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四歲的時候，曾經為我的出家而編織過一個美麗的夢，那的確是一個夢，而且，那一場夢是幻滅得如此的快！狼山的環境，像畫一樣的優美，像詩一樣的可愛，可惜，我是生得晚了，去得遲了，當我上山的時候，那一幅畫已在剝落，那一首詩已在消失！
正因為我是抱著欣賞畫與詩的夢想而去狼山的，那跟出家與學佛之間有著一段距離，所以我也畢竟沒有保住那個出家的身分。
不過，那個夢是做錯了，那條路是走對的，所以繞了一個好大的圈子以後，依舊走上了原來的路。這個圈子繞得夠辛苦了，但也不是冤枉繞的，應該繞的圈子，不繞也是不行，否則的話，今日的我，又是怎樣了呢？像所有留在大陸的出家人一樣，那是不堪想像的。雖然，繞這個圈子，也似一場夢，而且似一場千嶇百曲的夢，比起第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夢，那是迥不相同。
因此，我對以往的遭遇，除了感到自己的罪障深重，並沒有怨尤可言。相反地，站在一個佛教徒的立場，對於順境與逆境，都該看作使我努力昇拔的增上緣。所以，幫助我的也好，打擊我的也好，在當時，我雖不能沒有喜與怒的分別，事後想想，我倒覺得他們都是我的恩人了。沒有正面的援助，我是爬不起來的，沒有反面的阻撓，我是堅強不起來的，鋼是鍛鍊出來的，能說鍛鍊的境遇是不需要的嗎？
最不容易爭取的事物，便是最可寶貴的事物，最可寶貴的事物，也必是最足以珍惜的事物。這一條回頭的路，是痛苦與折磨的代價。所以，我能有機會再度出家，是興奮的、欣慰的、也是悲痛的，因為這是多麼難得的因緣！佛說：「佛法難聞」的真諦，我已經用著這個悲痛的經驗而有了領悟！
當我把一切的退役手續都辦妥之後，曾以慨然喟然的心情向東老人說：「這一次，我要好好地立志，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否則，我便對不起協助我的人。」東老人卻說：「對不起人家是假的，對不起自己才是真的；一切要對自己的責任與身分有交代有成就，才是立志的目的。」
這是很對的，現在的人，往往不能想到自己的責任與身分，光把眼睛朝人家看，看人家做好做醜，自己的做好做醜，也以為是因了人家而做，這就是無根無力的人。像這種人，既不能成就他人，也不會成就他自己。我真感激東老人的開示。
其實，能有一念為他人著想的心，已是有了自覺能力的人。回憶我在十四歲的那年秋天，去南通狼山出家，既無為人之心，亦無為己之志，很少有可敬的原因，也沒有多少宗教的情緒，係出於一種偶然的機緣所促成。因此，後來的捨僧從戎，並且一去就是十年，好像也是早就註定了的。
不過，我要特別強調，我的能夠再度出家，並且誓願再度出家，那是成因於童年曾經出家的緣故。致使我雖已經過了十年的風浪，這風浪之久，已超過了我初次出家時間的一倍，但仍念念不忘於出家身分的恢復。所以直到如今，對於童年出家時的環境和師長，猶覺歷歷如新，軍伍十年的生活，卻又恍如隔世了再度出家。
因緣是不可思議的，在大陸來臺的老輩法師之中，認識最久的是白聖法師，親近最多的是南亭法師，見面最晚的是東初法師。我在辦理退役的過程中，最先請求的是白聖法師，其次相助的是南亭法師，最後助成的是東初法師。我與東老人第一次的見面，是在民國四十七年（西元一九五八年）的佛誕節，那是在臺北市新公園的音樂臺前，浴佛大典尚未開始的時候，是由於我的同學，當時《人生》月刊的編輯性如法師的介紹。東老人為了助成我的出家，盡了最大的努力，他自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六月下旬直到同年的十二月中旬，一直在為我的事情費神，也一直在為我的事情操心，他給我安慰和祝福，當我每遭挫折之時，他必給我鼓勵，我到北投去拜見他的時候，往往也會送我百呀八十元的零用錢。對於一個與他毫無淵源關係的我來說，這實在是一件難能可貴而銘感不已的事。
最初，性如法師曾向東老人提起，說我退役之後，重新出家之時，希望能給東老人做徒弟，東老人則說，他對收徒弟一事，並無什麼興趣。後來，隆根法師也代我向東老人提到這個問題，他還是說無多興趣。
漸漸地，我是真的退役了，我是必須重拜師父重新出家了，但還不曾確定，究竟跟誰出家。有一天，我在善導寺說起這個問題，演培法師則說：「現在由你選擇，臺灣的大德法師，誰都會樂意成就你出家的。」
以我的看法，從關係及情感上說，應該去請南老人成就；從恩義的觀點上來說，應該是請東老人成就。雖然這兩位大德法師，於德於學，各有所長，都是當今教界不易多得的大善知識。
也有人說：「你曾出過家的，你本來就有師父，何必再找一個師父的帽子戴在頭上？」我卻希望一切從頭做起，一切如法而行。童年出家時，幼而無知，馬馬虎虎還不要緊，現在中年再度出家，絕不可以再事糊塗了。當然，我也明白，既然重拜師父，重行披剃，師徒之間，有互相的權利，也有互相的義務，一個做徒弟的人，權利可以不要，義務卻不能不盡。所謂「師父的帽子」，當係指的是「義務」而言。
我不是忘恩負義的人，也不是輕易能被任何方式束縛得住的人，所以，我還是決定拜一位剃度師；並在恩義的原則下，我便請求東老人成就出家了。
本來，我的退役令是從民國四十九年（西元一九六○年）元月一日生效，我也準備於退役生效之後，慎重出家；但在東老人的勸說之下，在民國四十八年（西元一九五九年）的農曆十二月初一日，我就改了裝，那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性如法師已向東老人辭去了《人生》月刊的編務，東老人命我接替，並且為我取了一個法名叫作「聖嚴」，要在版權位置的「主編」項下刊出；第二是因為文化館自臘月初一開始打佛七，要我隨眾參加。因此，我在臘月初一的早晨，便以出家相和大家見面了。
原先隆根與性如二師和東老人接談的時候，東老人的計畫很好，準備給我舉行一個比較隆重的儀式，請臺北的諸山長老聚一聚，並且在剃度之時，受一下五戒，但到後來改變了計畫。不過東老人的意思，也是對的，他對我說：「你的福報有限，要是舉行儀式的話，請人家來，就等於向人家要一份禮；不請人家罷，那又說不過去。你剛剛出家，實在不宜勞累人家的。」東老人是一個最最惜福的出家人，所以他不會公開化緣，在省吃儉用之下，建築了一座規模不算小的中華佛教文化館，發起影印了一部《大藏經》，每年冬季，還做一次冬令救濟。
因此，當佛七圓滿，臘月初八的中午，僅在佛前上午供時，說了一個簡單的三皈。並無剃度的儀節，更無受戒的儀節。參加的人，只有我上海的同學，了中與性如二師，以及由法藏寺來打佛七的幾位尼師。午供之後，蓮航法師因為不知道我不舉行儀式，也不知道我不想勞累人家，所以從中和鄉趕到為我道賀。因此，「來賓」也就僅僅是蓮航法師一個人了。照律制來說，這只算是皈依而不是剃度，但在中國的佛教，律制問題很不易講究，我既承認剃度，並且也請求了剃度，雖然沒有執刀而剃，也就算是剃度過了。
但在農曆十一月三十日的下午，也就是即將改裝的前夕，為了以後便於師徒相接相處的問題，我向東老人提出了四點屬於我自己的態度及願望：（一）
我的身體，一向不好。
（二）
我將盡心盡力為文化館服務。
（三）
我將來希望到其他地方住住，願師父允許。
（四）
我將來希望多讀一些佛經，多用點修持工夫。
東老人聽了之後，只說：「三分師徒，七分道友。你已不是小孩子了，一切均由自己作主。」不過，又在他的語意之中，說到我想去其他地方住住一事，雖然未說不贊成，但總有些不樂意。這一點，我是最感抱憾的事，為了能夠多用一點真工夫，在文化館先後僅住了兩年，便離開了；這也是最使他老人家失望的事了。不過在我尚未改裝之先的個把月，東老人也自動地談到這個問題，他要我出家之後，應該放下一切，少寫文章，多看經，多懺悔，並要我找一個道場像關仔嶺大仙寺那樣的地方，靜養靜修一個時期，然後再出來。可是，當我尚未改裝，便已接受了《人生》月刊的編校，這一個計畫也就無法實現了。
這次出家，雖沒有舉行出家剃度的儀式，但在事前事後，仍收到了幾位師長道侶的賀禮，他們是東老人、南老人、悟一、妙然、成一、蓮航、守成、隆根、性如、清霖、清月、慧敏等法師，以及孫清揚、張少齊、喻春寶等居士。我想，出家真好，才把頭髮削光，就有這麼多人的布施結緣。但是，我又不禁臉紅起來，剛把頭髮剃光，又憑什麼接受這些布施呢？這使我久久不能自釋，也使我更加堅定了將要多讀經多用功的願望。
從此，我已算是再度出家了，我已成為東初法師的徒弟，我已不再叫作張採薇，我已叫作釋聖嚴了。
說到更改姓名，真是一樁氣惱的事。內政部現行的姓名條例規定，僧尼還俗，必須改出家姓名為在家姓名，俗人出家，則不許改在家姓名為出家姓名。我們政府的立法機構，如果不是審察上的疏忽，便是有意歧視佛教而變相地否定了出家人的身分！
我，總算幸運，在第三級的行政機關裡，有一位姓劉的同鄉佛教徒，他辦戶政，他幫了我的忙，利用內政部准改「不雅姓名」的機會，把我的俗名改成了現在的法名，但是，我的俗姓，還是更改不成，因為，姓氏不可能有雅與不雅的情形。即使如此，我已感到高興了。除了大陸出家的僧尼，凡是臺灣的出家人，不論男女，還沒有另一位能把俗名俗姓在戶籍簿上更改過來的哩！
摘自法鼓全集第六輯第一冊《歸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