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卓遵宏、侯坤宏
記 錄:廖彥博
時 間:中華民國94年3月15日,下午2時至4時30分
地 點:臺北市
我們談到東初老法師,他的學術、文章,甚至他對佛教、國家社會的貢獻,我認為,一般人要在某些領域上取得成就、獲得好名聲,那是容易的;但是好朋友,要能夠稱讚,就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說,能獲得好朋友的稱讚,是對一個人一生的修為成就,最有力的說明。
東初老法師自己曾經談到他的著作,我們可以《民主世紀的佛教》一書來做說明。這本書主要可以談到的是書中思想觀念的進步、現代化,適合世界潮流的觀念、思想。首先,書中明白表示,佛教事業有很豐富的文化遺產,指的就是《大藏經》;但是,卻受到宗法社會思想的影響,有些大法師、出家眾,思想保守,沉迷於保守制度,跳脫不出自己的設限束縛,不能夠配合時代,致使佛教脫離社會群眾,廣大社會人民對佛教缺乏正確認識,甚至誤以為佛教跟其他神教一樣是迷信的、落伍的宗教。
這種錯誤的責任應歸咎於佛教宣傳的不足。所以東初老法師到臺灣以後,不以蓋寺院見稱,而以發揚佛教、宣傳佛教文化為使命,由他所創「中華佛教文化館」可以看出。他接著說:「我愛佛教,更愛國家。」1949(民國38)年4月,甫到臺灣,他就創辦了《人生》雜誌,想藉此為佛教喉舌,表達東老及各僧眾對佛教之意見,以及對國家民族熱切的願望。無論平日談話還是寫文章,他總認為佛教是極度理智性的宗教,它和人類社會的關係,顯然不是少數人的私有品,而是全人類慧命與幸福之所繫。如果我們不能善於傳播佛陀對世界之德意,整個世界、人類,將休想獲得和平、幸福的保障。
基於這個觀念,他在《民主世紀的佛教》一開頭就表示:佛教有部分是宗教形式,但無一般宗教迷信的制度。今日到了民主世紀,人民的信仰,必須依照民主世紀思想的趨勢;質言之,不能再教民眾去接受神權時代之一神、或多神宗教的信仰。政治社會的思想,由神權、君權,乃至於民權,則宗教的信仰,也應該由有神教進化到無神教,由迷信進化到正信,此才是民主世紀正當的信仰。
佛教否認神格,在佛教思想中,找不到神教的觀念。印度本來是個神話思想的發源地,釋迦牟尼佛,為了拯救人類,脫離宗教神話束縛、階級制度統治,決心放棄一切,包括妻兒與皇太子之權位,入山修道,終於澈悟了宇宙人生實相真理,了解一切法皆因緣相生而成,並無主宰天地的神存在。佛教作為一否認神教,反階級、反戰爭的宗教,以東初老法師之見,所謂「僧侶」,是包括在家眾與出家眾而言的。這個思想至今因很多長老還是不肯放棄既得利益,而未被廣泛接受。很多人以剃了頭的僧尼為僧侶,其實是錯誤的;僧侶實為信仰佛教信徒之總稱,即在家、出家的男女四眾弟子。東老此一思想,是非常進步的,高明的,重要的。
民主時代,無論是政治、宗教、經濟、文化、社會等等,一切都要有民主基本理念,適合人民之要求。尤其宗教信仰,今日人民的信仰,絕不能再沉迷在一神教天堂的幻想中,或是地獄的恐怖裡。天堂不足以滿足人類的慾望,地獄之苦也不能遏止人類的殘殺行為。所以,他強調神佛眾生、實無差別。佛教的學說思想,實包括哲學、科學、宗教,但佛教對於宇宙人生的說明,既不同於科學之偏於分析,亦不同於哲學之偏於理想,而在實證宇宙人生實相的真理。在宗教方面,又不同於一般宗教之崇尚神格,著重於信解行證的果位。政治法律之學,僅能制止人民的行為,佛教卻重治理人的人心,故改造人心成為佛教根本之教義。佛教在改造人心上,從不用強制化導,純以「慈悲喜捨」為出發點。
從東初老法師的學說著作裡面,我們可以了解到:他老人家的思想是非常進步的、非常適合今日時代趨向的。我們稱呼他為「老」法師,不是年紀的老,而是「老練」的老。
東老曾說:「我愛佛教,更愛國家。」1931(民國20)年「九一八事變」後,當時他在閩南佛學院讀書,代表學校參加抗日宣傳活動。他表現出愛國情操,對一個出家眾來講,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以後他種種著作、活動,也都是他愛國家事實上的證明。
講到他愛國,我再提出一具體事實來。當政府撤退到臺灣後,中共和印度接觸,破壞我政府在外聲譽,共產黨不是反對宗教,而是否定宗教,這點一般人並不了解,在否定、消滅的過程中間,一般人基於現實利益的看法,容易上中共的當,現在共產黨的改變則又另當別論。當年中共在國外想盡辦法孤立中華民國政府,因為佛教在海外盛行,所以他們從印度、緬甸等地著手,使得他們不與我們來往。當時樂觀老和尚在緬甸,他與東老密切聯繫,東老就支援樂觀老和尚在當地從事護持佛教的活動,送了一部《大藏經》過去。當時運輸困難,他們一步步慢慢完成,這是一項艱難的工程,非常了不起的。他曾說,贈送《藏經》一事,說來是輕而易舉,做來卻是吃力的。時間上經過好幾年的光陰,用了多少金錢、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才能完成。
1958(民國47)年,第一次55冊的經藏,陸陸續續經過兩年的光景,才送抵緬甸。第二次贈送續藏,是1962(民國51)年12月,中間相隔4年。緬甸方面為感謝臺灣贈送藏經,舉辦了一次非常隆重的儀式,這是當年中共所不願樂見的。雖然這是東初老法師與樂觀老和尚他們兩位高僧私下做的事情,但是對緬甸全國人民、朝野上下,總認為這樣大的事情,必定是臺灣政府在後面支持,才有可能達成的,因此無形中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國民外交。在文化館中有一尊佛像,就是緬甸聯邦佛教會為了感謝東初老法師贈送藏經而回贈的。
東初老法師到印度去,在印度有間玄奘寺,中共運用其外交影響,由他們來負責接待。結果東初老法師請先總統蔣公題寫「玄奘寺」三個大字,親自送到印度去,有照片為證。他所做的這些,對國家來講,在當時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樂觀老和尚和東老是很要好的道友,他倆談話,我在場的機會不少。我有這麼個看法:《論語》〈公治長第五〉裡面有一段話,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也就是說,在「體、用、相」中,形式與實質,我們執著的都是相,不是實質。佛教中有句話:「唯佛與佛乃能究竟諸法實相。」我們對於實相,若非有很高修養,很難體察。樂老在紀念東老的文字當中,提出了關於東老的貢獻,這就涉及了有關儒家所講性與天道的問題,佛教來講不叫天道,就是佛性。樂觀老和尚說,不能夠說一個人死後就能成為完人,東初老法師也非聖賢,自也有他的缺點,但從其畢生行藏看來,具有許多性格上的特長。
第一,他明因果,不浪費施主的錢財。聖嚴法師也曾讚嘆過他的師父,說他一塊豆腐吃了好幾天。有次我跟他一起到臺北辦事,在火車站前,老中央日報旁有一爿很小的素菜店吃飯,由於曉得他是這麼節儉的一個人,我也不便點這樣叫那樣,一切隨緣。他點了三個菜包子,一碗青菜豆腐湯,包子我吃二個,他吃一個,菜湯他舀了一小碗,大半留給我。聖嚴法師講其師一塊豆腐吃好幾天,應該是事實。
第二,他自奉儉薄,不做過份奢求。第三,他有正義感,辨別善惡,明白是非。東初老法師是會打抱不平的,如前述「九一八事變」後他代表同學去示威抗議即是一例。又如樂觀老和尚受中共打壓,他立刻施以援手,運送《大藏經》。第四,他愛教護國,不開大砲,真幹實幹。第五,他做人有原則,不朝秦暮楚,不東倒西歪。從中共竊據大陸前,他就到臺灣來,一直以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的名義,把中國佛教會臺灣佛教分會的招牌掛起來,自己擔任主任。他來臺的過程,成一老法師有提過,在東初老法師自己提到的話中,就只有「民國38年春天來臺」這麼一句話。當時他是江蘇焦山定慧寺的方丈,焦山佛學院院長,加上又是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是共黨最要鬥爭的對象,因此緣故不得不渡海過來臺灣的。(黨國元老李子寬擔保,東老由基隆上岸。)
第六點,他個性非常率直,不投機取巧,不玩弄權術。第七點,他痛惡偷天換日、不務正業、營私舞弊、掛羊頭賣狗肉的險惡之輩,哪怕是法親道友,不論老少,一概深惡痛絕,恥與為伍。第八點,禮讓謙遜,不驕傲,不狂妄,不爭名奪利。
樂觀老和尚舉出這八點東初老法師性格上的特長,也就是他行為的特質,證明這是不容易的。一般來講,自古文人相輕,出家人評論出家人也未必都是讚嘆。在東老圓寂的時候,樂觀老和尚有段文字來形容東老圓寂時的法相、德相與威儀。樂觀老法師在東初老法師圓寂七天之後,為他封棺,見其遺容如生,面帶微笑,如熟睡一般。東老死得那樣平靜、從容、安祥、自在,令人尊敬、羨慕。他說,若非有嚴密的修持,了悟人生,焉能有此光景?關於東老圓寂的景況,由我來說,不如由樂觀老和尚佛教高僧大德來講,更為貼切,可敬可佩。
東老來臺後,先在法藏寺閉關修行,1953(民國42)年出關之後,就開始辦《人生》雜誌。為何他要創辦《人生》呢?前面所述,東老在《民主世紀的佛教》一書中曾提到,要宣揚正信的佛教,那只有用宣傳。在現在,宣傳手法很多,可以在電臺、電視、網際網路等等,但在當時,只有辦刊物一途。《人生》雜誌的影響很大,另一個是倡印《大藏經》,即我們所說「文字般若」。
因為東老強調佛教要與人生結合,所以他致力口頭宣傳,有的事情,他是默默地這樣去做的。他的理念,莫不朝著既定方向,一步步踏實去執行、完成。他辦了《人生》月刊,編輯聖嚴法師,之後又辦了《佛教文化》,他任發行人,我是編輯。他辦《人生》、《佛教文化》,辦佛教文化館、寫文章、出版書籍,綜合起來,他的使命感就在於宣傳佛陀的教化。他再三強調,佛教不是宗教,而是佛陀的教化、教育;正如同孔子,儒家不是宗教,而是孔孟的教化,他是從這個理念上著眼的。出發的。
我們另外以東老的著作《般若心經思想史》為例子,此書在說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之思想及其成就。今舉竺摩老法師的話說,他是東老在閩南佛學院的同學。東老寫文章,主要為了宣揚佛教,使用材料比較不那麼嚴謹。《心經》流傳廣的原因,主要有四:一、簡明切要;二、適合一般社會大眾,易於讀誦;三、含義深遠;四、符合現實利益。
東老圓寂之後,聖嚴法師接棒。聖嚴法師多年以來,繼其志,述其事,崇功報德,做得非常好。比方聖嚴法師除寫有關紀念文字外,在演講、著作中常提到東老,即所謂「法乳」。形式上來說,在美國紐約有東初禪寺,在國內,有東初和風別莊,外邊打電話進來,管理員總是回答「我東初啊!」好像東老到現在還活著一樣,古人說:不忘者為壽。另外還有東初出版社,現在多元發展為法鼓文化事業公司;設立東初獎學金、在佛學研究所內有東初學術講座。還有出版東初老法師的傳記。我也寫了一些紀念東老的文字,刊在《中華日報》、《海潮音》及《福報》等,《福報》有篇整版的文章,在文章中,我特別強調,東老並不是為了著作而著作,而是為了宣揚佛教而著文章的。東老基本的信條是「我愛我的佛教,我愛我的國家。」在東老全集中,聖嚴法師要我寫篇序,我也寫了一篇序,另外還有些紀念文字。這沒有什麼,我只是感念先師東老人而已!
我成立了一個不是組織的組織:「東初學社」。以皈依東初老法師的弟子為主,聚會時大家緬懷東老的教導,與老人相處時的一些可堪回味的往事。東老曾經告訴我,要我辦一個粥會,大家聚在一起,可以談佛教與人生,也可以談天下大事,都是讀書人,聚在一起,清粥小菜,人數不拘,多了就到飯館,少時就在家中,地點也沒有限制。
這是東老親自告訴我的。大家來參加粥會是沒有什麼權利、義務的,純屬聊天而已,彼此交換生活經驗、讀書心得,或者宗教的體念,如此可以漸進宣揚佛教信仰。這件事情,我歡喜做,但還沒有做得很好,有待努力,也愧對東老。
「東初學社」的組織成員,先是以東初老人的皈依弟子為基本會員,其宗旨在持續性傳播東老佛教的慧命。蓋個人的形壽有限,而佛教的慧命無窮,我們做弟子的應該要為東老、為佛教做點事,尤其是我更是責無旁貸。歲月不饒人,如今我們也都進入老邁之年了,「學社」、「粥會」我都採取不拘形式的方式來做,偶爾找一些人,或在家裡或到餐館小聚談談近況,交換交換學佛心得。在《也是詩》的102-103頁,有篇〈賀東初學社成立〉:「東土佛光明,初心道竟成,學向遵師訓,社風行大乘。」把「東初學社」置於每句第一字,「佛道遵行」置於第三字。第一句說的是佛教傳來東土獲得發揚,第二句說的是教徒初發心,至真至善至美,初心是道。第三句是揭櫫我們東初學社的目標,就是學習東初老法師的教導,最後則是希望能「社風行大乘」奉行大乘佛教。「佛道遵行」是我們的主旨,所以不特重其組織活動形式。成立學社,一則是紀念先師,當代高僧東初老人;一則是宣示現有同修,皆我佛門弟子、在家居士,日常的生活,工作學習、思想行為,期勉遵行佛道,自我提升,慈悲喜捨,禮敬三寶。
東初學社主要有那些人參加呢?由王士祥、張尚德、戴華山、王輔義、賴燕雪、李正賢及我本人等居士發起的。發起的茶會中,一致推舉聖嚴法師為名譽社長。我之所以要說明成立的發起人,如王士祥居士,是國民黨青年黨部的書記長,後來是中華日報副社長,為東初老法師皈依弟子,東老亦非常關懷照顧他,我們常通電話。王居士的同修郭婉華女士,是前教育部郭為藩部長的胞姊,也是東初老法師的皈依弟子。張尚德,我們講到印順導師和白聖長老,東老要成立佛教大學時有提到,他是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畢業,在文化大學、政工幹校等校教過書,和我有同門及同系教書之誼。現在於苗栗山區自己創辦一個道場「達摩書院」。戴華山居士,是政工幹校新聞系主任,寫了很多有關新聞學方面的著作,榮獲相當多獎勵。李正賢居士,是臺安精神專科醫院的創辦人,現在也是汐止聖德宮(媽祖廟)的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健居士是交通公司的老闆。吳長明居士,也是交通公司的老闆。賴燕雪居士,自營工廠老闆。葛董永祥,山東臺商。另外的成員還有張彥琴老師、李志夫教授,王輔義外文系主任等,餐會時,正式通過請聖嚴法師擔任榮譽社長,我為創社社長,社長到現在還沒有交接。不過我要強調,我們不重視形式組織,精神上的連繫還是常在的。
我曾經講過,在我的人生中有一個缺陷及一個遺憾。現在我要補充兩件對不起人的事情。最對不起的人,當然是我的父母,但這也不能全怪我,一半歸咎於毛澤東共產黨,一半歸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常言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做人就應該多結善緣,可是在我年輕時,因為把持不住自己的心理情緒,發生了兩件嚴重以下犯上,卻沒有受到長官絲毫責難的紀錄,有意無意中得罪了人,而感到非常對不起人的事情。
在軍校、幹校服務期間,我因故有幾次衝撞長官,好在長官大人大量,都不曾對我有責難、處分。事隔多年後,反而對我表示關懷,更使我倍感慚愧,應該懺悔。第一件事情,發生在1952(民國41)年,鳳山軍校學生中隊,我任區隊附,與隊長趙敏發生衝突,開始時是因為簽名發生一點誤會,因為他來通知要我去開會,我正在寫毛筆字,傳令送通知過來,我在通告上寫了「方甯書」三個大字,把通告的文字塗掉了一大塊。趙隊長硬說我瞧他不起,恁我如何解釋,就是不願相信;莫須有的罪名激怒了我,和他爭吵起來。從小到大,我的性情便是無事不惹事,有事就不怕事的。那件事情發生的時候,感謝同棟大樓的湯逢進隊長居中排難解紛,並調我到他的隊上去服務。在對學生實施綜合教育時,我和李志夫教授同隊,當區隊長。不久後我就去了幹校,在那裡當學生一年多之後,李志夫也到幹校來,於是又重逢了。後來趙隊長,和我幹校的同期同學楊亭雲,同部隊服務,趙敏那時是副團長,不幸後來害病去世;楊亭雲是政治處主任。人各有命,楊亭雲後來官拜陸軍上將,任總政戰部主任。1963(民國52)年,楊學長有次回到幹校,到敵情研究系來看我,轉述了趙敏先生對我的關懷,他說趙敏先生稱讚我如何如何的聰明,其後趙敏因罹患肝癌去世,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在1961(民國50)年,那時候在政工幹校大學部,我擔任政工官,與大學部主任廖祖述先生有所衝突。廖先生後來擔任國防部總政戰部的中將執行官。我對他發脾氣,起因就是我和中興大學的施姓女學生談戀愛不怎麼順遂,遷怒於他,借題發揮。事後,廖主任不但沒有責備我,還好言勸導,希望我多多唸書,並致贈一本蔣夢麟《西潮》。有次劉校長拜訪廖將軍,談著談著就聊起我來,廖主任誇我聰明能幹,工作如何有績效,還要劉校長特地邀我,說要請我吃飯。我回電感謝他的邀約。見面時,我向廖主任為多年前的事情道歉,廖主任回答我:「我也年輕過啊!」一旁的劉校長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後來我才告訴他事情的原委。我和廖先生通電話時,他問我最近忙些什麼?我說我什麼都不忙,最近信仰佛教,為佛教做點事情,他提到很想看《金剛經》,我就找了本袖珍本的《金剛經》送他,順便附上我在報刊雜誌上零零碎碎發表的一些偈語,請他指教。他閱後非常高興,直誇我有慧根。
廖先生是很有思想的人物;趙敏隊長則是很能幹的一位人才。廖主任的事情,在我赴宴道歉、相談甚歡並致贈《金剛經》後,總算有個交代。我當年當他面前發脾氣、摔碗筷,他說:「方甯書!你要是別人,我一點都不氣,軍隊裡面冒犯長官,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我不會處分你,你一個讀書明理的人,自己反省反省。」對他總算能夠有了交代。
但是對趙隊長來說,我對他沒有找機會致歉。楊學長告知他和趙副團長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應該去看望他,即便不是道歉,起碼也能解開過去誤會,恢復過去交情。當時我寫自己的名字,為何他說我瞧不起他,演變成幾乎要打起架來呢?當時陸軍官校復校,是以孫立人在鳳山的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為基礎,裡邊有些孫將軍的老幹部,羅友倫中將出任校長,黃埔幹部和留美幹部之間高層就常有權力鬥爭。趙敏在部隊中是優秀的營長,調到軍校來擔任隊長,已經是受到委屈,到任之後又感到隊上老幹部對他非常排斥。剛好我原來就在軍校,我在開會通知單上大大的寫上自己大名,他就直覺認為我瞧不起他了。
我特別要聲明的,因為我是佛教徒,對於趙敏先生,我沒有機會向他說聲抱歉,於是我就多念了幾聲「南無阿彌陀佛」佛號,祈願佛力超薦趙先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談到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一路走來,自己反省改進,後來認識我的人都說我的修養很好,因為很多事情,我不爭反讓。我記得在中興大學畢業同學錄上,系主任童世荃教授題的留言:提醒我「莫作無益害有益」,我作無益害有益的事不少,的確應該好好懺悔,來消除業障。
提到中興大學,我想起來同學中現在還有來往的,如喬育彬教授,他的夫人胡文枝,高中數學老師,是我同班同學,是聖嚴法師的皈依弟子。張盛華,是青年日報行政室主任,上校轉役。鍾宏銓,中央銀行襄理,1995(民國84)年,中央銀行發行10元硬幣,上面刻了字「臺灣光復五十週年紀念」,就是他拿給我的;傅榮泉,很虔誠的佛教徒,擔任過臺灣人壽保險公司的人事主任,及開設公司經商的常誠恪、黃珍妮夫婦等。這些同學,我們常有連絡,時有聚會,笑談過去學生時代的那些糗事。
談兩件對不起人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人對自己一生的錯誤,要有所檢討、反省;我也有得意的事情,就不必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