯烈抗日僧侶英雄起見，特將其傳記錄後，以供日後治史者參考：
釋恆海，名清華，一字空生，河北淶水人，俗姓閻，年十二，家人罹義和團難，泣奔數百里，往依其姑母，繼思有以捍衛國家，乃考入保定軍官學校。清鼎革後，應孫中山先生之召，在淮北成立革命軍，提升為旅長。民四年，袁世凱竊國，棄官走宜興，露宿野餐，為寂照寺僧止之於寺。由所得識磬山方丈宗鑑，旋依之剃度，住磬山外寮。時月霞老法師開講法華，往聽有得，緘默不言有三年，嗣掩關三儒嶺某小庵。民十年，應龍池山澄光寺悟深方丈之請，出任監院。彼至寺，謂諸僧曰：「方外人不耕不織，為世所譏，本山曠地千畝，當可發揮我等勞力，為之造林。」乃率眾僧分區種植，不數年而茂林修竹掩映山間，遊宜興者，莫不知有龍池恆海也。民十三年，悟深退職，繼任澄光寺方丈。旋江浙戰起，閭里騷然，時白寶山將軍駐宜興，念其為故交，多方愛護，地方賴安，僧俗感戴，居民每有糾葛，請其判曲直，莫不悅服。間有黠者銜恨，每思一報為快，設計陷害，終不得逞。天寧寺與澄光寺法系深遠，因被推為天寧寺西堂首座，旋由善信護持，贖回寺產，重加修整。民二十五年，首都警備司令部某職員捲款潛逃，首長誤信術者讕言，派員微服至天寧寺搜索，寺僧婉拒攖怨，遂捕監院欽鋒及西堂職司學淵以去。因入都謁司令，為門者所拒，無結果，折返鎮江，謁江蘇省政府委員王柏齡居士，痛陳經過及寃獄。經王柏齡親自調查屬實，乃電首都警備司令部將所捕二僧釋放，其不畏淫威之節操如此。王柏齡居士因此對之極為欽佩，以江蘇叢林規律久弛，堅請其主持揚州重寧寺。重寧寺破瓦頹垣，得其籌款贖回寺產，百廢俱興。眾方為重寧寺慶，民二十六年，日軍近迫淞滬，繼之蘇常淪陷，迫及宜興，聞訊馳返龍池山，集僧俗千餘，課以軍制，適有軍官謝生標避難玉山，乃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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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游擊司令，對抗日軍，屢挫兇鋒，屯溪廣德等處之免於日寇蹂躪者，實龍池山之力也。後有事於洞庭山，應當地游擊隊首領田龍文約會於山南，載以輕舟，一去不返。死於日寇，或死於亂民，終不得而聞也。（註一）
這是直接參加抗戰行列犧牲的一位僧寶。
佛教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不特為漢、滿，蒙，藏四大民族所共信，並為東亞，南亞多數民族信仰的中心，日本軍閥企圖獨霸亞洲，對東南亞佛化民族，作虛偽的宣傳──說中國為崇信西洋耶穌教及實行共產主義，日本為維護佛教，乃向中國進軍。中央政府對日寇虛偽宣傳，亦頗為重視。
一、佛教訪問團 先有謝健等提案於參議會，海刊亦有應從速組織佛教訪問團之時論。由於西南佛化民族對我國抗戰前途日漸關切，終獲朝野重視，由政府函聘太虛大師為訪問團團長，撥予經費，以佛教徒自動組織名義而成立，太虛大師乃組織佛教訪問團，出國宣傳訪問，乃率團員葦舫、惟幻、慈航、陳完謨（翻譯），侍者王永良，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四日出國訪問，並發表出國訪問宣言：
太虛大師循滇緬路出國，第一站到緬甸，十二月六日，抵達緬京（瓦城），受二千餘緬僧及萬餘中緬印人士之歡迎，歡迎盛況，大師記之以詩：
「下山車似龍歸海，迎塔僧如岫出雲。金地傳承阿育王，瓦城猶見佛儀存。」
大師抵緬，下榻雲南會館。大師抵仰光，歡迎行列之盛，可謂空前，參加遊行群眾三萬餘人，遊行所經，萬人空巷，緬人多就地朝拜。大師乃訪問緬甸第一上座（八十八歲）阿闍陀耶，並出席仰光佛學會與佛學青年會之聯合講演會。大師講「中國佛教與青年」，並與緬甸內閣總理答茂尊敘談，又應緬甸佛教會、崇聖會，佛學青年會請，於市政府講演「佛教的國際運動」。
太虛大師乃於二十九年一月九日率團員葦舫、慈航、惟幻、侍者王永良，登輪赴印度，經二日海行，於十一日抵達加爾各答，黃總領事朝琴、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各僑團領袖二百餘人來歡迎，下榻交通旅社。十二日晚，赴摩訶菩提會歡迎會，到有中、印、鍚、英政學界二百餘人。大師講演畢，以鍍金銀塔奉贈菩提會為紀念，上刻「託太虛法師攜存佛教聖地，蔣中正、二八、二、二六。」
太虛大師除朝禮佛教聖地，並訪問國際大學，出席國際大學歡迎會，八十高齡之泰戈爾，親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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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太虛大師特贈詩泰戈爾先生，其詩曰：
「佛消梵化一千載，耶繼回侵七百年，冶古陶今鑄新聖，覺源遙溯育王前。」
旋赴具勒納斯國民大會主席普拉卡沙之歡迎會 尼赫魯來會，並與尼氏晤談：
尼：這次中國不幸，受日本軍閥侵略，可是中印兩國，確在這種惡劣環境下聚會。所以，世界上往往壞事情過去，好事情就來了，現在的戰爭，未嘗不是將來幸福的起點？
師：中國與印度，是世界最古的文明國家。中國近來受強鄰的侵略，這是過去的錯誤所致。但中國現在蔣先生的領導下，正如先生所說，不久即可得到勝利。我這次到印度，見到印度各方面也都在進步。倘中印兩國聯合，於未來的世界，必大有貢獻。
尼：大師所講是很對的。過去中印兩國的地位降低，這也是自己不好，現在我們不但要重造自己的光榮，同時要對世界和平作最大的貢獻。所以大師這種希望，是很好的。
師：中印兩國對世界的關係，可把全世界的文化化為三種：第一是內心聖潔的修證，第二是人類情誼的調善，第三是對物質力的制御。由此三種發揮出來，就是印度文化、中國文化，西洋文化。中國和印度，曾對世界有過很大的貢獻，不過近代的中印都受了西洋的影響。西洋文化的歧途，是把人當物質一樣，所以世界的危機日深。希望將來不偏一端，物質須要發達，同時精神也要有修養。倫理也要有協調。我從前曾寫過一本自由史觀，即說明上面這種理由，理在送給尼先生作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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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尼：大師剛才所講的三點，都非常重要。印度過去因看不起物質文化，中國也是這樣，致被歐化凌辱。至於歐洲的文明，他們根本不知道人和心，所以把科學的文明，反弄來危害世界。──大師對中印聯合的辦法，相要怎樣？
師：我想尼先生前次到中國，曾觀察到中國在抗戰建國，為爭生存獨立，請指出中國有什麼缺點，我可以轉達中國人民。其次，是由中印學會互相研究，在文化上佛教上先取得聯絡，恢復一千年前的關係。
尼：現在即以中印學會為基礎，再進一步多設分會，並可交換教授，多派團體代表來往，來往一多，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很想派婦女訪問團赴中國，把婦女對中國的同情，達到中國，同時也學習中國婦女在抗戰中的努力。
師：中國對印度的近代文化，尚不了解，希望把印度近代文化傳到中國，同時把中國的大乘佛教譯還印度，並將現在抗戰建國的精神傳到印度來。
尼：戰爭是破壞，同時要建設精神物質，把科學放在道德的管制中，這樣才能駕馭得當。
師：這是中國對日本的態度，茲當抗戰一年時，中國通過抗戰建國綱領，也特別注意道德。
尼：在重慶時，與蔣先生談過好幾次，蔣先生也曾說，要把中印學會擴大，並擬在加爾各答分設中央通訊社。歐洲現有一種企圖，要聯合起來對付亞洲，所以我們──中印兩國要共同注意。（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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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又應甘地電邀，赴西恭，晤甘地。甘地於紡紗聲中與大師交談，大師作甘地，泰戈爾贊：
「中國古墨子，印度今甘地；要見活莊周，來會泰戈爾。
寄語莊墨徒，休徒鑽故紙，好從面對時，證知實如此。」
太虛大師後赴錫蘭訪問，經南洋星加坡、馬來亞、河內，歷經五月，至二十九年五月二日始由河內回到重慶。太虛大師這次出國訪問，最大的收穫，就是中印兩國關係，經太虛大師訪問後，更見好轉。民二十九年，戴季陶先生又奉中央命令赴印度訪問、乃至三十一年，蔣委員長伉儷於出席開羅會議，順道訪問印度，對中印爭取獨立運動，予以極大支持與鼓勵。這一連串關係，都導源於中印兩國高雅人士不斷往來所建立友好關係的基礎上。
二、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 這是民二十九年十月，繼佛教訪問團後組織，由悲觀法師率領團員四人，步行到緬甸宣傳抗日政策。其動機亦因日寇第五縱隊在印度、緬甸、泰國，各佛國，作虛偽的宣傳。日寇說：「中國政府，是共產的政府，是耶穌教政府，摧殘佛教，我們日本是佛教盟主國，為了保護東亞的佛教，所以同中國作戰，這種戰爭就是佛教與耶穌教的戰爭，是聖戰。」（註二）
由於日寇在國際上這種荒謬的宣傳，實有揭穿的必要，於是集合昌林、覺華、能仁等組織一個「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並經呈報中央社會部、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核准成立。是年十一月十一日，自重慶，經昆明，由滇緬公路，步行至緬甸。雖說是奉命出國，並未向政府領受津貼。所有草鞋、錢，都屬自備，其苦幹的魄力值得欽佩。緬甸是個佛化民族，全國人民完全信仰佛教，同時對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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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佛教的僧侶，也是絕對信仰，凡是僧侶講的話，絕不懷疑的。所以該隊到仰光後，即對緬甸人民展開宣傳工作，把日寇轟炸中國各地寺廟以及其他種種暴行的證據，用中、英、緬文印了一本特刊，散發給他們看，使他們對日寇口是心非，荒謬的宣傳有所瞭解。這一本特刊，散發以後，不幾天，接到全緬甸佛教徒及信眾寫來響應的信，不下數十件。並對中國佛教處境表示三點意見：（一）、對日寇侵略中國摧殘佛寺表示憤慨。（二）、認為中國政府不能採取有效的方法保護佛教，而為中國佛教前途躭憂。（三）、中緬佛教徒應當要合作。
該隊原來計劃，由緬甸到暹羅，再赴印度等地去宣傳，那知到了緬甸以後，國際環境有了很大變化，日暹勾結的陰謀，業經暴露，前往暹羅，似屬無望。即往印度，亦復不易。因英人對華人出入多方留難，即在緬甸境內，亦復不許隨便行動。所幸，緬甸人民，不論是政府官員，或是華僑，對佛教僧侶極為恭敬，不論遇到任何困難，他們都樂意幫助，所以該隊能在緬甸各地宣傳，先後達八個月之久，實賴旅緬僑胞及緬甸教友協助．該隊最成功的一次宣傳，那就是在緬甸華僑精神總動員委員會，發表演說，以「多難興邦」為題，他說：
由於悲觀法師慷慨激昂的陳詞揭穿了日寇殘暴的罪行，引起日寇第五縱隊的忌恨，竟欲對該隊加以報復，但該隊人員並不因此畏卻，而停止對日寇暴行檢舉，因此獲得緬甸輿論不斷好評。民國三十年六月間，日本舉行東亞佛教大會，日寇本欲陰謀誘致緬僧赴日觀光，參加他們東亞佛教大會的企圖，因為該隊宣傳的結果，緬甸佛教界大眾窺破日人陰謀，加以拒絕。
該隊出國宣傳，在緬甸與日寇第五縱隊奮鬥了八個月，獲得國際佛教熱烈的同情與擁護，終於三十年七月間回到重慶，向各界及有關方面報告在緬工作經過。
三、參加遠征軍服務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政府又發動駐印軍運輸隊時，號召青年參加出國服務，陪都僧侶救護隊領隊悲觀法師便與獅子山方丈商議，認為這是僧伽報效國家又一好機會。首先選拔了兩隊人員（共十二人，就中尚有一位隊員名叫果斌刻在台灣，曾與筆者見過面）即於三十三年元旦，率領這一群和尚好漢正式入營，而且每個隊員還立下一個軍令狀，隆重地在佛像前宣誓。這群遠征和尚入營之後，當局特予優待，特別給他們素食的方便。三十三年五月他們隨著我軍進攻密支那。在這一次戰役中，隊員中有印安等三人，在敵寇無情的砲彈下，或在後方不幸殉職於戰場。這也是他們對國家民族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為爭取自由，流下最後的一滴血，也是佛教的光輝。從此這三位和尚，亦將與我軍在印緬之輝煌戰績同垂不朽了，而剩下的隊員，仍在緬甸前方服務。據他們來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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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一日不撤，他們也一日不退國門。（註四）
由上各節看來，在抗戰期中，佛教徒對護國衛教工作，無論在精神上，或物質上，或在前方，或在後方，或在國內，或在國外，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號召下，佛教徒所表現積極護國救人的精神，可謂「救國不讓人」，足堪稱之而無愧焉。就中悲觀法師，在抗戰以前，對國家前途非常悲觀，因之自名悲觀。經過八年抗戰，獲得最後勝利後，對國土重光，及國家前途又非常樂觀，故改名樂觀，而不再悲觀了，不失為僧伽中的一段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