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佛法之金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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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傳入中國,迄今二千年矣。歷代雖有多次法難,然必有王公巨卿,予以維護。民國肇興,初挫於辛亥革命,再迫於新潮。在打倒迷信,廟產興學,搗毀神像,反宗教聲中,佛教雖受盡折磨與壓迫,其所以未被狂風暴雨所摧毀者,端賴賢明當道及政界顯要,不違佛囑,力阻橫流,主持正義,使佛法得安然度過。其護法之功德,猶如國家金城湯池,佛日重光,端賴斯人。

第一節 孫總理與佛教

武昌起義,民國誕生,政體改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政人員,每視宗教為迷信,或對某一宗教特有所偏,假借政治上地位,在民法上應有之權利,及約法上應受之保障,都不加顧慮一一予以剝削。於是革命浪潮風靡全國,掠奪寺產的風氣尤盛。民國元年,江浙佛教寺僧會集於上海,由清末十七省僧教育會組成之「中華佛教總會」,公推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為會長,熊希齡為副會長,呈請臨時政府 孫大總統保護佛教,旋獲孫大總統復佛教總會書。茲擇錄復書於次:

「敬復者:頃奉公函,暨佛教大綱及其餘二件均悉。

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揚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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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嘆!近時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義風最可效法。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貴會大綱,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條件,亦一併發,復問道宏。    孫文謹肅」(註一)

孫總理復書,雖僅二百五十個字,卻明白地昭示政府對於佛教基本的政策,確認:

(一)佛教融會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有助於世界永久之和平。
(二)政教分別,教徒既不干涉政治,政府應盡全力保護佛教。
(三)民國約法明文規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
(四)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奉行約法所規定之任務。

孫總理復書發表後,不僅使狂風暴雨中驚慌不安的全國僧尼,在約法上獲得了有力的保障,奠定佛教的基礎。自此,凡遇有掠奪寺產,迫害僧侶者,佛教徒眾無不引用 孫總理復書及民國約法,作交涉的依據

孫總理不唯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並以法律平等待遇佛教。同時,孫總理對於佛教亦有相當的瞭解,他的三民主義與佛教的目的,都在解除眾生的痛苦,並且都以仁愛慈悲為出發點,二者相通處很多。三民主義完全以犧牲自己,救人救世為目的。這與大乘佛法普濟眾生的菩薩心腸,完全一樣,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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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因此,孫總理革命思想中實蘊藏了許多佛法的精義。孫總理言論中每多讚揚佛法;如軍人教育講詞中,把仁愛分為三;一曰:救人之仁,二曰:救世之仁,三曰:救國之仁。而又下一定義曰:一切慈善家所為之善行,此救人之仁也。一切宗教家所行之慈悲事業,此救世之仁也。三民主義者,救國之仁也,故謂佛教為救世之仁。民族主義第四講,謂「佛學能補科學之偏」。於此可知,孫總理之三民主義思想,不特貫徹中國五千年王道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並蘊藏了大乘佛教捨己為人,救人救世的宏願。誠如戴季陶先生曰:「凡真正行奉行三民主義者,即能奉行釋迦教義,而真正之釋迦信徒,亦必能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也。」(註二)

孫總理雖信基督教,但確能尊重一切宗教自由平等。「民國元年 國父於大元帥府任所,有徐季龍君,因受基督教洗禮,特別熱心宣傳,遂在帥府開班講經, 國父特令制止此事:『決不可行。君欲講經在教會或在任何處所,政府乃全國人民一切宗教信徒,乃至不信教者共同之政府,不能為一宗教所私有也。』徐君不明此義,疾聲厲色向 國父曰:『先生非基督徒耶?』 國父曰:『然,孫某為基督徒,大元帥非基督徒也。』徐君終不解,乃移其講經班於他所。」(註三)

於此可見 國父之公私分明,允為千古碩論;不偏袒任何一宗教的態度,足以為國家官吏中信教者之示範。民國五年八月間, 國父偕同秘書長周佩箴、胡漢民等多人視察象山、舟山軍港,順道趨遊普陀山,至佛頂山巔,親見觀世音菩薩顯現靈蹟。國父頗感奇特,嘗親筆錄以文,茲錄其親筆所記之遊普陀山誌原文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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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因察看象山、舟山軍港,順道趣遊普陀山,同行者為胡君漢民、鄧君孟碩、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廳秘書陳君去病,所乘建康艦艦長,則任君光宇也。扺普陀山,驕陽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門道階,引至普濟寺小住,由寺主了餘喚筍將出行,一路靈岩怪石,疎林平沙,若絡繹迓送於道者,紆迴升降者久之。已登佛頂山天燈台,憑高放覽,則見寺前恍矗立一偉麗牌樓,仙葩組綿,寶幡舞風,而奇僧數十,窺厥狀似乎來迎客者,殊訝其儀觀之盛,備舉之捷,轉行益瞭然,見其中有一大圓輪,盤旋極速,莫識其成以何質,運以何力,方感想間,忽杳然無迹,則已過去處矣。既入慧濟寺,亟詢之同遊者,均無所睹,遂詫以為奇不已。余腦藏中,素無神異思想,竟不知是何靈境?然當環眺乎佛頂台時,俛仰間大有宇宙在手之概。而空碧濤白,烟螺數點,覺生平所經,無似此清勝者。耳聰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無形化而意清。嗚呼!此神明之所以內通。已下佛頂山,經法雨寺,鐘鼓鏜鈴聲中,急向梵音洞而馳。暮色沉沉,乃歸至普濟寺晚餐,了餘、道階,精宣佛理,與之談,令人悠然意遠矣。民國五年,八月廿五日孫文誌。」(註四)

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是中國佛教勝地之一,其靈感甚多,絕非教外人所能深信者,誠如 國父所說:「余腦藏中,素無神異思想,竟不知是何靈境?」

以 國父之大智大仁之慧眼,尚不能辨別,何況等而次之者,焉能深信。同時,以 國父身份及博通古今東西科哲學說,不僅所言所見足以取信於國人,況 國父又是信督教者,絕不會虛構觀音靈感為佛教宣傳,然而事實勝於雄辯。並有 國父親書筆錄為憑,又焉能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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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三年,總理率師北伐,兵次韶關,北洋政府派許世英至粵,蓋欲斡旋和議者,總理聞之,電令譚延闓、柏文尉、田桓、楊虎、許崇智諸人,護送許至韶關,距韶關二十里許,南華寺在焉。許至後,總理率以上諸人,及學生軍數百人,前往遊覽。寺中有泉極清,田桓曰:「飲此可以清心,沐此可以清目。」總理信之。遊畢,就餐於寺,總理問諸人曰:「汝輩亦知六祖相傳之事乎?」田桓應聲答曰:「達摩傳慧可,慧可傳僧燦,僧燦傳道信,道信傳弘忍,至六祖乃有兩人;得精義之傳者曰神秀,居當陽廣門寺。得衣鉢之傳者,曰慧能,居南華。」總理笑曰:「汝本青年,何能研究佛乘?所言得無妄耶?」乃舉所用之飯盌示之曰:「汝知此為何物?」田恒視盌漆質而嵌以銀底,知其出於印度也。乃答曰:「此即佛家所傳之真鉢,一在印度,一在南華。」命方丈取出,果相符合。總理乃笑謂田桓曰:「不謂汝小小年紀,乃精於佛典也。汝等須知,佛教平等,重博愛,余之致力於國民革命,亦是講平等,重博愛,慈悲救世,主旨正復相同。彼墮入于迷信中之愚夫愚婦,安能與講佛理哉。」(註五)

這篇有關孫總理談佛學的掌故,是出於革命同志閑鶴先生手,載於民國十九年漢口光明報。此與民國五年 孫總理遊普陀山所見靈境,都屬千真萬確的事。

同時,孫總理對佛法認識最為深刻,佛家主平等、慈悲,與孫總理革命思想平等、博愛,完全一致。這種博愛、慈悲救世的主義,不特一般愚夫愚婦不足與講論佛法,即當時官吏中究有多少睿智深遠明解佛法如 先總理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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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遊普陀誌奇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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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林主席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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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字子超,別號長仁,又號天波,別署青芝老人。生於清同治七年二月十一日(一八六八年三月四日),福建省閩候人──今改稱林森縣。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八月一日,在四川重慶逝世,壽七十有五。

林氏自幼受教會學校教育,故善英語。民國二十一年公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每與外國大使公使交談,都用英語。林氏生平,極為儉樸,經常出巡各省,以慈祥和譪的風度,撫慰軍民,對各派系的同志,總以團結求安定為目的。在林氏任期內,實為政治上一大安定力。民國廿六年對日全面戰爭發生,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林氏移節入川,坐鎮後方。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林氏等發起「護國息災大法法會道埸」四十九日。戴傳賢為法會會長,迎南華虛雲主持之,法會極盛。

林氏生平的生活極為樸素,唯有三好:(一)好佛,(二)好古瓷古玩,(三)好客。同時,對立身處世又持三不原則:(一)不再娶,(二)不治私產,(三)不殺生,素食。平居生活儉樸,身為國家元首,猶如平民,毫無顯要不可一世的氣慨!

由於好佛,又素食不殺生,不再娶的操守,猶如修道的老僧。因其好佛,而喜愛接近僧人,談佛法事。

民國二十一年,南京中山陵園前興建藏經樓,發起影印龍藏十五部,除供陵園藏經樓外,並分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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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大學圖書館,這是林氏對於弘傅佛法一大貢獻。玆將「募建紫金山藏經樓疏」錄於後,以供治史者參考。

「金陵自魏晉而後,佛法寖盛,毗盧樓閣,鬱然相望。下逮有明,洪武肇興,鍾山樓建法會,拔濟有情,太祖延見高僧諮詢心要。融通儒釋,翊佐治平,開國宏猷,往古未有。今國 府奠都南京,紹隆前軌,關於護持佛教,亦既垂為令典,昭示國人。嘗考 中山先生遺訓,推論仁之義,類有救人救國救世之不同。以佛教舍己利生,博愛無類,是為救世之仁。又謂佛教之說,足挽科學流弊。歐戰後西方學者,多研究佛學,其眼光殊為遠大。 中山先生對於宗教信仰,不執先入之說,能見其大若此。然則導揚大乘之佛化,所以輔黨義之進行。當刼運凌夷之日,以救世淑民為己任,固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首都文化為全國風氣所繫,先識之士,既有內學院佛教會居士林等團體之組織,獨末聞薈萃經典,蔚為鉅規,以供多士研討者,是亦修門之闕典也。同人等爰擬創建藏經樓於紫金山總理陵園內二道溝梅林之北,表高山之仰止,冀勝迹之長留。業經呈奉陵園管理委員會核准,並撥地一百畝充用。其地峯巒迴合,林水映帶,憑高則眼界廓然,遠市則囂塵隔絕,闢名山勝地,供法王之寶藏。清淨莊嚴,龍天永護,其利益於斯世,豈淺鮮哉!惟是法不孤起,必賴眾緣。伏冀 大德高賢,見者聞者,咸發宏願,襄玆盛舉。布施為六度之首,四攝之先,大乘功德,斯為至大。舉一攝眾,萬德俱全。經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是斯一事,兼備二施,則凡隨喜贊助與於斯緣者,其福德之多,有非算數譬喻所能盡也已。謹疏,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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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人:太虛、圓瑛、德浩、靜觀、體空、蕙庭、慧輪、若舜、印光、德寬、吉堂、本忠、現明、戒蓮、禪定、章嘉、仁山、明道、大悲、聖欽、本舟、和修、諾那、蔭屏、智圓、慧開、惠宗、慧蓮、德峻、弘傘、源寵、智水、鐵禪、容虛、法權、常惺、寶靜、台源、證蓮。

林森、孫科、朱慶瀾、王曉賴、羅迦陵、范古農、趙士覲、蔣中正、葉恭綽、熊希齡、林康候、聶其杰、梁致慶、歐陽竟無、汪兆鉻、陳銘樞、焦易堂、狄葆賢、李雲書、胡子笏、許世英、戴傅賢、楊樹莊、施省之、趙雲韶、姬覺彌、黃健六、屈映光、于右任、王震、黃慶瀾、林翔、關烱之、鍾康候、徐平軒、胡漢民、聞蘭亭、虞和德、梅擷雲、李煌堂、胡毅、林大任。」(註六)

由此觀知,可謂舉國一致,共襄斯舉。其所需經費雖曰募建,實係政府撥建,殆為民國以來,政府首以公帑興建藏經樓及影印藏經。用以昭示國人,政府是如何重視佛教法寶,冀予重光!

民國十七、八年及二十年間,廟產興學,鬧得滿城風雨,其主使者為內政部薛篤弼部長,及中大教授邰爽秋,江蘇教育廳長周佛海,棲霞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黃質夫等,互相勾結,利用職權,掠奪寺產。事雖經中央命令制止,但黃質夫仍不甘休,竟利用學生,實行強幹,於民國二十三年間,率領學生,手持木棍,強佔棲霞寺山地,並將該寺僧寂然毆成重傷,復利用職權,將僧寂然逮捕,關進監獄。如此狂暴,欺壓僧徒,引起佛教公憤,因此,上書林主席呼籲求救。其書中有云:

「豪奪寺產,事之常也;寺侵豪地,事之異也。法循常則信,徒異則悖,今國事底奠,王化昌隆。京畿之內,儼有為人師表,如棲霞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黃質夫者,勾官威脅,掠奪寺產,月之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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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帶同阜隸,將本寺寂然監院,置諸獄中,跡近糞佛壅……民寃久壅於下,何以涵濡群生……伏乞宸斷,戡彼橫恣,以端政體,沙門幸甚!」

書上,主席赫然斯怒,勅有關部會會辦。棲霞寺產,因賴以保;寂然監院,得獲自由。自此,不唯黃質夫不敢再放肆侵略,及其他省分僧寺財產,亦賴 林氏維護,得以稍安!

不唯如此,林氏對當時佛教碩德,極為恭敬。民國二十二年,圓瑛法師至南京毗盧寺宣講仁王謢國般若經,出其講義,請林主席撰序,林主席開宗明義第一句道:「圓瑛上人,吾閩產也。」僅此二句,不特顯出林氏對圓瑛法師含有極親切的感情,並寓有濃厚的鄉情意味,其和平近人的風度,於此可見矣!

二十五年,夏七月,林主席出巡江西,至廬山大林寺訪太虛大師,慈航法師適從仰光歸來。這時政府正欲軍訓僧侶,以佛弟子持戒不殺生,然以外侮當前,出家人又碍難置身事外,因此,為此殊感困擾。先是訓練監總部令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太虛大師乃電二中全會,並函訓練監總監部社心如教育處長,轉呈唐(生智)總監,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的訓練,以符佛教宗旨,嗣得社氏覆函,得以四項變通辦法辨理。(註七)太虛大師遂與林主席談及此事,大師認為宜尃習消防衛生等事,以符佛教慈悲宗旨。林氏甚以為然,並舉出近事以證。前福建共匪作亂,屍骸縱橫,曾有佛教徒組掩埋隊,其方法甚簡單,用草蓆包屍,隨意掘地埋藏,古云「大戰之後,必有兇年。」蓋屍骸失埋,野狗噉之,致傳染瘟疾,故望僧徒本佛教慈悲方便,多作此種有益人生之事也。又談及近來中央民訓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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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之事,末卜其意如何。

林主席謂佛教與中國人民有密切關係,應該整理振興,民訓部周部長,亦甚和平也。又云廬中大漢陽峯頂,最好有人結茅修行其間,並謝慈航法師贈玉佛一尊,及詢問緬甸、印度佛教之現狀甚詳。當晚又送太虛大師德州瓜,殷殷致意。

林主席尊賢重道的風度,誠足為中國民族將由衰亂而興治慶也。(註八)

太虛大師建議訓練總監部對僧侶改軍訓為救護隊訓練,因得林主席及多方支持,終獲核准,實為一大快事。「八一三」上海戰爭發生,佛教救護隊,首出現前線,實行救護工作,極為勇敢,深得軍方讚許。上海撤退,救護隊亦隨之撤退,沿長江而上,至漢口重行整編。敵機大炸重慶時,佛教救護隊,甘冒槍林彈雨的危險,不顧生命出現戰場,實行救護傷患,其勇敢精神,獲得最高當局嘉獎,及社會各界好評。

第三節 蔣總統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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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蔣公,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軍事家,也是一位仁慈為懷的政治家。忠孝仁愛,乃我國五千年來傳統立國之根本。孔子曰:「孝為人之本與!」蔣公奉母至孝,待人極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首對日本宣布不採取報復主義,以德報怨,使在華百萬日本軍民,安然而返,使日本千百萬戶人民重獲團聚,享受天倫之樂。這種博大仁慈之至德,不特贏得日本全體國民傾倒,感戴不盡,實為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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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古今映輝,舉世稱譽!

蔣公秉承 國父遺教,領導全國國民革命,歷經北伐、抗日、戡亂,不特為中華民族之救星,且為安定亞洲及世界和平之柱石。因之, 蔣公總統對國家民族之豐功偉績,豈僅挽救了中華民族,並使佛教於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歷經打倒迷信,廟產興學,反宗教運動,狂風暴雨中,能安然度過,而能茍延至今者,實賴 蔣公總統德力之維護;其維護佛教之德意,實導源於王太夫人之啟迪。

一、母範坤儀 蔣公總統,禮賢優士,崇敬三寶,不讓於先贀,而又以仁孝昭示天下。而涵濡薰沐,又得之蔣母王太夫人慈育之功。母範坤儀,古今罕倫。王太夫人生前不特篤信三寶,禮誦甚虔,而對諸多大乘經典,若楞嚴經、維摩經,都能熟讀通背,深明大義。由於母範坤儀所啟迪,不特奠定蔣公捨己為群獻身於國家偉大事功之基礎,且「現國王身」為佛法之金湯。故於佛法而有更深刻之契印。誠如 蔣公於「王太夫人事略」喟:先妣長齋禮佛二十餘年,其所信仰老而彌篤,人嘗謂先妣清素堅貞之操險難,不足累其心者,蓋得力於釋氏為多。先妣於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注釋,尤復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時,先妣必為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近年來中正嘗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於佛學者,實先妣之所感化也。」(註九)王太夫人不特為一虔誠之佛弟子,且以佛家喜捨的精神實施於鄉里間。

蔣公復曰:

「先妣素性慈悲,凡遇鄉里有孤貧無告者,莫不周濟而體恤之,其於親屬之遊惰廢業而來告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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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嚴詞峻拒不稍假借。尤關心地方公益,環武嶺二十里內外之橋樑路亭,其十之八九皆為先妣之所創建,迄臥病中尚出鉅資捐助方橋之公益醫院。倡辦萬丈沙之慈雲寺及武嶺之茶亭。臨終惟命以遺產之半,自辦義務學校,以教育鄉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學者,其對於社會事業之盡力蓋如是也。」(註十)

修橋舖路,佛說為感人天之褔德,故知王太夫人必感天趣。

二、護法敬僧 蔣公總統,因受王太夫人之啟迪,其於佛法頗多契印。唯以獻身革命大業,無暇與佛教高人接觸。民國十五年, 蔣公誓師北伐,民國十六年為實現國內和平統一,八月十二日辭職下野,回到奉化故里,特電邀太虛大師遊奉化雪竇寺。太虛大師與 蔣公雖未謀面,但黃膺白先生時稱道大師於 蔣公之前,遂有此約。大師抵雪竇,與 蔣公長談竟日,因相偕(及吳禮卿、張文白)遊千丈巖。翌日──十日──適逢「中秋佳節」,大師寓溪口文昌閣,相與賞月,為 蔣公夫婦(經國之母)及張吳等略說「心經大意」;大師即景賦詩,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句。國民政府下之佛教,得從狂風暴雨下,復歸安全,得以苟延殘喘,確與此夜此人有關。(註十一)同時,太虛大師又以詩贈 蔣公云:

「黨國安危繫,青山未是歸,出曾驚鬼侮,退豈貽人譏。此日藏雲豹,他年縛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違。」

太虛大師獲知於 蔣公,即賦詩奉贈,類多寓意,就中「他年縛海豨」,不啻為十八年後擊敗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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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來犯之日本軍閥之預言!

大師返甬,隨函申謝,並告以赴歐美弘化之意,蔣公因囑果夫,以三千元為助。(註十二)

蔣公復職後,十七年春,遊杭州之靈隱,又與大師、玉皇(卻非)合影為之紀念(海刊一二)。

這時國內佛教正處於狂風暴雨之際,大有亡在旦夕之概!先是馮玉祥(十六年)下令毀滅河南佛教,驅逐僧尼,掠奪寺產。唐生智在湖南組佛化會,開辦湖南講習會,強力接收寺產,逮捕住持,槍殺武昌佛學院學僧素禪,全湘騷然。浙江省政府又有逐僧之議,內政部長薛篤弼,又有改僧寺為學校之議。(註十三)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有廟產興學之具體方案,擬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僧界大受震動,極感不安。這時佛教又無統一的組織,陷入群龍無首狀態。因龍天護法神不願見到佛法滅亡,大護法神(蔣公)又電邀太虛大師晉京。大師由上海赴南京,寓毗盧寺,謁蔣總司令於司令部,翌日,偕遊湯山,大師談及:

「佛教為世界人類最高理想之表現,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學術宗教所可及。必適應時代之思潮,國民之生活,方可推行無阻。際此訓政伊始,百度維新之際,最好能組織一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俾收民富國強,政修俗義之效。」

蔣公贊同其說,因而作函介紹,往晤譚組安、蔡孑民、鈕惕生、薛子艮(篤弼)、王儒棠(正庭)、李協和(烈鈞)、張子珉(靜江)諸氏(註十四),商談結果,僅獲准成立「佛學會」。這時尚不能揭出「佛教」名義,佛教當時的處境如何,於此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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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於十七年春出國後,圓瑛等由佛學會發展而成立佛教會。廟產興學使全國佛教震驚,在驚惶之餘,復由王一亭居士,面請於 蔣總司令予以維護。蔣公謂:

「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須清淨莊嚴,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對於社會,要辦有益的事業,可以保存。」(註十五)

蔣公不唯對於佛法有明確之理解,即對佛教之積弊,亦復瞭如指掌。王氏謁 蔣公後,對於中國佛教會雖獲許成立,但佛教會章程,十八年,先由太虛大師與王一亭居士聯名致書,再由王一亭居士親謁 蔣主席,始得內政部批准備案,黨部直至二十年始批准。 蔣公愛護佛教備至,予以如此新生之機。無如老上座、名流居土別有用心。(註十六)不唯殊負 蔣公愛護佛教之德意,更有負全國佛徒之期望!

三、資助弘化 太虛大師既獲知於 蔣主席,復承其資助出國弘法。民國十七年春放洋,遠赴歐美弘法,備受彼邦人士歡迎,太虛大師在法京接受歐西學者建議,在歐洲或美洲設立一世界佛學院,並計劃籌集建築費百萬元,由各國贊同認捐,中國及華僑可認捐拾萬元。因此,大師特自歐洲致蔣總統司令書,報告西行弘化之經過外,並請 蔣公認捐拾萬元,以為各國人民出捐之倡導。其書謂:

「介公澂照:太虛至歐,本為宣揚三民主義所根據之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及佛學。來日在巴黎東方博物館演講,聽者六七百人,皆各國名人,由該院院長翻譯,結果大生效力。昨今兩日,其學者名流紛來訪問,遂提出在歐洲或美洲設立一世界佛學院,以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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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安樂為宗旨。由各國熱心佛學者設立,以研究超國族之世界性佛學,大荷贊許。推太虛為創議人,簽名發起,已得希爾法勒肥、費奴爾、伯里和、馬斯博、德未愛威爾加、爾伯底女士、佛雪、普里流斯奇、哈根、馬松阿塞爾、庫郎、格拉乃、威努、愛斯克拉、臘爾哇、臘爾女士、布臘訶、古樓寒、巴士等大學院大學之教授院長,共議即在東方博物院,先設一世界佛學院巴黎通訊處,籌備進行。太虛先担任每月百元經費,不敷者由彼等共同担負之。已議草案緣起華文,譯法、英、德文,印布各國,並提出國際聯盟會議。預籌建設費連地基華幣百萬元,如各國佛學者贊同設在法國,彼承認即由彼等捐與地基,並由巴黎之里昂信託公司經理担任收款存款──此人與某美國女士,已聲言當即捐款──。故中國及華僑方面,太虛亦告以可籌募二十萬元之數。今英、比、德都亦已來信,約定太虛前往演講,故一星期後,即至倫敦;三星期後,過比至德,預計籌得同樣效果。唯設法、英、德之通訊處,既已增加太虛之費用,而建設費在中國亦不可不先付到一部,以為各國人出捐之倡導,然聲明不受各國政府之款,以免政治捍隔;然個人名義,則無論居何地位,皆可收受。環顧中國,唯 公有此遠大之眼光心量,故請 公先電駐法之中國公使館,轉示東方博物院,認捐十萬元,作世界佛學院建設費,並先匯存巴黎之里昂信託公司一萬元,以示倡導,是所切禱。

今歐、美最高學者,皆已有研究東方學術之傾向,老子、孔子及印度之吠檀陀等,雖亦有人研究,但皆看為東方學術之支流。除基督教、回教以外,公認為貫通東方各民族文學、哲學、藝術、政治、風俗之普遍精神,乃在佛學。且實唯佛學以具足西洋近代之科學理智,而更有最廣大哲學可以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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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哲學駕出於其上。若令西洋人真個了解,必能敬服而歡喜領受。由是隨佛學而各種東方學術以至中國之文化思想,遂能為歐、美人真正了解,而得望諒許不妨碍,且能協助中國民族之完全獨立,共進於中山先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通路。三民主義以仁愛信義忠孝和平等道德為本源,在毆、美人未完全領受了解整部東方學術之根本精神以前,終難諒解。當察之歐人心理,不視為不可解──例吳稚暉先生言俄人以恨為革命出發點,而不了解中山先生以愛為革命出發點──即視為徒摭拾歐美之片段思想縫綴以成,遂生隔閡或鄙薄之意。此皆由根本不了解不接受「三民主義」所源之中國文化及東方學術而致。若能將公認為東方學術共通精神之佛學,引其由研究而深入普解於一切中國文化,即為三民主義大昌於世界之日。茲者,法、比諸報,已載日本外務省,通知歐、美各國公使館,將派三千人至歐、美傅佛教,殆亦已窺及歐美已大有對佛學探究之傾向,故有此大舉。然日本以其為帝國主義工具之為佛教,或反足引起西洋人反感,而使永不了解東方學術之精神,中國亦受其害。故中國如今 公之有遠大眼光者,不可不急起直追,超日本而先之。今若得 公如太虛所請,則世界佛學院之基立。三民主義亦隨佛學而飛騰矣。惟賜察俞允,中國幸甚!世界幸甚!尃此,敬頌政綏!太虛敬上。」(註十七)

由此可知 蔣公與太虛大師相契之深,而太虛大師不啻為 蔣公之尃使,赴歐美弘揚三民主義所根據之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及佛學,故深得歐美學術界人士擁戴,共同發起世界佛學院,以昌明佛學,陶鑄文化,使彼邦人士得普遍深入於中國文化,有三民主義大昌於世界之日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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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敦請住持 唐太宗優禮玄奘法師,乃請其住持大慈恩寺。奉化雪竇寺為四明首剎,其於宗門地位極高,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日(重九)太虛大師,乃應奉化 蔣公迎聘,住持雪竇寺,行進院禮,營照、寬融、玉慧觀等均上山觀禮。(註十八)奉化雪竇寺,係浙東名剎,其與 蔣公親族淵源頗深,名山得高僧,其因緣實非偶然!

奉化雪竇寺為四明第一山,其遠古之歷吏,不甚詳悉。據說晉代有尼曾結廬於山中。唐會昌元年(八四一)修改,光啟年中(八八五)罹兵燹。景福元年(八九二),宜城常通(南岳五世)來住持,從事復興。改為十方禪院。後周廣順二年(九五二),永明延壽來住。北宋初頃,清簡、行緣二師住此。淳化、咸平年間(九○○—一○○三),賜資聖寺額。乾興元年(一○二二),明覺重顯禪師住此三十年,即著名之碧巖錄原著者雪竇禪師,大弘雲門宗,擴建寺基。

重顯禪師,嘗博究教典,百則公案,以韻語頌出禪之秘奧,為叢林參學資料,名為雪竇頌古。禪師辯才天縱,一代文豪,具超格正眼,為古今罕睹之高僧,其頌語江湖相傳,稱天下絕唱。然語簡意深,不啻銀山鐵壁,參學者苦於鑽研剖解,如蚊子咬鐵牛,沒有下嘴處。禪師寂後六十餘年,即宋徽宗政和年間,圜悟克勤禪師住醴州夾下靈泉院時,學者迷而請益,就頌古百則,一一註釋,每則初為重示,後於公案(本則),頌古句下,各附著語而繼以評唱,剔抉淵泉。剖析底理,發揮玄微,當揚直指,豈立知見。然而發揮單傅直指之宗旨至矣!盡矣!自此,代有傳人,不勝枚舉!

太虛大師應邀接任住持,昇座之日,緇素名流數百人來賀,大師陞座說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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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門絕稱雪竇頌,海外猶傅碧巖集,今日當埸拈出時,清風匝地起何極。」旋告於眾曰:「雪竇以清苦澹泊,樸實寧靜為本,量入為出,就寺了寺,凡百興建,悉隨世緣。太虛如太虛,本來無一物,無可資濟常住,然决不侵損常住,除住寺食用而外,涓滴歸公,是可宣告於龍天聖凡者也。」

太虛大師宗尚彌勒菩薩唯識學,願昇兜率內院,故定其寺為彌勒道場,而與普陀、九華、峨媚、五臺為天下五大名勝道場也。昔宋仁宗夢遊雪竇,理宗因御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刻石猶存御書亭。民國十六年,當今 蔣公易為「四明第一」,不唯名實相符,而因以交通利便,風景培養,飛雪亭、千丈崖、觀瀑橋等勝蹟,亦重修剏建,大增林泉之美。

五、盛德庇護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太虛大師隨國府撤至重慶,二十八年奉命組織佛教訪問團,自任團長率團員出國訪問東南亞佛化民族,至印度與聖雄甘地及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及詩人泰戈爾等會談,呼籲中印兩國國民精誠團結。就中有「中國在 蔣先生領導下,不久便可得到勝利」之語,大師出國訪間,為國宣勞,歷經五月始回國,舉國欽崇!

民國三十一年,各省為藉徵警糧及藉辦鄉鎮中心小學,拘逐僧侶,佔用寺產,黔湘暨川東各縣,紛懇援救者已百數十起。太虛大師乃「呈請行政院維護寺僧」,大師並擬辦法五項,務使於僧得安,於國家民族得益……三十年度佔奪者概還原狀,三十一年度起再有侵優者,依法懲處……那知三十二年行政院批准內政部修改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與大師原意全異,不特引起外界誤會,而內政部反謂參考大師前年「呈行政院文」意而訂,不肯撤銷,大師迫不得已,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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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作悲懷之陳詞;其文曰:

『介公主席兼院長睿鑒:去春太虛呈行政院令主管官署督導各級佛教會健全組織,以現存僧寺財產──佛教教產──十分之二興辦慈善公益,引生一般國民對於佛教寺僧之好感,以十分之二興辦僧教育及各種振興佛教之生產事業等,俾中國佛徒追隨中國民族同時復興。由僧自辦慈善公益,則即可依辦理慈善公益而獲取生活;辦僧教育及僧生產等,則更可提高改進寺僧之地位。其為改善僧寺振興佛教之意義,瞭然可知。當蒙行政院飭交教育、內政、社會三部審議,而有所修改,並由行政院秘書長以三部改內容函答。當對內政部之議改內容,表示異議。再呈聲明,未獲函答。而本年內政部忽頒行八月三十日修訂之「寺廟興辦慈善公益事業實施辦法」,概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征收興辦,又於各僧寺每年收益在五萬元以上者,即須征百分之五十。以今之物價論,則五萬元僅敷五人最低生活費耳。復全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征收,不惟非寺僧自行興辦,且殆無過問參預之權,此其與太虛前呈行政院之文意,適成北轍南轅之僢馳;一係健全僧寺振興佛教,一係掠奪寺產毀滅佛教,誠有霄壤天淵之別者也。乃傅聞內政部主管司科,竟謂由參考太虛呈行政院文意而為此,抑何刺謬之甚耶?因是,不得不逕陳公而有所懇求者:一、由主管官署督導各級佛教會健全組織,尤須由社會、內政二部督導中國佛教會在首都組織健全。二、由主管官署督導各級佛教會,整率所屬僧寺,節衣縮食,竭力興辦「僧教育、僧生產等佛教教務」,及「難童教養、抗屬工廠、醫院、學校、壯僧救護隊等慈善公益。」俾佛教寺僧能配合抗建之需要,成為復興中華民族中健全發展之一部門。此二請求之於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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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猶三民主義之於中國民族,乃合自力更生以爭取平等自主之地位者也。若本年內政部所修訂辦法,則由縣市政府、鄉鎮保甲為刀俎而寺僧為魚肉,可立致全國佛教於摧滅者也。而整興僧寺發揚佛教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為太虛第一生命,數十年來,太虛對於中國文化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而抗戰以來在國民一分子之佛教徒立場上,提倡僧侶救護隊,訪問緬印,發展邊疆教育,及醫院、學校等,對於抗建之努力,亦不為少。乃未蒙中樞之佛教主管司科及一分省縣中鄉保當局之諒察,時有摧奪僧寺,危亡佛教以斬絕太虛第一生命之舉動。則太虛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太虛自審獲知於 公之友誼既非泛泛,而敬佩對於國族之功勞偉大,隨時隨處在國內外宣揚盛德者,亦與日俱深!然佛教實為中國國民道德及世界平和文化之要素,今全國佛教達於危亡關頭,亦即太虛生命臨於瀕絕之際,對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個人友誼,均不能不向我中華民國唯一領袖為此剴切之申述。前二項請求,如荷矜察,而令由主管官署貫徹施行,則太虛自當在佛教徒立場上,倍加努力以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不然,則絕不能坐視寺僧摧剝,佛教危亡,而再靦顏茍活於斯世也。涕泣陳詞,不遑擇言,惟大仁大智者察裁焉!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肅頌尊綏。太虛稽首上言三十三年元月二日』。(註十九)

書上,遂獲 蔣主席飭令停止實施。(太年譜五○八)

勝利後,政府還都,國民政府,承受美國之意旨與共產黨及民主同盟代表,開始政治協商會議,當時政黨趨勢,勢非經一番改革不可。大師深覺佛教需有一政治性組織,以代表佛教立埸,維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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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利益,認為佛教僧徒應配合政治革命運動,故有組織政黨之意,尤望知識青年僧伽,能與革命行動相配合,乃作「知識青年僧的出路。」

「中國的國家社會,深深地陷在貪官惡吏,土豪劣紳的操縱中。當政的民權民生主義的施設,勢將成為貪惡土劣的假民權民生政治。且無論何黨何派起而當政,亦必仍為貪惡土劣的政治。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朝野各政黨,雖都有相當好的政策,和少數正潔的人才,但是從鄉村至都市,充滿著土劣貪惡,任何實際的政治,非通過了貪惡土劣不能施行。及至通過了貪惡土劣,任何的主義政策,在實施中都成了操縱於土劣貪惡的偽政治。

所以,若要中國能够好起來,無論如何,要由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公正的知識分子,產業分子,聯合教導資助著貧苦勞動工農,共同意識著警覺著土劣貪惡的毒害,自身困死餓死也不肯變為土劣貪惡,並專以土劣貪惡為革命的對象,堅毅强勁地,巧妙委婉地,漸漸根治盡絕附於國民背上的土劣貪惡癱疽。然後當政的民權民生主義的政治,才能實際施行,才能走上現代國家社會的大路。

由此,知識青年僧,不用對腐惡的寺僧和國人歆羨或驚怖。須知這都是在貪惡土劣操縱下使然。只要認清了土劣貪惡的革命對象,加入公正的知識分子、產業分子,和貧苦勞農聯合陣線,勇猛前進,則以無家室之私的青年知識僧,無疑在公正知識中,可為最公正最强毅的知識分子,待土劣貪惡一經肅清,現代佛教也隨著現代國家社會而湧現。」(註二十)

太虛大師組黨的用意,本大乘濟世精神,俾佛法得以徧入各方,「袪滯釋疑,於融和進步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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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世界大同為鵠。」(太虛年譜語)無如政府歧視此一擁有廣大信眾佛教的集團,不唯大師組黨未能實現,即國民大會代表,本經「中國宗教職誼會」于斌之推薦,經 蔣主席同意,圈定大師為國大代表,以陳立夫力持異議,致其中變。 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久為陳布雷等近侍集團所碍,日以疏遠。二十餘年來,佛教為拘於理學窠臼之中國本位文化者,及憑藉美國路線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處境日艱,大師於國民政府領導者於執政之初,未能高瞻遠矚,求中日之協和,謀以東方文化,復興全亞民族,卻招來東方文化、亞洲民族之大苦難,每不勝其感慨!(註二十一)

大師悲天憫人救世之心懷,及睿智深淵之遠矚,體國愛民之精神,固無負 蔣公仁愛之知遇;以其畢生致力於福國裕民之事業,及抗戰期間致力於中國文化與佛學之宣揚,更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官吏)時欲斬絕佛教生命,實有負於大師也。唯期今後治中國近代政治史者,對太虛大師獻身於文化抗戰之史蹟,應多予留意焉。

第四節 戴季陶先生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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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研讀戴季陶先生文存,在佛學部門發現有兩篇重要演講稿,未被列入:一、是民國二十一年在河南佛學社所講之「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文存有致開封眾大德書,內容大致不異)。二、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中央廣播電臺所講之「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那兩篇講稿都刊在當時出版之海潮音月刊。也許未被發現,或因易題,而未列入。還有一篇「敬告隆昌寺諸僧書」,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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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內。

那兩篇講演稿,都在國難緊急關頭所講,雖屬佛教性質,卻有關於國家根本問題。季公身為中央大員,他的言論觀念,至少可反映出當時政府對佛教政策。因之,我把季公生前有關佛學的寫作,從文存中抽出影印,定名曰:「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俾國人得明瞭這位忠誠體國悲心救世的偉人!

戴傳賢,又名良弼,字選堂,又名季陶,筆名天仇,法名不空,不動,晚號孝園。一八九一年一月六日(清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廣漢。民國三十九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歿於廣州。

季公道德文章,早為世人所景仰,其於佛教尤具信心,他表現在理論和行動方面,即政治與佛教及廣大社會方面,曾發生重大的影響。北伐以後,力阻橫流,護持正法,使佛教於狂風暴雨中(廟產興學)安然度過。九一八事變後,悲心救國,運用佛法廣大方便法門,會同蒙藏佛教領袖,修建法會,促其內向。抗戰期間,中央無後顧之憂及邊疆之患,實賴季公融和邊疆佛化民族,有以致之。其對班禪大師,尤為崇敬,情如兄弟!

我們從季公遺作中,不唯可窺擊見其高尚品德,在字裏行間,無不顯出其赤誠之大悲心,無一語不關心國家民族,其忠誠體國的宏願,至足感人。因之,他的佛學寫作,不在說明佛學深奧的理論,而在以身作則,現身說法。以此爭取邊疆佛化民族的信仰,並富有重大的啟發和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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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國,幾乎成為家家戶戶傳統的信仰,季公當然不能例外。他說:「余家自祖母以來,奉佛敬神,尊祖孝親,備極虔誠,而我慈母黃太夫人信佛尤篤。余自幼受此感化,對釋迦教義,若具夙根。」(季公文存一一七一頁)

季公奉佛另一因緣,就是民國十一年,奉孫總理之命,回川聯絡各將領,主張和平統一,兵工救國,發展四川實業,為各省之倡,藉此歸家省親。乃抵漢口與四川各將領代表,面商此意,格格不入。憤慨至極,搭招商局之快輪船,直赴宜昌。夜靜更深,頓下決心,投江自盡。其所作八覺云:「下水之後,兩邊離岸太遠,從黑越越的當中,一點也看不出甚麼。只覺急流的江水,從肩頭把我往下送。江水冷風,一陣陣的吹來,侵入肌骨,我自己完全凍僵,不省人事。這個時候,忽然望見在我的四圍,有一圜很圓圓的白光,從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濃,越遠越淡,此光離我有好遠,不得而知。我從小隨著母親,就有佛教的信仰。雖然在人事當中,時時把信仰忘卻。當此信仰的時期,深刻的信心,又自然地發現出來。看見這個白光,心中忽然感動。確實這個佛光,是我的生機,我一定不死,應該要生。後果浮至下游,被一個農人撈起,而不致死。夫以身無縛雞氣力,素未習泅之一介文人,竟入長江滔天之水,而得免於難者,豈非佛力強救哉!」(註二十二)

如此勇於輕身,投江自盡,以死呼籲川省各將領和平統一救國的精神,足以震天地而泣鬼神,終蒙佛力垂救得獲重生。這不特奠定他日後二十年獻身國家豐功偉業的基礎,亦復為他現宰官身作佛門干城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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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公德配鈕氏有恒,法名蓮花,自幼即發菩提心,修持覺道,念佛持誦大悲咒及阿彌陀經。曾一度出家,終以母命難違而返歸。辛丑之年與季公結婚,民國十八年起,即素食長齋,二十年從班禪大師受觀世音菩薩灌頂授記,法名蓮花。二十五年於寶華受滿分五戒,二十六年對日戰爭發生,即發願祈求眾生安樂,國運昌隆。日禮千佛,並禮拜大乘經典,一字一拜,至三十一年逝世,拜畢華嚴經、法華經、藥師經、地藏經及梁皇懺共逾百卷。夫唱婦隨,季公於覺道修持,能有如此成就者,賴夫人相助的功德實不可忽焉。

季公從「民國十五年,以至二十六年,約十年間,以善因緣親近大善知識,於顯密覺道,略窺門徑」(致張秉三先生書「文存」)(註二十三),這十年間,正為國家最艱苦的時期,由北伐,而剿匪,而抗日,也是季公悲心救國用力最多,寫作最勤的時期。他的佛學寫作,十之八九,都在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寫成。二十年以前的寫作,見其他文集,或多散失而未著錄。二十六年以後,進入大後方,經常有病,所謂「一病十年」(致張秉三先生書語)。由於戰場轉移,長期抗戰,其重心任務,則在融和清康、蒙古、西藏、印緬,暹羅各地佛化民族,二十七年至甘孜祭班禪大師,二十九年應邀訪問印度,朝禮八聖地,目觀聖地荒煙蔓草,廢瓦頹垣,去聖時遙,弘道無人,正法淨戒,與時同衰,悲感交集,及至「迦葉阿難尊者結集經藏之金剛窟中,五體投地,失聲大哭。」(註二十四)如此真情流露,至足感人,遂與印人締結神交,是為蔣公伉儷三十一年訪印鋪路,自此中印兩國友誼日增,提高中國在亞洲領導地位,爭取最後勝利。季公於佛學攻究,顯密兼通,依英日譯解學習梵書,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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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識數百字,精讀奘師六百卷大般若譯本,深入般若,並造十四頌,稱揚般若,其所藏儒釋典籍逾三十萬卷,均燬於首都寓所。當其出首都時,隨身禦寒衣物,隨從已携置車上,因體貼多數遭難同胞無法登車,又嚴令隨從將衣物送還原處,使留餘隙好讓難胞,如此慈悲愛民,實為一大心菩薩再來!

在國民黨領導階層中,季公是以理論家和實行家著稱。三十而後,學究佛乘,悲智雙運,政教兼施,實為當世名公巨卿中,獨開生面者。平生寫作之勤且富,多達五百萬言,民國以來,季公與吳稚老擁護中央,宏揚三民主義,實為指導輿論兩大巨擘。

「九一八」事變發生,舉國痛心,這時京中信佛徒眾,「發菩提心,虔請百師,修仁王護國法會於南京寶華山,同發十願,期全國一心,共圖自救以救國,救國以自救。」(文存一三二四頁)其願文流傳極廣,並經譯成邊彊語文,分發蒙古青康西藏各民族閱讀

自此而後,季公即以誦仁王護國五大部金剛菩薩陀羅尼為常課,每感激流淚。「而知國之所由衰,民之所由困,無不由過去生中大眾所共積之業所感召。後之挽救,端賴痛切懺悔!更痛切認識本師釋迦文佛,教吾人確信十方三世諸國土世界中,皆有佛菩薩降世,說法度生,現諸法身,以接引有情者,絕非妄語。」(註二十五)

於是痛下決心,求哀懺悔,率領全國善信,發菩提心,先後修建仁王護國法會,藥師佛七法會、時輪金剛法會,發願救國,撰寫般若波羅密多頌文,稱揚般若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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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若波羅密多門論頌(民國二十一年作)
二、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六日作)
三、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頌(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作)
四、仁王護國法會發願文(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作)
五、藥師佛七法會發願文(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作)
六、報恩十八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作)

就中以仁王般若法會發十願文及藥師佛七法會發十二大願,最為懇切,感人甚深,仁王十願中,一至六願,期與全國人民共同堅信,刻苦忍耐,承担救國救民之大業。七八兩願則在中央地方官吏與國民黨同志,共體時艱,其文如次:

7願中國國民黨全體同志,親愛請誠,團結一致,拋棄嫌怨,互相扶持,念先烈創業之艱難,知國民責善之殷重,虛心平氣,矢信矢忠。奉信主義……容全國之人才,以盡其救國之責,成其建國之功。

8願國民政府,上自主席,下迄僚屬,中央地方文武官吏,履行誓言,奉行法令。……體總理天下為公之心,繼先烈捨身救國之志……忠於國家,愛護人民……共濟時艱,同成大業。

藥師佛七法會十二大願中,七八兩願內容,則與仁王法會七八兩願,大致相同。唯第九願,「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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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滿蒙回藏以及苗疆,乃至西南諸省山間民族,共存天下為公之十二大心,同發團結國族之大願,以三民主義為依歸,則共信斯立。」第十二大願,則有「千秋萬世,善業昭垂,四海五洲,仁風永被,中華鞏固,民國萬歲,萬邦協和,正法永住。」(註二十六)

如此赤誠體國,真心懺侮,無一字不在國家;無一句不在民族。字字懇切,句句真誠,更無一語不契合聖教。誠如季公自說:「虔誦般若,心有所感,因撰仁王護國般若頌,其義至淺,而其語則自來未經人道,敬錄之於冊。所謂千秋萬代全國一切宗教信者,澈底了解,並知非余之私見,而實為佛祖所定,先聖所教,余所以能表此文者,乃余心所潛藏之佛菩薩種子,即古聖所謂良知良能之自然透露。」(註二十七)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季公又於重慶修建護國法會,率領全國軍民,及中央地方官吏,蒙古王公,康藏大族,千五百餘人,「普請顯密諸宗大德,修建無遮道埸,虔求抗戰勝利,怨敵降伏,宇宙清寧,人民安泰。」(註二十八)

民國三十一年又於重慶修建護國息災法會四十九日,其發願文曰:「自倭寇橫逆。侵我中華,今逾十載。業因所誘,舉世罹難。中國受禍者及二十五省,世界遭難者逾二十餘國。因是全國佛教信眾共發菩提大心,啓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至誠齋戒,冀感天心,懺悔修德,望回人心。」(註二十九)

季公位居中樞要職,每以未能救民為憾,引咎自責!「傳賢奉職中央,既不能化導於民,齊其心志,以建立民國鞏固之根基;復不能領袖群僚,竭其忠誠,以挽救國家衰危之時運。撫躬自問,愧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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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

復謂:「賢奉職中樞,不能為國家固彊圉,為同胞致太平,致令國權益多,國士多殤,清夜自思,尤深慚悚涕泣也。」(文存一二六四)今日國步艱難,國際逆流,尤甚於抗戰時期千百萬倍,而中央地方官吏,忠誠體國,固多卓越的貢獻,然表現於字裏行間,以身作則,罕有若季公之赤誠感人也。

季公自三十三歲奉佛之後,禮拜尤誠。每以東北至西北二萬餘里之邊彊國防,唐宋元明清千三百年之統一,實賴佛教同化力量之維護,徵諸國史,誠不虛也。於是銳意奉佛。九一八事變後,舉國悲憤,共赴國難。季公獨開生面,致力蒙藏諸大領袖間修建法會,祈求民生安樂,國運昌隆。不解其用心者,每多譏為迷信落伍行為。二十三年,杭州時輪金剛法會,報章評論尤為激烈。季公為國家前途計,皆甘受之,未嘗有一語置辯,對於喇嘛王公蒙藏番回子弟個人之供養照料,其熱心則與日俱增,其致河南李主席電云:

「今後吾國為亞洲民族領導,已為世界所共認。內則蒙藏青康,外則印緬暹羅與南洋諸地,其民族結合,實以佛教為中心。天下事貴乎以身作則,我不尊佛,人孰尊我,孝經所謂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此也。十餘年來,賢埋頭獨幹,不求人知,亦不敢使人知。昔年功行,其在國家民族乃至世界有何關係,今日世界人或漸體會。當知賢之所以苦心致力於蒙藏青康新彊諸地,乃至越雪山而與印度締至誠神交者,絕非無故,更非為個人修福德也。然宗教事屬信仰,其本身即目的,功在萬世,德及千年。若視為手段,不獨無益,而且有害。」(註三十)季公用心之苦,於此可知矣!

八年抗戰,其所以能嬴得最後勝利,全國軍民,同心一德,艱苦奮鬥,犧牲幾千萬生命,功居第一。而季公獨開生面,率領全國善信,同發宏願,懇禱諸佛神靈,降伏怨敵,感動天心,用意之深,用功之勤,其功亦不可忽焉。

季公深信佛法,而矢志革命,每以總理革命宗旨與佛家六度教義,並無歧異:「不僅存道並行而不悖之心,實確信諸法圓滿,真理無二之義,况乎出世之教,必藉入世之法而後能通,救世之功,必藉救國之德而後能具。『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堤,猶如覓兔角,』旨哉斯言。」(註三十一)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日本因颶風,死亡小學兒童竟達數千。以彼國一般人之罪,與無知兒童無關,季公乃以同體大悲心,請寶華山大清眾修大悲懺,為橫死之諸兒童祈禱,實為以德報怨之端。自奉佛後,身外之物,多用於為善德、為眾生,其救世之切,於此可知矣。

民國二十年,日寇侵佔東北,舉國悲憤,憂患重重,無不以發揚中國民族思想為急務。所謂中國民族,乃泛指漢滿蒙回藏五族而言。五族中除部分回族之外,其餘四族百分之八十,都是信奉佛教,而西藏青海蒙古西康諸地,都以佛教為治世唯一正道。二十一年,季公奉命考察西北軍政,對邊疆政策,多所建議,復提倡修葺白馬寺,復興中原文化,用力最多。並應河南佛學社歡迎,講,「振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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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振興佛教」。開宗明義的講出:

「現在要振興中國的國家,振興中國的民族,當然要從振興這最大要素的佛教上去努力。以全國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所共信的佛教,如果不能振作,正像是一個汽車沒有汽油一樣,諸般事業都不會成的。有些不明白宗教性質的,他們以為宗教和國家是不相容的,或者以為信仰宗教,是反革命的,這自然是很大的錯誤。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上,把仁愛的作用,分為三類。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之仁,慈善家所作的工夫,是救人之仁,宗教是救世之仁。

這一個見解,就是把宗教對于國家民族社會的地位和效用,很簡單明瞭的表現出來。國與人不可分,國與世亦不可分。則三種的仁愛,應該是其用雖異,而其體則同……做政治工夫的人,斷不可輕視了宗教……做傳教工夫的人,斷不可遺棄了國家……」(註三十一)

季公慧眼獨具,雖把宗教與國家的關係,分析得十分清楚,但有些人「以為別的宗教如耶穌回教等,都是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而佛教則無益有害。說這話的人,是拿印度和中國來做證據,這更是一個很明顯的誤解。世界的歷史,不容拿一兩件事,和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盛衰成敗──來總括一切。佛教是否於國家的文明無益有害,只要看日本的歷史,便可明白。並且中國唐清兩代的發展,也是剛剛說明佛教與中國國勢的關係,是有益無害……」總之,他的結論,是要振興中國,不可不振興佛教。「因為佛教是中國三萬萬幾千萬人民所共信,而且有二千年歷史的一個大教。」(註三十二)

歷史上告訴我們,佛教對於中國國勢之發展,則有百益而無一害,中國最盛時代為漢唐兩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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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皆盛,元明清三朝皆特重佛教,國威遠振。「絕不僅如六朝五代偏安之局,衰亂之世,乃有佛教。」(季公語)試讀季公所舉的證明:

(一)中國自晉唐而後,國力日以衰微,而民族之力,則有加無已。秦漢以來,素為中國外患之民族,今皆次第與中國混合而為一,豈中國之兵力財力,足以統一之哉?佛教慈悲和平之感化,實為唯一的功用。彼蒙古覆滅中國而統治之時,若無佛教一方溝通兩民族之精神,調和兩民族之情感,則其悲慘殘酷,正不知伊於胡底(註三十三)

(二)自喜馬拉雅山脈一帶起,青海伊犂蒙古滿州,其地之大,數倍於內地,民族之複雜,語言各殊,風俗各異,文字之發達尤遲。其強暴好戰之性,猶是上古之蠻風,千年以來,能以和平而自然之程序,成就其互相敬愛互相融洽之關係,以成中國今日之大者,政治之力歟?軍隊之力歟?中國文字哲學之力歟?佛教感化之力耳。(註三十四)

(三)滿清一代之政教,其偉大與精密,均優於既往歷代之成績,而徵其最大之成功,則為宏護佛教,與勵行和親兩事。三百年間,中國之邊患漸次消滅,而民族之形成漸臻鞏固者,實由於此也。滿州民族今已於中國民族完全混合為一矣。其貢獻於中國民族史者,實不可沒。(註三十五)

佛教於國家民族為有益乎?為無益乎?唯有季公體察最為明確,亦唯有季公才能道出。於是又大聲疾呼,要振興中國,必要振興佛教。他說:「我三民主義之信徒,以實現總理之遺教,完成民國之建設為責任者,豈可忽視此一最大之根本問題乎?至若以毀滅宗教為科學政策,以寺廟興學為救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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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者,此實不明歷史,不通政治,智識淺薄狹隘者之所言,情亦可感,義實堪悲。蓋治國宏化之道,絕不若是,而救中國之危亡,興中國之民族,其道更不應若是也。」(註三十六)

於此可知季公對每一重大問題,必經慎重考慮。以上所言,不僅為振興中國民族的根本,亦且為千秋萬代治國之原則。

「二千年來,國人不悟,於諸佛所,妄立知見,於諸佛法,妄生分別,而於必要認識之善惡邪正,反漫不加察;其必要實行持之自度度人之大道,反不信不解不行。由是之故,唐乃衰亡而為五代矣;宋乃終不能建樹,而亡於遼金蒙古矣;明乃依然不能恢復,而覆於東胡矣!」(註三十七)

佛教於中國為有益乎?抑為無益乎?於此可知之矣!

佛教傳入中國,便與中國歷史相互為緣。所代中國社會變遷,非常迅速,直至現在依舊在潰裂中,使國家陷入存亡關頭,這是一件可痛心的事。在這一個悲慘現狀社會裏的佛教,却與我們國家同樣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在這個不健全的社會裏,道德淪亡,人心惟危,要想建立一個康強新中國的社會,必要經過一番努力。因此,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季公在中央廣播電台提出「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他說:「目前國家固有許多重要問題,應行討論,但同時亦有許多根本問題,尤須注意。倘不研究,國家即難有相當進步,故吾人應努力解決此項國家根本問題。」(註三十八)

所謂根本問題,就是改革佛教問題。佛教何以會成為國家根本的問題呢?國家的基礎為民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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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救國,必須救民族。世界任何一個民族,都有一特殊宗教,此一宗教對於其國中文化教育政治,必有其特殊影響,故宗教亦為民族成立的一個重大要素。季公曰:「我國四萬萬人,完全不信宗教的恐怕是很少。新近人士雖有反對宗教的,但是為數極少。百人中至少有九十八九,必於各種宗教中信奉其一。尤其我國邊疆各地,一百人中就有一百人信教。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不但信奉宗教,且宗教佔有特強地位。西藏之宗教,不僅於文化上,即在政治上,亦掌特殊權限,佔特殊地位……現我國辦事者,各有信仰之教,見解遂有不同,且因不易獲得一致,故凡在政治上工作者,皆認宗教最好不講,放在一邊。」(同上)

抱這種態度的人,顯然忽視佛教在中國社會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對廣大社會群眾的重大影響。因此,季公明確的指示說:「凡一事物,如與我們有關係者,若是不去管他,不把他整理,他就會來阻碍我們的進行,這是一定的。試想宗教,在人心中,支配的力量是多大?我們教育的力量能有多大?政治的力量能有多大?倘不把宗教問題解決,使之改良,則教育、政治、實業均不能推進,而有絕大的阻碍。」(同上)

這是一針見血的說法,國人信奉佛教的,既佔絕大多數──五分之四──試問佛教不能改革,不僅佛教衰退,且必於國家民族有不良的影響。但一般人對於宗教,所抱的態度不外為:

「(一)信仰宗教的辦法,因為信仰故,事事必歸到宗教,乃守舊,而不改良,這一路是不通的,(二)反對宗教的辦法,以為立刻可鏟除宗教,這又斷不會成功的。即因一時力景,把某一宗教壓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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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若干時也許再起,並再佔有政治上勢力,故反對的一路,亦不通的。(三)放任不管的辦法,即除政治以外,不去管宗教的事,須知政治為管理人群而設的。宗教對於人類關係之重大,而欲放任不管,又是不對的。以上三種辦法,既均不對,所以祇有一法,即是把宗教改革。」(註三十九)

季公所舉三種辦法,至少也代表了當時中央政府少數人對宗教的態度。其實,直至今日,我們政府對於佛教的政策,仍不出這三種辦法範圍。一二兩項既然行不通,祇有採取第三項放任不管的辦法,聽其自生自滅的政策。這固然貽害了佛教,同時也遺誤了國家。季公最後提出五項根本問題,要政府注意:一、宗教之存在問題,二、宗教由行政機關主管問題,三、宗教之管理問題,四、宗教本身之學術問題,五、邊疆宗教問題。這五項問題,不僅關於宗教前途的發展,同時,也關於國家的進展。在法律上既准許宗教存在,就不能聽其自生自滅,不加管理。宗教以教化眾生為職志,宗教徒本身即為教育家,故對於宗教教育應特注意。不能讓宗教徒無知無識,聽其胡言亂語,而影響國民教育發展。宗教應歸教育部管理,不應屬內政部,世界各國之宗教,均歸教育部。因為宗教關於人心,明明是一種支配人心管理行為的教育,理應歸於教育機關管理。

邊疆民族,不僅為宗教問題,且為政治問題,西藏佛教的達賴、班禪,不僅為西藏人民精神上的領袖,並為內外蒙古、青海、西康人民精神上的宗主。在第五世達賴以前的西藏佛教的達賴班禪,是唯一施行佛教教化,是民眾精神上最高權威者。唯自第五世達賴,兼政治行政權,顯然便與佛教自覺相違。所以今日西藏佛教問題,不僅喪失黃衣派祖師宗喀巴的原意,且牽涉政治問題在內。究竟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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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阻碍政治,抑政治影響了佛教,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總結的說:「守舊、反對、或放任三路,均不通的,祇有改良,乃係我國唯一根本的問題。救國雖不止宗教一端,然宗教為民族五大要素之一,卻不可不改良。」(註四十)

我們的政府果能注意佛教,因勢利導,改革佛教,使其制度合理化、現代化,佛教僧徒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担當弘化的責任。到那時佛教僧徒,不特不會阻碍教育、政治、實業的推進,並且能使國家教育文化猛力的進步。佛教在中國歷史上,不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重大的影響,即對中國政治上之輔助,亦有其重大之貢獻。唐宋元明清以來,邊疆國防,由東北至西北,東西兩萬餘里,千三百年來,在政治上能順利統一成功,實賴佛教感化力量。假使我們政府對本部佛教能予充分支援與改革,則邊疆佛化民族,自然會順利歸向中央,只是我們政府始終對本部佛教,不特未予充分支持,使其組織健全強大,而竟採取放任政策,聽其自生自滅。漢族佛教既沒有希望,則自然會影響到邊疆佛化民族的歸向,更會影響了國防及政治上的安危。

季公雖已逝世三十餘年,但我們根本的問題,依然存在。他致力於邊疆問題研究,所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張,實為千秋萬代著想,仍不失參考的價值!

民國二十五年,中央民眾訓練部,擬訂計劃改革佛教,實受季公言論的鼓勵。唯改革方式,不無研究餘地。經過多方商洽的結果,正欲頒布施行,上海名流居士屈文六、聞蘭亭等致函時在巴黎的季公,而季公亦採取不管政策,「電請中央黨部,勿過問佛教,」(太虛年譜四一三頁)。至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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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瞭解:究竟是佛教阻碍政治?還是政治阻碍佛教?明眼人自然會清楚。

今日國事艱難,尤甚於三十五年前千百萬倍,而佛教腐敗,日益加甚,唯有希望我們政府能拿出具體的辦法,拿出最大的勇氣,使佛教達於盡善盡美,以為光復大陸,重建國家的楷模!

第五節 居正先生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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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覺生先生,是國民黨元老之一,但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時間最長,達十六年半之久(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銳意革新中國司法,以建立法治觀念與習慣,為恢復司法權的完整與獨立,作準備工作,其對中國司法革新,是有其不可忽略的功績。

公姓居,名正,號覺生,初名之駿,別號嶽崧,又號梅川居士。一八七六年十一月八日(清光緒三年十月初四)生於湖北廣濟縣。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十一月二十三日,逝世於台北!

居先生早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預備部,旋加入同盟會,一九○七年畢業。又考入日本大學本科法律部,專攻法律。一九一一年計劃於武漢起義,因費用不繼,居先生與焦達岸特往故居之鄉,企圖盜取達城廟之金菩薩變賣,成為革命史上佳話。居先生獻身於革命,率領國民革命輝煌之歷史,已成定論!

居先生對於佛教關係,顯然是受了他太夫人的影響。在「梅川譜偈」中,曾有這樣的記述:「靈隱天竺遍燒香,九澗三山祈福祉。」這是記述太夫人生前對佛教的信仰。「彌留遺言神志清,一切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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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若散失;諸根悅豫報安祥,正念分明伴不退。兒媳啜泣念彌陀,姪孫跪地焚冥紙。」這是記述太夫人臨終的瑞相。太夫人生前修持精進,中年每月持齋三日,晚年發願往生,則持八齋,朝夕念佛,故臨終示現,如有彌陀經所說:是人臨命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同時,居先生長兄釀香公,於母喪中,體梁皇懺,誦金剛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竭盡孝道,經常習滅盡定,於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無病而終。因此,居先生因受太夫人及長兄信佛修持,臨命終時,都有安祥瑞相的啟示。所以對佛教信心,從此深植不疑!

民國十八年,居先生在龍華獄中,初誦金剛經,每日三五遍。則知佛法無邊,不可思議。意欲所求,無不稱道。旋有人贈送善本金剛經,因此書偈奉答,其偈曰:

「雖眼前萬法森然,不取不著,自然不見有生相,也不見有滅相,更不見有垢淨增減之相。」其「憶季陶入世觀」一文謂:

「捨己為群,原為佛家絕我而不絕世之精神,被流行濫用,因而埋沒真義。但持此態度最明顯者,惟有釋迦牟尼。其一生皆以出世之精神,作入世之事業。佛教降至末流,祇能絕世而不能絕我。亦即不能為群,復不能捨己,與釋迦恰相背馳。此為釋迦之所不及料者,然而古今不少哲人、宗教家、革命家,如墨子,如耶穌,如甘地,皆從捨己出發至為群之路。」(註四十一)由於先生於諸法空相,甚有領悟,故於己丑自題肖像曰:「觀身想像空無我,認影迷頭過在誰?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六塵隨。」故知先生於佛法之心得,實非一般佛徒所可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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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變以後,京中佛教徒眾,經常啟建法會,祈禱國運昌隆,世界和平。先生主持杭州莫干山法會時,開壇之晚,臥於壇後靜室,夢見汪精衛、陳公博來乞超度,臥榻動搖,霹靂有聲。次晨起視臥榻折其二足,而未傾倒,此於法會圓滿回京,告訴李子寬居士。這是民二十六年之前事,汪陳尚未有叛國行為,但其思想早有叛國的打算,顯然其罪行已定,故有哀求超度不可思議的預感。

居先生京中寓所設有佛堂,雅潔莊嚴,供玉佛一尊,及龍門大石佛像,劉根塵所獻之舍利二粒供養佛前,遷渝、廷滬、遷台,都親携供奉,雖家人亦不輕易出視,其虔誠恭敬於此可見矣!

先生對於維護佛法,力所能及,無微不至,四眾函商,如響應聲。綜其一生,處世淡泊,以正智和光同塵,處濁世而不染;以等慈心,待人接物,於世無得失心,故處處自在!

大陸撤退,先生來台後,其修養功夫更進一層,生活簡樸,猶如平民。台北市佛教界所建消災法會,仁王法會,兩次發願文,皆出於先生手筆。其於忠誠體國之弘願,溢於言表,其於生死之際似行無所事。其修養工夫達到上乘境界,終於無疾而終,安祥而逝,實非常人也。其佛學著作有「梅川譜偈」,民國以來,名公巨卿中奉佛,居覺老與戴院長,實為護持三實兩大干城!

第六節 吳忠信先生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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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以來,政府對於佛教採取兩種政策,一是對內地佛教採取抑制態度,由民國四年管理寺廟條例,至民國十八年監督寺廟條例,一連串的抑制佛教,此為最顯著者。一是對於蒙藏佛教,則循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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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例,採取懷柔、褒揚、優待、賜封,乃至以鉅額金錢供養,誘其內向,殆為政府一貫的政策! 孫總理領導國民革命,雖以打倒滿清政府為號召,但對邊疆民族,卻遵循滿清政府的遺策,以懷柔代替征服!民國十三年,第九世班禪喇嘛與第十三世達賴政見不和,被逐出後,來到南京。自此達賴與班禪教下人員,形同水火,不相融洽。中央政府既尊重班禪。西藏地方政府攻擊越來越烈。民國二十二年冬,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中央特派黃慕松致祭,企求有所調協。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中央又特派專員護送班禪回西藏,民國二十五年秋,班禪行抵青海玉樹,西藏表示反對,英人又從旁干涉,遂使班禪西行遭受阻碍,中央與西藏關係,又陷入低潮。國民政府為打破此一僵局,特任禮佛極誠的吳忠信先生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吳忠信,字禮卿,別號守堅。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五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十八日),生於安徽省合肥縣,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十二月十六日在台灣省台北市逝世。

吳氏早年參加 國父同盟會,獻身革命,一生為求國家統一與團結,努力不懈,其對國家最大之貢獻,即在担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八年(民國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推行中央政策,以安定邊疆,團結抗日,使中央政府於抗戰期間無後顧之憂,厥功至偉!吳氏任內對西藏佛教,最大的政績有二:

第一:就是護送班禪回西藏。民國二十六年夏,班禪繼續西進至龍喜寺,適值抗日戰爭發生,政府為安定邊疆計,不得不令班禪暫退駐玉樹,不幸班禪大師竟於十二月一日圓寂。使中央政府於西藏政策上不啻折損一大支柱。這時吳氏正與戴季陶先生等取道贛、湘、桂、黔各路入川,驚聞噩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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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中央與戴氏代表國民政府前往甘孜致祭,當蒙慨允!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兒,已由西藏地方政府派員在青海西寧附近覓得,名拉木登珠,吳氏接獲此一報告,以此事對中央與西藏關係重大,而在民國時期又屬創舉。此時中央政府既決定長期抗戰,當以團結蒙古安定西藏為施政兩大政策。而西藏對中央政府關係,近三十年來殊多隔閡。亟應乘機謀求調整,於是吳氏制定原則,(1)中央對西藏固有主權決不放棄,(2)中央與西藏間諸多政治問題,此時暫緩進行。(3)調整近年來各項懸案,解釋誤會,融洽情感,增進合作。這是吳氏主持蒙藏委員會期間的基本政策。

第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決定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特派吳氏為特使,會同熱振呼圖克圖(西藏攝政)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當時後方交通甚不方便,乃決定取道緬甸、印度前往西藏。並經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與英國洽商(當時印度尚未獨立),至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始得英國政府同意。吳氏一面派員經香港前往上海採購禮品,一面派員取道西康入藏,期能與青海靈兒同時到藏。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吳氏本人自重慶飛香港,俟禮品自上海運到,則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飛抵緬甸仰光。其他取道黔滇隨行之人員,亦先後到達,遂分別乘機輪船前往加爾各答。當時我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陪同吳氏遊歷大吉嶺。十二月十五日轉往噶林堡,八日後抵達錫金首邑岡多,受到錫金歡迎。二十一日繼續北進,山途險峻,既無舟車,僅恃騾馬與人力作交通工具,每日僅行十數英里,至二十九日,始抵達海拔一四七五○英尺帕里,空氣稀薄,至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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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江孜。五日前往擁有僧眾約七百人之江孜大喇嘛寺布施,每人藏銀三兩。十五日到達西藏首府拉薩。

當時西藏政府曾選得兩個靈兒,擬按舊例齊集拉薩掣籤抉定。迨吳氏抵達拉薩,始悉西藏政府所選之靈兒,僅青海拉木登珠一人到達。餘一人則寂無所聞。但西藏僧俗官民咸認拉木登珠為達賴真正之化身,希免予掣籤,經吳氏電呈國民政府核准。於是拉木登珠繼任為第十四世達賴喇麻,遂行確定,當商訂二月二十二日舉行坐床大典。

大典舉行後,二月十五日吳氏代表國民政府錫封輔國普化禪師之熱振呼圖克圖,中央各方紛紛致電道賀。達賴亦覆電答謝,更於三月八日上電林森主席與蔣委員長表示「感戴無既」,並謂:「至於中日戰爭,現正 三大寺及各寺喇嘛大舉祈禱,祝禱中央勝利。」

由於吳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大典極獲成功,中央對西藏關係益有增進,遂決定派孔慶宗組織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這是民國元年清代駐藏辦事大臣取銷後,國民政府首次在西藏設立的正式機關,中央政府在西藏重振聲威的具體表現,這是吳氏訪問西藏的最大勝利。

吳氏在西藏為使僧眾普沾利益,除親在拉薩三大寺及前藏各寺院布施外,並特派員前往後藏各寺院布施。一切事務完成後,仍經印度返國,曾作友誼上訪問印度詩人泰戈爾,及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這對於日後中印兩國邦交,以及安定西藏,爭取最後勝利,實有極大幫助。

由於這一段的史實,足以證明中央政府對於一國之內的佛教,施行兩種政策:對內地的佛教,採取抑制政策;對蒙藏佛教,採取褒揚態度,這在政治上,固屬於不得已的事,但使內地佛教人士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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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為化外之區,特殊階級,猶如西洋人在國內享有法外治權一樣,民國十八年頒布監督寺廟條例,既不適用於蒙藏喇嘛寺院,民國二十一年中國佛教會擬訂「佛教學院組織大綱」;遂將同一國族蒙藏文字,列為外國文,內政部斥為「不識大體」。(註四十二)

其實「不識大體」,實由政府開其端,並非始於佛教,由於政府對佛教施行兩種政策,蒙藏佛教領袖,三番五次錫封德號,儼然為化外的民族,對內陸佛教,由廟產興學、拆寺毀像,種種限制與壓迫,不一而足。要是認為中國佛教會把蒙藏文字列為外國文,認為「不識大體」,則政府首應修正對於佛教的政策,因為對一國之內的佛教不應有所區別,這不特違背孫總理五族共和政策,且違背了約法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的大原則。

其餘,中央大員中,若張溥泉、鄒海濱、邵元沖、張默君、于右任等,對於佛教都有相當的信仰。只是不肯表現於形式,唯恐人們譏為迷信份子!其實,迷信二字也有深刻的意義,不是隨便可以運用的。要知迷信的反面,就是正信;正信到了極頂,就是迷信。譬如我們現在信仰 國父偉大人格的精神,當然是正信,可是到了三百年之後,國人依然崇敬 國父,並且建廟塑像供奉,燒香膜拜,敬之如同孔子、關公、岳穆王,不也就成了拜偶像迷信份子嗎?可是這種行為是由三百年前正信演變而來,又怎能說是迷信,因此。信仰宗教,崇拜真理,不可說是迷信!

註一:見「佛學叢報」

註二:見「戴季陶文存」一二六O頁

註三:見「戴季陶文存」一三O一頁

註四:見「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

註五:見海刊十一、二期

註六:見海刊十四、一「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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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七:見「佛教日報」八月份

註八:見海刊十七、八「史料」

註九:見蔣公之「王太夫人事略」

註十:同上

註十一:見「太虛年譜」

註十二:見「太虛自傳」二十二

註十三:見海刊九、四期

註十四:見「太虛自傳」二十一

註十五:見海刊九、十

註十六:見「太虛年譜」

註十七:見海刊九、十期

註十八:見海刊十三、十二期

註十九:見「佛教新聞」

註二十:見「太虛年譜」五二二

註二十一:見同上五三一

註二十二:見上海三民公司出版之「戴季陶集」

註二十三:見「戴季陶文存」一二一一頁

註二十四:見同上一二九六頁

註二十五:見同上一三二四頁

註二十六:見同上一一八○頁

註二十七:見同上一一三九頁

註二十八:見同上一一八二頁

註二十九:見「戴季陶文存」一一八二頁

註三十:見同上一二九三頁

註三十一:見同上一一七二頁

註三十二:海刊十四、一期

註三十三:戴氏文存一二八頁

註三十四:見同上一三一一頁

註三十五:見同上

註三十六:見同上

註三十七:見同上一三一二頁

註三十八:見同上一三二四頁

註三十九:見海刊十四、五

註四十:見同上

註四十一:見「居覺生先生全傳」

註四十二:見「民國百人傳」吳氏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