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傳入中國，迄今二千年矣。歷代雖有多次法難，然必有王公巨卿，予以維護。民國肇興，初挫於辛亥革命，再迫於新潮。在打倒迷信，廟產興學，搗毀神像，反宗教聲中，佛教雖受盡折磨與壓迫，其所以未被狂風暴雨所摧毀者，端賴賢明當道及政界顯要，不違佛囑，力阻橫流，主持正義，使佛法得安然度過。其護法之功德，猶如國家金城湯池，佛日重光，端賴斯人。

武昌起義，民國誕生，政體改變，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從政人員，每視宗教為迷信，或對某一宗教特有所偏，假借政治上地位，在民法上應有之權利，及約法上應受之保障，都不加顧慮一一予以剝削。於是革命浪潮風靡全國，掠奪寺產的風氣尤盛。民國元年，江浙佛教寺僧會集於上海，由清末十七省僧教育會組成之「中華佛教總會」，公推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為會長，熊希齡為副會長，呈請臨時政府　孫大總統保護佛教，旋獲孫大總統復佛教總會書。茲擇錄復書於次：

「敬復者：頃奉公函，暨佛教大綱及其餘二件均悉。

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乘，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既揚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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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嘆！近時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義風最可效法。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貴會大綱，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條件，亦一併發，復問道宏。　　　　孫文謹肅」（註一）

孫總理復書，雖僅二百五十個字，卻明白地昭示政府對於佛教基本的政策，確認：

（一）	佛教融會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有助於世界永久之和平。
（二）	政教分別，教徒既不干涉政治，政府應盡全力保護佛教。
（三）	民國約法明文規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
（四）	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奉行約法所規定之任務。

孫總理復書發表後，不僅使狂風暴雨中驚慌不安的全國僧尼，在約法上獲得了有力的保障，奠定佛教的基礎。自此，凡遇有掠奪寺產，迫害僧侶者，佛教徒眾無不引用　孫總理復書及民國約法，作交涉的依據

孫總理不唯尊重人民信仰自由，並以法律平等待遇佛教。同時，孫總理對於佛教亦有相當的瞭解，他的三民主義與佛教的目的，都在解除眾生的痛苦，並且都以仁愛慈悲為出發點，二者相通處很多。三民主義完全以犧牲自己，救人救世為目的。這與大乘佛法普濟眾生的菩薩心腸，完全一樣，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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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致。因此，孫總理革命思想中實蘊藏了許多佛法的精義。孫總理言論中每多讚揚佛法；如軍人教育講詞中，把仁愛分為三；一曰：救人之仁，二曰：救世之仁，三曰：救國之仁。而又下一定義曰：一切慈善家所為之善行，此救人之仁也。一切宗教家所行之慈悲事業，此救世之仁也。三民主義者，救國之仁也，故謂佛教為救世之仁。民族主義第四講，謂「佛學能補科學之偏」。於此可知，孫總理之三民主義思想，不特貫徹中國五千年王道文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精神，並蘊藏了大乘佛教捨己為人，救人救世的宏願。誠如戴季陶先生曰：「凡真正行奉行三民主義者，即能奉行釋迦教義，而真正之釋迦信徒，亦必能真正實行三民主義也。」（註二）

孫總理雖信基督教，但確能尊重一切宗教自由平等。「民國元年　國父於大元帥府任所，有徐季龍君，因受基督教洗禮，特別熱心宣傳，遂在帥府開班講經，　國父特令制止此事：『決不可行。君欲講經在教會或在任何處所，政府乃全國人民一切宗教信徒，乃至不信教者共同之政府，不能為一宗教所私有也。』徐君不明此義，疾聲厲色向　國父曰：『先生非基督徒耶？』　國父曰：『然，孫某為基督徒，大元帥非基督徒也。』徐君終不解，乃移其講經班於他所。」（註三）

於此可見　國父之公私分明，允為千古碩論；不偏袒任何一宗教的態度，足以為國家官吏中信教者之示範。民國五年八月間，　國父偕同秘書長周佩箴、胡漢民等多人視察象山、舟山軍港，順道趨遊普陀山，至佛頂山巔，親見觀世音菩薩顯現靈蹟。國父頗感奇特，嘗親筆錄以文，茲錄其親筆所記之遊普陀山誌原文於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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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因察看象山、舟山軍港，順道趣遊普陀山，同行者為胡君漢民、鄧君孟碩、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廳秘書陳君去病，所乘建康艦艦長，則任君光宇也。扺普陀山，驕陽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門道階，引至普濟寺小住，由寺主了餘喚筍將出行，一路靈岩怪石，疎林平沙，若絡繹迓送於道者，紆迴升降者久之。已登佛頂山天燈台，憑高放覽，則見寺前恍矗立一偉麗牌樓，仙葩組綿，寶幡舞風，而奇僧數十，窺厥狀似乎來迎客者，殊訝其儀觀之盛，備舉之捷，轉行益瞭然，見其中有一大圓輪，盤旋極速，莫識其成以何質，運以何力，方感想間，忽杳然無迹，則已過去處矣。既入慧濟寺，亟詢之同遊者，均無所睹，遂詫以為奇不已。余腦藏中，素無神異思想，竟不知是何靈境？然當環眺乎佛頂台時，俛仰間大有宇宙在手之概。而空碧濤白，烟螺數點，覺生平所經，無似此清勝者。耳聰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無形化而意清。嗚呼！此神明之所以內通。已下佛頂山，經法雨寺，鐘鼓鏜鈴聲中，急向梵音洞而馳。暮色沉沉，乃歸至普濟寺晚餐，了餘、道階，精宣佛理，與之談，令人悠然意遠矣。民國五年，八月廿五日孫文誌。」（註四）

普陀山，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是中國佛教勝地之一，其靈感甚多，絕非教外人所能深信者，誠如　國父所說：「余腦藏中，素無神異思想，竟不知是何靈境？」

以　國父之大智大仁之慧眼，尚不能辨別，何況等而次之者，焉能深信。同時，以　國父身份及博通古今東西科哲學說，不僅所言所見足以取信於國人，況　國父又是信督教者，絕不會虛構觀音靈感為佛教宣傳，然而事實勝於雄辯。並有　國父親書筆錄為憑，又焉能不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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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三年，總理率師北伐，兵次韶關，北洋政府派許世英至粵，蓋欲斡旋和議者，總理聞之，電令譚延闓、柏文尉、田桓、楊虎、許崇智諸人，護送許至韶關，距韶關二十里許，南華寺在焉。許至後，總理率以上諸人，及學生軍數百人，前往遊覽。寺中有泉極清，田桓曰：「飲此可以清心，沐此可以清目。」總理信之。遊畢，就餐於寺，總理問諸人曰：「汝輩亦知六祖相傳之事乎？」田桓應聲答曰：「達摩傳慧可，慧可傳僧燦，僧燦傳道信，道信傳弘忍，至六祖乃有兩人；得精義之傳者曰神秀，居當陽廣門寺。得衣鉢之傳者，曰慧能，居南華。」總理笑曰：「汝本青年，何能研究佛乘？所言得無妄耶？」乃舉所用之飯盌示之曰：「汝知此為何物？」田恒視盌漆質而嵌以銀底，知其出於印度也。乃答曰：「此即佛家所傳之真鉢，一在印度，一在南華。」命方丈取出，果相符合。總理乃笑謂田桓曰：「不謂汝小小年紀，乃精於佛典也。汝等須知，佛教平等，重博愛，余之致力於國民革命，亦是講平等，重博愛，慈悲救世，主旨正復相同。彼墮入于迷信中之愚夫愚婦，安能與講佛理哉。」（註五）

這篇有關孫總理談佛學的掌故，是出於革命同志閑鶴先生手，載於民國十九年漢口光明報。此與民國五年　孫總理遊普陀山所見靈境，都屬千真萬確的事。

同時，孫總理對佛法認識最為深刻，佛家主平等、慈悲，與孫總理革命思想平等、博愛，完全一致。這種博愛、慈悲救世的主義，不特一般愚夫愚婦不足與講論佛法，即當時官吏中究有多少睿智深遠明解佛法如　先總理者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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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遊普陀誌奇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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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林主席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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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字子超，別號長仁，又號天波，別署青芝老人。生於清同治七年二月十一日（一八六八年三月四日），福建省閩候人──今改稱林森縣。民國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八月一日，在四川重慶逝世，壽七十有五。

林氏自幼受教會學校教育，故善英語。民國二十一年公選為國民政府主席，每與外國大使公使交談，都用英語。林氏生平，極為儉樸，經常出巡各省，以慈祥和譪的風度，撫慰軍民，對各派系的同志，總以團結求安定為目的。在林氏任期內，實為政治上一大安定力。民國廿六年對日全面戰爭發生，十一月二十日，國民政府遷都重慶，林氏移節入川，坐鎮後方。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林氏等發起「護國息災大法法會道埸」四十九日。戴傳賢為法會會長，迎南華虛雲主持之，法會極盛。

林氏生平的生活極為樸素，唯有三好：（一）好佛，（二）好古瓷古玩，（三）好客。同時，對立身處世又持三不原則：（一）不再娶，（二）不治私產，（三）不殺生，素食。平居生活儉樸，身為國家元首，猶如平民，毫無顯要不可一世的氣慨！

由於好佛，又素食不殺生，不再娶的操守，猶如修道的老僧。因其好佛，而喜愛接近僧人，談佛法事。

民國二十一年，南京中山陵園前興建藏經樓，發起影印龍藏十五部，除供陵園藏經樓外，並分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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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各大學圖書館，這是林氏對於弘傅佛法一大貢獻。玆將「募建紫金山藏經樓疏」錄於後，以供治史者參考。

「金陵自魏晉而後，佛法寖盛，毗盧樓閣，鬱然相望。下逮有明，洪武肇興，鍾山樓建法會，拔濟有情，太祖延見高僧諮詢心要。融通儒釋，翊佐治平，開國宏猷，往古未有。今國　府奠都南京，紹隆前軌，關於護持佛教，亦既垂為令典，昭示國人。嘗考　中山先生遺訓，推論仁之義，類有救人救國救世之不同。以佛教舍己利生，博愛無類，是為救世之仁。又謂佛教之說，足挽科學流弊。歐戰後西方學者，多研究佛學，其眼光殊為遠大。　中山先生對於宗教信仰，不執先入之說，能見其大若此。然則導揚大乘之佛化，所以輔黨義之進行。當刼運凌夷之日，以救世淑民為己任，固仁人君子之所有事也。首都文化為全國風氣所繫，先識之士，既有內學院佛教會居士林等團體之組織，獨末聞薈萃經典，蔚為鉅規，以供多士研討者，是亦修門之闕典也。同人等爰擬創建藏經樓於紫金山總理陵園內二道溝梅林之北，表高山之仰止，冀勝迹之長留。業經呈奉陵園管理委員會核准，並撥地一百畝充用。其地峯巒迴合，林水映帶，憑高則眼界廓然，遠市則囂塵隔絕，闢名山勝地，供法王之寶藏。清淨莊嚴，龍天永護，其利益於斯世，豈淺鮮哉！惟是法不孤起，必賴眾緣。伏冀　大德高賢，見者聞者，咸發宏願，襄玆盛舉。布施為六度之首，四攝之先，大乘功德，斯為至大。舉一攝眾，萬德俱全。經云：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是斯一事，兼備二施，則凡隨喜贊助與於斯緣者，其福德之多，有非算數譬喻所能盡也已。謹疏，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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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起人：太虛、圓瑛、德浩、靜觀、體空、蕙庭、慧輪、若舜、印光、德寬、吉堂、本忠、現明、戒蓮、禪定、章嘉、仁山、明道、大悲、聖欽、本舟、和修、諾那、蔭屏、智圓、慧開、惠宗、慧蓮、德峻、弘傘、源寵、智水、鐵禪、容虛、法權、常惺、寶靜、台源、證蓮。

林森、孫科、朱慶瀾、王曉賴、羅迦陵、范古農、趙士覲、蔣中正、葉恭綽、熊希齡、林康候、聶其杰、梁致慶、歐陽竟無、汪兆鉻、陳銘樞、焦易堂、狄葆賢、李雲書、胡子笏、許世英、戴傅賢、楊樹莊、施省之、趙雲韶、姬覺彌、黃健六、屈映光、于右任、王震、黃慶瀾、林翔、關烱之、鍾康候、徐平軒、胡漢民、聞蘭亭、虞和德、梅擷雲、李煌堂、胡毅、林大任。」（註六）

由此觀知，可謂舉國一致，共襄斯舉。其所需經費雖曰募建，實係政府撥建，殆為民國以來，政府首以公帑興建藏經樓及影印藏經。用以昭示國人，政府是如何重視佛教法寶，冀予重光！

民國十七、八年及二十年間，廟產興學，鬧得滿城風雨，其主使者為內政部薛篤弼部長，及中大教授邰爽秋，江蘇教育廳長周佛海，棲霞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黃質夫等，互相勾結，利用職權，掠奪寺產。事雖經中央命令制止，但黃質夫仍不甘休，竟利用學生，實行強幹，於民國二十三年間，率領學生，手持木棍，強佔棲霞寺山地，並將該寺僧寂然毆成重傷，復利用職權，將僧寂然逮捕，關進監獄。如此狂暴，欺壓僧徒，引起佛教公憤，因此，上書林主席呼籲求救。其書中有云：

「豪奪寺產，事之常也；寺侵豪地，事之異也。法循常則信，徒異則悖，今國事底奠，王化昌隆。京畿之內，儼有為人師表，如棲霞鄉村師範學校校長黃質夫者，勾官威脅，掠奪寺產，月之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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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帶同阜隸，將本寺寂然監院，置諸獄中，跡近糞佛壅……民寃久壅於下，何以涵濡群生……伏乞宸斷，戡彼橫恣，以端政體，沙門幸甚！」

書上，主席赫然斯怒，勅有關部會會辦。棲霞寺產，因賴以保；寂然監院，得獲自由。自此，不唯黃質夫不敢再放肆侵略，及其他省分僧寺財產，亦賴　林氏維護，得以稍安！

不唯如此，林氏對當時佛教碩德，極為恭敬。民國二十二年，圓瑛法師至南京毗盧寺宣講仁王謢國般若經，出其講義，請林主席撰序，林主席開宗明義第一句道：「圓瑛上人，吾閩產也。」僅此二句，不特顯出林氏對圓瑛法師含有極親切的感情，並寓有濃厚的鄉情意味，其和平近人的風度，於此可見矣！

二十五年，夏七月，林主席出巡江西，至廬山大林寺訪太虛大師，慈航法師適從仰光歸來。這時政府正欲軍訓僧侶，以佛弟子持戒不殺生，然以外侮當前，出家人又碍難置身事外，因此，為此殊感困擾。先是訓練監總部令各地僧侶編入壯丁隊受軍訓。太虛大師乃電二中全會，並函訓練監總監部社心如教育處長，轉呈唐（生智）總監，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的訓練，以符佛教宗旨，嗣得社氏覆函，得以四項變通辦法辨理。（註七）太虛大師遂與林主席談及此事，大師認為宜尃習消防衛生等事，以符佛教慈悲宗旨。林氏甚以為然，並舉出近事以證。前福建共匪作亂，屍骸縱橫，曾有佛教徒組掩埋隊，其方法甚簡單，用草蓆包屍，隨意掘地埋藏，古云「大戰之後，必有兇年。」蓋屍骸失埋，野狗噉之，致傳染瘟疾，故望僧徒本佛教慈悲方便，多作此種有益人生之事也。又談及近來中央民訓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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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之事，末卜其意如何。

林主席謂佛教與中國人民有密切關係，應該整理振興，民訓部周部長，亦甚和平也。又云廬中大漢陽峯頂，最好有人結茅修行其間，並謝慈航法師贈玉佛一尊，及詢問緬甸、印度佛教之現狀甚詳。當晚又送太虛大師德州瓜，殷殷致意。

林主席尊賢重道的風度，誠足為中國民族將由衰亂而興治慶也。（註八）

太虛大師建議訓練總監部對僧侶改軍訓為救護隊訓練，因得林主席及多方支持，終獲核准，實為一大快事。「八一三」上海戰爭發生，佛教救護隊，首出現前線，實行救護工作，極為勇敢，深得軍方讚許。上海撤退，救護隊亦隨之撤退，沿長江而上，至漢口重行整編。敵機大炸重慶時，佛教救護隊，甘冒槍林彈雨的危險，不顧生命出現戰場，實行救護傷患，其勇敢精神，獲得最高當局嘉獎，及社會各界好評。

第三節　蔣總統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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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蔣公，是中國近代史上傑出的軍事家，也是一位仁慈為懷的政治家。忠孝仁愛，乃我國五千年來傳統立國之根本。孔子曰：「孝為人之本與！」蔣公奉母至孝，待人極慈。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首對日本宣布不採取報復主義，以德報怨，使在華百萬日本軍民，安然而返，使日本千百萬戶人民重獲團聚，享受天倫之樂。這種博大仁慈之至德，不特贏得日本全體國民傾倒，感戴不盡，實為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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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古今映輝，舉世稱譽！

蔣公秉承　國父遺教，領導全國國民革命，歷經北伐、抗日、戡亂，不特為中華民族之救星，且為安定亞洲及世界和平之柱石。因之，　蔣公總統對國家民族之豐功偉績，豈僅挽救了中華民族，並使佛教於國民政府統治之下，歷經打倒迷信，廟產興學，反宗教運動，狂風暴雨中，能安然度過，而能茍延至今者，實賴　蔣公總統德力之維護；其維護佛教之德意，實導源於王太夫人之啟迪。

一、母範坤儀　蔣公總統，禮賢優士，崇敬三寶，不讓於先贀，而又以仁孝昭示天下。而涵濡薰沐，又得之蔣母王太夫人慈育之功。母範坤儀，古今罕倫。王太夫人生前不特篤信三寶，禮誦甚虔，而對諸多大乘經典，若楞嚴經、維摩經，都能熟讀通背，深明大義。由於母範坤儀所啟迪，不特奠定蔣公捨己為群獻身於國家偉大事功之基礎，且「現國王身」為佛法之金湯。故於佛法而有更深刻之契印。誠如　蔣公於「王太夫人事略」喟：先妣長齋禮佛二十餘年，其所信仰老而彌篤，人嘗謂先妣清素堅貞之操險難，不足累其心者，蓋得力於釋氏為多。先妣於楞嚴、維摩、金剛、觀音諸經，皆能背誦、注釋，尤復深明宗派。中正回里時，先妣必為之諄諄講解，教授精詳。近年來中正嘗治宋儒性理家言而略究於佛學者，實先妣之所感化也。」（註九）王太夫人不特為一虔誠之佛弟子，且以佛家喜捨的精神實施於鄉里間。

蔣公復曰：

「先妣素性慈悲，凡遇鄉里有孤貧無告者，莫不周濟而體恤之，其於親屬之遊惰廢業而來告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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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嚴詞峻拒不稍假借。尤關心地方公益，環武嶺二十里內外之橋樑路亭，其十之八九皆為先妣之所創建，迄臥病中尚出鉅資捐助方橋之公益醫院。倡辦萬丈沙之慈雲寺及武嶺之茶亭。臨終惟命以遺產之半，自辦義務學校，以教育鄉里子弟之力不足以求學者，其對於社會事業之盡力蓋如是也。」（註十）

修橋舖路，佛說為感人天之褔德，故知王太夫人必感天趣。

二、護法敬僧　蔣公總統，因受王太夫人之啟迪，其於佛法頗多契印。唯以獻身革命大業，無暇與佛教高人接觸。民國十五年，　蔣公誓師北伐，民國十六年為實現國內和平統一，八月十二日辭職下野，回到奉化故里，特電邀太虛大師遊奉化雪竇寺。太虛大師與　蔣公雖未謀面，但黃膺白先生時稱道大師於　蔣公之前，遂有此約。大師抵雪竇，與　蔣公長談竟日，因相偕（及吳禮卿、張文白）遊千丈巖。翌日──十日──適逢「中秋佳節」，大師寓溪口文昌閣，相與賞月，為　蔣公夫婦（經國之母）及張吳等略說「心經大意」；大師即景賦詩，有「千古相知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句。國民政府下之佛教，得從狂風暴雨下，復歸安全，得以苟延殘喘，確與此夜此人有關。（註十一）同時，太虛大師又以詩贈　蔣公云：

「黨國安危繫，青山未是歸，出曾驚鬼侮，退豈貽人譏。此日藏雲豹，他年縛海豨。大雄能大忍，莫使素心違。」

太虛大師獲知於　蔣公，即賦詩奉贈，類多寓意，就中「他年縛海豨」，不啻為十八年後擊敗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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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來犯之日本軍閥之預言！

大師返甬，隨函申謝，並告以赴歐美弘化之意，蔣公因囑果夫，以三千元為助。（註十二）

蔣公復職後，十七年春，遊杭州之靈隱，又與大師、玉皇（卻非）合影為之紀念（海刊一二）。

這時國內佛教正處於狂風暴雨之際，大有亡在旦夕之概！先是馮玉祥（十六年）下令毀滅河南佛教，驅逐僧尼，掠奪寺產。唐生智在湖南組佛化會，開辦湖南講習會，強力接收寺產，逮捕住持，槍殺武昌佛學院學僧素禪，全湘騷然。浙江省政府又有逐僧之議，內政部長薛篤弼，又有改僧寺為學校之議。（註十三）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有廟產興學之具體方案，擬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僧界大受震動，極感不安。這時佛教又無統一的組織，陷入群龍無首狀態。因龍天護法神不願見到佛法滅亡，大護法神（蔣公）又電邀太虛大師晉京。大師由上海赴南京，寓毗盧寺，謁蔣總司令於司令部，翌日，偕遊湯山，大師談及：

「佛教為世界人類最高理想之表現，其救世之精神，非其他學術宗教所可及。必適應時代之思潮，國民之生活，方可推行無阻。際此訓政伊始，百度維新之際，最好能組織一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俾收民富國強，政修俗義之效。」

蔣公贊同其說，因而作函介紹，往晤譚組安、蔡孑民、鈕惕生、薛子艮（篤弼）、王儒棠（正庭）、李協和（烈鈞）、張子珉（靜江）諸氏（註十四），商談結果，僅獲准成立「佛學會」。這時尚不能揭出「佛教」名義，佛教當時的處境如何，於此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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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於十七年春出國後，圓瑛等由佛學會發展而成立佛教會。廟產興學使全國佛教震驚，在驚惶之餘，復由王一亭居士，面請於　蔣總司令予以維護。蔣公謂：

「一、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可以保存。二、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可以保存。三、寺院須清淨莊嚴，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且對於社會，要辦有益的事業，可以保存。」（註十五）

蔣公不唯對於佛法有明確之理解，即對佛教之積弊，亦復瞭如指掌。王氏謁　蔣公後，對於中國佛教會雖獲許成立，但佛教會章程，十八年，先由太虛大師與王一亭居士聯名致書，再由王一亭居士親謁　蔣主席，始得內政部批准備案，黨部直至二十年始批准。　蔣公愛護佛教備至，予以如此新生之機。無如老上座、名流居土別有用心。（註十六）不唯殊負　蔣公愛護佛教之德意，更有負全國佛徒之期望！

三、資助弘化　太虛大師既獲知於　蔣主席，復承其資助出國弘法。民國十七年春放洋，遠赴歐美弘法，備受彼邦人士歡迎，太虛大師在法京接受歐西學者建議，在歐洲或美洲設立一世界佛學院，並計劃籌集建築費百萬元，由各國贊同認捐，中國及華僑可認捐拾萬元。因此，大師特自歐洲致蔣總統司令書，報告西行弘化之經過外，並請　蔣公認捐拾萬元，以為各國人民出捐之倡導。其書謂：

「介公澂照：太虛至歐，本為宣揚三民主義所根據之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及佛學。來日在巴黎東方博物館演講，聽者六七百人，皆各國名人，由該院院長翻譯，結果大生效力。昨今兩日，其學者名流紛來訪問，遂提出在歐洲或美洲設立一世界佛學院，以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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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安樂為宗旨。由各國熱心佛學者設立，以研究超國族之世界性佛學，大荷贊許。推太虛為創議人，簽名發起，已得希爾法勒肥、費奴爾、伯里和、馬斯博、德未愛威爾加、爾伯底女士、佛雪、普里流斯奇、哈根、馬松阿塞爾、庫郎、格拉乃、威努、愛斯克拉、臘爾哇、臘爾女士、布臘訶、古樓寒、巴士等大學院大學之教授院長，共議即在東方博物院，先設一世界佛學院巴黎通訊處，籌備進行。太虛先担任每月百元經費，不敷者由彼等共同担負之。已議草案緣起華文，譯法、英、德文，印布各國，並提出國際聯盟會議。預籌建設費連地基華幣百萬元，如各國佛學者贊同設在法國，彼承認即由彼等捐與地基，並由巴黎之里昂信託公司經理担任收款存款──此人與某美國女士，已聲言當即捐款──。故中國及華僑方面，太虛亦告以可籌募二十萬元之數。今英、比、德都亦已來信，約定太虛前往演講，故一星期後，即至倫敦；三星期後，過比至德，預計籌得同樣效果。唯設法、英、德之通訊處，既已增加太虛之費用，而建設費在中國亦不可不先付到一部，以為各國人出捐之倡導，然聲明不受各國政府之款，以免政治捍隔；然個人名義，則無論居何地位，皆可收受。環顧中國，唯　公有此遠大之眼光心量，故請　公先電駐法之中國公使館，轉示東方博物院，認捐十萬元，作世界佛學院建設費，並先匯存巴黎之里昂信託公司一萬元，以示倡導，是所切禱。

今歐、美最高學者，皆已有研究東方學術之傾向，老子、孔子及印度之吠檀陀等，雖亦有人研究，但皆看為東方學術之支流。除基督教、回教以外，公認為貫通東方各民族文學、哲學、藝術、政治、風俗之普遍精神，乃在佛學。且實唯佛學以具足西洋近代之科學理智，而更有最廣大哲學可以籠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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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哲學駕出於其上。若令西洋人真個了解，必能敬服而歡喜領受。由是隨佛學而各種東方學術以至中國之文化思想，遂能為歐、美人真正了解，而得望諒許不妨碍，且能協助中國民族之完全獨立，共進於中山先生天下為公，世界大同之通路。三民主義以仁愛信義忠孝和平等道德為本源，在毆、美人未完全領受了解整部東方學術之根本精神以前，終難諒解。當察之歐人心理，不視為不可解──例吳稚暉先生言俄人以恨為革命出發點，而不了解中山先生以愛為革命出發點──即視為徒摭拾歐美之片段思想縫綴以成，遂生隔閡或鄙薄之意。此皆由根本不了解不接受「三民主義」所源之中國文化及東方學術而致。若能將公認為東方學術共通精神之佛學，引其由研究而深入普解於一切中國文化，即為三民主義大昌於世界之日。茲者，法、比諸報，已載日本外務省，通知歐、美各國公使館，將派三千人至歐、美傅佛教，殆亦已窺及歐美已大有對佛學探究之傾向，故有此大舉。然日本以其為帝國主義工具之為佛教，或反足引起西洋人反感，而使永不了解東方學術之精神，中國亦受其害。故中國如今　公之有遠大眼光者，不可不急起直追，超日本而先之。今若得　公如太虛所請，則世界佛學院之基立。三民主義亦隨佛學而飛騰矣。惟賜察俞允，中國幸甚！世界幸甚！尃此，敬頌政綏！太虛敬上。」（註十七）

由此可知　蔣公與太虛大師相契之深，而太虛大師不啻為　蔣公之尃使，赴歐美弘揚三民主義所根據之中國民族文化精神及佛學，故深得歐美學術界人士擁戴，共同發起世界佛學院，以昌明佛學，陶鑄文化，使彼邦人士得普遍深入於中國文化，有三民主義大昌於世界之日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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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敦請住持　唐太宗優禮玄奘法師，乃請其住持大慈恩寺。奉化雪竇寺為四明首剎，其於宗門地位極高，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日（重九）太虛大師，乃應奉化　蔣公迎聘，住持雪竇寺，行進院禮，營照、寬融、玉慧觀等均上山觀禮。（註十八）奉化雪竇寺，係浙東名剎，其與　蔣公親族淵源頗深，名山得高僧，其因緣實非偶然！

奉化雪竇寺為四明第一山，其遠古之歷吏，不甚詳悉。據說晉代有尼曾結廬於山中。唐會昌元年（八四一）修改，光啟年中（八八五）罹兵燹。景福元年（八九二），宜城常通（南岳五世）來住持，從事復興。改為十方禪院。後周廣順二年（九五二），永明延壽來住。北宋初頃，清簡、行緣二師住此。淳化、咸平年間（九○○—一○○三），賜資聖寺額。乾興元年（一○二二），明覺重顯禪師住此三十年，即著名之碧巖錄原著者雪竇禪師，大弘雲門宗，擴建寺基。

重顯禪師，嘗博究教典，百則公案，以韻語頌出禪之秘奧，為叢林參學資料，名為雪竇頌古。禪師辯才天縱，一代文豪，具超格正眼，為古今罕睹之高僧，其頌語江湖相傳，稱天下絕唱。然語簡意深，不啻銀山鐵壁，參學者苦於鑽研剖解，如蚊子咬鐵牛，沒有下嘴處。禪師寂後六十餘年，即宋徽宗政和年間，圜悟克勤禪師住醴州夾下靈泉院時，學者迷而請益，就頌古百則，一一註釋，每則初為重示，後於公案（本則），頌古句下，各附著語而繼以評唱，剔抉淵泉。剖析底理，發揮玄微，當揚直指，豈立知見。然而發揮單傅直指之宗旨至矣！盡矣！自此，代有傳人，不勝枚舉！

太虛大師應邀接任住持，昇座之日，緇素名流數百人來賀，大師陞座說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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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門絕稱雪竇頌，海外猶傅碧巖集，今日當埸拈出時，清風匝地起何極。」旋告於眾曰：「雪竇以清苦澹泊，樸實寧靜為本，量入為出，就寺了寺，凡百興建，悉隨世緣。太虛如太虛，本來無一物，無可資濟常住，然决不侵損常住，除住寺食用而外，涓滴歸公，是可宣告於龍天聖凡者也。」

太虛大師宗尚彌勒菩薩唯識學，願昇兜率內院，故定其寺為彌勒道場，而與普陀、九華、峨媚、五臺為天下五大名勝道場也。昔宋仁宗夢遊雪竇，理宗因御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刻石猶存御書亭。民國十六年，當今　蔣公易為「四明第一」，不唯名實相符，而因以交通利便，風景培養，飛雪亭、千丈崖、觀瀑橋等勝蹟，亦重修剏建，大增林泉之美。

五、盛德庇護　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太虛大師隨國府撤至重慶，二十八年奉命組織佛教訪問團，自任團長率團員出國訪問東南亞佛化民族，至印度與聖雄甘地及國大黨領袖尼赫魯，及詩人泰戈爾等會談，呼籲中印兩國國民精誠團結。就中有「中國在　蔣先生領導下，不久便可得到勝利」之語，大師出國訪間，為國宣勞，歷經五月始回國，舉國欽崇！

民國三十一年，各省為藉徵警糧及藉辦鄉鎮中心小學，拘逐僧侶，佔用寺產，黔湘暨川東各縣，紛懇援救者已百數十起。太虛大師乃「呈請行政院維護寺僧」，大師並擬辦法五項，務使於僧得安，於國家民族得益……三十年度佔奪者概還原狀，三十一年度起再有侵優者，依法懲處……那知三十二年行政院批准內政部修改之「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與大師原意全異，不特引起外界誤會，而內政部反謂參考大師前年「呈行政院文」意而訂，不肯撤銷，大師迫不得已，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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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作悲懷之陳詞；其文曰：

『介公主席兼院長睿鑒：去春太虛呈行政院令主管官署督導各級佛教會健全組織，以現存僧寺財產──佛教教產──十分之二興辦慈善公益，引生一般國民對於佛教寺僧之好感，以十分之二興辦僧教育及各種振興佛教之生產事業等，俾中國佛徒追隨中國民族同時復興。由僧自辦慈善公益，則即可依辦理慈善公益而獲取生活；辦僧教育及僧生產等，則更可提高改進寺僧之地位。其為改善僧寺振興佛教之意義，瞭然可知。當蒙行政院飭交教育、內政、社會三部審議，而有所修改，並由行政院秘書長以三部改內容函答。當對內政部之議改內容，表示異議。再呈聲明，未獲函答。而本年內政部忽頒行八月三十日修訂之「寺廟興辦慈善公益事業實施辦法」，概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征收興辦，又於各僧寺每年收益在五萬元以上者，即須征百分之五十。以今之物價論，則五萬元僅敷五人最低生活費耳。復全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征收，不惟非寺僧自行興辦，且殆無過問參預之權，此其與太虛前呈行政院之文意，適成北轍南轅之僢馳；一係健全僧寺振興佛教，一係掠奪寺產毀滅佛教，誠有霄壤天淵之別者也。乃傅聞內政部主管司科，竟謂由參考太虛呈行政院文意而為此，抑何刺謬之甚耶？因是，不得不逕陳公而有所懇求者：一、由主管官署督導各級佛教會健全組織，尤須由社會、內政二部督導中國佛教會在首都組織健全。二、由主管官署督導各級佛教會，整率所屬僧寺，節衣縮食，竭力興辦「僧教育、僧生產等佛教教務」，及「難童教養、抗屬工廠、醫院、學校、壯僧救護隊等慈善公益。」俾佛教寺僧能配合抗建之需要，成為復興中華民族中健全發展之一部門。此二請求之於中國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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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猶三民主義之於中國民族，乃合自力更生以爭取平等自主之地位者也。若本年內政部所修訂辦法，則由縣市政府、鄉鎮保甲為刀俎而寺僧為魚肉，可立致全國佛教於摧滅者也。而整興僧寺發揚佛教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為太虛第一生命，數十年來，太虛對於中國文化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而抗戰以來在國民一分子之佛教徒立場上，提倡僧侶救護隊，訪問緬印，發展邊疆教育，及醫院、學校等，對於抗建之努力，亦不為少。乃未蒙中樞之佛教主管司科及一分省縣中鄉保當局之諒察，時有摧奪僧寺，危亡佛教以斬絕太虛第一生命之舉動。則太虛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太虛自審獲知於　公之友誼既非泛泛，而敬佩對於國族之功勞偉大，隨時隨處在國內外宣揚盛德者，亦與日俱深！然佛教實為中國國民道德及世界平和文化之要素，今全國佛教達於危亡關頭，亦即太虛生命臨於瀕絕之際，對國家民族、世界人類、個人友誼，均不能不向我中華民國唯一領袖為此剴切之申述。前二項請求，如荷矜察，而令由主管官署貫徹施行，則太虛自當在佛教徒立場上，倍加努力以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不然，則絕不能坐視寺僧摧剝，佛教危亡，而再靦顏茍活於斯世也。涕泣陳詞，不遑擇言，惟大仁大智者察裁焉！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肅頌尊綏。太虛稽首上言三十三年元月二日』。（註十九）

書上，遂獲　蔣主席飭令停止實施。（太年譜五○八）

勝利後，政府還都，國民政府，承受美國之意旨與共產黨及民主同盟代表，開始政治協商會議，當時政黨趨勢，勢非經一番改革不可。大師深覺佛教需有一政治性組織，以代表佛教立埸，維謢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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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利益，認為佛教僧徒應配合政治革命運動，故有組織政黨之意，尤望知識青年僧伽，能與革命行動相配合，乃作「知識青年僧的出路。」

「中國的國家社會，深深地陷在貪官惡吏，土豪劣紳的操縱中。當政的民權民生主義的施設，勢將成為貪惡土劣的假民權民生政治。且無論何黨何派起而當政，亦必仍為貪惡土劣的政治。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朝野各政黨，雖都有相當好的政策，和少數正潔的人才，但是從鄉村至都市，充滿著土劣貪惡，任何實際的政治，非通過了貪惡土劣不能施行。及至通過了貪惡土劣，任何的主義政策，在實施中都成了操縱於土劣貪惡的偽政治。

所以，若要中國能够好起來，無論如何，要由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公正的知識分子，產業分子，聯合教導資助著貧苦勞動工農，共同意識著警覺著土劣貪惡的毒害，自身困死餓死也不肯變為土劣貪惡，並專以土劣貪惡為革命的對象，堅毅强勁地，巧妙委婉地，漸漸根治盡絕附於國民背上的土劣貪惡癱疽。然後當政的民權民生主義的政治，才能實際施行，才能走上現代國家社會的大路。

由此，知識青年僧，不用對腐惡的寺僧和國人歆羨或驚怖。須知這都是在貪惡土劣操縱下使然。只要認清了土劣貪惡的革命對象，加入公正的知識分子、產業分子，和貧苦勞農聯合陣線，勇猛前進，則以無家室之私的青年知識僧，無疑在公正知識中，可為最公正最强毅的知識分子，待土劣貪惡一經肅清，現代佛教也隨著現代國家社會而湧現。」（註二十）

太虛大師組黨的用意，本大乘濟世精神，俾佛法得以徧入各方，「袪滯釋疑，於融和進步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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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世界大同為鵠。」（太虛年譜語）無如政府歧視此一擁有廣大信眾佛教的集團，不唯大師組黨未能實現，即國民大會代表，本經「中國宗教職誼會」于斌之推薦，經　蔣主席同意，圈定大師為國大代表，以陳立夫力持異議，致其中變。　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久為陳布雷等近侍集團所碍，日以疏遠。二十餘年來，佛教為拘於理學窠臼之中國本位文化者，及憑藉美國路線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處境日艱，大師於國民政府領導者於執政之初，未能高瞻遠矚，求中日之協和，謀以東方文化，復興全亞民族，卻招來東方文化、亞洲民族之大苦難，每不勝其感慨！（註二十一）

大師悲天憫人救世之心懷，及睿智深淵之遠矚，體國愛民之精神，固無負　蔣公仁愛之知遇；以其畢生致力於福國裕民之事業，及抗戰期間致力於中國文化與佛學之宣揚，更無負於國人，而國人（官吏）時欲斬絕佛教生命，實有負於大師也。唯期今後治中國近代政治史者，對太虛大師獻身於文化抗戰之史蹟，應多予留意焉。

第四節　戴季陶先生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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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研讀戴季陶先生文存，在佛學部門發現有兩篇重要演講稿，未被列入：一、是民國二十一年在河南佛學社所講之「振興中國與振興佛教」（文存有致開封眾大德書，內容大致不異）。二、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中央廣播電臺所講之「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那兩篇講稿都刊在當時出版之海潮音月刊。也許未被發現，或因易題，而未列入。還有一篇「敬告隆昌寺諸僧書」，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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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內。

那兩篇講演稿，都在國難緊急關頭所講，雖屬佛教性質，卻有關於國家根本問題。季公身為中央大員，他的言論觀念，至少可反映出當時政府對佛教政策。因之，我把季公生前有關佛學的寫作，從文存中抽出影印，定名曰：「戴季陶先生佛學論集」。俾國人得明瞭這位忠誠體國悲心救世的偉人！

戴傳賢，又名良弼，字選堂，又名季陶，筆名天仇，法名不空，不動，晚號孝園。一八九一年一月六日（清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於四川廣漢。民國三十九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一日歿於廣州。

季公道德文章，早為世人所景仰，其於佛教尤具信心，他表現在理論和行動方面，即政治與佛教及廣大社會方面，曾發生重大的影響。北伐以後，力阻橫流，護持正法，使佛教於狂風暴雨中（廟產興學）安然度過。九一八事變後，悲心救國，運用佛法廣大方便法門，會同蒙藏佛教領袖，修建法會，促其內向。抗戰期間，中央無後顧之憂及邊疆之患，實賴季公融和邊疆佛化民族，有以致之。其對班禪大師，尤為崇敬，情如兄弟！

我們從季公遺作中，不唯可窺擊見其高尚品德，在字裏行間，無不顯出其赤誠之大悲心，無一語不關心國家民族，其忠誠體國的宏願，至足感人。因之，他的佛學寫作，不在說明佛學深奧的理論，而在以身作則，現身說法。以此爭取邊疆佛化民族的信仰，並富有重大的啟發和指導作用。

一、季公學佛的因緣及其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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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中國，幾乎成為家家戶戶傳統的信仰，季公當然不能例外。他說：「余家自祖母以來，奉佛敬神，尊祖孝親，備極虔誠，而我慈母黃太夫人信佛尤篤。余自幼受此感化，對釋迦教義，若具夙根。」（季公文存一一七一頁）

季公奉佛另一因緣，就是民國十一年，奉孫總理之命，回川聯絡各將領，主張和平統一，兵工救國，發展四川實業，為各省之倡，藉此歸家省親。乃抵漢口與四川各將領代表，面商此意，格格不入。憤慨至極，搭招商局之快輪船，直赴宜昌。夜靜更深，頓下決心，投江自盡。其所作八覺云：「下水之後，兩邊離岸太遠，從黑越越的當中，一點也看不出甚麼。只覺急流的江水，從肩頭把我往下送。江水冷風，一陣陣的吹來，侵入肌骨，我自己完全凍僵，不省人事。這個時候，忽然望見在我的四圍，有一圜很圓圓的白光，從水面射到空中，越近越濃，越遠越淡，此光離我有好遠，不得而知。我從小隨著母親，就有佛教的信仰。雖然在人事當中，時時把信仰忘卻。當此信仰的時期，深刻的信心，又自然地發現出來。看見這個白光，心中忽然感動。確實這個佛光，是我的生機，我一定不死，應該要生。後果浮至下游，被一個農人撈起，而不致死。夫以身無縛雞氣力，素未習泅之一介文人，竟入長江滔天之水，而得免於難者，豈非佛力強救哉！」（註二十二）

如此勇於輕身，投江自盡，以死呼籲川省各將領和平統一救國的精神，足以震天地而泣鬼神，終蒙佛力垂救得獲重生。這不特奠定他日後二十年獻身國家豐功偉業的基礎，亦復為他現宰官身作佛門干城之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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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公德配鈕氏有恒，法名蓮花，自幼即發菩提心，修持覺道，念佛持誦大悲咒及阿彌陀經。曾一度出家，終以母命難違而返歸。辛丑之年與季公結婚，民國十八年起，即素食長齋，二十年從班禪大師受觀世音菩薩灌頂授記，法名蓮花。二十五年於寶華受滿分五戒，二十六年對日戰爭發生，即發願祈求眾生安樂，國運昌隆。日禮千佛，並禮拜大乘經典，一字一拜，至三十一年逝世，拜畢華嚴經、法華經、藥師經、地藏經及梁皇懺共逾百卷。夫唱婦隨，季公於覺道修持，能有如此成就者，賴夫人相助的功德實不可忽焉。

季公從「民國十五年，以至二十六年，約十年間，以善因緣親近大善知識，於顯密覺道，略窺門徑」（致張秉三先生書「文存」）（註二十三），這十年間，正為國家最艱苦的時期，由北伐，而剿匪，而抗日，也是季公悲心救國用力最多，寫作最勤的時期。他的佛學寫作，十之八九，都在二十年至二十六年間寫成。二十年以前的寫作，見其他文集，或多散失而未著錄。二十六年以後，進入大後方，經常有病，所謂「一病十年」（致張秉三先生書語）。由於戰場轉移，長期抗戰，其重心任務，則在融和清康、蒙古、西藏、印緬，暹羅各地佛化民族，二十七年至甘孜祭班禪大師，二十九年應邀訪問印度，朝禮八聖地，目觀聖地荒煙蔓草，廢瓦頹垣，去聖時遙，弘道無人，正法淨戒，與時同衰，悲感交集，及至「迦葉阿難尊者結集經藏之金剛窟中，五體投地，失聲大哭。」（註二十四）如此真情流露，至足感人，遂與印人締結神交，是為蔣公伉儷三十一年訪印鋪路，自此中印兩國友誼日增，提高中國在亞洲領導地位，爭取最後勝利。季公於佛學攻究，顯密兼通，依英日譯解學習梵書，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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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解識數百字，精讀奘師六百卷大般若譯本，深入般若，並造十四頌，稱揚般若，其所藏儒釋典籍逾三十萬卷，均燬於首都寓所。當其出首都時，隨身禦寒衣物，隨從已携置車上，因體貼多數遭難同胞無法登車，又嚴令隨從將衣物送還原處，使留餘隙好讓難胞，如此慈悲愛民，實為一大心菩薩再來！

二、忠誠體國、悲心救世之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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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民黨領導階層中，季公是以理論家和實行家著稱。三十而後，學究佛乘，悲智雙運，政教兼施，實為當世名公巨卿中，獨開生面者。平生寫作之勤且富，多達五百萬言，民國以來，季公與吳稚老擁護中央，宏揚三民主義，實為指導輿論兩大巨擘。

「九一八」事變發生，舉國痛心，這時京中信佛徒眾，「發菩提心，虔請百師，修仁王護國法會於南京寶華山，同發十願，期全國一心，共圖自救以救國，救國以自救。」（文存一三二四頁）其願文流傳極廣，並經譯成邊彊語文，分發蒙古青康西藏各民族閱讀

自此而後，季公即以誦仁王護國五大部金剛菩薩陀羅尼為常課，每感激流淚。「而知國之所由衰，民之所由困，無不由過去生中大眾所共積之業所感召。後之挽救，端賴痛切懺悔！更痛切認識本師釋迦文佛，教吾人確信十方三世諸國土世界中，皆有佛菩薩降世，說法度生，現諸法身，以接引有情者，絕非妄語。」（註二十五）

於是痛下決心，求哀懺悔，率領全國善信，發菩提心，先後修建仁王護國法會，藥師佛七法會、時輪金剛法會，發願救國，撰寫般若波羅密多頌文，稱揚般若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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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若波羅密多門論頌（民國二十一年作）
二、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六日作）
三、	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頌（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作）
四、	仁王護國法會發願文（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作）
五、	藥師佛七法會發願文（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作）
六、	報恩十八頌（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作）

就中以仁王般若法會發十願文及藥師佛七法會發十二大願，最為懇切，感人甚深，仁王十願中，一至六願，期與全國人民共同堅信，刻苦忍耐，承担救國救民之大業。七八兩願則在中央地方官吏與國民黨同志，共體時艱，其文如次：

7願中國國民黨全體同志，親愛請誠，團結一致，拋棄嫌怨，互相扶持，念先烈創業之艱難，知國民責善之殷重，虛心平氣，矢信矢忠。奉信主義……容全國之人才，以盡其救國之責，成其建國之功。

8願國民政府，上自主席，下迄僚屬，中央地方文武官吏，履行誓言，奉行法令。……體總理天下為公之心，繼先烈捨身救國之志……忠於國家，愛護人民……共濟時艱，同成大業。

藥師佛七法會十二大願中，七八兩願內容，則與仁王法會七八兩願，大致相同。唯第九願，「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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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滿蒙回藏以及苗疆，乃至西南諸省山間民族，共存天下為公之十二大心，同發團結國族之大願，以三民主義為依歸，則共信斯立。」第十二大願，則有「千秋萬世，善業昭垂，四海五洲，仁風永被，中華鞏固，民國萬歲，萬邦協和，正法永住。」（註二十六）

如此赤誠體國，真心懺侮，無一字不在國家；無一句不在民族。字字懇切，句句真誠，更無一語不契合聖教。誠如季公自說：「虔誦般若，心有所感，因撰仁王護國般若頌，其義至淺，而其語則自來未經人道，敬錄之於冊。所謂千秋萬代全國一切宗教信者，澈底了解，並知非余之私見，而實為佛祖所定，先聖所教，余所以能表此文者，乃余心所潛藏之佛菩薩種子，即古聖所謂良知良能之自然透露。」（註二十七）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季公又於重慶修建護國法會，率領全國軍民，及中央地方官吏，蒙古王公，康藏大族，千五百餘人，「普請顯密諸宗大德，修建無遮道埸，虔求抗戰勝利，怨敵降伏，宇宙清寧，人民安泰。」（註二十八）

民國三十一年又於重慶修建護國息災法會四十九日，其發願文曰：「自倭寇橫逆。侵我中華，今逾十載。業因所誘，舉世罹難。中國受禍者及二十五省，世界遭難者逾二十餘國。因是全國佛教信眾共發菩提大心，啓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至誠齋戒，冀感天心，懺悔修德，望回人心。」（註二十九）

季公位居中樞要職，每以未能救民為憾，引咎自責！「傳賢奉職中央，既不能化導於民，齊其心志，以建立民國鞏固之根基；復不能領袖群僚，竭其忠誠，以挽救國家衰危之時運。撫躬自問，愧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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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

復謂：「賢奉職中樞，不能為國家固彊圉，為同胞致太平，致令國權益多，國士多殤，清夜自思，尤深慚悚涕泣也。」（文存一二六四）今日國步艱難，國際逆流，尤甚於抗戰時期千百萬倍，而中央地方官吏，忠誠體國，固多卓越的貢獻，然表現於字裏行間，以身作則，罕有若季公之赤誠感人也。

季公自三十三歲奉佛之後，禮拜尤誠。每以東北至西北二萬餘里之邊彊國防，唐宋元明清千三百年之統一，實賴佛教同化力量之維護，徵諸國史，誠不虛也。於是銳意奉佛。九一八事變後，舉國悲憤，共赴國難。季公獨開生面，致力蒙藏諸大領袖間修建法會，祈求民生安樂，國運昌隆。不解其用心者，每多譏為迷信落伍行為。二十三年，杭州時輪金剛法會，報章評論尤為激烈。季公為國家前途計，皆甘受之，未嘗有一語置辯，對於喇嘛王公蒙藏番回子弟個人之供養照料，其熱心則與日俱增，其致河南李主席電云：

「今後吾國為亞洲民族領導，已為世界所共認。內則蒙藏青康，外則印緬暹羅與南洋諸地，其民族結合，實以佛教為中心。天下事貴乎以身作則，我不尊佛，人孰尊我，孝經所謂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者此也。十餘年來，賢埋頭獨幹，不求人知，亦不敢使人知。昔年功行，其在國家民族乃至世界有何關係，今日世界人或漸體會。當知賢之所以苦心致力於蒙藏青康新彊諸地，乃至越雪山而與印度締至誠神交者，絕非無故，更非為個人修福德也。然宗教事屬信仰，其本身即目的，功在萬世，德及千年。若視為手段，不獨無益，而且有害。」（註三十）季公用心之苦，於此可知矣！

八年抗戰，其所以能嬴得最後勝利，全國軍民，同心一德，艱苦奮鬥，犧牲幾千萬生命，功居第一。而季公獨開生面，率領全國善信，同發宏願，懇禱諸佛神靈，降伏怨敵，感動天心，用意之深，用功之勤，其功亦不可忽焉。

季公深信佛法，而矢志革命，每以總理革命宗旨與佛家六度教義，並無歧異：「不僅存道並行而不悖之心，實確信諸法圓滿，真理無二之義，况乎出世之教，必藉入世之法而後能通，救世之功，必藉救國之德而後能具。『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堤，猶如覓兔角，』旨哉斯言。」（註三十一）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日本因颶風，死亡小學兒童竟達數千。以彼國一般人之罪，與無知兒童無關，季公乃以同體大悲心，請寶華山大清眾修大悲懺，為橫死之諸兒童祈禱，實為以德報怨之端。自奉佛後，身外之物，多用於為善德、為眾生，其救世之切，於此可知矣。

三、振興中國必振興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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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日寇侵佔東北，舉國悲憤，憂患重重，無不以發揚中國民族思想為急務。所謂中國民族，乃泛指漢滿蒙回藏五族而言。五族中除部分回族之外，其餘四族百分之八十，都是信奉佛教，而西藏青海蒙古西康諸地，都以佛教為治世唯一正道。二十一年，季公奉命考察西北軍政，對邊疆政策，多所建議，復提倡修葺白馬寺，復興中原文化，用力最多。並應河南佛學社歡迎，講，「振興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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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振興佛教」。開宗明義的講出：

「現在要振興中國的國家，振興中國的民族，當然要從振興這最大要素的佛教上去努力。以全國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民所共信的佛教，如果不能振作，正像是一個汽車沒有汽油一樣，諸般事業都不會成的。有些不明白宗教性質的，他們以為宗教和國家是不相容的，或者以為信仰宗教，是反革命的，這自然是很大的錯誤。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上，把仁愛的作用，分為三類。說三民主義，是救國之仁，慈善家所作的工夫，是救人之仁，宗教是救世之仁。

這一個見解，就是把宗教對于國家民族社會的地位和效用，很簡單明瞭的表現出來。國與人不可分，國與世亦不可分。則三種的仁愛，應該是其用雖異，而其體則同……做政治工夫的人，斷不可輕視了宗教……做傳教工夫的人，斷不可遺棄了國家……」（註三十一）。

季公慧眼獨具，雖把宗教與國家的關係，分析得十分清楚，但有些人「以為別的宗教如耶穌回教等，都是有益於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而佛教則無益有害。說這話的人，是拿印度和中國來做證據，這更是一個很明顯的誤解。世界的歷史，不容拿一兩件事，和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盛衰成敗──來總括一切。佛教是否於國家的文明無益有害，只要看日本的歷史，便可明白。並且中國唐清兩代的發展，也是剛剛說明佛教與中國國勢的關係，是有益無害……」總之，他的結論，是要振興中國，不可不振興佛教。「因為佛教是中國三萬萬幾千萬人民所共信，而且有二千年歷史的一個大教。」（註三十二）

歷史上告訴我們，佛教對於中國國勢之發展，則有百益而無一害，中國最盛時代為漢唐兩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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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皆盛，元明清三朝皆特重佛教，國威遠振。「絕不僅如六朝五代偏安之局，衰亂之世，乃有佛教。」（季公語）試讀季公所舉的證明：

（一）中國自晉唐而後，國力日以衰微，而民族之力，則有加無已。秦漢以來，素為中國外患之民族，今皆次第與中國混合而為一，豈中國之兵力財力，足以統一之哉？佛教慈悲和平之感化，實為唯一的功用。彼蒙古覆滅中國而統治之時，若無佛教一方溝通兩民族之精神，調和兩民族之情感，則其悲慘殘酷，正不知伊於胡底（註三十三）。

（二）自喜馬拉雅山脈一帶起，青海伊犂蒙古滿州，其地之大，數倍於內地，民族之複雜，語言各殊，風俗各異，文字之發達尤遲。其強暴好戰之性，猶是上古之蠻風，千年以來，能以和平而自然之程序，成就其互相敬愛互相融洽之關係，以成中國今日之大者，政治之力歟？軍隊之力歟？中國文字哲學之力歟？佛教感化之力耳。（註三十四）

（三）滿清一代之政教，其偉大與精密，均優於既往歷代之成績，而徵其最大之成功，則為宏護佛教，與勵行和親兩事。三百年間，中國之邊患漸次消滅，而民族之形成漸臻鞏固者，實由於此也。滿州民族今已於中國民族完全混合為一矣。其貢獻於中國民族史者，實不可沒。（註三十五）

佛教於國家民族為有益乎？為無益乎？唯有季公體察最為明確，亦唯有季公才能道出。於是又大聲疾呼，要振興中國，必要振興佛教。他說：「我三民主義之信徒，以實現總理之遺教，完成民國之建設為責任者，豈可忽視此一最大之根本問題乎？至若以毀滅宗教為科學政策，以寺廟興學為救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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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者，此實不明歷史，不通政治，智識淺薄狹隘者之所言，情亦可感，義實堪悲。蓋治國宏化之道，絕不若是，而救中國之危亡，興中國之民族，其道更不應若是也。」（註三十六）。

於此可知季公對每一重大問題，必經慎重考慮。以上所言，不僅為振興中國民族的根本，亦且為千秋萬代治國之原則。

「二千年來，國人不悟，於諸佛所，妄立知見，於諸佛法，妄生分別，而於必要認識之善惡邪正，反漫不加察；其必要實行持之自度度人之大道，反不信不解不行。由是之故，唐乃衰亡而為五代矣；宋乃終不能建樹，而亡於遼金蒙古矣；明乃依然不能恢復，而覆於東胡矣！」（註三十七）。

佛教於中國為有益乎？抑為無益乎？於此可知之矣！

四、改革宗教與救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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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入中國，便與中國歷史相互為緣。所代中國社會變遷，非常迅速，直至現在依舊在潰裂中，使國家陷入存亡關頭，這是一件可痛心的事。在這一個悲慘現狀社會裏的佛教，却與我們國家同樣陷入危急存亡之秋。在這個不健全的社會裏，道德淪亡，人心惟危，要想建立一個康強新中國的社會，必要經過一番努力。因此，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季公在中央廣播電台提出「中國之宗教改革與救國事業」。他說：「目前國家固有許多重要問題，應行討論，但同時亦有許多根本問題，尤須注意。倘不研究，國家即難有相當進步，故吾人應努力解決此項國家根本問題。」（註三十八）

所謂根本問題，就是改革佛教問題。佛教何以會成為國家根本的問題呢？國家的基礎為民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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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救國，必須救民族。世界任何一個民族，都有一特殊宗教，此一宗教對於其國中文化教育政治，必有其特殊影響，故宗教亦為民族成立的一個重大要素。季公曰：「我國四萬萬人，完全不信宗教的恐怕是很少。新近人士雖有反對宗教的，但是為數極少。百人中至少有九十八九，必於各種宗教中信奉其一。尤其我國邊疆各地，一百人中就有一百人信教。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不但信奉宗教，且宗教佔有特強地位。西藏之宗教，不僅於文化上，即在政治上，亦掌特殊權限，佔特殊地位……現我國辦事者，各有信仰之教，見解遂有不同，且因不易獲得一致，故凡在政治上工作者，皆認宗教最好不講，放在一邊。」（同上）

抱這種態度的人，顯然忽視佛教在中國社會歷史上的地位，以及對廣大社會群眾的重大影響。因此，季公明確的指示說：「凡一事物，如與我們有關係者，若是不去管他，不把他整理，他就會來阻碍我們的進行，這是一定的。試想宗教，在人心中，支配的力量是多大？我們教育的力量能有多大？政治的力量能有多大？倘不把宗教問題解決，使之改良，則教育、政治、實業均不能推進，而有絕大的阻碍。」（同上）

這是一針見血的說法，國人信奉佛教的，既佔絕大多數──五分之四──試問佛教不能改革，不僅佛教衰退，且必於國家民族有不良的影響。但一般人對於宗教，所抱的態度不外為：

「（一）信仰宗教的辦法，因為信仰故，事事必歸到宗教，乃守舊，而不改良，這一路是不通的，（二）反對宗教的辦法，以為立刻可鏟除宗教，這又斷不會成功的。即因一時力景，把某一宗教壓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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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若干時也許再起，並再佔有政治上勢力，故反對的一路，亦不通的。（三）放任不管的辦法，即除政治以外，不去管宗教的事，須知政治為管理人群而設的。宗教對於人類關係之重大，而欲放任不管，又是不對的。以上三種辦法，既均不對，所以祇有一法，即是把宗教改革。」（註三十九）。

季公所舉三種辦法，至少也代表了當時中央政府少數人對宗教的態度。其實，直至今日，我們政府對於佛教的政策，仍不出這三種辦法範圍。一二兩項既然行不通，祇有採取第三項放任不管的辦法，聽其自生自滅的政策。這固然貽害了佛教，同時也遺誤了國家。季公最後提出五項根本問題，要政府注意：一、宗教之存在問題，二、宗教由行政機關主管問題，三、宗教之管理問題，四、宗教本身之學術問題，五、邊疆宗教問題。這五項問題，不僅關於宗教前途的發展，同時，也關於國家的進展。在法律上既准許宗教存在，就不能聽其自生自滅，不加管理。宗教以教化眾生為職志，宗教徒本身即為教育家，故對於宗教教育應特注意。不能讓宗教徒無知無識，聽其胡言亂語，而影響國民教育發展。宗教應歸教育部管理，不應屬內政部，世界各國之宗教，均歸教育部。因為宗教關於人心，明明是一種支配人心管理行為的教育，理應歸於教育機關管理。

邊疆民族，不僅為宗教問題，且為政治問題，西藏佛教的達賴、班禪，不僅為西藏人民精神上的領袖，並為內外蒙古、青海、西康人民精神上的宗主。在第五世達賴以前的西藏佛教的達賴班禪，是唯一施行佛教教化，是民眾精神上最高權威者。唯自第五世達賴，兼政治行政權，顯然便與佛教自覺相違。所以今日西藏佛教問題，不僅喪失黃衣派祖師宗喀巴的原意，且牽涉政治問題在內。究竟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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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阻碍政治，抑政治影響了佛教，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總結的說：「守舊、反對、或放任三路，均不通的，祇有改良，乃係我國唯一根本的問題。救國雖不止宗教一端，然宗教為民族五大要素之一，卻不可不改良。」（註四十）

我們的政府果能注意佛教，因勢利導，改革佛教，使其制度合理化、現代化，佛教僧徒都能接受高等教育，担當弘化的責任。到那時佛教僧徒，不特不會阻碍教育、政治、實業的推進，並且能使國家教育文化猛力的進步。佛教在中國歷史上，不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重大的影響，即對中國政治上之輔助，亦有其重大之貢獻。唐宋元明清以來，邊疆國防，由東北至西北，東西兩萬餘里，千三百年來，在政治上能順利統一成功，實賴佛教感化力量。假使我們政府對本部佛教能予充分支援與改革，則邊疆佛化民族，自然會順利歸向中央，只是我們政府始終對本部佛教，不特未予充分支持，使其組織健全強大，而竟採取放任政策，聽其自生自滅。漢族佛教既沒有希望，則自然會影響到邊疆佛化民族的歸向，更會影響了國防及政治上的安危。

季公雖已逝世三十餘年，但我們根本的問題，依然存在。他致力於邊疆問題研究，所提出改革佛教的主張，實為千秋萬代著想，仍不失參考的價值！

民國二十五年，中央民眾訓練部，擬訂計劃改革佛教，實受季公言論的鼓勵。唯改革方式，不無研究餘地。經過多方商洽的結果，正欲頒布施行，上海名流居士屈文六、聞蘭亭等致函時在巴黎的季公，而季公亦採取不管政策，「電請中央黨部，勿過問佛教，」（太虛年譜四一三頁）。至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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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瞭解：究竟是佛教阻碍政治？還是政治阻碍佛教？明眼人自然會清楚。

今日國事艱難，尤甚於三十五年前千百萬倍，而佛教腐敗，日益加甚，唯有希望我們政府能拿出具體的辦法，拿出最大的勇氣，使佛教達於盡善盡美，以為光復大陸，重建國家的楷模！

第六節　吳忠信先生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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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以來，政府對於佛教採取兩種政策，一是對內地佛教採取抑制態度，由民國四年管理寺廟條例，至民國十八年監督寺廟條例，一連串的抑制佛教，此為最顯著者。一是對於蒙藏佛教，則循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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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例，採取懷柔、褒揚、優待、賜封，乃至以鉅額金錢供養，誘其內向，殆為政府一貫的政策！　孫總理領導國民革命，雖以打倒滿清政府為號召，但對邊疆民族，卻遵循滿清政府的遺策，以懷柔代替征服！民國十三年，第九世班禪喇嘛與第十三世達賴政見不和，被逐出後，來到南京。自此達賴與班禪教下人員，形同水火，不相融洽。中央政府既尊重班禪。西藏地方政府攻擊越來越烈。民國二十二年冬，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中央特派黃慕松致祭，企求有所調協。民國二十四年四月，中央又特派專員護送班禪回西藏，民國二十五年秋，班禪行抵青海玉樹，西藏表示反對，英人又從旁干涉，遂使班禪西行遭受阻碍，中央與西藏關係，又陷入低潮。國民政府為打破此一僵局，特任禮佛極誠的吳忠信先生為蒙藏委員會委員長。

吳忠信，字禮卿，別號守堅。一八八四年三月十五日（清光緒十年二月十八日），生於安徽省合肥縣，民國四十八年（一九五九）十二月十六日在台灣省台北市逝世。

吳氏早年參加　國父同盟會，獻身革命，一生為求國家統一與團結，努力不懈，其對國家最大之貢獻，即在担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八年（民國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推行中央政策，以安定邊疆，團結抗日，使中央政府於抗戰期間無後顧之憂，厥功至偉！吳氏任內對西藏佛教，最大的政績有二：

第一：就是護送班禪回西藏。民國二十六年夏，班禪繼續西進至龍喜寺，適值抗日戰爭發生，政府為安定邊疆計，不得不令班禪暫退駐玉樹，不幸班禪大師竟於十二月一日圓寂。使中央政府於西藏政策上不啻折損一大支柱。這時吳氏正與戴季陶先生等取道贛、湘、桂、黔各路入川，驚聞噩耗，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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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中央與戴氏代表國民政府前往甘孜致祭，當蒙慨允！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轉世靈兒，已由西藏地方政府派員在青海西寧附近覓得，名拉木登珠，吳氏接獲此一報告，以此事對中央與西藏關係重大，而在民國時期又屬創舉。此時中央政府既決定長期抗戰，當以團結蒙古安定西藏為施政兩大政策。而西藏對中央政府關係，近三十年來殊多隔閡。亟應乘機謀求調整，於是吳氏制定原則，（1）中央對西藏固有主權決不放棄，（2）中央與西藏間諸多政治問題，此時暫緩進行。（3）調整近年來各項懸案，解釋誤會，融洽情感，增進合作。這是吳氏主持蒙藏委員會期間的基本政策。

第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決定於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民政府特派吳氏為特使，會同熱振呼圖克圖（西藏攝政）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當時後方交通甚不方便，乃決定取道緬甸、印度前往西藏。並經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與英國洽商（當時印度尚未獨立），至民國二十八年十月，始得英國政府同意。吳氏一面派員經香港前往上海採購禮品，一面派員取道西康入藏，期能與青海靈兒同時到藏。是年十月二十一日，吳氏本人自重慶飛香港，俟禮品自上海運到，則於十一月二十二日飛抵緬甸仰光。其他取道黔滇隨行之人員，亦先後到達，遂分別乘機輪船前往加爾各答。當時我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黃朝琴，陪同吳氏遊歷大吉嶺。十二月十五日轉往噶林堡，八日後抵達錫金首邑岡多，受到錫金歡迎。二十一日繼續北進，山途險峻，既無舟車，僅恃騾馬與人力作交通工具，每日僅行十數英里，至二十九日，始抵達海拔一四七五○英尺帕里，空氣稀薄，至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三日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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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江孜。五日前往擁有僧眾約七百人之江孜大喇嘛寺布施，每人藏銀三兩。十五日到達西藏首府拉薩。

當時西藏政府曾選得兩個靈兒，擬按舊例齊集拉薩掣籤抉定。迨吳氏抵達拉薩，始悉西藏政府所選之靈兒，僅青海拉木登珠一人到達。餘一人則寂無所聞。但西藏僧俗官民咸認拉木登珠為達賴真正之化身，希免予掣籤，經吳氏電呈國民政府核准。於是拉木登珠繼任為第十四世達賴喇麻，遂行確定，當商訂二月二十二日舉行坐床大典。

大典舉行後，二月十五日吳氏代表國民政府錫封輔國普化禪師之熱振呼圖克圖，中央各方紛紛致電道賀。達賴亦覆電答謝，更於三月八日上電林森主席與蔣委員長表示「感戴無既」，並謂：「至於中日戰爭，現正　三大寺及各寺喇嘛大舉祈禱，祝禱中央勝利。」

由於吳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大典極獲成功，中央對西藏關係益有增進，遂決定派孔慶宗組織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這是民國元年清代駐藏辦事大臣取銷後，國民政府首次在西藏設立的正式機關，中央政府在西藏重振聲威的具體表現，這是吳氏訪問西藏的最大勝利。

吳氏在西藏為使僧眾普沾利益，除親在拉薩三大寺及前藏各寺院布施外，並特派員前往後藏各寺院布施。一切事務完成後，仍經印度返國，曾作友誼上訪問印度詩人泰戈爾，及印度國大黨領袖尼赫魯，這對於日後中印兩國邦交，以及安定西藏，爭取最後勝利，實有極大幫助。

由於這一段的史實，足以證明中央政府對於一國之內的佛教，施行兩種政策：對內地的佛教，採取抑制政策；對蒙藏佛教，採取褒揚態度，這在政治上，固屬於不得已的事，但使內地佛教人士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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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為化外之區，特殊階級，猶如西洋人在國內享有法外治權一樣，民國十八年頒布監督寺廟條例，既不適用於蒙藏喇嘛寺院，民國二十一年中國佛教會擬訂「佛教學院組織大綱」；遂將同一國族蒙藏文字，列為外國文，內政部斥為「不識大體」。（註四十二）

其實「不識大體」，實由政府開其端，並非始於佛教，由於政府對佛教施行兩種政策，蒙藏佛教領袖，三番五次錫封德號，儼然為化外的民族，對內陸佛教，由廟產興學、拆寺毀像，種種限制與壓迫，不一而足。要是認為中國佛教會把蒙藏文字列為外國文，認為「不識大體」，則政府首應修正對於佛教的政策，因為對一國之內的佛教不應有所區別，這不特違背孫總理五族共和政策，且違背了約法上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的大原則。

其餘，中央大員中，若張溥泉、鄒海濱、邵元沖、張默君、于右任等，對於佛教都有相當的信仰。只是不肯表現於形式，唯恐人們譏為迷信份子！其實，迷信二字也有深刻的意義，不是隨便可以運用的。要知迷信的反面，就是正信；正信到了極頂，就是迷信。譬如我們現在信仰　國父偉大人格的精神，當然是正信，可是到了三百年之後，國人依然崇敬　國父，並且建廟塑像供奉，燒香膜拜，敬之如同孔子、關公、岳穆王，不也就成了拜偶像迷信份子嗎？可是這種行為是由三百年前正信演變而來，又怎能說是迷信，因此。信仰宗教，崇拜真理，不可說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