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在河南省登封縣北，為五嶽之一。嵩字或作崧，山大而高曰嵩。少林寺，在少室山北麓，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所禪宗道場！在這裏出了許多高僧碩德，不獨開闢了禪宗的天下，而對譯經事業，溝通中印文化，別有特殊的貢獻。

少林寺，創建於北魏太和二十年，是孝文帝為印度高僧佛陀禪師所建的。佛陀禪師，本天竺人，他對禪學修養工夫很深，他於太和十七年至魏，初在恒安，後隨帝遷都至洛陽，孝文帝敬隆至誠，別設禪院，供給居住，唯禪師性愛幽栖林谷，常往嵩山，於是孝文帝就命於少室山建立禪院，供其居住，即今之少林寺了。自此，四海息心之儔，聞風嚮會者，人恆數百；篤課出要，成就極大。佛陀又於寺西建舍利塔，並建譯經堂，未幾，勤那摩提東來，就於此翻譯十地寶積論等。菩提流支，亦曾於此翻譯經論。

初祖菩提達摩，曾於此面壁九年，二祖慧可於此斷臂求法，當另章敘說。但佛陀禪師的門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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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惠光、道風、僧稠等，都是禪宗史上特出的高僧，尤以僧稠禪定工夫頗深，而神異又多，孝明帝曾三詔不應，每入定恆逾旬日。當時稱為東土禪定最深者之一。建德年中，適北周武帝排斥佛教，廢毀寺院，少林寺當不能免，至靜帝大象中始復興，號陟岵寺。選拔沙門德業灼然，並設菩薩僧二十人。慧遠、洪遵等均住此，洪遵與資雲宣揚四分律，不久，隋祖於此受禪，勅復舊寺名。開皇年中，勅賜柏谷屯地一百頃，振興寺門，至大業末除靈塔外，悉被山賊燒燬。當隋末天下大亂之時，有王世充者，在寺之西北擁兵作亂，時寺僧志操、惠湯、曇宗等組織僧團，大舉破滅，以明順逆，唐太宗對少林寺僧侶，頗多嘉許，並賜柏谷莊四十頃及水碾一具，這是少林寺僧實行護國運動的一段史實。貞觀以後，慧安、明遵、慈雲、玄孝、智勤、法如、惠超等、各揚門風。貞觀十九年，玄奘三藏曾奏請於少林寺從事譯經工作，帝不許在山，遂命在弘福寺，並派專人守護。咸亨年中，高宗行幸，賜飛白書及施物等，永淳年中，又下御札及飛白書等，則天武后對此亦多崇敬。長安四年，寺主義奘、上座智寶等，屈請義淨，及護、暉、恪、威諸大律師，瑳、思、恂諸大禪師，於此結戒壇，弘揚戒法。景龍年中，依勅置大德十人。旋於龍運（開元中），同興（大曆中），有惟寬等，後漸衰落。南宋淳祐五年，雪庭福祐，依元世祖命主持，從事復興，倡導垂教。其後有靈隱文後，古岩普就息庵義讓，淳拙文才，凝然了解，俱空契斌，丹舟文載，幻休常潤，無言正道，心恍慧喜等相繼主持，各振宗風，傳洞上之正脈。清世宗十三年重修，以至於今。

少林寺建造的形勢，大致與現代大叢林寺院彷彿，但其規模頗大，計有山門，天王殿、大雄殿、跋陀殿、閻王殿、鐘樓、鼓樓、緊那羅殿、祖堂、東庫房、西庫房、東客堂、西客堂、法堂、方丈、立雪亭、佛祖殿、毘盧閣、白衣殿、地藏殿等，在寺之後，並有初祖庵、二祖庵、達摩洞等，就中鐘鼓樓在大雄寶殿前左右對峙，柱為石造方形，入口正面左右用八角柱，其周圍刻雲龍，或牡丹、唐草、鳳凰、孔雀、唐兒等薄肉刻，頗為富麗，其斗橫及軒的出頭各層都有變化，構成奇拔雄偉的輪廓。堂內北柱有「大德四年七月」，南柱有「大德六年六月」之刻銘，於此可知造作之年代，乃我國佛教史上最稀見古代建築之一，實極具歷史藝術的價值，而今屋破軒落，荒廢不堪，殊為可惜。

初祖庵在寺之西北約二里處，又稱面壁庵，亦即當日達摩大師九年面壁處。前後殿為主，由幾處附屬小屋所成，均係木造，石柱並刻有「廣南東路詔州仁化縣潼陽鄉烏珠經塘村居，奉佛男弟子劉善恭，謹施此柱一條。大宋宣和七年佛成道日焚香書」。於此可知再建的年代。後殿內壁金興定七年（即南宋嘉定十六年），係李純甫撰重修面壁庵記，並有新修雪亭西舍記等刻銘小碑嵌入。

二祖庵在寺之西南八里處，規模甚小，堂內奉安二祖慧可像。又寺內有許多碑石，就中，嵩岳少林寺碑在鐘樓前面，東部尚書裴漼撰文並書「唐開元十六年七月造立」，另有唐太宗文皇帝御書七字寺額，上段刻太宗賜柏谷塢慶御書，下段略記該寺至唐初之沿革，及賜田御書勅文等碑。鐘樓側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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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山祐公碑，翰林學士程鉅夫撰文，集賢學士趙孟頫書，嘉議大夫郭貫篆額，元仁宗延祐元年建立。天王殿外右列碑中有息庵禪師行實碑文，係其門人日本古源邵元所撰，元至正元年造立。其他義淨撰文，係李邕所書。開元三年，如通造立戒壇銘，宣德郎崔琪撰。天寶九年四月，堅順建立靈運禪師功德塔銘，登封縣令郭湜撰文。大曆六年六月，立塔同光禪師塔銘等。這些塔銘碑記不僅文義優深，而筆力秀麗，極具文化藝術的價值，龍門二十品碑帖，均屬此類性質，佛教影響於我國文化之深遠，於此益見矣！

菩提達摩，是南印度人，於梁大通元年，由南印度航海抵達廣州，刺史榮昻奏聞武帝，帝遣使齎詔延請，遂到當時首都南京（金陵），便與武帝展開問答的序幕：

梁武帝問達摩大師曰：「如何是聖齊第一義」？

摩云：「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

摩云：「不識」！

帝不契，達摩遂渡江至魏。

這是兩者問答的內容。

達摩大師，因武帝不能領會他的答話，於是飄然一葦渡江到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而坐，人無識者，終得二祖神光慧可，付以心法。梁大同二年端然坐化，全身建塔於熊耳峯，是傳持印度佛教的二十八祖，是中國禪宗的第一代祖。

武帝姓蕭名衍，字叔遠，原為南齊宰相，封梁公，進封梁 王，終受和帝禪即天子位，國號梁，改元天監。在位四十八年，太清三年，八十六歲崩。武帝是位熱心的佛教徒，造了許多寺院，度了數十萬人出家，並且嘗披袈裟，自講「放光般若」，感得天花亂墜，地變黃金，辦道奉佛，感化群眾，曾三度捨身於同泰寺，自稱為「三寶奴」，嚴持優婆塞戒，臣民呼為「佛心天子」！

武帝與達摩大師，兩人的簡史已經介紹過，於此可以看出武帝是個怎樣熱心佛教的人，達摩是個怎樣超脫拔俗化人的大師。「如何是聖諦第一義」？顯然武帝對於佛法研究頗有心得，不是一般信口開河的外行話，武帝經常與婁約法師、傅大士、昭明太子，持論真俗二諦。據教中說：真諦以明非有，俗諦以明非無，真俗不二，即是聖諦第一義。此是教家極妙窮玄處，帝便拈此極則處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武帝的問話，顯然立腳於言說二諦中的真諦的真理，這所謂第一義，絕不是自證自悟的真理，是指教家中的真理，顯然落於言詮！

佛法自漢明帝東來，到達摩時約五百年，這時佛教的趨勢，已經翻譯了許多經典，而進入研究的時期，於是競相判教立宗，而不顧自己內省，埋頭於客觀的理論，疏忽了佛教中心生命的解脫，墮落在理論中，達摩大師特提出「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本旨，來拯救墮落在言說中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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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要向自心中求解脫，不在言教中玄論真理，所以便答「廓然無聖」。這個「廓然」，顯然給墮在言說二諦中的武帝一個全般的否定，不落一點計較情塵，不唯非非，亦非是是，武帝有個聖字在胸，固然要斬斷，無事甲里的癡漢被無礙，也要斬斷，斬斷一切是非凡聖知見，活達摩在當人腳踉出現，所以圭峯宗密地：

於此可見達摩東來的宗旨，即在拯救時弊，以佛教本來的立場，使之一一還歸於自己，而獲得自己真的生命，故答以「廓然無聖」，正是截斷了教中所說的妙理，是超越了一切，是無佛無眾生，無古今的境地，這個境地，就是我們的本來生命。只是立腳於言說中以聖諦為第一義的武帝，一聽達摩大師不僅否認了俗諦，連聖諦也否認了，那麼佛教還有什麼？便有點惱羞成怒的氣慨，而向達摩示威道：「對朕者誰」？意思說聖諦被你否定了，‧我是當今皇上富有四海貴為天子，現實的世界在你眼前，總該認識罷，那知，達摩大似擺過龍門陣的老將，看武帝直似稚子弄兵向他挑戰，便輕輕地答道：「不識」。這個不識二字，即是無言之言，不得已之言，否定了語言之言。雖輕輕地兩字，卻是聲震雲霄，教人耳聾三日。孔子也曾說過：「我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老子也說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因武帝不契，還留做什麼？於是達摩便飄然遐舉：「遂渡江至魏」。

這是一幅渡江畫景，也給中國畫家畫出一幅超然的意境，自此，達摩一葦渡江，達摩面壁，隻履西歸，都是從禪中開發藝術上新的生命。「渡江」，是從江南到江北。「至魏」，當時南北分治，史家稱為南北朝時代，江南為南朝，江北為五胡十六國，是歷史上最混亂的時期，北方漸統一為魏，後又分為東西魏，史家稱為北魏，達摩渡江，正是北魏孝明帝時代。

達摩至魏，面壁九年，人皆不識，只謂之壁觀婆羅門。當時有僧名神光者，久居伊落，博覽群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因聞達摩大師止住少林寺，乃前往參訪，但達摩大師終日端坐面壁，無法請益。一日適降大雨雪，光求法心切，立於雪中，雪積過膝，毫無畏懼，於是達摩大師，愍而問曰：

光含淚的哀求道：「唯願和尚，慈悲開耳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法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

光聞達摩開示，頗有警惕，乃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以示為法心切，達摩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於是易名慧可。並請示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

達摩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

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我安心」。

達摩曰：「將心來與汝安」。

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並開示道：「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展轉至我，我今授之於汝，汝善護持，並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唯恐後世，以我與汝異國，或不信師承，然時汝當以此定其宗趣。吾逝後，法雖大榮，知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悟理者少，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

這是達摩大師洞悉時弊而誡告慧可的話，和達摩同時代的蔣之奇序楞伽經文中說：

於此可以看出時代的弊習，達摩大師之所以提示見性佛的意趣，就是要救時代的弊風。因此，一華五葉，由慧可而僧璨、道信、弘忍、六祖，一脈相承。六祖以後又出了許多優秀弟子，若神會、慧忠、行思、懷讓，以及再傳弟子，若馬祖、百丈、南泉，趙州、丹霞、藥山、鳥窠等輩。禪的頓悟宗風震撼了整個大江南北。

中國的禪宗，雖始於達摩大師，但達摩東來究竟帶來些什麼？是故一提到禪，就不能不想中國民族文化的特質，東方文化的精髓，深奧的哲學，崇高的藝術，似乎都孕育在這裏！佛教由漢至六朝，經過翻譯而進入研究的階段，遂競相判教立宗的趨勢，這時候，達摩忽然來到金陵，首先對立於聖諦第一義的梁武帝，一個堅決「廓然無聖」的否定，高唱著「見性成佛」。把無佛，無眾生，無古今的自證法傳來中國，把以往限於言說，是非、長短，一切對峙知見，都一掃而空。只因武帝未能領悟這個第一義諦的真義，便去北魏面壁九年，自此禪風揚於北方，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一脈相承。黃梅以後，宗分南北，繼而一華五葉，分為五家七宗，宗風靡滿天下，門庭日漸繁榮！於是應病與藥的垂示，公案，傳記不下萬卷的禪宗語錄，傳於後世，若燈一般永遠的光輝。這些語錄，能使貴為天子帝王屈膝，高傲的儒家回心向大，前者如唐宣宗、明太祖、清世宗等，都曾嚐過禪的滋味。後者如韓愈、白居易、歐陽修、陸游、三蘇、王安石、宋濂、龔定盦等，都受過禪學思想陶冶，這不能不說是禪家無比的光輝。唐宋以後，中國佛教以禪為中心，各宗都漸衰落，唯有禪宗獨耀門庭，偉人傑出，號稱萬人禪門的興隆，真是空前。經過漢、魏、隋、唐，歷千年的陶冶，融攝了孔孟老莊的玄理，產生出無比類的禪宗，唐以後無論是美術、詩歌、倫理、道德、玄學，莫不深深飽吸縱橫自在的禪的思想，促成宋代性理學的產生，而出現了周濂溪、程明道、朱子、陸象山等學風，特別是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這不能不歸功於禪的力量。是故禪已不是印度的，而是東方文化的精粹，所以要認識了禪，才能認識東方文化的精神。

光孝寺，在廣東省廣州巿西北部，光孝街內，為東南唯一禪定宗道場，創建於三國時代。吳之虞被謫此地，吳歿後，其宅改寺，扁為制止。東晉安帝隆和年中，罽賓三藏創王苑朝廷寺，但其經過不詳。寺內古蹟有南溪鐵塔、六祖髮塔，其歷史悠遠，關係我國歷史文人至深且鉅。

據（光孝寺志）傳：劉宋永初元年（四二○）梵僧求那跋陀羅於寺建立戒壇，梁天監元年（五○二）智藥三藏航海而來，從西竺齎來一株菩提樹，植於壇畔，普通八年（五二七）達摩初祖來至。唐貞觀年間、制止、將王園改為乾明、法性寺。鳳儀元年、六祖慧能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幡之語，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為削髮於法性寺，智光律師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即南宋求那跋磨三藏之所築也，跋磨並曾懸記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受戒。又梁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眾曰：此後一百二十年有聞士，於其下，設無上乘度無量眾，至此能果於玆菩提樹壇下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讖也。於菩提樹下薙髮，於此出家後，建風幡堂，大鑑殿、內鑑殿。神龍元年（七○五）西域般刺密諦於此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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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宰相房融筆受，會昌五年（八四五）改乾明、法性為西雲道宮。寶曆年間（八二五—二六）建大悲幢，於此記事，六朝時期重要史蹟，殆集中此寺。該寺於我國佛教史上之地位，其重要於此可知矣！

五代以後幾經修建，寺之東西建二鐵塔二基。南宋高宗詔改報恩廣孝禪寺，後易廣為光。元之延祐年間（一三一四—一九）建齋僧大鑊，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始設僧綱司，頒發印信。正統十四年（一四四五）大藏經十二函，成化十八年（一四八二）賜下光孝禪寺匾額。弘治七年（一四九四）僧定俊鼎建曰廊，萬曆十九年（一五九一）修建敕經樓，三十一年修復六祖戒壇，天啟六年（一六一六）募緣購地十四所，建禪堂三座、房廡十間，構伽藍堂，五祖堂地，修復睡佛閣，瘞髮塔。清順治六年（一六四九）天然禪寺開法重修睡佛閣，風幡閣，敕經樓、方丈、筆授軒，同十一年兵燹頹廢。東莞蔡元正清平靖兩藩重建，僧公釋作碑記。又大殿前有碑記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重修經過。

現今寺之南面，外門入側有天王殿，殿後東西重層鐘樓、鼓樓相對，鼓樓前方有唐寶曆二年造大悲心陀羅尼幢，正面磚牆開若中門，則有重層大雄殿，其前庭東西則有七層石塔、殿東伽藍殿、其後方具拜亭，有六祖殿，拜亭西有菩提樹，六祖像碑、髮塔。以上從天王殿左右起迴廊圍繞，其廊外則有西鐵塔、東有睡佛閣、東鐵塔、風幡堂。其他，南宋咸淳五年（一二六九）大鑑禪師殿記，明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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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一五五六）之重修光孝禪寺大藏經序，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之重修六祖菩提碑記，萬曆年間重修西塔殿題記，崇禎九年（一七○二）重修六祖拜亭碑記，嘉慶五年（一八○○）重修光孝寺佛像題名記，道光十三年有光孝寺重修碑記等。其中貴重遣構則有，南漢大寶六年（九六三）龔澄樞鑄造西鐵塔，同十年南溪亭劉鋹鑄造東鐵塔，四角七層，全高約九尺六寸，初層一面大三尺九寸四分，每層表面陽鑄佛像、雲、天人、鳥等，手法頗為精巧。時至今日，該寺既寺院顯已喪失機能。

大陸撤退後，藝術學院設在大雄寶殿等主要建造物，並加重修。並將三尊佛破壞，從其胎內發見晚唐以前所作六七十軀小木佛像。其中，並獲有羅漢、護法神、信士、供養人像等十七軀，重要遺蹟煙沒，殊為可惜。附大雄殿、天王殿、睡佛閣、六祖髮塔、菩提樹等。

光孝寺為西南唯一禪宗名勝，亦復為廣州五大名剎之一，民國十三年即為法官學校佔用，後該校改為廣東軍法學校繼續佔用，迄民國二十六年該校歸併中山大學，中大鄒前校長正擬交還，未幾抗義軍起，則由廣州警備司令部借用，廣州淪陷後，被偽廣東大學附中佔用，光復後暫作廣東省立文理學校臨時院址，該院遷出，省立藝術專校則於三十六年七、八月間陸續佔據，先後經省政府上呈請行政院「準予發還」，但藝專始終不肯遷出，當時李寬覺屢以山東省立藝專校長丁衍鏞毀法，抗議頑佔光孝寺致函省府秘書長鄒琳書，根據國法、天理、人情、事勢，申述理由，請其飭令該校遷出。

（一）國法：查憲法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刑法第二四六條第二項有「禁止妨害說教禮拜」之規定。依民事法理寺廟財產實為自然人或私法人之私產，並非公法人之公產，又依行政規定，上級官署之命令，下級官署應絕對服從。該校之不允遷讓實於上開各法均有違背。

（二）天理：物各有主不能侵害，古今中外，理有同然。光孝寺為私有財產，既為上述，復經行政院批准發還，則自不容任何機關團體或個人以任何理由或原因借用，其理甚明，況奉最高行政機關准予發還，而以一省立學校，竟敢藐抗不尊，試問政府之威信何存？人民之自由安在？

（三）人情：光孝寺為本巿唯一之佛教道教，自被佔用後，僧人星散或暫棲別寺、或稅居民房。倭寇侵穗，巿區及白雲山各寺，多已夷為平地。勝利之後，僧人無寺可住者百餘人，殊堪憐憫，今幸蒙行政院厲行法治，尊重自由，將歷被佔用之光孝寺，慨予發還，其欣慰之情，匪言可喻！今竟被一藝專作梗，而其上級機關復無明確之表示，藝專則曰未奉省令！教廳則曰可逕呈省府！省府則曰當令該校逕洽辦理！莫名其妙，無所適從，致令全巿百餘僧人，流離失所，全省數十萬佛徒，皆感失望，此豈近於人情哉！

（四）事勢：藝專為省立校址，本省轄百餘縣巿，豈無相當校址，何必設在廣州，就令有此需要，則以廣州面積之大，敵偽房產之多，而藝專非農工等校可比，需要廣大之農場工廠，謂除光孝寺外，無適當地址可資設立，其誰能信。而在佛教徒方面，則勢非收回光孝寺不可，誠以光孝寺為佛教聖地—是藝專並無勢非設在光孝寺不可之情形，而佛徒則有勢非收回光孝寺不可之事實。

唐末五代以後，佛教趨於抱殘守缺，唯禪宗門庭獨輝，高僧碩德輩出，大闡「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北宋太平年間出了一位大禪師明覺重顯大師，即是著名雪竇禪師，宗門第一書碧巖錄原著者。

雪竇山為浙東名山之一，其寺又為天下十禪剎之一，雖與天童太白齊名，而山水之靈秀，岩壑之雄奇，其瀑布、錦鏡池、妙高臺、天柱峰等名勝，是其他所不及者，四面環山，頂有平地數百畝，選佛場資聖寺在焉。

寺之遠古歷史，不甚詳悉。據傳晉代有尼嘗結廬於此山中。唐會昌元年（八四一）改修，光啟年中（八八五—八八七）罹兵燹。景福元年（八九二），宣城常通（南岳五世）來主持，從事復興，改為十方禪陀。後周廣順二年（九五二），永明延壽來住。北宋初頃，清簡、行緣二師住此。淳化咸平年間（九九○—一○○三）賜資聖寺額。乾興元年（一○二二）明覺重顯禪師住此三十餘年，大弘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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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宗，擴建寺基。

重顯禪師，字隱之，俗姓李氏，遂州（四川遂寧）人，生於北宋太平興國五年，年二十三歲，咸平年中父母逝世，乃投益州（成都）普安院依仁𧧯上人出家，受戒後，歷遊講肆，究窮玄理，機辯無敵。終因一位座主指示，捨去教門，乃往各方參訪大善知識。以風月為友，登山涉水，閒賦詩歌，以寄懷道的熱情。初登襄陽謁石門聰，居三年無所契，辭參隋州（湖北德安）智門祚，智門光祚為香林澄遠法嗣。遠師雲門文偃，故祚為雲門第三代傳人。雲竇一見智門，便服膺他的高見，遂嗣其法，依止座下，非常精進。智門頗愛重雪竇，特加提携！師一日問曰：「古人一念不起有何過」？祚乃命近前！師纔近前，智門便命拂子驀口就打，師擬開口，祚又打之，於是「豁然大悟」！留住五年，勤事磨練。

雪竇辭別智門，沿江東下，行腳徧參，歷訪當時宗門大善知識，曾到洞山、大龍、棲賢、羅漢、靈隱等處。有時在龍象眾中出現獅子一吼的雄姿，有時一默數年無人識者，真是「竿木隨身不易當」！見祖英集送雄直歲句！其法緣終於明州雪竇山資聖寺，雪竇山永明智覺禪師曾住過，乾興元年延師住持，猶如還生家。師住三十一載。天下學侶競集座下，天衣義懷，稱心省倧等百五十餘人，及門下度僧有七十八人。龍象輩出，世號為「雲門中興祖」，自是呼為雪竇禪師，而避其諱。侍中賈公奏請宋仁宗，賜號明覺大師，皇祐四年，六月十日寂，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師嘗製頌古百則，闡明禪門玄旨，並有明覺禪師語錄六卷、瀑泉集、祖英集各一卷，開堂錄、洞庭錄、雪竇拈古集、雪竇後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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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遺等行世。

重顯禪行為學人嘗製頌古百則，即世所謂宗門第一書碧巖錄的前身。此為師畢生精粹，師嘗博究教典，百則公案，以韻語頌出禪之秘奧，為叢林參學資料，名為雪竇頌古，禪師辯才天縱，一代文豪，具超格正眼，為古人罕睹之高僧，其頌語江湖相傳，稱天下絕唱。然語簡意深，不啻銀山鐵壁，參學者苦於鑽研剖解，如蚊子咬鐵牛，沒有下嘴處。禪師寂後六十餘年，即宋徽宗政和年間，圜悟克勤禪師住醴州夾下靈泉院時，學者迷而請益，就頌古百則，一一註釋，每則初為垂示，後於公案（本則）頌古句下，各附著語而繼以評唱，剔抉淵泉，剖析底理，發揮玄微，當陽直指，豈立知貝，然而發揮單傳宗旨之至矣！盡矣！其後高宗建炎中，圜悟之門人慈照等，輯而錄之，題曰碧巖錄，蓋以靈泉院丈室之匾額原署碧巖為名也。碧巖集，原為學者迷而請益，垂慈救弊，那知雪上加霜，弊上加弊，故有大慧毀其梓，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到了明朝張明遠又重刊出世，則更顯出碧巖集的價值，也就顯出雪竇頌古無上的價值了。

明覺禪師以後，無準師範野、翁炳同等，相繼主持。景祐年中（一○三四—一○三七）北宋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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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遊此山，故賜「應夢名山」額，北宋末主持達觀曇穎，以詩聞名。南宋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燬，如湛重建。慶元元年（一一九五），史彌遠奏請「天下五山十剎制」，該寺被選為十剎之一。嗣後數度重修。元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善來復興，賜「天下禪宗十剎之一」額，明崇禎末年（一六四四），山賊燒燬，清順治年中（一六四四），石奇雲禪師重修，意境尤為清遠。當時，寺田千三百畝淪失已久，邑尊顧候欲力為追復，師致書謝之，謂：古之所以置法產者，瞻眾而修法。後之所以廢生產者，忘法而徇產，故玆祖席三百年來無主法者，產所害也。即運年釀變，豈不因徒有產而無法歟？故斟酌常住，必少產為美。且貧衲始承諸壇見召而來，獨不忍千百年祖席竟為榛莽！今幸茅堂竹戶，幾輩禪侣於此修持，少延佛祖慧命，此外更何他營！產多累多，若為產役，則將來擾擾，事無寧日，貧衲即不為產累，產不能不為寺累也……。

嗚呼，今日豈獨宗門寥落，消息斷絕，而一般僧寺多以販賣如來家業，爭取貨利，以財富為榮，名利為尚。向上一著，無人問津；即說食數寶，亦銷聲匿蹟。宗門教門都成魔窟，僧尼成為獅子身蟲，佛法焉能不衰？石奇畢竟石奇！奇哉！

寺在清季衰甚，得七塔寺慈運老和尚住持，澹禪果如和尚繼之，歷光緒、宣統末而入民國。辛勤一二十年重新整建，請大藏經，重建法堂藏經閣，始有中興之兆，澹公逝世，又漸衰落。民十四，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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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尚住持，六七年間，翻造庫房、客舍，重修佛殿，添置法器，氣象又為一振，民國二十一年太虛大師應朗公邀請，於重九登高進山，接任住持。緇素名流數百人相送入山，便陞座說偈曰：「禪門絕稱雪竇頌，海外猶傳碧巖集，今日當場拈出時，清風匝地起何極」。旋號於眾曰：「雪竇以清苦澹泊，樸實寧靜為本，量入為出，就寺了寺，凡百興建，悉隨世緣。太虛如太虛，本來無一物，無可資濟常住，然決不侵損常住，除住寺食用而外，涓滴歸公，是可宣告於龍天聖凡者也」。太虛大師宗尚彌勒菩薩唯識學，願昇兜率內院，故定其寺為彌勒道場，而與普陀、九華、峩眉、五臺為天下五大名勝道場也。昔宋仁宗夢遊雪竇，理宗因御書「應夢名山」四字賜之，刻石猶存御書亭。民十六，先總統蔣公，易寺門「應夢名山」舊額為「四明第一山」。不唯名實相符，而因以交通利便，風景培養飛雪亭、千丈崖、觀瀑橋等勝蹟，亦重修剏建，大增林泉之美。

勝利後，太虛大師由重慶歸來，由其門人大醒法舫相繼其位，直至大陸淪陷。法舫法師，博通三藏，精英、巴利語文。為教界傑出之人才，以國步艱難，未能展其抱負。未幾，圓寂於錫蘭。該寺殿宇雄偉，佛殿高約七丈，廣約十一丈，奉供教主外，並奉百丈、黃檗、臨濟三袓木像，另有祖師堂、應供堂、先覺堂、延壽堂、伽藍堂、禪堂、雲水堂、客堂、方丈室，寺庭有「元至正二十一年」（一三六一）銘存於六角石幢下部，山門外，千丈崖下松林中有重顯禪師塔。

寺之氣派雄偉，風景絕佳，為天下禪宗之勝地也。

華嚴宗，為我國大乘八宗之一，其始祖為杜順禪師。杜順禪師所住之寺，名曰華巖寺，在陝西省萬年縣內。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法順傳：法順（華嚴宗初祖杜順）俗姓杜，勅號帝心，雍州萬年杜陵人。生於陳武帝永定二年。性情溫柔，不畏艱辛。十八歲捨俗依因聖寺僧珍禪師出家，受持定業。僧珍禪師，為當時有德高僧，常現奇瑞，隋文帝倍加崇敬，月賜薪俸，以為供養。師對僧珍禪師，益加歸敬。後住終南山宣揚華嚴，嘗化慶州，勸化民眾設齋供應千人。隋大業九年，智儼親來乞為弟子。師經常讀誦華嚴經，修普賢行，頗富靈感，或示慈語，馴服暴性牛馬，或驅逐蟲蟻，或治聾瘂，或救鬼魅，無不靈驗。而師對治各種邪魔，並未施行任何方術，唯端坐禪觀而已，識者認係定力所致。其言教多抑浮詞，而顯正理，每見神樹鬼廟，隨即焚除。唐太宗聞其德風，乃迎入內禁，隆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戚重臣，無不歸敬。貞觀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都無疾苦，示寂義善寺，年八十四，葬於樊川北原。師周遊群縣，每勸民眾念阿彌陀佛，並撰五悔文讚揚淨土。唐宣宗大中六年立碑，鄉貢進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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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其撰銘，題曰：「大唐華嚴寺杜順和尚行記」。後人尊為華嚴宗第一祖，世呼為文殊化身，又稱帝心尊者，或敦煌菩薩。弟子有智儼、動意、達法師等，唯智儼獨得其奧。其著作計有華嚴法界觀門、十門實相觀，會諸宗別見頌各一卷，又世稱華嚴五教止觀係師撰述，恐非事實也。

所謂華嚴寺，即建於師之墓處，澄觀華嚴懸談卷八「其全身塔存長安南華嚴寺」云。明趙崡遊域南記（石墨鐫華卷七附錄）：華嚴寺該有五塔，現僅存二塔。東塔下則有杜順像，西塔則為清涼國師（澄觀）妙覺塔。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文殊閣藏杜順肉身，已失所在。杜順禪師碑，傳移入長安開佛寺。杜順禪師塔高約七丈，乃方形七層塼塔，保持唐制。清涼塔元代重建，為八角四層小塔。初層南面有「大唐清涼國師妙覺之塔」題額。北面，至元九年（一二七二）印吉祥之「大元華嚴寺重修大唐華嚴新舊兩經疏主翻譯大教授充上都僧統清涼國師妙覺塔記」之碑嵌入。於此兩塔中間，僅有「唐華嚴寺」額及堂宇僧坊。堂宇，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重修，僧坊有明代的銅鐘。

清涼國師，字大休，別號澄觀，浙江省山陰縣人，姓夏侯氏，生於唐開元二十五年（一說二十六年）。十一歲依寶林寺霈禪師出家，受法華經。十四歲遇恩得度。乾元年中赴潤州，依棲霞寺醴律師學相部律，又依曇一受南山律，後至金陵，依玄璧傳關河三論，三論之盛行於江表，乃觀之力也。大曆中於瓦宮寺聽講起信涅槃經，又於淮南法藏受海東起信疏義，不久，入天竺寺法詵門下溫習華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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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曆七年又往剡溪，從成都慧量法師再究三論。同十年至蘇州，親近湛然禪師，習天台止觀，法華，維等經疏。又參訪牛頭山惟忠，徑山道欽，洛陽無名三師，咨決南宗禪法。復見慧雲禪師了北宗玄理。觀每自謂曰：「五地聖人證身真如，心棲佛境，於後得智中起世俗念，學世間技藝，況吾今在學地能忘是心」？於是研究經傳子決小學蒼雅，天竺悉曇，諸部異執，四圍五明，秘咒儀軌，至於篇頌筆語書籍，無不縱橫博綜。大曆十一年遊五臺山，一一巡禮，祥瑞愈繁，復往峩嵋，求見普賢，不畏艱險，拜瞻靈蹤。後回五臺山，住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當時寺主賢林請講華嚴大經，並演諸論。因慨華嚴舊疏文繁義約；自審文殊以智為主，普賢以理為本，二聖合為毘盧遮那；萬修兼通，即是華嚴之義也。吾既遊普賢之境界，復泊文殊之鄉原，若不疏毘盧，實有辜二聖矣。於是將撰華嚴疏，乃於夢寐之間見一金人，當場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乃吞納光明遍照之徵也，不勝欣喜。興元元年正月動筆，至貞元三年十二月功畢，凡成二十軸，即今之大方廣華嚴經疏也。明年正月應寺主賢林請講新疏。七年應河東節度使李公自良請，復於崇福寺再講，後弟子僧叡等更為其作釋，即隨疏演義鈔四十卷。同十二年德宗召入長安，乃與罽賓般若三藏共譯烏荼國王所進華嚴經後分四十卷，譯成進朝，勅奏華嚴大宗。帝大悅乃賜紫袍，並教授和尚號。又奉詔於終南山草堂寺製新經疏十卷，此即貞元新譯華嚴經疏也。同十五年四月（一說十一年），當德宗誕節召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帝朗然覺悟，乃以聖法清涼朕心，故賜以清涼國師號。旋又參加翻譯守護國界主經，擔任綴文潤色。順宗即位，亦以國師禮。帝在春宮，嘗垂教令述了義一卷、心要一卷，並肉食得得罪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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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至長安，頻賜禮接。群臣歸向悉慕高風。元和五年，憲宗下問，述華嚴法界義，以所愜帝旨，勅司鑄金印僧統清涼國師號。唐開成三年三月圓寂，世壽一百零二。葬於終南山石室，號清涼國師妙覺塔。相國裴休奉勅撰碑文。師歷九朝為七帝師，遙承賢首法藏義旨，復興華嚴一宗，尊為華嚴宗第四祖，又稱華嚴菩薩，或曰文殊應化也。傳法弟子一百餘人，講列者有千餘數，宗密、僧叡、寶印、寂光四人，稱其門下四哲。著作甚多，大方廣華嚴疏六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大方廣佛華嚴疏演義鈔三十卷、貞元新譯華嚴經疏十卷、華嚴經綱要三卷、華嚴法界玄鏡二卷、大方廣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別行疏、大方廣華嚴經略策等。師恆發十大願：一、長止方丈但三衣一鉢不畜長，二、當代名利棄之如遺，三、目不視女人，四、身影不落俗家，五、未拾執受長誦法華經，六、長讀大乘經典，普施含靈，七、長誦華嚴大經，八、一生晝夜不臥，九、不邀名惑眾伐善，十、不退大慈悲普救法界，盡形期恆依願而修行也。

觀乎清涼國師十大願行，其高風碩德如何，今日緇素同道，果有清涼國師十願中之一、二願行，足可振興教門挽救狂浪，為人天師表也，願我同道共期勉焉。

天台宗是智者大師開創的，也是大乘八宗之一。智顗大師，生於荊州華容，即今湖南省當陽縣，俗姓陳，字德安，幼名王道（或曰光道），母姓徐氏。生於梁大同四年（五三八），寂於隋文帝開皇十七年（五九七）。七歲時即喜往寺廟，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一遍即能誦持。承聖三年，梁國兵亂，見親屬流徙，即發出家志。十八歲依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緒授與十戒，導以律儀，並就慧曠學律藏，兼學大乘方等，後入太賢山專誦法華、無量義、普賢觀諸經，經二旬即了達其義。陳天嘉元年就去光州大蘇山，即今河南省光州縣，投入慧思禪師門下受業心觀。思每嘆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法華經藥王品，心緣苦境，至是真精進句，悟解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莫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自此常令代講，聞者伏之，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遊南岳，顗便詣金陵，於瓦官寺開講法華經題，兼弘禪法，收效頗大。陳台興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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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爭相歸崇，智辯、僧晃、警詔、大忍、慧榮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啟禪門，率其門徒，問津取濟。綿歷八周講大智度論，次說禪門用清心海。經居八所，遂決心辭卻講壇，於太建七年率學子退入天台山，智者性受天台並於佛隴北創建草庵，定為經書集住處，在此坐禪、觀法、讀經、默思。九年宣帝下詔：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翌年賜修禪寺號，師又設六十三所放生池，乃講淨名及金光明經，一直住了十年。至德三年，為環境所需，陳後主要求，不得不出山，赴金陵靈曜寺，宣揚佛法，乃於太極殿講大智度論，又光宅寺敷揚仁王般若經，當時僧正慧晅、僧都慧曠等設巨難，師接問承對，盛啟法門，眾皆讚歎！陳主以當時佛法仰委，乃在僧尼不逮，於是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顗奏諫後主停止檢括僧尼，又為太子授菩薩戒。禎明元年於光宅寺講法華經。隋開皇九年文帝及平定陳地，歷涉荊湘二州，經益城而入廬山。當時晉王廣（隋煬帝）請，十一年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賜號智者。明年辭還廬山開講，聽眾五千餘人，復於當陽縣玉泉山建寺。十三年四月於該寺講法華玄義，七月文帝賜玉泉寺額。翌年四月更講摩訶止觀，十五年晉王請到金陵，撰淨名義疏，不久歸天台山，預知死期，為諸弟子口授觀心論。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又應晉王請至山東石城山，因偶發病，仍贈書與王，咐囑大法，二十四日臨大漸，使人唱誦法華經及無量壽經，自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四悉檀、十二因緣、六度等，又應問自告位居五品內位，遺誡門徒，遂端坐示寂，世壽六十，弟子奉遺骸歸佛隴，葬西南峰，這是我國天台宗的始祖，世稱智者大師，或稱天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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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師生前造寺三十六所，羅一切經十五藏，造佛像十萬軀（或曰八十萬軀），度僧眾四千餘人，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知其數。傳業學士三十二人。就中以灌頂、智越、智璪等最著，明年正月晉王依師遺圖依山下建寺，及大業元年登極，勅賜國清寺額。後周世宗時追諡法空寶覺尊者，南宋寧宗慶元三年又加諡靈慧大師。智者大師的著書，其代表著作，所謂三大部、五小部，合為八部，這是天台宗最重要的著作。所謂三大部就是妙法蓮華經玄義、法華經文句各二十卷、摩訶止觀。所謂五小部就是觀音玄義、觀音義疏、光明玄義、光明文句、觀經疏等，其他還有仁王護國般若經疏五卷、維摩經略疏等，這些著書，是否全為智者大師所作，大都智者大師所講，由其門人記錄，或由後來所註釋的，總名曰智者大師所作。

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縣城北三里處，又作天梯山，或稱台嶽。山形如八葉覆蓮，有八支八溪，應天之三台星，故得天台名。峯巒甚多，歷代聖賢名士都隱居於此。梁大同初定光隱佛隴山，山居三十年，曾預言將有善知識來，後果有智顗大師來，智顗為天台宗始祖，陳太建七年九月始登此山，歷遊山水，支遁拱木，曇光的石龕，高察的山路，僧順的雲潭等，依定光的指示佛隴山之北，於銀地嶺建一寺。九年宣帝勅詔割始豐調，充作經費，又蠲兩戶民，供給薪水。翌年賜修禪寺（大慈寺）號。又別經營靈墟庵（後天封寺），龍山集雲院（後禪林寺），時於寺北華頂峯為頭陀，十四年普明投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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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幾灌頂亦來。隋開皇十六年智顗歸山。翌年十一月晉王廣（煬帝）迎至石城山，偶發病寂於彌勒大石像前，弟子等奉遺骸葬於佛隴西南峯，建雙石塔。灌頂、普明將手書遺蹟等呈獻晉王。翌年王設千僧齋，請灌頂、智越、普明、智璪、慧威等，於隴南十里丹丘地建築一寺，名天台山寺。仁壽元年灌頂、智璪同謁晉王，謝寺落成。大業元年勅賜國清寺額。顗之門弟子甚多，就中灌頂結集師所說教義，智越率眾，普門擴張國清寺講堂，智璪為師設千僧齋，帝所賜寺物，智晞於佛隴修禪院宴坐，又於香爐峯建經堂，波若於開皇十八年登華頂峯，曉夜行道，大業九年至修禪院，又住國清寺。唐貞觀六年八月灌頂寂於國清寺，弟子光英與眾結紀行狀，樹碑寺門；當時豐干居國清寺，拾得典座，寒山住寒巖出窟中，常來寺乞食，與拾得交，並賦詩頌三百餘首。後嗣聖年中玄朗入台山左溪宣揚天台法門，行其道者號左溪焉。

東晉以後，史分南北朝；南朝之宋、齊、梁、陳，均建都南京。南朝遺蹟、散見江南各地不少，棲霞山寺，乃其中之一。「春牛首，秋棲霞」，這說明江南人對這兩處名勝仰慕的心懷。攝山，距南京約四十華里，或曰山，或曰聶山，或名攝嶺，又名棲霞寺。古來與荊州玉泉，濟南靈巖，天台國清，共稱天下四絕名山。其高約一百三十二丈，周圍四十華里。山多藥草，以攝益身心，故名攝山，又以其狀如繖，故稱繖山。中峰屹然卓立，左右諸山環抱如拱，中峯之麓，即棲霞山也。高僧傳第八法度傳：「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眾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𤥶之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精舍，請度居之，即棲霞山寺之來歷」。迄今已一千五百年矣！

唐明徵君碑謂：「該寺為僧辯創始」。又續高僧傳卷第七：「陳至德年中邀引慧布恭禪師建云」。徵諸史實，殆屬共建。僧紹初於巖間夢見如來光彩，乃創造佛窟，未幾紹沒，由其第二子仲璋嗣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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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西峯石壁穿鑿佛窟，並與法度共造無量壽佛座像高三十一尺五寸，連座四丈。並二菩薩像高三丈三尺。唐明徵君碑謂仲璋造釋迦像，法度別造十有餘龕。大同二年，龕頂放光，南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王、始安王等，各捐泉貝，共成福業。宋太宰江夏王霍姬等亦施財，琢磨三石，梁武帝天監十年八月，臨川靖慧王復加瑩飾（唐碑十五年靖慧王造無量壽像一軀），遂刻成億萬化身。現存大小計二百九十四座，造像五百五尊，最大者為無量殿，此為著名之千佛巖，殆為江南唯一之佛窟也。

寺之右，則有八角五導石塔及後方之天開巖。五層塔係隋文帝所建立之舍利塔，南唐時復經商越、林仁肇等修理。以灰色大理石建築，樹立基壇上。二層以上塔身低矮，漸次向上，其大形遞減，上部相輪早經失去，由基壇至塔身，悉施彫飾，精麗極微，特於基壇羽目刻釋迦八相圖。手法極為精巧，宮殿樓閣人物等服裝，均為中國傳統制度，並非印度式，感興甚深。民國十八年，香港何東爵士及夫人張蓮覺居士，見其圯敗，獨捐資重修，今所見者，即何氏重建之塔也。

我國石窟開鑿，始於北魏，迄於五代。若大同、龍門、敦煌、天龍、南北響堂山，皆鑿於北魏時代；又皆偏於北方，　北方氣候乾燥，砂石堅忍，適宜開鑿。棲霞千佛巖，開鑿於齊梁間，殆為南方絕無僅有者，實屬江南第一名勝也。

千佛巖在寺之後方，依砂岩層所成，其斷崖開鑿多數石龕。中央南面，大佛龕廣約二十七尺，深約二十二尺，入口廣約十尺，內有大佛，是明僧紹之第二子仲璋與法度共鑿，無量壽佛，趺坐於六尺座上，高約二十尺（前依陳碑尺寸，恐係當時尺度計之）。其左右脇侍二菩薩像。近世以塑土塗繕像形，實大損美觀，今甚剝削，不難窺見當時樣式。大佛龕之東方，到四龕相，其上有三四大小佛龕。又西方約有二十石窟，其中大小不一，大則廣二間，深約十尺，小則不出三四尺。內部皆刻佛像，一佛、三尊佛、或羅漢、仁王、天部等。龕壁間多數小佛龕，天井為穹窿狀，彫出佛菩薩，身光甚淺，若以比之大同龍門石窟，不僅規模不及其偉大，即技巧亦遠不及其精緻，但在江南還屬稀有者。在藝術史上，亦復為貴重之建築。在寺門外碑亭中有明徵君碑，廣四尺一寸餘，厚一尺一寸餘，高約十三尺，係唐上元三年建，銘為高宗御製，高正臣書，篆額王知敬筆，實為唐初最精美之手法，江南不多見也。

天開巖，在寺之後方三華里處，相傳為雲谷禪師為授明袁了凡功過格故址。又攝山往昔有慶雲寺，依陳書本紀第二，梁天監末，同寺僧慧興於鍾山定林上寺取得佛牙，保藏不久付囑慧志，承聖末，密送陳高祖武帝，永定元年十月，武帝敕於杜姥宅，集四部設遮大會，親幸禮佛，嗣後沿革不詳矣！

攝論宗，乃大乘宗派之一，以陳真諦為初祖。依攝大乘論，主張無境唯識論，兼立九識義。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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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證入阿摩羅無垢清淨識，獨唱一派。真諦為西印度優禪尼國人，於梁太清二年應召來至建康。旋因兵亂，轉避廣州，於制止寺譯出攝大乘論二卷、世親釋論十二卷，同時講解，並義疏八卷。又別譯決定藏論、三無性論、轉識論等，其門人慧愷、曹毘、法泰、僧宗、道尼、法准、慧曠等，相繼弘揚，遍及江左。時高麗遼東人僧朗，特來師事法度。僧居山寺，深通華嚴及三論，稱為江南三論初祖。梁武帝頗崇敬朗師，天監十一年，乃遣僧詮、僧懷、慧令等十人，就朗師講受三論。南蘭陵蕭琛隱居此山，仰慕朗師囑，臨終遺囑，欲葬朗墓之側。詮住山中止觀寺（止觀寺一說即棲霞寺，或說止觀寺在山中，棲霞寺在山麓），盛弘三論。其門下有法朗、慧辯、慧勇、慧布、慧峰等。就中慧布住寺中守師遺訓，求道研學，甚為精進。陳禎明元年十一月寂於寺中。法朗門中有吉藏、明法師等。吉藏為集三論之大成者，著作甚多，繼承僧朗、僧詮等學說。對關內之古三論，其所立為新三論，又稱為山門義。隋文帝仁壽元年天下三十州，次年五十州，各建舍利塔，該寺為其中之一，即建於斯時也。開皇仁壽間法韻來住，煬帝時慧曠於此講大智度論，陳時智聰於止觀寺受三論。後唐初於寺之舍利塔西經行坐禪，以山中食糧不多，揚州三百清信共同供給，每年送一石宛。貞觀二十二年四月，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歸至本房而寂，受化道俗三千餘人。唐高宗時，梵宇壇置四十九所，由唐至明初，寺額名稱，往往隨帝喜悅，任意更改，唐高宗初改稱功德寺，復改為隱君棲霞寺。會昌年間一度遭廢，宣宗大中五年重建，勅額妙因寺，宋太平興國五年勅改為普雲寺，景德五年又改棲霞禪寺，宋祐八年改為嚴因崇報禪院，又改景德棲霞寺，不久，又改為虎穴寺。明太祖素庵真節住持，擊法鼓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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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年，於講堂西建一浮圖。武宗末年，雲谷法會來住持，大興堂宇，其徒能慧亦結庵天開巖，迎師居之，未幾，萬曆十九年夏又重建，自此漸次衰頹。清高宗五次南巡，均駐蹕棲霞，撥帑增建法幢，二千餘間。咸豐年間，太平天國作亂，莊嚴梵宇遂全毀於兵燹，民國肇造後，始由宗仰上人開始復興。

棲霞山寺，不獨山水絕天下，而梵宇林立，及舍利塔、千佛巖、開天巖等勝蹟，實為江南第一名勝道場也。

棲霞寺，歷代興衰不一，太平天國作亂，莊嚴梵宇，悉遭灰燼，至光緒二十七年，法意禪師始建一小庵，規模遠不及前代。民國八年金山宗仰禪師，朝禮九華，道經棲霞，因見古蹟荒頹，乃發願重興，復得若舜禪師，及明常、方廉、寂然、仰山等相繼其業，始有今日莊嚴雄偉之道場也。公諱宗仰，字中央，別號烏目山僧，常熟人，俗姓黃，生於咸豐十一年。十六歲依常熟三峯寺藥龕出家，精研三藏，兼通英、日文，善書畫詩詞。二十一歲受戒於金山寺。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應富商羅迦陵居士請至滬弘法，得與當時名流接觸，目覩清廷腐敗，及受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感召，遂與吳敬恆、章太炎、蔡元培、蔣智田、鄒容等，組織中華教育會，宗師任會長，並主編蘇報，鼓吹革命！

次年，清廷查封蘇報，章太炎、鄒容被捕下獄，公被通緝。吳敬恆、蔡元培等已出亡國外，公得羅迦陵居士資助，遂逃亡日本。適孫中山先生，自越南蒞橫濱，公趨晉謁，斯為宗師初謁　國父，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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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談，深荷器重，革命大計，得參與密議。是年秋，中山先生欲赴檀島，因絀於川資，宗師傾囊資助。慷慨資助革命，深得　國父讚揚，自此，宗師與　國父書柬往來不絕，商策革命大業。旋於日本復刊江蘇雜誌，啟迪民心，促使清廷瓦解。光緒三十四年（一九○八年），始自日返滬，創辦上海愛國女校。　國父在檀寄書云：

據此，不僅可見宗師深獲　國父倚重，患難稱交，劻襄革命，實乃開國元勳，而　國父痛斥康梁一事，史乘闕漏，尤補文獻之不足也。

紅羊之亂，佛經圖書，遭毀殆盡。光緒末年，南京楊仁山居士因隨使節出赴英、日等國，廣交各國佛學人士，遂從日本搜集我國隋唐古德遺著，為數頗多，於金陵成立刻經處，流通經典。揚州藏經院、常州天寧寺先後發動刻經，宣揚佛乘。宗師於宣統元年因得羅迦陵居士資助，編印頻伽藏經問世，宣揚教乘。此為我國民間刊印藏經之始，其有助學者研究佛學之參考，又較楊仁山居士等更為廣博而具體矣！

宣統末年，武昌起義，南京光復。國父自海外歸來，國內革命同志雲集滬上迎接　國父回國，就臨時大總統職務。　國父至滬，據說各同志趨前爭迎　國父至寓所暢敘。但國父婉謝眾意，獨赴宗師所密談，並邀宗師同赴南京，參加政府，輔助國事。宗師竭誠婉謝，次日北站歡送　國父赴京後，宗師即隱居山林，國父每欲召見不得。　國父對宗師，自此備加崇敬！民國八年，宗師允為中國近代佛史上一件大事。接住棲霞寺，　國父孫中山先生首捐銀幣萬元，助其修建，其對宗師之崇敬，於此益見。宗師不僅為佛教之高僧，亦復為佛門子弟獻身參加國民革命之第一人也。

棲霞山寺，宗師蒞任後，規劃復興，重整宗風。棲霞寺，原屬三論宗系，因宗師為金山臨濟法派，自是改為金山分宗。民國十年正當興建初期，宗師即於七月入滅，享壽六十有二。迨至民國二十五年，國民政府委員張繼、于右任、戴傳賢、吳敬恆、邵元沖、朱家驊、李烈鈞、居正等，以宗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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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於國家，夙著勛勞，乃聯名呈請政府明令褒揚，文曰：

嗣經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政府撥國幣五千元，交戴委員傳賢、張委員繼，主修塔立碑事宜」。民國以來，沙門尊宿，獲國家褒典者，又唯宗師一人而已！

宗師圓寂後，若舜禪師繼其後，復得明常、寂然等協助，南北奔走，眾緣會合，如斯於十年之間，完成大雄寶殿、藏經樓、五觀堂、旃壇閣、金湯閣、五雲閣等大厦數百間，置田千餘畝，客眾數百人。殿宇雄偉，莊嚴無比，雖當今之金焦、寶華、天寧、古林、皆所不及也。

民國二十二年春，歐洲有匈、奧、德、義、英、法六國佛弟子照空等十三人來寺，要求受戒。該寺為其特開戒壇，傳授彼等三堂大戒，不僅戒期盛況空前，而三堂戒法，遠傳於西歐，實殆於該寺也。

於此尤須一敘者，即北伐以後，南京奠都，自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對日戰爭發生，僅僅十年期間。不特政治上發生許多風波，外侮內憂，重重疊疊相踵而來，以至對日戰爭。而佛教則有廟產興學，神佛存廢標準，搗毀佛像，侵奪寺產，拘捕僧侶等風潮發生，鬧得如火如荼，此為近代佛史上之大事，自有追述之必要。

一、北伐成功後，革命的思潮，波及全國。十七年，基督徒薛篤弼主內政部，復以南京中學校長邰爽秋建議廟產興學，地方政府公布神佛存廢標準，於是各地發生搗毀神像的事件，並牽涉到佛像，野心人士藉此掀起沒收寺產，興辦學校的風潮。江蘇民政廳廳長繆斌，首先帶領兩營士兵包圍蘇北宿遷縣極樂庵，在無由無故之下，將該庵住持覺先逮捕，竟沒收該庵寺產三萬畝興辦學校，並其將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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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江省府監獄，不久覺先竟死在獄中，此為江蘇省政府官員忽視人民生命財產，侵奪寺產，厄殺僧侶之第一案。

二、當時官民勾結侵佔寺產，或直接行事，或暗中支持，地不分南北，寺不分大小，一律在其同一目標之內。當日贊助革命，開國元勳，宗仰上人之道場，棲霞山寺，因受棲霞鎮鄉村師範校長黃質夫，蓄意侵佔該寺山地，不時因侵佔山地，率領學生圍歐該寺僧侶，於是發生訴訟，而蘇省教育廳長周佛海，從中蠱惑，暗中支持，致使纏訟不休。竟利用職權將該寺監院寂然逮捕，關進監獄。於是引起佛教界公憤，咸抱唇亡齒寒，奔走營救，政府始終不肯釋放，而宗師法孫寂然禪師，誓以身殉，又不肯讓予寸土，最後上書國民政府林主席云：

書上，主席赫然大怒，乃飭「有關部會會辦」，該寺寺產，始獲保存，此為江蘇官民勾結侵奪寺產之第二案。

三、常州天寧寺，為江南名剎，寺產豐富，殆冠全省。民國二十五年，南京警備司令部部員捲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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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逃，保人常州人。經圓光中有寺影，因此，警備司令部派員率憲警至該寺搜查，該寺以事無因，婉拒搜查，竟不問赤白將該寺監院欽峯，西堂學淵帶至南京，加以軟禁，不准見客。該寺奔走營救，警部拒不釋放，竟誣陷該寺掩護捲款人潛逃，須負責賠償公款責任，否則不予釋放。該寺認事出「莫須有」，又拿不出鉅額款子，最後乃經江蘇省委王柏齡先生出面交涉，聲稱如不釋放，將面報最高當局。始將欽學二師釋放，此為警政機構利用職權，無事生波，欺壓僧侶，妨礙自由之第三案。

以上所舉，是江蘇省佛教所受迫害最顯著者。其實民國以來，無廟不駐兵，寺廟變成軍營，軍隊駐進後，不是拆窗子，就是劈椅子，借這樣，要那樣，因住軍隊，其所受之損失，僧尼所受之侮辱，實不可以數計。今日我們回想起來是值得檢討以往的得失。（一）國家為保障人民生命財產，頒布約法，要人民處處守法，而政府官員卻不守法，一個堂堂的省政府，既無法令根據，竟利用職權，不分赤白，把寺產充公，把和尚關進監獄，以至於死，不獨目無法綱，且視人命如草菅，而國府對這種侵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大事，竟未聞加以制裁，等於默許。（二）監察院、新聞界對此有關侵害人民生命財產大事，亦未聞提出彈劾，輿論界更未發表評論，寧非怪事。於此可見以往，我們不特政治不健全，法治精神不夠，監察院、新聞界對政府對人民都未能盡到監督與保護的責任，此要與今日我們政府實行法治精神相較？相差何止天壤？

最後更值得我們警惕的是，民間所流傳的古訓，「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符合佛家因果定律的推算，亦復宇宙間萬事萬物生存的法則。繆斌、周佛海之流，蓄意侵佔寺產，侮辱僧侶，甚至「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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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故」把和尚關死在監獄，當時雖然逃過法律的制裁，但畢竟逃不了因果的定律，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毫無差錯。試觀繆斌等後果，二十六年對日戰爭發生後，周佛海、繆斌先後參加偽組織，勝利後，周繆二人既犯了叛國罪，應受國家法律制裁，江蘇高院依據漢奸治罪條例，首先執行漢奸槍決的，就是繆斌。因其當日利用職權，逼死覺先和尚；有一命償一命，總算了結這一筆生死債。周佛海雖蠱惑黃質夫侵佔寺產，寂然數度關進監獄，並未致其死，所以周佛海雖犯了叛國罪，論其罪行，要比繆斌大，但因周佛海末年奉佛懺悔，只判得無期徒刑，結果死在監獄，也算了結這一筆冤債。由周繆二人的死，這說明了冥冥中有個不可滅的因果報應，也就是「多行不義必自斃」的道理。這些話，並非是迷信，只要大家肯把以往所經過的事，仔細回想起來，就會覺得這其中必有不迷信道理存在，我們果能於事有所領悟，則對我們今後立身處世必有很大的幫助。

金焦二山，是江蘇省佛教名剎。焦山，在鎮江東九里，環峙於長江中的小島嶼，又名譙山、樵山，或名浮玉山。後漢處士焦先，相傳隱居於此，故名焦山。古來文人墨客來遊者多；梁江淹與陸東海有焦山述懷，唐李白有焦山望松寥山賦，其他有關焦山詩賦頗多。

全山成伏婉狀，樹木蔽天，金山相約十五里外。山麓為坐椅形，定慧寺居中央，寺左為松寥閣、自然庵、文殊閣，位臨江邊，風景極佳。寺右有焦公祠、三詔洞、觀音岩，岩上別有夕陽庵、大觀臺、聽濤書屋、佳處亭等。焦公祠下有羅漢岩，更西有瘞鶴巖，相傳為陶弘景（一說王羲之）葬鶴處，故山中有王羲之所書瘞鶴銘碑，為焦山四寶之一。岩左右有醉石、陀羅石、霹靂石、音石、翠石、鑽丹石及石室等。若從崖陰上山崖，則有水雲深處，遠碧桃灣。更上則有別峰庵，山頂為焦山嶺。吸江亭，四面有佛，眺望鎮揚在握，江景絕佳。

焦山以定慧寺為中心，為一十方叢林傳賢寺院，其餘均屬小庵。寺建於後漢興平年間（一九四—一九五），迄今一千八百年（其年代確否尚待考詳），殆為江南佛寺最早者，原名普濟寺。北宋佛印了元（一○三二—一○九八）先住焦山，後住金山。南宋景定年中（一二六○—一二六五）重建，改稱焦山寺，明弘治年間（一四八八—一五○五）妙福，寺右埋立石磯，建庵數棟，名水晶庵。明武宗（一五○六—一五二一）幸勅，妙福為三山都綱（金、焦、北固稱三山）。妙福圓寂後，寺宇荒廢，但其法系慧印及其徒樂一來募建，興建月波樓、曉清堂、悟嵐軒等。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竣工。同四十二年勅賜定慧寺額。曹洞宗百丈明雪法孫古樵智先住持定慧寺四十年，改披剃子孫制為十方傳賢制，振興曹洞宗風，自此，專屬曹洞派系也。共法曾孫敏修福毅，乾隆二年（一七三七）適鎮江大旱災，乃至揚州募集米三萬餘石賑濟。法孫濟舟澄洮（一七二五—一七九○）適高宗南巡詣金山，奏請加寵錫。高宗最賞識焦山風景，曾御文曰：金山寺包山，焦山山包寺，若以山水論彼此，我意在此不在彼。其法孫巨超清恆長於詩文，遺借庵詩草，其徒性源覺詮（一七五一—一八一九）長華嚴，持律堅固修淨業，遺著宗鏡目錄、畢竟毘尼各二卷，普明觀法、出世上上禪、反約集、捨遺集各一卷，清恆五世法孫月輝了禪，太平天國之亂，江南諸寺悉遭焚毀，因得同道悟去、凡滌、超塵、一誠、智林、明道、凡超、了因、淨因、木森、聖舉等十二人死守焦山，幸遇酋首係屬同鄉，藉鄉情說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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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得免遭兵燹，因之後人有詩頌曰：「天下山土已全焦，唯有焦山土不焦」。法孫芥航大須（一八三四—一八八九），整理亂後局面，創說戒法，兼弘淨土，焦山法席始克重振。因之焦山定慧寺、福州鼓山寺、漢口皈元寺，殆為我國近代佛教曹洞宗主要的道場也。

焦山，以定慧寺為中心，寺之大雄寶殿，建於明代。中尊釋迦，脇侍藥師、彌陀，背後藏經樓，殿前天王殿，以此為中心，迴廊，方丈、御書樓、枕江閣、彭來閣、華嚴閣等，規模壯大，且頗整潔，春秋遊客如雲，實為鎮揚名勝地區。焦山之寶計有瘞鶴銘、周鼎、道德經幢、定陶鼎，稱為焦岩四寶。瘞鶴銘，傳為王羲之手書（一說陶弘景），現僅存八十三字殘碑，金石家極為重視，道德經幢為王羲之書，其餘寺中所藏古書名繪，宋磧砂藏、明藏、續藏、南傳大藏經，梁投芬先生四庫全書，其次若石濤，八大山人、楊繼盛、文天祥、朱熹、岳飛、乾隆等親筆書繪，多達四五百件。民國二十三年由主持智光文覺改革寺制，創辦焦山佛學院，培育人才，先後畢業達四、五十人，頗有中興之望。不幸中日戰爭發生，焦山適為要塞之地區，在槍林彈雨中，該寺僅存正殿（天王殿、大雄寶殿、藏經樓），其餘方丈、御書樓、僧寮等悉遭燒毀，建築之損失，殊難估計。勝利後，雖力圖恢復，太虛大師於三十五年為整理佛教計，集合十二省僧青年於焦山訓練，作復興佛教基本幹部，中原戰事又起，所有計畫都成泡影，回首前塵，不勝今昔之感！

江蘇省蘇州西南三十華里處，有山名雪巖，又名靈巖山。大清一統志卷五十五：「靈巖寺，在吳縣靈巖山，一名秀峰寺」。吳地誌：「晉太尉陸玩，捨宅為寺」。吳郡志：「秀峰寺為吳之館娃宮。後，韓蘄王之功德寺，改為崇報禪寺」。新志：「明洪武中（一三六八—九八）賜今名。清康熙二十八年，聖祖賜『嵐翠』二字額。乾隆三十年，帝臨幸翠華，有『御製靈巖寺用趙嘏韻詩』」。又明白庵弘儲靈巖紀略：「唐先天二年（七一三），陸魯公（象先）弟有疾，醫士無效。公憂慮增劇，門前遇一僧，教索水食噀，即時病閒，魯公喜，贈物頗豐，但不顧視此，遂問和尚居於何寺，答曰：『貧道住蘇州靈巖寺。郎君若至江表可請入寺相尋』。由此因緣陸象先生投巨資創建殿堂，并獻香火資金。此僧尊稱靈巖寺智積菩薩，亦稱泗州僧伽和尚、無錫智積菩薩，已還泗州。北宋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節度使孫承祐，其姊為祈吳越錢俶之妃冥福，使建九層磚塔」。又吳縣志卷三十六：「先律居，元豐中（一○七八），郡守晏知止闢為禪院。紹興中（一一三一—六二）蘄王韓世忠為薦先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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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親崇報禪院，重建智積殿。明洪武初（一三六八）賜改今額為叢林寺」。王鎬靈巖志略：「明洪武中，賜額為報國永祚禪寺。其後屢次重修，塔於明萬曆二十八年（一六○○）雷火，木部被燬。清乾隆十五年（一七五○）重修，大殿、彌勒殿、其他堂宇，康熙十四年重建。康熙、乾隆六次清帝南巡聯賜額為江南名剎。但咸豐十年（一八六○）紅羊之亂，歸於烏有」。

宣統三年真達入寺，努力復興。民國十五年（一九二九）改為十方專修淨業道場，印光大師復稱靈巖寺舊稱。（寺內靈巖寺永作十方專修淨業道場及此次建築功德碑記）其間，前住持真達，現住持妙真及得印光大師協力，從大雄殿、念佛堂、智積殿、彌勒樓閣（天王殿）、鐘樓、大法堂等一一重建，殆為江南唯一之淨土道場。

印光大師為我國近代淨土宗高僧，俗姓趙，字印光，號常慚愧僧，陝西郃陽縣人。清光緒七年，時二十一歲，出家，師事終南山蓮花洞道純長老，後徧參南北大叢林，三十二歲入普陀山法雨寺閉關閱藏，精修三十年。後經徐蔚如、高鶴年二居士將其文章介紹於佛教雜誌，始漸為淨土念佛人所注意。民國十三年，印光法師文鈔續二卷問世，讀者、歸依者甚多。民國十七年辭普陀山，至蘇州靈巖山真達師處，蘇州報國寺閉關，精進念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隱居靈巖山，二十九年十一月四日圓寂，年八十。其一生志願，不參加結會、不參加教會、不剃度弟子、不當住持，因之慕其清高歸依者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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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眾。其文鈔出版數十萬部，其對弘揚淨土宗不遺餘力，為提倡慈善救濟教誨等社會福利事業甚多。印光大師於民國二十九年冬月初四，示寂於此，世壽八十，並獲舍利無數，靈骨塔建於靈巖寺左麓石鼓之東。

唐末經五代而至宋，佛教各宗漸趨衰落，唯禪淨二宗，獨撐佛教門庭。

大同石室、敦煌石室、龍門石室，是我國北方三大佛教文化史蹟陳列館。大同是北魏的都城，即今之山西省大同（古之平城）西郊三十里，依自然崖壁開鑿數百大小石窟，名曰靈巖。或稱大同雲岡石窟，或曰雲岡石窟，或稱為大窟龕。北魏文成帝和平初起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三十餘年間，由曇曜奏請開鑿。魏書第百十四謂：「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北魏興安元年（公元四五二），文帝即位，頒復興佛教詔書，僧曇曜奏請，於京城西武周山開鑿五所石窟，室內雕鑿無數大小佛龕佛像，高達七十尺、六十尺不等，其構造大體中央鑿成四方塔形，四面雕刻佛像，壁間佛龕頂上多作尖圓，佛像面貌體格，皆與中國人迥異，唇厚眼長，鼻梁高直，頤豐肩張，挺然雄姿，此種手法為北魏之特色，實世界之冠。

續高僧傳曇曜傳：「去恆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鐫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詣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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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東頭僧寺，恆共千人」云。我國開鑿石窟，早於前秦建元二年（公元三六六），命沙門樂僔於敦煌鳴沙山開鑿石窟，彫刻佛像，是為我國開鑿石窟造像之嚆矢。未幾，北涼沮渠蒙遜，於鳴沙山東危山造石窟，鐫刻無數佛龕佛像。迨北魏太延五年，太武帝亡北涼，該地三萬餘人徙魏都。興安元年，文成帝即位，頒復興佛教詔書，曇曜奏請，從事開鑿大同五所石室。並為北魏太祖以下五帝追福，因武帝毀滅佛教，乃含有懺悔滅罪之意。

魏書第六及第七上，並北史第二等；皇興元年八月獻文帝。幸武周山石窟寺；太和四年八月，同六年三月及第七年五月，孝文帝幸石窟寺，殆為石窟落成移駕。山西通志第二十九大同條：「石窟寺（中略）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至後世均以石窟為名。大同石窟於武周山北岸高約百尺斷崖鑿造，面皆向南，其主要石窟，凡二十。其他小佛龕，介在其中，實不知其數。由崖壁形勢，可分三區，每區以山谷為界，假定第一區在東方，東端有二石窟，假定名為第一窟第二窟，西端亦有重要二石窟，此為第三窟、第四窟。第二區在中央石佛境內有重要石窟從第五窟至第十三窟，總共九窟。第三區在西方，從第十四窟至第二十窟，重要者七窟。由此以西大小幾百佛龕，概以破壞，唯近西端，有一洞內刻出塔形。以上所舉石窟唯第三窟係隋代所鑿，餘皆北魏時代開掘，規模雄大，古今第一。今依次略述其構造：

第一窟：前面二十尺九寸，高約十八尺。中央鑿成方形重層塔一座。各層四面刻四佛龕。後壁刻有三大佛龕，左右兩壁，均遍鑿佛龕，以五層塔，離隔各龕。壁腰浮刻佛像，維摩，文殊，千佛等，表面均施色，但多剝落。

第二窟：前面二十四尺，後面二十六尺七寸。左側面三十五尺，各側面三十二尺二寸。中央三層塔形，其頂冠天蓋，以接天井。每層四面，各刻佛龕，各層塔身作蓮華拱或梯形佛龕，初層中龕，或一佛或二佛並坐，或刻三尊佛。後壁及左右兩壁佛龕等，均與第一窟結構相同。

第三窟：觀其計畫，極為壯大，原有鑿造大伸三尊之意，但不知何由而中止。窟前東西寬約五十尺，左右開二入口，內陣東西寬約百三十尺，南北深約五十尺。高約二十尺。中央東西寬約八十尺面壁。原意建立大佛三尊。今僅完成大佛一尊，中尊倚像高約三十尺，兩脇侍菩薩立像各高約二十尺。面輪豐滿，衣文流暢，技巧精熟，而與其他佛像意趣全異，這是隋代所鑿。

第四窟：東西寬約二十五尺，南北約十六尺，中央壁體殘破、刻鑿佛龕。四壁有大小佛龕及千佛像等。

第五窟：前面依斷崖構架五間四層高樓，窟形不正。平面成橢圓形，東西寬約七十二尺四寸，南北深達五十八尺四寸，中央彫鑿本尊釋迦坐像。高約五十五尺，兩膝徑約五十二尺，足長一丈五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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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中指長七尺九寸。不獨雲岡石室中，無與比倫，即在全國各地石室中，亦屬罕見。實為雲岡石室中最大之佛像，長眉隆鼻，豐富秀麗，身軀各部，均極適宜，北魏手法的特徵，表現無遣。兩脇侍立像，左右彫刻壁面，高約十八尺，室壁分約七層，並刻及數佛龕，一佛或二佛並坐及千體佛。從大佛及石室各點觀之，此室當為孝文帝為其父獻帝所造，其宏偉壯麗，卓越古今，實為北魏文化藝術之最高境界。

第六窟：前面倚斷崖構造五間四層高樓，此與第五窟，同為孝文帝時所鑿，規模甚大。東西寬約四十六尺一寸，南北深約四十六尺八寸。後壁深達十三尺二寸，鑿一大佛龕。中央，東西約二十六尺一寸，南北二十三尺九寸，為一大方石柱，共分二層，刻多數佛龕佛像，東西南更分三面壁。下層南面，高約八尺坐佛像，東面高約十尺交腳佛像，北面高約各八尺二佛並坐像，西面高約九尺佛倚像。上層四面：彫刻各立佛像，面相衣褶印等手法，均極優美。後壁又分二層，下層開鑿大佛龕，中高各十三尺之釋迦牟佛坐像，並安兩脇侍立佛像，餘三壁彫忍衣、殿堂、菩薩、佛傳圖、飛天、化佛。其上天井，接所有小佛龕，瓔珞飛天等，天井藻井，格間浮刻諸天，此窟規模雄大，彫飾豐麗、技巧精練，實為北魏時代藝術之一大結晶，現存石窟中最優美之實例。

第七窟：前面亦構造三層高樓，東西寬約三十尺，南北深約十八尺，高約三十尺。北壁上下二層各築大龕，下層二佛並坐，上層刻立三尊佛，餘三壁，全面小佛龕、化佛、菩薩、飛天、蓮華等，石壁石佛，因多數損壞，處處以繪畫補之。

第八窟：東西寬約三十尺六寸，南北深約十九尺六寸，其構造與第七窟同，其前面較大，開圓拱形，入口兩側，鑿金剛力士像，上部陽刻涇婆、毘紐二天。涇婆天，三面八臂騎牛，手持葡萄日輪弓等。毘紐天騎金翅鳥、手持雞、弓、日月輪等。姿勢自在，手法簡樸，面相頗富於表情。

第九窟：雲岡石室境內，在斷崖前面開鑿第九窟至第十三窟，內部彫刻無數小佛像及佛龕。石室前室及內陣兩室，內陣東西寬約三十六尺二寸五分，南北約三十四尺一寸。中央高約二十八尺，安置釋迦倚像，神態如生。東西兩壁，彫刻脇侍菩薩立像，壁面佛龕及菩薩像充滿，外陣東西寬約三十六尺九寸，南北十三尺三寸，其前面分三間；中央為入口、左右為窗、佛、菩薩、飛天等，彫飾壁面，極具藝術價值。

第十窟：其鄰近第九窟，係同時開鑿，規模裝飾大致相同，從前室至內陣為入口，東西寬約三十七尺一寸，南北深達三十四尺八寸，中央安置持鐵鉢釋迦佛像，前室東西寬約三十七尺一寸，南北深達十四尺二寸。

第十一窟：前面二十九尺九寸，後面三十六尺五寸，南北三十三尺六寸，為不正形。中央東西二十尺八寸，南北十九尺一寸，高約三十尺一大方石柱，其四壁各高約十尺立佛像及兩脇侍菩薩像，更於其上方四面，刻佛龕。正面三尊佛，其他各面二佛並坐像。壁面彫刻大小佛龕，千體佛等，特別西壁所刻高約九尺的過去七佛立像七軀，姿容最為豐美，東壁上有太和年造銘，石壁有刻形像九十五軀及諸菩薩像記。

第十二窟：前室及內陣兩室所成。內陣東西寬約二十一尺二寸。本尊高壇上倚坐，左右有四菩薩侍立。前室東西寬二十六尺三寸五分。南北十四尺二寸五分。兩室壁面均刻大小佛龕、菩薩像等，意匠卓越，手法精巧，古今罕見。

第十三窟：東西寬約三十四尺三寸，南北深約二十七尺三寸。本尊彌勒菩薩，高約五十尺，方座椅，兩腳交叉，姿勢權衡適宜頗成大作，南壁中央，刻高約一丈過去七佛立像七軀，其他壁面，大小佛龕、千體佛等，手法樣式，同第二區中，最帶古風。

第十四窟：內陣前室分二部之內陣東西約二十尺，南北約十尺，損壞甚多，千體佛方柱。西壁二佛並坐大龕等，其殘骸不少。

第十五窟：方約十八尺，高約三十尺。後壁上下二佛並坐及佛一龕，東西兩壁彫鑿小佛龕及千體佛等。

第十六窟：為橢圓形，東西寬約二十九尺寸，南北深約二十八尺二寸。本尊接後壁立蓮華上，高約四十尺，面相端嚴，頗為壯觀。周圍之壁，大小佛龕櫛比，上部有千佛像，美滿莊嚴。

第十七窟：亦橢圓形，約四十五尺。姿勢整齊，極為壯麗，兩側壁刻各龕，安置脇侍佛。其他構造類似第十六窟。

第十八窟：此窟乃雲岡最初五大佛窟之一，位居第三，平面為橢圓形。東西寬五十四尺五寸，南北深遠三十三尺一寸。中央高約四十五尺本尊佛，左右脇侍佛，各高約二十五尺，皆立蓮華上。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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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刻佛龕，安千體佛。東西壁上四十尺高度，有太和十三年追刻造像銘。比丘尼惠定造立釋迦、多寶、彌勒三尊。相好莊嚴，面輪稍長，全體權衡頗美，衣覆兩肩，衣文褶襞，雄健遒勁，异於第二十窟，殆受中印笈多式之影響，至堪欣賞。

第十九窟：中洞及左右二洞，呈現不整形橢圓狀。中洞東西寬約六十二尺，南北深約三十六尺。正面高約四十五尺坐佛像，面相端嚴，腹部遭受毀壞，正面左右上方高約十二尺菩薩像，全壁刻千佛像。左洞東西寬約二十五尺，南北深約十四尺五寸，高約二十八尺，中尊高約二十五尺椅像，脇傳菩薩，各約十五尺立像，編刻千佛體，右洞與左洞位置相符，東西寬約二十五尺，南北深約十七尺，中尊高約二十三尺倚像。右脇侍菩薩像，崩壞損毀，壁面千體佛，不異左洞。

第二十窟：前室已崩潰，佛像露出。當初中央釋迦大坐像，左右脇侍佛立像。但右侍佛，形跡全毀，僅存左侍佛。本尊膝以下尚掩土中，自膝至頂，高約三十三尺，全高約四○五尺。其面相顯出北魏特徵，有其雄偉的氣象，眼稍細，眼嵌黑石，眉長鼻高，口唇重頤，口角特深，面輪豐圓，作二重願，頸部划模樣，耳大無孔，烏瑟高不作螺髮，眉間當初容有白毫痕跡，偏袒右肩完相。面相與本尊同，衣覆兩肩，透過薄衣，可見軀體四肢，此為敦煌以外，受笈多式影響所成之作品。

今統觀二十大窟之規模樣式，石刻為我國歷史文化藝術史上之一大成就。從第十六至第二十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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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五窟乃雲岡石窟中最初所鑿；北魏文成帝時（西元四六四年頃），沙門曇曜奏請開鑿。窟狀皆為橢圓形，不同其他，而規模雄壯，技法勁拔，氣象雄偉，寶凌駕諸窟之上。第三窟以次，稍帶古風，即獻文帝所造，而第三窟迥異諸窟，此係隋代所鑿。其餘諸窟構思縱橫，彫刻富麗，變化無窮，發揮北魏盛時巨匠靈腕，皆為文帝時代的成品。第十九窟右侍佛及第二十窟，佛像紐樣衣文類似敦煌千佛洞第百十一窟，二佛並坐像之衣文。其他細部，殆與中印度式等，薩珊波斯式相通，這是受北涼時代的影響。其面貌一切皆為拓跋氏的理想。唇厚鼻高，目長頰長，軀幹雄偉，奔放自然，大丈夫相，是敦煌、龍門所不及者。大同崖質為水平層的砂石，適於大規模鑿窟造像。加之拓跋氏的雄壯的氣象，以真摯的信心，乃完成人類史上未曾有的大藝術，同時在偉大佛陀慈光薰陶下，渾融了中印文化優美之特質，遂蔚成北魏時代佛教一偉大藝術史蹟。

由於大陸變色，佛教文化正陷於危險之中，今日吾人之責任不僅要保存佛教文化珍貴的史蹟，並且要發揚光大，應使國人從佛教文化史蹟上重新認識佛教的價值，同時，我要藉此呼籲同道們要從佛教文化史蹟上發揚佛教的精神，使佛教藝術化！學術化！道德化！達到人類真、善、美的境界！

龍門石窟，是我國北方三大佛窟之一，開鑿於北魏時代。比丘慧成，承帝意旨，於洛陽之南約三十里，伊水兩岸，伊闕龍山山脈懸崖處，鑿造石窟，名曰龍門石窟，或曰龍門龕，或曰伊闕佛窟。最初開鑿者為古陽洞，在龍門石窟中之最南端，自太和至東魏之武定，凡五十年間之雕刻，均在其中。蓋北魏初都大同時，曇曜等奏請，開鑿雲岡石窟。未幾，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乃於龍門山開鑿多數佛龕。經東魏北齊、隋及唐，各朝均繼承其功業。現今挾伊水左右兩岸，大小佛窟龕數千，實為天下之壯觀。就中，左岸為北魏以來所經營。距小溪區分南北，北區第一乃至第六窟。南區第七乃至第二十一共十五窟。前後凡二十一窟。就中，第二十一窟，係北魏太和年間所開，其年代為最古，第三窟等次之。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十八、及第二十等六窟，亦係北魏時代開鑿，其餘屬唐代所造。各朝均有修補改整，唐代為甚。第十三、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等諸窟，皆係重鑿。右岸之諸窟，皆屬唐代工作。小龕居多，主要者僅有二三。開創以來閱二百餘年。至則天武后時代，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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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開鑿。

龍門佛窟，雖開創於北魏，但隋唐各朝，均有改整或修補，尤以唐代為最。每窟幾乎都附刻造像銘，此優於雲岡、敦煌者。今就佛窟內容構造形勢，略加敘述於次：

第二十窟名曰古陽洞，或稱老君洞，此為龍門最初之石窟，其豐麗與第三窟（寶陽洞）同為龍門幾千石窟中，最初開鑿者，極具歷史價值，並附有造像銘，足資考證。窟之間口二十二尺八寸，奧行三十尺。後為半圓形狀，高約三十二尺。後壁之前，設立佛龕、方座，安奉高約十五尺釋迦坐像，衣裾垂披四面，左右脇侍菩薩，各高十三尺。座下並作兩獅子。窟之左右大體分為三層，分刻大小佛龕，更有天井及千體佛。意匠的變化，彫飾的豐美，其他未可比類。就中，右壁係北魏景明三年五月造，邑子像銘：「大代太和七年，新城縣功曹孫秋生新城縣功曹劉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區，願國祚永隆，三寶彌顯」。又左壁之太和二十二年九月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元祥造像銘，記有「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太妃，征南將隨從祈元祥平安。彌勒像，同彌勒像龕，太和十九年十一月使持節司空公長樂王丘穆陸亮夫人尉遲所造立」。（此為龍門現存最古之銘）同：二十二年九月始平公像銘曰：「慧成（即始平公之子）自以影濯玄流，邈逢昌運竭誠心為國造石窟口口系答皇恩」。於此可知，此窟太和七年既經開工不久，遷都以後，長樂王夫人及比丘慧成繼續開鑿。其他，景明元年楊大眼為孝文帝造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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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同三年，比丘惠感造彌勒三尊像，同四年比丘法生為孝文帝造釋迦三尊像。正始三年王史平造彌勒交腳像，永平二年比丘尼法文法隆造彌勒像，同四年曹連造釋迦像及朱義造觀音像，安定王造彌勒像，神龜三年杜匡安造無量壽佛像，同三年惠感造佛像，正光二年比丘惠榮造釋迦像，同四年夏侯叔造釋迦三尊像，東魏天平二年比丘尼曇會造觀音像，同年僧清長造彌勒像，同四年孫思香造觀音像等。此諸造像銘所記年代及造者，實為今日研究石窟最重要之史料。

第三窟，名賓陽洞，此窟因石佛寺在境內，未受人為的破壞，故能保存最良好之北魏石刻代表的傑作。而龍門為北魏石窟中最大最壯麗之創造。窟之間口三十六尺六寸，奧行三十三尺五寸。後壁刻本尊釋迦坐像，脇侍羅漢及菩薩像各二軀。左右兩壁亦各刻三尊佛立像，本尊趺坐方座、衣垂前、右手開舉，左手屈地水火三指安膝上。面輪稍長，眼纖月狀，眉昻鼻高，口唇反上，含帶微笑。後光為大舟形，蓬華忍冬供養菩薩式及火炎，用表莊嚴。相好威儀，衣褶重重，頗為優麗，乃北魏時代成熟之作品。入口左右的內部，其腰部刻迦樓羅、毘那夜迦、龍王等。中部為皇帝及皇后率侍者晉香圖。上部浮雕供養相，天井中央，蓮華周圍，配有飛天雲文。其周圍垂寶帳，床內處處刻大蓮華文，其間所作波衣，顯示池中寶蓮。入口外壁左右彫仁王像，氣象最為雄偉，此窟規模之大，極盡彫刻之工巧，不問有無像銘，一望而知，是北魏時代的特徵。魏書釋老第志二：「景明之初，世宗（宣武帝）詔大長秋卿白整，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陽伊闕山，為高祖（孝文帝），文昭皇太后二佛所。（中略）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共三所。自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以前，功用十萬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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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六」。記中一所，即指地窟。

第四窟：間口三十一尺，奧行三十尺，高約三十尺。後壁為本尊釋迦坐像，脇侍羅漢，及菩薩立像。各安二軀，左右壁前，刻有大小佛龕。本尊威儀，不異於第三窟。口唇強，垂頤及施頸文三道等。左壁小龕，有「隋大業十三年」刻銘，民國初年，一度為兵營火炊事場，其美觀多為煙塵汚毀，殊堪可惜。

第二窟：間口二十六尺，奧行三十二尺，本尊釋迦佛像，高約二十尺坐方座，左右侍立高約十八尺之羅漢，及二十尺高之菩薩像體姿雄大，相好端麗，天井中央，蓮華，周圍並刻飛天，四壁彫刻大小佛龕及塔形。右端有唐貞觀二十二年四月造立彌勒立像。其右下右壁安置彌勒倚像。脇立羅漢及二力士像。又第三、第四兩窟中間巖壁有伊闕佛龕碑，今首崩壞。是唐貞觀十五年魏王泰，為母文德皇后造立佛龕，傳為褚遂良書。第二、第三、第四窟中，第三窟，係北魏時代開鑿，這是學者一致所公認的。第二、第四兩窟，因本尊等形式不同，說是隋代的作品。但此三窟又劃為一區。前記魏之第四，所謂「石窟三所」，此記似有未當。第二窟的本尊脇侍等的樣式，特异於第三窟；或者此窟係唐魏王泰改造，亦未可知，必須詳加考證。

第十七窟，俗稱為魏字窟，雖係北魏時代造鑿，間口十二尺九寸，奧行十四尺二寸，本尊釋迦像坐方座，脇侍兩羅漢兩菩薩侍立，又左右兩壁各開一佛龕，安置釋迦及羅漢菩薩仁王像各二軀，其他壁面造多數佛龕，並有北魏正光四年，孝昌二年，唐上元二年等刻銘。第十三窟，伊闕洞，俗稱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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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間口二十尺二寸，奧行三十尺九寸，後方為半圓形，安置本尊釋迦立像，羅漢及菩薩立像各一軀，後壁佛龕並刻千佛像，右壁，造三層大龕，其間設小龕，北魏正光六年，永熙二年，北齊天保八年，唐長安口年光天二年等安造像等，左壁亦刻多數小龕，並有北魏孝昌三年，建義元年等銘。天井為一大蓮華，高肉雕，飛天繞之，手法最為精彩。第十四窟，間口十一尺四寸，奧行十二尺八寸，高有十尺。後壁本尊坐像，脇侍羅漢菩薩像各刻一軀。又左右的兩壁佛龕，各安釋迦，兩羅漢兩菩薩像，右壁小佛龕刻有「北魏普泰元年，東魏天平四年等像銘」。第二十窟，稱藥方洞，間口十二尺，奧行十四尺二寸，高有十三尺，後壁本尊趺坐方座。脇侍羅漢菩薩各倚立，壁面造大小龕，左壁二佛並坐，右壁釋迦五尊像等。初入口左右兩壁，刻寫藥方。此雖屬北魏時代所開，然至北齊武平六年六月，左壁刻文被磨削，重刻道興之造像銘。入口左內壁有北魏永熙三年，窟內右壁有唐永徽元年，及顯德四年等龕像。顯經後世修補改整，至為明顯。第十八窟，間口十四尺，奧行十一尺，後壁之龕，安置本尊及兩脇侍像。右壁之龕，有彌勒三尊像，北壁有觀音立像。入口右壁之龕，有大魏口口七年，外壁有東魏天平四年之銘，窟內並有唐龍朔元年等之銘，且安置佛像，於此可知此窟至唐代，始加　改造。第十五窟，間口十尺，奧行十二尺二寸，後壁龕中，安置本尊及兩羅漢兩菩薩像。左壁鑿二龕，後方之龕，供釋迦像，前方之龕，及左壁之龕，刻有釋迦兩羅漢兩菩薩像。入口南壁則有「北魏式」的一佛龕，其他則有唐顯慶五年等刻銘，可以資證。

第五窟，名為敬善寺洞，係唐太宗后紀國太妃韋氏所造像，間二十一尺三寸，奧行十尺五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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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坐佛像，左右兩壁安置羅漢菩薩及二天立像。其間亦造多數菩薩像等，入只外壁之左右則有仁王像。第一窟，被認係唐代初期鑿造，間口三十一尺，奧行二十二尺，高約三十五尺，本尊釋迦坐像，二羅漢二菩薩及二天像。體軀偉大，有雄毫之氣。第十二窟，俗稱大洞，間口十七尺九寸，奧行三十一尺三寸，高有二十八尺，尚未完成故未安本尊，周壁大小佛龕，並刻有千體佛。唐顯慶元年，天授二年之刻銘。第十六窟，俗稱破洞，亦工半受挫折，本尊等未備。間口十七尺，奧行有二十二尺，右壁則有「顯慶四年、龍朔元年、總章二年」等之造像銘。第十九窟，號為奉先寺，今屋未蓋，規模最壯大，分內外陣，內陣間口百十八尺七寸，奧行七十一尺六寸，外陣間口約百十一尺，奧行約四十三尺，後壁中央，鐫刻盧舍那大佛坐像，高約五十尺，相好莊嚴，軀幹雄偉，頭髮成波狀，衣文頗流暢，今失兩手，兩足亦破損。臺座三重，蓮華並列，各瓣刻小佛，顯示蓮華藏世界。後壁中央為蓮華，周緣陽刻化佛飛天及唐草火炎等，極為豐麗，是龍門最偉大最優秀之佛像。左右迦葉阿難，兩脇侍菩薩侍立，高三十五尺餘，菩薩寶冠瓔珞等，極豐美纖巧。左右兩壁有金剛力士，高約三十尺，並有兩神王，踏鬼形，高達三十三尺。其雄渾毫宕之氣宇橫溢，至為驚人。又三方壁面，刻多數佛龕，像概逾七尺。原來此等諸像，想蓋一大屋，今三面巖壁，高約四十尺，平均十七尺距離。係開元十年十二月，河洛上都龍門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此大像龕，係唐咸亨二年四月高宗的本願，皇后武氏捨脂粉之費二萬貫助其業。由實際寺善道，法界寺惠𥈵等管理造營。上元二年十二月竣工。調露元年八月，更於大像之前，建大奉先寺，請高僧二十七人為住持；以管理造營之事。第十一窟，今前崩壞，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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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十二尺五寸，奧行九尺八寸，後壁刻有本尊倚像，及脇侍羅漢像，（今闕左方）大唐咸亨四年十一月，僧惠蕳為皇后太子造立。第十窟，稱塔洞間口七尺八寸，奧行六尺，後壁安置坐佛像，並兩脇侍菩薩像。四壁及入口側造立小佛龕，並有「唐上元二年、同三年、儀鳳三年、垂拱三年、如意元年」等之刻銘。第九窟，永隆洞，又號萬佛洞。間口十九尺，奧行二十二尺，後壁本尊釋迦像（高九尺），坐八角座，高有九尺。脇侍羅漢菩薩各二軀侍立，入口左右刻有二天立像。又後壁於一莖多華蓮上安五十四菩薩像，左右兩壁數萬軀小佛像，入口側壁鐫造千體佛。唐永隆元年係智運造立。天井大蓮華周圍，刻有「大唐永隆元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臨姚神表內道場禪師，一萬五千尊像龕」。又入口右側壁刻有「沙門智運，奉為天皇天后太子諸王，敬造一萬五千尊像龕」。並有「大唐調露二年歲次庚辰七月十五日，奉為真寶師敬造畢功」之銘。其他又有「永隆二年、垂拱二年、乾祐二年」等。安刻銘像。第七窟，間口十一尺七寸，奧行十四尺，後壁本尊釋迦坐像，並脇侍羅漢像二軀侍立，左右兩壁，各立佛像，及脇侍菩薩立像二軀，壁面亦鑿刻多數小佛龕。入口外壁之仁王像，唐垂拱三年四月刻銘。第八窟，間口六尺二寸，奧行十四尺一寸，後壁本尊佛倚像，脇侍羅漢菩薩（今失右方）侍立，左右兩壁彫刻千佛像。入口外壁的右方，右王像（今失左方），並有天授二年之刻銘。第六窟，亦係唐代營造，間口五十四尺四寸，奧行甚淺，中央本尊倚坐像，高約十四尺，安置脇侍二菩薩立像，其左右，又有佛坐像，兩端刻有右王立像。就中三佛完成，其他未成而終止。又古陽洞以南，係唐代開鑿無數小龕。其中，南端之一窟，稱為南極洞，間口十五尺五寸，奧行十一尺四寸，高十二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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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後壁本尊佛、二羅漢、一菩薩像，左右二壁，則刻二天像。右壁別立佛像，並有七重塔三基等，傳為唐初所作。又右岸諸窟中，為著名石窟寺，分左右二窟。左窟，間口二十七尺二寸，奧行二十尺，刻造本尊丈六釋迦像，並千佛像，高約一尺許。右窟，間口二十一尺五寸，奧行十九尺五寸，後壁本尊釋迦倚像，安置脇侍菩薩立像，周壁之上部則有刻千體佛，腰部金剛般若，下部刻有高僧二十五軀，又窟之中央設石壇，安置佛像三軀，皆為唐代屈指的傑作。

綜觀石窟刻銘，其造佛的動機，不外一為報國恩與國王恩，二為祈國運昌隆，三為三寶彌顯。所刻之聖像，十之八九為釋迦佛、彌勒佛、羅漢、間有觀音，偶有阿彌陀佛。可見當時民間信仰之對象，以本尊釋迦佛為主，彌勒次之，以彌勒為未來佛，欲以人間為淨土，故深獲民間普徧信仰。西方淨土思想，尚未普及於民間。

龍門石質，堅緻秀麗，適宜開鑿，雖然岩層傾斜約三十度，但無礙於掘鑿大窟。窟之天井，皆穹窿狀，佛像皆屬北魏時代開鑿，軀幹雄偉，唇厚鼻高，拓跋魏氏的理想，表現無遺。但比之大同雲岡石窟，未免傾向漢化。隋唐時代的面貌，豐麗衣文，至為明顯。佛髮不作螺髮形，多崩卍字形，稀有波形，顯屬隋唐時代的特色。左右均有羅漢，二菩薩侍立，每窟附有刻銘，此為大同，敦煌所不及其詳者。此於後世研究文化藝術上有絕大之幫助，此又龍門一大特色。就純藝術觀點而言，龍門雖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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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精細，但巳失雲岡奔放自然之緻，龍門最左之石窟，為太和七年，至太和十七年（公元四九三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繼續開鑿，經北齊而至隋唐。

佛教，雖多方面有助於我國文化顯揚光大，但由於國人忽視佛教文化的價值，敦煌石窟，豐富的遺產—文獻—竟為王道士盜賣使國寶流出，實為國人之恥！龍門石窟，又遭同樣的不幸，由於附近居民無知，貪圖金錢，以殘忍手段，破壞佛像，賣給外人，因此，許多佛像，失去頭部，成為半軀，以致殘廢。不獨使極具優美藝術價值之佛像，喪失欣賞價值，且使我國文化藝術史考核上失去了憑證，思之不勝歎惜，無怪乎外人譏諷說：「中國人無歷史文化觀念」。國民之恥，更無甚於此也。

余欲喚起國人對佛教文化及鏤刻之注意，乃不惜紙張將各窟構造裝飾一一抄錄，以供學者參考研究！余之目的：一、希望國人從佛教文化史蹟上了解佛教文化的價值，二、希望同道們從佛教文化史上發掘佛教於我國文化之貢獻！三、希望我國藝術人士通力合作發揮東方世界藝術之宮—雲岡、敦煌、龍門三處佛窟之成就。

所謂石佛，就是利用石材鐫刻佛像之意。故名曰石佛像，或曰石像。自印度以來，即盛行造立石像。法華經第一方便品，即以鍮石作佛像，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有龕內安置石像的記事。又法顯、宋雲、玄奘等赴印度記行文中，均提及印度各地有安置石像之事。現在仍有不少遺跡存在。就中、印度聯合州𥞊菟羅（Mathura）博物館所藏，係該地出土的釋迦佛坐像及菩薩立像，並為同州鹿野苑（Sarnath）博物館所藏同地出土菩薩立像，（臺座周圍有迦膩色迦大王三年造立銘）屬於最古的。約西曆紀元二世紀初期的作品。又佛陀伽耶（Buddha Gaya）、那爛陀（Nalanda）等遺址為始，阿細耶他（Ajarta）、哀勞那（Ellora）等諸石窟，並卡路克他（Calcutta）、𥞊菟羅、鹿野苑、那庫路（Lucknow）等諸博物館所保藏大小多數石像，均係古代的彫刻。蓋佛像屬起源於健陀羅地方創造。現在遺留中有認為西曆紀元前後所造的，且多數於綠泥片岩彫刻，頗為泰西學者帶來古代風趣的觀念。東南亞石佛最多的國家為錫蘭、爪哇，其次則為我國。法苑珠林第十二：西晉愍帝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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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維衞佛及迦葉佛二石像，浮來於吳郡淞江、瀆江，朱膺、帛尼等數十人，迎奉供通玄寺，像高七尺。後梁簡文帝，製吳郡石像碑，詳記其始末，是為我國石佛像之嚆矢。北涼沮渠蒙遜，開鑿沙州三危山，刻彫佛像，此為最著名之事實。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沙門慧遠於涼州西番禾縣山崖，造立石佛像，高約一丈八尺，後孝明帝正光初年，因風雨雷震，山巖崩壞，石像挺出。北魏文成帝，由曇曜奏請於京城西三十里武周西山（雲岡）石崖，開窟龕五所，名為靈巖等，各窟鐫造佛像一軀，最大高約七十尺，次則六十尺，彫飾奇偉，說為萬代之冠。這是北魏和平初年開工，為雲岡最初石窟，不久，獻文、孝文二帝繼承其業，至太和十八年，三十四年間，乃完成二十大窟。就中，第五窟大佛洞正面中央，鑿刻本尊釋迦坐像，高約五十五尺，兩膝徑有五十一尺八寸。體軀權衡整齊，莊嚴雄偉，奔放自然，乃雲岡最大之石佛像。

第九窟，釋迦洞本尊為倚像，高約二十八尺，第十三窟彌勒洞的本尊方座倚兩腳交叉，高約五十尺。第十六窟立佛洞本尊立蓮華上，高約四十尺。第十八窟立三佛洞本尊高約四十五尺，左右脇侍佛各約二十五尺，同脇侍菩薩各約二十三尺，皆立蓮華上。第十九窟大佛三洞中的中洞本尊坐像，高約四十五尺。第二十窟的本尊釋迦坐像，窟前崩潰，佛像露天，膝以下為沙所掩沒，全高測定為四十五尺。面貌善雄偉氣魄橫溢，顯為北魏之特質。此中，第十六窟以下五窟，即和平初年起工，係最初五大窟，蓋雲岡岩層，為砂岩水平層，適宜鐫鑿大龕大佛，加之北魏拓跋氏的志向雄偉，其規模壯大，實為世界之冠。

其次則為河南省龍門石窟，北魏太和十八年洛陽遷都以後開鑿，魏書第百十四：景明之初：代京之靈巖寺，石佛為準，於洛陽伊闕山為高祖及文昭皇太后造石窟二所，窟頂去地三百尺，永平年中，復為世宗造石窟一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凡二十三年間，用去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工費。未幾，東魏、北齊、隋、唐、逐次追刻，特別唐高宗及武后盛為經營，今其主要者，共有二十一窟。就中，第二十一窟名古陽洞，安置本尊釋迦佛是為最古石像，高約十五尺，又洞之四壁，刻數多大小佛龕，其中，有太和十九年銘，丘穆張亮夫人尉遲之彌勒像（高約十五尺，坐於十尺壇上，脇侍菩薩立像，各高十三尺）。同二十二年銘的比丘慧成之始平公像，同年銘北海王元祥之彌勒佛像，景明三年銘比丘惠成之彌勒佛像及楊大眼之佛像，同四年銘比丘法成之佛像等。第三窟賓陽洞，亦係北魏掘鑿，本尊釋迦坐像，構造最雄大，彫飾亦最壯麗，龍門石佛中成為白眉者。又山東省歷城黃石崖之石佛，係魏末造立。以一洞窟為中心，窟內及與之鄰接磨崖，刻無數小石佛，中，大魏正光四年法義等造立石佛二十四軀，同孝昌二年法義等三十五人敬造，彌勒佛像，同建義元年五月王僧歡造立佛像等。破損甚多，雖乏大作尚留有北魏式的遺風。又同千佛山有東魏元象二年造像銘，存彌勒像。又法苑珠林第十四：北齊末有晉州靈石寺僧護。寺北山谷得八石，彫造佛像。其他河南省鞏縣石窟寺。山東省雲門山，同歷城千佛山，同玉函山，同佛峪，同自佛山，山西省天龍山，河北省南響堂山等，亦各係齊隋等造立多數佛像。石佛像的造立如此盛行於北方。反之，南方為主建立鑄佛，石佛中遺像甚為稀少。法苑珠林第十四：南齊建元年中，廣州番禺毗耶離精舍，安置扶南國的石像，其形甚為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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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人不得移動云。高僧傳第十三：南齊武帝永明四年僧護，郯縣隱嶽寺之北崖，銘造十文的石佛，其動工未完成而沒，後梁武帝僧祐繼其業，天監十五年春完竣。（隋開皇十七年天台智顗於此大石下圓寂）法苑珠林第十二：同永明七年有瑞石，浮海來吳境，主書朱法讓，以之獻帝傳為造立釋迦佛坐像，高約三尺五寸，出三藏記集第十二，原始集目錄：齊文皇帝造白山丈八石像，並禪像記，太尉臨川王成就撮山龕大石像記。河西釋慧豪，造靈鷲寺，山龕像記等目。又現浙江省會稽山妙相寺所藏係維迦石佛，齊永明六年戊辰於吳郡敬造有刻銘。其後至唐代，龍門續鑿亦頗盛行。高宗咸亨三年，新開鑿第十九窟。本尊盧舍那佛及安置脇侍等。本尊六十五尺高，臺約十尺，脇侍二比丘及二菩薩各高三十五尺。又四隅四天王像，南北兩壁，刻金剛力士，神像各二軀，皆高有三十尺，是龍門於唐代彫像中最大者。其他，龍門大小佛龕安置石佛無慮幾千萬尊，多係唐朝所製。佛祖統紀第四十：唐開元十八年沙門海通，嘉州大江之濱鑿石造彌勒像，高三百六十尺。以九層閣覆之，號陵雲寺。其像現存四川省嘉州嘉定。揚子江之一支流臨一大絕壁造刻，今樹木苔蘚茂生，宛然如丘山屹立，現存石像中，稱為世界最大石像，其他，單獨造立石佛亦復不少，恕不詳記。

所謂石經，就是於石面上鏤寫經典文字，稱為石刻經，或曰「石藏」。是欲經典永遠傳於後世，故於磨崖、壁面或碑面等鐫刻經文。印度以來盛行刻經，正法念處經第四十八：彼佛塔中寶壁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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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傍廂見有文字，此為修多羅，是佛神力所化現，利益天人，一切世間悉有利益。這是塔內壁傳存之經文，故視為石經。

我國後漢就有儒經的石刻，三國兩晉以後，漸次風行，佛教徒間遂行模仿。北魏以來，開鑿佛窟盛為流行，同時，經文石刻，亦於各地展開，現存遺物中，以北齊時代為最古，自此，隋、唐、宋、元諸代，相次鏤刻。但所謂石經，在其形式上有種種區別，或刻於磨崖，或刻於壁面的，或刻於碑板的，或刻於幢柱等。此中，（一）刻於磨崖，則有山東省泰山，經石峪之金剛般若經，同省徂徠山映佛巖之大般若經一部（北齊武平元年刻）。山西省遼州屋崍嶝之華嚴成就（北齊初年刻）。刻於壁面的，則有河南省北響堂山石窟維摩經等（北齊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刻）。同省寶山大住窟大集經月藏分法滅盡品初，勝鬘經，法華經，涅般經一部（隋開皇九年刻），同省開封府繁塔內十善業道經要略等（宋太平興國二年刻），蘇州靈巖寺，法華經普門品（宋熙寧年間刻），杭州六和塔內四十二章經（南宋紹興五年刻），居庸關過街塔內，佛頂尊勝陀羅尼等（元至正年中刻），河南省龍門香山洞的涅槃經（唐代刻）。（二）刻於碑板者，則有山西省風峪之華嚴經（北齊時代刻），河北省琢州房山石經（隋至遼代刻）等。就中，以河北省北響堂山，一稱鼓山，其第二石窟刻經洞之磨壁，鏤刻有維摩經、勝鬘經、孛經、彌勒成佛經等。同窟外壁，若依刻願文，同石經，北齊天統四年起至武平三年間刻出，係開國公唐邕發願，意欲永使法寶傳於後世。存於山西省風峪的石經，則係北齊天保年間刻出，於一百二十餘碑板面上鏤寫六十華嚴經，板各高四尺二寸，廣有二尺，掘鑿地下作迴廊以之配列。（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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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省泰山經石峪所存，即所謂磨崖刻。於花岡岩溪床，刻出金剛般若經，其年代及刻者等不詳。或云唐邕，或稱韋子深。文字頗大。一尺五寸乃至一尺平方。凡九百餘字，書體雄渾，為石經最古者。河南山房的石經，現存遺物中，規模最大者，冥報記卷上智苑條：隋大業中，發心造石經，藏之以備法滅。既於幽州北山鑿巖為石室，即磨四壁以寫經云。當時隋煬帝皇后贊其業，朝野亦喜捨金品扶其工。（四）經刻於碑板兩面，完成隨藏於石室。唐貞觀十三年既及七室，智宛半途而沒，不久，導公、儀公、暹公、法公等師資相踵，其志不絕。遼清寧四年，趙遵仕撰四大部經成就碑記，同天廣七年志方撰續，秘藏於塔記中，其刻經之發願，起工及其進度，並詳記從事者氏名等，且智宛以下，法公至五代間刻成正法念處經七十卷，大涅槃經四十卷，大華嚴經八十卷，大般若經五百二十卷。不久，遼太平七年，更繼續其業，前後六十餘年間，可元及興宗刻成大般若經未完成之八十卷，並大寶積經一百二十卷，道宗、通理等，亦刻成十住餘結經、花手經、佛名經、大法炬經、陀羅尼經、優婆塞戒經、菩薩善戒經、心地觀經、大智度經、成唯識論、阿毘達磨集論等，凡八十五經。時為遼大安十年，隋大業開刻以來經過四百八十年，前古未曾有的刻經事業為之終結。又隆興佛教編年通論第二十四：唐長慶四年，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於杭州永福寺，刻石壁法華經。石上下八尺五寸，長五十七尺六寸，鑿資凡六萬九千二百五十錢。同長慶二年至太和三年，清晃、清海等，於蘇州重玄寺法華院，營石壁經，刻成法華經六萬九千五百五言，維摩詰經二萬七千九十二言，金剛般若經五千二百八十七言，佛頂尊勝陀羅尼經三千二十言，阿彌陀經一千八百言，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六千九百九十言，實相法密經三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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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言，般若心經二百五十八言。其石壁，積四重，高三尋，長十有五丈，厚有一尺八寸。寺僧契元書之，白居易亦作其讚。龍舒增廣淨土文第一，並依阿彌陀經義疏聞持記卷下等。湖北省襄陽龍興寺，依隋陳仁稜所書，石刻阿彌陀經碑。宋代及靈芝元照亦模刻，西湖崇福寺大殿後記立。後又元順宗至正五年，河北省居庸關磨過街塔拱壁，以梵、漢、蒙古、回鶻、西藏及西夏文字，在其東壁刻寫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西壁刻出各大小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依各國文字刻成，頗為重要，極具歷史文獻考核價值。

所謂石窟，就是依山丘開鑿洞窟，安置佛像等。故稱為石室、窟寺、窟院、窟殿等。其構造極古，古時代的印度即已盛行。法顯、宋雲、玄奘等西行都有記載，現存遺跡不少。就中，孟賣伯希亞（Bhaja，孟賣東方約五十里）及同州比叨薩（Bedsa）石窟是西曆紀元前百七十五年頃開鑿，現存諸窟中最古者，其次中亞細亞地方現存石窟為最多，諸如西藏、庫車、高昌、甘肅敦煌千佛洞等，敦煌為中亞最著名石窟。

敦煌千佛洞，苻秦建元二年，樂僔始於鳴沙山掘鑿，不久，北凉沮渠蒙遜，其於東危山開鑿，自此，北魏、隋、唐、五代及宋代，數百年間，逐次增鑿，為一時盛事，其窟數超一千。後歷年毀壞雖多，但今尚存三百數十窟，其安置佛像數目實不知幾百千萬。又各窟有種種壁畫，是佛教藝術重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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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中最古的，為第百二十N洞（伯希和編號），壁面有西魏大統四年像銘，又山西大同雲岡（大同西方三十里）的石窟，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曇曜開鑿五大窟，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所開鑿，至隋末又追鑿少數，其主要窟，僅有二十窟，其他大小佛龕數百。就中，最初掘鑿的第十六乃至第二十五大窟，其內各安置四十尺乃至四十五尺大佛像。又第五窟本尊最為雄大，高約五十尺，於是視為石窟規模之壯大者。河南省龍門（洛陽南約四十里）石窟，依伊水兩岸斷岩，北魏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同時開鑿。自此，於東魏、北齊、隋、唐，繼續其業，特別唐高宗及武后代盛行經營，總算二十一窟。就中，第三窟賓陽洞，第五窟敬善寺洞，第二十一窟古陽洞最為有名。又同省鞏縣石窟等石窟，係北魏景明開始鑿，凡有五窟，皆南面臨洛水。山西省天龍山（太原西南三十里），有大小石窟二十四所，係北齊及隋唐間掘鑿。其他，山東省青州雲門山並駝山，河北省南響堂山、河南省北響堂山、同寶山等，亦有多數石窟，皆具藝術價值，這是我國佛教史上開鑿石窟盛事，是為其他佛教國家所不及者。因之，欲了解我國佛教史，僅從教義傳承史上研究，是不夠具體的，還必須從佛教文化藝術史上著手。

龍洞在濟南東南約三十里，斷崖高繞如屏風，中腹有三石洞，向東開鑿者有一洞，定名第一室；向北開鑿者二洞，定名第二室、第三室。此兩洞入口雖異而內部相通。

第一室，北壁有佛菩薩坐像七軀，南壁有佛菩薩坐像二軀，皆高約二尺五寸，面相豐圓，眼長鼻高。口角深沈，或單頤或重頤，頸部無褶線，衣紋簡勁，尚存北朝餘風，而體軀整齊，薄衣透露，當屬隋代遺作。

第二室，西壁有小佛像十一軀，東壁有小佛像十軀，高約一尺乃至二尺左右，面相衣紋磨損難辨。

第三室，西壁有釋迦立像一軀，東壁有釋迦三尊之像。西壁高約十六尺，東壁本尊高約一丈五尺，脇侍高約六尺五寸，皆多少磨損，窺其手法當係隋代作品。

第一洞之北，約三十八步，有一佛龕，面東龕寬三尺，高約四尺餘，深約三尺，內刻本尊釋迦坐像及左右兩羅漢，觀各龕佛像手法，多帶北朝遺風，但係隋代作品。

玉函佛峪寺，在濟南之東南三十餘里，山腹縣崖之下建築僧房，崖間雕刻佛像甚多，除西北之懸崖所刻之阿彌陀佛及彌勒佛二尊，係唐代所鑿外，其餘均屬隋代所鑿。

沿佛殿後方懸崖，刻佛像凡四層，最低第一層，有五佛龕，皆安置三尊佛。第一龕刻彌陀三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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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十三年所作。第二龕刻彌勒三尊，開皇五年所作。第三龕亦刻彌勒三尊，為開皇四年之作。以上三龕刻像，其手法單純，形式大致相同。第二層刻小佛三十二軀，各高約一尺，中有刻開皇年間字跡，但屬何年不詳。第三層右端三尊佛，本尊高約二尺五寸，則有開皇八年之銘；左方亦有菩薩像八軀。第四層作大小十八軀之佛像，大者高二尺許，小者高一尺許，開皇八年所作。第五層右端三尊像，本尊高約四尺，開皇七年作，次為兩菩薩、次為三尊、次為本尊及左脇，高約三尺，次為坐佛，高約三尺，皆屬開皇八年之作。

綜觀此處懸崖所刻佛菩薩像，大小計九十二軀。依據銘禮，皆是隋代開皇年間所作，第一層尚有北朝作風，其餘均屬唐式，當屬過渡時期之作品。

雲門山，在青州城之南十里，山巔巉巖兀崎，上設祠廟，形勢奇絕，斷崖南面洞門之西，有兩佛龕，假定為第一、第二。第一龕寬約十尺，高約九尺。中央供本尊釋迦如來坐像，左右有脇侍菩薩立像。前面刻兩仁王像對立，更於龕內刻小佛凡三十。小佛之前，刻有開皇年間造像。第二龕寬約一丈二尺，高約一丈五尺，無本尊，想當時本尊像，另刻安置，後代遺失，左右有脇侍菩薩立像，直立之姿勢，穩健之衣紋帶有北朝樣式，寶冠精美，技巧優秀。

駝山在青州之東南，西與雲門山相對，山巔懸崖，今有大小佛龕五所石窟，多屬隋唐遺物，並以隋代之作品為精美。

第一龕，在最右端方約五尺，中央後壁刻本尊如來坐像，左右脇侍菩薩立像，後壁本尊左右有四佛龕像，同刻小石龕內，右壁有立像一軀及三尊佛一龕，左壁大小五龕，凡十二佛菩薩，屬唐代作品。

第二龕，並非窟洞，僅於巖壁雕刻十數軀之佛像，中央刻有本尊如來倚像，但頭及兩手均破壞不辨。左右有兩菩薩、兩羅漢，左羅漢之上，刻有小佛，更右有立佛像，上部有四小佛龕。第一、第三兩小龕均是坐佛像，第二、第四兩小龕均是立佛像，四龕本尊，均是倚像，而兩脇侍，則為半跏像，他處少見。

第三龕，寬深約六尺餘，高約六尺之小佛龕，後壁中央有本尊如來倚像，左右側壁，作兩菩薩、兩力士，又後壁本尊之右上，及左下有稍大之佛龕，各容三尊立佛，右龕下更有二小龕，各安置一佛，左右側壁，刻多數小佛，右壁計六十一軀，左壁計三十三軀。天井，忍冬紋，頗為奇觀，唯多剝削難辨。

第四龕是駝山最大且最重要之佛龕，龕口寬約一丈七尺，向後稍廣，後壁中央，雕本尊釋迦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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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各作小龕，內置脇侍菩薩立像，本尊釋迦大像趺坐壇上，壇高三尺七寸，前面有坐像一列，計十七軀，下方埋沒地下，無從明悉。壇之中央，亦刻有開皇年號。

第五龕，是駝山佛龕中最優秀之雕刻，龕寬九尺五寸，深九尺七寸，天井高約十三尺。後壁中央壇上作本尊釋迦坐像，左右壁刻脇侍之立像，三面壁遍刻大小佛菩薩像，即後壁本尊之右，計三十一軀，左計二十七軀，右壁計四十七軀，左壁計四十三軀，前壁入之右計十七軀，左壁十軀，多數是小坐像，但亦有三尊佛，由二、三尺至四尺許不等。其中優秀作品不少。入口左右側，並刻有仁王立像，本尊頭大手小，但面相豐圓，衣紋簡樸，臺座圓形，刻有三佛龕，中央三尊佛，左右各一佛，衣裾均覆座上。左右脇侍，姿勢橫衡合度，衣紋修直而帶優雅之風度，品味極高，技巧精熟，隋代之作品無出其右也。

北朝石窟散布於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敦煌各地已如前述。

南朝、宋、齊、梁、陳，均建都南京，故南朝佛教遺蹟，散見江南各地當不少。攝山棲霞寺，關於南齊及梁代之石室甚多。此等石室，雖多經後世修補，然當時猶可見之一斑。南京攝山棲霞寺後，有砂巖構成之竣險山崖，稱為千佛嶺，鑿有多數石室，相傳南齊名臣明僧紹，隱居山中，法師僧辯來此，建寺山房，即今之棲霞寺。僧辯弟子，更開鑿石室，立堂宇，南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捐資以助。沙門法度，就寺基地，更興伽藍，作佛像十餘種。梁天監十五年，臨川王作大無量壽佛一軀，由地上至背光，號稱五丈，大佛寬二丈七尺，深約二丈二尺之佛龕內，前面左右有兩脇侍菩薩立像。此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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龕是從堅硬砂巖鑿成。但以年代已久，大部分損壞，後世塑修以土，大傷美觀。此大佛龕之東，有四佛龕相並列。其上更有大小佛龕三四所。大佛龕之西，並鑿有高低石室甚多，大小不一。大者方一丈餘，小者不出三四尺，內部均刻有名佛，少則佛一尊，多則佛三尊，或更加羅漢、仁王、天部等。石室內部佛菩薩均在臺座之上，本尊之前面往往作香爐、獅子等。南朝石室，雖不如北朝規模之大，唯其作風，大致相同。

南北朝時代，除開鑿固定石室，雕刻佛像，更用金、銀、銅、鐵塑造各種佛像。如北魏文成帝，造丈六之釋迦像五軀，孝文帝每月造像一軀，齊明帝造千軀金像，梁武帝造丈八彌陀銅像，在同泰寺造十萬佛銀像，陳武帝造檀像十二軀，金銅像一百萬軀，陳宣帝造二萬軀金軀，並復修古佛像，一百二十萬軀，現在流傳各處者甚多。日人團琢磨收藏石造釋迦如來坐像，即屬北魏太安三年所造者。在雲岡石室開鑿前所造。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有南朝之石造釋迦三尊像，此為北魏永熙二年所造（五三四）。此像在舟狀身光上部，浮刻八飛天，均屬天女，作奏樂供養之狀，釋迦微笑有相及衣紋等，技巧精良，表現自在，可稱逸品，這是北魏時代的傑作。

河南嵩山少林寺，供有石造三尊像，是北齊天保年間作品，觀其手法精巧，純然是北魏式的遺風。

浙江普陀山法雨寺玉佛殿小龕內，供石刻釋迦三尊像，其樣式屬於南北朝時代，雖不能確定屬於那一年所造，但大舟形背光面三尊佛，直立蓮座上，姿勢權衡，相好溫和，面輪稍長，衣紋褶襞，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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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特美，南北朝式特有忍冬紋，手法雄勁，是其他所不及者。

日本細川菠立氏所藏西安寶慶寺陽刻釋迦三尊石像，是則天武后經營七寶臺（一名楊花臺）的殘石，石像下方刻有「虢國公楊花臺銘并序」，是開元十二年（七二四），虢國公楊思勗所造，本尊相好溫和，姿勢優美，透過薄衣可窺見兩腳的樣式，顯受中印笈多式的影響。

草堂寺，在陝西省鄠縣東南三十至四十華里，圭峰之北麓。明趙崡石墨華卷七所收遊域南記：「高觀谷之西，則有草堂寺」。苻秦姚興，迎鳩摩羅什，在此譯經。原名逍遙園。唐宗密居之，命名草堂寺，今名棲禪寺，並有鳩摩羅什舍利石塔，精美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殿後有圭峰定慧禪師碑。陝西通志卷二十八：「後秦姚興弘始三年（四○一），西僧鳩摩羅什譯經處建塔，什死焚於此，其舌不壞，有塔存焉，唐改棲禪寺，即所謂草堂寺」。姚秦時，鳩摩羅什由西竺來，其時未有寺，先建草堂，在其中譯經，其後建寺，始定今名，而俗呼為「草堂」，據此，則草堂寺建於秦鳩摩羅什譯經舊址，唐代名棲禪寺，宗密居之，名草堂寺。

草堂寺，至近時，僅有一堂二僧房，頗呈荒廢狀態。堂前有清朝碑一，明朝碑二，元朝鐘一，有山門基，堂後堆積瓦礫碑碣殘片，唐代尊勝陀羅尼經幢似有折損，圭峰定慧禪師宗密碑置於其間。堂之內外壁間，宋元人題銘石甚多。寺之西方數十步藪叢中有一小亭，名鳩摩羅什舍利塔。現經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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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重修大殿及鳩摩羅什舍利塔亭。東西二門結廊，石碑二十二塊嵌入。宗密碑為裴休撰書，柳公權篆額，題為「唐故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並序」。依碑文載，宗密於會昌元年（八四一）寂於興福塔院，並葬於此。佛祖統紀卷四十二昭宗乾寧三年（八九六）條：羅什法師譯經處勅重建草堂寺，宗密寂後五十餘年後重建。

宋高僧傳卷六題為「唐圭峰草堂寺宗密傳」，殆不甚確當，宗密當時草堂寺係屬重建，其次鳩摩羅什舍利塔覆亭係近代事舍利塔，以黑大理石砌成，基層方形，塔身高約七、八尺，圓臺周圍陰刻畫痕，其上面刻鐫數個山形，若須彌山。其圓臺上有雲唐草的浮雕，並有三層的雲臺，雲臺上寶龕八角形，前面扇與錠，左右二面刻格子，左面鳩摩羅什之舍利塔、權邦彥□□□□親來，禮而作「丁酉仲秋晦，大士入東土，姚興喜服膺，當年羅八俊，盡是詰三乘，翻譯明佛旨，圓通並祖燈，如何生別派，南北強分明」的題銘，背面有「姚秦鳩摩羅什舍利塔」題字。寶龕上覆蓋，蓋上有三層寶珠，題銘權邦彥，乃宋代能書家，丁酉相當北宋政和七年（一一一七），銘為其來禮時所刻，塔係晚唐所建。

梁僧祐之出三藏集記卷二、八、十、十四鳩摩羅什譯場，舉長安大寺及逍遙園，梁慧皎之高僧傳卷二鳩摩羅什傳：於此加長安西明閣，不名草堂寺。但唐僧詳之法華傳記第二所收僧肇之法華翻譯後記「長安大寺草堂中生肇融叡等八百餘人，四方義學英秀二千餘人，俱再譯斯經」云，鳩摩羅什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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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卷上序：「宋國廬山慧遠法師（中略），致問長安草堂摩訶乘法師鳩摩羅什，其中，法華翻譯後記果為僧肇所作否」？鳩摩羅什法師大義，對此未加釋示，其序恐為後人附加，因草堂名至唐始出名。唐道氤之御註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宣演卷上，金剛般若經傳譯有六譯中說為第一，後秦弘始四年，鳩摩羅什法師有譯於長安草堂寺，金剛暎卷上釋此：「今草堂寺，覇縣東南，終南山之陰是也」。歷代三寶記卷八：先是長安自前漢度到苻姚興，其間三百三十一載，曠絕朝巿，民俗荒蕪。雖數伽藍歸信尠寡，三千德僧同止一處，共受姚秦天王供養。世稱大寺，非是本名。中構一堂，權以草苫，即於其內及逍遙園二處翻譯。法寶遠被，瑞驗若茲。魏末周初微漸稍整大寺，因而成四伽藍，草堂本名即為一寺，草堂東常住寺南京兆王寺，後改安定國寺，安定國寺西為大乘寺。安定在天街東畔，八隅大井，即舊大寺東廚，供養三千僧眾甘泉也！（今此井仍在）依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草堂寺原為長安大寺本名，後分為四寺，即現在草堂寺，說為鳩摩羅什譯場舊址為確實否？至隋代大寺即發生草堂寺說。唐代及現人認為鳩摩羅什遺跡，乃建築舍利塔於斯也。

慈壽寺，乃一在北平阜城門外八里庄。明萬曆四年（一五七六），神宗皇帝為報答生母慈壽皇太后深恩，建慈壽寺。孔子曰：「孝為人之本歟」？孝道乃我國國民傳統美德。上之者倡，下之者效，所以國家太平，萬民歡樂。

慈壽寺後殿，受太后夢中指示，安置九蓮菩薩像，清帝御題慈壽寺詩碑及御書旃檀寶地匾。後來，寺之建築全湮滅，在湮滅中一巨大八角十三層甎塔，僅存一基。因之，呼此塔為「永安」。仿北京天寧寺塔，基檀有華麗雕飾。初層塔身，四面拱門，四隅面設華頭窗，拱門左右有金剛力士，華頭窗上雲中佛，左右菩薩像，下為坐佛，隅柱為蟠龍，頭貫陽刻各面十二坐佛。第二層以上塔身極低，結組用斗栱，軒為二軒，葦瓦，頂上有小寶珠露盤。是明代佛塔有力的代表。

碧雲寺，在北平西直門外，香山東麓。傳為元代耶律額爾所建。明正統中（一四三六）太監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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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俗呼「于公寺」。寺巖下有泉，從石罅中出淙淙若琴筑，有亭曰「聽水佳處」。亭前小池種白蓮百本，池邊修竹成林，明神宗題「水天一色」。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聖祖御書「激湍」二字。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重修，並有御製碑文，又御書佛殿匾額「能仁寂照」四字。額爾吉舊名阿利吉，今譯改。耶律額爾吉為耶律楚材後裔。明天啟三年（一六二三），魏忠賢重建。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三月，孫文總理客死北平時，其遺骸即安置於該寺大正覺塔。民國十八年　國父衣帽埋葬於大正覺塔，故塔又稱為孫中山先生衣冠塚。境內設中山先生紀念館。

寺門分東西，內部以天王殿、大殿為中心，南為羅漢堂，後為藏經閣，北為涵碧齋，其後有雲谷水態，洗心亭，試泉悅山房及大正覺塔。

大正覺塔，若依乾隆御製金剛寶座塔碑記，則係乾隆十三年，西藏僧請來印度佛陀伽耶塔之金剛寶塔銅製模型，勅命北平香山如其模型建立。用白大理石造，在伽藍後方高地興建，高三十五公尺，高於平台上建立大小五基塔。中央有大塔，四隅各有一小塔，大致與明之大正覺寺相同，但此塔為十三層，明之隅塔則為十一層，是其異點。塔於十里外可望，每年舊曆四月初旬開山，北平巿的民眾絡繹來參拜。

大正覺寺，在北平西直門外北平動物園北面。稱真覺寺，俗呼五塔寺，因寺有五塔故。

明永樂年間（一四○三），西蕃班迪達來朝，獻上金佛五軀，金剛寶座規式，成祖封彼為大國師與金印，建此寺供其居住。明成化九年（一四七三）班迪達獻準規式，乃建中印度式塔也，即此正覺塔，又名金剛寶座塔。所謂金剛寶座規式，乃指世尊成道聖地伽耶大塔樣式。寺，清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重修勅額。其後，義和團事件（一九○○）發生，建築物被燒燬。一九二七年又為軍閥盜賣，大部分建築物已失，現在僅存寶塔。塔全屬白大理石造，下設五層方臺，方臺繞扶欄，並築基臺。基臺上下刻蓮華，腰部彫刻喇嘛風的寶瓶、金剛杵，獅子等。方壇入口處上有圓栱為中印度式迦樓羅提兩龍女姿勢，浮刻鰐魚、羊、獅子、象等，方壇各層列華栱龕，安供一尊坐佛。入口左右有側室，由此通小階段出臺上。臺上中央有高約十四公尺之十三層方塔，四隅各配高十二公尺之十一層方塔（又名五塔寺），各塔初層塔身四面設佛龕，各各皆有精巧彫刻。這個塔的樣式與十四世緬甸佛教徒補修伽耶大塔同形，中央塔最低呈現異樣的景觀。

近五十年來在我國方面說，不但國體變化，國際地位提高，而國民思想、文化教育、工業建設都有極大的進步，佛教在這個進步變動當中，當然也不能例外，然則佛教為進步，抑退步呢？這是我今日要向諸位鄉長報告的一點。

佛教於東漢時代傳入我國，迄今約二千年，其間興衰不一，降至清代，更處於抱殘守缺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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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清廷政治腐敗，頗受國際間侮辱，國內革命思想風起，使清廷政府，幾不能保，因欲挽救垂危的局命，遂有變政興學的政策。而興辦學堂又無充足經費，所以一班提倡興辦學堂的人，就乘此機會，佔用寺廟，搶奪寺產，乃激起佛教徒群起反對。日人目睹我國佛教遭受摧殘，乃效法耶教徒來華傳教，引誘中國僧等受其保護，當時杭州就有三十多寺入其懷抱，遇有佔用寺廟、搶奪寺產，就由日本領事出面交涉，因此，引起外交的風波。經中日雙方交涉結果，日本先取消寺產保護，清廷政府始下詔保護佛教，並令佛教自辦學堂，於是各省掀起辦學的風氣。江蘇首由文希和尚，光緒三十四年於揚州天寧寺，創辦普通學堂，學僧有仁山、智光等數十餘名，其經費由鎮揚諸山負擔，這是江蘇佛教第一所僧學堂，除佛學課程外，並授英、日文。日人道揚居士專授日文。

日本明治維新以後，一面吸收西洋科學，精兵練武；一面修明政治，已成為東方一大強國。我國青年前往留學者，固然很多，反抗清廷的革命黨人亦多避難日本。文希日日與道揚居士接觸，獲悉日本佛教進步的情形，又受道揚居士鼓勵，於是決定赴日考察佛教，以為改革我國佛教的借鏡。當文希東渡的前夕，由揚州至鎮江，息宿江邊萬全樓旅社，準備次日乘車赴滬轉往日本。鎮揚諸山對文希和尚創辦學堂，雖表面上出錢以示擁護，但內心對文希和尚改革佛教的主張，極度反對。對文希和尚東渡考察佛教，更存忌疑，乃向政府密告文希和尚，假赴日考察佛教名義，實為勾結革命黨人，企圖不軌。當時清廷政府正多方搜捕革命黨徒，既有人密告，遂將文希逮捕，終身監禁江西石埭縣。於是一所負有改革佛教使命的僧學堂，主辦人既經逮捕，不得不宣告停辦。

當時南京有位楊仁山居士，他對佛教頗具信心，而與政界顯要淵源頗深，先後隨使節出赴英日等國，廣結各國人士，在日本結識日人南條文雄，交尤莫逆。南條勸其復興中國佛教，乃從日本搜集隋唐佛教大德遺著，為數頗多，均為我國佛教研究學者所仰慕者，並成立金陵刻經處，流通佛典，楊仁山居士實為我國佛教中興的人物。同時錫蘭摩訶菩提會長達摩波羅居士，又約其共同復興印度佛教，因此，楊仁山居士乃於光緒三十四年，就金陵刻經處，設立祇洹精舍，招集緇素十數人，研究佛學及國文，並授英文、梵文、巴利文，楊仁山居士親講楞嚴經，蘇曼殊教授英文。當時入學的緇素，計有歐陽竟無、梅光羲、仁山、太虛、智光、觀同等，因經費不足，不二年即停辦。

宣統元年，南京總督端方認為文希雖遭政治監禁，但江蘇僧教育應繼續進行，乃令江蘇諸山成立僧教育會，並於南京三藏殿，開辦僧師範學堂，仁山、太虛、智光、觀同、惠敏等繼續入學，月霞、諦閑等法師，任監學。越二年，辛亥革命成功，南京光復，又停辦，革命風氣瀰漫全國，佛教革新的運動，隨之而發生。

江蘇佛教諸山，先後損資興辦學堂，其目的乃在保護寺產，並非為造就人才來昌明佛法。文希一案，即可窺見諸山對興辦學堂者流的用心為何！

光復後，太虛、仁山等青年親眼看保守派諸山誣陷文希的志行，深為痛憤。同時他們都受過新教育思想的薰陶，而又受　國父中山先生革命成功的鼓勵，認為佛教非改革，不足以生存，乃倡導組織佛教協進會，聯合全國佛教有志的青年，從事改革佛教運動，仁山、太虛同赴南京向臨時政府請願。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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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首先上書教育部，以金山寺改辦學堂，擇日於金山成立協進會，通告鎮揚、南京、上海各地僧眾及軍、商、學各界，至開會之日，實到三百餘僧眾，各界來賓亦達四百餘人。由太虛大師主席，宣讀會章，並以三大革命：一、教理革命；二、教制革命；三、教產革命為號召。仁山法師繼續登台，更作一番激烈的演說，隨後揚州寂山和尚登台，以老僧教誡小和尚的口吻批駁，遂又激動仁山法師再度登台，厲指金山寺青權、揚州寂山等，向來專制，把持寺產，愚民政策，並賭誓說：「金山寺內住眾，能寫三百個字通達的書信，我仁山把頭剁掉」。於是立即提議，金山寺辦學堂，金山寺產充為學費，來賓因而大為鼓掌。青權等對仁山等深為戒懼，因處於當時革命思想最濃厚的時期，不敢公開反對。大會後，仁山法師依照會章計畫，改革金山寺，設辦學堂。詎料至辛亥十二月二十日，金山寺內頑固派率領工人打入會場，仁山被打傷，當時若非寺內志僧掩藏，仁山幾被打死。仁山以密條經告鎮江檢察廳，廳長盧潤洲素與仁山友善，乃隨率警察將仁山救出，並逮捕金山寺青權、霜亭等。經警察廳審判各處徒刑二年不等，這是有名的鬧金山事件，也就是佛教革新運動的開始。

金山改革，雖未成功，然對於江蘇佛教改革運動影響很大。各地佔用寺廟、搶奪寺產的事件仍不斷發生。所以民國元年四月，江浙佛教諸山假上海靜安寺，舉行會議，商討挽救佛教危機，改組僧教育會為中華佛教總會，公推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為會長。太虛、仁山領導的佛教協進會解散，文希為總會總務主任，太虛任佛教月刊總編輯，仁山住會辦公。由僧教育會演變為中華佛教總會仍不失為改革佛教的因素。各地侵佔寺產事件，仍未停止，寄禪和尚親赴北京請願，因憤於北京政府頑固，一時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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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竟圓寂於北京。中華佛教總會改推冶開、熊希齡為掛名會長，靜波為副會長，所謂「中華佛教總會」至此僅剩了一塊招牌，無法推行會務，文希、太虛、仁山相繼辭職，各奔前程。

民國三年，上海哈同花園請月霞法師，主辦華嚴大學，這是佛教一大盛事，智光、持松、常惺、慈舟、靄亭等就讀該校，未及三月，主講法師與當局意見不合，遂遷移杭州海潮寺，繼辦三年而結束。

民國四年，袁世凱政府頒佈管理寺廟條例，取消佛教會，於是「中華佛教總會」連一塊招牌也不復保存了！

以上所講的，是從清末至民國初年，江蘇佛教教育發展的情形。從揚州普通學堂到祇洹精舍，僧師範學堂，乃至華嚴大學，所造就弘法的僧材雖不多，然影響於佛教前途，不僅江蘇一省，甚至全國佛教後來相繼而起，主持僧教育的人，無論是直接或是間接，莫不導源於此。現在不妨把五十年來江蘇僧教育發展情形，舉其要者，報告於次：

（一）歐陽竟無，民國十二年，於南京創辦「法相大學」，招收緇素講學，殆為唐以後唯識學中興學府，當時社會學者受其薰陶者為梁任公、梁漱溟、熊十力、王恩洋、呂秋逸等，使社會學者對佛法有重新體認的機會。

（二）太虛大師，民國十一年於武昌創辦佛學院，唐大圖、張化聲、史一如等居士受聘教席，法尊、法舫、芝峯、靜嚴、寄塵等都屬該院第一大學部學生，殆為僧教育最高學府。其次閩南佛學院、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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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理院，都為太虛大師任院長，其所造就人才最多，於佛教貢獻最大，同時對改革我國佛教而影響社會學者也最大。

（三）仁山法師，民國十八年於高郵放生寺，開辦四弘學院，專門研究天台宗。

（四）常惺法師，民國十三年，於安慶主辦迎江佛學院，在臺灣的慈航法師、南亭法師、得一法師、瑞今法師都是該院學生。十七年主持杭州師範學校，十九年開辦北平柏林佛學院，二十二年創辦泰縣光孝佛學研究社。

（五）靄亭法師，民國十七年，於鎮江竹林寺創辦律儀學院，慈舟法師主講。

（六）智光大師，民國二十三年創辦焦山佛學院，其次若南京金陵佛學院、南京毘盧佛學院、大林佛學院、玉山佛學社、龍池佛學院、常熟法界學院、棲霞佛學院、上海佛學院、靜安佛學院、清涼佛學院、天寧佛學院、覺津佛學院、湖心佛學院，其創辦人或主持人，其間接或直接所受教育的因素，莫不導源於五十年前揚州普通學堂，或南京祇洹精舍，師範學堂等，於此可見教育有助於佛教發揚，其功效之大，難以思議。

在此，我有兩點補充說明：

（一）太虛大師，雖非出生於江蘇，但是他出身祇洹精舍及師範學堂，故其所受之教育思想，實導源於江蘇。而與仁山法師、智光法師同學，同為佛教協進會創建人，同為鬧金山改革佛教的領袖，經常遠出弘法於京滬各縣。清末佛教界因受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鼓勵，領導佛教革命的就是太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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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山等。民國十三年曾至泰州講經，十七年又赴歐洲弘法，海潮音曾交泰州居士林發行。其與江蘇佛教淵源很深。

（二）文希、太虛、仁山、智光等法師都是因受中山先生革命思想鼓勵，而主張佛教革命的人物。而實際參與中山先生革命行動的，是棲霞山宗仰上人。上人原屬金山寺知客，因得上海資本家哈同夫人羅迦陵信仰，光緒十九年迎至上海哈同花園主持佛法宣揚，宗仰上人於宣統元年得哈同夫人資助，編印頻伽藏經，宣揚佛法。光緒廿七年在滬與吳敬恆、章太炎、蔡元培、鄒容等組織中華教育會，公任會長，主編蘇報，鼓吹革命，並以經濟接濟在海外奔走宣傳革命的中山先生。蘇報案發生，章太炎、鄒容逮捕下獄，公被通緝，遂逃亡日本，在日本與中山先生會見，並支助中山先生經費，赴檀香山宣傳革命。所以辛亥革命成功，孫總理從海外歸至上海，至碼頭歡迎中山先生的各界顯要之多，其情緒之熱烈固不必說，大家都爭迎中山先生至其寓所，中山先生一一婉拒，唯獨至宗仰上人處，於此，可見中山先生對宗仰上人推崇之一斑。不日，中山先生赴京，就臨時大總統職，至北站歡送及隨車赴京者，人潮之洶湧，亦不必說。中山先生至南京時，徧詢隨從獨不見宗仰上人，孰知宗仰上人自送別中山先生至南京後，隨即隱居他處。在　國父原意，想拉其參政！可是在宗仰上人的意思，我為國家為百姓協助革命，並非為個人有所貪圖，所以許多革命同志都飛黃騰達，他仍舊是和尚，其風度高雅，頗獲　國父及戴傳賢先生及張繼先生等推崇。要與今日一班奔走權門者一比，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今為宗仰上人百歲冥壽，我們應有所紀念，表揚這位協助革命的佛教的偉人，這也是我們江蘇的光輝！

佛教寺院，不僅代表佛教象徵，並且代表了一國民族文化。我們所具歷史悠久的名勝的寺院，就知道我國民崇高道德與藝術，所以名勝古寺無異為文物保存所。即以焦山而論，焦山的瘞鶴銘、周鼎、定陶鼎、老子道德經幢，稱為焦岩四寶。其次有關書畫方面，則有楊繼盛、文天祥、朱熹、岳飛、八大山人、石濤、乾隆等真蹟，總在四五百件，極富有歷史的價值。在圖書方面，則有宋藏、明藏、清藏，以及梁鼎芬先生所贈四庫全書等珍貴史蹟，若一一陳列起來，不啻為一博物館，所以佛教寺院無異為國家歷史文物保藏所。因為佛教寺院組織健全，地位超然，所以歷代文人學者，多喜將自己所珍藏的古物，捐贈寺院收藏，以樂永遠。勝利後，曾以五百件古物展覽，所得救濟藏北難民。金山有周鼎、東坡玉帶等，古物亦復不少，乾隆五次下江南，都以寺院為其行宮，故留給江南各大寺院古物甚多。

江蘇佛教，以焦山最古，建於東漢興平年間，金山建於梁代，南京各大寺院殆建於南朝時代，故有「南朝四百八十寺，都在樓臺煙雨中」之說，於此可見其盛況。江蘇佛教歷史的重心，即在金陵、鎮揚、姑蘇，所以我們要明瞭金陵佛教史蹟，可參閱金陵梵剎志；要明瞭姑蘇佛教史蹟，可參閱吳都法乘；要明瞭鎮揚佛教，可參閱鎮江三山寺及全焦山志書、各縣志書。江南佛教最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就是南京棲霞山千佛岩，這是我國佛教三大石刻造像之一，其與大同、龍門石窟，同富歷史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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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霞建於南齊時代，該寺有二大古蹟，一為千佛岩、一為舍利塔，千佛岩鑿於南齊永明二年至梁天監十年，歷時廿八年，始完成五百一十五尊莊嚴佛像，此與大同、龍門合稱我國佛教文化三大古蹟，極富藝術的價值。舍利塔建於隋文帝時代，因印度沙門送來舍利，故建塔供養。

棲霞山石佛刻雕，不特極富藝術價值，亦復是代表我國的文化，同時，石佛慈像，靈感極大。民國十年日人益田玉成至棲霞山千佛岩遊覽，因仰慕佛像莊嚴，乃竊取觀音大士滿月像一尊，回國供養。當時該寺並不知其事，殆民國十二年日本發生大地震，死傷三萬多人，空前浩劫，益田左右房屋均遭大劫，唯其家因供觀音大士，幸獲免難，夜夢大士囑告送其還山，益田感大士靈感，遂恭送慈像還棲霞山，國人始悉日人竊取佛像經過，更感大士靈感不可思議。

江南佛教名勝寺院，大都毀於紅羊劫亂，故江南寺院，十之八九均係紅羊以後興建，寺院名稱雖未更改，但已不復見舊觀。民國以來，因國家多事，年年戰爭，使佛教寺院遭受破壞而損失不小，舉要述之：

（一）民國以來，因國家多事，不論大小寺院，幾成為國家兵房，或警察所。軍隊進住寺廟，不是劈門窗，就是燒桌椅，甚至佛像也被燒毀，佛教所受的損失難以估計。莊嚴的佛教寺院，代表我國文化藝術，是國人崇尚聖賢道德的象徵，所以東西各國，對於宗教寺院建築，只有保護，絕沒有摧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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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把佛教寺廟視為國寶，不特加以保護，並且津貼修理。反觀國人對佛教寺院，只有破壞，沒有愛護，良可嘆息！

（二）江蘇佛教寺院，數目多少，未有正式的統計，佛教寺產，據民國十七年，邰爽秋、薛篤弼、黃質夫、繆斌等一班人倡導「廟產興學」的口號，說江蘇佛教寺產，約有十萬頃，究意有無如此數目，為不得而知。不過在民國十六年，政府先頒布神佛廢存標準，這是「廟產興學」的前奏，凡不是屬於佛教寺廟，不是供的佛教應有聖像，其寺產都被收辦學堂，寺廟搗毀。因此，民國十六七年，蘇北各縣被搗毀寺廟神像不少，發生極大風潮。民國十七年，薛篤弼任內政部長，邰爽秋剛從美國回來，認為國內教育不夠普及，乃勾結江蘇民政廳長繆斌、棲霞鄉村師範學校的教員黃質夫等提倡廟產興學，繆斌首先沒收蘇北極樂廟廟產，黃質夫率領鄉村師範學校學生，強佔棲霞寺土地，因此廟產興學引起很大風波，後經過全國佛教徒及社會人士協助，始平息此種風波。回想起來，搗毀神像、搶奪寺產，同時創辦教育，傳播我國五千年來傳統文化，訓育優良國民，發揚國民固有德性，我們要辦學沒有經費，不以合法手續籌集，而用搶奪覇佔寺產來充當教育經費，而這種不軌的不合法的壞行為，熏習在青年腦海裏，試問，怎麼能教育出守法守紀的青年子弟。這種種的作風，皆是替共匪舖路，讓他來滲透分化，所以大陸淪陷的原因，不只一端。

（三）八一三上海戰爭發生，江蘇首當其衝，而日人野蠻，燒殺成性。同時，軍隊向來駐在佛教寺廟，撤退時，不無留有痕跡，所以，日軍一見大小寺廟，都加以燒毀，所以在中日戰爭時期，江蘇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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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廟，沒有不遭破壞的。大陸變色，在共匪統治下，佛教寺廟所受的損失，比之於紅羊、中日戰爭所受的災難，更加悽慘，可謂空前浩劫。

回想來，我想政府對佛教情形，不勝感慨系之，今日我們政府在此處處講法治、講民主、重視文化。假使我們大陸也處處講法治、講民主，我想江蘇絕不會有今日的局面。舉例說：一省民政廳廳長，居然可沒收一個寺廟財產；一個學校，可強佔寺廟土地；甚至一個教員率領學生搗毀神像，試問我們國家還有法治觀念嗎？人民財產還有保障嗎？寺產是法人財產，不屬於國有財產，就是國有財產，也循照法律途徑解決。所以光復大陸是時間問題，我們所擔心的是，法律的觀念能否養成，假使我們不以法治觀念重整大陸河山，則人民的財產就很難獲得安全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