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卓遵宏、侯坤宏
記 錄：周維朋
時 間：2005年3月8日(星期二)
地 點：中華佛教文化館
我先談一件事情，是一樁很有意義，也算是一件公案，不妨藉這個機會來提一提。話說白聖長老還是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的時候，有一天，在文化館陪師父東初老人家用齋，用齋之後，我們坐在廣東才子梁寒操先生法書「印經紀念堂」匾額下方沙發上邊飲茶、邊聊話，從泰國的僧王談到白聖老法師名片上僧王的頭銜。
東老人這時候話題一轉，他把自己比喻成蔣介石總統，他說聖嚴法師就好比蔣經國，他是半開玩笑，半認真的說：「蔣經國怎麼可以和毛澤東來往呢？」我很訝異，東老為什麼把白老形容為毛澤東那樣的人呢？
這件事我曾面告過聖嚴法師，他聽了之後只說：「哦！師父是這樣說的嗎？」後來讀到印順導師紀念東初老人的文章，在東老圓寂之後，出版了東初老和尚紀念集的時候，印順導師寫了一篇文章。他的題目就是〈我與東老的一段往事〉，這才使我恍然大悟，原來東老與白老，兩位老人家之間還有這麼一樁不為人知的往事，難怪先前先師東老問過我對辦理宗教教育的意願，徵詢我的意見，其後也就不再提起辦宗教教育這件事情。我想起來一幅對聯，「佛云不可說不可說，子曰如之何如之何」，說了不可說，又當如之何。這裡我特別摘錄印順長老的一段文字，證明我講的過去這一段公案的事實經過：（參見《我與東老的一段往事》「東初老和尚永懷集」23頁） 我記得最清楚的，也許就是最後一次的晤談。民國五十四年，華僧大會開會前夕，道安長老與東老，同來慧日講堂，提議創辦佛教大學。事情是這樣的：張尚德先生與佛教文化館東老有聯繫。經張尚德先生，知道中國文化學院張曉峰先生，想在文化學院旁邊，建佛寺（佛塔），講佛學，希望與佛教界合作。東老想趁世界華僧長老回國的機會，發動倡辦佛教大學。在文化學院旁邊，佛學以外，可以在文化學院受課，減去不少的人力、物力；而與文化學院合作，也可以免除立案等困難。這是好機緣，所以東老約道安長老合作；道老又提議邀我參加。這件事，我是萬分贊成的。不過我以為：辦佛教大學，是大事，怕三人的力量還不夠。而且，這個時代的通病，儘管是好事，如沒有自己一分，每每會從中破壞。如有人在華僧長老面前，說幾句洩氣話，也就不成啦。所以建議，最好將辦大學一事，推介到華僧大會，由海內外大德來通力合作。我的意見，得到東、道二老的贊同，決定由道老向籌備華僧大會負責人提議。起初，反應相當良好；張曉峰先生並在中國文化學院，舉行茶會，招待華僧大會的代表們。但事情的發展，往往出於意外。華僧大會決議籌辦佛教大學，但在籌備人中，卻沒有原始建議者東老，東老也許無所謂，我總覺得豈有此理！大會結束後，一切由會長白聖老法師及悟一祕書長負責。聽說曾遍訪僑界長老，請作經濟的支持；在國內，也曾一再召集尼師們開會。不過後來如何，誰也不得而知了。這件事，我應該負點責任。我固守原則，不知通變，總以為佛教大事，得大家通力合作才行。不知這個時代，除了為自己，是沒有辦法的。二十多年來，佛教界的大事，除了為自己而大幹大吹外，哪一件是為佛教全體著想的！當時，如支持道老與東老合作，也許勉強的成立起來，不理想而漸有進步。當然事實不一定這樣，但還有萬一希望，但一經推介過去，就命定的不成了！這件事是過去了，不過回憶起來，對東老實在抱歉得很！
我讀了印老這段文字，總算弄明白了箇中原委，東老把這自己比成蔣介石，把聖嚴法師比喻為蔣經國，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家人講血統，出家眾講法統，聖嚴法師既是東老的法嗣，東初老人與聖嚴法師是師徒關係，正如同蔣介石與蔣經國是父子關係，應該是一樣的。
我接著講東老的第二件事情。
我非常感謝先師東初老人的，就是我跟他好像有一段殊勝的因緣，在佛教界，尤其像東老這樣當代的高僧，他能夠為在家的居士，一個師父、一個徒弟這樣子正式開示佛經法要，機會不是很多的，當時他為我講《金剛經》的法要是在印經紀念堂的二樓「祖堂」，師徒兩人這樣面對面，為我講經說法，時有常住比丘尼師送水果或茶點上樓，老人會對她講：妳聽不懂的，下去吧。寗書何德何能，豈不愧煞？
給我講《阿彌陀經》是在一樓的紀念堂，有一件事情我受益良多，而且終身不忘，非常感謝他。
談到他開始跟我講解佛經法要的時候，一個最好笑的笑話，我問他問題的時候，凡是我提出問題，他就說我浙江話鄉音太重，他聽不清楚。我就說，你跟我講了半天，你的蘇北腔，那不是更聽不懂嗎？他講好！好！好！那這樣子好了，你問問題的時候簡單一點，我講的不清楚的地方就用筆來寫好了。於是我和老法師答問的緊要話就用筆寫在便條紙上，東老圓寂，聖嚴法師回國，我還拿給聖嚴法師過目，嚴聖法師要我留著做紀念，現在不知道塞到哪裡去了。
下面一件事情就是講到，有一天早晨，東老來電話邀我上午到文化館一趟，替他辦點事情。大概在10點鐘左右，我走進文化館的印經紀念堂的時候，我看到曉雲法師率領弟子多人跪在東老座前，聆聽東老的佛法開示，我用手示意要他們起來說話，東老人只是輕輕的，微微向我點頭，示意說他知道我來了，要我坐在他旁邊，旁若無人地繼續作他的開示。我只好坐在旁邊，與曉雲法師和他的弟子們一起做一個旁聽生。
在曉雲法師一行人離開之後，我一時興起，想請東老幫忙畫一幅觀世音的聖像，因為曉雲法師擅長佛教藝術，他對佛教的佛像畫得很好，所以我想請他幫我畫一幅觀音像在家裡供奉。東老人毫不假思索地立即就告訴我：「不用了！」他自己有一幅溥畬畫的觀世音像，送給我就好了。
我不是一個文物收藏家，我只是一個佛教徒，想有一幅觀世音像在家裡供奉而已，所以，我一聽說是宣統皇帝的弟弟溥畬畫的，我當下就表示婉拒，深致感謝，我沒有要索取的意思。因為溥畬的畫很名貴，很值錢。
我認識曉雲法師是因為我曾經奉東老人的命，幫曉雲法師講過辯證法的要義。我記得我還送他一本書《黑格爾的哲學》，給曉雲法師做為紀念。曉雲法師個人舉辦過幾次佛教藝術的展覽，他都寄來邀請帖，邀請我去參觀。在臺北市新公園（現在稱為二二八公園），這個臺灣省立博物館展覽，有一次我專程去參觀過，欣賞他那些莊嚴的佛像，佛教的藝術。
在東老圓寂之後，我曾經向聖嚴法師提到這一段往事。過不了幾天，聖嚴法師發現了那幅國畫大師溥畬畫的觀音像，他就跟我講：「畫是找到了，但不送給你哦！」我笑一笑，聖嚴法師是對的，我本來就沒有想要的意思！
我想再講下面一件事情。我有好多次陪侍東初老人坐計程車出去辦事情，在坐計程車時，有兩件事是很有意義的，當時我認為很好笑，後來想一想，這正是東老在旁敲側擊，在訓練我做人處世的道理。
一件是坐計程車下車的時候，他就問司機先生：「老人有沒有優待啊？」司機先生說：「我們是一視同仁，沒有特別優待。」他又問：「那出家人有沒有優待啊？」司機又說：「沒有啊，我們沒有這方面的優待。」他說：「那糟糕，我身上沒有帶錢哩！」
剛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我就示意下車我付錢好了。下車的時候，他付了錢，在路上他就跟我講，你知道現在社會的不安，計程車不是司機搶別人，就是別人搶計程車，我們為了平安，一定要讓人家感覺到我們是沒有錢的，斷了他們的貪念，所以我們要處處表示我們是沒有錢的人。
有時候早晨我們會到豆漿店喝豆漿，他是不吃甜的，喝豆漿都是喝清漿，就是不加糖的豆漿。吃完以後，要付帳了，他就跟豆漿店的老板講：「沒有加糖是不是要便宜一點？」老板說：「加不加糖，糖加多加少都是一樣的。」我知道他老人家的意思了，我就笑一笑，也不插嘴。他錢是照付，只是問一問而已。他問的也有道理，根據使用者付費來講，他沒有加糖，錢應該要少算一點，否則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嘛。但是他也沒有大張旗鼓來說這件事，意思就是說，雖然這是一件小事，但不是很公平，是不是在暗示我，做人做事不可以太馬虎，不得而知！
有一次我陪他坐計程車，我要付錢，因為我們佛教徒，尤其是在家的佛教徒，都是護持道場，護持法師，當然由我來付錢。東老說：「跟著師父出來還要你花錢嗎？」於是他就付了錢。這是頭一天的事情。到了第二天，他又要我同他去辦一件事，下車的時候我就沒有搶先付錢，但他卻說：「跟師父出來一起辦事情，你不帶錢的啊？」我說：「有啊！」他說：「那你不付錢？」我是想，我要付錢，你說跟著師父出來不用付錢，現在我不付錢，你又說我為什麼不帶錢。
正在這個關鍵時刻，我悟出一個道理出來，原來做任何事情，主動才有自由，因為你採取主動以後，才有你諸多的方便，有你充份的自由。所以其後，我要付我也自由，我不付我也自由。他笑一笑，大概知道這個方居士已經領會出來這個道理了，但是他也不特意說他是在開導我，我也不特別感謝他開導我。
講到這裡，我就想到民國66年10月30日，他打電話給我，要我陪他到花蓮，說飛機票已經買好了，特別交代我帶照相機，我那臺相機還是臨時向王宗漢教授借的，到現在王教授還提到這件事情，就是因為我和東老合照的相片，他說是用他的照相機照的，那架相機很有歷史價值。
10月31日，我就專程陪東老到花蓮，出門之前，鑑心師就跟我講，無論如何第二天一定要請師父回到文化館。我問他為什麼？他說因為那天是老法師70歲的生日。我才想起來，東老是要我陪他到花蓮去避壽。
到花蓮避壽有幾件事情不妨提一提，第一件事，在花蓮的佛教蓮社，主持方丈聽他的口音好像是東老的同鄉，蘇北腔調，因為我口袋裡邊沒有帶很多錢，他一到那邊以後就說，方居士供養二千塊！他曉得我口袋裡錢帶得不多。我就向方丈說明，這是我師父放在我這邊的錢。中午用齋的時候，他取來供佛用的裝滿飯的銅杯，將一杯飯倒到我碗裡，我直覺想，既不雅又不衛生，但是在方丈面前我也不便問，也不便表示態度，後來方丈告訴我，在他們認為是增加智慧的，應該感謝你師父才是。當然不能以現代科學來看，這是一番好心祝福的意思。
花蓮避壽的第二件事情是在天祥那邊有一間禪光寺，在太魯閣長春橋那個地方，我們在禪光寺休憩。東老要我到對面，禪光寺前面有一條很深的谷溝，上面有座吊橋，距離不遠，他要我到對面的山上撞鐘，他說他喜歡聽空谷鐘聲，要我去敲鐘，於是我就走過吊橋去敲鐘。我回來以後，他又叫我過去，他說你敲鐘的聲音再大一點嘛，我又走過吊橋再去敲鐘，又再回來的時候，原來他是在注意看我走吊橋。他說他在民國45年前後，跟多位法師為了宣導《大藏經》，曾經經過那個地方，他就不敢走吊橋用爬的。他看我大搖大擺走過來走過去，他覺得很奇怪。當時我就想到，東老那麼率真，這就證明了老法師是個禪者，禪師的風範，直來直去，坦坦蕩蕩，毫不掩飾，不是像有些政客，自己認為自己好像很偉大的樣子，他那是什麼就是什麼，說什麼就說什麼。他常常也告訴我：「是什麼就是什麼，做什麼就做什麼。」其後他要我以禪光寺的寺名，寫一首詩也可以，寫一首對子也可以，我記得我當時做了一幅對子。去過那個地方的人就會發現，禪光寺四周都是高山，我突然之間靈光一閃，就用山的形象來寫，山的形像就如而且的「且」，「禪如天地，天且高，地且厚；光同日月，日之升，月之恆」，工整不工整，好不好是其次的問題，我只是交差了事，師命難違，要我寫我就信口這樣胡謅。
黃昏時候，他要我在禪光寺附近走走看看，他自己一個人坐計程車到現在花蓮慈濟，證嚴法師和幾個比丘尼那裡去，很辛苦在那裡創開道場，他去看他們，等於是去鼓勵鼓勵他們，他也會布施一點錢。回來以後我以為他晚上就住在禪光寺，他過午不食，我吃了東西以後，他就在房間裡打坐，我看他年紀老了，離開牆有點距離，坐在那邊，我拿了一床棉被放在後面，他要靠就靠，不靠就不靠。然後我就坐在他的對面，也有模有樣，靜坐在那個地方。好一會兒後，他講：「我們下山去住旅館好了！」後來我們就下山。那時候已經很晚了，沒有車子，就在長春橋，那裡有管理人員。晚上天氣涼，我請東老在管理人員的辦公室休憇，我站外面攔車子，他說不，他要我在裡面，他在外面。他說開貨車的人，看到我一個老和尚，一定會停車送我下山的。後來我們坐了一輛運木頭的卡車，到了花蓮市。金剛經有云：「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東老修行功深，自然人情練達，世事洞明。
到了花蓮街上訂好房間之後，東老講他要先洗澡睡覺，要我到街上去走走，逛逛看看，一個人閒逛好不寂寞，我只逛了一下子，買了兩個大理石球回來，他已經上床睡覺了，他跟我講，我怕旅館晚上不一定有熱水，我把熱水給你接好了，你洗過澡你就睡覺好了。於是他就先睡了。我心裡想，應該是我侍候他的，反過來是他照顧我，幫我接好洗澡的熱水，後來洗完澡我也就睡了。天亮後，他說：「你真的很會睡耶，我先睡，你後睡，我醒了你還沒有醒。」
說起來也很奇怪，我同他一起到花蓮鯉魚潭照相，那邊有天主教的神像做背景照相，照了好幾張照片，一張都沒有洗出來。倒是在天祥這張有佛塔的照片非常清楚。東老說話做事，很意思的哦，他說這個照相老是照前面幹什麼，我坐在這邊，你從後面幫我照嗎？我沒有答腔，也沒有從後面幫他照相，自東老人圓寂之後，我經常懷念他老人家，也很想多多在他身邊幫他做一些他想要做的事情。
出門的時候，鑑心師跟我講，要我勸他回來，於是我想盡辦法勸他回去，他講：「出來玩又說沒什麼好玩的，是不是鑑心師跟你講要我回去？」我說她是有講，要勸他回去。我們到飛機場check in之後，還有一點時間，附近有一間大理石的禮品店，我在看一個大理石的花瓶，他在旁邊問裡面的服務員，他說：「這個花瓶看起來很漂亮，可不可以用開水煮啊？」服務生說：「那怎麼可以啊？」他就告訴我不要買了。走出來的時候，他對我說，你對這些東西不在行，這個看起來很漂亮，如果有一點瑕疵，他們用蠟補起來，光光亮亮的，看不出來，用開水一煮就原形畢露了。
從這些小地方來看，天下的學問真是一通百通，也就是處處留心，處處留意。
後來我就同他一起回來了，這是他圓寂前一個月發生的事，12月15日東老就圓寂了，11月1日我同他從花蓮一起回來，他出去玩，身體還好好的。
東老非常強調：「歷史是自己寫的」，而且他也寫了很多佛教歷史的著作。講到此地我又想起來另外兩件事。
東老跟我相處好像不是今生今世的因緣，好像是前世前生的一種因緣。如果講到東老對我的觀感，對我的印象，多多少少受了人家在他面前老是讚美我有關係，像能仁高中的創校校長劉雍熙先生，這是安徽的劉校長，還有一個湖北的老國大代表黃一鳴先生，他們兩個人在跟東老相處的機會，常常會稱讚我，說我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讀書如何如何，做事如何如何。東老只念阿彌陀佛，說他們不認識我。黃代表告訴我這一檔事的時候，我對他說，我也不認識我自己！
另外有一個人我也要提一下，東山高中國文老師張彥琴小姐，她也是東初老人的皈依弟子。這是非常難得的，她每一年農曆新年的初一，一定到北投的文化館給老法師拜年，就是東老在66年圓寂之後，一直到現在，她還是每一年的大年初一都到文化館來拜老法師。這種堅持、精神，真正是難能可貴，在今天的社會有這樣年輕的人，尤其她是個女性，真是讓我佩服，所以我特別提出來。現在她當然不年輕了，我很少看過女孩子這樣子文靜、秀慧，講話聲音都是輕輕的，慢慢的，甜甜的，很可愛的，當然就這件事情來講是非常可敬的事情。什麼叫做成功？這個就叫做成功。所以有人問我，有的人追求成就，有的人追求成名，有的人追求成功，究竟在追求什麼？我說我追求自我完成。
自我完成就是說我不去跟人家比較，比方說登山，我登上東山，你登上泰山，也許你會說：「東山算什麼，我今天跑到泰山。」但是我不跟你比，我跟我自己比，我完成一件事情了我就認為完成了，如果跟人家比的話，人比人氣死人，沒辦法比的。所以在這個地方我悟出一個道理出來：生活物質的享受，要去跟比我們差的人比，品行、道德、學問這方面要跟比我們強的人比。我想到孔夫子講，「無友不如己者」，拿現實的社會來看的話，發了財的朋友，不一定還是朋友，做了大官的朋友，也不一定還是朋友，唯獨很有道德修養的朋友，一輩子都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特別在《論語》「無友不如己者」上面寫上，「以道德可」，我們講學問比我們好的，學問太好的，要配合修養，否則的話他認為你的知識不夠格跟他討論問題，一個大學生跟一個小學生做朋友，光從知識來講是沒辦法做的。
權力、金錢、學問都很難，唯獨就是品德、道德修養，道德修養愈好愈高他愈不忘本，他愈照顧不如他的人，他愈鼓勵後進，他愈扶助弱者，他愈懂得以大事小是仁者的道理，像和東老一起出去玩，他在旅館還幫我接洗澡的熱水，如果他是長官，我是部屬，他才不幹咧！甚至於他還等著你回來幫他接水咧！
大德昌石油化學工業的老董張伯英，他曾經請我吃過幾次飯，我都是不修邊幅去的，他跟人家介紹我是他的忘年之交，這樣好、那樣好，就是不修邊幅。
講到穿衣服，以前法鼓山基金會秘書長戚肩時中將，他每天都是服裝整齊，儀容整潔的，我跟李志夫教授兩個人是比較隨便的，所以有一次聖嚴法師講，他沒說我們不好，只說戚將軍的服裝很講究，每一天都穿得很整齊。
民國65年，悟明長老在日月潭玄奘寺舉行升座典禮，我陪東老去參加，我們到臺中霧峰的萬佛寺，晚上就住在那邊。因為東老在佛教界的聲望極高，一號法師寮就是東老，其他的長老、法師就住其他的法師寮。這不只有萬佛寺如此，很多寺院道場都是這樣子的。在家眾善男信女，多半是住大房間，很多人一起住通舖，我很不習慣，我就跟東老講：「師父你在這裡休息，我到臺中市去住旅館。明天一早再搭計程車來，陪你到日月潭。」他一聽就說：「你去住旅館，我也去！」他跟萬佛寺的住持說，他要陪我一起去住旅館。萬佛寺就說要幫我找房子住，幫我找了一個法師寮，我就住在那邊。講到這裡我有一個個人的看法，寺院道場如果分出家眾跟在家眾，這是不好的，如果因為寺院的房舍不夠，僧寶為尊，在家眾擠在一塊，這是可以接受的。以現在的經濟條件來講，一個人、兩個人的房間不夠的話，可以住四個人的房間，不要弄通鋪，弄成上、下鋪。我認為應該這樣改進，不要分在家眾、出家眾。當然我們不是要爭權利，而是講住的方便跟衛生，提高寺院的生活品質。不是說我們信佛還要計較這個，我是說要改善環境，如果要計較的話，佛陀在《遺教經》認為出家眾應該怎麼樣過日子的？現在為什麼不是這樣子？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一件衣服一輩子，現在辦得到嗎？生活應該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改善，精神方面也要發揮原始的修為精神。
第二天到日月潭參加過悟明長老的升座典禮後，我們就轉到溪頭遊覽。這時候東老閩南佛學院老同學戒德老和尚，想跟我們一道去，於是我們三個人就一起出發到溪頭，在溪頭住在明山旅館。晚上東老不用晚齋，他跟我講：「你去隨便吃點東西吧！」我往外走的時候，戒德老和尚要跟我一起去，東老就講：「哎！放他個自由嘛！」後來我們兩個還是一起出去外面隨便吃個饅頭、青菜豆腐湯就回來了。
我們住的旅館房間，有一張大床和一張單人床，我們回來的時候東老已經睡在單人床上，東老說：「我怕山裡面晚上沒有熱水，接了一池熱水在那邊了。」戒老講：「你那麼慈悲哦！」東老說：「又不是幫你接的！」我就趕快跟戒老說：「你先用。」後來我跟戒老同睡大床，東老就又說：「晚上你只有半張床，要文靜一點。」我跟戒老說，我睡下去是什麼姿勢，醒來還是什麼姿勢，很少翻動的。戒老竟說：「愛護徒弟也不要愛護到這種程度啊！」
第二天到櫃臺算帳的時候，老法師開口問旅館的人：「對老人有沒有優待？」服務人員說：「有，我們對老人是有九折優待的！」老法師又問對出家人有沒有優待，服務員說：「沒有。」老法師竟說：「糟糕！我們錢帶不夠啊！」我在旁邊一句話也沒有說。最後老法師說：「你們那個房子有蚊子！」
後來我們到了竹山的德山寺，幻生法師在那裡掛單養病，東老跟戒老兩個就上樓去看他，送一點錢給他，買買補品，順便供養德山寺。回頭我再講幻生法師和東老寫文章的事情。
從我們到日月潭去這件事情，到花蓮去這件事情，前後兩次住旅館，他都會照顧我，有長者慈愛的風範。我一向講的，老法師把我們當小孩一樣照顧，其實我了解是因為要消除我們一種虛驕的心理，總覺得自己這樣不錯，那樣不錯，與人相處好像覺得自己還高人一等。所以以他這樣一代高僧，能夠「以大事小」的作風，我們今天講到大的問題，像臺灣，我們就不懂得「以小事大」，臺灣這麼小跟大陸怎麼相處，「以小事大」是智者，大陸也不懂得「以大事小」，是仁者，所以我們才會老是有吃緊的兩岸問題發生。個人是如此，天下國家大事也是如此。
我下面講的是一種宗教的體驗，我只講真假，不講對與錯。在民國63年11月某一天的早晨，夢見與十數位高僧在一起，東初老法師是其中一人，似乎是在一處遼闊的原野上，我突然大聲地呼叫：「我得道了，我已經得道了！」當時有人問我說：「人家吃飯，你也吃飯，人家穿衣服，你也穿衣服，與人家完全相同，你怎麼箇得道法？」記得我是這樣說的：「人家吃飯是為了養身子，養好身子再吃飯；人家穿衣服是為了護身子，護好身子再穿衣服，我不同。我吃飯穿衣，護身養身，身體強精神好，可以盡心力服務社會，服務國家，服務人群。」
這是一個夢境。夢醒之後就抓起電話向東老報告事情的經過。我把這段經過寫在一本書上，那天突然翻到了，我覺得很有意思，談到東老和我之間的事情時，剛好也可以做為內容來說明。那時候我住在北投文化一路30號，是63年12月16日寫的。
東老常常頂多講「阿彌陀佛」，其他的都不講。
講到夢境，我老婆有一次跟我一起，東老在農曆年前請了一些人吃年夜飯，有一位張老先生我也不知道是何許人也，我們同坐在一桌，他幫人家看相，我跟我老婆也不吭聲，只顧吃飯。那一位老先生突然指著我說，「要我到自己的夢裡去找自己，實現自己。」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後在床上靜坐，說也奇怪，我看到東初老人右手拿支拐杖，左手拾一件背心，到文化路來看我，他在離開我們家還有7、8間房子的地方，正在過石橋，我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他。我就跟翠昭講：「師父來了！」她說：「又沒有打電話來，又沒有敲門，怎麼來呢？」我說：「看到了！」她說：「我們在後面的臥室，怎麼會看得到呢？」我講：「他在石橋上要過來了，手裡拿什麼東西，穿什麼衣服，我要趕快穿好衣服。」
我把房門打開走到院子裡，他拿著拐杖從外面走過來，我就向門外叫：「師父您早！」他說：「你怎麼知道我來了？」我說：「你手上還拿著背心！」他一聽就說：「阿彌陀佛！」我並不知道這是什麼道理，像聖嚴法師閉關的時候也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叫什麼「空間粉碎」，就是沒有空間的阻礙。這個說來起怪，不可思議吧！這是宗教體驗的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有一天早晨，老法師打電話找我到文化館同他吃早點，到了文化館後，一見面他就問我一個問題，他說：「如果你爸爸、媽媽在跟前，你會怎麼樣？」我一方面找椅子坐，一方面回話：「如果我爸爸、媽媽在我身邊的話，他們每天罵我一頓，我這一天就很充實。」他嘆了一口氣說：「如果我爸爸、媽媽在我跟前的話，每天打我一頓才好過！」這很奇怪，就是因為他想這件事情，打電話叫我去，沒有想到他問我的答案，跟他心裡想的一樣。要是現在年輕人說不定會想，爸爸、媽媽在跟前，那好啊！我可以向他們拿錢。我說罵一頓，他說打一頓，這是相印。以前我都是從科學的眼光去看，其實宗教要還給宗教，中外的宗教，正當的宗教，與人類的歷史同時開始，這是有形無形的問題。所以我想到天地、宇宙、人生，真的是不可思議的，我並不以迷信來看，這件事我也很少跟人家提，我跟志夫兄談過，李兄在我寫的「也是詩」這本書的序文裡有說到這件事情。
東老圓寂的前一天，12月14日早晨，（還是15日當天弄糊塗了）邀我同他一起吃早飯，吃了早飯，送我到門口上車，我莫名其妙地問他：「都交代好了？」他講：「都有交代，你安心好了！」因為聖嚴法師在國外，文化館裡有幾位常住女眾，我又問他一句：「女眾也有交代？」他說：「都有！都有！」他一直站在階梯上沒有走，講了一句話很有意思話：「你不扶我一把？」我那時候覺得自己很慚愧，陪老和尚在一起怎麼不懂得扶他一把？我回頭走上去扶他下來，一起走到對面地熱谷大南汽車站牌。
第二天晚上東老圓寂，在他圓寂那個時段，我跟臺灣美術館館長劉欓河兄在臺北火車站的鐵路餐廳餐敘，因為他要搭火車回臺中去，我坐立不安，怎麼樣都覺得不對勁，劉欓河上車的時間還沒到，我也不好離開。於是我就說：「時間還早嘛，我們換一個環境好了。」我們就到館前街的站前餐廳喝咖啡，剛剛坐下來又覺得心神不寧，我只好說，不送他上車了，時間到了他自己上車。我一回到家，翠昭就告訴我，老法師走了。我一聽就說：「他出國怎麼沒有告訴我？」她說：「不是！」我心想糟糕了。她說當家的鑑心師打電話找我好多次了。我馬上就趕到文化館，我看到老法師躺在方丈室，我向他頂禮，我站起來，把他的棉被拉好。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天晚上他留我在文化館過夜，講完話後他離開，過一會兒又進我房間，講講話再離開又再進來，我說明天還有課，要先睡了，他就幫我蓋好被子。結果他圓寂的時候，我幫他蓋被子。因為我同他相處許多年都沒有行跪拜頂禮過，他也從來沒有苛求苛責於我，常說俗套免了吧。
聖嚴法師從美國趕回來後，有一天晚上把保險櫃打開看東老的遺囑，上面既沒有聖嚴法師，也沒有方甯書。晚上我回到家，在院子的信箱裡有一張基督教的福音傳單，標題寫著：「看不到，等一等！」我也不疑有他。第二天我在臺北世界新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吳長明董事長談話，吳董是我杭州同鄉、軍校同學。聖嚴法師打電話給我說：「師父的遺囑找到了，上面還有你。」我即跟他說，我的名字是加上去的。他反問我：「你怎麼知道？」那是我陪東老到花蓮避壽的月初，他立遺囑，寫了6個名字，沒有給我看，只是說文化館成立財團法人，他寫了6個名字，我說：「師父，不對的，應該單數，不應該雙數。」他上樓去把遺囑放好以後，又從樓上走下來，對我說：「這一回我不聽你的了。」我說：「師父你把我的名字加上去了吧？」他還是說：「我不聽你的就是了！」所以我說我的名字是加上去的。
剛才講的宗教體驗，既不可思議，也不足為外人道也，這是我自己過去的經驗。東老跟我們相處就好像是家庭的長輩一樣，我記得有一年過年，東老送5千塊錢給翠昭，過年時可以辦一點年貨，但翠昭不肯收，他講：「你不要，還要我去菜市場幫你買魚、買肉、買雞啊？」他對她也很好。我記得翠昭生方立宇後做滿月時，要吃啊！補啊！身體發胖很多，東老就開玩笑說不能再胖了，否則，胖到上廁所手拿衛生紙都擦不到屁股，他就好像一個長輩一樣。小兒立宇慢慢長大後，東老就對他說：「你到公公這邊來讀書吧！」他說：「你這裡又沒有肉吃！」東老就說：「那我每天給你一隻雞好了。」東老對我說過，他沒有眷屬，我們就是他的眷屬。
我們並不是說從他身上得到什麼，但是他對我們這一份關懷，我們始終是非常感恩的。人家說：「東老這樣子關心你，這樣子成就你，這樣子愛護你，你也總是放下自己的工作幫東老，替東老效力。」我說我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所以我不談我對東老有什麼幫忙，對東老有什麼護持。後面我談聖嚴法師也是一樣，我也不會表功。
中共全面叛亂，國共鬥爭，談談打打，戰火連天，血腥遍地，整個大陸陷入人間煉獄，民不聊生，共黨仇視宗教，迫害教徒無所不用其極。
東初老人是民國38年春天，來到臺灣。來臺灣之前在大陸上，他是江蘇焦山定慧寺的住持方丈，也是焦山佛學院的院長，曾經創辦《中流月刊》。
東老年輕的時候是少年得志，這邊我講一個故事。民國64年，我陪東老到中南部去走訪，到鳳山佛教蓮社看煮雲法師，我們一同上樓到煮雲法師的方丈室休息的時候，東老走前面，煮雲法師跟我走後面。煮雲法師悄悄跟我講，他25歲時，要去讀焦山佛學院，東老就說他已經25歲了，人家胡適之25歲都得了博士了，他25歲了還來讀佛學院，年紀不會太大了嗎？煮雲法師說：「我才25歲啊！，他就說我年紀太大不要我，後來我就在焦山佛學院當旁聽生。」
東老29歲時，不但是定慧寺方丈、焦山佛學院院長，而且還是全國「中國佛教會」的常務理事，所以到臺灣來之後，他是中國佛教會臺灣佛教分會籌備處主任。
來到臺灣之後，民國39年底，就到法藏寺閉關，42年出關，閉關三年。以後就蓋了中華佛教文化館，很奇怪，一個大陸上來的大法師，他居然不蓋寺院，而蓋文化館。民國44年發起影印《大藏經》，又創辦《人生雜誌》，晚年又創辦了《佛教文化》雜誌。他創辦《人生雜誌》的時候，像煮雲法師、成一法師、聖嚴法師、星雲法師、幻生法師都是曾擔任編輯。寫文章。他要發揚佛教文化，認為佛教一定要走入社會，佛教一定要與人民的生活結合起來，所以他強調佛教與人生的密切關係，才辦了《人生雜誌》。他的思想非常進步的。
後來的《佛教文化》就好笑了，登記的時候發行人是東老，編輯人是方甯書，他編雜誌就好像他過日子一樣，所以《佛教文化》那個版面沒有空白的，密密麻麻的，我很討厭，我說：「這樣子我不給你編了。」但是他還是掛我的名字，他只好自己編。
他出版的著作有《般若心經思想史》、《佛教文化之重生》、《民主世紀的佛教》、《佛法精義》、《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還有《蔣總統與佛教》。很多人都佩服東初老人對佛教文化的貢獻，是發揚佛教文化的大將，對社會影響很深很遠很大。我的看法，他最大的貢獻就是他奉獻了他自己，成為中國佛教的一代高僧，培養後進，像聖嚴法師。明師高徒共同為佛教、為人類作奉獻。
我們要讚嘆一個人最好是不用你自己的語言，而是借用人家的文字來證明，是最客觀的。東老的一位同學叫做月基法師，他在〈悼念東初學長〉的文章中提到，64年4月9日上午8點鐘，東老和方甯書等兩位先生抵達本寺，東初學長幼承庭訓，飽讀詩書，加之天資聰穎，文思敏捷，在九華、在閩南，都是頭角崢嶸的人物，師友之間一致讚譽他，且認為他是未來佛教界的棟樑，記得民國20年9月18日，東北事變突起，他曾經代表閩南佛學院參加廈門各大專院校的抗日運動，表現得有聲有色，使社會人士刮目相看，對佛教徒更有新的評價。
他前面說東老天資聰穎，文思敏捷，飽讀詩書，這話不是我講的，不是我以一個做徒弟對師父的讚嘆，這是他們同學對同學的讚美，很不容易的。東老如果不是很傑出，同學不會如是讚嘆稱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