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過得好快，到今年十二月十五日，恩師東初老人示寂，已經整整十年了。記得當我奉遺命繼任祖庭中華佛教文化館館務之初，即以三點原則自勵：第一盡我的力量，推動並實踐東老人為佛教文化及佛教教育作奉獻的遺志；第二竭我的所能，來維護並照顧文化館的道場及其原有的住眾；第三本我的初衷，不支用東老人所遺的財產。在此十年以來，總算未離這三點原則，這是堪以自慰，亦可告慰於東老人的。

釋迦世尊湼槃之初，在許多人忙於爭奪佛的肉身舍利之際，十大弟子之首的金色頭陀摩訶迦葉，則忙著召集五百大阿羅漢，去結集佛的法身舍利，完成了法藏的第一次蒐集校訂的大業。因此，我於東老人示寂後的第二天，自美東的紐約趕回台北，第一項覺得要做的工作，是保全並收藏他老人家生前的遺著遺稿。道場固重要，不如他所留的文化遺產更重要。道場可因人事變遷而起起滅滅，他的遺作，則可流傳至更遠更久，影響的時空也較深廣。雖然東老人於其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初二日所留的遺囑中自稱：「余出身農村，未受過國家正軌教育，雖於佛學，稍有研究，仍覺未入堂奧。」可是他是太虛大師的學生，在擔任焦山定慧寺的監院及方丈期間，辦了佛學院及佛學期刊，到了臺灣，創辦『人生月刊』、『佛教文化季刊』。創建的道場，不以寺名，也不稱精舍，而稱中華佛教文化館，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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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大正新修大藏經』，他有極其崇高的愛國情操及護教熱忱，對於佛教的文化教育，抱有不能自已的使命感，特別在他晚期的十多年間，深感護教弘法，必須以歷史為基礎，所以全力以赴地完成了『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三部偉構。以他一位不懂外文而僅能利用中文及部份日文資料的老人，有此氣魄與成就，實在難得。他的研究功力可能不算深厚，對於資料的蒐集編寫，確已足供後人的研究參考。

本來，我準備親自編校東老人的全集，結果由於每隔三個月要奔走於臺灣及紐約兩地一趟，事太多也太累，所以責成果如師試著做，他也請到他的一位戒兄協助，做了幾個月，終以耐心不夠而擱置下來；民國七十一年初請到東吳大學畢業生林孟穎小姐，也祇做了幾個月，旋即就讀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民國七十一年底，東吳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朱碧真小姐，參加了文化館的禪七之後，願為東老人的全集做校訂工作，她的心很細，發現原作初版時的校對工作疏漏之處甚多，乃至初版前為老人抄稿者的疏漏也不少，朱小姐便不厭其煩地逐一查對原稿所引的原始資料。是以花的心力和時間，相當可觀，但也是非常值得，如今以全集姿態出現在讀者之前的，不論是原版影印，或者是重新編印，其可信度與精確度，均較老人在世時的著述，更具參考價值。朱君的辛勞，可想而知。不過她由於編校工作住進文化館，到民國七十五年也在我們的下院農禪寺，發心披剃，現了出家相，法名果徹，也可以說，她是由於東老人的遺作得度的。

這套全集，共七集計精裝八冊，二十五開本，以老五號字印行，總計四三八四頁，約三百零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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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原計劃的編印經費是新臺幣二百萬元，結果文化館無法籌出這筆款子，本來我也不願支用文化館的經費，到全書出畢為止，感謝文化館的現任住持鑑心比丘尼，在捉襟見肘的情形下，撥出了四十萬元，用表補貼。其餘的均係用我的著作銷售所得，以及少數幾部東老人時代出版的存書，作為彌補。當然，果徹和義工們的編校工作不支薪給，才是本全集在無經費預算的情況下仍能出版的主要原因。

編校工作的另一功臣，是方甯書教授，方公是東老人晚年的隨侍弟子，曾為『佛教文化』季刊擔任主編，也是文化館法人的董事兼主任祕書，十年來對於館務的協助，對我個人的支持，不遺餘力，對此次全集的出版，也給予最大的關懷，在此一並申謝。

東老人示寂之後，文化館已由不足二百坪的平房建築，改建為六百坪的五層樓房，其大半現已借給教育部立案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為所址，文化館的多半董事，也參與了研究所的董事陣容，下院農禪寺的第三代出家眾，也在日漸增加，並且恢復了『人生』月刊的發行，也成立了日漸趨向專業化的東初出版社。我在紐約自創的道場，也以東初禪寺命名，附設法鼓出版社並發行季刊『禪雜誌』及月刊『禪通訊』，以英文出版物，弘揚禪法，我唯一的師弟聖開法師，迄今也獨力創建慈光山、文殊院等道場，剃度弟子近百人，儼然已是新興的叢林，分院遍及臺灣各地，乃至美國的加州與德州，發行『人乘月刊』，鼓吹人乘佛教。這些都是東老人圓寂後發展出來的佛教事業，故在全集完成出版之際，順便作一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