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春，東初查問戒證的收租賬目，懷疑他有貪污行爲；戒證拉攏圓湛、介如和我，一致向東初辭職。東初被迫退位，由圓湛接任定慧寺住持兼佛學院院長。戒證、介如和我，同任監院。
是年秋，淮海戰役决定了反動派的失敗，形勢非常緊張。圓湛召集戒證、介如和我，到他房間商量收藏寺內重要物資事。他說：「定慧寺前任住持保留下來的金子只有一兩了，我們四個人平均了，作爲逃難用費吧！寺內重要物資我們一同去整理整理，大部分收藏在寺裏，送一小部分到上海去（因爲前任住持雪煩住在上海小南門三昧寺），好嗎？」我們沒有什麽意見，商定以後圓湛帶領我們一同到退居寮（在地藏殿后進），整理田地契約、名人字畫、經書、經版等物。將比較重要的田地契約賬簿等物放進一隻保險箱裏。圓湛同時將他表姐寄存的一些金首飾和百十塊銀洋也放進保險箱，保險箱就放在退居寮西南角暗房裏，暗房裏還放些銅菩薩像、銅香爐等物（這一部分物資，在解放初期，已由陳炎、戒證清理出來了）。還有些宗教儀式用的莊嚴法器，收藏在海雲堂樓上天花板裏（這一部分物資，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前，海雲堂徹底拆修時，可能搬動散失了）。還有賬册文件，收藏在藏經樓前檐（這一部分物資，可能在無産險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破四舊時，被紅衛兵查抄了）
還有些名人字畫和莊嚴法器，送到上海小南門三昧寺保存（名人字畫在 1950 年已由上海運回焦山。宗教莊嚴，在 1958 年已由境融往上海運回焦山了）。又聽說戒證將水晶佛像、象牙佛像、檀香佛像和玉如意，埋藏在地藏殿花台土裏（這在解放初期，由陳炎、戒證挖出交給人民政府了）。
那時，法祖智光看到形勢緊張，心裏驚慌，想逃往香港，派我到無錫三聖閣，問一問他的徒弟南亭，準備不準備逃往香港，南亭說他也準備逃往香港。我從無錫回焦山告知智光，智光就和南亭一起逃往香港了。
是年冬，法兄圓湛派我將焦山的名人字畫和宗教莊嚴，送往上海小南門三昧寺雪煩處保存。我到達上海三昧寺以後，又到蘇州木瀆田溝村女貞庵探親。這時候，光福鎮附近鄉村有個三官堂小廟，當家師想把小廟和附近幾畝田賣給我，我想我老來退休供養母親，住這個小廟種種田養老也好，就給了他幾十塊錢買下來了。
1949 年春，上海解放後，我又從蘇州回到上海三昧寺，即在寺內或出外替人家念經拜懺混生活。約在 1950 雪煩在三昧寺，想搞生産，先以「六和醬園」的名義，搞新法醬油，我在外跑街當推銷員。未久，醬油生黴，無銷場。雪煩又和人合作，在寺內辦一個「大發財瓜子廠」，我仍當推銷員。
1950 年左右，我曾參加過上海民主青年聯合會主辦的僧衆學習班，幷擔任小組長。也曾參加上海僧青年聯誼會，幷在會內當秘書。
上海佛教青年會有幾次曾請我去演講過佛學。我在上海法藏寺、慈修庵、海會寺、玉佛寺、靜安寺、功德林、佛教青年會、佛教淨業社、金剛道場等處，聽過興慈、如山、靜權、守培、續可、持松、能海、清定、海燈、體空講過經。這些人在我的印象上，我認爲金剛道場的能海、清定講得最好，我最相信他們的講經，而且他們講的是密宗的經典，是我過去不曾聽過的內容，很願意跟清定學習密宗。因此，只要我聽到金剛則道場清定講經的消息，不論多遠路，總想去聽聽。我是 1951 年從上海回鎮江的。在 1953 年、1955 年聽說金剛道場講經，我都從鎮江焦山到上海聽經。幷在 1953 年拜清定爲師，請他傳授密宗的 《 文殊菩薩五字真言 》。有一次，我問他：「憲法上第八十八條，規定了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這種自由是真是假？」他說：「憲法上有一百零六條，一真一切真，一假一切假。」以後，聽說他是個反革命分子，已被逮捕勞改，我就同他斷絕了關係。
1950 年，我曾被邀到常州菩提精舍講經，講是的《觀無量壽經》。 1952 年前後，常州清凉寺又邀守培和我前去常州講經，講的是《勸發菩提心文》。1953 年，我被邀到上海靜安寺講經，講的是 《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同時又在閘北怡和堂講經，講的是《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約在 1954 年前後，我又被邀到上海虹口佛學會講經，講的是《普賢行願品》。
三十八歲， 1951 年春夏之間，焦山寺住持靜嚴（陳炎）寫信招我回焦山服務，我就從上海回鎮江焦山。在党和政府的領導下，協助靜嚴聯合各寺庵僧衆和工人，設立焦山游客招待處，辦了食堂、茶社、文物館、供應站，爲游人服務。是年秋，公推我爲焦山寺住持兼游客招待處主任。經常學習時政，幷從事生産，以改造思想。
四十三、四歲。1956 年秋至 1957 年冬，黨和政府調我到南京毗廬寺，辦理江蘇省愛國主義學習班，任秘書長。
在 57 年春夏之間，領導上帶我從南京到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的全國代表會議，約十幾天即回南京。
在 57 年秋，領導上又帶我到龍潭寶華山，參加傳戒的宗教活動。約一個月又回南京。冬，寶華山又邀我去參加念佛七天，幷講了一部 《 阿彌陀經 》。
57 年底，領導上帶我們從南京到上海，參加五省一市的社會主義教育會議，約兩個月。
四十五歲。 1958 年春，我回到鎮江，繼續任焦山寺住持，幷任本市佛教協會副會長。是年夏，參加本市社會主義教育學習會。秋，參加本市宗教界向党交心學習會。從1959 年到 1961 年，經常參加時政學習，有時參加宗教界集體學習，有時參加政協會議和人代會。
四十九歲。 1962 年春，領導上又帶我們往北京參加中國佛教協會的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後，我被留在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任助教，幷助編中國佛教史。是年冬，複由北京返回鎮江，繼續任市佛協副會長、焦山寺住持。幷經常參加時政學習和會議，直到 1966 年。
五十三歲。 1966 年秋，無產階級大革命運動開始，本市紅衛兵大破四舊，解散了金山、焦山等各寺庵的僧尼。我乃將戶口從焦山遷到本市荷花塘街 89 號劉智開（原是焦山僧人）家中居住。
五十四歲。 1967 年春，我向荷花塘街遷到大盛家巷 74 號葉宅居住。
在 67 年夏，我由鎮江往上海探親，住在中山北路同太新村 419 號，約三個月即回鎮江。
在 67 年冬，我又從鎮江往南京訪友，住在西白菜園 44 號，約十幾天即回鎮江。仍住大盛巷 74 號，直到現在。
上述我的罪惡史全部情况，是我最近幾天，日夜深思，竭力回憶出來的事實。但由于年代久遠，身體多病，腦筋很壞，過去的人事，一向不放在腦筋裏，恐怕有些遺志，錯誤、不够具體之處。請提出來責問，以便我改正補充。决不敢有所隱瞞保留，自取其咎。請諒解！
錢延齡(茗山) 1967 年 7 月 15 日（劉大任／整理）
(文獻摘錄自：江蘇省鎮江茗山法師生平事迹收集整理工作籌備委員會，〈附二：我的歷史全部情况〉《茗山自傳．年譜 》。初版。江蘇省南京市：金陵刻經處，2003。頁156 ~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