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前稱他為煮老，有時稱他為煮公，私下稱他為煮公老兄的煮雲法師，因他比我年長十一歲，（一九一九～一九八六），所以出家早、受戒早、求學早、弘法早，樣樣都是我的先進。但他出生於江蘇的如皋，是我出生地南通的鄰縣；他曾求學於鎮江焦山佛學院，是我先師東初老人的學生，而在我組成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董事會時，他又是我們的常務董事；當他為了外教徒肆意政擊佛教而出版了「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之後，我也為此寫了一冊小書。因此，我與煮公之間，關係極為密切。
我在八月九日下午，接到高雄鳳山打來的電話，一聽是煮公的高足慧嚴法師的聲音，她正在日本京都的佛教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怎麼回來了呢？她的語音悲切，說是煮公病危，念著要她回來的。前幾天我還曾以電話詢問煮公在臺北的分院彌陀精舍，準備約好時間去看他，知他將在鳳山佛教蓮社主持佛七哩！
到了八月十日凌晨，接到慧嚴法師的第二通電話，一句話未講，電話的那端已泣不成聲，這使我知道，煮公已捨壽圓寂了！這是我自從先師東老人圓寂以來，感到最受震動的一次，我雖勸慰慧嚴法師，要冷靜，多念佛，不要憂戚，不要哭，掛下電話時，發覺自己的兩頰怎會也掛著熱熱的淚珠？為佛門的法運，為個人的私誼，都有不能自己的感觸，可見我畢竟還是凡夫。好在一轉代間，便恢後了平靜。我不善詩，也不知對聯的作法，卻立即提筆，為煮公寫了一副輓聯：
煮公老兄法師 示寂
同鄉同門聞邪顯正三十年前你呼我應掃魔軍
揚禪揚淨護國衞教爾今爾後我被折翮慟益友
弟 聖嚴 敬輓
當時也想立即寫一篇悼文，並且關照「人生」月刊的編輯，為此預留版面。結果由於健康不佳、心緒不寧、法務繁忙等因緣，使我未能如願。來美之後，時時想著此一心願，我的手腦，竟又不聽使喚。如今又快回台灣了，要是再拖，就不知拖到何時去了。
我和煮公的初見，應該是早在民國三十六年時的上海圓明講堂，聽圓瑛老法師講經，當時彼此是學僧，我還祇是十七歲的沙彌，所以見到也不曾注意。嗣後見面認識，是民國四十一年的農曆新年，我到北投居士林去看妙然法師，妙公帶我去貼鄰的法藏寺，在東初老人的關房前，還到了三位法相莊嚴的青年法師，一位是星雲法師、一位是廣慈法師，另一位便是煮公。他當時好像是由星公帶來，在台灣第一次拜訪東老人，當東老人打開窗口之後，煮公還特別自我介紹：「我是您老的學僧，我叫實泉。」「煮雲」原係他的筆名，「實泉」才是他的法名，又號「醒世」。
民國四十三年六月，我隨著部隊的編調，籨宜蘭的員山，到了高雄的鳳山，知道煮公也在鳳山，已被請為佛教蓮社的導師。偶而去自看煮公，聽說我會寫文章，他便鼓勵我替「菩提樹」雜誌寫稿，也邀我去出席該雜誌在高雄舉辦的作者座談會。當時的我，實在不知能為佛教刊物寫出甚麼文章，所以未能應命。那時的鳳山蓮社，雖然地方很小，卻已朝氣蓬勃；煮公與星雲、廣慈等三員法將，已在帶領著他們的青年弟子羣，作著環島佈教的活動。
我是懷著敬仰乃至崇拜的心態，去親近他們，一身軍服，和他們站在一起，常有不知所措的侷促感。並記得有兩次的大場面，曾使我感動落淚。一是中華佛教文化館的東初老人主持影印「大正新修大藏經」，由南亭長老，星雲、煮雲、廣慈等三位法師，率領宣傳弘法團，到達鳳山弘法。一是高雄佛教堂由香港禮請到曾任南京棲霞山方丈的月基法師晉山典禮，煮公曾在棲霞山受戒，當然也在場照顧。這兩次場面，使我相信：大陸的佛教雖已遇受空前的告勢，台灣的佛教則在這幾位法師們的努力之下，已見到萬丈的署光。這都是民國四十四年的事。
就在這前後的階段，還發生一件使我終身難忘的小故事：有一天，我隨著他們幾位法師，訪問鳳山鎮中山路一家信徒，大家坐定之後，女主人捧出了茶點及蘋果，法師們用了茶，未動蘋果，那是當時日本進口的最高級水果，一只市價在新臺幣十五元上下，而我的准尉軍官每月薪餉，僅四十八元。煮雲法師看看四周，再看看我，好親切地帶著他慣有的微笑說：「這樣的水果你是吃不到的，趕快吃，多吃點。」
說得不錯，我從未吃過這樣的蘋果，祇是大家不吃，我怎麼敢吃？結果還是請法師帶頭分食。這則故事，直到今年春天，我還向他提起，他的記性極好，並且告訴我，那位供養蘋果的女居士，已在鳳山蓮社出家，現比丘尼相多年了。
四十五年夏，有位軍同事，問我：「認得煮雲和尚否？」我說：「當然認得」他便從他桌上拿給我一冊小書――「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是一位吳恩溥牧師寫來辱罵煮公的。看了之後，便立即去蓮社問煮公，他說他也收到了，那是他在台灣公園所講的「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由朰至剛居士記錄成書，三、四月內，洛陽紙貴，連續四版。因佛教徒們被基督徒已經侮辱到了極點，所以此書一出，立即風行，總算替大家出了口氣。
當時我在軍中，並未知道此書出版的消息，那天他也沒有送我，祇是有點語氣激動地說：「最好有人起來，再寫一本。這位吳牧師，持論好荒謬！」我未說什麼，回到部隊，便覺得我即可以反駁。於是利用公餘時間，在十天之內，寫成了一冊總五萬字的「評駁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煮公看了，十分高興，立即交由高雄市的慶芳書局出版。自此我與煮公，聲氣相通，吉同道合；漸漸地，佛教界的刊物，也開始向我索稿了。
聽過煮公通俗演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傑出的雄辯家，字字鏗鏗有力，所到之處，極受歡迎。在台南講出「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之時，每晚萬人空巷，形成一時的盛況。佛教界一向很少人有此氣魄站出來，把話題正面對準了基督教而發的，煮公就有這種震聾發瞶的大無畏精神。他的目的，既在衞教，尤在護國，所以贏得了普遍的尊敬。
民國五十年冬，我由星雲、浩霖兩位法師的介紹和關照，到高雄縣美濃的山中朝元寺，禁足自修，迄五十二年九月三十日關房建成而掩關為止，煮公和星公，每過一段日子，就帶著信徒來看我一趟。五十一年的中秋夜，星、煮二公還是在我山中度過的，為山居生活帶來了暖暖的友誼。
進關那天，更加感人，因我自己沒半個信徒，到山中來送關的，多是長老法師，其中有香港的明常長老、臺北的南亭長老及妙然、浩霖二法師、高雄的月基長老及星雲、煮雲二法師。從高雄市到達朝元寺，沒有今日方便，當時各寺尚無自用汽車，只能乘公車巴士，或叫出租汽車。到了山前一公里處，夏季必須涉水渡河，其他三季，也得徒步入山；故在前一天下午，這些長老法師們，就已先來到山中。山中尚無電燈，大眾便在煤油燈前，聆聽長老法師們的開示；其他的設備，也非常簡陋，大殿是用泥土基胚堆砌的牆壁，客房跟堆積雜物農具的柴房相接，當然也沒有客舖及貴賓用的衞生設備。夜深之前，將幾位老法師安頓在我即將使用的關房之後，星公與煮公，還有許多話要跟我說，他們兩位，在看經、修持、寫作、做學問等各方面，都比我早、也比我好，我便樂得和他們兩位，在一個小房間的廣單（統舖）上，作竟夜長談。
結果，由於日間已經很累，談不多久，我睡在他們兩人中間，便連連聽到東山春雷驚蟄，西塘蛙擂法鼓。翌晨起身，他們兩位大概都知道我一夜沒有睡好，星公先說：「夜裏不知誰打鼾，吵得一夜未睡。」煮公笑笑：「我也一樣，整夜被人吵著。」從表面看，都在彼此推托，可是在我聽來，他們是多麼慈悲，對於一個法門的幼弟，如此體貼，如此親切，把我的感受，順口說成了他們自己的，隆情厚誼，已在言外。
五十五年夏，我因眼疾，必須就醫，便從關中出來，煮公立即為我安排到他的鳳山蓮社講經一週，講的是「四十二章經」。
從前的講經法師，都得追隨老法師或大法師，學威儀、習聲調、背註解、記科判、聽完大座復小座；每講一部經，若依天台家的方式，首先要用五重玄義；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解釋經典大綱。我從未學過做講經法師，不然貿然答允，煮公則告訴我，那也無妨，可照著我以為能使聽眾聽懂佛法的方式來講。
通常的道場，如果住持者就是一位講經法師，為了不使他們的常隨聽眾，聽了其他不同立場的法義而起困擾，往往不會另請其他法師講經。煮公沒有這層顧慮，並且鼓勵他的信徒來聽講，同時把他的專任翻譯鄭納德居士，借給我擔任閩南語傳譯。他沒有聽說我曾講過經，我也從未講過經，就這麼冒險地將我請了去，其中提拔我的心意，已可不言而喻，但他把我介紹給鳳山蓮社的聽眾之時，還說是以他的面子，好難得地恭請到了一位剛剛出鬧的大法師，為大眾結法緣，是鳳山佛教界的福氣。
我以這樣的因緣，有機會與煮公同室隔一層板壁而臥，每晚講經下座，已近十時，就寢則過十一點。那時他已患高血壓症，常有失眠現象，我在講經時，他卻坐於前排，凝神注目，自始至終，不露倦容。第二天早晨不到五時，已經見他在陽台上緩步經行，持大悲咒了。
民國五十八年春，我已在臺北辦妥了留學日本的手續，為了幾項瑣事，必須到我戶籍所在地的美濃走一趟，順道經過鳳山，到蓮社向煮公辭行，並在他那裏掛了一夜單。
傍晚時，高雄興隆寺的天乙法師，不知從何處得到消息，派她兩位弟子心吉和悟因二師，前來送給我一個紅包，表示為我送行。煮公看在眼裏，等二位尼青年法師走後，就問我：「已有多少盤纏了？」我告訴他：「機票已經買了，其他則待到了日本再說。在國內，我無信徒，也無道場，就連向人告貸的信譽也還沒有建立。所以也未夢想籌措足夠的留學費用。」
當時的煮公，本想勸我，既無經濟後援，何必定要出國留學。然見我意志堅決，所以沒有多說，倒是反過來安慰我：「不要自我菲薄，我沒有什麼錢，但我信得過你，借你新臺幣一萬元，而且不計利息。」隨即他就交給我一疊百元的現鈔。這個數目，相當於當時高級公務員一個月的薪金。這一份友誼的支持，除了金錢的，更重要是使我得到了精神的鼓勵，真有說不盡的感激。
到了民國六十四年夏，我已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並以海外學人身份，受政府邀請，回國出席第四屆「國家建設研究會」，除了剃度恩師東初老人，我還有兩位必須要拜謝的前輩和好友，第一位是南亭長老，第二位便是煮公。在我行程的南下途中，去拜訪煮公，他好歡喜地為我特別加菜接風，似把借錢給我的事，早已忘了。我卻以為，當初既說是借，當然要還，俗謂「有借有還，下借不難。」。因此把一疊鈔票恭恭敬敬地奉還煮公，可是看他表情，竟是責備我做了掃興的事，也是做了絕情的事，他把錢收下之後，丟給我一包話：「我是沒有指望你還哪！」
煮公為人，憨厚爽直，他與外道辯論，滔滔不絕；講演佛法，擲地有聲。他跟同道之間相處，乃是一位極其隨和而與人無靜的人。先師東老人，就不輕易當面嘉許晚輩，也少直接鼓勵晚輩。在他的學生及同鄉的青年一代，追隨政府逃難來了臺灣的，當然都很優秀；可是在他辦學時，最受打擊的學生是煮公，到了晚年，老人家最器重和倚重的，也是煮公。此從煮公為紀念東老人而寫的「我和東公老人的一段緣」之中，可以看出。
民國三十二年及三十三年，東老人以煮公年紀已經二十五歲，所以成績雖好，也只許做旁聽生。民國六十年之後，則兩度提到，要為煮公授記，屬意煮公繼承焦山法脈，並掌理中華佛教文化館。民國六十四年春，我在東京，也接到東老人的來信，提示由我和煮公兩人，共同繼承他文化館的法統。是年八月回國，東老人特地命我寫信邀請煮公，準備舉行儀式，此在煮公的紀念文中，也有記載：「記得在佛光山、義永寺兩處，老人兩度提到要為我授記的事，他老人說：『你與聖嚴很好，等他回來，你們兩個在文化館做個儀式。』後來聖嚴法師得到博士，政府邀請學人回國開會，老人要聖嚴法師來信請我去，我因在萬佛寺大專學生精進佛七中，一天也走不開，他們又有時間性，因此未能成為事實。」（『東初老和尚永懷集』八六頁）
再從東老人三份遺囑，以及給我的信中，凡是提及文化館的繼承問題，必有煮公的名字在內。自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的第一份至六十六年十月二日的第三份，所涉組成財團法人的名單，頗有出入，而煮公的大名，則是未更動。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給我的信中，也說：「余決意先成立財團法人，董事人選以本館關係人為主體，再物色一。一本館以外人選，以煮雲、張若虛或方寗書，俾可協助館務。」
最使得東老人歡喜的，煮公還有一位聰慧慈字而又極肯用功的弟子慧嚴法師，在東老人的晚年，常來照顧，並為老人的著作敦力良多。結果其師徒二人，均被老人的遺囑指定為組織財團法人的成唄。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東老人圓寂之後。遺囑指名我為執行人，經過許多波折，至六十七年四月初，始完成法人的手續，煮公始終都以我的決定為原則，給了我許多的協助，我固然要感激煮公，也感恩東老人的慧眼識人。
這是煮公與我，由於東老人及文化館的關係，彼此的友誼，越來越濃。
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以來，由於煮公是文化館的法人成員中的常務董事，每年至少要麻煩他到北投山上，出席四、五次董事會議，我也常去他臺北建國南路分院。因我不善經營寺院，也不懂得如何待人接物，往往極簡單的事，到了我的手上，就覺得難以解決，所以每次見面，煮公都願聽我唸幾句苦經。但他對我的力、能力、道心，倒是信心十足；對於文化館的人和事，他從不干預，當我問他意見時，他總是說：「我們是奉東老人遺命協助你的。」
經過多人的籌劃，至今年四月十九日，文化館重建五層樓新廈落成。我以東老人一生不願勞師動眾，亟力主張節約簡樸，故也未敢驚動諸山。僅有兩位法師例外，我請成一法師開光說法，另請煮雲法師開幕剪彩。成公助我合辦佛學研究所，所址自華岡移至文化館，因此禮請成公為導師，煮公本是自己人。
儀式進行中，煮、成二公的簡短開示，都使我銘感五內。成公讀頌東老人的克勤克儉，對於國家及佛教的偉大奉獻。煮公則以低沈懇切和真情流露的語音，表揚我的努力和成就，他說：「聖嚴法師在沒有學歷、沒有財力、沒有任何援助背景的情況下，拖著骨瘦嶙峋的多病之體，百折不撓、努力修行、專精讀書、勤奮著作、事事全力以赴，都為弘法利生。他的一生，可謂已夠坎坷，確又多姿多彩，為我近代佛教中所少見。今天借此因緣，我為聖師高興，並為他慶賀與祝福。」
煮公當天的血壓很高，行動也不太自由，是由他的弟子扶著走進文化館的，但他始終表示情況不錯，勸他坐著開示，他則堅持站著，好像三十年來的友誼，今天才有機會，讓他向我的僧俗弟子們，表達了他對我的深度的認識，所以特別歡暢。
近十六年來，煮公倡導並主持的精進佛七，加強了佛七的內容，增進了佛七的功效，也擴展了參加佛七者的層面。重視持名念佛，也重視懺悔禮拜，經行持名與坐持名並重，攝心消障 的能極強。同時將大專青年、社會青年、一般信眾、少年兒童，以分期、分齡、分等的方式進行，來適應各種年齡層面的體能和心智，乃玉進入監獄，以受刑人為對象，教導佛七的修持。使人增強信心，變化氣質，由行而解，普及佛化，已成為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一大特色。
凡是參加過煮公的精進佛七，再來我處參加禪七者，八成會有良好反應。因此，我和煮公，在實踐道的努力方面，雖是一禪一淨，確也是聲氣相通，互為助緣。
有一次，某居士見我在煮公之處，便問：「請教兩位大德，你們是一禪一淨，究竟哪一門更好？」聽來似乎不懷好意，目的是挑撥我與煮公爭論；又像是禪淨二位大德，居然在一起，使他頗覺不可思議。
煮公笑答：「我和聖嚴法師，雖然一禪一淨，可是非常友好。」
我作補充說明：「禪淨之間，僅有方法的差別，沒有實質的不同。我和煮公，並未分河飲水。」
其實，我的禪七，由於舉辦的次數不多，每次被接受的人數又少，尤其在國內，於短短九年之間，局限於區區北投一處，縱然已獲得不少口碑，依舊未能形成風氣。不像煮公的精進佛七，一個接一個、一處又一處，不論時節、不限方域、有請必應，而且參加的人數，可多可少，所以不僅遍及臺灣全省，也曾應聘至南洋主七，他的澤化之廣，早已受到國內外華人佛教的肯定。
如今煮公雖已化去，他所倡導的精進佛七，將由他的弟子們繼續推廣，這一法門，和他的著作一樣，都是煮公遺留人間的法身舍利。
一九八六（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廿日脫稿於紐約禪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