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佛教文化館館長東初老法師圓寂後，該館為紀念東老一生的功業，印行紀念文集，以我與東老相知多年，請我寫一篇文字，辭不獲已，爰特走筆略述其梗概。

我與東老，過去原不認識，記得民國卅八年夏天，在大陸淪陷光景中，我由上海逃難來台，落住北投一位趙姓居士家裏，一天，出外閒逛，在山半腰一座小廟裏，偶然見到東老，他也是剛由大陸逃來台灣不久，敘談起來，才知道他曾經親近太虛大師，在閩南佛學院讀過書，彼此還有同門之誼，顯得親切。那時，國府初遷來台灣，地方情況亂糟糟地，因為匪諜造謠，大陸追隨政府逃難來台的出家義民，當作遊民逮捕者有數十人，同時，我又找不到掛單安身之處，無何，乃又折返大陸，輾轉去到雲南，復又遠逃緬甸，但我與東老的友誼，仍然保持，不時通信。

我與東老，算來有卅年交情，雖然我們相識這麼久，可是，他以往的情況，我不大明瞭，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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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習慣，從來不探聽別人的根底，這大概是早年受了那位金山活佛妙善上人的感染？我與東老結識以來，在我們的交往中，我深深覺得他是一個穩健持重，深藏不露，有大志、有作為的人，而且對佛教、對國家具有極大熱忱的人。

當共匪竊據大陸後，對我佛教僧侶展開瘋狂鬥爭、清算、屠殺、放逐，或強逼青年僧人返俗參軍，充當炮灰；使女尼嫁人，充當營妓；摧毀寺廟，焚燒佛像，大藏經典，搗成漿糊。東老他看到共匪如此滅絕人性的野獸行為，感到悲痛！覺得中國兩千年來的佛教歷史，是受到共匪的腰斬！於是生發搶救佛教之心，認為當務之急，在發揚佛教文化，乃發行「人生」雜誌，廣作佛化宣傳，那時，他是在人力與財力雙重困境中從事文化工作，多麼艱難？這樣，奮鬥了幾年，接著，在民國四十四年間，又發大心，在北投名勝地區創建一所佛教文化館，而印行台灣第一部「大藏經」，這是佛教中的非常事業，人多以為不可能，然而，東老他有願心，有毅力，居然做到了。

我與東老建立感情，正是他創建文化館的時候，也正是我在緬甸進行國民外交活動的時候，一天，我接到東老來信，說他已經動工修建一所佛教文化會館，想要供奉一尊世界著名緬甸精美玉佛，以我住在緬甸，近水樓台，要我為他向信佛華僑募化一尊。我馬上回信，答允照辦，請他等候，一面向他建議，用佛教文化館名稱就好，不必用「會館」字樣，他回信接受我的意見，並說文化館三幾個月即可開幕，募化佛像的事，催我快辦。

那時，緬政府與中共正加緊勾搭，打的火熱，我想，這尊佛像如果能夠請緬甸佛教機構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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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比要華僑布施更有意義，更加光彩。於是我寫了一封信親自送到緬甸佛教最高行政機關聯邦佛教會，信中大意說：台灣佛教最近修建一所具有規模的佛教文化館，館中需要供奉一尊緬甸佛國玉佛，請該會捐贈，俾台灣信眾得能朝夕瞻拜。這原是我的一個妄想，並無把握，殊不知該會負責人看了我的信，很歡喜接受我的要求，表示說原則上同意，囑我等候消息。我馬上通知東老，請文化館趕快去信向緬甸聯邦佛教會道謝，以後可以直接連絡，一月後，接東老來信，說已與緬甸佛會取得聯繫，佛像請我代表接受。

這時候，大陸共匪已經向緬國展開統戰工作，進行所謂「宗教攻勢」，一連派遣了幾個「佛教代表團」「佛教訪問團」到緬甸仰光活動，積極滲透，後來，還弄了一顆假「佛牙」，派遣北平偽佛教協會祕書長趙樸初，護送到仰光展覽三個月，轟動一時。

當大陸「佛牙」展覽正熱鬧之際，我亦接得緬甸聯邦佛教會贈送佛像給台灣佛教文化館的通知，說原本贈送文化館一尊白玉石佛像，因石質欠佳，而文化館開幕在即，不便重刻，開會決定改贈送本國古代銅佛一尊，較石佛更為名貴，擇定於四十五年（一九五六）元月七日上午十二時假和平塔大石窟舉行交接儀式。這不但是個喜訊，而且還是一件妙事哩！大陸匪幫在仰光展覽假「佛牙」，和緬國贈送台灣佛教文化館銅佛交接儀式，兩件事都是緬甸聯邦佛教會所主持，而且這兩種不同性質不同意義的事，都同在佛國結集佛經會場大石窟中舉行，太不平凡了！這算是我與共匪在國際佛教上表演了一幕爭奪戰，也可說是緬國佛教給共匪的一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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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共匪幫對緬國施行的「宗教攻勢」，是採用銀彈射擊手法，向緬甸出家比丘佈施大量金錢和物品，表示大陸偽政權信仰佛、法、僧三寶，一面施展陰謀作虛偽麻醉宣傳，說台灣是基督教政府，是仇視佛教的政府，今日台灣地方已經無佛、無法、無僧，佛教完全絕跡，因為緬國人民重現實，多有受其惑者。那時我想，要向緬國人民揭穿共匪這種麻醉虛偽宣傳，勢必拿出真實事物，聽說臺灣佛教文化館正進行影印「大藏經」，所以我將接受緬甸聯邦佛教會贈送「銅佛」空運臺灣之後，馬上寫信東老，建議他將文化館印行的「大藏經」回贈一部與緬甸聯邦佛教會，以示禮尚往來，且顯示今日臺灣佛教之興盛，東老他愛國心重，接到我的信後，毫不猶豫地答允贈送緬佛會精裝「藏經」一全部，並請我全權代表處理，他如此慷慨犧牲，也正顯得他在反共時代對國民外交的重視。

贈送「藏經」這件事，說來輕飄，做起來，卻是非常吃力，時間上經過好幾年光陰，遇到不少周折，費了不少精力，因為文化館印行這部「藏經」，每月只能印出兩册，第一次「正藏」五十五册，經過兩年多才收齊全，第二次「續藏」四十五册，也有兩年光景才收全。第一次贈送「正藏」是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十二月廿六日，為了遵照緬國佛教風氣習慣，雙方曾舉行一次頗為隆重的交接儀式，我方是請緬國九十高齡宇板帝沙大國師揭幕，緬方是由緬政府副總理兼外交、宗教、工商、社會、福利五部部長宇登貌氏（即上次去北平訪問「緬甸佛教訪問團團長」）代表接受，在典禮上，我與宇登貌氏都有講話。第二次贈送「續藏」，是五十一年（一九六二）十二月二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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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相隔四年，而緬國政局也有了非常變化，改為革命政府，由軍人執政，走社會主義路線，以前的「緬甸聯邦佛教會」，也改為「緬甸聯邦革命政府佛教整理委員會」，雖然是這樣，究竟緬國是信佛民族，該會對我們送去這部「藏經」，仍然表示歡迎，而且組織了一個「迎經代表團」，其團體成員九人，全是國內文化界著名作家，正因為緬方如此重視這件事，所以這一次送經的儀式，也就特別的隆重，加倍的熱鬧，除了送經前夕演緬劇娛樂當地民眾，仍請緬國大國師主持揭幕之外，並請四十八位高僧應供，布施袈裟，齋襯，招待緬華佛教信徒百人早餐，在節目上，增加舞蹈、樂隊各兩班，另外，由緬甸妙齡少女四十五人組成送經班，穿著一樣花色紗綢衣裙，各人手捧藏經，隨隊遊行，還有，迎送賓客的專車上，插著「臺灣贈送藏經」的大標語在市區郊外往來招展的點綴，可以想見這次送經聲勢之浩大！（兩次贈送「藏經」盛況，拙作「六十年行脚記」書中，有詳細記載，此不過略述其大概而已。）

前後兩次贈送「藏經」，輿論稱揚，澄清了共匪在社會上製造的混沌氣氛，也得到我們預期效果，緬國朝野人士，他們看到一百鉅册的精裝「藏經」，無不歡喜驚歎！認為我國政府播遷臺灣不久，單靠出家佛弟子的力量，絕不可能印出這一部精美的「藏經」，必得政府的資助，而當前臺灣政府經濟情況並不佳，尚依靠美援，臺灣政府若非信佛教，是不會支持這件事的，舉一反三，由此可見大陸共匪所宣傳的那一套，全是欺人騙人的謊言，全皆粉碎。

事實勝於雄辯，經此一來，共匪的陰謀虛偽宣傳，悉皆不攻自破，全被粉碎。自是以後，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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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匪方代表團去緬甸搖擺了！匪徒們耍的假「佛牙」把戲，也露出馬脚了，西洋鏡拆穿！匪方的「人民報」和仰光幾家「尾巴報」，也不再囂張狂呼亂叫了！全都偃旗息鼓，消聲匿跡龜縮起來！所以事後我說：大陸的假「佛牙」，敵不過寶島的真「藏經」，這是東老對國家的貢獻，他的功勞不可沒。

在第一次送「藏經」之後，四十九年，文化館興建印藏紀念堂落成，我特地買了一尊兩英尺長緬甸玉石臥佛送東老，作為紀念。

東老他非但熱心緬甸國民外交工作，其於印度方面，亦是同樣關切，我國旅居印度多年悟謙法師，為了紀念我國玄奘法師在一千數百年前溝通中印兩國文化偉績，於民國五十七年在印度加爾各答興建一座玄奘寺，東老聞訊，即上書總統 蔣公，請賜題寺額，以彰潛德幽光，並將蔣公親書「玄奘寺」三個大字，於六十年雙十節國慶玄奘寺舉行開光大典之日，親自送到印度，東老，他與悟謙法師原無瓜葛，亦不相識，他之所以如此發心，不惜奔波，花錢勞神，無非是為了表揚前賢，為國爭光，進行此事，事前不曾向外誇張，直到報章雜誌登出玄奘寺開光新聞，始悉有此一段插曲。

東老他是一個很風趣的人，在他與人交談時，常有一句「做大夢」的口白，大凡與他熟識的人，多知道他有這個口頭禪。由於近十多年來，臺灣地方流行一股時髦的「美國風」，不單只是一般在家青年你追我趕往美國跑，連出家的和尚尼姑（有老有小、有講經法師、有應赴僧）也都受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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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感染，暈頭轉向，一個一個想方設法，多以奔往金元王國鍍金為榮，他們去美的動機目的雖各人不同，但是打著去美國「弘法」漂亮旗幟，卻是一樣的。一天，我同東老閒聊，談起這個問題，我告訴他：聽說又有某一位法師也到美國弘法去了，他向我打了一個哈哈，我問：這是大乘佛法西傳的好現象，你何以發笑？他說：我笑他們「做大夢」！又問：此話怎講？他答道：要向外國人弘法，必須要有英語、英文知識，試問：這些年來，去美國的那些阿彌陀佛們，其中有幾位是具備這兩個條件的？有誰聽懂英語？有誰看懂英文？人家說的，他聽不懂，人家寫的，他看不懂，他自己說的、寫的，人家同樣不懂，這樣，豈不等於是個聾子、瞎子、啞子、如此聾瞎又加上啞巴的人，去向美國人弘法，不是「做大夢」嗎？東老又說：不懂英語英文，根本不能對美國人生起作用，還說，我不反對去美國弘法，只是不贊成那些聾子、瞎子、啞子去到美國出呆相。又有一次，大家在一起談說某老愛錢貪財，兢兢業業，積積漸漸，只進不出，不捨一文，東老他聽了，又是來一句「做大夢」，接著還說了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他說：昔日法國皇帝拿破崙，他不但是一位英雄，而且還是一位大富翁，聚積無數財寶，他病死之後，卻作怪了！忽然從棺材裏伸出兩個大巴掌來，東老說到這裏，突然停止，賣關子不說話了，旁人催他：拿破崙從棺材裏伸出兩個巴掌以後如何？快說，快說，只見東老向著大家平攤兩手高聲說道：那還用下問嗎？分明表示他是空手來，還是空手去一文錢也沒有帶走啊！他講這個故事，好像他對「孔方兄」，似乎早已看破？這，在他在生之日，朋友們對他還不甚瞭解，直到他去世之後，大家看到他立下的遺囑，安排的那樣坦蕩蕩，涓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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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條段分明，絲毫不含糊，這才認識他是真能提得起又真能放下，能轉物而不被物所轉的人。

我不能說人死去之後皆變成完人，東老他非聖賢，自不免有他的缺點，但就他畢生行藏看來，他確有許多特長，第一、他明因果，不浪費施主錢財。第二、他自奉儉樸，不作過分享受。第三、他有正義感，辨別善惡，明白是非。四、他愛教護國，不吹大泡，真幹實幹。第五、他做人有原則，不朝秦暮楚，不東倒西歪。第六、他個性率直，不投機取巧，不玩弄權術。第七、他見有偷天換日，不務正業，營私舞弊，掛羊頭賣狗肉的邪惡之輩，那怕是法親道友，也不管是老是少，一樣深惡痛絕，恥與為伍。第八、禮讓謙冲，不驕不狂，不爭名利。

東老他一生治學有恆，自創建佛教文化館廿多年來，除致力印刷臺灣第一部「藏經」之外，兢兢業業，愛惜寸陰，潛心寫作，從未間斷，雖不能說他著作等身，其出版的書有「般若心經思想史」，「佛學真義」，「佛教文化之重新」，「民主世紀的佛教」，「佛學省要」，「中華佛教美術全集」，「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及「蔣總統與佛教」等名著行世，而散見各種佛教雜誌報章佳作甚多，最難得的，他寫作之餘，且還能關心佛教大局，佛教每有急難事故，抗爭衛道，總有他一份，從不後人，比如五十年八月，我主編「海潮音」刊所發動佛教雜誌界在松山寺聯合開會聲討共匪文化大革命罪行的那篇大會「宣言」，就是東老起草的，看了那篇正義磅礡，慷慨激昂文字，可以認識到東老他這個人愛國護教的精神是如何的高昂？他這個學者，絕不是平日專搖筆桿，高高在上，養尊處優，遇有教難，袖手旁觀，麻木不仁，形同走肉，口中說空，行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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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自命所謂導師、法師之流所可比擬者。

平時大家都以為東老只不過是個講學、做事的人，並不覺得他有行持，而他本人，也從不在人面前標榜他有行持，直到他命終，這才體會他有修行。我回國十多年來，與東老時常見面，知道他攝生有方，從來不生大病，想不到他說走就走了！他在去世那天，同平常一樣，毫無異狀，沐浴後，就這樣灑灑脫脫合上兩眼坐化去了！真是坐脫立亡，像似入定形狀。他逝世初七之日，我為他封龕，看他的遺容，相貌如生，面帶微笑，如睡熟一般，他死的是那麼平靜，那麼從容，那麼安詳，那麼自在，真是令人可愛！令人可敬！也令人羨慕！若非平日有嚴密修持，了悟人生，焉能有此光景？人死之時，如龜脫壳，六神無主，八苦交煎，他能心不顚倒，無有恐怖，意不散亂，而無罣礙，此乃是在佛法中得大受用之明證。這最後一著，大不平凡！宗門下有個話頭：醒時有把握，不算把握，睡覺有把握才算是把握，睡覺有把握，不算把握，臨命終時有把握才算是把握。東老他這樣安然捨報，見者聞者，無不稱讚，歎未曾有！

只是這個人，他已撒手人寰！眼前佛教式微，外摧內腐，僧之俗化、俗之僧奪，交相煎逼，慧命懸絲，而斯人云亡，從此法將又弱一個，乃教團之一大損失！令人感慨！想到他的一切，憑添無限哀思與懷念。

前年冬天，道安長老去世了；去年冬天，東老又撒手而去。面對佛門的人才寥落，使人有遲暮悽涼的感慨！

記得民國二十年臘月底，我從鼓山回到閩院，聽說有東初、窺諦二位，最近從鎮江來。我是不會交際的，所以與同學們都沒有深交。加上這次回去，只教了半年課，就回普陀去閱藏。所以對當時的東老，僅有一般的印象，沒有較多的接觸與了解。廿五年秋天，我到了鎮江的焦山，來訪閩院的同學靜嚴。那時，靜嚴已是焦山定慧寺的住持。東老也已在焦山受記，在焦山佛學院任教務，也邀我為同學們作了一次講演。從此一別，很久很久都不知消息。一直到民國四十一年秋天，我到臺灣來，才知道東老在法藏寺閉關，我曾去探望他。第二年冬天，我也參加了東老出關的盛會。我來臺灣，住在善導寺，引起些無謂的風風雨雨。等我自己明白了，也就更少到各處去走動了！

我與東老是有關係的，但交往不深。原則的說，我們都在為佛教文化而盡著自己的一分力量。由於興趣不同，對佛教文化重點的看法也不一致，所以是各作各的，沒有在意見上或理論上，作過友誼的切磋。不過即使方向不同，總都是為佛教文化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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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記得最清楚的，也許就是最後一次的晤談。民國五十四年，華僧大會開會前夕，道安長老與東老，同來慧日講堂，提議創辦佛教大學。事情是這樣的：張尚德先生與佛教文化館東老有聯繫。經張尚德先生，知道中國文化學院張曉峯先生，想在文化學院旁邊，建佛寺（佛塔），講佛學，希望與佛教界合作。東老想趁世界華僧長老回國的機會，發動倡辦佛教大學。在文化學院旁邊，佛學以外，可以在文化學院授課，減去不少的人力物力；而與文化學院合作，也可以免除立案等困難。這是好機緣，所以東老約道安長老合作；道老又提議邀我參加。這件事，我是萬分贊成的。不過我以為：辦佛教大學，是大事，怕三人的力量還不夠。而且，這個時代的通病，儘管是好事，如沒有自己一分，每每會從中破壞。如有人在華僧長老面前，說幾句洩氣話，也就不成啦。所以建議，最好將辦大學一事，推介到華僧大會，由海內外大德來通力合作。我的意見，得到東、道二老的贊同，決定由道老向籌備華僧大會負責人提議。起初，反應相當良好；張曉峯先生並在中國文化學院，舉行茶會，招待華僧大會的代表們。但事情的發展，往往出於意外。華僧大會決議籌辦佛教大學，但在籌備人中，卻沒有原始建議者東老，東老也許無所謂，我總覺得豈有此理！大會結束後，一切由會長白聖老法師及悟一祕書長負責。聽說曾遍訪僑界長老，請作經濟的支持；在國內，也曾一再召集尼師們開會。不過後來如何，誰也不得而知了。這件事，我應該負點責任。我固守原則，不知通變，總以為佛教大事，得大家通力合作才行。不知這個時代，除了為自己，是沒有辦法的。二十多年來，佛教界的大事，除了為自己而大幹大吹外，那一件是為佛教全體著想的！當時，如支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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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與東老合作，也許勉強的成立起來，不理想而漸有進步。當然事實不一定這樣，但還有萬一希望，但一經推介過去，就命定的不成了！這件事是過去了，不過回憶起來，對東老實在抱歉得很！

道安長老去世了，我寫了半截文字而沒有成篇。現在東老又去世了，有關係而沒有深交的我，是寫不出什麼的。想起五十四年的一段因緣，所以勉強的寫出來。道老與東老，比我都小一二歲，卻那樣輕鬆的先走了！在這個時代，誰能說不是福報！想自己大病以來，等於廢人，卻還在活下去。後死者不能盡其情，真是慚愧！慚愧！

我與東初法師，一是同鄉──泰縣東南隅，二是同門。因為上智下光老人，是我出家披剃的師父，而智老人又曾住過鎮江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受記莂與雪煩、東初，於是東初法師也曾住過焦山定慧寺的方丈。所以，他和我可算是間接的師兄弟。

照理說：我與東初法師，關係密切，應該有很好的感情，可是，我之為人，不善交友，所以我在泰縣光孝寺，他在焦山，我們兩個，連信也未通一封。

大概是民國三十年左右的事吧！我去焦山看我的師父，那時，他是定慧寺方丈，同時是焦山佛學院院長。他因我和師父閒聊而外，無所事事。於是請我為學院講圓覺經。我以住不幾天就要返回江北，而又情不可卻，乃言明三天之上下午，各講二小時，以十二小時講完為止，於是，乃照預約履行，講畢之次日，即遄返江北。

回泰縣，突感喉痛，醫治多時方癒，然究不知其故。久而後乃知講得太累，聲帶受傷，此東初法師之賜也。

焦山有草田在東洲，彼時增漲沙灘，為人侵佔，遂起交涉，地歸焦山，鄉人恨之入骨，遂夜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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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山，東初法師聞警，乃逃奔山上，因而得免。以此，知東初法師之機警，與乎處理紛擾雜沓之能手。

抗戰勝利，復員之際，泰縣北山開化禪寺之方丈雲開，是東初法師之胞兄，住持年久，思欲擇法子以為傳承，授記之日，東初法師自焦山來道喜。雲開因請其為法子取名，東初法師名之曰乘化。余在光孝寺，聞之曰：完了，此人住不成方丈矣！旁人問曰：何故？余曰：汝豈不知陶淵明歸去來詞之末曰：「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乎！後來，雲開尚未退席，共匪已竊佔蘇北，佛教一切，皆歸燬滅。蓋彼時全國共匪騷然，國民政府在八年抗戰之餘，民窮財盡，加上美國的和事佬馬歇爾，顢頇癡愚，強令政府停戰言和，於是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使共產黨得以徼倖成功。東初法師與余，不知誰有此預感也？

三十八年四月末，我奉智老人避匪來臺，寓十普寺，不幾日東初法師也到了。他寓北投法藏寺，也曾到十普寺來看我們。三十九年三月初，我去臺中講經，不久、因東初法師的介紹，智老人也住到法藏寺去了。我因校正戶口而來臺北，曾住法藏寺一宿，晚上在一燈螢然之下，同聽智老人暢談往事，多聞所未聞。彼時我雖身在臺中，總是寄人籬下，終非久計，然人地生疏，一籌莫展，無可奈何。

幸六月初，得李子寬老居士函，聘我為善導寺導師，乃將臺中講經事結束，於六月十幾來臺北。六月十九日到善導寺，趕上觀音法會，由此而新生南路、濟南路。東初法師則由掩關法藏寺，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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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生雜誌，開佛教文化之先河。余除參加掩關、開關道喜外，並為之糾結信徒，助印刷費，一方面還要為之期期寫稿。

民國四十四年，東初法師，發動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一方面又有人提倡影印日本大正大藏經，得孫夫人之籌墊基金，東初法師乃一肩承任印經之責，為文化館初步文化之成績。因余及朱鐸民老居士之建議，乃擴大組織，以昭信用。於是，聘請趙夷午、李子寬、張默君、孫清揚、錢召如、趙茂林等諸居士，以及先師智老人、東初、星雲、煑雲、及余，組成印藏委員會。同時，推余為環島宣傳團團長，以星雲、煑雲、廣慈，分任各職。加上星雲法師弟子，在家二眾，一行數十人。費時四十餘日，跑了不到二十個縣市，四十幾個鄉鎮，徵求附印藏經貳百多部。每到一處，皆於廣場上，由星雲法師弟子教兒童唱歌，再由余與星煑二師輪流演講佛法，然後再放幻燈片，觀賞者動輒數千人。余意，鄉鎮區域，少娛樂設施，小有熱鬧，則家喻戶曉，而趨之若鶩也。余借此機緣，得一遊全島，尤以臺中佛教會館，妙然住持師設席招待，青年尼眾多，地皮寬大，足以辦學，因此，我和它結下二十年不解之緣。

佛教文化館，印藏紀念館，先後建築起來了，請智老人兩度說法，我皆曾去湊過熱鬧。

大正藏經，一百册，前五十五册是佛說經咒、和印度及中國佛學家的作品。後面四十五册，純粹是日本人的撰述。我們的藏經會，印的是前五十五冊。而東初法師卻又提倡印後面的四十五冊，我對日本人心無好感，拒絕參加。後來由成一師領團作環島宣傳，居然不久也出版了。這全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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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是東初法師的功績。

五十二年，先師智老人圓寂，有些問題，與東初法師意見不合，以後，就很少來往了。

東初法師近十多年來，深居簡出，大有「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的態度，我很以為怪。原來，他在埋頭努力作述──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心經通釋。談到作述，那是要參考多少的書籍，在千頭萬緒中，整理出一個條目來，這不是交遊廣闊，車馬盈門的人，所能寫得出來的。東初法師這一點使我很佩服。我們穿佛衣，喫佛飯，而對佛教沒有一點貢獻，那是佛教的罪人。

尤其是每年的冬賑，他募衣米，分發給窮人，這也是我們佛弟子應該做的，他做到了。

至於預立遺囑，無疾而終，這是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我嘗對人說：一個人能修到無疾而終，何況他在火葬後，還有舍利子，這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是多生多刼的事。

多少人，或中風，或生癌，輾轉床褥，自己受累，又累親屬，這是多麼使人難受的事。

佛法凋零，慧命將絕，紹隆佛種的事，無人承當，雖有高足聖嚴博士，學問淵博，熱心弘化，但一手不能撑天，獨木難支大廈。唯願，不捨悲願，再來人間，作眾生導，是我所馨香禱祝者也。

近兩個月來，報章雜誌上連篇累牘的討論僧種斷滅的問題，因而牽涉到僧尼的婚嫁問題，這不單是杞人憂天，而且話說得離譜的不像樣了。不錯，是的！眼看各地的情況，東南亞、南洋各處，廟多僧少，不免有寒秋凋零的現象。話又得說回來，假使滿地都是些不倫不類的貌似出家的和尚樣，坐無坐相，吃無吃相，腕臂擱在棹子上，筷子對準菜碗，連來個十幾筷子的菜，吃，吃，吃，毫不覺到手臂的勞動之忙；吃起來，齒聲奇響；兩手拿著飯碗舖擱在飯棹上；有時看到他人持碗嚴肅端莊，自己容有不好意思的神情，一時手擱到棹上，一時又把飯碗捧起來吃，好不自如。這單是吃的相如此，衣呀，住呀，行呀，還有關於吃的其他的種種的規則，那就說不勝說了。像這樣是僧非僧是俗非俗的和尚多起來，普遍起來，難道僧種就不斷滅嗎！

一般的人，每每輕視應付僧，原來是難怪的事。經是佛說的，懺是祖師作的，念經，拜懺，並非不是好事。要是心念在經文上觀想，運身在懺悔上至誠，那就好了。可是他另有企圖，犍槌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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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私語切切，這裏單子大，那裏單子小，每一卷經，每一支懺息下來，無非計短計長，嘮叨不休。茶是滿杯的茶葉，開水裝不進去；菸是灰火騰飛，吸進吸出，睡起來，再乾淨的被他也不管，不是頭裹在被上，便是被纏在頭上。假使有發心善意指導者，說是要改正習氣，砥礪僧品。他說，一般和尚都是如此，你要糾正於我一個人，不是太苛刻了嗎！你有什麼話再說呢！他不知道聖賢原來是很少的，庸碌下等的人當然是充斥無數的，你要他學佛，他說你把罪他受。請問：這算是出家嗎！

僧品愈趣愈下，不必在這裏多費紙筆，打開眼睛來就會看見，又何勞掛齒，所以就此為止。大德們，認為僧眾的數量日漸下降，僧種就會斷滅，以為日本式的佛教可以解決此一問題，這是忽略了自己的本位，自己是中國人吧！我們要發揚中國文化，不要忘失了自己的祖宗，外國的月色不比中國亮。否則，越走越向下坡去了。

真正要解決僧種斷滅的這一問題，決不是考慮日本式南洋式中國式的形式問題。是要提高僧品來著手的，不在僧之數量上，而在僧之品質上，儘管盡大地只要一個真和尚不為少，不要全大地都是假和尚，那是雖多而不是和尚，而更說不上他是僧種了，既不是僧種，則與佛教以及眾生毫無利益，這又何必貪求僧數之多。印光大師提倡根絕三濫主義，一、不濫收徒眾，續明法師也說，不出家，還能捨財做功德，一出家，圖求積蓄，要這樣的不教管而形成僧格低下的徒眾，究為何事。二、不濫傳戒，臺灣年年傳戒所為何事，傳戒的人，他自己知道，我們不必多說不願意聽的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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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濫掛單，海單一掛，隨處有飯吃，那就太隨便了。從印光法師的三濫之說來看，濫者，由於數量之多而形成的，足見提高僧品才能解決僧種斷滅的問題。

僧種有什麼方法能夠延續下去呢！三皈依，是早晚功課所必誦的。自歸依佛，當願眾生，紹隆佛種，發無上心。歸依法，僧從略。歸依法，要深入經藏，就能智慧如海。那末，歸依佛，要發無上心，才能紹隆佛種。佛種是僧種的別名，佛是由僧而成的，所以僧種便是佛種。怎樣說發無上心而能紹隆佛種呢！所謂發無上心，是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但是以我的看法，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便是「少欲知足」的四個字。你能實行這四個字，便是僧寶。達到了僧寶的目的，必然的成佛，佛由僧成故。而且「少欲知足」，便是發的無上之心，沒有無上之心就不會「少欲知足」的。而且「少欲知足」是無上的，世界上最清淨的心莫過於「少欲知足」的。真能夠「少欲知足」，便能紹隆佛種，延續僧種的慧命了。

少欲知足，說來太簡單了，仔細的想，越想越不簡單，越想越夠味道。世界上，一等的大英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真的，他能少欲嗎！他能知足嗎！實際上，他是背道而馳，正在那兒發展多欲主義呢！今天有了一千，明天想要一萬，日積一日，累月積年，不知要取得多少才能逞心呢！簡直是無止境，沒有滿足的一日，從何談起而能知足呢！欲壑難填，又怎麼能夠心得清淨呢！從這裏便可探試到少欲知足是無上的，是非等閒的，不是一般泛常人的境界，而是僧寶骨幹的表現。所以古人說：「出家非將相所能為」者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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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欲知足是佛法中的頭陀行，佛弟子中大迦葉是修頭陀行的。頭陀行有十二種，十六種之多，請檢大辭典。拙著佛說彌勒大成佛經疏中亦曾列說，現正在印行裝訂中，請參閱。所謂頭陀行，是抖擻精神，去煩惱而嚴淨身心。大概是生活的簡約樸實化，不外從衣食住行上而去奢就儉。例如：遮身服毳衣，充腹採薪薇，這便是從穿衣吃飯上來嚴儉做起的。例如：一搏食，一揣食，這是從食量上做到最低的程度，（有些出家人固然沒有吃的品，沒有吃的相，更是大吃特吃，不出家還能持午，出了家，那就無所謂了。）不非時食，不重食，儒家孔子也主張不多食，又所謂食無求飽，其與佛家精簡飲食的主張是如出一轍的。律中也方便說，佛午食，諸天早食，勸人簡化飲食，其實這是一種少欲知足的實行。其餘的十五種頭陀行從略。又沙彌十戒中的不非時食，是食的簡化，不睡高廣大床，是臥的簡化，（也有出家人，不明律行，睡是大床，吃是兩臂大展，礙碰到他人腕臂，甚而拜佛也要特做個比眾人拜墊大一倍的，奇形俗化不堪，不明佔地越小越能顯示謙冲的美德。）在娛樂歌舞之中，不故往觀聽，是看和聽的簡化，（現在電視發達了，也有出家人醉入其中。）不著香花鬘，不香油塗身，這是觸欲的簡化。從沙彌戒中這幾項看來，便知道佛的制戒，是嚴肅身心的。這沙彌戒也很頗近於少欲知足的頭陀行的。少欲知足，這是訓練身心的，身能端正，心能統一，自能生起無量功德，自利利人，成就一切眾生，受人天供，為三界尊。

東初法師，在廈門閩南佛學院和我同住一個短時期，大概是民國二十年的光景，但交談機會不多。後來他到焦山榮任方丈，我也回了江蘇，忙些半參半學的工作，更少接近。三十八年，他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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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灣，儘管同在一個寶島上，將近不到三十年，也很少謀面傾談，所以他的身世詳情，不得知悉。但從他在臺灣的這個時期的大概看來，他固然不比大迦葉尊者頭陀行的那樣的嚴謹，他也可說是寶島上少欲知足的一個僧寶。何以見得呢？他在新北投創建了一個文化館，從事文化工作，埋頭閱讀，寫作，出版了有關現代的佛教史籍，文字清雅，敘事明晰，可供教界之參考，閱讀，這是他的文化成績。其他有關佛教的善舉，他也隨喜相應。做事精明，教導有方，教子嚴而不猛，寬而不厲，所以博士才子，出在他的門徒中，飲食起居，秩序厘然，形成一個和諧莊嚴的佛剎。他既不穿黃衣，現怪象，一本中國僧本位。年來也很少露頭面，很少出現廣大的場面，也不角逐什麼教會的地位。老是做個山居僧，大有生公廬山幽居七年之風，其實，他在北投的山居之久，更非生公所能望其項背。以東公這樣能幹有作有為的英俊雄偉的僧才僧格，而能如此的甘淡泊守本分，做個書生本色的和尚，老實自誠的出家人，這能不說是少欲知足的表現嗎！

最後，我還有一件追記他的事情來紀念他。去年的冬天，印度的悟謙法師來臺，立委韓同先生請他在素菜之家用午齋，邀請我和東初法師作陪。席間賓主談歡甚為暢快。當時報章上的僧尼等問題，也談到。其中又說到要開什麼華僧大會。東公說：華僧大會「華僧」一名，覺得欠妥，我們是中國人，我們是華僧，我們自己知道我們是華僧，為什麼自己說自己是華僧？本來外國人，他們自己不是華僧，他們對我們中國和尚來稱呼，叫我們是華僧的。現在我們自己稱華僧，難道我們也變成外國人了嗎！我說：東公為何不早說，糾正這個自稱不當的立名的呢，希望你勇敢的仗義執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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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發這個錯點。他說，說出來，教了他們，他們也許另有解說而要辯論的，不如寢言為好！

東公臨終以前和我最後的一次箴言，是很值得追記而紀念他的，故特寫出來獻於有志召開所謂華僧大會者，再行斟酌此一立名，是所至盼！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三點左右，接到煑雲法師由鳳山打來電話告訴我：「……東初長老，已於本月十五日下午六時坐化了……」聽了這個驚人的噩耗，使我心房跳動不已，幾乎全身顫抖，眼淚奪眶而出，腦海裏呈現著與東初學長疇昔交往的經過，一幕一幕的播演著。

東初學長，幼承庭訓，飽讀詩書，加之天資聰穎，文思敏捷，不論在竹林、在九華、在閩南，都是頭角崢嶸的人物，師友間，一致讚譽他，咸認為他是未來佛教界裏的棟樑。記得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東北事變突起，他曾代表閩院參加廈門各大專院校抗日運動，表現得有聲有色，使社會人士刮目相看，對佛教徒更有新的估價了。

兩年後，我從嶺東也轉學到閩院深造，當時同學有：如平、佛聲、維嶽、望亭、福善、圓湛、淦泉、仁性、天慧諸公，那時候高手如雲，風光得很。

他是二十四年，在鎮江焦山定慧寺受記，我是二十八年，在南京攝山棲霞寺接法，兩處道場均在京滬線上，而且都是名勝地區，彼此常陪中樞顯要，或地方名流、以及遠道諸山趨前訪問，相互往還，親密的程度，確實到了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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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要算三十三年九月底，他與泰縣大老盧止菴長者偕至親謝先生等，聯袂蒞臨棲霞，欣賞山中紅葉，小住三日，並與家法師卓老，乃至敝同門諸人，鬯敘幽情，大家共同譽為「人生最歡愉的時光」。尤以謝先生彈奏的古箏，其音浪繚繞虛空，使我們聆聽者浸浴在善的幻境，腦際中似乎只有這一念：「此音應為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聽」呵！

三十五年春間，他接任焦山定慧寺住持，除秉承雪煩和尚主辦僧教育外，更重視東洲築堤事項，因該處萬餘畝土地，悉為焦山大小寺廟所有，定慧寺擁有五分之三的面積，其他的菴閣，胥以定慧寺為馬首是瞻，而且這些土地，都是沙灘漲成，面臨長江，每逢雨季期中，麻煩就多了，容易泛濫成災，因水勢急，轉眼即奔流於揚子江內，如果沒有防水堤的話，決難豐收。築堤雖投資龐大，卻利溥民生。因此，他抱著極大的犧牲精神，向鎮江農民銀行貸款，數字相當可觀，以目前幣值比例來說，至少在新臺幣壹千萬元以上，承辦者為該行副理秦翽先生，渠係棲霞山附近的石埠鎮人，秦氏返回故鄉渡假，每次必來棲霞寺和我閒聊，故對貸款事件，瞭如指掌也。

世間上任何事情，皆具有兩面性的，東洲那一帶佃農，也是良莠不齊，心地敦厚者，固然力爭上游，報效焦山各個寺菴築堤鉅恩，以努力增產，表示謝意，無聊短視者，懷有鬼胎，專做興風作浪的勾當，亦復不少，這一班喪心病狂的壞蛋，居然誣害他和日寇汪偽等機關，有深切交往。恰巧那時候，正是肅奸期間，首都衛戍司令部，受理了這宗案件，將他逮捕起來，大約有兩個多月時間，才調查清楚釋放。在他囹圄期內，我曾經懇託開國完人張溥泉崔雲華賢伉儷，為他設法疏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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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管申辯，本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為原則。

他恢復自由的當天晚上，我在南京貢院街六朝居餐館內設宴為他道賀，陪席的有：冒鶴亭、江政卿、趙茂高、盧冀野、陳耀東諸公，以及覺民志開等弟參加。以此因緣，他才認識江趙二兄，以後他們竟成莫逆摯友。他以後抵達首都，十次總有九次住在江府，因政卿兄，是中央飯店老闆，人既豪邁熱情，而且又是佛教信徒。

四十五年初夏，我由香港入臺定居，首次與崔震華監委在臺中市西區貴和街四十號官邸覿面，崔監委和我談話沒有多久就提到他，並且說：「……東初法師也到了臺灣，我和他同喫過素齋，你知道嗎？……」事後，我詢問他，確有這回事，那是陳辭公夫人譚祥女士請客，好像是三十九年春天，同席尚有張晶英長者等人。

他對於佛教歷史文獻，素有研究，甚感民國高僧傳有編纂的必要，爰於五十四年八月間，聘請海內外緇素同道分擔委員，我只是被邀委員之一，茲將他給我原函抄錄於下：

我從百忙中，草擬先法師寂公上人傳略一篇，回報他聘我為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的厚誼，旋得一牋給我，茲再抄錄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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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五十六年九月中旬左右罷，善導寺更換住持，我應邀北上道賀，除參與盛典外，曾抽暇拜訪這位久違的東初學長。記得和我同去的，尚有某軍事首長夫人崔鍾德秀女士以及李傳薰教授等，恰巧那天他因公到臺中去了，未能晤面鬯談，憾甚！

六十四年四月五日上午八點，他與張超方寧書二先生抵達本舍巡視，彼此匆匆的相談了十幾分鐘話，他們一行逕往中鋼等處參觀，我則率領少數道侶去高雄市廣東同鄉會主持祖祭法會，因為那天正是清明節，故而比平時較忙。我常這樣想：中國社會結構，由農業社會蛻變成工業社會，各種組織均講效率，固然是好，但缺乏悠閒情調，沒有「小橋流水人家」的樂趣，今日我們僧團，亦不例外。

以他的法體健康情形和修持有素的外貌看來，根據肉眼判斷，他的生命至少活到九十高齡以上，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生命剛開始的時候，就悄悄地逕往安樂國土去了！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一點是他封龕典禮，不管從任何角度來說，我應該北上參加，瞻禮最後遺容，以誌半世紀友誼的哀思，巧得很，十二月十六日我因為食物中毒的關係，躺在床上一個星期，甫能稍進飲食，後來又扶病到佛光山登壇，為新戒菩薩們證明受戒大典，業已完成了。──此事在數月前，星雲法師就約好我。

東初學長雖然不幸往生了！但他的接棒人，都是佛門龍象，定能秉承遺志，分擔各種事業，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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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為國家祈禱早日完成反攻大業，為佛教努力爭取各種榮譽，為人民祝福廣植菩提善苗，我想。

抗戰勝利後第二年春天，我到泰縣光孝佛學院求學。鎮江焦山定慧寺，出版一份「中流」月刊，我在該刊上常常見到東初法師發表的文章。雖然他的文章我很少看，但作者的名字，卻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在我的同學中，自立（乘如）法師有三個師父，一是光孝寺的沛霖（智開）和尚，一是北山寺的雲開和尚，另一是金山江天寺的妙華監院。沛霖和尚與雲開和尚是師兄弟，雲開和尚便是東初法師的胞兄。由於這些因緣關係，我在光孝寺求法時，便對東老的歷史略知梗概了。

民國三十六年春天，我們由南京古林寺受戒回來，在鎮江金山江天寺掛單二日。第二天去遊超岸寺及焦山。我們在超岸寺見到東老（那時他是焦山定慧寺的方丈），魁偉的身材，四方形的臉，與雲開和尚完全兩樣。其時我們是一群受戒回來的青年學僧，根本不夠資格與東老個別講話，只有領隊的代表我們說了幾句話──說明我們要到焦山去參觀。東老說：「我今早進城有事待辦，無法親自招待你們，歡迎你們去焦山好好遊玩。」

我真正與東老發生個別接觸，是在民國三十八年來臺以後。民國三十八年初夏，東老創辦了一份「人生」月刊，我在人生上發表過幾篇文稿，他才認識我。四十一年夏，我應聘到中佛會幫忙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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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遷臺後第一次改選工作，東老在新北投法藏寺閉關，人生月刊無人編輯，他要我去編輯人生月刊。中佛會遷臺後第一次改選，那時會員不多，工作非常清閒，我利用在臺北的三四個月時間，為東老編輯了三四期人生。這是我與東老共事接觸的因緣。

東老的關房，在法藏寺的下面（類似地下室），關房門口，對著一個木製的樓梯，凡是去叩關的人，即坐在樓梯上與東老交談。我因編輯人生，與東老接觸交談的次數最多。時隔二十多年，那個木梯留給我的記憶最深。東老的為人非常風趣，有時他也跟我說幾句笑話。記得有一次，我與東老談到文章的問題，他卻發表了一段高論卓見。他說：「你這孩子（東老與年輕人說話的習慣語），我們那裏會寫文章，我們說的那一句話，古人不是早經說過了嗎？我們只是拾古人的牙慧拼湊而成。這等於一個排字工人，撿現成的字排在一起罷了。」我對東老這番高論，當時還不十分明瞭，後來年歲大了，閱歷多了，我才明白此中含有深厚哲理在。

善導寺那時只有一個佛殿和後面的一部分房屋，是屬寺裏的，其他地方都被政府機構佔用。中佛會與省分會，是在佛殿旁邊過道間辦公。中佛會的事雖然不多，但辦公的地方狹小，頗不寧靜，影響我為人生的校對工作。我與東老談及這個問題，承蒙他的好意，為我設法解決。東老要我到華嚴蓮社去校對。他說：「南（亭）老是人生的社長，你跟南老又是小同鄉，你的師父且是他的學生，從這多種關係說，你到華嚴蓮社校對人生，南老不會拒絕的。」東老並且寫了一封信給我，要我面呈南老。那年我才二十四歲，過於天真，拿著東老的信，送到新生南路（其時華嚴蓮社尚在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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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南老看完信後問我：「你的來意怎樣？」我說：「善導寺太煩了，校對人生，只想找個靜一點的地方，能夠安心工作。」南老說：「華嚴蓮社看來不小，（他用手指給我看）那個房間是智（光）老住的，這個房是我住的。那邊是佛殿、客廳。那個大房間，是居士們來休息的。你看你在那裏校對？」我說：「老法師這裏既然不好校對，我還是回到善導寺校對好了。」我打從新生南路回善導寺的途中，有很多感想。我想我畢竟太年輕了，假如稍有世故經驗，根本不會拿著東老的信而去華嚴蓮社。

中佛會的改選工作結束以後，我決定去新竹青草湖學習日文，向東老辭去人生的編輯職務，離開臺北，結束我與東老三四個月接觸交談的因緣。

大約過了一年之後，東老見到我有幾篇譯稿刊在佛教雜誌上，他特地寄了一册日本「龍谷大學論集」給我，指定我將其中幾篇文章譯出，給人生刊載。我遵照東老之命，一一將它翻譯出來，陸續地在人生刊出。

自從那次我與東老通信之後，以後我們再也沒有函札往來了。東老和我斷絕信札來往，是有原因的。那時我初學日文，與關凱圖老居士住在一起，日文看不懂的地方，隨時可以請教，所以，那時的翻譯興趣非常濃厚。後來，我譯保板玉泉的「以般若心經為基礎的佛教概論」一書，以魯愚名字刊登於覺生月刊。不久，臺北的師友寫信告訴我，說我翻譯此書是與東老鬥法，揭他的底牌。我很驚異，也感到問題的嚴重。其實，我譯該書，純為一時的興趣所致，並無其他用意存在。因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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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國字很多，文法也不難懂，非常容易翻譯。我知道臺北既然有此種傳說傳出，當然不是空穴來風，為免誤會加深，我等覺生刊完了我寄去的那部分稿子之後，便沒有繼續再譯了。東老和我由親而疏，我想大概是與此事有關的。

最近二十多年，我在新竹與竹山，偶爾到臺北，很少去看東老及其他長老。我不去看東老的原因，並非我與東老心存芥蒂，或是我傲慢自大，不懂禮貌，委實是我有「自慚形穢」的感覺。套用一句成語來說，頗有「無臉見江東父老」的心懷。我是一個宿業深重的人，身體一向多病，而「病」與「窮」似乎又是結了不解之緣；加之，生性木訥，不善活動交際，一直都是過著可憐兮兮的掛單生活。平時除了看經讀書之外，其他我是一無所能的。明白地說，在佛門裏，我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廢人」。做人應該有自知之明。我既然知道自己的現實境遇，所以，也不願去多騷擾別人。這是我不去看望東老的主要原因。我不僅對東老如此，即對我的許多同輩師友，也是如此。凡是有了道場，弘化一方的師友，我與他們的交往接觸便顯得疏淡。我不願因我的交往，增加對方精神心理上的顧慮負擔。雖然，我是無求於人的，可是，別人的想法，也許與我並不一樣。這是我做人的基本哲學。

東老對於史學很有興趣，這些年來，他先後出版了「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二本巨著。這二部書，他並沒有送我。我到佛光山教書，星雲法師卻送了二册給我，我還是有緣讀到他的著作。我對歷史也是比較有興趣的，不過，我的史識與史見，以及治歷史的方法，大抵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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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不同。讀完了東老的鉅著，感觸良多，本想寫些「讀後」，一述我底所見，但是，為了避免再度引起東老的誤會，說我跟他鬥法，揭他的底牌，所以，我至今未敢落筆。

去年初夏，一天早晨，東老與戒德長老突然到竹山德山寺看我，大出意外。那次他們二位長老，是到日月潭玄奘寺參加悟明法師晉山典禮集會，下午去臺灣大學農學院溪頭實驗林風景區遊玩，第二天下山，順到德山寺參觀。承蒙二位長老駕臨相看，我非常感激。他們對德山寺的環境幽靜，讚不絕口；尤其對我住的藏經樓，更是欣賞。東老對我並且有所勉勵，他說：這些年來，他從我發表的文字中，知道我在治學上有不少進步，要我好自為之。我對東老的訓勉，感到無比的慚惶。在治學上，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智慧不夠，參考書籍短缺，所知仍然膚淺有限，沒有深度，對於某些問題的研究，不能擺脫傳統資料的舊說，缺少突破性的新的理解與發現，這是治學研究上的一個最大的死結。東老聽說我將有美國之行，承他的忠誠相告，教我不要來美。他將大覺寺的實際環境告訴我，擔心我的身體不能長期地適應過地下室生活。以紐約的環境與德山寺相比，不知相差到若干倍！其時我來美的手續差不多全部辦好，我是個重言諾的人，不能因為知道美國的實際居住情形，藉此因緣各處看看，我並不一定想在美國長期居住，所以，我沒有接受東老對我的勸告。東老臨走之時，向我索取二個紅紙包，他與戒老每人供養德山寺常住五百元，要我轉交。此外，東老又留下一千元，戒老留下五百元，惠賜給我。我堅絕拒謝。我明白地告訴東老：「我的窮苦生活已經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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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來，我在臺中及佛光山教書，拿到一點鐘點費；為內明月刊等寫稿，也得到一點稿費。由教書賣文所得，維持個人山居零用，綽有餘裕。平日我很少去拜望二位長老，也沒有東西供養二位長老，已經感到非常慚愧。今天我不能接受二位長老的賜予。二位長老的盛意，我唯有心領而已。」東老一再的要我收下，我也一再的拒謝。最後，東老似乎顯得很不愉快地說，教我不要過於固執，不看別的，看在他和我還佔有一份小同鄉的面上，也應該受他的這點誠意。東老的話，說到這裏，我再也無法拒謝了。我接受了東老的惠贈，當然不能不接受戒老的。想不到那次我和東老相見，竟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了。

去年夏天，離臺來美的時候，我在臺北住了三夜。原想去向幾位長老及同輩師友辭行，但是思考至再，我一處都沒有去，連電話也未相通。我不去辭行的原因，一者怕勞煩大家到機場送行，暑熱夏天，過意不去；二者怕人家誤會，以為我辭行是假，去收幾許程儀紅包是真。因有這些顧慮，我也失去最後去看東老的機緣。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聖嚴法師接到臺北長途電話，傳來了東老辭世的哀音。聖嚴兄非常難過，眼淚汪汪地，決定第二天一早遄返臺灣，料理其師東老的後事。晚間，他收拾行李，我自動地到他房裏做他參謀顧問，提醒他應該攜帶的重要證件，同時幫忙他從一大堆的舊信中，檢出東老寫給他的信，以便帶回臺灣。那時，聖嚴兄一面收拾東西，一面告訴我，他回臺灣，料理其師後事以後，想出一册紀念東老的專集，要我寫篇文字。接著他又說：「我知道您不會寫這篇文章的。」當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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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加答腔，不置可否。我是一個近於孤僻的人，有我獨立的個性，所以，我對我的幾位同鄉長老，平時接近不勤，所知者少，無話可寫。我與東老，畢竟有過三四個月共事親近因緣，尚有可記。今天，我寫下這篇「我與東初長老」的文字，大抵出乎聖嚴兄意料之外。這篇拉雜寫成的文字，可能不適宜在東老的紀念專集裏刊出，我只有寄給菩提樹發表。

東老圓寂，佛門長老又少一個。我這個忝為同鄉後輩，理應前去悼祭，但是，身在異域，事實無法回國。聖嚴兄回國，我托他帶去美金二十元，替我買些花菓致祭東老，聊表一個同鄉後輩的「哀念」而已。

東初老法師圓寂了，這不啻是一聲晴天霹靂，因為事前從未聽說東老生病，怎麼忽然傳出此一噩耗呢？原來東老是無疾而坐化的，這實在是令人既傷痛又景仰的事，蓋無疾坐化，嘗於高僧傳中見之，近世則未之多聞，然則，東老之道德文章，足堪風世之外，其密行修持，尤難使人輕易忘懷了。

東初老法師是我的小同鄉，他俗家和我俗家，祇隔一條小河，可以遙相呼應。他比我年長好幾歲，所以他出家比我早，而且在出家以前我們沒有見過面，他還有位三哥也出了家，很有參學，後來做了先曾師祖上文下心太老人的法孫，也就是泰縣北山寺的方丈。東老的參學比他三哥還要好，曾在安徽九華山佛學院學法於寄塵法師，又在鎮江竹林寺佛學院做過先師伯祖上靄下亭的得意弟子，家師祖南老人也曾教過他的課，後來他還去閩南佛學院親近過大醒、芝峯等法師，學業成就之後，再到常州天寧寺禪堂，參究向上一著，頗有所得，成為一位宗說兼通的佛門法將，所以不久就被焦山定慧寺請去任監院，受先曾師祖上智下光太老人的記莂而成為一代名山方丈，因此東老與我在俗家是近隣，在佛門又成為法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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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東老第一次見面，還是民國三十年間的事，當時他以焦山當家身份，每年必去蘇北收租，我當時在光孝寺佛學院任監學，有時也要下鄉收租，東老與雲開和尚雖然是弟兄，但每經泰州必住光孝寺，很少去住北山寺，就是這種因緣，我們在光孝寺由見面而相熟，雖然我們在家屬隣居，年歲差無幾，但因他是我曾師祖的法子，同時他出家、參學，皆在我先，所以我一直總是以長輩待他，他也以後學待我，三十一年暑假，我從上海到焦山向先曾師祖智太老人禮座，在定慧寺作客三天，承東老特別招待，迄猶難忘。

我與張少齊老居士是三十七年來臺的，因發現本省寺廟缺乏研究佛學的中文本佛書，遂在中華路（後遷成都路）購得店房一幢，開設覺世圖書文具社，流通佛經，東老於三十八年春逃抵寶島之後，駐錫北投法藏寺，可能由於語言的不通，生活不太習慣吧，所以他差不多每天都到覺世社去，我見他無事可做，因鼓勵他辦一份雜誌宣傳佛教，他答應了，並問名於我，我說，太虛大師晚年力倡人生佛教，希使佛教普及人間，大師不幸寄志以終，你是他的學生，應承其遺志，以弘揚佛法，基此，就定名為「人生」吧！東老欣然同意了，於是立即開始籌備，張少齊及孫清揚二位居士答應支援他的經費，我師祖南老人也應允，按期寫稿，東老要我負責社務，當然我不便推辭，外省佛徒在臺的第一份佛刊於焉誕生了。

一年以後，人刊在東老悉心經營下，由十二頁變成二十四頁，外觀固然莊麗，內容更形充實，成為當時自由中國最受人歡迎的一份佛教刊物，發行網也漸漸地擴展到東南北亞及新大陸各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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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東老為了可以專心寫作，藉人刊的文字般若以弘揚佛法，乃毅然決然假法藏寺掩般若關閱藏，人刊編務仍由他負責，從此，我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到北投去看他一次，除了接洽人刊社務外，還替他處理一些關外他無法經辦的雜事，這是我跟東老往來最密的一段時期。東老做事一向很認真，因此，我也跟他學了不少做人處事的經驗。

四十二年臘月，東老三年掩關圓滿，因一時無法返回大陸，乃向陽明山管理局租得一塊公地，建立道場，定名為中華佛教文化館，一心宣揚佛教文化，這時，孫清揚居士因見共匪在大陸摧殘佛教，乃發心出資倡印佛教大藏經，供海內外愛好佛教文化的人士閱讀研究，以延續佛陀慧命，這印藏大事，遂委請東老主持，並以中華佛教文化館名義發行，東老因邀請當時教中緇素大德組成印藏委員會著手進行，並敦請我師祖南老人組團作環島宣傳，勸請各地寺廟僧俗預約附印，正藏五十五巨册，歷時兩年印成，得八百部，此時文化館亦告落成，東老更發大心，籌印續藏，以成完璧，乃邀筆者和煑雲法師組環島弘法團勸請預約，得五百餘部，至四十八年，續藏四十五巨册亦告完成，於是東老更利用印藏餘款，建印藏紀念堂於文化館大殿之左側，用以儲藏藏經，並供人閱藏。東老印藏弘法的大業，至此乃告完全成就。

就在四十八年新年期間，師祖南老人決定要去臺中掩華嚴關自修，並命我以監院身份代理社務，因此，除了有必要就很少去文化館了，不過東老只要到臺北來，一定會到蓮社來坐坐的，有時為了討論到佛教的興革問題，常常盤桓一日半日，始行離去。東老除了熱心發揚佛教文化之外，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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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關心到佛教的興衰問題，他認為要使佛教振興，守著過去的陳規是不行的，必須以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為依據，再衡度時地機宜，統一僧伽的步伐，放棄個人的成見，然後按步就班循序以進，推動佛教的教育、文化及慈善三大中心工作，方有佛日重輝的一天，否則各逞己見，一盤散沙，空自嚷嚷，終難達到成功的境地。他這一番高論，不但標出了他就佛教前途的悲願，更是一語道破了目前的流弊，使我深印心底，永遠難忘。試問，我們除了他所說的方針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妙計能使佛教復興呢？

從那一陣子以後，東老很少到臺北來了，原來他在山上埋頭寫作，躬行實踐的在從事佛教文化工作，首先，他把人生雜誌改為佛教文化季刊，標示出他的工作方向，接著他先後出版了「佛教文化之重新」、「佛法真義」、「民主世紀之佛教」、「禪學真義」等佛教論文集，更完成了三部教史巨構，那就是「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以及「中國佛教近代史」，都百萬餘言，東老真不愧是一位默默耕耘的佛教文化鬥士。

佛教文化館沒有恆產，也不做經懺佛事，但東老的慈濟工作也做得相當出色，民國四十二、三年間，臺省工商業尚在萌芽時期，民間經濟尚甚枯竭，他念及貧苦同胞的生計艱難，常自檀香山等處募集寒衣，向國內殷實信徒勸募食米，從事冬賑及災難救濟，受惠貧民，實不知凡幾。至於佛教教育工作，也是東老所最關心的事業，他遺囑中就曾特別指出，要他的繼承人將他的遺產提一半出來興辦佛教學院。東老雖然寄志以終，但我相信他的繼承人，必將能夠實踐他的遺志的，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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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老對復興佛教，不祇是一位理論家，而且是一位實行者。

他如東老的儉德，是人所週知的，他曾因減少閱藏者夜晚的照明，而受到學者們普遍的抱怨。東老肯培育後輩，他的徒子徒孫皆完成了高等教育，徒弟聖嚴法師更是中國和尚得到日本博士的第一位學者。東老的愛國情操，他曾攜總統 蔣公所書「玄奘寺」寺額遠征印度，送與華僧悟謙法師所建之玄奘寺。沿途經過印尼、星、馬、泰、港等地，乃至遠渡新大陸，到處宣慰僑胞，傳達政府反共國策。東老的護教精神，他是抗戰勝利後被選出的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大陸淪陷前夕，他人皆各自逃生，唯有東老他護著中佛會的招牌，歷經艱辛間關來臺。總統 蔣公崩逝後，他撰寫「蔣總統與佛教」一書，極力推崇蔣公擁護佛教之功德。東老的密行修持，從他的無疾坐化，便可以證明無遺。總之，東老可說是末世僧倫的楷模，他的德行眾多，難以盡述，謹錄此數端，以表揚他的功行，亦以告夫來者。

四月二十四日中午，中央氣象局報告，今年第一個颱風──歐莉芙有轉向的趨勢，可能威脅本省南部海面，如繼續由西沙島向東北方向推進，今天下午即將發佈海上颱風警報。

入晚六時許，即有陣陣細雨的來臨。九時整，我由智光商工返回善導寺途中，亦不時有細雨的侵襲。雖未濕透衣襟，但總覺得有點陰沉沉的感受。颱風，是本省夏秋二季天然的災害，非人力所能阻止，只有默默地虔誦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聖號，祈禱菩薩保佑我們美麗的寶島，不要遭受颱風的災害。

例行入睡前的洗刷完畢後，既沒有聽到風聲，也沒有雨聲，看看手錶，已經是十一點零五分，夜深人靜，靜得使我沉沉欲睡，睡就睡吧！不知道過了幾分鐘，在似睡未睡，似醒未醒中，東老人的高大身影，忽然出現在我的面前，其舉止行動，與往常沒有兩樣，只是態度非常嚴肅，聲音也非常低沉。我也忘記了他是已經去世的人，更談不上有絲毫害怕的感覺，只看見他的嘴唇在不停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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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聽不到他說的什麼？我很著急的問他：「老法師！您要對我說什麼？我聽不到您的聲音，您可以說得聲音大一點吧？」「你要為我寫悼文，是嗎？」這才聽清楚了他的發音，他繼續說：「個大夢！寫悼文哩！你既不是個名人，又不是位作家，我沒有資格出紀念集，你也不夠資格寫悼文。出紀念集的目的，是要敘述死者一生的行誼、豐功偉績，對國家對社會有偉大的貢獻，足以為後人效法與學習；寫文章的人，要具有生花的妙筆，真情的流露，使人讀而不厭。否則的話，徒然浪費時間，消耗紙墨，說幾句奉承死人，敷衍活人的話，又有什麼意義？聖嚴要為我出紀念集，我是不贊成的。花費我的錢，做不切實際的事，在他是無所謂。而我卻心痛！現在為我寫悼文的人，已經很多，我根本就不喜歡這一套。因為，人家奉承我幾句，對我有什麼好處？我在世沒有做到的事，人家硬說我做得很好，與事實不符，不但欺騙後人，而且增加我的罪過。也有人假藉悼念我的名義，發發自己的牢騷。也有人以此來影射他人或直接了當攻擊他人。過去與我沒有多大交往的人，現在說我生前和他如此這般，然後再寫他自己怎樣怎樣，弄到末了，不知道是悼念我的呢？還是敘述他自己？再不然就是標榜他自己。你說可笑不可笑！所以我生前不寫悼念人的文章，也不喜歡看這類的文章。」

說著說著，語氣由輕婉而轉變激昂，好像要生氣的樣子。「老法師！您老不必生氣，恭維死人，是我國文化傳統的美德，不算壞事。」我用奉勸長者的語氣，安慰他不要為此而煩惱，更不要會錯人家的好意，不必計較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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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我說：老法師！您老還記得嗎？前幾年，我因某事去請教您，說人家利用我怎樣怎樣，當時您老對我說：「人與人之間相處，就是相互利用，至於利用的方法，各有巧妙不同，有的人利用成功，有的人利用失敗。有的人專門給人利用，有的人專門利用他人。一個人在世，能有被人利用的價值，就有生存的意義，反之，即同死草枯木，活著也是多餘的。我一生不怕人罵我，更不怕人利用我。有人罵我，我不反駁，有人利用我，我也不反對。我們教主──釋迦世尊，從二千多年以前一直到現在，都被他的兒孫們在利用，不肖的兒孫，利用他混生活，利用他為非作歹，變成獅子身中蟲。賢德的兒孫，利用他弘法利生，利用他福利社會。自從釋迦世尊成道以後，到現在為止，何止百千萬億人利用他這塊金字招牌而生活生存而造罪而植福。出家的二眾不算，還有數不清的在家人，也在利用釋迦世尊。我們是佛陀的弟子，要學習佛陀大肚包容的精神。」這是老法師您那時對我的開示，我一直牢記不忘，難道老法師您現在就記不得了嗎？經過我這樣的反問後，老法師的臉色又由嚴肅而轉趨溫和，似乎知道為此煩惱與計較也是多餘的，甚至也是不應該的。接著我們又轉到正題上來說話，請問老法師！聖嚴要為您出紀念集，要我也寫一篇，您說我要不要寫，該不該寫呢？「我知道，你是為了應付聖嚴如何如何，多多的勉勵他、鼓勵他，要他照我的遺囑中所交待的事項去做，不要違背我遺囑的主旨，如能尅期實現，我不但會感激你，也會加被他的。」老法師！請放心吧！聖嚴已經照您的遺囑去做啦！首先文化館已經組成財團法人的登記，這是您近幾年來，一直想做而沒有做的，聖嚴在短短的三個月中就做到了。並且著手興辦各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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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業及佛學講座，遺囑中的幾件事，我想不久都會一一兌現，有子克紹箕裘，發揚光大，應該開顏歡笑，不必為此操心而有所牽掛呀！

老法師！請再恕我不禮貌的問一句，請問您現在的近況如何，一個人死了與生前的狀況有什麼不同？「我現在很好！」從他的聲調與表情上觀察，可能的確很好。「我現在自由自在，無罣無礙，沒有任何阻礙，想到那裏，就到那裏，不要坐火車，也不要坐飛機，更不要辦簽證手續，隨方安住，不花一毛錢，也沒有人查問。不過，也沒人送供養。這些時我又去過印度、日本、美國，以及香港、泰國，就是沒有去大陸，因為整個的大陸上，不但活人得不到自由，連做鬼也得不到安寧，現在大陸上的死鬼，也在不斷的設法逃出鐵幕，所以我不敢進去找罪受。」我不等他說完，再反問他說，這就奇怪了，您既然能來去自由自在，不用辦理任何證明文件，即使您去大陸看看，共匪也不會知道，您還怕什麼？「這你就不懂了，共匪活的時候，固然無惡不作，死了以後還是習性不改，作威作福，專門清算鬥爭好的鬼魂。真的，大陸上的好人死後，還是逃不過共匪惡鬼的魔掌。」照老法師這樣說，大陸上不但活人受苦受罪，連死鬼也無法逃避赤禍的惡運了。

老法師！我們不談這些了，再談談您臨死的時候，感覺怎樣？「自從我停止呼吸的那一刻開始，我就脫離了我的軀壳，不是我要離開軀壳，而是軀壳不聽我的指揮，起先我非常生氣，過了些時，我看見許多人，來來往往，忙得團團轉，有的在哭，有的在念佛，我在空中觀看，又好笑，又生氣，我和他們說話，他們都不理我，就像沒有看到我一樣，我教他們不要亂動我的東西，他們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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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忽然我想到一個死字，大概我已經死了吧！死了一切都完了，不放下，也得放下。人生如夢，夢醒了，已經結束了我的人生，我真後悔，為什麼不在沒有死以前而醒悟呢？有的人死時，有生離死別，兒女情長的感情痛苦，這些我倒沒有。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幾十年來積蓄的財產，沒有能自己把它用掉。有人常說，有錢的人，要自己在世時把自己的錢用掉，才算是自己的錢，也才算是富有的人生。否則，雖然有成千上萬的財產，也不過是個守財奴的窮人，替人家看管錢財而已！不過，我的錢生前雖沒有肯用，但總比因有錢而造罪的人好得多了，這是我值得自慰的。我想人家也不會因此而笑我愚癡吧！同時聖嚴也不會把我遺留的錢拿去造罪，這也是我可以放心的。」

老法師！如您所說，一切都看開了。我再請問您一個問題，他們在善導寺為您開悼上供的那一天，您來了沒有，做得非常莊嚴而隆重，您開心嗎？「那一天我最生氣。」說著又現出很生氣的樣子。「當我十一點鐘去的時候，只聞到一股輓聯的臭墨味，香燭混合的黑煙，薰得我透不過氣來，一杯茶也沒有泡開，飯和菜都是冷的，所有人的面孔，全是死板板的，沒有一點表情。我進去的時候，沒有任何人說一聲歡迎我，或者請我坐。倒是樂觀老等來的時候，大家都站了起來，主伴不分，本末倒置，你說那樣的場所，我怎麼呆得下去，一氣之下，即拂袖而走了。走的時候，好像有人說：東初老法師的哀榮很好！做大夢，既曰哀，還有什麼好榮？哀的是我，榮的是他們，顛倒！顛倒！你說氣人不氣人？」

老法師！您又生氣啦！「不是我生氣，這是事實。」依照佛經的記載，人死後即會隨業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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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老法師您是否也要轉生，為什麼現在還沒有轉生？「我一生沒有造多大的惡業，所以我死後沒有受業力的牽引而馬上轉生，我現在雖然離開人世，但也沒有轉入鬼道，只是寄生在陰間的一個靈魂而已，介乎在陰陽之間，來去自在，對於陽世的人與陰間的鬼，都看得非常清楚。其實人與鬼只是一間耳，真正的鬼並不可怕，倒是人中之鬼最可怕，他們以人身軀專做鬼的行為，叫人防不勝防。譬如說：一個人的所作所為，離開了人的行為標準，所做的事，都叫做鬼事，過分好錢的人名貪財鬼，好色的人名貪色鬼，沽名釣譽的人名貪名鬼等等，這些都是人中之鬼，不走人道的正路，是最可惡的人，也是最可惡的鬼。人死都要轉生，這是一定的道理，至於我何時轉生？及轉生何處？這個還要等待因緣成熟，才能決定。噢！時間不早了，我還有要事，我今天來的目的，是要告訴你如何做人的道理。人生如舞台，也如做夢，在舞台上無論是主角與配角都要認真去表演，千萬不可錯過機會，等待將來，一定要把握住現在，要有勇於面對現實的決心，不怕挫折的毅力，不逃避應負的責任。只要因果分明，是非清楚，說做就做，敢作敢當，不要顧慮太多。過去有人批評我說：只會說，不肯做，只會教人做，而自己不肯做。這是事實，我不否認。因為我的顧慮太多，事事裹足不前，舉棋不定，所有的計畫都未能實現，等到我的人生道路，走到盡頭時，恍然如夢一場，鑄成莫大的遺憾，悔之已晚！」謝謝老法師！這番話，已足夠我一生受用不盡了。

忽然電話鈴聲響個不停，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原來電話是由學校打來的，說有個學生在臺大醫院要開刀，要我設法找人捐血，看看手錶是十二點五十分，馬上趕去醫院，在計程車中，回想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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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老法師給我的開示，實在可貴，故於深夜三時回寺之後，提筆速記，永誌不忘！

東初長老圓寂的那天，我正在高雄佛光山的戒期中忙碌著。但是，當這則不幸的消息傳入我的耳根時，仍不禁歎了口氣，對星雲法師說：「東老的逝世，使佛教界又少了一個樣子！」真的，我與東老雖很少交往，但他那種超然不群的儀表，我認為是目前一般出家眾中最好的樣子（典型）！同時，我又想到：道安長老圓寂尚不到一年（道老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入滅，東老則是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捨報），而今東老竟又撒手西去，自由中國的高僧，真正能孚眾望而又能負起領導作用的本已不多，且各自為政，不易團結，現在道、東二老相繼而逝，一向多事復極衰微的中國佛教，將何以堪！

佛光山戒期圓滿，當日下午我搭機飛回臺北，即給甫自美國回來奔喪的聖嚴法師打了一通電話，向他表示慰問之意。我並且告訴他說，因為一個多月不在淨舍，有些瑣事急須待辦，等一兩天把事辦妥，即到北投看他及向東老遺像拈香致敬。可是不料次日一早，聖師竟冒著寒風細雨先來淨舍，我很感到過意不去！然他卻客氣的說：「你是我的戒師，應該先來看你。」我們敘談時，他告訴我一些有關東老圓寂前後的情形，並把東老於臨終前留的一首偈頌寫給我看，偈云：「余今年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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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勢亦無能；有家歸不得，天涯託孤踪！」然後聖師又一再說，希望我能夠為東老寫篇悼文，作為紀念，我便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

聖師在淨舍午飯辭去後，我又把東老的那首偈頌，週而復始的念了數遍，我突然由「余今年七十，無勢亦無能」的兩句裏面，發現東老的密行，不僅非同凡響，簡直已達「絕學無為閒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一般的，無拘無束自在境界！這話怎講呢？想必大家都知道「七十」，正是孔老夫子說的「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年，而我們的東老也恰恰七十；同時在這般歲數的人，最難闖的一關即是「貪得」，所以論語上又說：「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其實，貪得之心是不分男女老少的。也許是因為人人都有一種「怕老來窮」的心理，一到老年貪得之心就特別強烈，因此只說老的戒得，少壯的人能戒色戒鬥就好。「得」，依佛法說，原是「不相應行法」之一，它是個既不屬於色、心、心所法，亦不離於色、心、心所法的，無有實質的一樣東西，想不到在咱們生死凡夫份上，竟把它看的如此的重要！不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有「得隴望蜀」，永無滿足之心，且恨不得一切的一切皆由我來包辦，萬古千秋永成我的。既然你如此，我如此，大家都如此，所以就「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了！一個小孩子為了想「得」到一塊糖果，則不惜與朝夕相處的親密遊伴，反目成仇，大打出手；一個大人物為了想「得」到政權，則不惜殺盡天下所有反抗他的人；一個窮和尚為了想「得」到一些可憐的虛名假利，則不惜喪失僧格，使奸弄巧，仗勢逞能，明爭暗鬥，自害害人，連佛教也跟著倒霉！總之，人為了想「得」到什麼，只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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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擇手段，古今中外，因之所發生的慘劇，真是不勝枚舉，說來可歎！

然而，我們轉回頭來再看東老的「余今年七十，無勢亦無能」的兩句話，便覺得新鮮有味，灑脫自然！在佛教圈子來說，誰都知道東老不是個無勢無能的人，否則，他不會在二三十歲的時候，即登上了鎮江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寶座，面逃難來到臺灣又創建那麼多的不朽事業！他有勢而說無勢，他有能而說無能，就從這一點看，比那些無勢而仗他人之勢，無能而逞卑劣之能的人，就不可同日而語了！更難得的是他在最吃緊的關頭，又露出驚人的一手──身無病苦，心不貪戀，意不覆倒，如入禪定般的溘然而逝！記得印光大師曾說過：「凡事盡可作假，只有死時作假不得。」這是平素沒有修行的人所能作到的嗎？禪林寶訓也說：「古之學者治心，今之學者治迹，然心與迹，相去霄壤矣！」由東老生前死後的種種表現觀察，他是個善於「治心」的人，而不是個「治迹」者。

我這樣說，或有人不以為然的說：「照你的說法，東老是那樣的看得破，放得下，無拘無束，自在解脫，他不是與慈航菩薩無二無別了嗎？可是，慈航菩薩生前對財物是左手來右手去，死後『身無分文』；而東老生前則「善於理財」，死後則有『雄厚的財力』。他若看得破，放得下毫無貪得之心，那些『阿堵物』從何而來呢？」我說：慈老與東老各有各的一套自利利人的方法，不能相提並論。至於說東老因生前「善於理財」，死後留下「雄厚的財力」的這檔子事，究竟雄厚到什麼程度，一千萬元嗎？一萬萬元嗎？抑是比一千萬，比一萬萬，更要加上一位或二位的數字呢？你我則不得而知，當然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和權利。不過，我以為不管東老遺下了多少的財產，我們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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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他是由貪得而來。老子道德經上不是說麼：「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家都知道東老數十年來，為了發揚佛教文化，可說是兢兢業業，不遺餘力；且又勤於寫作，樂於助人，這些都是「為人」、「與人」的功行，而他晚年的財力（應包括七聖財在內）「愈有」、「愈多」,不也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結果嗎？何況他老到臨終時，還在念念不忘的，要創辦佛學院培植僧材，要建造養老院收養孤獨無依的老人呢？還有，在我去北投看聖嚴法師那次，聖師陪我到坐落在北投與士林之間的「農禪寺」參觀（該寺東老生前剛建好，他卻一天也沒有住過），祇見地有三千餘坪，靠角落上建造一座偌大的二層樓房，卻僅有一二位尼師在那照拂門戶。我無意中詢及文化館和農禪寺兩處的住眾與每月的開支情形。聖師對我說：「先師東老人在時，兩處下來共有住眾十人，每月開銷約臺幣四千元左右。」天哪，想想看！比比瞧！區區臺幣四千元，除了用以購買十個人一個月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等日常所需的物品外，還要繳納兩處的水、電、報紙、電話等費，幸虧東老善於理財，不然的話，在一斤花生油都要三、四十塊錢的情況下，試問十個人如何活得下去？難怪默如老法師在他「懷念東初法師」的大作中，稱讚東老是一位「少欲知足的僧寶」了！不僅東老當之無愧，就是常年親近東老的住眾們，亦堪稱「苦行第一」。照這些情形來看，我們即可以知道，東老的雄厚財力，一方面是由他為人與人而來，一方面是由他刻苦節儉而來，絕不可說是他由貪得而來。如果有人硬說他的財產是由貪得的話，那麼，他的出發點也像一般人所說的「十方來十方去共成十方事，萬人施萬人捨同結萬人緣」，他絕沒有把錢裝在自己的腰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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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一番的意圖，否則，他不久已就跑到美國，買一座漂亮的別墅，去當寓翁才怪哩！

至於東老說：「有家歸不得，天涯託孤踪」的兩句偈頌，可能是有感而發，也可能有以自況他之意。然不管怎麼說，一個出了家數十年的老和尚，絕不可能還有「家」的觀感而放不下家吧？我們知道自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失陷，追隨政府來臺的，以及逃往海外的，僧俗人等何止千萬？而這些人中除了不幸死亡的以外，能有幾個不時常生起「有家欲歸歸不得，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又能有幾個不時常希望政府早日揮軍北上，收復國土，回去重整自己的家園？更又能有幾個不時常希望「葉落歸根」，趕快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安享晚年？就是不幸死在臺灣或海外者，也無不希望他們的親友，待國土光復之後，把一撮骨灰帶回，安葬在自己的祖塋上！而東老雖已出家數十年，也頗有修為，但他畢竟還在「有情」之數，所以，最後他為所有天涯淪落之人，流浪漂泊之士，喊出大家共有的心聲，這不正是他「同體大悲」的流露嗎？不過，這聲音由一個古稀老僧口裏喊出，顯得特別淒涼而已！說到這裏，我又想到十多年前于右任先生以老耄之年病逝臺北時，遺囑中就有這樣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我心憂傷！……」一代黨國元老死後尚有此感懷，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

以上是我從聽說東老逝世，到看見他的遺偈引起的一些感想。下面再談談我與東老的交往情形：

說老實話，二十多年來我與東老很少會面，連他生前創建的中華佛教文化館，頂多也不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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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次，其中一次還是因為去看聖嚴法師（那時聖師剛從朝元寺出關回到北投），在那裏討擾了一頓水餃，並住了一晚。在這種情形下，彼此之間當然談不上有什麼情誼和認識。然而，不知道是何因何緣，卻由於東老的一次「閒話」中說到我如何如何，不僅使別人受了一次機會教育，無形中也給我一番莫大的鼓勵。這話說來雖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但我仍記憶猶新：那時我正在羅東弘法，並應聘擔任屏東東山佛學院院長的職務。這消息傳到教界時，一天東老在素菜之家與幾位同道聚餐，有人突然提到我當佛學院院長的事。東老遂說：「聽說真華在大陸參學時苦惱兮兮的到處碰壁，後來被迫在軍隊裏當過小兵，又在學校裏當過工友，現在居然有人請他去當院長，這真是天大的新聞！」此時有位年齡與我相若的同道，忙插嘴說：「他還在靈泉寺當過香燈，在彌勒內院燒過飯哩！」東老聽後，眯了眯眼睛，慢條斯理的說道：「是呀，人家當過小兵，當過工友，燒過飯又當過香燈，現在竟當了院長，而你的條件都比他好很多，為什麼不力爭上游，還一天到晚在鐺鐺吃，鐺鐺吃呢？」其實，「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個出了家的人，祇要守著原則，對於那些擾人心性的名相，還有什麼值得執著的？可是，有些人偏偏要在這上面，生起榮辱貴賤等差別觀念，試問你還能悠悠泛泛，自甘墮落，而不努力一番嗎？

又有一次，大約是兩、三年前吧？曉雲法師在陽明山創辦的蓮華學佛園舉行第二屆畢業典禮，因為第一屆我曾在那教過書，所以曉師邀我前往觀禮，並請我給學生頒獎，東老趕到時我正在致詞，接著曉師請他開示。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的一次聽東老在大庭廣眾中講話。祇見他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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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講臺，那種瀟洒、端莊、寧靜、安穩、而又自然的風度，再配上他那種特有的高低適中的聲調，使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已是一位將近古稀的老人，使人更不敢相信即是被佛教界幾乎遺忘了的東初老法師！當時我想：像東老這麼一位有學有德，能說能寫，又有著極好風度的人，不能出來為佛教多貢獻些力量，真是佛教的一大損失！

典禮完畢，吃飯時正與東老同桌。他問我近來忙些什麼？我笑笑說：「沒頭沒腦，東抓西抓！」他也笑笑說：「那也好麼，總比飽食終日，無所事事的強。」飯後坐在曉師新建的禪堂內，又聽了東老一會子的高論。我覺得他對任何一種問題，似乎都有著深入的觀察和合理的分析。雖然，他論及佛教的人事時，語氣中常帶一些譏諷刻薄的滋味，由於他出發點是善的，仍覺得他十分可敬！不過，其中有兩句話，使我聽了不禁矍然而驚！同時也很不以為然。那兩句話呢？他說：「中國佛教會所以弄得烏烟瘴氣，那是因為在大陸時代的人才，來到臺灣都變成了奴才；而在大陸時代的奴才，來到臺灣都變成人才了！」因為他是前輩，我聽了雖被嚇了一跳，卻沒有吭聲。但在心裏則說：「長江後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你老怎麼可以這樣說？」自此以後，我與東老就沒有再見過面了！所以我與他的交往和認識就這麼多。至於他老的學術思想方面的成就，自因淺薄，則不敢妄贊一辭！

東初老人圓寂了，消息傳來，教界為之震動，緇素無不同聲惋惜，咸認為是中國佛教莫大的損失。

東初老人在大陸，他的參學，他的弘法，以及在焦山就任監院、住持等事，現在姑且不提，謹略述三十年來他老人家在臺灣對佛教的貢獻，以資紀念。

就在悟緣師兄和我於十普寺中國佛教三藏學院落髮以後，家師領著我們去參禮東老人，論輩份，家師要我倆「頂禮師太」，但老人家卻說：「出家人怎麼那樣俗氣，就叫我老法師或師公好了。」從此我們兩代都稱呼「師公」。不知是他巍巍嚴肅的威儀，或是洪鐘似的嗓音，閎肆的辯才，還是家鄉的口音，印象中的那一次，初入佛門的我倆，就要離開文化館步出大門的時候，悟緣師兄輕拉了我的衣袖說：「師兄，師公的話我聽不懂，他說什麼？」我倆莞爾，家師才告訴我們，師公要我倆立定志向，發長遠心，勤禮佛，求懺悔。

隨著幾年的學僧生活，寒暑假期間，家師總要去文化館一兩次，有時我跟著去，老人會送些人生雜誌、佛教或國學的書籍，他最喜歡問的是學院的功課，往往要抽出經論的一兩段來考一考我，他不要逐字逐句，支離破碎的解釋，而是要整段的大意主旨，當時以既幼稚，又膚淺，生吞活剝的了解播放一遍，他的表情是嚴肅而慈藹的微笑著，但隨著歲月的增長與佛學的研究，我體會老人家所啟發於人的是對佛教教典從聞法以求了解，進而體認，乃至整個思想系統的融會貫通，是否建立正確的知見，至於深入與成熟的程度，則端視各人的資質與慧根，以及宗教生活中實踐篤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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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說──要有禪定才能集中精神，澄清思緒，也惟有般若可以使人有敏銳精確的判斷力，因此在弘法護教的工作中，可以掃除疑懼，建立信心，而掌握正確的方向，如此會有更合理、高超、穩健的宗教生活。他總要提醒：「出家人要多看經，這樣使你的思想遨遊在佛陀的境界上」，「遨遊佛陀境界」當然是人格的陶冶、淨化與昇華，這不正是他老人家在熏沐法海，深入其中三昧所流露出來的悲願與智慧光芒給予後學的導化、啟迪？也儘管慧根淺薄、業障深重的我，每聞此言，心之嚮往，油然湧現。

佛學院結束我住進興隆寺親近上天下乙師父之後，突然有一天我接到老人家的一封限時信，告訴我印順法師在中國文化學院講「印度哲學史」，要我回北聽課，勿錯過機會。我當時想：印順導師是當今中國佛學的泰斗，機會的確難得，更令人欽佩的是──東老人此刻在何處弘法，或演講，或遊化，或以後的出國，以他的作風他不會寫信，而對於一位佛教大德在大學院校的講課，竟是這樣認真，其慈悲和護教護法熱忱與對佛教文化教育的重視，其恢宏的氣度，很使我感動，因此我拿了信向上人請了幾週的假回北，後來終以因緣我沒有聽完就回南部。也可能如此，我與文化學院結下不解之緣。

民國六十年我就讀中國文化學院，在佛學與中國文學的研究中，有時我會將聲韻學上「見溪群疑」等字母在華嚴字母中的呼法請示他老人家，他的好學令人驚嘆。他每一看書必有作品，一有作品，就發表於佛教雜誌上，有時去看他，恰好他寫好一篇大作，他就說：「悟因，你幫我校一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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謄一謄。」因為那一段時間，我既負責圓通學苑職事，晚上又要上課，又要應付佛事，若只是改錯字的校稿則省事，而他老人家的資料又是那樣廣泛，謄校起來要費很多時間和精神，因此我介紹了一位吳同學去，只去幾次不了了之。事後老人家說他的作品是「野人獻曝」，「饗以同好」，他謙冲的說──不管他的見解是否成熟，佛教的園地需人耕耘，他只是做了拋磚引玉的工作，若是除草、施肥、灌溉更有待於來者和高明，如此能使佛教界與文化界的人們重視佛教文化的財富與庫藏。因為佛教雖發源於印度，卻結合、融會、激蕩了源遠流長的中國固有文化，在這一塊中華民族的土地上生根、長芽、茁壯，乃至綻出了它輝煌燦爛的成果。在文學上，魏晉以前與以後作品的文體、形式、內容、佈局、批評論理、意境情趣等均有顯著之異，就是政治風格、哲學思想、雕塑藝術、塔寺建築、音樂劇曲、民心觀念等莫不融冶了中華民族的高尚情操與佛教求真、求善、求美的理想於一爐，那純然是一體而無法分割的，也中佛教的教理與思想給予中國文化所輸入的新血液，毋寧說是一大革命而成為中國人特有姿態的佛教，亦即中國人特有的中華文化，因此佛教教運的隆替與中國國運的興衰成正比，要復興中華文化捨佛教文化之復興莫由。不過做為佛教文化的工作者，若只沈醉於過去佛教文化貢獻的功不可沒，那是吃祖上遺產──過去高僧大德為佛教的開拓、創業的苦心成果，我們在緬懷古德功績與庇蔭之時，當思守成不易，還要有更遠大的理想是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去整理、研究、發掘佛教文、史、哲學、藝術等方面的財寶，譯成各種語文弘揚於世界，如此佛教文化的弘揚亦即是中華文化的復興。這不啻是一把復興中華文化神聖工作的鑰匙，難怪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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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灣後首先刊印大正藏經，接著是續藏經，人生雜誌的發行，他自己的著作如：中日、中印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近兩年來發表的「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以及佛教繪畫藝術之搜集，教內教外典籍的影印流通，其學問、思想、教育、宗教莫不以復興和弘揚佛教與儒家思想為中心主旨，無怪乎他的道場是「中華佛教文化館」。尤其最顯著的是總統 蔣公去世的時候，有天他打電話給我，他說：「我叫印刷廠送兩百本『蔣總統與佛教』到圓通學苑。」我楞了一下，為何要那樣多？他接著說：「你帶到文化學院去發，或代寄各寺院、各圖書館，郵資由你做功德。」他書中並沒有辯駁故總統信仰基督教的問題，他只說明「蔣總統與佛教」，明眼人看在眼裏，心裏明白，可見他的用心即是擁護領袖的熱忱，亦即衛教的最佳寫照。

在早幾年他一再提起想辦佛教大學或佛教專門性的研究院，但對僧尼上一般大學或去日本佛教大學留學深深的不以為然，他說日本的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借鏡，但他們的佛教生活方式不適合我國，近兩年可能自聖嚴法師取得佛教博士學位以後，在觀念上似乎已較緩和，尤其是美國兩百周年紀念訪美歸來，他老人家積極的要提供獎學金讓就讀大專院校或留學國外的僧尼來申請，他還幾次的要我介紹同學，終因我的疏懶和不太相信而讓很多同學錯過良機。其實當年考上文化學院給我紅包的除我的上人外，唯一的長老是東老人，他鑑於我們佛教需接受現在新的研究方法和世界各種語文，他說：「中國佛教保存了全世界大小乘佛教的第一手資料。」但對歐美推廣佛教，我國是遠遜日本和小乘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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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歲承老人家的介紹，還有我們院長，上人的允許與支持下，我赴美擬做進修，沒想出去僅只兩個半月，在一切手續尚未就緒前，驚聞老人家示寂的消息，走得如此之快，且由聖嚴法師告訴我，老人最後一分遺囑的財團的組織名册上列入我的名字，對厚愛我的一位長老，我的感受豈止是「慚愧與歉疚」所能表達，在佛教多事之際，重視佛教文化的長老又少一員，益增人們的懷念，正如前年回國受戒參學的旅美某尼師，得悉老人圓寂給我的來信說：「沒想他老人家說走就走，他老是慈祥而傲岸的個性中人，生前是孤寂的……生前不麻煩人，連要走也是如此……。」也儘管筆是掉落，心也停止跳動，其安祥解脫、無疾坐化，更顯生前韜光隱晦、特立獨行的自由自在，晶瑩剔透的舍利，不就是表徵了老了家往日的某些作風，雖令人無法贊同，但做為一位高僧應有的心境，行持的素養上，自有其深入獨到之處，這是後世仰止的楷範，在追思中，惟一想說的是祈禱老人家「乘願再來」。

去年將終，接到臺灣友人信，告我東初上人於十二月十五日圓寂，突來噩耗，不勝驚悼！

上人是現代佛教中難得的高僧，對住持佛法，興隆佛教，有著不同泛常的思想與作為，尤其晚年，專心教史的寫作，一旦去世，實是佛教一大損失！

上人生平的履歷，我了解的不甚詳，但與我曾有一點緣份，寫下以悼念上人。

記得民國三十一年春，我從泰縣北鄉初出，準備到金陵寶華山受戒，曾在鎮江超岸寺停留數日。當時上人任焦山監院，因事亦來鎮，住在超岸寺。住持惟真和尚，為我先師祖守培老人法孫，特引我拜見東公。初見上人身材偉健，儀表不俗，留下異常的印象。

受戒後我又回到超岸寺，準備進焦山佛學院，這是原為先師祖守老人的安排，托惟真和尚向焦山雪煩和尚申請的。這時守老人因我輩受戒已回江北祖庵。可是當我去到焦山，卻因學僧滿額，未能入學。原來蘇北早有多位青年出家，向焦山學院訂了位，於寶華山受具後，要來焦山進學院，其中雲霞戒兄即是一位幸運兒，而我卻感很失望。後來我一位同鄉法眷在焦山，據他告訴我，東公知道我未能進學院事，對我很表同情，覺得這樣有點對不住守老人。聽後我對上人有點感慰了。未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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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吧，有上海佛學院開辦的消息，我即被惟真和尚帶到上海去了。因與焦山無緣，也與上人失卻親近的緣份。

三十八年，我離開大陸到香港，這時上人已駐錫臺灣，發行人生月刊。那時我初離學僧生活，度著雲水生涯，掛單荃灣鹿野苑，在無事時，多以閱讀與學習寫文做消閒，常有投稿人生。在這期間，上人給我不少的鼓勵，不但給文稿加施修正，有時見有不足的地方，還為我補充一些，總使我不成文的稿子，能夠登上大雅之堂。這在我感來，上人這樣做法，無非不吝慈悲，增加我學習的興味，也表示他有一分愛護後學的心情，所以我對上人也即有著深一層的敬仰與感激！

四十五年，我由香港到臺灣，開始住在新竹福嚴精舍，這時上人住於自建的中華佛教文化館，因是有了接近的機會。後來我為海潮音服務兩年，往來於新竹與臺北。在臺北時住在善導寺，常和同鄉師友去北投，訪候上人的機會也加多。也可能因我是上人的同鄉吧，或是看在先師祖守老人的份上吧，對我多有親切的關注，殷殷垂問外，也常囑我於有暇時，去他那裏住住。敘談時每有提起守老人德操，表示衷心的讚仰，勉我努力學習。聽後我多愧感交集，對他這份關懷的至情，總是珍藏于心。我的性情有點固執而不善機變，每遇人事，都一往以去，得失多不在意，所以每多隨遇而安。上人對我的盛意，我多心領而卻不免有使他失望之處，想來不能無歉於心。在臺期間，上人邀我參加一次華嚴七，我似僅此一次，如了他的願。

四十九年，我離別可愛的臺灣，到南洋探訪一位別來二十多年的同鄉長輩智通上人，他往在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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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洪福寺，由此因緣，我即留居檳城，後又移住星洲，從此我與東公上人，受到重山大海的遙隔，也即離遠了，失去不時親近的緣份。直到五十四年，寶島召開世界華僧大會，我隨星洲華僧代表團回臺參加時，曾探訪上人，見到幾次面，有著難得的感慰。

最後，上人在六十年間，往印度朝禮聖蹟時，回途曾訪遊泰國、印尼與星洲，他應星洲雙林寺之供時，曾到關房探我，這時我在雙林寺掩關。但因他時間匆忙，未能多留，約定離別星洲前，再來和我一敘，不知何故，他未有來，這短暫一見，竟成最後的一次。回顧南來迄今，祖國僧俗大德遊訪星馬，大多我都有緣接待或陪訪與伴遊，只有掩關期間才例外。對我有著不少關懷的東公，在訪星期間，我卻沒有這一緣份，而今想來，這怎能無憾哩！

民國五十五年，我首次回國觀光，前去北投佛教文化館拜見東老，慈祥和藹。略事傾談，他老人家很慈悲的勸我回國修學，應多加充實自己。可見他對後學愛護備至，溢於言表，但因我在印度先已有了建寺的構想，未能接受他的善意高見，到了在臺參訪事畢返回僑居地──印度。

於民國五十六年，首先成立了「印度佛教僧伽聯合會」，繼續又購置玄奘寺地基。民國五十七年，千辛萬苦的辦理各項籌建工作。關於寺名題字一事，擬恭請總統 蔣公題辭，藉以紀念當代聖哲在印度的偉烈豐功。我的申請書經過多方週折，請由僑務委員會轉呈於 總統府批示： 總統公忙，不便題字。我以為絕望，別無機會可尋。孰知東老特別關心，代為申請辦理。

到了民國六十年春，東老想來印度朝禮佛教聖跡，要我代辦印度的入境簽證，各事就緒，於國曆十月初旬，東老空中行腳飛抵加爾各答。我前往迎接於機場，首先告訴我的第一句話：「我已經帶來總統 蔣公親題的玄奘寺墨寶」。令我喜出望外，真有說不出的由衷感激。欣逢雙十國慶佳節，就在這盛大的慶祝紀念會上，假華僑梅光中學大禮堂，舉行頒贈典禮，由東老主持，葉幹中僑領代表政府頒贈，悟謙本人當眾接受，中外記者爭相拍攝了不少珍貴鏡頭，中外嘉賓一千餘人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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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不歡喜踴躍。隨即由我帶領兩名華僑青年陪同東老前往朝禮佛陀八大聖地，以及參觀印京新德里的名勝古跡與聖雄甘地陵寢。進行了許多的國民外交，也到過了世界聞名的印度皇陵「泰姬瑪哈」，然後回到加爾各答。未稍休息，又逕飛印尼、星、馬、泰國、香港等地區訪問，宣慰華僑中心的南洋，席不暇暖作弘法利生之行。平安回到臺北，接連奉到東老手示，說明此次巡禮佛陀聖跡得到我的助緣，非常滿意。又託華僑代捐給我新臺幣四千元，作為興建玄奘寺之用，餽贈了甚多珍貴物品，使我異常心感，高誼厚情，愧無以為報。

民國六十六年我第二次回國觀光再去晉見，東老尤為歡喜，留我在北投光明路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住上幾天。我因臺北有事待理，祇好婉謝東老厚愛的美意，就告辭而出，掛單於山佳淨律寺廣元法師那裏，承東老惦念，一再以電話相召，務必要我去北投居住，因我將往中南部參訪，婉告回臺北時再去打擾。誰知由此竟成人天永隔！待我由中南部歸來，東老已於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六時許坐化生西，驚悉之餘，悲從中來，嘆人生無常，朝不保夕，竟不能與東老再見一面，重領教益。

東老生平護國衛教，著作等身，獎掖後進，紹隆三寶，弘揚佛教文化於海內外，救濟貧苦而自奉節儉，道力堅定，戒律莊嚴，福慧等持，所以感得最後火化，得到數百粒各色晶瑩寶貴舍利，留於人間，永作福田。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晨，在佛光山戒期中，接到由臺北輾轉而來的電話，說東公老人圓寂的消息，我怎樣也不敢相信我的耳朶，但小徒慧嚴的消息，卻是令我不得不相信。一時間，深深體會到人命無常，雖是身體朗健的人，也不知明日將會是如何？老人圓寂後的第七天，也是老人荼毗的那天，早上趕乘八點的飛機到北投文化館，為的是能親睹老人的遺容。見到老人雖已走了七天，而面容膚色紅潤，栩栩如生，心裏暗想老人定是非常人也。後與小徒慧嚴相談，證實了我的看法。小徒慧嚴近年來親近老人，受老人教誨，獲益匪淺。自老人圓寂當晚起，她即率學生在夜裏守靈，他們守在老人身邊，對老人預知時至，無疾而終，及圓寂後法體的變化，清楚得很。據小徒說，老人雖走了，但是她們守在老人的身邊，一點也不畏懼，總感覺老人還活著，因老人的容顏，如同他在生時與他們談笑時的慈容一模一樣，起初三天，老人的遺容沒有任何的變化。星期日清晨，聖師自美返國奔喪，見到她們圍繞在老人的身邊，唯恐熱氣太重，影響遺體的變化，但她們堅持不肯離開，為的是能多見老人幾眼，七天中老人的遺體並沒有腐化，她們並沒有聞到任何的異味，同時火化後，得有舍利子一百多粒，都證明老人是個修持有得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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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的是老人的言行風度，足堪作我後進學僧效法者頗多，如老人所主持的道場，以佛教文化為主，不以經懺為業，偶有佛事也是為度眾方便。其生活勤儉，不隨俗浪費享受，但時時在求自己的道行學問上求進步。有趣的是，當老人的高足聖師有作品問世，老人絕不會默默不作響，所以他晚年的作品，在份量上反比早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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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東初長老於六十五年春，駕臨東山佛學書院，廵視內外環境，並對學僧講過開示之後，臨別時對我的慈悲叮囑，令我這晚生末學，受寵若驚，萬分感激，終身不忘。豈料言猶在耳，而東老已般湼槃，緬懷往德，曷勝追思。

我對東老，可說是「久仰大名，彌切葵傾。」但因我一向住在臺中，很少到北部來，故乏緣親承杖履。六十三年我為治療腿傷而來臺北，掛單於法藏蓮社。有一天東老忽然駕臨，這是我第一次得親左右。東老本是到別的地方去，路經法藏蓮社山門前過，順便進來看看，不到幾分鐘就走了，他留給我的印象是灑脫而有高僧風度，益增深我對他的崇敬。

東山高中副校長武九靈，及教務主任陳佳源、事務主任許傳忠等人，發菩提心，開辦前所未有之「教師佛學講座」，利用寒暑假間，邀集各中學教師，聚居東山，聘請高僧大德，演講佛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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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直接令諸教師得聞佛教的高深哲學，間接嘉惠民族幼苗，用心良苦。舉辦數屆，成績昭然，贏得各界交口讚揚。於是他們復發大心，創辦東山佛學書院，培植僧材，院長一職，由道安長老掛名，院務原約定有人負責，但後來那人以他故不能幹，因此武副校長等，遂來請我，我以腿傷推辭幾次，嗣因辭不獲已，乃撑著兩支拐杖去東山，因我主張辦純一男眾，所以人少，開學之日，祇有兩個學僧，上大供時，道老上香，兩個學僧分敲大磬和木魚，我自打鼓，開學典禮，草草舉行了事。諸山長老對此頗為關懷，開學旬日後，吉祥寺戒壇圓滿，我們增加了五位新戒同學，乃於六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農曆十一月十三日）開始正式上課。講師有五僧二俗，唯我一人住院負責外，餘皆客座，按時前來上課而已，這時學院共有七個學僧，和原來預定的八個寮房，住八個學僧的計劃，極為接近，大家都感到非常滿意。因同學們，都是青年比丘，一股子勁，向著「毘尼嚴淨，定慧等持」的目標，勇猛精進，衣食住宿等日常生活，儘量求其能依照佛制行事，例如：半月半日誦戒，有舉罪懺悔，使大家各自整肅身心，內外清淨。人各三衣乙鉢，三衣有長（多）者，依律制行淨捨。食則用鉢進齋，過午不食。若得金錢，依律說淨然後存。臥則初夜念佛，中宵一宿，後夜課誦，不得貪睡。其中尚有四人夜不倒單，室無眠床，唯一禪座者。凡此種種，我們視為當然，還嫌行得不夠圓滿。卻常有諸山長老，聞風駕臨，慰問嘉勉，亦有青年僧尼前來參觀者。時維六十五年暮春之月，清和佳日，東初長老赴新店鎮，路過東山，順道駕臨佛學書院，我們師生皆久仰大德，欣見光臨，為表示對長老之敬仰，乃於最恭敬之禮節，在佛殿接駕。東老見過大家，隨即廵視學僧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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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齋堂及內外環境一週，又復垂問學僧學識程度，及修道情形。老人聞之，至為高興，我看到長老高興，乃懇請為學僧講個開示。長老欣然升座，慈悲歡悅，贊歎同學們，受過高等教育，而能不戀紅塵欲樂，投入佛門，過著清淡的修道生活，誠為難能可貴，並開示修學佛法之道，然後普告諸同學，若遇有所需，或圖書，或經濟，皆可到北投去找他，他樂於為大家解決一切困難。臨別登車之時，又復慈悲叮囑我：「你若是有什麼困難，可到北投來找我好了。」慇懃垂慈，至為感人，不久端陽節屆，東老派人送來一大桶油，說是「供養大眾」，同學們知道了，都非常感動，益自奮勉精進。我對東老這種獎掖後學的作風，無任欽佩，銘諸心版，永為師範。

東山佛學書院道風遠播，未到半年，學僧已增到十餘人，結夏時，有十六僧一處安居，其中有四人是外來參加結夏的。此際遠近申請來學者，漸漸增加，約計到下學期開學時，有二十名學僧，迄年冬嘉義禪學院結業後，我們的同學可增到二十四人左右（此一預計，證諸後來內學院開學時，有二十名學僧，及嘉義禪學院結業後，學僧轉入內學院之事實，可知決非虛構也）。凡諸事業，有的發展得快，令人欣歡；有的發展太快，令人措手不及。我於東山書院之發展，即居於後者之處境。前面說過東山書院創辦人，原定供養法師一人，收容學僧八人，豈料不到五個月，學僧人數超過一倍，而且學僧的衣、食、住、行、文具、書籍、醫藥費用，及日常用品，一概由學院負責，教師中法師們不收報酬，而俗家教師還需按大專院校付鐘點費，這麼一來，首先發生的困難，就是經濟問題。經我與道老會商獲得解決，接踵而來的是住所問題，端午前完成的新造僧寮，可住六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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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二個月，又不敷住了。眼看得須再造一所僧寮，才能容納秋冬增加之學僧，可是書院週遭環境，卻無地方可供建設。同時東山高中，因為教師們多數信仰佛法，教學認真，學生們的成績佳，品德好，所以學校發展極為迅速。而我們學院所住之房屋，是學校預備作宿舍的，門前空地，是學校預作大禮堂之地，因學校發展太速之故，他們亦許有人擬議收回佛學院之房地自用，祇是不敢啟齒，我們若是繼續辦下去，他們亦祇好忍受，因為他們是虔誠佛弟子，樂於供養三寶的。這點我看出幾分，心裏有數，為了培植僧材，續佛慧命，我希望勉為其難，繼續辦下去，到結業為止。恰巧此時，三重市慈雲寺聘慧嶽法師為住持，發心辦中國內學院，請淨空法師任院長，慧淨兩師，皆在本院任課，每星期都來上課，對諸學僧非常慈愛，他們想要將本院學僧全體轉到中國內學院去，幾次和我說，我都不敢作答。最後我祇表示我的意見「慈雲寺的房屋可隔成二十間僧寮，很適合於辦學。」要不要將學僧轉過去，概由道老和武居士等作決定。後來道老和武居士等人，會商決定於六十五年僧自恣日宣告東山佛學書院結束，學僧全部轉入中國內學院，這個消息傳到東老耳中，亦傳遍臺北諸山耳中。有天晚上，忽然接到道老的電話，說是：臺北地區有十位諸山長老，願意每人每月出資若干，支持你將東山書院繼續辦下去，你看如何？我尚未及作答，道老又將諸山大名告知我，其中最令我感激的是南老和東老。南老在前二天，已著人帶來一個紅包，新臺幣壹千元，還親筆寫著「供養廣化法師」，我正不知是何意思，到此方才明白，諸山是誤會了我們。因此我祇好在電話中，向道老解釋：「現在這裡的房子太熱，白天無法午睡，學僧們都用椅子在走廊下休息，教室上課，揮汗如雨。下年度開學時間快到了，僧寮不敷，此處環境無地可供建設，在天時地利兩重困難之下，才令我們欲離開東山，非經濟缺乏也。」十大長老的資助，雖然未成為事實，但是我對諸山長老的慈意，卻萬分感激。又令我想起東老那次臨別叮囑「你若是有什麼困難，可到北投來找我好了。」那是一種出自肺腑的獎掖後學，使我對東老人，更加無限的崇敬。

聖嚴法師寄來「先師東初老人事略」文中有謂：「老人有鑒於青年僧尼人才之缺乏培植，故設立佛教文化獎學金，鼓勵青年僧尼，就讀大專院校，及赴國外深造，以提高青年僧尼的資質。」又謂：「老人一生護國護教，作育僧材，弘揚佛教文化，……念念以佛教教育及社會福利事業為志趣。」環觀今日臺港兩地，正患僧伽後繼無人，而一群僧青年撰文在各佛教雜誌坦誠說出：今日信佛青年，不是不肯出家，而是佛教的長老都在忙別的事，乏人注意培植僧青年，青年出家者，不是忙著幫造寺廟，就是忙著幫趕經懺，少有長老領導僧青年修行之道場，信佛青年見此情形，唯恐出家之後，無法用功，空過光陰，求昇反墜，所以不敢出家。」可見若有長老能培植僧青年，不愁僧伽後繼無人也。此時此地，正需要像東老這樣，「一生護國護教，作育僧材，念念以佛教教育為志趣」的長老，誘掖後進，而東老遽爾示寂，曷勝悵惘！然而東老雖寂，碩範猶存，願諸大德，聞風興起，追蹤東老，培植僧青年，續佛慧命，則佛教幸甚！眾生幸甚！

自由中國佛教，在諸大德法師，互相合作的領導下，正在各方面蓬勃發展，使人對佛教生起光明前景的時候，不幸近兩年來，兩位德高望重，實際推動佛教的長老，先後放下領導重擔，離開我們而去了，不能不說是中國佛教無可補償的損失！

兩位離開我們的長老：一位是前年上昇兜率的道安長老，一位是去年無疾而終的東初長老。兩位長老，不論在大陸，不論在寶島，對中國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各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貢獻。說老實的，當寶島佛教正在發揚而仍法弱魔強的今天，像這兩位長老是都不可缺少的，所以當二長老先後示寂的消息傳出，佛教界識與不識，固然為中國佛教悲，而我更是感到好像末日的來臨，兩度都使我震動不安，數日不能好好的眠食！

現在我要敬悼的是東公長老，我雖是江蘇人，但出家受戒後，很少在京滬線上聞名的禪教道場參學，因而也就很少有親近諸山長老的機會。抗戰勝利從重慶回到江蘇，在鎮江超岸寺，首先得拜謁的，就是東初長老。他那莊嚴的法相，慈和的面容，瀟洒的態度，誠摯的待人，使我對長老留下深刻的印象，認為是位能領導中國佛教的大德，佛教仍有它的光輝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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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當時長老在焦山定慧寺，已經負起培植僧才的重任，但因我的業重，未能前去親近，從此失掉了我從長老受益的機會，確是我畢生最大的憾事！據知長老的教學，不僅是教理的傳授，而且重視日常生活的指導，使諸生的學問與生活融而為一，所以從長老教導出來的學僧，不特當時活躍在佛教界，就是今日寶島推動法輪的，亦有不少是長老的學僧。從這，可以想見當時長老教育是怎樣的成功！

到了赤燄將要燒到江南半壁河山時，東老深知共黨的無人性，更知共黨不容宗教的存在，不特自己跟隨政府來到寶島，並將中國佛教這塊神聖招牌亦併帶來，既可免共黨的沾污，亦可免共黨的利用，是則東老的愛國衛教，不難從這點可看出來。佛教得以在寶島迅速的繼續開展活動，並且有今天各種佛化事業的建樹，推源其始，不得不歸功於東公長老。

長老原是一位修持有素的大德，但是到了寶島以後，為進一步的做心地工夫，特在北投法藏寺掩關，雖說是短短的三年，但在這三年的當中，在行方面固有更高的境界，在教方面更深入於三藏，是以出關以後，長老若德若學，皆堪為人楷模。可是始終深藏不露，從未想在佛教大顯身手。是以儘管有人爭著為佛教會而服務，而長老總是默默的在做所當做的佛教事業！

臺灣寶島回到祖國的懷抱，大醒上人感於僧教育的重要，發心在新竹青草湖靈隱寺，與無上法師創辦臺灣佛教講習會，一時來學的僧青年很多，如在醒公上人長期教導下，必能成就很多優秀的僧才，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沒有幾個月，上人突然病倒，不能繼續主持，乃由李子寬居士等，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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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請我到臺繼續上人教育的事業，以免剛剛萌芽的僧教育大業夭折！

我到臺時，東公長老正在掩關中，久知長老是位老僧教育家，對於僧教育亦非常熱心，特到關前向長老禮座，並請指示僧教育事宜。荷蒙長老接見，且很慈悲的開示：「大陸佛教必為共黨摧殘殆盡，佛教慧命今全繫於寶島僧伽，而教育僧青年尤為當前刻不容緩的大事。但對僧青年的教導，不但是知識的灌輸，更要注重品德訓練，使成德學兼優的僧才！」

長老當時給我的開示，雖僅寥寥的這麼幾句，但是從這簡短的開示中，不特可見長老對僧教育具有豐富的經驗，亦可見長老對佛教具有深切的悲願，使我五體投地的恭謹接受和感德，後來並謹慎的依長老寶貴的開示去做，但因我德學兩無，加上辦學經驗不夠，未能做出如長老所開示的成績，使我始終感到愧對長老，而長老仍如初的愛護我，真是令我感德不已！

萬惡共產匪徒侵佔大陸，一般忠貞人民隨政府來寶島，雖深信會隨政府再回到大陸，但無可否認的，當時一般人士，精神極度苦悶。因為，物質生活簡樸事小，精神生活缺乏事大，所謂文化更說不上。以我佛教四眾弟子來說，不特沒有藏經可以讀誦，就是要一部經論看看，亦可說是萬難。佛子法身慧命，沒有法水滋潤，敢說任何痛苦沒有比這來得更為重大！

正在四眾渴望法水滋潤法身慧命時，悲願深廣的東公長老，發心籌備影印大正藏經，立刻得到各方面的響應，在物質經濟高度困難下，不數年而完成百册大正藏經的影印，若非長老的深度悲願的驅使，怎能實現這樣大的慧命事業？從此，不但寶島到處寺院都有藏經，海外自由地區亦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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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場供養法寶。長老一生所集功德固是無量無邊，但是此一功德最為殊勝！

因自大正藏經影印完成，我佛教四眾弟子，或有閱讀全部大藏的，或有閱讀部分經論的，不特得到法喜充滿，而且由此清淨法界等流出來的法水滋潤，不知長養了多少人的法身慧命，將來因此而成就無上菩提的，自亦同樣的不在少數，所以我認為今日在自由中國的佛子，不論走到那個寺院，看到所供養的大正藏經，都不應當忘記東公長老這一偉大功德！

長老教理思想的淵博，佛教歷史觀點的透闢，在自由中國的大德長老中，亦可說是極為難得的一位，這從長老所著的「佛法真義」、「中國佛教近代史」等，不難可以看出。總之，在長老的一生中，對於佛教文化的發揚，對於人生佛教的鼓吹，對於佛教教育的努力，對於慈善事業的推動，不特昭昭在人耳目，而且都有無比成績的表現！臨終無疾安詳坐化，豈偶然哉？都是這些功德之所培植來的！

長老對於佛教的貢獻，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所成就的功德眾多，自不是我所能稱揚得盡的，長老慈悲想不會責我無能，而令徒聖嚴博士的海量，諒亦不會嫌我的不文！當前自由中國的佛教，雖在不斷的進步當中，但失去像東公這樣的長老，使我總感到佛教有所缺失，因而謹以我的至誠，祈求長老早日乘願再來，使中國佛教更為光輝燦爛起來！

東老去矣，心中縈迴著無限的哀悼！

我佛世尊仍示入滅相，東老之去，是平常事。然而，今日佛教是處於一段非常時代的過度中，因此，我們會感到佛教中須要有非常之人物領導或影響這時代之環境和氣氛。東初老法師以老僧治佛史之姿態，編著了三套佛教史，同時他平常交往學術界人士，無論在環境（北投文化館雖然有人或頗嫌冷落一點，但適足反影一位治學老僧之駐錫所在），談吐（與人多談論佛教與學問），那種冷靜而清淡的氣氛，在目前佛教學術文化過度時期中，我們總覺得北投公園那緣樹叢陰後面的佛教文化館，是現前佛教的鳳毛麟角，不管那文化館熱鬧或冷靜，然而已少卻了東老的影子，那就整個氣氛給人的感覺不同了！

佛法如國土，司法有多門，東初老法師是現代佛教長老中之思想家──佛教學術僧寶。現世既缺禪匠僧寶，更缺佛學僧寶，專長於論著的佛學僧寶，似未能代表如東老那種道貌璞拙而又藹然可親的風範。（因東老並非專門論著方面，他時常關懷到佛教教育文化的現象，故有年輕出家人去看他時，接談數語即勵聲斥責：年輕出家人本該好好的入佛學院讀書去，那有工夫出來逛呀！）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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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老來臺後，沒有在教界中像其他長老的統理大眾的那熱鬧的道場，可不少接近過他老人家的青年人，都追懷憶慕他老的著實懇切的予以種種接引，年青人常謂東老與我們談話，好像不是一般開示，而扣人心弦的警語，是深度的啟示，使人啟發思想。東老何以不作亦隨一般的領眾道場，而要自己寂寞地經常守在那滿壁經書的佛教文化館。（以筆者所知他老人家，除了早晚的扶閒行於北投溪水畔、緣蔭中而外，若無訪問時，祇有埋頭於書案上閱讀及著作（起居飲食之所需簡單）他實在自已亦無法說服自己的那套沉澱在思想中的生活，我們可以於他連接二、三出版的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如至近代中國佛教史，此書當然尚有許多須待補充者），凡是經驗過從事寫作之人，都無不知之。當思想之全然投注進入那構想的境界中時，真是蒼蠅飛過都是多餘的騷擾。記得八年前，東老聞知筆者於永明寺創辦蓮華學佛園時，亦曾勸導說：「應多作自己的研究好了！」不止一次的慨歎難得見真正能研究的人，言談中喃喃自語的喟歎……）當時同行的青年人，因不能深入瞭解老人家的心境，似用反對的口吻與東老辯論：「人人都不肯教後一輩的，那一代豈不是成為空白的了，老法師當時揚揚右手，似倦了，不說什麼，只是連聲說：「哦！哦！」我馬上制止那同學勿再多言。「我倘是生在弘一大師的時代，我便不悄然潛藏，對教育文化的事務，不必在心考慮了。雖知想要辦好佛門教育是極繁難的事，但我仍是得試作看。」那時老法師便默契地點點頭，彼此默然一回，我們便告辭了。一路車行陽明山中，緣峯連碧，霧漫空際，心願無窮，而心力有限，聽到長老大德的唏嗟喟歎，望望身旁左右的許多青年，忽而側然於中，彷彿身在夾縫中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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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八年前的回憶，在這段冗長的時間中，我拜訪東老的時間也不多了。因華岡佛教文化研究所事繁，而星期日及晚間為佛教教育初創之作，也是相當粘性的，因此我十年來從無星期例假可休。記得自從那次晤談之後，東老知道我們蓮華學佛園已經開學了，有一次他老人家於晨興扶杖閑然之際，大清早六時左右，便策杖駕臨（東老是學佛園開辦初期第一位蒞臨開示的長老）來到學佛園了。一時全園師生一窩蜂似的馬上齊集大殿，要頂禮老法師。（學佛園規，凡長老初來或本年初來必頂禮）稍後坐了一會，我們請老法師開示，懇切地勉勵同學，要努力求學，出家人固然必須要懂佛法，可是在這個時代，也要懂世學，故老法師很感慨地說：「現在出家人學歷水準很低，若要提高佛教社會地位，必須要我們出家人內外學兼修。」後來，東老還對我說，要訓練同學寫文章，可見這位僧寶，念念要務於「文化工作，為復興佛教文化之基礎」。所以有的瞭解東老的人，表示恭敬的態度說：東初老法師對啟示青年人是相當深度的，他雖然寥寥數語，但含意甚深，一位儒佛學養有深度的長老，他對佛教的看法自然不只專研究佛學的觀念顯然是有所不同之處。這位老法師不只對收藏佛教典籍有興趣，同時有關中華文化復興出版的書刊都熱心購閱。他說，研究佛學尤其是現代佛教，很重要需了解中國文化，同時更要知道中國文化的趨向，然後佛教思想才不會落後。因此，我們晤談之時，總覺得這位老人家還是很年輕的，因為他研究的態度多麼廣闊，而且思想是相當莊嚴活潑的，儘管他的外貌是現一位老僧相吧！

在這十年來，不能說常常與東老會面，但是由於地區的關係，尤其是從華岡經陽明山，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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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極好的風景區，所以晨間傍晚抽些時間去看看老人家，或者很久我們沒有去，他總會打個電話向年輕人問問曉雲法師忙不忙。這意思就是說，希望我們去看看他。如果我們沒有空去，他有時扶杖獨行或有時帶個小徒弟或徒孫而來。去年初夏（六月三日）我們全體工作人員都在忙著整理本所十周年紀念（五月廿四日）文獻展資料的歸檔，電話響了，原來是東初老法師的電話「我已經在陽明山了」，這就是說已快來到研究所了。約半小時後，東老帶著一位在家弟子（現在的果成師）來到研究所。我們很多年輕人都放下手中工作，到般若堂頂禮、倒茶、開風扇；因天氣已相當熱，所以坐在般若堂的外廊，茶果供奉後，還陪老法師到鐘樓露天去看看陽明山色。老法師帶著弟子參觀本所時，為這位同行的年輕人介紹說「樣樣陳列都要有計劃，都要有組織，這就是文化」，最後老法師很慎重的對筆者說「你應該寫聖教序，你的字不錯，把聖教序裝裱好後，分開懸掛於般若堂，因為聖教序是在中國政教相輝的」。以後老法師又曾來蓮華學佛園，我們也去看他，總還見了幾次面。其中一次，是去年六月廿三日傍晚，仁牟弟子陪行，在季夏晚涼乘車至文化館，那一次我請教老法師有二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李霜青教授寄給我的一篇「釋迦牟尼非印度人考」，我想聽聽老法師的意見，「佛陀在世時，雖沒有印度這個名稱，但如果說釋迦佛是西藏人，更是不恰當；因當時既無印度之名，也沒有西藏這個名稱。關於這個問題，只要找大英百科全書，威爾斯的英國史綱……等的歷史資料，加以印證而說明即可迎刄而解，像這些問題，有的是可以不必理會，不過在研究的態度，也不妨查個究竟。」我們聽到老法師的意見，認為這是可以討論，也可不必討論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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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非常同意，因還有許多更急須注意的問題，有待我們去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有關「英國名史學家湯恩比論佛學在中國的問題」。東老認為湯恩比是基督教徒，因此有宗教精神，所以他的學說偏向人類精神發展方面。凡是一個學說，要為世界所公認者，都必有其寬度與熱忱。湯恩比的思想，透過科學與史學觀察，雖具有客觀精神，但也不無偏失。佛說若參考他的參考是很好的，但不一定能符合佛法的最高原則。佛教本身有很多寶貴的資料，只是佛教徒自己未曾善加發掘採用而已。>老法師還舉例說：「最近我看胡適之一本書，胡適之是有名的學者，事實上，他所看到的佛教經典並不多（可說很少），他認為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都是很好的文學作品。這是對的，而事實上這些經典在佛教徒如果只是作為平常所誦習經典，就沒有注意到經中的文學價值，而胡適之雖了解佛經之文學價值，但也不能了解到經典不只是文學價值，而還有更深一層的道理。」後來再討論到閻沁恆教授在華岡演講「關於湯恩比的史學」時，曾提到：「中國文化亦面臨轉變之時，且蛻變之期已經幾百年。湯氏認為，中國第三種文化，可能是以基督教為基礎，因其傳來中國，有好幾百年。」東老說：「基督教滲入中國文化是難免的事，但是要使中國人完全走上基督教的信仰，在歷史事實看來是不可能的，這就好像要使每個中國人都成為佛教徒，一樣是不可能的。」東老對這所謂中國基督教化問題之解釋，是很平實的。筆者對這問題，亦補充地說：「其實不需要像某些人的認為，將來基督文化將代替佛教的這種多餘的想法。根本目前中國的基督教的活動，已經像想要以基督教為中國文化的基礎的態度了。我們從許多表面的事情，可以看見的，例如國喪用基督教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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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客觀的外籍人士來看，也可以說，中國基督教化了。（筆者六十五年出席韓國世界佛學會議時，便有佛國寺的法師，帶著半譏諷的口吻說：「您們中國是以基督教為國教嗎？」當時，筆者竟茫然無以對。後來聽到他們略提及總統 蔣公去世之事，才恍然明白。）但我們中國決然相信，中國文化中流砥柱的堅精，以印度佛教與中國文化同是東方思想之氣息相投，尚不能全以佛教思想作為中國文化之基礎。無論那方面來觀察，若想以基督文化為中國文化基礎之想像，除非儒釋道的道統在中國已亡了，但這是絕不可能的事實，故儘管基督教在中國如何發展，但決不能使全中國人心轉向以基督文化為基礎的。」那時老法師以手拍拍桌上說：「是，對哪！對哪！」最後一次與老法師會面，是談及輿論中之佛教改制問題。距此以後，大概有一個多月沒有見面。十二月十七日在華岡為成立宗教道德研究所，張其均博士請午餐，席間，周幫道老居士告訴我：「東老已去了」，我非常驚愕地不安，但因座位稍有距離，不能詳細問個究竟。散席後，我才知道東老已於前天圓寂。當晚我和永明寺住持，幾位同學，即到北投文化館去，當我一踏進門內的石階，頓然覺得花草樹木頓然失色，當我們匆匆地走到靈堂，掀開了黃色帳幔，見到東初老法師的遺容，安詳地睡在中央。當我雙膝跪下時，我流著淚說：「唉！東老去何速！」有幾位尼師在念佛，而我哽咽地無法念出佛號。常住師父招呼我到外面坐下，聖開法師、鑑心師、果如師等共坐片時，大家都說著；前天東老法師散步回來，還坐著看雜誌，就這樣就去了。這可能是東老的修持工夫，然而給予後人，太突然的遭遇了！不過，佛說無常，這就是無常吧。沒踪跡，絕消息，不落凡情，還有什麼可說呢？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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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心師（文化館當家師）很沈重地對我說「聖嚴法師大概今晚半夜就可從美國回來的」，她希望我們勸勸聖嚴法師要關照自己的道場。

我平常對年青人說：「佛教一位長老的圓寂，就是我們佛教響了一次喪鐘。」這幾年以來，六年前太滄老和尚圓寂，心中也生起個懷念景仰之追慕（因在金山分院曾親近太老一段時間）。前年，道安老法師圓寂，道老是我在臺灣最早一位聞法的法師（民國三十年抗戰期間，於桂林見面）。去年年底，東老圓寂，這幾位長老在我腦海中，都有深刻的印象；尤其是東初老法師，對學術思想的交換意見和請益，這是我在臺灣幾乎僅有的機會了！當我聽聞東老圓寂的消息後，心中悲悼不已，含淚自語謂，從事佛教文化學術工作的東老法師去了！去了！

東初老法師在臺灣從事佛教學術文化事業，民國四十四年，建立中華佛教文化館，同年籌備影印大正藏經（稱中國藏經史上之一大事）至四十八年，大正藏經一百册影印完畢。五十四年創辦「佛教文化」季刊，及著有「佛法真義」、「佛教文化之重新」、「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等著作。關於中國佛教近代史，還有須補充時，筆者曾與聖嚴法師當面談過：法師您是承繼東老遺志的高足，將來希望法師能把這部已經花過不少心血（人人都知道對現代史是不易寫的）的遺著，加以搜集資料，將加以充實，是現代長老對佛學貢獻的寶貴遺產。雖然聖師身繫多職，但為文化學術貢獻心力，更是功德不唐捐，同時亦是東老一生致力文化的慰藉！

自從去冬十二月二十一日到火葬場送東老荼毘後歸來，便提筆要寫篇紀念文。可是數月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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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事繁蝟集，文債亦多，昨接聖嚴法師來函催稿，即連夜動筆，恭讀東老門人撰述之「先師東初老人事略」深感一位出家人的經歷與經驗，怪不得有人說做出家人是極不簡單。東老自民國十七年（二十二歲）入九華山佛學院，後進天寧寺參禪。二十九歲以年輕僧便當焦山定慧寺監院，即負責整理寺產，四十歲即當方丈，並兼焦山佛學院院長等重職。因此，方瞭解當我閱讀煑雲法師紀念東老的「我和東公老人的一段緣」，其中所記述當他二十五歲到焦山求學，而為東老不同意，（當時東老任副院長）並說「廿五歲還進什麼堂讀書」。今日佛教之不振，就是我們出家人不能認識自己責任，荒廢了寶貴的歲月，現在到二十五歲，三、四十歲仍是進堂讀書的，已經受人稱讚了。（還有出家至四、五十歲從未進過堂讀佛書的，想亦為數不少呢！）我教同袍，大家若能對東老那種凌厲的思想，煑雲法師的苦學發奮精神，能不生肅然起敬，亟增反省內疚之心，人人好學，自勉自勵，德業精進，三學增上，佛法何得不興！如今，典範遺風，老人去矣！祇遺留幾多給人警惕的回憶與滿懷肅穆敬慕！

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東初老法師忽告往生。曾幾何時，轉瞬已將週年。值此時際，不禁溯憶東老往事。

當臺灣光復之初，臺灣佛教界可稱滿目荒涼。──法師寥寥，經典缺如。差幸從大陸來了幾位大德，負起了領導重任，東老其一也。

為了培植眾生慧命，東老毅然於三十八年四月創刊人生雜誌，自任發行人，由性如、聖嚴法師任主編。在當時荒漠般佛教園地中，開放出智慧的花朶。對於人生雜誌，我每期必讀，一字不遺。後來偶撰短稿寄投，不料東老竟來函大加鼓勵，囑繼續習作。這是我和東老直接接觸之始。人生雜誌停刊後，於五十六年一月另有佛教文化季刊，由東老發行，方甯書居士主編。

東老在人生雜誌所發表之文字，不可勝計；後經摘要分類，歸納為三大巨帙：（一）民主世紀的佛教，（二）佛教文化之重新，（三）佛教真義。

除在人生雜誌所發表之文字外，東老著作甚豐，其膾炙人口者，有：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二册）。真可謂著作等身，故又贏得佛史學家之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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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界常流行著兩句話：「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若想長期保存法義，並且大量弘傳，最好的方法，莫如印經。於是東老為了紀念總統 蔣公七十華誕，更為了紀念釋迦牟尼佛二千五百年誕辰，發心影印大藏經。在當時的情形，在財力方面和印刷廠設備能力方面，均非易事，非發大心莫辦。東老之大悲大智大勇，豈等閒哉。

蔣公逝世之後，東老立即為著蔣總統與佛教一書，闡述 蔣公與佛教之關係，於六十四年六月出版，一時流佈甚廣，現已印行第五版。

東老所住之寺宇，名中華佛教文化館，望名思義，即知東老以發揚佛教文化為職志。故其遺囑中，囑咐以部份遺產辦理佛教文化事業。東老著書，辦雜誌，印藏經，莫非闡揚佛教文化。其入室弟子聖嚴法師，秉承遺志，進而發心從事譯經事業。幾經運籌，終於與美國佛教會達成協議，將設於新竹之美國佛教會駐台譯經院遷至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之下院農禪寺，更名為中華佛教文華館美國佛教會譯經院，今後經費，由兩機構分別負擔。於是東老遺蔭所及，又將藉譯經而延至泰西各國，其發揚佛教文化之效用，則益彰矣。

佛教修行，著重定慧等持。以上所說，多在東老修慧方面。然東老於往生之際，預知時至，無疾坐化，顯示了其定功之深。東老定慧雙修，績效昭然，後之來者，當知所取法也。

我與東初老法師在大陸上並不相識，但聞其名，記得在民國二十年我去江蘇泰縣光孝寺佛學研究社求學，每日隨從我們上殿過堂的維那師父，也是我們的監學法師雲開和尚，就是東老的胞兄，平日到了放香的時候，維那寮中三五同學煑茗閒話家常，因此得知東老其人其名也。

民國二十三年我從鎮江焦山定慧寺到廈門閩南佛學院讀書的時候，東老已在閩院畢業回去江蘇常州天寧寺參禪，我從閩院畢業也到天寧寺去參學，他又已離開天寧去焦山定慧寺親近智光老人，不數年，他在焦山得授上記，我在天寧也受了記莂，從此各依一方祖庭宗風領眾修持。另外附辦佛學院培育僧青年，說也奇怪，在這十數年之中，你來我往，如同小孩捉迷藏似的，始終未曾有謀面之一緣，我想這或許因緣尚未成熟的原故。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河山變色，在兵荒馬亂中我又逃抵臺灣寶島，某日我在張少齊老居士開設的覺世文具社店中，正是中午的當兒，我與東老不期而遇，身材高大，面目慈善，使我心中久已仰慕不已的名山大德，在烽火亂離之中有緣見面，真是三生有幸了。

我又記得在新北投居士林掛單的時候，東老在法藏寺掩關，兩者咫尺之間，時常過去叩關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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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示，因此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和意見，我是非常衷心感激他的。

有一年，東老寄給我一本他著的「中印佛教交通史」，我讀完以後，曾建議他編為課本教材，以備學院教學之用，以後他又陸續出版了「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佛教藝術」等很多著述，東老對於佛教歷史確實有深切的研究，這也是他特別的興趣，我也曾多次建議他編成課本，因為以他本人著作改編，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惜乎天不假年，只有留待後人來完成了。

其次，東老最後一著，坐化示寂，說去就去，廓然無礙，決不拖泥帶水羨煞多少禪和子，到家功夫，何容再說，滔滔苦海，燄燄火宅，惟願！東初老和尚，憐憫有情，乘願再來，再作度人師！

以上謹述片段往事，用作紀念耳！

自從民國66年12月15日晚上七點，驚聞東公老人圓寂至今，時隔一月有餘。今閱菩提樹（302）期圓香居士大作──東公長老無疾坐化禮讚一文，悲感之淚，不禁又奪眶而出。一個多月來，只要是閒著，總會回憶東公老人生前的言行，同時也為佛教界痛失一位可敬的長老而悲嘆。一位高僧住世，本是因緣，緣盡必當入滅，但我悲慟之情，久久不能釋懷，這雖是私人感情，但也是悲眾生福薄。人身難得，佛法難聞，善知識難遇，雖遇而又能蒙受教誨者又幾希？自從依煑公上人披剃以來，蒙諸佛菩薩加被，得遇教界幾位善知識，並都能承其教誨，受益匪淺，尤其是與東公老人的因緣，又較為殊勝。記得是民國62年冬，因老人欲出版「中國佛教近代史」的因緣而親近老人。從那時起，我常到文化館薰沐在老人的獨特風格中。如今景物依舊，老人教誨的慈音也仍縈繞耳畔，卻無法再與老人一同漫步在花園中，談論教界的大事。

今孤坐燈前，思緒引到老人坐化的情景。老人無疾坐化的第二天，蒙妙公法師慈悲，向學校請了一天假，趕到文化館。老人還睡在他房間的床舖上，我不禁跪了下來，淚水如注，老人睡在那兒，是那麼的安祥，那是離開此世間的人啊！那一天寸步也不輕易離開老人的身邊。老人安睡著，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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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稍向上微笑的遺容，這不是平時同老人議論學理、事物，而我輸了氣極臉紅時，老人那付得意的面貌嗎？淒楚之情梗塞心胸，多想嚎啕大哭，但又怕驚動老人，任憑不爭氣的淚水流著吧！往事一幕幕呈現在眼前：

記得在幫老人抄寫並校對中國佛教近代史的稿件時，發現辭句不對勁的地方，總會提出來同老人研討，有時老人會立即採納，但有時搬出字典考證後才能更正，由此使我體會到老人的治學精神。往後到文化館，都看到老人伏案攻讀、寫作。老人的治學方法，雖不是很縝密，但老人的勤學和求進步的精神，是很難得的，值得我們後學者效法的。每當老人看完一本書，絕對不會交白卷，如果他老人家所看過的作品，正巧我也看過，他老人家一定會問我讀後的心得，當然有收穫的是我。但如我沒讀過，我則靜靜聆聽他老人家的心得，讀者們！如此的聚會不是令人懷念的嗎？人的思想是要不斷求進步的，老人絕不以所學為滿足，他曾經告訴我說：「看書可不要只看教內的作品，也要看看一般學者的有關作品，它會啟發你，幫助你的。」老人是不固步自封的，有天他說：「慧嚴啊！過去我對胡適之很不滿意，現在再看他的作品，覺得他很了不起。」讀者們細品這些話語，你有何感想呢？

老人是不承認老，不服輸的，尤其是絕不落於自己的弟子之後，如果我們細細觀察老人作品的年代，可以得到證明。同時老人的遊訪四方，也絕不是泛泛之遊。他的印度之行，而有中印佛教交通史之作，日本之行，則有中日佛教交通史的問世，北美洲之遊，也有報導刊於海潮音。可見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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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斗室潛讀或出外遊化，均能留心治學。老人是孤傲的，他專作些教界人士沒注意而卻非常重要的事情。記得老人曾告誡我：「慧嚴！做事、研究學問，不要忘了它的重要性，及自己的興趣，不要去附和人家的潮流，唉！我就喜歡專挑別人不要做的事。」讀者們！老人的中國佛教近代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問世的。

老人衛教愛國的精神，是值得在此同讀者們傾談的。平時與老人相處，均常談及風俗民情、國家大事、社會經濟動態，但都未能體會出老人愛國的情懷。時至民國64年4月5日故總統 蔣公崩逝，老人在大殿上為 蔣公立了牌位，自己則默默在祖堂裏誦經追思，並帶我到國父紀念館瞻禮 蔣公的遺容，當時老人舉止令我感動。又那時基督教人士，藉蔣公之德行，大肆宣傳基督教。老人是當時人也，對 蔣公的素行也有所了解，為了維護我國的文化，及不使事實被抹殺，日夜趕寫蔣公對佛教的態度及貢獻，而在短期內完成「蔣總統與佛教」一書。又最近教界掀起和尚是否可以成家的大風浪，老人為此引經據典，考察佛世時的僧制；佛法東傳中國的叢林制度等，欲為此事撰文以正視聽，老人坐化時，還在為此事撰稿啊！老人非常愛護肯上進的青年學僧，但很卑視佛門的敗類，由此都可說明老人衛教的精神。老人在經濟上的處理，對自己是非常的節儉，待人則做到「精而不苛」四個字。同時他絕不願意讓世人認為出家人是弱者。記得有一天到了文化館，有一商人拿著一張支票正和鑑心師嚷嚷，鑑心師很恐懼向老人述說，老人卻是蠻不在乎的微笑著問我說：「慧嚴！今天如有一場官司要打，你會嗎？」我笑著搖搖頭，老人說：「那怎麼可以？一定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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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行。」老人的立論點是，一個出家人為了僧團，一定要有自衛的能力。這件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老人買了一套沙發，說好是現金買賣。那知那老兄送來的沙發有毛病，老人要他換好的，他堅持只要敲敲打打就好了，並約定日期前來修理。老人即以支票代現金付款，而支票兌現的日期，是在那老兄要來修理沙發的日期之後，那老兄只好拿了支票無可奈何的走了。而期限到，那老兄爽了約不見人影，到了兌現支票的日子，老人囑人以存款不足的方法應付之，那老兄領不到錢自然會到文化館來履行他的諾言了。

老人怱怱的離開了，我們都覺得他走得很突然，殊不知老人已預知時至，早作準備了，只是笨蛋的我不能體會到一年來老人言行的用意，如我能聰明一點，豈肯讓光陰空過呢？是在民國66年的上半年，與老人閒聊之後，他老人家在登上樓梯時，感慨的說：「慧嚴啊！我只是中華民國66年， 今年年底將有大事。」當時我只感到是老人太寂寞了吧！又當年的七月份，老人要我利用暑期到文化館整理館內的圖書，當時我又因學校有事未能前往，老人遂請人將館內的書籍編成目錄，整理就緒。十月份時，與家師同往拜候，老人舊事重提，要我自己不能到文化館，也要找人代替，當時我又藉詞推拖，認為還早，老人說：「慧嚴，組織財團法人的事要快，我可沒有時間等待！」天啊！記得當天老人親自送我們出來，臨上車還囑咐著，而我卻不深思話中之意，如我能體會，將有多少疑題要向老人請示啦？又豈肯輕易離開老人呢？如今一切均已成往事，追念老人，只有善守老人的教誨，做個守本份的出家人。

今夕何夕？暮秋之初，長空渺渺，我心憂憂。

臨流太息，溪聲向遠，風雨如晦，冷英飄起。

憶！師公東公老人，於去歲仲冬寂世，無常消息傳至，奔喪歸赴祖庭，悲愴哭號，心傷神摧。雖曰沙門佛子割愛捨情，固知盛衰之理，亦喻生死齊觀，然無情正是有情，豈能忘情乎？遞遭親故之別痛，更悲正法之凋零，焉有不泫淚隕涕？

復憶今夏數次回館北上，瞻顧老人寢居。雖景物依舊，而音容見違，白日光匿，茫茫蕭索，入夜倍覺蒼涼，廊下無言獨坐。綿思悱惻，感多不寐。

悲夫！恨天涯夢短，愁腸與誰訴，為文嗟悼，憮然永嘆，哀弦歇了，餘音更苦。……

東公上人係早期來臺法師，我常親近的一位大德。比聞老人家坐化消息，如同驚悉道安老法師往生一般，自然無限感傷。法運垂秋，佛門黯淡，一位畢生致力佛教文化高僧，於今示寂，念及法運前途，兼懍人類浩刼，我屬障深慧淺俗子，哀悼心懷，實屬情所不免。但觀上人來去自如，自由自在，因地果位，自異常人，除高僧傳增續新篇外，祈禱上人乘願再來，為五濁惡世，沉淪眾生，作苦海慈航！

依我愚識，對上人崇敬讚仰多端，概舉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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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年二月十五日，我在寄居地美國休士敦得到 東初老人的噩耗，距離老人的治喪典禮，業已過期多日。聽說要出紀念冊，以我與老人的關係，在震驚悲悼之餘，應該有幾句話說。可是我現在病中雖有千言萬語，思想不能集中，不知從何說起？

首先我要說的，人為什麼需要修行，就有一句常說的話是「了生死」。每一位修行人，生死是否己了，多據末後一著為準。而末後一著，種種不同。據聖嚴法師來信說：老人於去年陽曆十二月十五日午後六時四十八無疾坐化，五時左右沐浴後上樓，六時三十分尚與王居士通電話，四十五分即捨報示寂，留有遺囑，交代十分清楚。就這幾項，可以斷定生死已了，修行一場，尚何遺憾！

有人說你們信佛的人，諸事附會。由現代醫學知識看來，腦病突然死去的，不知凡幾，都能解釋到學佛有得嗎？我說：這要看他本人平日的行持，與臨時的態度，像東老人宗說兼通，屢主大剎，在平日已為人所不及。無病示寂之前尚能打電話留遺囑，豈是可以冒充得來的？一般因腦溢血而死的人，平日既無修持，臨時手忙腳亂，自不可相提並論。

其次再說，老人與我的關係，可以說舉不勝舉。我們在大陸上並不認識，到臺灣後，老人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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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在北投法藏寺閉關，但仍不忘弘法，一面辦著人生雜誌。那時我尚未衰老，常給各佛教雜誌寫稿，老人託菩提樹雜誌朱時英居士示意，由此我在人生雜誌長期有稿發表，後來我時常寫稿，提倡影印日本大正大藏經。老人慨然響應，因而組印藏會，卒使日本大正藏影印本流通海內外八百部之多。這是犖犖大者。至於我們個人往還，尤多可述，老人由法藏寺出關後，即在新北投溫泉勝地建築中華佛教文化館，美輪美奐，平地樓臺，我每年必到數次。而我則住在台中市，老人每年亦必到台中數次，住在慎齋堂，必到我家坐談（移晷）。那時我已時常患病，老人必深談苦空無我的道理，並有時資助藥費。有一天我偶談及受戒需要海青，老人立命製僧衣人製成見賜，後來我就穿這件海青，在台中慈光圖書館從上證下蓮和尚受戒。（名曰千人戒會）

老人之益我，又豈止一衣之微而已？

老人著作等身，並影印佛學古籍多種，流通甚廣，諸書多由我作序，或在佛刊上寫稿，解釋大意，幾於每月通訊。前年我赴美國，本來未向任何人告知，在美突然收到老人來信。我雖不知老人從何處得到我的通信處，但其關切之情，更為可感。後來聖嚴法師給我信裏說：老人已來美小住，現在回臺灣，將來可能往返兩地，這時我也有事要回臺灣一行，因病未能實現，但老人如來美國，晤對之期亦近，不料竟有此奇變。綜計老人一生，道德學問，允為佛門翹楚，尤其領眾焦山，與歷代祖師，同一規範，這事與其他各事我僅聞而知之，茲不贅敘。現在只寫個人離合踪跡。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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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大師證道歌有兩句話：「大千世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試想一切聖賢，既如電拂，我們又從甚麼地方，窺見老人真面目呢？

自從洛杉磯念佛會中獲悉東老圓寂消息，嗣悉其高徒聖嚴大法師自紐約專程趕回，猶如普通社會孝子萬里之奔父喪，師徒道誼親篤如此，殊堪稱讚。茲又奉聖嚴、聖開兩位大法師寄下其先師東老人事略，拜讀之餘，發生感相如下：

老人學行，超越出眾，深深影響及其高徒聖嚴法師留日深造。弟子於拙著「佛教哲學與中西文化」中，曾經寫到：嘗見有稍窺禪學皮毛者，藉口於超因果或罪性空，便錯認戒為枷鎖而打破之，任意放縱，墮入罪惡深淵。菩提樹雜誌二○八、二○九期載釋聖嚴記留學日本一週年有云：「我曾問過一位越南比丘，日本和尚結婚吃肉，你們越南比丘覺得如何。他答得很妙，我們是來學日本人研究佛學的工具和方法，不是來學結婚與吃肉。……自然我很羨慕越南比丘，不用以勞力在日本賺取生活費，可是他們未開留日結婚的風氣，更是敬佩！我國比丘可不同了，有第一人開了風氣，此後來的，便會失去國人的信任。……可見我們既不便被日本的現狀所同化，日本的佛教學者，也無意要我們變為日本化。甚至有一位我的日本好友叫做三友苔雄，……我們去他寺院拜訪兩次，每次都使他的全家動員，為我與淨海法師準備茶點與食物，特別是精進料理（素食），忙得他的母親、弟弟、妹妹，在臺所（廚房）裏團團轉。我們說過意不去，他卻說：你們是真比丘，我們只是名字比丘而不持比丘戒，相當中國的居士，所以應當請你們來供養。另一位駒澤津大學的副教授佐藤達玄，他教的是戒律及中國佛教史。我則請他教我個人的漢文的日語讀法。今年答應教我巴利文。他看了我寫的戒律學綱要，雖不全懂，卻很佩服的說：我們研究中國戒律，卻不持戒。日本的戒，根本不行。」按聖嚴淨海兩法師在日本留學，持戒精進，不隨俗浮沉作中流砥柱，誠堪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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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比丘不持戒，居士想更不持五戒，是其佛法整個名存實亡。但有破戒比丘還國，竟說，日本雖無佛寶，僧寶，但法寶獨著，無戒行，尚說得上法寶，未免可笑。破戒者，尚在說般若思想，說湼槃思想，說佛教思想，我真要為之流淚痛哭。此是中國佛法走下坡的時代趨勢，……尚祈持戒精進如聖嚴淨海兩法師能起衰而振之！（參見拙著三三五頁）

日本佛教徒，大部是在做地獄種子，真乃佛教之污辱，現今國人尚有擬仿效之者，何其墮落之甚耶！若嚴嚴法師者，處污泥中而不忘師訓，真乃妙蓮華香。

東老精神永光，聖嚴法師前途永昌，隆紹佛種，堪為中華佛教放一異彩也。

佛陀創教先自度而後度人，針對生民之疾苦以智慧療迷障，以六度決三毒。傳世兩千五百餘年，而風行全世界。自東漢明帝佛法入華，與傳道而三，而晉唐宋代有聖僧顯世。三寶之智德超越殊俗，蓋與孔老殊途而同歸。是為三教悉說之由來。亦教傳後道或佛並稱，或「先佛老而後返諸六經」之原由所在。傳說現世淑世道說無為出世，而佛法則由世間法以推其離世間，慧能大師所謂「佛法生世間，不離世間覺」者即世而出世從「真如」悅之最高處以俯視三千大千世界，悟得空間之永恆淨樂，時間三世亡流轉，此殆為傳道所罕出者，唯佛性法眼始能採其奧義。故歷代聖僧修道，無不「先自善成，而後導他人至於善地」，度化眾生至於十地，是為「善導」。苦海無邊，法輪常轉，離苦得樂，同登彼岸，此修道至於聖賢位，為眾生之導師者。民國以來，非所多見，有之則東初法師其人，堪稱近代華僧之翹楚焉。

吾與東初法師同庚，習佛亦同始，而來臺三十年卻甚少親近機緣，但其所著論，每為二撃節嘆為觀止。學貫中西古今，精參三學其人雖已登樂界，其學足以使後學開悟𤗃世啟人，為中國文化增光。尤其三年前讀過所著「中國佛教近代史」，使我感到取材豐備，條注清晰不愧為傳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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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清末民初以來之中國佛門諸賢，乃可藉以永彰其光，而免湮沒矣。忝為中佛居士會之一員，略知佛法六十年來多有機會為當代大學青年講論中國印度佛學之卓越傳統。亦嘗為青年推介近代中國佛門思想之傳遞與賢哲，而東初長老之志業，將共名山同垂不朽，可斷言也。

東初長老於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無疾坐化於臺北佛教文化館，接其法嗣聖嚴博士函索紀念文字。以俗務羈身，無以為專文，僅略抒所感以為獻言。聖嚴法師學有大成，弘教遠及西方各國，講學美國，甚慶東初長老慧命有續，爰附及之。

江淮流域，為中華文物富庶之區，名山勝景古剎林立，海陵位於其間，以得天獨厚，每多發心修行之士，故代有高僧。寶島往已有圓寂之智光長老，近甫坐化之東初大師，均籍江蘇泰縣，即古之海陵名邑，當代佛門之龍象也。二尊師資相承，先後住持全國名聞之焦山定慧寺。東大師俗家與予同居於縣之東鄉，相距最近，當其住持焦山時，余適長蘇省軍法於鎮江省會，以誼屬同鄉，每當週末或例假，常一葉扁舟，渡挾江而參訪（焦山位於鎮江之江心）山有法會，均承邀參與，憶昔太虛大師蒞山說法，亦蒙邀往，乃得親聆開示，惜以公冗，每多匆促耳。歲丙戍，予丁內艱，蒙法施普佛，一堂數百人，均係坐禪大德，道場誠靜莊嚴，為生平所僅見，其時匪特不受供養，轉而素齋相待，叢林古風，實堪敬仰。大陸淪陷，予以立法委員隨政府遷台，而東初大師亦移錫台地，組織中華佛教文化館於北投，矢志宣揚佛教歷史文化，為慮佛教史蹟之淹沒，首有中華佛教史蹟之編印，是編曾搜羅全國名勝古蹟，寶塔伽藍及中外名家珍藏有關敦煌、龍門、雲崗、天龍山、麥積山、南北響堂、駝山、玉函山、凌雲山等古窟之古代雕塑繪畫佛教藝術作品，攝影彙刊，另附百年來中亞探險所發掘之古代各種語文經典，與夫佛教歷史文物之流沙遺珍，用以發揚光大，昌明象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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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色頗多，實為前所未有之創舉；又為發揚佛教藝術，復搜集歷代名家珍藏佛像數十幅，影印上下兩冊，誠為希有之珍。唯其最有裨益於此時此地之眾生，而又具久遠價值以利大陸未來之眾生者，厥為獨立負荷影印大藏經之重任：計正藏精裝五十五鉅冊，平裝一百一十冊，內函二千二百三十六部，九千零六卷，都五萬四千七百七十八頁，預定兩年半出齊。時值大陸甫經淪陷，世局紛亂，欲於此期間，印行卷帙浩繁之全藏，其不易可知，唯大師竟能於極短期內刊印圓滿，如所預計。於全藏出版後，又復影印續藏四十五鉅冊，亦能如預期出版竣事，其處世之艱，發願之宏，任事之敏有如是者。方其全藏印行圓滿，曾以一部贈與緬甸友邦，此不僅嘉惠彼邦佛子，亦所以加強國民外交，其愛國遠識，於此可見。初予所約藏經，僅正藏一部，發願閱畢，擬留贈桑梓之寺廟，大師知悉缺少續藏，復以所餘續藏併入正藏，助成全藏留贈之善願，且於目錄卷首共同為跋，庶後之閱藏者，知此一段因緣，其重視宏揚復如此。他如禪學大成、教乘法數、釋迦如來應化事蹟、淨土十要等書，為書坊所不多見者，亦均付印宏揚。大師畢生著作等身，其為社會所重視者，如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均已攝入中華大典。良以古代中印交通，無論水陸兩道，皆極為艱苦。其險難重重，千百載下，猶聞之心慄，而過去大德猶毅然西邁以求經，溝通中印文化，奉大乘佛學思想東來，使成為安定社會之柱石，可謂豐功偉績，空前絕後，後之治交通史者，焉可忽之。今日寶島之能安如磬石者，捨宗教精神之維繫，曷克致此。而中日佛教史，敘述我國秦漢以後，歷代遺民東渡扶桑，直接影響大和民族文化之形成。迨唐宋諸代弘法高僧之傳入佛教，更是一人之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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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千古，日人之固有神道信仰崩潰，佛教成為國教，至今弗衰。大師另有如中國佛教近代史之著述，讀之不僅使人瞭解大陸淪陷前佛教之盛，亦可知悉最近大陸佛教備受摧殘之跡，就史學眼光言，亦為經世之作，大師對復興佛教亦深懷卓識，其復興佛教六要曰：「開誠信、杜私心、建制度、興教育、廣財源、選賢能」允為當務之急。月前對港傳佛教討論僧侶結婚等問題，則頗致慨嘆，謂「此議匪特不能改進佛教，轉而阻礙文化之進展，大與國策相違」。大師遇事輒主究竟，曾告予：當其法嗣聖嚴法師東渡留學臨行前，特勗之謂：「莫以能得學位為已足，希能成一道地之宗教家」，蓋望其努力進修，能得一切智者，即身證果，方是學佛之最終目的。嗣聖嚴法師學成歸來，乃不敢自安。旋遠赴美邦弘法，諒能潛修實證，以達大師教誨之旨，名師高足，相得益彰，可謂為近代高僧史中一段佳話。值此避難海隅，大師不欲與聞外事，於個人禪定修持之餘，多以著述自遣，除上述各鉅著外，尚有民主世紀的佛教、佛教文化之重新、佛法真義、般若心經思想史、地藏經概說等，業已付梓，聞仍有正在編著中者，方期常住人間，領導群倫，今竟無疾而終，天人失仰，可為浩歎！爰為偈曰：

我聽了這個消息，就像晴天霹靂，天哪！他昨天六點鐘還和我在電話中聊了有半個小時，怎麼這樣快就去了哩。佛說人命無常呼吸間，真是一點兒不錯！

論關係說，我應立即趨車前去，但一來因在夜間，二來因我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看到那種情形，怕會影響到我的病情。馬上搖電話給在智光上夜班的妙然法師及若虛，希望他們能抽空走一趟，妙然法師處理這種事經驗和能力都比我強，有他去比我去更合適。

這是違反友情的自私，但也確是事實。

東初法師的入滅消息雖有點突然，可是我的心情卻異常平靜，因為他是無疾而終，安然坐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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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死法，固是學佛的人在一生勤修中所企求最後的願望，也是社會上一般人所渴想得到的一種死法，這種死不但身無痛苦，同時也表現了死者一生善良的行為。

人類最終和未來的結果好壞，決定在現實行為的善惡，古來高僧大德有坐化、立化、臥化、倒化固是表現了死的自由自在，更表現了他個人高度的修為。東初法師的無疾坐化，證明了數十年修為的深度。因此，對他突然的逝去，說句老實話，我並沒有多深的難過感覺，相反的，我還慶幸他死得太好了。放眼當今之世，不管是過去或未來有幾個人會得到他這樣的死法？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是不足惜，也不足哀的，况修為如東公者，早已看破了死之一字！東公！你雖是佛教的歷史學家，但也是宗教兼通的大行家，我對你死的想法和說法，你可同意嗎？

在大陸上我們雖是相知，但交往頗疏，可是到了臺灣後，情形可不同了，你因為看不慣當時善導寺那種尼姑高坐，比丘一旁陪坐的情形，每日三餐都到覺世來接受供養，談天論道，有時晚了，即與「老僧抵足而眠」。後來你雖然搬到北投法藏寺掛單，可是和覺世仍結有不解之緣，往來頻繁。

你熱衷於佛教文化，在大陸時除經常向各佛教刊物發表高論外，還首創中流月刊，宣揚真理，普化人間。你來臺不久即念念於佛教文化，在那種人力財力極艱困的情形之下，發心創辦人生月刊，我記得那時你連永久棲身之處，都還沒找到呢。

人生創刊號是由當時的圓明法師伏在覺世的櫃檯上編起來的。所有經費都由佛教大護法張清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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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全力支持。這一刊物的出現，給臺灣佛教帶來了無比的生命力，後來各種佛教刊物的相繼問世，多少都受了人生的影響力，這是你在逃難中對佛教的第一大貢獻。

民國四十四年，清揚居士因受蔡念生居士刊在中國佛教一篇文章的影響，打算發起影印日版新修大正藏，那時因我與你同住在北投法藏寺，清揚居士乃商諸於我二人，問印藏之事是否可行，謂此乃佛教一大盛事，必須集思廣益，方可有成。當時你與我二人同聲鼓掌贊成。於是由清揚居士寫信給念生居士響應其印藏之議，並促其北來共商大計。當時決定三項可行之策：一、先由清揚居士挨門逐戶的去請有關各界名人，及政府首長簽名贊助。二、再由清揚居士面請當時擔任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襄助向日本洽購原本大正藏。三、聘請佛教及社會聞達組織印藏委員會。當時佛教文化館正在擬建中，尚未興建，由清揚居士提議，印藏既屬佛教文化，那末在印藏委員會上面應冠以中華佛教文化館字樣，以示名實相符，當時雖有少數人不表贊同，但以主動發起人提議，也未遭致表面化的反對。

清揚居士以為印藏非短時間可以完成，印藏紙張可能在中途受到物價的刺激，而影響印藏的速度，甚至因購紙力缺乏，而告停頓，豈不貽笑中外。乃數度由你召開委員會籌集資金，預購全部印藏紙張儲存，結果除委員李子寬居士以善導寺名義，預購二十部藏經（成本計算）外，一無所得。清揚居士焦急萬分，最後為顧全印藏委員之聲譽，及大藏經能克期完成，乃獨力籌資新臺幣三十萬元，購儲全部印藏紙張。這是印藏會一件趣聞，也是一件秘密，中外佛教人士鮮有知者。藏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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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所有存藏、及盈餘款項，悉數交與文化館全權處理，這次合作印藏，可算是你對佛教第二大貢獻。

東公！你對我國佛教文化有特殊貢獻，二十餘年的伏案寫作，除完成了有關佛教史的三部巨構，還有其他的佛教論著甚多，實在功不可沒。現在你指定的繼承人聖嚴法師打算把你的全部遺著搜集成篇，流通中外。將來因讀你的遺著，由發心而學佛，而成佛，將大有人在哩！

這是你對當前佛教第三大貢獻。佩服！

東公！你知道吧，你這次做了一件大錯特錯的事，就是把我拖進你的遺囑裏，使我慚感交集：感的是承你的抬愛，謬以為我是可信任之人；慚的是因我健康的欠佳，對你在遺囑上的交代，可能不能達成你的願望。可幸的是你有一位學養兼修的法嗣，聰敏才智，超越常人，由他來經略策劃，必能滿足你最後的遺命。希望你在常寂光中準備笑迎你遺業的問世罷！

東公！有一件事，我非常納悶，那就是你既有偉大的志願，又有雄厚的財力，為何不在住世時完成那些所謂佛教文化、教育、慈善等的各種事業，必要在寂滅後，交由後人去完成你的志業呢？是不是想給繼承人一個孝心和才智的考驗？還是你本身魄力不夠？如果說你的魄力不夠，我絕對不信，因你隻身來臺，能攪成今天這樣局面，豈是缺乏智慧魄力的人所能獲致。要是為了考驗後人的思想才智，當然也不無道理，但是，你可曾想過，如果單是為了考驗後人，而放棄事業的即生成就，萬一繼承者能力不够，而無法實現你的遺志，豈不雲山空望，遺憾永世？此我所以百思不得其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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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公！你知道吧？你常常打擾我的晚餐時間，我有時剛剛舉起筷子，忽聽電話鈴聲，我抬起左腕一瞧，正好六點，我猜一定又是你打來的，於是我放下碗筷，趕緊拿起聽筒，只聽像蚊子似的呻吟聲斷斷續續地傳來（每次多是如此的開玩笑），怎麼，你病啦！要不要打電話到美國叫你徒弟回來，我也開玩笑似的戲謔一番。一來一往的玩笑以後，便是一陣哈哈大笑地打開話題，東南西北、上下古今，聊個不休，最少也得三十分鐘，才說再見。

不過，我們在剛開始時互談幾句玩笑話，玩笑過後，都是正經八百的討論有關佛教應興應革的事宜，你在近幾年來在各刊物上所發表的文章，大多經我們在電話中討論過的。如你在入滅前寫了一篇討論白聖法師改革佛教的一文，曾經在前幾天的晚上在電話的長談中談論個好幾次，可惜尚未完稿，希望你的哲法嗣聖嚴法師根據你的原意把它續完。我很想在每天下午六時再聽到你長談電話，可是機會再也不會來了。

東公！我曾經為智老人的事，基於正義感，與你發生一點小小誤會，減少往來。後來你訪問印度回來，帶給我一些恆河之沙，萬里情誼，彌足珍貴，從此我們又恢復了昔日的友情。由此也可見你的胸襟是多麼的恢宏和廓大啊。

我很想多寫點東西來紀念你，但是拿起筆來不知從何下手，我想這也許是我們交情太深的原故吧？

每次，東老法師需要我幫他辦點事情，就管我叫「秘書長」；

每次，東老法師需要我陪他出外走動，就管我叫「侍衛長」。

因緣不可思議，佛教注重因果強調因緣。恩師東老法師與我，是不是真的有緣，我無法知道，總之，這份緣來的偶然，去的突然，望風懷想，能不黯然？對於宗教信仰，我的看法是有信仰終比沒有信仰要好。宗教是利他主義的，因此，從來不排斥任何正當的宗教。但是，說也奇怪，在我認識的人中有天主教的神父，也有基督教的牧師，難道他們就不歡迎我參加他們的行列，成為他們的同道，而設法勸我受洗嗎？可是當我第一次到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拜見館長東初老法師，主要的是希望向他請教一些關於佛學方法論──因明學的問題，東老法師接見我時，就像是一見如故，上下打量好一陣子，什麼也沒有說，僅僅問過姓名，即不曾徵求我的同意，竟為我說皈依，皈依佛法僧三寶，此即是我正式對佛教信仰的開始。我出生在浙江鄉下一個舊式的家庭，一向尊敬長老，凡是年高德劭的長者，在道理上為我所作的一切決定，多半是順受順從而很少違抗，就這樣我連佛教究竟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糊裏糊塗接受了東老法師的加封──法號聖文居士。於今十七、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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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光過去了，師父也離我們而去了！音容宛在。在這段不算短的歲月裏，慚愧未能完全遵照師父他老人家的教導，看透放下，專心於佛學的研究，但也多少看過念過一些佛教的或關於佛教方面的文字，現在，由於師父東初老和尚的無疾坐化，說走就走，我真的不知道佛教究竟是什麼了！

在我的感受，東老法師乃是一位莊嚴，脫俗和慈愛的長者。許多年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老人幾乎成了我家常客，天不亮，門鈴響，準是師父老人家光臨。往常每遇颱風過後，總會邀我陪他到處看看，老法師悲天憫人何其慈悲！去年九月臺北地區因強烈颱風帶來連日豪雨，路坍山崩，老人知道我腿部濕疹行動不便，颱風一過境就迫不及待跑來看我，當他發現整個北投到處淹水，道路變成河川，房屋變成水池，而我家卻安然無恙的時候，老人非常安慰，口稱佛號──阿彌陀佛！平日我跟老師說笑慣了，便向他誇說我是白蛇傳水漫金山寺的法海和尚，老人笑笑，說：「法海和尚有什麼用？老佛爺的房子都被水冲垮了！」老人告訴我文化館後山的圍牆被冲垮十多公尺，山洪挾泥沙直衝入佛殿，地上污泥足足有一尺多高，唉！去年一年老法師有許多不順心的事情發生，這或許也是一種不祥之兆吧！

萬法隨緣法，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東老法師親自主持農禪寺文殊菩薩開光，大概是去年四月間的事，儀式簡單而隆重，那一天傍晚，老人顯得十分高興，電話邀我立刻上文化館，說是他一時心血來潮，想起一句上聯，命我續撰下聯以對，老人的上聯是：效百丈家風百丈不吃，（按百丈禪師當年倡導一日沒有工作，就一日不吃飯的一派宗風，自是千古佳話，東老人對今日社會頹靡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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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作唱然長嘆歎，想必是要以身示範力挽狂瀾因而特別創立農禪寺務農為生，聞揚百丈精神）。承老法師厚愛，說我很有智慧也很有福報，實在的，我是智慧沒有，倒有點傻人傻福，每當我遇到什麼難題，總會有股莫名其妙的內在靈感的衝激，與外來的一種不可思議的事物的暗示，一次一次幫我渡過難關，就以老法師突如其來命我對對子這件事來說，正當老人出題目給我做的一剎那間，我即刻聯想到老人，多年來陸續送給我的許多老人自己的著作，像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及蔣總統與佛教等，正如東老人在民主世紀的佛教、佛法真義及佛教文化之重新的自序裏所說：「我愛我的佛教，更愛我的國家！」東老人是一位愛教愛國的一代高僧，我只是皈依東老人名下的一位在家弟子而已，靈機一動，今日清晨不是參經查閱維摩詰經之入佛不二法門嗎？情急智生，說時遲那時快，我便順口接上一句：傳維摩教義維摩無言。老人聽了又看過我隨手寫好遞上的字條，並沒有作任何的表示，只是說：「好了，對好就好了」意在言外，意在言中。老人並且趁機會開示：「事來就做，做完便了」。不一會，東老人拿過一個熟透的芭樂，一擗兩半，一人一半，話題從此叉開。半個芭樂尚末吃完，老人突然問我是否學過念詩作對什麼的，我也學老人賣起關子，笑笑，故作維摩居士的默然。於是老人要我為農禪寺寫一副對聯，恭敬不如從命，沒奈何只好獻醜，用東老法師與農禪寺的名號，勉強拚湊一副對聯如下：僧號東初東渡蓬萊歡天喜地萬民瞻佛日初出，寺名農禪農墾大屯滄海桑田百姓悟湼槃禪機。老法師質問我為什麼強調滄海桑田？我回說是尋常百姓嗎？老人神情肅穆，似乎有許多許多的感慨！要我快點寫好送去農禪寺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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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老法師除了喜歡講「做大夢」這句口頭禪以外，有時候也常常念「個人事個人了，自己吃飯自已飽」。對於金錢與學問方面，老人有他自己獨特的一套理論，對金錢的態度是：口袋裏要有，腦袋裏要沒有，如此，則不生煩惱，能省則省，當用則用，自利利他，皆大歡喜；對於學問的態度是：腦袋裏要有，嘴巴上要沒有，如此，則免遭非議，水到渠成，實至名歸，自助人助，功德圓滿。東老人自己正是這樣的高人和超人，表面上與一般常人沒有不同，實際上一般常人卻無法和他相同。這不正是平凡中的偉大嗎？我曾多次陪侍老人走訪臺灣各地佛教寺院，最後一次是東老人七秩華誕，也就是老人圓寂的前一個月，我們搭乘飛機去花蓮天祥一帶遊覽，這次出門，老人特別興奮，竟一反過去的吝嗇，出乎想像的大方，每到一個寺院，總是千兒八百的布施，最使我難過的，莫過於老人所作無想布施，而推說是方甯書居士供養的，現在想想，是不是老法師己經預感到他將往生西方。唉！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已故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東老法師，在大陸是名山古剎焦山寺的方丈，戒律極嚴，對待他的法嗣徒子徒孫，就像他經常拿在手中的手杖，冷冰冰，陰沉沉，兇狠狠！老人、手杖，望之無比威嚴，冷若秋霜；即之無限慈祥，如沐春風。文學博士聖嚴法師是繼承老人的大弟子，留學東瀛、弘法美加，老人扶杖千里萬里，前往東京紐約，尋訪期勉，為的什麼？聖開法師，環島行化，住錫士林，老人亦曾驅車策杖，往訪示教，為的什麼？玉不琢不成器，匠人的剉刀，老人的手杖。且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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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個個高等教育，人人成材成器，中興以人才為本，嚴師出高徒，東公老人耐一生寂寞，唯一的願望是：佛教的中興，和國家的中興。

以東老人主觀條件與客觀環境而論，很可能及身而成，做出一番赫赫功業，但他沒在積極去做，天也？時也？命也？也都不是！他似乎在等待什麼？老人念念不忘，特於自書遺囑中一再強調要發揚佛教教育文化事業，於今老人圓寂未屆週年，他的繼承人聖嚴法師，先有與美國佛教會合辦譯經院，以普及佛教文化；繼而接掌中國文化學院佛教研究所，以提高佛教教育。譯經院與研究所工作的進展，出乎意想不到的順利，是不是東老人在冥冥中加被呢？東老人知道，聖法師知道，我卻茫然！

我與東初老法師第一次見面是在臺北市成都路覺世文具社，那似乎是民國三十八年間的事（那家文具社就是今日覺世旬刊的前身，那時候由張少齊老居士經營，後來搬到中山北路才發行覺世，最後讓渡給星雲法師接辦），我是去拜訪張老居士的，卻邂逅了東初老法師，我知道東老是鎮江焦山某寺的方丈，是一位學德兼具的高僧，使我欣喜不已！

後來，聽說東老法師在新北投法藏寺掩關，我也曾數度前往叩關請益，那關房好像建在地下室，（其實北投建物依山而建，地上地下難分）叩關的人都要從樓梯上下去，東初法師從關房內打開那小窗口，叩關的人，只好在樓梯板上坐下來聆聽他的開示。

我去叩關多是為了接辦「覺群」和創辦「覺生」後，想從東老那裏請教一些辦佛教刊物的經驗，因為他雖然人在關中，卻主持了三十八年創刊的人生月刊，同時，我也要求他為我所編的「覺生」撰稿，可是他老對這方面卻並不慷慨，口頭雖然好好好，卻從沒有寫過一篇文字，也許他正掩關用功，還要為他自己的「人生」撰稿，所以分不出時間來。後來我在四十一年創辦了「菩提樹」，他也很少為我寫稿，直到他的「人生」停辦後，才為樹刊寫了幾篇，當然我是非常重視他老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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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到最近這一兩年間，他的大作經常寄來本刊發表，聽說臨終前一分鐘，他還正在書桌上為本刊撰寫一篇長文，那是他老最後一篇永遠不能完成的文字，使我深受感動，永難忘懷！

東老在臺最大的成就，就是創建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這在臺灣可以說是轟動一時的創舉，今日佛教文化的能屹立、發展向上，無論間接、直接，都受到這一次印行大藏經的影響，雖然，我也是影印大藏經的發起人之一，但我對印經的工作，沒有能幫上一點忙，僅在宣傳方面，除了在拙編的樹刊上作文字上的報導外，在他們組織環島宣傳團經過臺中時，我曾主動為他們盡全力推動，單在一次素宴席上，介紹預約的就有四、五十部。我至今猶很懷念當時佛教四眾弟子團結一致，真能和合無間的風範，如果目前還保持這股力量的話，今日佛教將不僅是外表的美景而已！

談到東老法師的人生觀，似乎一切與世無爭，當「人生」停刊的時候，我曾經請教過他老，為什麼不積極地出山為佛教做一番統理大眾的作略？他只說了「隨緣」兩個字。我當時很不滿意他的這種想法，認為「緣」也是由人促成的，如果他不發心印藏，大家不踴躍響應，大藏經又怎能印得成？如果佛教徒大家都「隨緣」，豈不一事無成？東老法師聽了我的議論，也並不反對，承蒙他老對我處處另眼相看，也一直給我很多鼓勵或安慰，他並不希望我也學他「隨緣」，真使我有點茫然！

但是年齡隨時光的增長，我從試辦「覺群」到創辦「菩提樹」，為佛教文化耕耘了將近三十年，我已悟出「隨緣」的奧秘，終於我也逐漸步上東老「隨緣」的後塵，雖然「隨緣」並未消沉我的志向，但卻消化了許多熱惱！我今後的人生觀該向東老看齊，盡形壽以「隨緣」而作佛事吧！

一襲長袍，矗立如松，第一次看到東公上人是在曉雲法師所舉行的第三次清涼藝展，筆者正服務於會場照顧時的一大清早，來了一個柱杖老僧，風神脫俗，孑然古貌，這就是「玉樹臨風」罷！或是緣亦是我喜歡佛教，愛好歷史，而老法師正是歷史學者法師，因此始終有深刻的印象縈迴腦際，並且遂與老法師有幾次親教因緣。可是現在，具有威儀的大陸叢林風範的長老走了！再也看不到了，一如他打從「焦山鐘板付雲煙」駐錫來台，二十幾年來，默默的伴著北投溪水潺潺澈澈，埋首於佛教歷史學術工作一樣，他默默的走了！對我而言，這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佛教法師圓寂的遺容、葬禮、乃至荼毗……老法師的風貌歷歷在眼前，竟然荼毗了，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可是有情眾生面對這種事相的無言，而如何不惕心凝然淚落，不知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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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老法師，有心於佛教文化之發揚，佛教歷史之研究，屢屢想要指導後輩青年從事整理，幾年來遂常請吾師曉雲上人介紹學生到佛教文化館。今夏筆者師大歷史系畢業，吾師培養子弟青年心切，因此一直想要筆者有機會親近老法師，適時有一位教授寫了一篇「釋迦牟尼佛國籍考」提出釋迦佛應是西藏人而非印度人之新說，寄吾師曉雲上人，吾師尊重老法師深度的學養，高明的史識，遂在一個夏日的黃昏，要我趕忙收拾未辦完的工作文件，衣履整齊，原來是要去拜訪東老法師。山風徐徐，落霞酡紅，夕照猶溫，我們搭車繞陽明山線直趨新北投。老法師知道曉雲法師來了，很親切的從樓上下來，對坐暢談，筆者侍坐一側，恭聽兩老談話。老法師那種安閒瀟灑的神態，開明的學術思想，令人意想不到是七十歲的老人。曉師還與東老談及一些有關英國史學家湯恩比論及基督文化滲入中華文化之討論，彼此見解脗同，一度很有分量之道人道話。老法師還備佳果招待我們。約初夜八時，當我們告辭時，老法師只是頻頻的說：「您們好！您們好！」老人家是不慣用太多的語言，但是那種真情流露出來的慈悲的智慧雙眸，何以至今拂之不去。只是而今而後，再也沒有機會陪侍吾師繞著蓊蘢蒼翠的陽明山道去拜訪東老法師了！

在那次黃昏時分侍師拜訪東老後，不久，為了佛教文化學報第六期之編纂，老法師答應賜稿「佛教變文對中國文學之影響」一文，老法師來電話要我去抄稿前後兩次，並有一晚住宿於文化館。當我靜靜的在文化館客室抄稿，老法師在寮房用功或寫作讀書，偶爾他老人家會下來看看我抄寫，或閒聊幾句話。有一天下午樂觀長老來探望他，原來就是為了美國要想與共匪建交的新聞，樂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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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暑天時，特地跑到北投文化館來與東老法師討論其事。兩老見面，風趣幽默的寒喧，以及對時事國事的熱誠關切，此景此情，真令人欣慕與感動，幾忘身於何所。（其實東老的佛教文化館，以現在而言，熱海旅館環繞其側了！）而恍如置身於林野，面見山僧常對坐之古剎，耳聞目見，雖在俗世中，而實非俗中所可比擬。難怪吾師曉雲上人每每看到虛雲老和尚、弘一大師、倓虛師祖、太虛大師、慈航菩薩等的遺像，就嘖嘖歎道：「我們佛門人物，道貌巍巍，不同於凡響。所謂「僧寶」「僧寶」其如是乎！」

東老法師飲食量少而簡單，晚餐後，在寺前散步片刻，筆者曾在客廳候教於老法師，他經常不是侃侃而談的作知識之灌輸，而是用啟發式的提出一個問題或名詞，開明的詢問您的意見看法，要您回答，逼得您不落俗套客套，說誠實語，有個真知己見出來，他才滿意點頭。有時甚至古人見解隔於時代知識含糊不清處亦破之。他主張多看書，不含糊了事，用心去求得真知實學。當我把稿抄好時，老人家細心的校讀後，要我說出這篇文章的特色用意何在？而結論出：現代學者有關變文的論著雖多，但是此文是站在佛教立場而寫，因此材料雖同，立場不同，行文見解精神自然有別。幾次親教，使我依稀體會到老法師為佛教文化，悲江介遺風，而奮力著作，無有稍轍稍懈者之苦心孤詣。

從此，北投的山間月孤明，清輝流照，老僧已去，岑樓寂寂，而今而後，欲想再有一次侍吾師從文化館拜別東老法師，回返陽明山中，踏夜歸來底微風醉意月光澡心，此情此景，豈可復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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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不可復得矣！來生更何可說！思之心惕悲抑不已，吾師曉雲曾浩歎佛門又響了喪鐘，道安老法師圓寂不久，而今東老又去矣！尤其東老之行，忽聞惡耗，曉師悲咽淚落說：「具佛教學術深識的東老去了！已去了！」

筆者曾一夜住宿文化館，清晨聞鐘磬聲而起，聽到四周音聲濤濤，初以為是大雨滂沱，往外而望，曙光清寂，何來有聲？原來是山間溫泉，多隱流於地而顯揚於外者少，然而是水沸騰清澈，洪音徹遍，這不正如東公上人，避秦來臺，含蓄深藏之行徑寫照，而其遺作足以鼓舞警策後人，尤我佛教徒！然則摩挲手澤，聲響常在，童子延峙，以乞問津，老僧盍不歸矣！

維中華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有五日，方外友東初上人捨報坐化於行都臺北近郊之中華佛教文化館，世壽七十，僧臘五十有七。余方竊愧於聞之不早，禮不先備，愴然者累日，其薙染弟子紐約大覺寺住持聖嚴博士以余與上人過從久，請以一言為記。嗚呼！末法道喪，慧命云亡，故園舊侶，他鄉永訣，其何忍以為言！已而隨諸山長老四眾大德躬與上供之典，禮上人遺像，三十年來，往事歷歷，宛然如繪形之在目，又何忍默不一報耶！慨自丙戍之春，余將執事於鎮江縣府，瀕行，吾父囑曰：「護持佛門，苟非法之所禁，則量力方便，亦所以自植福田，而弘余願，非必以省定為孝也。」余但應命，實未識法味之一勺也。既就事， 上人偕師兄焦山定慧寺雪煩方丈以佛教會事來訪。時上人猶英壯，現偉丈夫相，而豐神朗徹，吐屬雅馴，既心儀之，意其必牗教之龍象也。已仍時一偕至，或與超岸寺住持雨曇法師來，皆以禮接。凡所陳，俱當於理，偶有闕失，則委曲以告，俾符程式，庶遂其所請，初無曲徇之意。夏初，太虛大師來鎮江，僧眾大德數百輩迎供於金山江天寺，省縣諸長官陪焉，余亦代表縣府躬與其盛。今在臺之國民大會代表前江蘇省社會處長鈕公長耀嘗親臨致詞。由雨曇法師任司儀，其餘迎送供張， 上人實綜其任，皆井井，於是而益知 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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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會余偕同寅友二三子遊定慧寺，不令先知，以免款接之勞，比至寺內佛學院講堂，始悉院長即上人也。自維涉世未深，閱人未多，不足以知 上人，儻 上人夙之所積者厚，抑今之所修者深，故一見而遂感被及余哉。越數月， 上人挾其刊發之中流月刊詣署為登記之請，由余司審閱。上人所為文，雖關敷教析理之言，要無悖於吾儒倫常之道。中流云者，蓋取中流砥柱之意以挽久溺之人心為旨。乃敘文報省而如其請，是為余涉獵佛學之始。餘十九年，余讀法華、金剛諸經，又八年，而得廁身佛弟子之列。溯此法益之果，實依中流之緣，蓋無疑焉。定慧、江天諸寺，香火素盛，固不乏田產。丙戍歲暮，豪紳某唆使諸佃拒不繳租，以張其勢，諸寺屢催不得，鳴於縣，召兩造來署調解， 上人等既至，侃侃陳詞，諸佃則匿不應召，乃申於省，主席王公東成誡以租不可賴，但應依二五減租法折計。 上人等感服，而諸佃狡獪苟免，經歲不能決。上人數謀於余，余曰：「盍訴諸法？」答曰：「訴固可勝，奈出家人以度人濟世為職志，何忍出此？」訖余辭職去鎮江，諸佃猶多逋負。後十餘年，余訪上人於今之文化館，言及前主席王公已從奔來，寓北投，去此不遠。

上人曰：「此民之賢父母也，愧未前知。」因諮余為先容，將往禮謁且訂期具齋以為請。無何，公病喘咳，乃相偕視問，比至，公強起為揖，狀殊困憊，旬餘，竟不起。上人每為余追述前事，，輒慨悼。雖一言之惠，終未嘗恝然置之也如此。己丑之春，國罹大難，余踉蹌涉海，與 上人音問阻絕者累歲，洎壬辰多，聞上人已來臺，掩關於北投法藏寺，翌日，詣寺遄訪，互道近履。迨出關， 上人則汲汲籌建中華佛教文化館，邀余佐其覓地，奔走勘選，久不得一當，又聯袂訪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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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管理局主任秘書吳深淼氏，賴吳氏之介，租得今址，剋日興工，年餘始成。歲戊戍，余以休假之暇，寓館治文學，與 上人共晨夕者累二十餘日。偶亦偕步林間， 上人興之所至，輒口占七言近體詩二句，雖多未成篇，然新意軼出，神韻雋然，一若不經意而出，尤令余嘆服。自念束髮受書，躭於吟事，視儕輩之掇舊披新而少所許可。信乎詩本於情，情之淳漓，主於根器，大詩家非人力可強幾。如上人者，未嘗學為詩，設稍分其心力於此，必卓然成大家，蓋夙所秉持者原有以異也。是以館成以來，不以安享而自適，不以靜修而獨善。惟弘法濟眾，倍孜孜焉，大藏經之影印， 上人實為之倡，躬董督之任，歷三年而蕆事；冬令輒施衣放賑，任勞以自樂。比歲，余偶挈家人詣館禮訪，訪必聆其宣說佛理，或以著述見贈，益知錫杖所經，法雨所沾，遐及印度、泰國、日本、美國暨南洋諸邦。旋聞余皈依三寶，莞爾曰：「觀子言行，固早知必為佛弟子也。」上人顧神通之奇歟？觀其安詳坐化，此佛子所謂累世修積而未必可得者，又豈以知余之戔戔為奇哉。或問：上人行菩薩願，證出世果，將重來歟？徵諸上人之弘願偉行，必倒駕重來，度生完願，第視吾儕之福緣以垂迹顯本耳。上人字鐙朗、法名仁曙，以東初為號，江蘇泰縣曲塘鎮范氏子，遜清光緒三十四年丁未九月二十二日生，父春槐公，母氏唐。童真捨俗，禮同縣姜堰鎮觀音庵靜禪老和尚披剃。荼毘，得舍利百餘粒。總統嚴公特題匾以旌曰「弘教揚芬」云。並以誌之，俾史家資所傳焉。

大概是民國四十一年吧，我和幾位軍中朋友參觀北投法藏寺。當時的法藏寺還沒有改建，雖然已很凋蔽，但卻仍顯得十分清幽、莊嚴。

那時，我們年輕，自許為只是「國父遺教」的信徒，認為宗教都是迷信，其他朋友在寺內上上下下橫衝直撞地看了一看後就走出了山門，僅我一人在大殿內留連。

這時，從側殿中出來一位中年法師，身材魁偉，氣宇軒昂，兩目炯炯有光，向我逼視，很像一尊活生生的羅漢。我不禁感到森嚴莫測，木然地向他點點頭，逕自躡足躡手地離開了。

五年後，我開始獵及佛教知識，也學打坐，在打坐中，竟會現出這位法師的幻相。在信佛的過程上，湖北保康的國代黃一鳴先生是我最初的接引人，他帶我參訪各大法師，其中之一就是東老。

我第一次見到東老，就覺得有些像我在法藏寺所見的那位中年法師，但在儀態、風範上卻又逈然不同，而東老則是道貌岸然，平易近人，沒有使人有森嚴莫測之感。

東老示寂了，我看了南亭老法師在中佛革新一號「我與東初法師」一文，才證實：我廿五年前在法藏寺所見之那位法師就是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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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廿年中，雖然我親近東老的機會並不多，由於我的朋友方甯書先生是老人的皈依弟子，他對方先生又十分器重，所以我對東老份外感到親切，東老對我也更多了幾他眷愛。

五四年，八月一五日，甯書陪我看東老，東老垂詢了我的生活情形，並問及我在佛學方面的心得，我說，我留心楞嚴經已有幾年了。他說：「你最好多留心佛教文化史料的搜集，將來編一部佛教文化史，我願提供獎學金。」

那時候，我正在念大二，過去，長期在軍中服務，雖然自知上進，但仍是沒有時間有計劃地讀書。我希望我的閱讀範圍應廣博一點，所以不願意立即鑽進太專門化之佛教文化史方面去。同時，佛教文化史，應以佛學為主幹，以佛教之文學、藝術、音樂……等為枝葉，這是多麼龐大的學問，剛剛接觸佛學的我那有這份能力？

第二年的暑假，印順老法師，因健康不好，已辭卻了文化學院的邀聘，沒有教授在該院開佛學課。同時，佛學研究所自張澄基教授去美，也無人主持，我們幾個對佛學有興趣的同學，就跑去向東初老法師勸進，並且還書面提出了一大堆建議與計畫，如果他老首肯了，我們深信再向張創辦人報告是會獲得批准的。

東老一邊看「計畫」，一邊問我們的問題，後來，愈見他向下看，愈皺眉頭，我們的一腔熱忱也涼了一半。甚至，有的年輕同學，直嚷著快走！快走！我勸他們稍安勿躁。最後，東老講話了；「你們的計劃很好，但是，不切實際，這樣好吧，我們中國還沒有一本梵文字典，我委託你們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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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照樣付給助學金。」我旁邊一位同學悄悄地問我：甚麼是梵文啦？

有的同學已踏出大門，我欠身起立說：「我們希望中國佛教，將來有人能做這一件工作，謝謝老法師的鼓勵。」實際上，我們根本連梵文字母都不認識。東老也起身了，將他的近著「佛教文化之重新」分送了我們每人一冊。

我們到了北投公園，有的提議，坐下來看看老和尚究竟在想些什麼。我們發現他翻印了大藏經、創辦了人生雜誌，提倡佛教文化，甚至主張編寫至今還無人編印之「佛教文化史」與「梵文字典」等，這些都是應做的重大工作。不過，將這樣重大的工作「交給」正在唸書的大學生去做，實在是出的一大「難題」。

我在留學印度期間，東老寄給我兩冊他所著的「中印佛教交通史」，其中一本是要我贈送給印度大學圖書館的。印度的學者們，在這一方面的知識確實遠不如我們，尤其是法顯以前之佛法，經西域傳入中國一段早期的史料，我的佛學教授密西拉先生就說多未曾聽聞。於是，我將東老送給我的一本又轉送給密西拉教授了。

回國後，東老又先後有三次賜齋，一次是我回國後去看他，其他兩次則是東老於民國六○年訪問印度之前後時間。東老這次訪印，除了朝聖、宣慰僑胞，也曾致力使華僧能在那爛陀大學留學，但是，最後還是為印度內政部所阻撓，使原已與該校協商好的計劃遭致擱淺。不過，在宣慰僑胞方面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印度、印尼、新加坡等地對華僑社會都作了數場演講，後來佛教文化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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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老此次之訪問、及演講還出有專輯問世。可惜當時在兩印的僑胞沒有為東老安排向兩印的學術界作專題演講，以收國民外交及文化交流之效是很遺憾的事。

最近四年，我遷來北投定居，雖然親近東老的機會較多，由於太忙，一年也不過多去看他幾次而已，尤其最近兩年，趕譯一百多萬字之印度通史，更少去看東老了。倒是去年七月甯書陪著東老一大早就蒞臨了寒舍，還帶來四套油條、燒餅，「東老，好久未向您請安了，我知罪，我知罪！」我一面迎出去，一面向東老抱歉。東老擺了一擺手，若無其事地說：「不必客氣，我是早上散步，順便來看你們的。」

以後，聽甯書說，東老曾一度想辦佛教史學研究所，並且，請他草擬大綱，要我在中華佛教學院搜集各研究所的組織規章，作為參考。我照做了，但是未提任何意見。我深知東老很想多作點文化事業，只是精力不濟，終未能如願。

去年，北投第二次水災後，我與一位徐先生陪同東老探望秀林新村一帶災區，這也是我最後一次親近東老。

東老自奉十分節儉，即使到了晚年，獨自外出時都是以公車代步。他這樣克儉，所積下的「酵頭」讓他的法嗣去推殿佛教文化事業，成功不必在我，這是東老淡泊名利，熱心佛教文化，熱愛法嗣們的好例證

東老的思想非常開朗、進步，打破了傳統，將遺產委諸董事會，使取之社會，亦用之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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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未曾有之宏規，為中國佛教未來的寺廟遺產之處理，樹立了一個良好的典範。東老是一位佛教史學家，是一位當代高僧，實當之無愧

東老在圓寂前不久，曾要甯書先生陪他坐計程車，在市街與郊區漫遊，藉此大談生死問題。起初，我們尚不懂這是什麼意思。直到東老圓寂了，見他在圓寂前，將一切後事交待得清清楚楚，然後才無疾而寂。於是，我們得解了，是否東老早已知道：此生應化人間，就像乘著計程車漫遊一樣，即使七○高壽，也是那樣的短暫呢！

我常想，為什有的人所言「諄諄」，卻使聽受的人藐藐然？又為什麼有的人是出語鏗鏗然作金玉聲，能使滿座生春？（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佛經結尾時的一句話：「皆歡喜信受，作禮而去。」）這其間一定有個道理，而且應不只一個。

說來幸運，我的長輩與同儕之中，有不少屬於後者。

東初老人就曾在我的記憶匣中留下許多震人心扉的金玉良言。

記得第一次與慧嚴法師至文化館叩望老人時。

經慧法師的引見，老人知道我教國文，遂問道：

我正想向老人一嘆教國文的苦經，只見老人像想起了什麼地眨了一下眼（此後我發現，凡有妙論時，老人都會出此表情），把調子放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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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豎起耳朵專心地聽著，接著老人又說：

見我們都聽得很有道理之後，老人似笑不笑地又說：

這真是峯迴路轉，我與慧法師恍然大悟地笑起來。老人繼續解釋道：

後來話題自然轉到學佛的問題，老人說：

基於這一觀念，老人的著作一向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涉及的範圍很廣，引證的文獻也很豐富，而讀起來的確生動有味。

老人接著說：

這句話正好使我想起，東初老人的話何嘗不也能給我們許多意想不到的啟示？

有一次上山，我與慧法師遲到了，使老人久等。於是我們忙向老人說明遲到的原因，那天偏偏先是有事耽擱，接著車子又難等，且每站上車的人都很多等等。老人聽後，不以為然地搖搖頭說：

的確，因為是長程，我們一時沒有這「習慣」坐計程車，可見我們的腦子，有時是多麼膠著不通。而原來我們經常說「忙得沒時間」，其實是不知如何為自己「買」時間？這正是我們經常疏忽的一點。從這件事，也可體會出東初老人對金錢的看法。他主張一個人固然要知儉省的美德，卻不可以成為金錢的奴隸。

老人很少下山，又忙於著作，但是能知天下事。倒是我們這些從鬧市中心來的人，卻經常是從他這兒知道我們身邊發生過的事的。

這是老人對時下所謂的代溝問題提出的看法。足見老人思想開明，他不會只就一個角度來直指時非，他能以包容的態度來替站不住腳的一方說話。然而對於真正悖理或違反原則的事情，他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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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留餘地的加以指責，絕不妥協。這是每當我們討論時事時，所可領會到的他的兩種態度。他也會毫不遲疑地，坦承他年輕時代的某些觀念上的錯誤。他不啻是在告訴我們，對任何事情的反省與覺悟，是一生中不可稍歇的一件事。

對，專硏，鍥而不捨地專研。我這才發現，自己未曾對自己用過類似激發性的詞句。中國文學的範疇，深廣浩翰，我一向只知自愧為中文系的一員，為自己無法做一首好詩或對一付好對子而裹足不前。經東初老人的一個提示──中國文學裏有許多可資發掘的東西，以及一個詞──專研，我的茅塞頓開。我本不應消極地只知愧對中國文學，我應積極地穩立在文學領域的一隅，肩起鋤頭，專心致志地挖掘下去。

老人能賦予他人一種力量，使人對他話中的提要，能立刻產生可剋期達成的自信。

一個人之所以說話會具有絕對的影響力，我從東初老人這兒至少體會了一個道理，那就是他的每一句話都是他切身實行過的也是他自己切身體驗過的，當然他的話就不再只是一些字句堆砌而成的了。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我皈依了舟山群島──岱山島念母岙，淨觀寺的淨安老和尚。那時師父閉「生死關」已十四年，年紀不過五十出頭，在關房裏，五千多個不見天的日子，把他閉得面容蒼白而清瘦，滿頭長髮披額（第一次叩關，我嚇了一跳），我幾乎以為是鬼魅。後來見到虛雲老和尚的法像也是如此，才釋然於懷。如果師父在世，已經八十多歲了。不過歲月與魔道摧人，也許塔上已萋萋荒草，野煙遍地了。

三十九年五月，離開岱山那天，還到寺裏「護一次法」，然後與師父泣別（師父哭了），於今心頭猶有餘痛。來臺後，客居恆春，首先便打聽佛教消息，那時正信佛法的人極少，來臺的僧伽，多半流散在軍中，有的在各小廟作客，我找了半年多，才和朱斐（當時編「覺生」，後來自辦「菩提樹」）建立關係。四十年，也和住在香山一善寺的大醒法師見了面。四十二年秋，移防鳳山，又拜識煑雲、星雲法師。

我之寫稿佛刊，自菩提樹創刊號開始，第一篇大約是四十年五月號的「論持名念佛的價值」。從那次以後，陸續二十年，與菩刊結了不少法緣。從當初的老名字，到「上官慧劍」，寫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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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黑髮酡顏，寫到鬢霜頂禿。在為菩刊寫稿之時，也為東初老人創辦的「人生」，蓮航法師創辦的「佛教青年」以及張少齊老居士的「覺世」寫。

為「人生」寫稿，彷佛在四十一、二年間，至今依稀可憶者，有「離婚酒」、「自殺者的悲歌」、「評二力室文集」等多篇。確實的篇數已記不清，手邊沒有刊物的剪貼，至今寫的熱情冷了。往日的文業，也像人世一般，就讓「江山代有人才出」，「滾滾長江東逝水」罷！

憶起我第一次拜訪東公，總是民國四十三年到四十六年之間，影像很模糊，是隨煑雲法師去的，好像東公病後，僅僅寒暄數語。文化館祇是一塊地形。想不到，民國五十一年底，舉家竟然移居北投，依人籬下，東公偶然會杖錫到寒舍，示問日常生活。這個時候，「人生」已停辦。

有一天，東公光臨，說要我為他編一套書，因為我當時還有餘暇，便承擔了下來。

那一套書，便是：

這三本書，是東公論文的集結。二十五開，形式平淡，面目無華；它們祇是「書」而已，如與今天出版界任何一本精緻的書來比，是談不到的。這一套書的水平，由東公囑咐而定。現在，東公寂後有遺言，要成立「文化基金會」，傳播佛教文化事業。那時，如果要重印這些書，我企望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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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採高水準精印。今天佛教出版事業，所以為人詬病者，我們敢斷言，就是因為佛教界，沒印幾本莊嚴精緻的書，一遍「佛頭著糞」。也沒有一本用頭腦去設計，去構思的書。佛教界的書，大多數要落後時代三十年。即使是整理過的書，也以謀利為第一優先；即使偶而冒出一兩本好書，也沒人支持。說來未免令人憂傷，以弘法利人的佛教、佛教徒印的書，竟然見不得人，面目寒傖，令人感到不忍卒睹。

佛教界說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雙重人格，令人扼歎！

我寄望於東公「文化基金會」，將來印書，一定要採高水準，定價要平實，絕不可粗製濫造，以佛書高於一切來唬人！也不要靠人情來推銷，這樣會造成佛法的惡性腫瘤，佛法被「人情」害死！老實說，佛教寺廟勢必要走上「社會教育」的路子，每個略具規模的寺廟，都要籌備一個圖書館，平時開放給附近民眾閱覽，自己可兼辦講經說法事業，不要做啞羊僧。但是可悲得很，我發現佛教寺廟偏不愛買書，除了「人情推銷」、「功德助印」，寧願自取滅亡到底！難怪佛書要「人情推銷」，這是因果循環。而且透過「助印」、「人情」取得的書，多半被打入冰宮，永不見天日。我敢說，佛教界印贈的「佛書、佛像、佛刊、法會的帖子」，有百分之五十以上被扔進了垃圾箱。「濫贈、濫印、濫送、濫寄」，這種景况，會使釋迦牟尼坐在蓮臺上流淚！

為甚麼？就是從事佛教文化事業者，以及零星印書的法師、居士們，沒進入現代化出版界的情况，也沒有勇氣、魄力印幾本像樣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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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公老人，是佛教界的學者，是高級知識份子，他老人家生時必然瞭解這種現象，才遺書成立「文化事業基金會」，使後死者，在佛法傳播上接棒，用文字傳佛法於千秋萬世。

東公圓寂前兩個月，我在北投光明路第一銀行候車站等車，忽然遇到他老人家。──雖然近在呎尺，也有七八年沒見面了。老人說：「陳居士！很久沒見了，你好罷，住在那裏？」同時握著我的手。

我說，仍住北投。

「你的孩子也該上大學了？」老人說。

「今年有一個大學畢業，要服役去了。──老人家身體還好麼？」

當時看到老人容貌安詳，走起路來輕鬆、從容，看不出不健康的樣子。我和老人說完話，老人向公園方向筆直走過去，一瞬間，回頭再看他的背影，卻怎樣也找不到了。一條清清爽爽的光明路，一分鐘的時間，怎麼看不到了呢！我心中暗暗玄想：莫不是「老人要走了吧」！我在這條路上搜尋了好久，怎麼樣也看不到東公的身影，祇有悵然上車，直駛臺北。

憶起舊年十二月十七日晚上九點多鐘，忽然接到顧法嚴兄的電話，要我打電話到文化館，問一下聖嚴法師幾點鐘下飛機？我一楞：「聖嚴法師為甚麼回來？」法嚴說：「東初法師圓寂了！他回國奔喪──有朋友（謝守正）要打聽飛機到達的時間，準備到機埸接駕。」

我說等一下。便馬上查文化館電話，接通後，問一位尼師：「東公──是不是？……」我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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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怕誤傳。

「是！師父走了！」

「啊？幾天了！」

「兩天。是突然走的。」

「聖嚴法師甚麼時候下飛機？還有誰接機？」

「晚上十二時三十分。聖開法師去吧！」

我把聖嚴法師下飛機時間通知法嚴，後來我一直等著發訃聞，我以為第二天便會發的，想不到便一直等下去，足足等了二十多天（原來東公遺囑交代不發訃聞，不開弔，不入塔），報上隻字未見。這樣到過了舊曆年，二月十日早上九點多，才到文化館去拜候聖嚴法師。

一進文化館，發現氣氛不對。走過大殿，到會客室一看，靈堂赫然在目，素色輓聯，黃綾輓幅，隨風飄拂。而菩提道上，又凋零了一位過客。我俯身下拜。這便是人生。這就是世界。這就是剎那。這是佛所謂鏡花水月，如露如電。

兩個月前，還相逢敘舊呢。想不到自己的預感會變成懺悔了。

頂禮默禱之後，仰望供桌上，一隻盤子裏，放著東公的舍利，有灰色的，綠色的，比較大；白的如粟米，小而光圓。東公走了，有了這些舍利，對這一世色身，也沒有落空了！

聖嚴法師從樓上下來，寒暄之後，再回到樓上，取下東公生前（十多年前）留給我一封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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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

信上說：

「慧劍居士：多日未見，不知住的問題解決了沒有，深為……‥」

這更是東公老人給我最後的，也是最早的遺言。

大約是民國四十七年初夏，周宣德大居士率領數十位大專學生去北投佛教文化館，聆聽巴壺天教授講演佛學，學生們在聽演講的時候，有一位法師飄逸自在的走來走去，除了自己一生從事學術工作，學有專長（佛教史）外，他曾招待學生喝茶或帶領學生去洗手間。吃飯的時候，只見他頻頻的夾菜給學生吃，後來經人介紹，他便是東初法師，就這樣的我認識了東老。時間過得真快，一下子就近二十年了。二十年來，我斷斷續續的和他親近，瞭解不能算淺，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

一、極力強調要發展佛教學術思想。東老一再的和我說，佛教界若不努力自學術方面培養人才，佛教便會更衰頹下去。他自來臺灣後，學術方面有兩大貢獻，一是影印大藏經，另一是培植了聖嚴法師和其他徒弟從事佛教文化工作。沒有大藏經，臺灣各佛教機構就無經可讀。他的薙染徒聖嚴法師修畢博士學位，得在美國及加拿大宣揚佛法，不久又將在文化學院哲學研究所開講佛教哲學，其意義實比造廟，做菩薩要大得多，因為廟造得再多，遍地即使有木做的菩薩，若沒有學術作基礎，意義是不一樣的。東老在學術方面注重培養人才，還可從其他方面看出來，文化學院成立佛學研究所時，我去問他要佛經，他便立即以一部大藏經相贈。總之，東老不遺餘力的在佛教文化上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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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給他人樹了一個好的榜樣。

他好久就想成立一有待遇的高級佛學研究所，招攬少數講師以上人才，專研佛學。去年夏天他還和我談起這件事，我便是應邀準備第一位報名要加入作研究工作的。聽說他的遺言仍是希望佛教文化館繼起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希望他的遺言能够早日實現。

二、克勤克儉，行布施波羅蜜。東老自己非常節省，一塊豆腐要吃兩餐，他待人卻非常慷慨。他知道有一位居士失業，他暗中接濟這位居士。過農曆年的時候，準備一些紅包，悄悄的塞進那些急需要錢用的佛教徒袋子裏。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東老這一德行卻是很少人知道的。不過，每年例行發放冬令救濟，是大家都知悉的。

三、心胸豁達，惟爭一理。總統 蔣公去世後，東老非常難過，他強抑著悲痛，寫就「蔣總統與佛教」一書，全書細細道來，圖文並茂,情理兼顧，使人讀後不得不相信 蔣公也是篤信佛教的。不過，全書並沒有說 蔣公不信基督教，東老自己也極讚揚基督教，這種豁達胸懷和爭理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四、投身世外，心存家國。學佛的人但求往生淨土，趣入佛國。在修鍊過程中，一不留意，往往有落為自了漢，一切世事不管。東老修道有精進心，一百多粒舍利子就是證明。但他雖投身世外，卻很愛國。自動與緬甸從事國民外交，贈送該國大藏經及自該國接引佛像，這些事都是佛教界所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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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老已往生淨土了，他在精神上留給我們豐富的遺產，但願以他作我們的榜樣，善用和發揚他的精神遺產。

東初法師的辭世，是佛教界的一大損失，因為教界長老中道安老法師辭世了，接著東老又辭世了，我念念要為道老寫一篇紀念文，但至今未能寫成。今東老這篇紀念文，我必須先寫了。

東老在善導寺的紀念會，我那天上課後趕去參加了。後來在華嚴專宗學院的學期開學禮，聖嚴法師以貴賓參加，特囑我為東老寫一紀念文，隨後又在華嚴蓮社慈孝獎學金會頒獎典禮及蓮華學佛園的學期開學典禮會上，兩次遇見聖嚴法師，我一再說明東老的紀念文，最近一定寫就寄上。

我認識東老，約在國四十四年、四十五年，自為東老任發行人，聖嚴法師任主編的「人生」雜誌寫文後，我請教東老的機會就很多了。東老在那時，發行了一本很重要而基本的書，那就是「般若心經思想史」，在自序中說，此書先刊載於「人生」月刊，並在此書中，特提般若心經的人間觀，般若心經的人生觀,足見「人生」雜誌的發行，是有他極深的悲願和深智的，因此，發行以來，很受教內外的重視，我差不多每期有文，有時交遲一點，聖嚴法師也常來信催稿的，今再翻當時「人生」月刊的合訂本，回憶二十多年的往事，不禁生起無限的懷念和感慨。當時有兩種「人生」月刊，東老發行的「人生」月刊，以佛教為主而歸之於人生，香港王道先生發行的「人生」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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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為主而歸之於人生，讀者常將兩種人生弄錯，也常同讀兩種人生，而收交流融貫之益。王道先生早辭世，王夫人在佛教文化研究所，在臺北通法寺，均見過，今聞住聖嚴法師在美住持之寺中，此真是一殊勝因緣，不是偶然的，東老那時，深憫憂患之人生，以佛教正智悲心，創刊「人生」月刊引導人生，解脫憂患，實對宏教救世，均盡了很大的力量。

接著東老潛心於佛學，出版了許多著作，我以為最重要的有三部書，必將永垂不朽。這三部書，是「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蔣總統與佛教」，前二種皆皇皇巨著，如「中日佛教交通史」序言有十二頁，目錄有十五頁，全文八百二十頁，兩書最可貴的，是資料很難找到的，竟設法找到，資料難補齊的，竟設法補齊，真是盡到了「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脚找東西」了，使資料具有特勝，使資料非常豐富，這是一部巨著體現的第一個條件，還有巨著完成的更重要條件，就是東老本於仁惻悲願，在系統化這些資料時，處處見精神，處處見生命，處處見高僧，如何的在關護，如何的在教導這不遠千里而來的學者，仍歷歷在目，宛然如生。

「蔣總統與佛教」一書，則更見精確切要，此書表現了對總統 蔣公的最高崇敬，更指出了像蔣公這樣偉大的聖哲，正因受佛教文化影響，有如此的深厚長久，為國人指出了一偉大學養的型範，這對國人與世人的啟導和受用，將更是不可限量的。

東老唯有如此的深仁大悲，正是易經上說的積善餘慶，果然他的弟子聖嚴法師、聖開法師，皆能頂天立地，卓然獨立於斯世，聖嚴法師並苦學完成博士學位，弘法於日美等國，為當今佛教界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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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彩。

東老自我有大成，又得自強奮發之剃度徒，有非常之成就，實為難能。我崇敬懷念東老，乃遵聖嚴法師之囑，述感以此。

東初法師去世，使臺灣佛教界的長老又弱了一個，尤其在促進佛教文化活動方面，東老的去世，無疑的，是當前佛教界的一大損失；尤其是在最近十數年，東老不僅在推動佛教文化方面的活動著力，自己本身也著述甚勤，在短短的十數年間他出版了幾本相當有分量的著作，「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印佛教交通史」，以及「近代中國佛教史」（上下兩冊）。雖然在內容上不能算是第一流的學術著作，然在我國佛教界而言，畢竟已具備了以現代學術方式談此一方面教史的開創之功。特別是「近代中國佛教史」，深入的評述與分析也許不足，但在史料上，卻是空前的一部佳著。今天在臺灣，要想找第二個搜集有他這麼多的史料鋪敘成冊，恐怕已難多得。雖然以地區而言，他較詳於江、浙、閩、皖諸省佛教，疏於其他各省佛教。然大體言之，對整個近代中國的佛教，各種重要的歷史活動與人物，都已敘述。對臺灣一般年輕的佛教徒來說，不用說，是一部最有意義的教史讀物。對國際上研究「近代中國佛教史」的學者而言，亦是一部必須具備的參考著作。僅就此點而言，東老的著述已經可垂永久，精神不朽。假如再假他壽命十年，相信應有更佳的成績出現。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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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輩中，能以現代學術方式，對佛教史作系統性的表達，除印順法師外，恐怕就要數東初法師了。道安法師雖然亦曾有志於教史，但他因晚年教務活動太多，未能完成專著，完成者僅只有他逝世前付印的大藏經刻印史及史話兩冊而已，距離他自己的理想，不及十分之一。此兩位長老都有志於教史探討，又都在七十歲這個年齡去世，真是佛教界的不幸，佛教史學界之大不幸。

我認識東老，大約是在民國四十四、五年，第一次是怎樣見面的，已經記不清楚了。也許是因「佛是否全能」那場筆墨官司促成認識的，或許更早一點，但不管怎樣，我們的認識，在我說來，印象是不太深的，只不過腦子裏有這麼一位法師的影子而已。

有一天，忽然接到東老給我一封信，裏面亦附一張聘書，那時我正在臺中寶覺佛學院教書，聘書的內容是，請我擔任他的「人生」雜誌主編，聘書上並註明待遇二百元（新臺幣），接到這封信時，我當時楞了很久，覺得很奇怪，東初法師怎會聘我做他的「主編」呢？我除了跟他見過一次面外，從來就不曾來往，他怎會想到請我擔任主編？自己想了很久一直想不出道理。可是不管怎麼說，既然聘書來了，我總有個答覆才是，於是便提筆給他老寫了一封回信。這封信，記得寫得並不十分禮貌，好像當時也受了一些人的宣傳影響，認為東初法師為人太精明，不易相處，於是就無意接受他這種聘書，但又覺得盛意可感，因此並沒有直接退還聘書，只是在信上提出兩個條件。條件是：第一待遇不足，需要在四至五百元左右。第二：主編必需有絕對自由取捨稿子的權力，發行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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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無故干涉，他只能在事先給我一個原則，正式接編時就不得任意過問了。同時並表明自己是湖南人，個性倔強，如事先不講好，等到日後發生磨擦，那就不太愉快了。這樣一封信去後，不用說，東老也就沒有下文了。這是第一次東老邀我參與他的文化工作，以後，我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沒再連繫。四十五年秋，離開寶覺佛學院，去田中辦民眾補習班，一年後，再回到臺北，開始接編覺世旬刊，大約在臺北幾年中，我們才再見了幾次面。民國五十年，我赴日留學，彼此不用說更無聯繫了，只有在給他的高足聖嚴法師寫信時，偶爾問候他。五十六年回國執教，佛教界長老中第一個以盛宴歡迎我的，又是東老。記得那天，他那桌素菜辦得非常豐富，邀請了八、九位陪客，吃飽了飯臨走時，他伸手往我口袋裏一放，塞進了一個紅包，我怎麼推也推不掉，只好敬而受之。回來打開一看，整整一千元，那時一千元已算是個大紅包了。我沒有想到東老對我如此好感，盛筵款待，又贈送禮儀。以一個向來沒深交的長者，盛意如此隆重，實在出我意料之外。記得我把這件事告訴某法師，某法師也大感驚訝，他說：「這真是太難得了，自從盤古開天地以來，恐怕東初法師是唯一對你如此厚重了。從來沒有聽說他對人有如此大方過。」這些話兒是否正講對了東老，當時我也沒去深究，只是彼此笑笑也就過去了。

當然，一個人要人瞭解是不容易的，我們對人的印象，通常都有錯誤多於正確的，特別是一些有獨特性格的人，他的表現總是和一般人不太相同的。東初法師在佛教長者中，是有許多地方大異於常人，他表現一種不大與人合作的精神，給人一種疏離感，即使與他有極深法緣關係的人，也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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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不大多親近他，於是傳說就愈來愈多，真正想了解他的人，一個也沒有了,我在當時也沒想到去了解他，只是接受一些道聽塗說的印象，加上自己的個性，也是不大願意跟無甚深交的人打交道。因此，儘管東老對我如此厚重，我也沒想到應該主動地跟他老多來往，或者再進而多了解了解他，對他這樣一位厚愛我的長者而言，我實在是有愧疚的。

過了不久，長老找我，要我替他看看「中印佛教交通史」裏面一兩篇文章，關於梵．巴文的引用有沒有錯誤，我答應了，可是稿子給我看時，已經要正式上版了，我也無暇多看，所以匆匆閱過，校正幾個字外，就立刻送還他上版。我也沒想到他後來在本文上還會為此事提一筆，如果我知道他要如此慎重，並表明由我負責的話，那我也許就不會那麼快還他，把他這兩篇談梵．巴文的問題，做一完整的處理。因為就東老而言，他沒有學過梵．巴文，僅憑別人的資料轉引，少許錯誤，讀者也不會見怪的。但由我這個讀過梵．巴原典的人來校正，如果還有錯誤的話，那讀者就不能原諒了。所以出版後，我發現那兩篇文章還有些問題時就深感遺憾了。但此事我一直未跟東老說，因為書己出版了，說也無益，如果要求嚴格的話，還不只這兩章的問題，其他各章同樣也還有些問題，我打算有一天如果再版的話，我再一一提出來，給他老做個參考以便修正，而此一心意，一拖拖了幾年，也就無機會提出來了。他曾經亦希望我寫篇書評，不巧，那時初到華岡，又創辦學校，擔任研究所所長，事務極忙，也就無暇動筆，加上意見很多，如果一一寫出來，對再版或許有點好處，在初版上，照我的意思寫出來，實在對他這本書沒有什麼幫助之功，所以也就一擱擱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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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長者要誠敬，對朋友要關懷，這兩點我過去做的實在不够，尤其對東老，我如果不懶散，存一份誠敬之心，替他老前兩本書做一番切實的琢磨功夫，不僅對東老個人是一點幫助，就對學術界而言，也是一點少少的間接貢獻。但是當時就沒有往這一點上去想一想，以一種「不相干」的心情待之，實在是做「人」的體驗不足，沒有盡到敬與愛的後輩之責。

此後東老還找過我好幾次談事，記得有一次也是特別請吃飯，飯後，他鄭重的跟我說，他想將文化館改為一間專研究佛教史的研究所，要我負責，問我願不願意，我因為東老談話，一向喜歡說笑，主意又極多，有時連真假也難分，因此，也就沒有當做一件真正的事來談，只是笑笑說：「好呀！我來當研究員，再替你找幾個人，行政責任我不負，要負除了您自己，要不就請你的高足聖嚴法師修完學位後，回臺來主持。」

「唉呀！那又要等多久了？菩薩格，要做，我們就要早點做。最近一兩年內就把它辦起來。」

他說的很認真。

我就說：「法師！您說起來容易，可是這筆經常開支怎麼辦？每個月研究員的薪水怎麼發？您是只打算培養幾個出家人，還是在家人？要是在家人沒有固定薪水，他怎麼能生活，甚至養家？要辦研究所，就要辦得很像樣，像中央研究院那種研究所的方式才行，只是掛個牌子，買一點書，找幾個人寫一點文章，權充研究心得，那是一百年也辦不出什麼成績的。」

他聽了我這番話後，才略為頓了頓，同時也立刻把興致壓了下去說：「嗯！這就要慢慢進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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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等聖嚴回來，你們兩個慢慢辦吧。」

這是一次表達他的心願和理想的談話，後來好像他還提過一兩次，但因無具體的辦法和計劃，我們也就止於嘴巴說說而已，一直都沒實實在在地真正考慮這個問題。我想，大概還是我從「經常開支」這句話阻止了他輕率考慮的心意。

最近幾年，我又常在東京，彼此又減少了見面的機會，去年，我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出頭幾本後，有一天去看他，並想請他多助印幾部，對我這個工作鼓勵鼓勵。這部書的第一本是「六祖壇經研究論集」，他一拿起這本書，翻開目錄一看，立刻就不太高興的說「菩薩格：你張曼濤三個字主編的書，不能不公平，不能不夠水準。你這本書為什麼選了楊鴻飛的文章，怎麼不選我的文章，我不是也在中央日報反駁楊鴻飛的意見嗎？你怎麼不選反駁他的文章？」這句話一下把我問住了，我沒想到他的文章沒有選進來。當時搜集六祖壇經研究的資料時，我是指示一位助理編輯，把中央日報討論的幾篇文字，全部找來，他說他全部找來了，我忙著資金的調度，應付一切事務，也就沒有用心去看資料了，因為每本書的資料，都是我確定範圍、指示出處，叫助理編輯去辦的，那曉得他找到出處地方了，還會有遺漏。中央日報討論六祖壇經那一陣子，我也是參戰者，自然知道什麼人發表過什麼文章，可是偏偏就不巧，所有參加筆戰的人的文章都選上了，就獨獨遺漏了他這一篇，他好不高興，我只好道歉說：「真對不起，這是我的疏忽，將來再版時，一定把你這篇補進去，我不希望有遺漏，要把這個公案做個完整的交待。」他才緩和下來，然後再怎麼說，他也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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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預約一部，不肯像道源老、白老他們一樣，多預約幾部。從這裏也可看得出，東老還是一個性情中人，喜怒哀樂一一自然，並非如某些人說，他城腑深沉、喜怒不形諸於色，如果他深沉的話，他就用不著在我面前直顯形色，來個擯攛，拒絕預約不就得了嗎？他並沒有如此，這便是他老非常可愛的地方。有話不能不講，講了也就算了，忙不能幫的太大，這也很自然，我了解他的心境，也就不再多說。心想，反正我們來日方長，我會有機會表達我對他一番敬意，報答他一番厚愛的，誰知道這番心意又被自己估錯了。我的書還沒有編完，不料他老竟去世了，而且自那一次見面之後就沒有再見第二次了，這是一大遺憾！

最後的一次，那就是他躺在棺槨裏面小殮的那一天了，他躺得很安詳，就像睡覺一樣，臉色如生，這又可看出他臨終的心境，是多麼泰然，多麼自得。據說他臨終前已作了一切準備，如預知時至，這是相當有道念心境的，以東老平日之作風，一般人是無法估計他有這種境界的，但是他卻確確實實有了相當高的道念心境，這也證明他平日的為人，不是他真正的一面，他有非常愛人熱情的慈懷，但他不輕易表現出來，他非常樂意交往朋友，看重讀書人，但也不願意隨便交往，這使得別人認為他孤獨不合群。實際上，他有看透了這現實一面的表現，也有他讚賞現實一面的表現，所以他善於作事、理財，又善於弘法利生。他內心的友愛如陽光一般，可是就不輕易向別人的窗戶投射。他是一個有主張、有選擇的人，學問雖未成家，然而在現代高僧中，有他這樣成就的亦可說是屈指可數的。特別是在臺灣來說，應是第一流的佛教大德了。

在教界之中，東老是與我有深因厚緣的大德之一。他老人家與我相識遠在他來臺後不久的時候。記得當時時局緊張，出家人大都隱居而不敢露面，幾使人意識到末法之將來臨。至今回憶當時的情景，猶令人心驚膽戰，真不敢相信此種事情會發生在自由的寶島上。那時筆者年僅廿六，血氣方剛，憑著一片護教的熱誠，不顧一切，帶著東老東藏西躲，環遊寶島數日。現在事隔數十年，雖已記不清是那年那月的事了，但那顛沛流離受盡苦難的往事卻歷歷在目。

當時東老僅穿著短褂，在我的嚮導之下，從臺北出發，開始了茫無目的地的旅行。我們從臺北坐普通車南下，第一站是后里。因為后里有毘盧寺，我們想到那兒借宿一夜。當時交通很不方便，要去毘盧寺只有走路去。我們走了漫長的一段路好不容易才到達毘盧寺，沒想到她們竟以不住男眾為由不肯留宿。也許是四面風聲甚緊，她們怕受到連累所致。東老為人向來隨緣，雖被拒絕但毫無難色，還聽她們訴說沒有飲水的苦經。他在此開示她們懺悔，拜願，並且以大陸上的許多事例為證，勸她們多求護法慈悲賜水。我們總算以這些故事「騙」吃了一碗米粉，現在想起來真是有趣。聽說她們四姐妺現僅剩妙本師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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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毘盧寺後，我們拖著無精打采的腳步走回后里車站，再乘車往臺中，而於慈航院借宿了一夜。慈航院位於臺中體育場後面，住持是達賢法師。當時王田的德照法師，養道法師也都臨時掛單在那裏。因她們與筆者很熟（曾經勸她們到臺北請南老到臺中講『金剛經』與『心經』），所以當筆者說明來意時，她們雖然也覺得有點害怕，但在我保證之下，由東老填張流動戶口表，終於得歇息了一夜。當時因情勢惡劣，我們都不敢住宿大寺院，專向郊外的道埸跑。

翌日我們繼續南下到嘉義（宿天龍寺），從嘉義到臺南（宿竹溪寺），從臺南到屏東（宿東山寺），從屏東到臺東──花蓮──宜蘭，邊住邊返，大約流浪了一週。

在車中我所認識的東老是天真而有點孩子氣，且很莊嚴。記得車快抵后里時有人在車內叫賣粽子．東老也許肚子餓了，所以他問粽子裏面包什麼東西，要她打開看看。當賣粽子的把粽葉打開時出現了猪肉，法師笑一笑說這我不吃，說罷從口袋裏掏出了一張鈔票買了一個叫我吃，我問她：「有沒有菜粽」，「有」，「買一個好了」，當我拿給東老時，東老說「你吃吧，在車內我吃不慣」於是閉起雙目端坐在板櫈上。也許東老在入華嚴海印三昧，細觀眾生的因緣哩。不久又有小孩子叫賣玉米，東老又東翻西翻地問價錢，並半開玩笑地討價還價，這就是他的天真可愛處，但他從未叫人討厭或失望，總會買幾個。這樣一路上不知看了多少東西，買了多少東西。至今他那帶著眼鏡，把眼往向瞧看的風采與聲音，還深刻地印在腦海中永難忘記。逃難中的東老尚有此雅興，如果在平時一定更幽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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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東老，既幽默又刻畫。常說父子、夫婦、婆媳之間彼此都有私心，準此類推，當然師徒之間也都有私心了。聖嚴法師獲得博士學位後，某天我去向他道賀。這時他說：「明天你去借一套博士服來，記者、請客由我負責，由我文化會館頒給你博士學位好了。」我說：「文化館的博士不值錢，這有什麼用。」他說：「唉！世間那有真的，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博士那有值錢不值錢之分呢？你學佛這麼久了還有此分別心？！」說罷，他看著我，我望著他，不覺展露出會心的微笑。

記得四十七年到五十一年間，性如法師接編「人生」月刊前，東老一時找不到編輯人，竟未徵求我的同意把我列上編輯人之一，其實我僅寫了幾篇文章面已。

四十九年間當大正大藏經的影印工作圓滿後不久，東老有心要翻譯『望月佛教大辭典』，曾囑筆者邀請幾位道友──李世傑、李孝本、李添春、王進瑞等人前來開會商議譯稿事宜。會中決定每千字二十五元，譯多少算多少，每月底開會乙次並且結算（譯稿則請蔡念老潤筆），稿紙印好了，隨即通知大家開始工作。後來東老臨時變卦，說每千字改為十五元，因此大家失去了信心，此事也就告吹了。聽說現在有很多人想翻譯此部大作，我想這是值得盡力的文化事業。不過，應把不合國情的部份刪除，多找幾位精通中、日文的佛弟子，專設機構從事之。最好能依大正大藏經將出典的卷數與頁數註出來，這是當時我們計劃中的體裁。

記得有一天我與德照、達賢二位法師由臺中前往法藏寺看東老，那時慧光法師正替東老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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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老說：「你來得正好，不久我將閉關了，以後我們沒機會暢談了。」（其實東老閉關我是常客，大約每月去探望他一次，談些教內教外的事。）當時我們三人未買手信，僅手拿著在車中吃剩的香蕉，但東老卻很開心說，你們有神通啊！我正想吃香蕉，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東老差人做事從不給人家自由時間，要整天替他工作。因此，他的身邊一直無人幫他做事，不知道是那一年，曾有位嘉義的李居士想跟他出家，但住了沒多久就離開了。

聖嚴法師未皈依他之前，與他最接近的出家人，據我所知要算是性如法師了。他替東老辦事最久，彼此無所不談，無所不商。東老對佛教時論也特別敏感，遇有事情發生，善於勸人為文，他自己則專心整理資料寫作。

總之我印象中的東老是：

天真而莊嚴

幽默而刻畫

節儉而克他

善文而興情

東老給筆者的墨寶云：

我想這應該屬於他，末了謝謝聖師給我篇幅寫寫回憶，以紀念這一代高僧

往昔高僧大德，坐脫立亡，無疾而終，代不乏人。

讀高僧傳記，看宗門公案，閱祖師語錄，對一些緇素大德那種來去自如，坐脫立亡的記述，輒興仰慕之忱，從內心深處產生無比的誠敬。如三祖僧璨，臨去之前，士民大設檀供，祖為四眾廣宣心要後，當即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四祖去時，先告眾說：「吾今事畢，時可行矣！」隨即入室，安坐而逝。至若居士，則以龐蘊全家，為我佛門所熟知者，女靈照於嬉戲中坐脫，其子聞之，扶鋤立化。此不過略舉一二，在古代行者中，以這種方式示寂者，可說屈指難數，而見之末法之世，則是「甚為稀有」，以臺島來說，近數十年來，緇素大德中，臨命終前，預知時至者有之，肉身不壞者有之，而說去就去，無疾而坐化的，則祇見東公長老一位而已。這不但是佛門之光，眾生之福，也是國家的祥瑞，值得四眾慶慰。

提起東初長老，相信我教界四眾，應是無人不知，他老童貞捨俗，弱冠受具，曾任江南名剎鎮江焦山定慧寺住持，兼任焦山佛學院院長。後因大陸變色，名山淪入魔掌，為避赤禍，飛錫來臺，先在北投法藏寺，掩關閱藏，潛心教海；繼則創建佛教文化館，默默著述，以廣法化。二十餘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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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名聞利養上事，概不措心，是非場中，未聞涉足，獨來獨往，弘法利生，的具高僧風範。近些年來，著述尤勤，先後出版的，有中國佛教近代史，中日、中印佛教交通史等巨著，其他散見於各報刊的論說甚多。不意長老化緣已盡，竟於六十六年，國曆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六時，安詳坐化，事前既未示疾，且已早囑法眷徒眾，誡以勿發訃聞，不傳供，足證預知時至，來去自如，若非戒行嚴謹，修持有素，曷克至此？當此末法之世，長老特作如是示現，亦以警策後學乎？

高僧應世，有緣則住，緣了則去，本無所謂哀悼，可哀的是眾生福薄，致使有道高僧，不能長住世間，就以今年來說，連頭搭尾，前有安公長老的匆忙捨報，後有東公長老的遽爾坐脫。照世俗論，二長老皆才年登古稀，健康情形亦極佳，弘化事業，也都在大有可為之際，豈非眾生福薄？難怪目前教界，煙濛霧蔽，日趨混濁，實在令人憂慮，但願不捨大慈，都能及早乘願再來。

東公長老是我最欽敬的長老之一，惜乎無緣親近，雖曾幾度參禮，但未多聞開示，錯過了大好機緣。最遺恨的是，竟不知長老原係臨濟門下，禪定功深，而長老亦從不以禪名。自來高僧，不一定有赫赫之名，有名的也不一定即為高僧，我於東公長老，又得一證。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有幸恭與長老的封龕及荼毘大典，有緣仰瞻長老的如生遺容，也算聊堪欣慰。長老的剃度弟子對聖嚴法師，自美趕返國門，雖謹遵師訓，一切從簡，未發訃聞，但當日聞訊趕往北投參加大典的緇素，仍不下二百餘眾。荼毘後，檢獲舍利一百餘顆。雖為佛教痛失高僧，但能親見長老如是成就，也就變悼念而為讚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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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雖然去了，所幸衣鉢已有傳人，其高徒聖嚴法師，早獲有文學博士學位，是國際知名的佛教學人，現任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兼為大覺寺住持，樹法幢於異域，傳禪法於西方，弘化事業，正方興未艾，他年成就自無可限量，長老有徒如是，是則禮讚之餘，又應為長老賀，為眾生慶矣。

大德入滅，乃眾生最大之不幸，值此波譎雲詭之世界，眾生盡受戰爭之蹂躪威脅。值此人性敗喪之社會，眾生迷矇莫之所向。值此魔說妖氛高漲之時代，眾生茫然不知所依。在在處處，正需碩德高僧之久住，以為世界之砥柱，社會之導師，眾生之慈航。故任何一位大德高僧之入滅，正信佛弟子，無不痛悼而莫知所措，誠如大般湼槃經所云：「今見佛湼槃，我等沒苦海，愁憂懷悲惱，猶如犢失母。」之心情一模一樣。東初老法師，是現今佛教界中之大德高僧，為皈依或非皈依、識與不識之正信四眾弟子，所一致欽敬崇仰之大善知識，而其遽然入滅，四眾弟子豈能不同聲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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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間聽到東初法師去世，真給我一大震撼。無病無痛，說去就去，安然坐化，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死法，也只有道行高超，修為深厚的高僧，才能得此完美的結局。但是他老人家年歲不算過大，身體也硬朗健康，就這樣突然間悄然去世，永別人間，又怎能不感傷悲愴呢！

東初長老一生貢獻心力於佛教文化事業，一直推動文化活動，不遺餘力。本身更勤於研究學術，寫作不休，教義和佛史方面的著作極豐。影印大藏經的赫赫之功，影響之深遠，更可說是無量無盡了。

記得和東老最後一次的會晤，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六十四年秋天的一個下午，老法師忽然駕臨小舍，意外驚喜之下，不禁手忙脚亂，奔下臺階到門口迎迓。法師策杖而來，步履清健，神態怡然瀟洒。原來為勘察內湖郊區的環境，想找一處清靜山林，作北投文化館遷移之用，他是一位有心人，在各處察看找尋已經很久了。怎奈近年以來，郊區不斷擴展，到處在蓋房屋，要找一處理想的所在，建立清淨佛舍，恐怕是太難了。

承老法師殷殷垂詢近况，閒話家常，大為稱讚我們這兒的環境幽美，門前湖山圍繞，一片遼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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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綠野，靜悄悄的，只有鳥鳴和虫叫。法師不斷的讚嘆說：「這兒太好啦，真是修行的好地方，珍惜你的福報！應該好好的用功，多寫文章啊……。」聽了他老人家的訓誡，簡直慚愧得無地自容，自知沒有寫作的才華，又無充實自己用功讀書的耐性，停筆已經很久了，又覺得所寫的東西，終歸是短暫性的，舞文弄墨，無非是被虛榮所驅使，既無實質和價值，不寫也罷。想起學習寫作之初，第一篇小文，就是投在東老創刊的「人生」上的。自四十一年皈依佛教，那年春間聽師父南亭法師講普賢行願品，這是生平第一次聽講經，可謂如雷貫耳。普賢菩薩的「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那恢宏博大的悲願，深深地感動了我這個初聞佛法的人。其時心情興奮，信願虔誠，若有所悟，恍惚間有一閃一亮的火花，點燃了寫作的衝動。於是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一點一滴小小感想，從日常瑣碎中反映出來。自己還滿以為真正做到了「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呢。不知自量所寫出的東西，有多幼稚，有多膚淺！

感謝東老不輕初學，居然把那篇幼稚短文刊出，並且一再寫信來鼓勵，初拜見東老，請他老人家開示寫作的種種，是在他閉關法藏寺的關房窗口請益的。

多年以來，承蒙佛力加被，總是獲得佛教大德的教誨和助益。給我提撕和啟示最多的，可算是東初長老的徒弟聖嚴法師了，初因寫作通信而相識。聖嚴法師具有過人的聰明才智，加以堅毅刻苦的耐力，把生命的每一秒都用在研究學問精進求法的上面。他不愧是一位全憑自身的努力不懈而成就可觀的最好榜樣！由朝元寺的閉關，到日本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其用功力學的辛勤自不在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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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生活日用方面，也都是靠自己克服困境，度過難關。而他的剃度師東初長老，獨具慧眼，胸有成竹，自有他獨特的作風。對徒弟求學上進，勉勵提撕有加，在金錢資助的方面，似乎是非常有限的。想必這也許就是一種鞭策「自力更生」最有效的方便法門吧！

佛教的事，常是奇妙莫測的，對一位力爭上游，自強不息的青年僧，到了窮困無告的節骨眼上，到時竟有善緣，不求自來，自動加以援手的。聖嚴法師在日本完成博士學位，以後被邀往美國弘法，就是由一種不可思議的因緣，默默在贊助而成。

我和東老接近機會不多，文化館從不做法會，我也很少供養他老人家，倒反而常叨擾文化館的素齋，過去差不多每年都被邀請午餐。我們總是歡天喜地當著郊遊一樣的去赴宴。從北投車站去文化館的路上，佳木蔭蔭，溫泉淙淙，一如走在公園裏。東老親切招待，素菜別具風味，自製的菜乾煨湯，最是清純可口。東老知識豐富，席間談話範圍極廣，從國際形勢，到當前社會動態，侃侃而談，無一不精。尤其對商場金融等問題，更有見地。原來他老人家最是一位理財的能手，經濟眼光十分透闢，處理事務的手法尤見高明，圓融道行和世法，含蓄深藏，默默發揮他老人家最高的智慧！

如今東老所有的遺產，已在遺囑上妥為交代，全部作為發展佛教事業，弘揚佛法之用，此次聖嚴法師從美國回來，料理一切後事，以他的才華和壯志，今後必定可以大展抱負，遵守遺囑，一一來完成他老人家的遺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