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初老人簡譜

提要

東初老人 ( 1907-1977)江蘇泰縣人，俗姓范。年13(1920)，依本籍姜堰鎮觀音庵靜禪老和尚披剃，法名仁曙，法號東初，以號行。年22(1929)，於寶華山受具足戒，先後就讀鎮江竹林佛學院、安徽九華山佛學院、廈門閩南佛學院，親近太虛大師；繼而參禪於常州天寧寺。1935年，於鎮江焦山定慧寺，受曹洞宗智光和尚付法；1946年，繼席該寺方丈。其間，與法兄雪煩協助智老共創佛學院，並發行《中流》月刊。

1949 年，抵台；同年，假北投法藏寺創辦《人生雜誌》。1955 年，興建中華佛教文化館，作為推展佛教文化、教育等弘法利生之基地；先後影印《大正大藏經》，創辦《佛教文化》季刊，每年舉辦冬令賑濟。

1967年，應中華學術院之聘，任該院佛學研究所顧問；自此以往，少聞外務，惟專志於著述，尤致力於佛教史學之研究，如《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中國佛教近代史》三書為其代表作。此外，尚有佛教藝術、禪學、心經思想史、佛教與中國文化等著作多種。由於撰作資料之蒐集，老人曾遊訪印度、印尼、日本、美國等地。

1977 年 12 月 15 日示寂，世壽70，僧臘57，戒臘48，法臘42。

關鍵詞：1.東初老人　2.佛教文化　3.佛教教育　4.社會慈善　5.佛教史學研究

前言

筆者由於1981年（民國70年）參加聖嚴法師所主持的禪七的因緣，翌年受命接任編纂《東老全集》的工作，以此而有更好的助緣，能夠更順利地走上出家修行之路。而《全集》的編輯工作，也在1987年（民76），也就是老人圓寂 10 週年紀念時完成。

轉眼，又是老人圓寂20週年紀念，由於與師公老人的文字因緣，今年（86年）8月初，家師特囑咐撰文紀念。為了寫這篇文章，重新翻閱《全集》時，才豁然發現《全集》的編纂工作雖然已告一段落，但是當時由於經驗不足，未將東老的「著作年表」或「年譜」一併完成，現在看來總覺得有所缺憾。如果能夠補足，對於有心研究老人生平或思想的人，或許也能夠提供若干的方便。但是由於時間以及資料不足等緣故，權衡折衷，最後與家師商定，採取介於「年譜」與「年表」之間的「簡譜」的形式。

為編寫〈簡譜〉，向家師聖嚴法師商借東老的舊文稿時，無意間獲見老人的『日記』7冊；其後，由於法鼓山安居期間，與老人在世時隨侍之鑑心法師同寮，法師見筆者整理『日記』，又主動出借其所收存之2冊。雖名『日記』，所記載者，除部分「日記」外，實多文稿、雜記等，或發表、或未發表，或有日期、或無日期；以所用之冊，係「日記本」，為方便指稱，姑且名為『日記』。

十數年前，筆者編輯老人《全集》時，未悉有此珍貴「手跡」；如今為了此〈簡譜〉之更近於完整，雖「手跡」之潦草難辨，仍勉力為之。而『日記』之整理，得果隆法師之協助特多；果本、果宜二師助『日記篇目』之鍵入電腦、識別難辨之「草、略字」等；另，果權法師於安居期間，代為影印《人生》（民71年復刊前）及《佛教文化》之目錄，方便筆者查對，謹此一併致謝。最後，尚須感謝家師在付梓之前，撥冗為本稿作部分之修訂。

復次，《全集》、『日記』與刊登於雜誌之若干篇章，或缺日期、或未及進一步詳細查對者，暫且存疑而擱置；唯待來日或可補足！

凡例：

1. 本文之各項記事，皆標示月份；遇月份不明，然可推知大略者，則排於月份明確者之後；若無從推知者，則置於該年之末。

2. 各項記事皆於腳注中列出所根據之文獻；唯為簡明故，若出於『日記』（東初老人之『日記』）與〈略傳〉（參見本文之注1）者，則直接標明於該記事之末。

3. 《人》1 : 3 表《人生》第 1 卷第 3 期；《佛》3 表《佛教文化》第 3 期；《重新》表《佛教文化之重新》；《民主》表《民主世紀的佛教》；《真義》表《佛法真義》；《海》表《海潮音》；《菩》表《菩提樹》；『日記』2 表東初老人之『日記』第 2 冊。

1907（民前4年,清光緒34年）,1歲

農曆9月22日午時，老人生於江蘇省泰縣之曲塘鎮，俗姓范；父春槐公，母唐氏淨觀，生子四，長子廣進，次子海晴，三子雲開（依靜禪老和尚－－即老人之剃度師之弟法融禪師出家，曾任泰縣名剎北山寺方丈）。老人行四，幼即聰穎，性度沈靜，容止端雅。[1]

1920（民9）,13歲

依本籍姜堰鎮觀音庵靜禪老和尚披剃，誦習教法，旁及經史百家之學，勤讀強記，學業日進；好稽右，善文章，靜老視為法器。[2]

1928（民17）,21歲

赴鎮江竹林佛學院求學，親近靄亭、南亭二長老。[3]

1929（民18）,22歲

受具足戒於寶華山隆昌寺。[4]

1930（民19）,23歲

辭師參方，先至安徽九華山，入寄塵上人主持之佛學院修學；當時教務主任係惠庭法師，梁石言先生教授英文。旋入廈門太虛大師創辦之閩南佛學院就讀，時大醒法師主教務，芝峰法師授唯識，閩院僅授日文並無英文；同學先後有印順、竺摩、戒德、默如、慈航、雨曇、覺民等法師。[5]

1931（民20）,24歲

開始練習寫作，先後發表於《海潮音》、《人海燈》、《佛教日報》、《妙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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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有情》等佛教刊物。[6]

9月18日東北事變突起，老人曾代表閩院參加廈門各大專院校抗日運動；表現極為出色，令社會人士對佛教徒，尤其對出家人之刻板印象，更是一新耳目。[7]

1933（民22）,26歲

是年，自閩南佛學院畢業。(〈略傳〉)

冬月，本想赴日本深造，因「九一八」及「一二八」事件後，中日兩國情感極為惡化，不願在此時期赴日本，只有返上海。(『日記』2)

1934（民23）,27歲

春，原想赴武昌佛學院，從廈門先回泰川原籍，路過鎮江，同學數人約遊焦山；遇智光長老，當時長老任監院；春期焦山傳戒，有升任方丈可能。長老想於焦山為佛教做點事，因此約老人與雪煩同赴焦山辦學校，但先赴常州天寧寺親近證蓮老和尚習禪及叢林規矩半年；禪定功夫，植根於此。(『日記』2、〈略傳〉)

農曆7月，智光長老於3月間接任焦山住持，老人因此至焦山協助長老辦學校兼任教務。老人之教學，不僅是教理的傳授，尤其重視日常生活的指導，務使學問與生活融而為一；當時學僧有星雲、煮雲、廣慈諸師，學僧之間，有「東大砲」之綽號。[8]

1935（民24）,28歲

與雪煩法師同受焦山定慧寺曹洞宗智光老和尚付法，任監院，整理寺產，充實道糧，處事果敢而明快，尤善理財，治事之卓越才能，於焉顯露，淨眾欽服。(〈略傳〉)

老人每年必去蘇北收租，經泰縣則安單於光孝寺，時成一法師任光孝寺佛學院監學；二老即以此因緣而相熟，唯老人因是成一法師曾師祖智光長老之法子，故相待以長輩之禮。[9]

1936（民25）,29歲

秋，印順法師至焦山訪定慧寺住持，即昔閩院同學靜嚴法師；時老人任焦山佛學院教務，趁便邀印順法師為學僧作了一次講演。[10]

1942（民31）,35歲

暑假，成一法師禮智老於焦山，作客定慧寺三日，受老人之招待。[11]

1943（民32）,36歲

冬，煮雲法師從南京棲霞山佛學院，經金山寺，擬往焦山佛學院就讀；蓋當時焦山佛學院乃京滬線上最高學府，各佛學院學僧皆以能就學於此為榮。時，老人任該院之副院長，以煮老年紀過大（時年25）為由，不得進堂，只能當旁聽生。[12]

1944（民33）,37歲

9月，與泰縣大老盧止菴長者等訪南京攝山棲霞寺，閩院同學月基法師時已於該寺接法，與老人往還甚密。[13]

1946（民35）,39歲

春，繼雪煩法師，任定慧寺方丈，[14]兼焦山佛學院院長，作育僧才；煮雲、星雲、雲霞等法師，皆當時之學僧。[15]

其時，焦山萬餘畝士地皆沙灘漲成，面臨長江，若無防水堤，每逢雨季，便易泛濫成災，而難豐收。其中定慧寺土地居五分之三，故向鎮江農民銀行貸款築堤；其幣值依今（67 年 3 月）之新台幣約千萬元以上。[16]

受誣與日寇、汪偽等機關交往深切，以時值肅奸期間，故遭囹圄之災；閩院同學月基法師曾懇託開國完人張溥泉等設法疏通，經二月餘，方獲查清釋放。恢復自由當日，月基法師為設宴道賀，陪席者有江政卿、趙茂高等人；因而認識江、趙二人，此後更成莫逆之交。[17]

創《中流》月刊（鎮江焦山定慧寺出版），自任發行人，廣宣法化。「中流」者，取中流砥柱之意，以挽久溺之人心為旨。[18]

與老人同鄉又同門的南亭法師至焦山探望其師智光長老，老人因請其為學僧講《圓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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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同年，太虛大師飛錫焦山，委請主辦「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集九省三市俊彥比丘二百餘人於一堂，實施行政工作訓練。鑒於時勢之推移，僧眾極須自力更生，特創辦「工讀社」，購置織布機等設備，倡導僧眾工讀。(〈略傳〉)

1947（民36）,40歲

春，幻生法師偕青年學僧同遊鎮江超岸寺、焦山，於超岸寺初見老人， 「魁偉的身材，四方形的臉，與雲開和尚完全兩樣（雲開和尚，係其同學之師，亦老人之胞兄，時任北山寺方丈）。」[20]

是年，當選中國佛教會勝利後第一屆常務理事兼駐會委員。[21]

1948（民37）,41歲

退方丈職，遊化京滬各地，廣結法緣。(〈略傳〉)

春，老人過上海靜安寺，聖嚴法師（時為靜安佛學院學僧，法名「常進」）初遇老人；雖僅驚鴻一瞥，然如聖師云： 「風儀非常可敬」。[22]

1949（民38）,42歲

農曆1月16日，乘中興輪自上海來台。(『日記』2)

春，大陸淪陷前夕，老人具先見之明，攜帶「中國佛教會」招牌逃難來台，免去中共之利用；而佛教之得以在台迅速地繼續活動，推源其始，不得不歸功於老人，由此亦可見其愛國護教。[23]初抵基隆港，因未申請入台證，為港口所拘留，後經黨國元老李子寬居士之擔保，始得登陸，暫駐於台北善導寺。[24]後經曾景來居士介紹，移駐北投法藏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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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時局緊張，情勢惡劣，出家人大都隱居而不敢露面，楊白衣居士年方26，憑著一片護教的熱誠，不顧一切，帶著老人東藏西躲，茫無目的地旅行著，受盡苦難、顛沛流離地環遊了台灣數日。[26]

4月6日，應北投旅社聯誼會之邀，以「人生佛教」為題，講說佛法。（後收於《人生》創刊號）

5月10日，有鑑於廣大社會人們對佛教缺乏正確的認識，甚至誤解，此實應歸咎於佛教宣傳之不足，而宣揚佛教的刊物少之又少，故乃秉承太虛大師建設「人生佛教」的志業，又得張少齊、孫清揚居士之經費支援，南老之供稿，成一法師之協助社務，假北投法藏寺為發行所，創辦《人生雜誌》，開佛教文化之先河。所揭示辦刊宗旨： 「淨化現代人心，建設人生佛教。」以發揚人生佛教真義，淨化人心，安定社會，增進人生幸福，提高生活理想為旨趣。[27]又如創刊號〈編後記〉所云： 「…不厭世，不求個人解脫，祗基於人群社會需要應如何做人，應如何完成人生所有善行，保持人生行果不失，人類社會有了完美人性為基礎，再進修大乘佛教的德行；研究做人的方法，將成為本刊唯一的宗旨。」[28]此外，於《佛法真義．自序》說：欲藉《人生》為喉舌，表達其個人對佛教革新的意見，及對國家民族之熱望。其時，老人無經濟基礎、無一定居處，每日有大批軍民逃難來台，輿論界噤若寒蟬，社會驚惶不安；在如此荒亂的局面中，老人之發行《人生》，無形中予動盪苦難中的僧尼一份安定的力量。[29]

6月，〈關於佛陀生滅紀年之考證〉（《人》1:2；改題〈佛陀生滅紀年的考證〉，收於《重新》）

7月，〈如何是佛〉、〈民主世紀的佛教〉（《人》1:3；《真義》、《民主》）

9月，筆名「子龍」，〈如何安定西藏〉：探討西藏政變之因，及如何安定之建議。（《人》1:4；《民主》）；筆名「佛音」，〈佛教幾個基本的理論〉（《人》1:4；《補編》）

9月後，為籌組「中國佛教會駐台辨事處」，致《人生》停刊。[30]

政府遷台，人心惶惶，社會混亂，時局動盪，加以匪諜乘機造謠，使得大陸來台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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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慈航等法師數十幾人，被誣指為匪諜而身陷牢獄。老人以其「中國佛教會第一屆常務理事」之身分，籌組、設立「中國佛教會駐台辨事處」於台北善導寺，老人受推舉為辦事處主任，南亭法師任祕書，白聖法任幹事。由此辦事處之擔保，又經社會有力人士多方交涉，受牽連之僧眾，方得獲釋。也因此，使在風雨中飄盪的「中國佛教會」與逃亡流浪的大陸僧尼，得以有維護他們的團體。[31]如星雲法師所說： 「今日（六十年代）本省佛教徒經常感激台灣的佛教所以有些許的成績，乃得力於大陸來台的外省籍法師的貢獻；而外省籍法師所以能在台灣弘揚佛法，則需感謝東初老人的攜檢中國佛教會招牌，成立駐台辦事處，使得大家身心有所安置。」[32]

此後一年，曾遊中南部各地，以便了解各地佛教狀況。[33]

是年，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於重慶撤退前隨政府撤飛台北。

1950（民39）,43歲

1月，《人生》復刊，是為第2卷第1期。〈章嘉活佛到台北〉（《人》2:1；《民主》）；筆名「子龍」，〈恩情酬報〉（《人》2:1；《補編》）

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章嘉大師於台北名開會議，並作二項決議：一、結束「中佛會駐台辨事處」；二、3月1日在台恢愎辦公，南亭法師任祕書長，白聖法師任總務。[34]

2月，筆名「子龍」，〈佛教報恩主義〉（《人》2:2；《真義》）

4月，〈佛化家庭生活準則〉（《人》2:3；《真義》）

4月後，《人生》停刊。

冬，奉中國佛教會命，隨同李子寬居士、台灣佛教會理事長修振法師等，對台灣佛教作一訪察。[35]

農曆11月27日，約壽民等數位道友前往法藏寺，參觀老人新修茸之關房。至於掩關之動機與目的，老人云： 「我這次掩關自修，既不專念佛，也不專參禪，我想從如來親宣的廣大經藏海中，探求得佛教真實義理的崇高的圓融的最高原則，以作為將來行世攝化的準繩。同時，現代的僧制太不適合潮流予，我想根據佛陀的遺教，參合古今大德們的訓示，研擬出一個能夠配合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僧制大綱，以為將來改革僧制的張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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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月（農曆12月）初7－－釋尊成道紀念日前夕，邀壽民居士至法藏寺代寫封條及關額，以備封關之用；並與之討論《人生》復刊事宜，及商請其任總經理一職。[37]

臘月初8起，掩般若關、閱藏於北投法藏寺，為期3年。關名「般若」；每日除早晚課、閱藏、靜坐、寫作、讀雜藏，會客僅上下午各十分鐘，睡眠六小時。掩觀典禮，由智光老法師開示法語，演說般若要義，勗勉其由文字般若，練習觀照般若，終而早證般若實相，速度世界愚蒙。[38]時，成一法師除仍協助《人生》社務外，並代處理關外雜事，成老自云： 「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到北投去看他（指老人） 一次，……這是我與東老往來最密的一段時期。」[39]煮雲法師曾四次前往老人關房叩關，聆受教誨。[40]

1951（民40）,44歲

2月，《人生》復刊，乃第3卷之始。[41]老人與修振法師、李子寬聯名之〈中國佛教會派員察訪各縣市支會之報告〉中，云：「…培植住持寺廟與弘法興教之僧材，尤為急不可緩之事。」（《人》3:1）

〈所希望於台灣省佛教分會者〉（《人》3:1；改以〈如何革新台灣佛教〉為題，收於《民主》）；〈了解台灣佛教的線索〉（《人》3:1；《民主》）

3月，〈對台灣省縣市佛教支會代表之希望〉（《人》3:2；略予修訂後，改以〈如何加強台灣佛教支會組織〉為題，收於《民主》）

4月，筆名「小隱」，〈為人道而抗議〉（《人》3:3；《民主》）；筆名「小隱」，〈共匪絕不能毀滅佛教〉（《人》3:3；改題〈暴政絕不能毀滅佛教〉，收於《民主》）

演培法師初繼大醒法師後，初掌新竹青草湖靈隱寺「台灣佛教講習會」務，以老人乃僧教育前輩，特至關前禮座，請示僧教育事宜。老人開示： 「大陸佛教必為共黨摧殘殆盡，佛教慧命今全繫於寶島僧伽，而教育僧青年尤為當前刻不容緩的大事。但對僧青年的教導，不但是知識的灌輸，更要注重品德訓練，使成德學兼優的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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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老人對僧教育之豐富經驗，及對佛教所具之深切悲願。[42]另外，朱斐居士因接辦《覺群》與創辦《覺生》，數度前往叩關，請教老人辦佛教刊物的經驗。[43]

5月，筆名「大隱」，〈所希望於中國佛教會者〉。分應做及應準備者，前者，謂應督促台省分會，對興辦佛學院的議決案，付諸實施；理由有三：紹隆佛種、保存寺廟、興復佛教。後者，即大陸重光後佛教應興革之工作：士地與制度問題。（《人》3:4；《補編》）。筆名「小隱」，〈共匪絕不能毀滅佛教〉續（《人》3:4；改題〈暴政絕不能毀滅佛教〉，收於《民主》）；〈如何是禪〉（《人》3:4；《真義》）；〈佛經傳譯之概況〉（《人》3:4；《重新》）

6月，筆名「安隱」，〈護法與清辨〉（《人》3:5；《真義》）；筆名「東方」，〈對日和約與中日佛教的關係〉（《人》3:5；《民主》）；〈印度佛教史上禪的思想〉（《人》3:5；《重新》）

7月，筆名「威音」，〈家庭佛教之教育方針〉（《人》3:6；《補編》）；〈印度佛教史上禪的思想〉續（《人》3:6；《重新》）；〈三國西晉時代的佛教〉（《人》3:6；《重新》）；筆名「無畏」，〈宗教於人生〉（《人》3:6；改題〈宗教與人生〉，收於《重新》）；筆名「般若」，〈羅漢菜：佛度難陀〉（《人》3:6；《補編》）

8月，筆名「東方」，〈世界正義與世界和平〉（《人》3:7；《民主》）；〈般若部系觀－－閱經筆記之一〉（《人》3:7；《般若心經思想史》）；筆名「般若」，〈羅漢菜：婆提長者的財產、梵志辨髑髏〉（《人》3:7；《補編》）

9月，〈本刊對當前佛教的主張〉（《人》3:8；改題〈對佛教改革的主張〉，收於《民主》）；〈般若部系觀－－閱經筆記之一〉（《人》3:8；《般若心經思想史》）；筆名「米勤爾」，〈素食的科學觀〉（《人》3:8；《真義》）；筆名「般若」，〈羅漢菜：人生有無後世問題〉（《人》3:8；《？》）

10月，筆名「苾?」，〈發揚人類道德文化〉：讀9月26日中央日報社論「人性的光明面與黑暗面」，有感而發。（《人》3:9；《重新》）

11月，〈為花蓮市災胞向佛教徒呼籲－－發揚佛教救世的精神〉（《人》3:10；《民主》）；〈南北朝時代的佛教〉（《人》3:10；《重新》）；筆名「大隱」，〈金鈔淹沒了人心〉（《人》3:10；《補編》）

12月，〈印度佛教史上禪的思想〉續（《人》3:11；《重新》）

1952（民41）,45歲

1-6月，〈阿含概說－－閱經筆記之二〉（《人》4:1-6；後以〈阿含佛教〉為題，收於《真義》）

2月，筆名「小隱」〈宗教與民族〉：1月紐約區樞機主教史培爾曼訪台，有感而作。（《人》4:2；《民主》）

農曆年，聖嚴法師偕靜安寺同學，至法藏寺關房向老人拜年。此聖師第二次遇老人。[44]

4月，〈佛誕獻辭〉（《人》4:4；改以〈佛誕的意義〉為題，收於《民主》）；〈佛滅後的印度佛教〉（《人》4:4；《重新》）

5月，筆名「佛音」〈佛教適應人群社會需要的意義〉（《人》4:5；《民主》）。筆名「安隱」〈東京世界佛教會議〉：第二次世界佛教徒會議將於東京舉行，僅對我國出席代表之人選提出幾點意見。（案：1950年，首由錫蘭佛教徒發動，於可倫坡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徒會議」；29國派代表出席，以謀世界佛教文化之發揚，並重新奠定世界佛教徒合作的基礎。）[45]（《人》4:5；《民主》）。〈陳隋間的佛教〉（《人》4:5；《重新》）

6月，筆名「小隱」〈從佛教立場促進中日文化交流〉：中日兩國和平條約談判完成，特提出以佛教文化，作為促進兩國合作、交流之媒介。（《人》4:6；《民主》）

夏，時因老人閉關，《人生雜誌》無編輯，幻生法師應聘任之；以編《人生》因緣，時常叩關於法藏寺，老人曾就寫作文章事，告幻生法師曰： 「你這孩子（東老與年輕人說話的習慣），我們那裡會寫文章，我們說的那一句話，古人不是早經說過了嗎？我們只是拾古人的牙慧拚湊而成。這等於一個排字工人，檢現成的字排在一起罷了。」[46]

7月，筆名「般若」，〈羅漢菜：佛度三迦葉〉（《人》4:7；《補編》）；筆名「大隱」，〈談談尼眾的教育〉（《人》4:7；《補編》）；〈隋唐時代的佛教〉（《 人》4:7；《重新》）

8月，筆名「安隱」〈發揚真理與培養人才〉（《人》4:8；《民主》）；〈在蘇維埃支配下的佛教〉（《人》4:8；《補編》）

9月，筆名「大勇」，〈大陸佛教的現狀〉（《人》4:9；《補編》）；筆名「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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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佛教的重要性〉：繼緬北判亂、越南戰爭，於是引起美英法三國對東南亞嚴密的注意，老人特就東南亞局勢與佛教相互之關係，甚而影響所及，不僅亞洲，乃至整個世界之和平。（《人》4:9；《民主》）；〈發揚佛陀的精神－－為第二次世界佛教會議作〉、〈中國佛教的特質〉（《人》4:9；《重新》）

農曆7月間，應性如居士之請，閱《地藏經》，迴向其母，同時開示本經功德大意；為啟發初機對本經持誦之信願，故就經中勝義處作提要的說明。復適逢何澤仁居士於山晤談普度功德，因示以本經講稿，居士以為甚合時代度生之切要，願助資印行，而有《地藏菩薩本願經概說》問世。[47]

秋，印順法師探訪刻在法藏寺閉關之老人。[48]

10月，《地藏菩薩本願經概說》刊行。〈中國佛教代表團赴日〉（《人》4:10；《補編》）

11月，〈中國佛教代表團歸來〉：出席第二屆世界佛教會議之中國佛教代表團，於10月24日返抵國門，25日歡迎會及會議之報導。（《人》4:11；《民主》）；〈第二屆世界佛教徒會議紀要〉（《人》4:11；《民主》）

12月，〈為救濟風災同胞呼籲〉（《人》4:12；《補編》）；〈宋代的佛教〉（《人》 4:12；《重新》）

1953（民42）,46歲

1月，筆名「般若」，〈胡適博士談佛學〉（《人》5:1；《真義》）；筆名「無畏」 ，〈一個偉大時代的使命－－為「人生」四週年紀念而作〉（《人》5:1；《民主》 ）；筆名「大慈」，〈從速加強對東南亞佛教的聯繫〉：北平發起與東南亞各國佛教組設「佛教協會」，老人為文建議加強聯繫之主要工作。（《人》5:1；《民主 》）

2月，筆名「般若」，〈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人》5:2；《真義》）

3月，筆名「般若」，與朱鏡宙居士信函往還論佛法（《人》5:3；題〈與朱鏡宙居士論佛法〉，收於《真義》）；〈無我與大悲〉（《人》5:3；《真義》）

4月，〈人類獲救之唯一途徑－－為紀念佛誕而作〉（《人》5:4；《民主》）；筆名「般若」，復與朱鏡宙居士信函往還論佛法（《人》5 : 4；題〈與朱鏡宙居士論佛法〉，收於《真義》）

6月，〈人生佛教根本的原理〉、〈人生佛教的本質－－倫理、道德、正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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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6；《真義》）

7月，〈東方民族的精神〉、〈談撤廢春秋祭典〉、〈柬埔寨佛教徒擁護獨立〉、〈抗議菲國無辜禁僑〉、〈傳戒救國〉（《人》5:7；前二篇《民主》、後三篇《補編 》）

8月，筆名「大庸」，〈建國於宗教信仰基礎上〉（《人》5:8；《民主》）；筆名「子如」，〈佛教為東方文化的重心〉（《人》5:8；取後半，改題〈怎樣使美國了解中國文化〉，收於《民主》）。《般若心經思想史》完成，此乃掩關之初，閱《大般若經》所引發的研究筆記，除參酌窺基大師《心經幽贊》、慧淨與靖邁之《心經疏》等，並參考日本保阪玉泉基於《心經》所寫之佛教概論，經整理而集成者。[49]

9月，筆名「大勇」，〈論信教之自由〉：針對當時佛教、基督教申請宣教一事，台中縣警察局處理不當，考其源，實關涉人民信仰之自由問題。（《人》5:9；《民主》）；筆名「東方」，〈發揮人類高度同情心〉：8月17日，妮娜颱風過境，造成嚴重災難，呼籲以觀世音菩薩無畏、犧牲之精神，捐輸救濟予災民。（《人》5:9；《民主》）

10月，筆名「般若」，〈宗教為構成強國的根本〉：日前美參議員諾蘭先生訪台，於立法院酒會上說：「軍事力量固然可以使一國強大，而農業、教育、醫藥、工業，也同為構成一國強大力量的主要因素；至於精神、宗教與道德力量，更為構成一國真正力量的來源。」老人因為文申論之。（《人》5:10；《民主》）

11月，題名「本社」，〈敬老尊賢〉、〈曲解法令〉：前者逢重陽節，說明佛教主張以慈悲心愛敬一切眾生；後者針對雲林縣虎尾寺基地豁免地價稅一案，為文希望主管人員能依內政部法令，本「便民政策」之態度處理。（《人》5:11；合題〈我們的話〉，收於《民主》）

12月，筆名「大方」，〈正告印度國民〉（《人》5:12；《民主》）

1954（民43）,47歲

1月10日（1953:農曆12月6日），老人出關；由智光老法師說法開關，與會者計有南亭、太滄、印順、白聖、道安法師等僧俗三百餘人。[50]

2月，〈歡迎反共義士歸來〉、〈東南亞組織佛教反共集團〉、〈覆旅韓回國反共全體佛教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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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6:2；《民主》）。東初說．心悟錄〈研究佛法應有的態度－－示心悟、摩迦二同事〉（案：摩迦，即星雲法師。《人生》6:2；《真義》）

「致反共義士書」：見義士如見親兄弟，而義士之精神，正如地藏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日記』1)

受邀於某餐宴後開示，談論「佛法在學術宗教國際上之地位」。(『日記』1)

?月，文稿〈人生的意義〉。(『日記』1)

3月，〈第三次世界佛教大會必須參加〉（將於五月，在緬甸召開）、〈慶祝國大二次會議揭幕〉、〈尊重還俗人〉（《人》6:3；中篇《補編》、餘二篇《民主》） ；〈元明清時代的佛教〉（《人》6:3；《重新》）

?月，文稿〈駁圓明之說〉：否認大乘佛教從太陽神思想而來。(『日記』1)

4月，由於益感台灣佛教法寶之闕如，佛教文化事業百廢待興；出關後，先向陽明山管理局承租北投光明路山坡地幾百坪，親披荊棘，移沙石，幾經開墾、整理，闢為建築基地。[51]

〈再論第三次世界佛教徒會議〉、〈國大通過有關佛教提案二則〉（《人》6:4；前篇《民主》、後篇《補編》）；〈釋尊當時的印度〉（《人》6:4；改題〈佛陀時代的印度思潮〉，收於《重新》）

13日，文稿〈慶祝佛誕與整理佛教〉。(『日記』1)

文稿〈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歡迎于斌主教〉。(『日記』1)

?月，文稿〈中國佛教現在及未來〉、〈佛教與共產主義〉。(『日記』1)

5月，筆名「東方」，〈為籌建玄奘法師靈骨塔呼籲〉（《人》6:5；《民主》）

?月，文稿〈玄奘大師對於中國佛教文化的貢獻〉、〈佛教徒應參加救國會議〉、〈佛教在亞洲〉。(『日記』1)

6月，題名「般若」，〈抗議菲化法案〉（《人》6:6；《補編》）；〈敬悼慈航法師〉：慈航老法師於5月6日圓寂於汐止彌勒內院法華關中。（《人》6:6；《民主》）；〈東西文化的偏差及其優劣－－與某君論東西文化〉（《人》6:6；《重新》）

11日，搬進法藏寺功德堂，自謂：「五年來，四易住址。」(『日記』1)

?月，文稿〈現代人心需要佛法〉。(『日記』1)

7月，〈中日佛教聯繫與安定東亞－－聽日本佛教訪問團答詞有感〉、〈致日本佛教訪問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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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6:7；《民主》）

8月，〈為救助越北難僑呼籲〉、〈懷念大陸水災中的難胞〉（《人》6:8；《補編》）

?月，文稿〈展開各療養院佈教〉、〈佛歡喜日說法〉。(『日記』1)

9月，〈高台教是什麼〉、〈評「台灣省建修寺廟庵觀應注意事項」〉、〈佛法何分省籍〉（《人》6:9；《民主》、《補編》）；筆名「般若」，〈響應文化清潔運動〉（《人》6:9；《重新》）

10月，〈三論第三次世界佛教徒友誼會議〉（《人》6:10；《民主》）；筆名「大剛」，〈論人類基本權利應有的保障〉：再度針對「台灣省建修寺廟庵觀應注意事項」之問題而論。（《人》6:10；《民主》）；〈重整社會道德運動〉（《人》6:10；《重新》）

12月，〈六年來本刊奮鬥的生命〉（《人》6:12；改題〈人生月刊奮鬥的生命〉，收於《重新》）；〈六年來世界佛教的動態〉（《人》6:12；改題〈近代世界佛教的動態〉，收於《重新》）

由於《人生》主編星雲法師屢向煮雲法師索稿，以此因緣煮老常動筆為文；而老人喜受後進者，能以讀書、寫作、弘法為務，因而拉攏了煮老與老人之間的距離。此後，更由於影印大藏經「環島訪問團」，煮老之參與等因緣，多次與老人接觸，亦消弭了彼此之芥蒂。[52]

1955（民44）,48歲

1月，〈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人》7:1；改題〈佛教文化的意義〉，收於《重新》）；〈環島之行〉：關中三年，對各地佛教情形較少了解，藉受邀佈教之便，與星雲法師、張若虛居士同行，完成環島之行。特就各地風情、佛教概況，略作報導。（《人》7:1；《補編》）

?月，文稿〈戒法研究－－比丘、比丘尼戒〉、〈關於佛陀全知全能的真諦〉、〈我們理想的中國佛教會〉。(『日記』1)

2月，〈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續（《人》7:2；改題〈佛教文化的意義〉，收於《重新》）

破土興建平房形式的「中華佛教文化館」，作為推展佛教文化事業、續佛慧命、弘法利生之基地。(『日記』1、〈略傳〉)

3月，〈評緬甸企圖組織佛教國家聯盟〉：近由於緬甸總理訪北平後，開始籌組「佛教國家聯盟」，其動機昭然可知，故特撰文評斥。（《人》7:3；《民主》）；〈環島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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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人》7:3；《補編》）

4月，〈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續（《人》7:4；改題〈佛教文化的意義〉，收於《重新》）

5月，〈台灣佛教光復了〉：台灣佛教受日據之影響，日化甚深；5月初，靈泉寺傳授千佛大戒，盛況空前，實融合祖國佛教禪教律楷模於一堂，故台灣佛教可說直至今日方正式回歸祖國。（《人》7:5；《民主》）；〈禪的意義－－禪學思想之一〉（《人》7:5；題〈禪學思想〉，收於《真義》）

6月，〈論中國佛教會改組〉、〈歡迎巴基斯坦、緬甸的亞盟代表〉（《人》7:6；《 民主》）

8月，〈佛法真精神〉（《人》7:8；《真義》）

秋季，適逢佛曆2500年盛典，得蔡念生、張清揚居士之助，由中華佛教文化館鳩合眾力，發起影印《大正大藏經》，共100鉅冊。首先，聘請緇素大德成立「印藏委員會」，敦聘陳誠、于佑任、章嘉活佛、印順法師等數人為委員，負責計畫章程，壽措經費等事宜；並由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通過駐日大使董顯光的關係，由日本空運一部《大正大藏經》作為底本。其中，主要是孫立人夫人（張清揚）出資；另有嚴家淦、陳誠、于佑任、張其昀、張群、錢思亮、俞大維、王雲五等國內政要賢達，約四百餘人參贊發起。在海外亦設立辦事處，接洽各項事宜。又因當時台灣皆無藏經，為鼓吹、宣傳此影印《大正大藏經》之殊勝功德，並遊勸各寺預購、助印，以便將來廣布法音，所以組織了一個「環島訪問團」，敦請南亭法師任團長，星雲法師為隊長，煮雲、廣慈法師為顧問，至各處演說勸導。[53]每到一處，皆於廣場，由星雲法師弟子教唱兒歌，再由南亭、煮雲二師輪講佛法，再放幻燈片，觀賞者動輒數千人。[54]更由印藏事緣，促成當時佛教四眾弟子團結一致，和合無間。[55]

10月，〈禪的立場－－禪學思想之二〉續（《人》7:10；題〈禪學思想〉，收於《真義》）

12月起，《大正大藏經》按月出書。

由於緬甸乃產玉之國家，因此老人函請刻在緬甸之樂觀法師代為請購玉佛，以便供奉於文化館。時值中共積極利用佛教以進行友好關係，並謊稱台灣為基督政府，佛教完全絕跡；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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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老特函請緬甸全國佛教最高行政機構－－緬甸聯邦佛教會捐贈，藉以澄清謠傳。復商請老人以「中華佛教文化館」名義，贈送一部大藏經予緬甸佛教界。老人欣然應允，此後每次寄二冊，待收到後再寄二冊，直至如數寄達為止；總計100冊，前後歷時四年餘。[56]

1956（民45）,49歲

1月7日，「緬甸聯邦佛教會」原擬贈送文化館之白玉佛像，由於石質欠佳，而文化館落成在即，不便重刻，故改贈本國古代銅佛一尊，假和平塔大石窟舉行交接儀式。[57]

3月15日，「緬佛會」所贈銅佛等，空運抵台。

4月2 日，舉行「中華佛教文化館」落成典禮，老人自任館長；邀請章嘉大師、智光長老等啟鑰並開光。[58]

5月，〈擁護章嘉大師改組中國佛教會〉、〈二千五百年佛誕紀元問題〉（《人》8:5；《民主》）

6月，〈關于建樹「大佛」事件〉（《人》8:6；《民主》）

7月，《人生》創刊以來，一直借用北投法藏寺為發行所；自本月起，遷移至中華佛教文化館。另，為2500年佛誕，特影印《釋迦如來應化事跡》以資紀念。

筆名「般若」，〈速組佛教訪問團體訪問佛教國家〉（《人》8:7；《民主》）；筆名「山子」，〈羅漢菜：世間苦的出處、蛇頭與蛇尾〉（《人》8:7；《補編》）

8月，〈從地藏王像遭難說起〉、〈誰說佛教徒無勇敢的戰鬥力〉（《人》8:8；《民主》）；〈盂蘭盆經的意義〉（《人》8:8；《真義》）；筆名「山子」，〈羅漢菜：人不如熊〉（《人》8:8；《補編》）

9月，〈世界佛教第四屆大會必須參加〉：將於十一月，在尼泊爾舉行。（《人》8:9；《民主》）

農曆8月11日，父春槐公往生，享年78歲。(『日記』1)

10月，〈歡迎緬甸民主黨領袖德欽巴盛氏〉、〈佛耶比較的餘波〉（《人》8:10）；筆名「小隱」，〈論佛教與國民外交〉（《人》8:10；《民主》）

12月，〈抗議世界佛教會容許共匪參加〉、〈論泰王削髮為僧〉（《人》8:12；《民主》）

於中華佛教文化館闢專室，設立「閱覽部」，無條件供給閱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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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自是年起，每年舉辦「冬令救濟」。如其自云： 「…深覺佛教以慈悲為本，未能表顯於行動，故決意發動，邀集佛教四眾弟子打佛七，順便募集冬賑米…」(『日記』2)。發放地區，除北投一地，並推及淡水、三重、宜蘭的貧民，桃園的無依軍眷，新莊的麻瘋病院，台北市空軍育幼院等處。發放之前，皆由東老人親自率領貧民念佛、繞佛、開示佛法，普授歸依，稱得上是財法兼施。(『日記』4)

1957（民46）,50歲

是年起，透過「檀香山中華佛教會」的智定法師，勸募了舊衣物，由「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商請赴美國接艦的海軍艦隊運回台灣；故「冬令救濟」由最初50戶，每戶8斤米，復增加了衣物。

1月，〈回顧與前瞻－－為『人生』進入第九年而寫〉：發揮佛教輿論的威力，督促、糾正佛教內部之積弊；鼓勵佛教青年勤於寫作。（《人》9:1；《民主》）

3月，〈改革佛教運動者－－為太虛大師上升十週年紀念而作〉（《人》9:3；《民主》）

　4日，章嘉大師圓寂於台大醫院，隨即遺靈善導寺；11日，舉行荼毘。

4月，〈章嘉大師舍利示現之意義〉、〈一代完人凋謝記〉（《人》9:4；《補編》）

5月，〈如何改選中佛會〉（《人》9:5；《民主》）

6月，〈如何聯絡東南亞佛化民族〉：泰國慶祝二千五百年佛誕，我國應邀，首次訪問東南亞。（《人》9:6；《民主》）

是年6月始，尚在軍中服役的聖嚴法法，開始以「醒世將軍」的筆名在《人生》發表文章。[60]

12日，延聘當代藝術家莊嚴、羅吉眉、姚夢、胡克敏、楊英風、周揮彥、蔡念生等，成立「《中華佛教美術》編輯委員會」，向各方徵求、搜集資料，擬分八部四輯出版。[61]

7月，〈禪的思想－－禪學思想之三〉續（《人》9:7；題〈禪學思想〉，收於《真義》）

8月，〈如何加強菲華佛教文化宣傳〉（《人》9:8；《民主》）

12月，筆名「了空」，〈如何挽救社會頹風〉（《人》9:12；《補編》）

1958（民47）,51歲

1月，〈新年獻詞－－為『人生』進入第十年而作〉（《人》10:1；《補編》）

2月，〈整理佛教文獻工作的說明〉：利用科學方法、現代語言，重在整理、編纂、發揚，以質、簡、新的姿態出現；佛教百科全書之整編，包括各類語言之佛教辭典；佛教學術研究會之設立。（《人》10:2；《重新》）

3月，《大正大藏經》「正藏」55冊，共800部，出版齊全；歷時凡二年四個月。繼之，「印藏委員會」決定更影印《大正大藏經》「續藏」45冊；並再度組織「環島訪問團」，由煮雲任團長，成一法師為隊長，廣慈法師任總幹事，星雲法師為顧問 。[62]

4月，〈聲援火山碧雲寺〉：台南縣東山鄉鄉民覬覦火山碧雲寺權利，經年糾纏、騷擾，乃至毆打僧尼，搗毀佛像法物，目無法紀。（《人》10:4；《民主》）

5月，〈文化應回到人性〉（《人》10:5；《重新》）

6月，〈『續編藏經』或問解答〉（《人》10:6）

　影印流通靈峰大師所編《淨土十要》。

7月，《中華佛教美術》第一輯「繪畫部」（分上、下二冊）出版；共收一百七十五幅佛菩薩像，上起唐代，下至現代，名家手蹟大致包羅。

10月，〈佛法真義〉（《人》10:10；《真義》）

12月26日，第一次贈送「正藏」齊全，雙方舉行隆重交接儀式；我方禮請緬國90高齡宇板帝沙大國師揭幕，緬方則由緬政府副總理兼外交、宗教等五部長宇登貌代表接受。[63]

佛誕節，在台北新公園舉行慶祝大會，由時正任《人生》主編之靜安寺同學性如法師之介紹，聖嚴法師第三次與老人會面。其時，聖師每以「醒世將軍」之筆名，撰稿於《人生》，故此次見面，老人印象極深，並再三邀聖師至文化館住。[64]

1959（民48）,52歲

1月，筆名「一音」，〈基督教給我們失望了〉（《人》11:1；《民主》）。〈再接再勵〉：為《人生》邁入第11年而作，勉佛教青年努力寫作，發揮個人創作的力量，使佛教學術思想能夠昌明；同時，冀望於佛教刊物之切實合作，發揮佛教輿論之力量，督導佛教內部之改革與進步。（《人》11:1；《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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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間，成一法師代理華嚴蓮社社務，故少至文化館；然老人若上台北，則必至蓮社，每論佛教興革問題。老人認為： 「要使佛教振興，守著過去的陳規是不行的，必須以太虛大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為依據，再衡度時地機宜，統一僧伽的步伐，放棄個人的成見，然後按部就班循序以進，推動佛教的教育、文化及慈善三大中心工作，……」[65]

2月，〈中緬兩國佛教徒應緊密聯繫〉（《人》11:2；《民主》）

4月，筆名「南方」，〈硬說地獄是天堂〉（《人》11:4；改題〈地獄不是天堂〉，收於《民主》）；〈西藏教胞燃起抗暴聖火〉（《人》11:4；《民主》）

5月，〈亞洲佛教反共十字軍〉（《人》11:5；改題〈亞洲佛教反共義勇軍〉，收於《民主》）；〈促進亞洲佛教會議〉（《人》11:5；《民主》）

7月，東初述．張採薇記〈達賴喇嘛與慈航法師〉（《人》11:7；《民主》）

8月，〈改善民俗提倡孝道〉、〈最近來的三樁佛教事業〉：前者配合農曆七月－－俗稱「鬼月」之到來，為了改善民間風俗，秉佛教慈悲救世之精神，說明七月普度之緣起與意義。後者，指玄奘大師紀念塔之修建、慈航中學之創辦、大專學生獎學金之設置，雖三而實同一宗旨，即教育與文化。（《人》11:8；《民主》）

9月，〈救災與救心〉（《人》11:9；《補編》）

10月，〈倡議成立太虛大師學說思想研究會〉、〈為彰化和美鎮善德堂重建呼籲〉（《人》11:10；《補編》）

臘月初8佛成道日[66]，正式剃度弟子，法名「聖嚴」－－ 「乃以聖教莊嚴佛法，又以聖法嚴飾自我的身心，復用聖德嚴淨毘尼」。自改裝日起，老人便教示其徒聖嚴法師云： 「我的師父曾經傳我一句話，現在傳給你：『當好自己個人的家，便能當一個寺院的家，能當好一個寺院的家，就可當天下眾人的家了。』」而老人「當家」之本領，如聖嚴法師云： 「他（指老人） 不論買什麼東西，都會討價還價；甚至乘火車、上巴士、坐計程車，都能少花一點錢。他的意思是能夠少花，就等於為常住增產，為施主惜福，能夠使商人減價，就等於成就商人布施種福。」至於對其子弟之經濟教育，則是「自力更生」。[67]養育子弟，採用的則是「養蜂」的方法，而不是「養金絲雀」的方法；「養蜂」是使蜜蜂自行去採花粉，釀蜜以利人食；「養金絲雀」則供給食料，而使金絲雀失去向自然界尋生活的能力。老人要子弟自行設法解決自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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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在必要時，方予援助；正如蜜蜂在其能力所飛達的範圍內無花粉可採之際，蜂農便帶著蜂箱，遠適他鄉有花之地。老人以為接受布施與布施給人，皆是結緣；以培植自己的緣來解決自己的問題，是最可靠的。[68]

1960（民49）,53歲

1月初，當聖嚴法師辦妥退手續後，喟然謂老人： 「這一次，我要好好出家地立志，做一個像樣的出家人；否則，我便對不起協助我的人。」老人卻說： 「對不起人家是假的，對不起自己才是真的；一切要對自己的責任與身分有交代有成就，才是立志的目的。」[69]

是月起，由老人之徒聖嚴法師接掌《人生》主編，此時期老人極少親自動筆，乃至《人生》社論，均由其口授，聖師執筆，往往只提示幾個要點之後，便囑聖師自為之。對於教內事，每發不平之鳴；如老人云： 「大家不管閒事的話，佛教界豈非黑白不分了嗎？」[70]

〈紀念虛雲老並論胡適的觀點〉（《人》12:1；《補編》）

6月，〈僧肇佛學思想之玄學化〉（《海》；《補編》）

7月，〈悼謝鶴年先生〉（《人》12:7；《民主》）

繼影印《大正大藏經》之後，擬編印《中華佛學叢書》；除據《卍字續藏》等為主要藍本之外，將以國人佛教著作而未錄於此次所印之「正、續藏」兩編者為主。[71]

8月底，《大正大藏經》「續藏」出版完畢，共500部。歷時五年，耗資新台幣四百萬元，「正、續藏」兩編共一千三百部。

11月4日，為紀念印藏大業圓滿達成，特於文化館啟建「印藏紀念堂」，以彰贊助緇素之功德，並用以庋藏藏經，供人閱覽外，兼為培植佛教人才之研究處所。[72]

12月，〈印藏感言〉：此藏經之印行，實即奠下佛教文化新興事業之基礎。所負文化使命，佛教文化之發揚，乃「中華佛教文化館」命名之初衷。（《人》12:12；《 民主》）

1961（民50）,5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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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文稿〈佛教學研究－－評龔神父書〉。(『日記』2)

2月22日，老人云： 「…近五年來，自堪告慰者有兩件事，一是正、續兩編大藏經完成，一是每年冬賑舉行。…」(『日記』2)

農曆1月15日，為劉老太太（惟實老居士之夫人）追薦其父母功德，請蓮航、性如、能果、清月及聖嚴等七人，頂禮『梁皇懺』；每週一部，計49日，各人誠意持誦。 「應付佛事雖為人作福，然持誦者果能至心依法誦持，為修持著想，自己亦獲無量利益。大乘佛法重聞思修，同業大眾互相聽聞，再思經中意義，至誠頂禮誦念即屬修持，故經懺佛事只有如法，即有功德，否則不特無功德並有罪焉。」(『日記』2)

3月，為慎齋堂落成及佛像開光典禮說法。(『日記』2)

「徵佛學研究員」草稿：一、本館徵求佛學研究員數名；二、具有寫作即閱藏能力者為準，每月需繳佛學心得及資料整理文稿各乙篇；三、除供給三餐外，並酌量津貼零用；四、暫以比丘為限，年齡在三十五歲以下者；五、研究時間暫定二年，中途不得隨意輟學；六、研究員需接受指導研究。(『日記』2)

4月30日，「印藏紀念堂」落成，並請智老人主持懸額典禮，扁係梁寒操先生所書「印藏紀念堂」五字。本宣揚佛教文化之立場，擬繼續搜集佛教圖書及出版工作、編譯整理佛教文獻工作。[73]

5月，〈宋明理學文化〉（《海》；《補編》）

6月2日，收到展轉由日本寄來的《望月佛教大辭典》。抗戰期間老人就想請購，近由蔡念生老居士探聽到京都有，遂託蔣君輝居士在日本請得。老人說： 「此為十數年前欲購者，一旦得之，何其舒快！」老人想把它翻譯成漢文，於是邀楊白衣、李世傑、李孝本、李添春、孫美枝、王進瑞等居士共商翻譯事宜。計畫中，除擬請蔡念生居士為譯稿潤筆外，體裁中尚包含依《大正大藏經》將出典之卷數、頁數註明出來。[74]

7月7日，雜感〈施衣記〉： 「…吾人在此足衣足食，苟有一分能力能辦點有利於人者，無不樂意為之，此為東（老人自稱）施衣之宗旨也。在此時此地，吾人能化有限之糧，結多數人緣，收無窮之效果，殆為慈濟事業耳。所以余從四十五年起，每年冬天施米施衣，均抱此種宗旨，不求人知、不求有功德，求於心無愧耳！六年來，東此心恆覺力不足，此外心想要做者多。常言之，『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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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2)

印行《禪學大成》，本書原係日人搜集中、日、韓歷代禪師名著，計五十九種禪宗著作編輯而成。[75]

7月31日，應李世傑居士之邀，赴台大圖書館參觀該館搜藏圖書。老人云： 「雖屬走馬看花，但獲益良多，對今後吾人於佛教文化事業方面有極大幫助，影響吾長期考慮想要做的工作－－翻譯《望月佛教大辭典》，經此參觀後，擬先選譯《國譯大藏經》及《國譯一切經》，定為『中華佛學叢書』」。(『日記』2)

9月6日，劉惟實老居士之夫人將赴美國，並往巴西將作天涯之旅，特為之餞行。老人在上海時曾於玉佛寺會見惟實老居士一次，故至台創辦《人生雜誌》，自40年迄49年，承其每月捐助，從未斷絕；老太太為人慈和、樂善好施，如慈航中學之創辦，老太太首捐助六萬元。(『日記』2)

聘李添春、李世傑、楊白衣、李孝木、孫萬教、曾景來、王進瑞等日文佛教學者為編譯委員，著手搜集相關資料，第一部擬編譯《世界佛教大年表》。[76]

10月7日，明常老和尚率領香港華僑回國觀光團來台，老人至松山機場歡迎。8日在文化館用齋，當日到者，尚有成一、太滄、妙然、少齊…等人。(『日記』2)

15日，至松山機場送張伯英赴居士美歐考察。(『日記』2)

台中市慎齋堂210年紀念及新廈落成，老人應邀致詞。(『日記』2)

20日，與明常、悟一法師陪港僑，前往花蓮參觀橫貫公路。(『日記』2)

31日（農曆9月22日）母難日，老人說： 「最近兩年來母難日總在外面，以示節約，不願破費人家。劫後軀身有何可慶、可壽？自愧無德無學，於教於人毫無益意，生數十年，總不敢說『生日』二字，更不敢說做生日也。」(『日記』2)

11月4至6日，由明常法師帶領，老人與十幾人前往金門勞軍；這該是佛教史上第一次前線勞軍運動。(『日記』2)

20日，有感於 「要佛教世界化，則英語更不能少」，所以把30年前曾學3年的英文，再從發音學起，自慨： 「真是八十歲老翁習吹鼓」。(『日記』2)

11月後，因主編聖嚴法師南下美濃朝元寺掩關自修，一時無適當人選繼任，遂將《人生》停刊。《人生》自創刊以來，主編幾經更換，計有東初、張少齊、圓明、星雲、廣慈、幻生、心悟、清月、性如、聖嚴法師等。

某日，老人至台中慎齋堂小住，歸途中，老人暗地塞了四百元紅包予煮雲法師；煮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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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也推不了，老人的脾氣是很強的，他不想給你，你怎樣也要不到；如果他要給你，任你如何推，也得收下。對子孫也是這樣，你有辦法，他就不管。總之，老人是不做錦上添花的事。」[77]

方寧書先生至文化館，請教「因明」問題於老人，老人為授皈依。據云：老人對於金錢與學問的態度，自有一套獨特的理論。金錢方面： 「口袋裡要有，腦袋裡要沒有；如此，則不生煩惱。能省則省，當用則用。」學問方面： 「腦袋裡要有，嘴巴上要沒有；如此，則免遭非議，水到渠成，實至名歸。」[78]

農曆12月8日（佛陀成道紀念日），例行佛七與冬賑， 「天寒歲底，貧苦人心境更加淒涼，…貧患隱伏在社會群眾當中，又怎能使社會安定呢！」(『日記』2)

1962（民51）,55歲

2月18日，張伯英居士由巴西回來，告訴老人巴西的情況，為使西半球眾生能有聽聞佛法的機會，老人因此立志赴巴西開發新的天地。(『日記』2)

悼胡適先生。(『日記』2)

夏，悟一、妙然二師介紹清月法師至文化館，住了半年有餘，後與智度法師合購蓮航法師的祇園精舍，易作佛堂。(『日記』2)

9月，文稿〈佛法在世間〉、〈佛教根本思想〉，故事一則〈沙彌與強盜〉。(『日記 』2)

農曆9月22日（母難日）；2月間，收到其兄海晴來信說： 「母親尚在，只欠營養」；逢此母難日倍懷母恩，故函請嚴寬祐居士代購大米、奶粉、香油寄回大陸的俗家 。(『日記』2)

應南港台肥第六廠學術組邀講佛法，每週星期四晚開講兩小時。以彼等均係初聞佛法，故只從三皈、五戒、十善法、世間因果至出世間因果、五乘法，共歷五次講完。其後，復以「佛教在印度思想史上地位」為題，另作一次演講。(『日記』2)

12月2日，第二次贈送「續藏」齊全，此時緬國已成革命政府，原「緬甸聯邦佛教會」亦改為「緬甸聯邦革命政府佛教整理委員會」。送經儀式便由委員會組織「迎經代表團」，成員則為緬國文化界著名作家等九人。[79]

文稿〈苦樂相對照〉。(『日記』2)

冬，老人一日夜夢焦山齋堂大樑斷落，此時智光長老正病中，或恐劫數難逃。(『日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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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63（民52）,56歲

2月21日，赴華嚴蓮社探智光長老病，並偕成一法師、曾子南、李世傑諸人至內湖各寺看墓地。長老生病以來，老人每日或隔一日必去探望。(『日記』2)

農曆2月19日，為台中慎齋堂德瑛法師剃髮。(『日記』2)

3月14日（農曆2月19日）7時14分，付法師父智光長老圓寂於台北華嚴蓮社，享壽75。隨擬輓聯： 「三十載侍從，至行嘉言，親承面訓，法乳深恩猶未報。一二日揆別，悲天宏願，遽肢塵寰，家山再建定重來。法乳感深恩，方期同返家山，再振宗風，承薙緇林推重望，詎料逕歸佛國，追懷化雨想音容。」又記云：「老人家在病中曾對我說，他老人家一生最有關係並甚感寬慰的，就仁山、常惺、靄亭、南亭與我。」(『日記』2)

27日，智老圓寂二七日，老人為報達法乳深恩特舉行祈願會，邀請諸山和諸位護法百餘人；是日成立「焦山智光大師永久紀念會」。(『日記』2)

4月15日，〈智光大師與五十年來之中國佛教〉（智光大師永久紀念會印行；改題〈 智光大師與中國佛教〉，收於《重新》）

25日，贈巴西中華圖書館「續藏經」一部。(『日記』2)

?月，因智老遺產之處理問題，老人云： 「在我的遺產中，一、百分之二十為文化館生活基金；二、百分之六十為興辦僧教育基金；三、百分之二十為佛教文化事業基金。」(『日記』2)

6月1日，〈泰王蒲美蓬伉儷訪華〉（《覺世》；《民主》）；〈越南政教衝突的經過〉（《香港佛教》；《民主》）

21日，〈抗議越南政府迫害佛教〉（《覺世》；《民主》）

1964（民53）,57歲

4月，蒐集於報章刊物所登載的文章，尤其《人生》社論主要乃感於時事而發者，經整理歸類後，委請陳慧劍居士編輯成《佛法真義》、《民主世紀的佛教》、《佛教文化之重新》三本佛教論述專集。[80]從其文章內容可以看出老人愛佛教、愛國家的熱忱。在《佛教文化之重新．自序》中，老人云： 「我愛我的佛教，更愛我的國家；在這個國步艱難昅時期中，每個國民都應貢獻出他的生命與智能來協助國家。根據我個人絕對信仰的基礎於三十八年四月（案：實際發行應是五月）， 創辦《人生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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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藉此為喉舌，表達我個人對於佛教革新的意見，對國家民族熱誠的願望。」[81]

入夏以來，老人身體多病，常患感冒，繼患顏面神經之疾。從此回憶過往飽受戰爭時期恐慌擾亂、驚嚇，自從來到台灣以後，老人深感安慰的說： 「這是一生中最安靜的日子。」(『日記』4)

10月6日，老人對不動產動產的處理： 「不動產歸文化館所有生活費用；動產百萬元設立佛教教育、學術基金，培養佛教弘化人才，另成立基金管理會，以本人有關及本館關係較密者為委員，其餘仍歸文化館所有。」(『日記』3)

11月23日，徐復觀教授來訪，與老人談佛教及禪宗諸多問題，老人感其對佛教頗為重視，尤對禪宗更有心得，因此以《禪學大成》相贈，徐教授也以其名著《中國人性史》贈給老人。(『日記』4)

12月，雜感〈越南政府與佛教〉：越南政府的不穩定，佛教每受牽連，而引起政教衝突，乃至佛教徒自焚，因此引起舉世同情，一致對越南政府譴責。(『日記』4)

1965（民54）,58歲

2月，農曆新年諸山長老團拜，席間有數位長老論及改革佛教制服顏色的問題；老人則另有看法： 「吾以為僧伽能否受國人尊重，並不在服裝顏色黃與黑，乃在僧伽道德與學問，甚至佛教於國民間化導力量如何為轉移。」(『日記』4)

3月17日，法藏寺大殿重建落成典禮，老人受邀致詞。(『日記』4)

?月，統一僧服顏色問題，由中國佛教會召開佛教諸山會議；老人亦被指定為「七人小組」之一員。然，老人所採取的態度始終是不反對也不贊成，老人重視的不是這些形式上的改革而是新觀念、新思想的養成。老人很感嘆的說： 「五十年來，佛教的大德們，如太虛、仁山、智光、圓瑛、常惺、靄亭、法航長老，他們都盡了改革佛教的責任。佛教不能改革的原因，應歸罪於一般自私、無知、頑固、自尊自大的同道們，鄭板橋有句話說：『秀才是孔子的罪人』，我要借用這句名言：『和尚該為佛教的罪人』，阻礙佛教進步改革的是和尚而不是政府！」(『日記』4)

?月，為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老人與樂觀法師赴天母探訪西藏游擊司令嘉瑪桑佩，交換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意見，並託其請達賴活佛作序，以提高人們對該目錄的重視，然未能十分圓滿。(『日記』4)

5月20日，撰〈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序〉，略述多種語文之佛典譯本；其中，《西藏大藏經》德格版之印本尤其珍貴，其論疏部帙實為漢譯大藏經之匹敵，且藏譯本中若干章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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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漢譯所缺者；再者，歐美學者，致力於西藏語文經典研究，正趨於熱潮。適逢中國文化學院張澄基，示老人以《西藏大藏經總目錄》（德格版），並希影印流通，以供學者參考。老人則謂： 「余維迦文垂教，已二千五百餘年，深文奧義，研索實難。若合各種文字之經典，互相參證，必有驚人發現；而合文字相同，編核不同之經典，互相參核，更必有驚人發現…。」故擬捐資影印德格版校訂目錄，並謂… 「若因此引起普遍研究，資力發展，溝通漢藏文化，闡揚正教，則重印德格版全藏，乃至譯印全藏，胥以是為嚆失也。」[82]

7月，為保存佛教文化史蹟，俾下一代對佛教歷史文化研究有所憑藉，乃創辦、發行《佛教文化》季刊；凡有關我國或國際佛教歷史文化及藝術，不論繪畫、雕刻、碑版、石刻、建築之真跡或照片等等史料，以便編纂佛教歷史文化各種叢書之準備。[83]故性質偏重於學術性的佛教史論及史傳。

於《佛教文化》創刊號刊布：影印《西藏大藏經總目錄》之預告。[84]

〈于闐佛教史〉、〈佛典與胡語〉、〈大同石窟史蹟－－中華佛教文化史蹟之一〉（《佛》1；後者《補編》）

鑑於「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法之傳承、維繫而不墜者，全賴法門龍眾大德之衛護；民國以還，雖世運遞嬗，而佛教高僧輩出，或弘宗、或演教、或修持、或講學…不一而足。其中，多有足以顯示佛法精神而為後人效法者，然近代以來，外患頻仍，國步艱難，佛教衰危，以致佛教優秀人才埋沒不彰；為發揚高僧事蹟，以承先啟後，特敦聘樂觀法師、道安法師、月基法師、蔡念生居士等，成立「《民國高僧傳》編纂委員會」。旨在徵求民國時代國內外各地高僧之事蹟，不計已故或現在，亦不計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更不分國籍，但求具有偉大志趣行藏，其事蹟與我國佛教有關者，有可傳能為後人表率示範者，皆在所收之列。如其予月基法師函云： 「…其目的，在保存佛教歷史文獻，對下一代有所交代，故抱『成功不在我』宗旨，…。每慨從梁、唐、宋、明各朝，均有僧傳編纂，獨清代缺如，現要搜集清代高僧事蹟，幾乎已無從著手，若再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上，同道都凋謝，要再想搜集民國以高僧事蹟，這等同清季一樣，無從著手，所以不知淺薄，貿然從事。…」[85]開列《民國高僧傳》名單，計有寄禪和尚等 102 位。[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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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李志夫居士訪老人，老人勉其多留心佛教文化史料的搜集，願以付獎學金的方式，供其編一部《佛教文化史》。[87]

10月3日，由於老人與張尚德先生之關係，經張先生而知中國文化學院張曉峰先生，擬於學院旁與佛教同人合作興辦佛教叢林及創辦佛教研究中心。為此，老人會同道安長老赴慧日講堂訪印順長老，商談倡辦「佛教大學」事，印順、道安兩長老對此均表贊同，並願從中協助。午後隨赴陽明山莊訪曉峰先生，結果甚為圓滿。一、曉峰先生願與老人合作，希望今年就可成立佛教大學，並將由曉峰先生發表演說承認佛教大學，由佛大與文化學院訂立合同；二、由文化學院授給一甲土地作為建地，其餘用地則屬公園地。如此，佛學以外可在文化學院受課；而與文化學院合作，亦可免去立案等困難。[88]

同日，曉峰先生專訪老人，進一步談華岡建叢林寺院之事，並希望老人能出面擔當此職，此事老人則以力量有限而辭卻。(『日記』4)

華僧大會會議前夕，印順法師建議推介至華僧大會，由海內外大德通力合作，以為或可免去無謂之阻力。然華僧大會幾經決議後，原始建議者－－老人卻未列入籌備人中；而此事後來如何，亦不得而知了。[89]

10日，刊布「《民國高僧傳》編纂方案」。[90]

冬，〈佛學歷史研究之重要性－－中國文化學院佛學研究所成立致詞〉、〈龜茲之佛教〉、〈龍門佛窟史蹟－－中華佛教文化史蹟之二〉（《佛》2；後者《補編》）

《佛》2刊載「民國高僧傳特輯」，計有太虛大師著〈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南嶽道階法師傳〉、〈常惺法師塔銘並序〉，明常法師〈宗仰上人傳〉、〈若舜德公禪師傳〉，虛雲老和尚著〈弘一大師傳〉、〈鼓山妙蓮和尚傳並塔銘〉，孫樂〈雲南戒塵法師傳〉，蔡運辰〈焦山智光法師衣缽塔銘並序〉。

是年，以處此明新月異之時代，若無國際性之知識學問，勢難立足於時代潮流之尖端，故快函刻在掩關中之弟子聖嚴法師，盼其提前出關，欲全力支持赴日留學。[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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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玄奘三藏生平年代考〉（《佛》4）

1966（民55）,59歲

?月，於日記卷首，題曰： 「勿與天下無聊之入爭閒氣，應與古今聖賢豪傑爭志氣。」 (『日記』5)

1月，訪香港。(『日記』5)

2月，文稿〈本館成立十年感言〉，其中提及佛教存在的因素，有兩點：一是民主政治信仰的自由；二是有一部經藏；今後佛教要生存必要使佛教學術化、藝術化。文稿〈以事實來改變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觀念〉。(『日記』5)

春，〈嵩山少林寺初祖達磨之道場－－名山古剎之一〉、〈天龍山石窟史蹟－－中華佛教文化史蹟之五〉、〈大慈恩寺玄奘三藏之道場－－名山古剎之二〉（《佛》3；前二者《補編》）

《佛》3續載「民國高僧傳」，顯澈法師著〈冶開鎔禪師傳〉，應慈法師〈月霞顯珠禪師傳〉。

4月7日，「焦山智光大師獎學基金會」頒發春季獎學金，老人受邀專題講說，題為〈敦煌遺書與中國文化〉；後經整理，刊載於《佛》5。

?月，文稿〈佛教與時代〉，老人常聽同道們說： 「今天的佛教必需要趕上時代，否則便會被時代陶汰，成為時代的犧牲者。」老人深有同感，以為今日我們應該做的事：第一、要趕緊集合佛教的力量，創辦佛教高級佛學院，造就國際佛教的人才；第二、佛教要適應現代科學，並指導現代科學造福人類。並認為只重形式的保守思想，危害著今日佛教；即崇尚吃苦、穿破衣、過午不食、念一句阿彌陀佛，以為如此便是典型的僧伽，至於識字與否皆無關緊要。再者，佛教制度方面，一味地堅守以往宗法社會思想下的制度，仍以叢林制度為最合理；而不問合時宜與否。(『日記』5)

?月，文稿〈漢武帝與元世祖西征及中國近三百年來之國運〉。(『日記』5)

?月，草稿〈為佛教而悼續明法師〉，未成篇。(『日記』5)（案：續明法師 4 月26 日逝於印度加爾各答）

?月，文稿〈中華文化內在的危機〉，由頒發智光長老獎學金，說復興中華文化運動。(『日記』5)

6月，〈中華佛教史蹟序〉集全國佛教名勝古蹟之攝影彙刊，及百年來於中亞發掘有關佛經各種古代語文、歷史文物之流沙遺珍，配以簡要文史；旨在宣揚佛教歷史文化（《佛》4）。[92]〈新疆在佛教史上之地位〉、筆名「子龍」〈吐魯番佛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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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4續載「民國高僧傳」，〈青島湛山倓虛和尚傳〉、〈廈門虎溪會泉和尚傳〉、〈廈門南普陀轉逢和尚傳〉、〈基隆靈泉寺善慧和尚傳〉。

是年暑假，印順老法師因健康欠佳，辭去文化學院之教職；時李志夫居士正就讀文化學院，因與數位有志於佛學之同學，前往勸請老人來校主持佛學研究所。老人則以我國尚未有梵文字典，故欲以付獎學金之方式，請彼等編寫。[93]

9月，〈四明第一山．雪竇禪寺－－名山古剎之二〉、〈中印佛教交通史．序論〉（ 《佛》5；前者《補編》）

《佛》5續載「民國高僧傳」，〈寧波觀宗寺諦閑法師傳〉、〈常熟虞山興福寺應慈法師傳〉、〈台灣新竹法源寺斌宗法師傳〉、〈廈門南普陀轉逢和尚傳〉、〈基隆靈泉寺善慧傳〉。

農曆8月25日，母唐氏逝，享年88。(『日記』5)

?月，近年來，體認到「歷史是一切文化的起源」，故而對佛教歷史的研究產生喜愛。(『日記』5)

1967（民56）,60歲

?月，應中華學術院之聘，任該院佛學研究所顧問。自此以往，少聞外務，惟專志於著述，尤致力於「佛教史學」之研究。

1月，〈復興中華文化維護佛教道統〉（《佛》6；《補編》）；〈漢通西域與佛教之東漸－－中印佛教交通史之第二章〉、〈佛教石窟史蹟序〉（《佛》6）

《佛》6續載「民國高僧傳」，〈常州天寧寺冶開和尚傳〉、〈常熟福興寺月霞和尚傳〉、〈北平極樂庵寶一和尚傳〉、〈鎮江玉山守培和尚傳〉。

印行《佛教石窟史蹟》（即「中華佛教史蹟」第一集）。

6月，〈歐洲漢學家有關中亞及南海史地之考證〉、〈漢魏六朝對西域諸國之交通－－中印佛教交通史之第三章〉（《佛》7）

《佛》7續載「民國高僧傳」，〈高郵放生寺仁山法師傳〉、〈慈舟法師傳〉、〈 靄亭和尚傳〉、〈恆海和尚傳〉。

9月2日，發放「補助升學金」，含國內大學，及留美、日等。(『日記』5)

秋，李明憲依止老人出家，法名「聖開」。係老人第二位披剃之徒。(『日記』7)

撰〈禪藏目錄序〉：釋迦拈花，迦葉微笑，教外別傳之法，雖不立文字，而歷代祖師為解粘去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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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字示第一義諦者，亦復屢見。…未嘗不使後人於銅牆鐵壁中，稍獲入處。然大藏所收禪籍甚少，至於單行刊本，則更寥寥無幾；且不論藏本單本，多為舊刻珍籍，求索唯艱。適蔡念生居士輯「藏目」之因緣，特請其藉便纂集「禪藏目錄」，以備舉揚向上者有所尋求，經歲始成《禪藏目錄》初稿。搜羅六祖以下談禪著作，分部編列，每目注明版本來源，…。凡得七百餘部，三千六百餘卷；更就已錄作者各禪德，上溯傳承，繪製溯源圖，隨錄並行。…不唯目錄勒成定本，且將進而刊布全書。[94]

12 月，〈中印佛教交通史序〉[95]、〈日本史學家有關西域佛教史地之研究〉（《佛》8）；筆名「子龍」，〈六朝遺蹟．棲霞古寺－－名山古剎之四〉（《佛》8；《補編》）

《佛》8續載「民國高僧傳」，〈台灣中壢圓光寺妙果和尚傳〉、〈鎮江夾山竹林寺厚寬和尚傳〉、〈續明和尚傳〉、〈泉州崇福寺妙月和尚傳〉。

?月，文稿〈如何辦好佛教大學〉：如何復興佛教，使佛教趕上時代？第一、缺乏人才，更缺乏培植人才的佛教大學；人才必須具有高尚的學識及多種語文來適應國際弘化的需要。第二、佛教的理論包括天文、歷算、倫理、物理、生物、心理、藝術、醫學、文學、歷史文化，所以我們要說明佛學內容，僅靠一經一論的理解，固然不夠，必須涉及社會各種知識作新的解釋，始能喚起學術界的重視與興趣。第三、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要特別重視。(『日記』5)

?月，文稿〈新舊思想觀念阻礙佛教進步〉：一、社會人士對於佛教徒的觀念：時代知識份子對於佛教徒多抱一種輕視態度，認為佛教是消極的、逃世的，所以希望佛教徒能夠接受時代知識，參觀社會事業的活動，多做社會事業，甚至參加社會黨，認為這才是佛教進步份子。因此對於佛教徒中稍具佛教知識，能寫些文章，口裡不離哲學、科學一類的名詞，認為這是佛教人才。二、居士對佛教徒的觀念：他們希望和尚不要讀書、不要做佛事，只要持戒、過午不食、穿破衲衣，雖一字不識，也是第一高僧。(『日記』5)

1968（民57）,61歲

農曆1月，講稿『田中鼓山寺開光禮文』：今欲安定社會、搶救人心，唯有宣傳佛教，使人知因畏果，捨邪歸正。(『日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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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台中太平鄉看地，擬興辦中學或佛教學院之用。(『日記』6)

?月，對大專青年談『研究中國佛學史應注意的幾點』（講稿）。(『日記』6)

?月，『名僧與高僧之別』：高僧者，特立獨行，釋迦精神之所寄，每每能使教澤廣（？）被於來世；…其德行、學識獨步一世，而又能為佛教開闢一新世紀。…寡德適時，故多名僧。(『日記』6)

2月，文稿〈如何使佛教寺院成為名副其實的道場〉：一、以各縣市佛教諸山為主體，集合各寺院住持、住眾青年，組織佛學研究所；二、各縣市，僧眾可造就者，一律強令研究佛學等；三、各縣市不論大小寺院，一律禁止為亡者超度、趕經懺；四、各寺院必需經常講經、說法、布教、組織佛學研究及修行，使所有僧尼成為弘法覺世及傳播佛教文化的使者。(『日記』6)

?月，講稿『為人與學佛』：學佛必先要做人，做人是世間法，學佛為出世法。(『日記』6)

5月，〈太虛大師偉大之精神－－紀念大師八十誕辰〉、〈魏晉佛學之玄學化〉（《佛》9；後者原題〈魏晉南北朝佛學之中國化〉「第一章魏晉佛學之玄學化」，收於《補編》）

《佛》9續載「民國高僧傳」，〈奉化雪竇寺法舫法師傳〉、〈永嘉護國寺萬定和尚傳〉、〈浙江五獅山明因寺式海和尚傳〉、〈寧波七搭寺歧昌和尚傳〉、〈杭州靈隱寺慧明和尚傳〉、〈香港南天竺寺茂蕊和尚傳〉。

?月，擬成立「中華佛教文化基金會」，以補助或為獎勵發展佛教文化事業為宗旨。(『日記』6)

8月1日，住院體檢。(『日記』6)

〈紀念先法師智老人八十誕辰〉、〈兩晉佛學思想之玄學化〉（《佛》10；後者《補編》）

《佛》10續載「民國高僧傳」，南亭〈悼親教老人應慈和尚及其事略傳〉，〈福州開元寺寶松和尚傳〉。

?月，著手撰作《中日佛教交通史》。(『日記』6)

?月，草稿〈中日佛教交通之橋樑－－韓國〉。(『日記』6)

由於注重佛教史學，故曾一心想創辦「佛教史學研究所」。[96]以為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乃因為有文化的演進和累積，佛教歷時兩千多年而不墜，仍發揮其度化群萌，淨化人心的作用，正由於歷史的遞嬗，始能盡其教化的理想。然而歷史的形式以至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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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為後人所書；歷史雖造就了我們，我們亦可針對歷史的意義給予再造，以為將來的歷史開拓新的機運。此一思想的實踐，便使他完成了三部佛教歷史鉅作。

是年，完成並刊行《中印佛教交通史》。

12月，〈道生佛學思想之人文精神〉、〈漢代佛教思想之發展〉（《佛》11；《補編》）

《佛》11續載「民國高僧傳」，〈中興佛教太虛大師傳〉。

?月，星雲法師擬創辦大專學院，問名於老人。老人以為就東西方文化、民族文化而論，東方屬精神的文化，故重人性；其中又以佛教之重視心靈提昇為最主要。中國文化，包含儒釋道，而佛教經南北朝之融合儒道兩家思想而成中國文化之總體。綜此，故以以佛教為東方文化之代表，最為適當；因以「東方佛教學院」為名。[97]

1969（民58）,62歲

3月14日，徒聖嚴法師負笈東洋。[98]

4月1日，函聖嚴法師： 「…深覺宗教存在的價值（佛教在內），只是精神熱忱（意志、願心在內），不在學術文化。…儘管釋尊說了三藏十二部經典，但其重心仍然在道－－精神－－……。」[99]

春，史學家錢穆教授在台北市善導寺講《六祖壇經》大意，本屬通俗講演，未涉考據真偽之問題；旋有楊鴻飛居士於「中央日報副刊」發表文章，以《壇經》係神會所作，而與錢教授反覆諍議。老人因鑑於此問題關係中國佛教思想史、禪宗命脈極大，於中國文化思想史上更有重之影響，遂於5月29日發表〈論禪學之真義－－兼論胡適博士「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一文於「中副」。[100]

6月，〈中日佛教關係之回溯〉（《佛》12）

7月19日，復於「中副」發表〈再論禪學之真義〉長文。[101]

秋，為撰《中日佛教交通史》，東遊日本，搜集有關史料；由當時正在東京立正大學深造的弟子聖嚴法師，陪侍訪問了各地佛教名勝、佛教領袖及著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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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為期二週。[102]

?月，文稿〈日本文化〉。(『日記』6)

1970（民59）,63歲

1月25日，為台灣省政府頒布管理寺廟辦法，致董正之居士書，懇請其鼎力向中央政府呼救，速予制止。老人云：所頒寺廟管理之對象僅限佛教、道教等，而耶、回、天主教不在其內，分明歧視佛教，乃至意圖消滅。佛教之傳入中國，對我國歷史文化影響特深，而佛教寺廟之不同於一般神廟，其非僅是弘揚佛法之場所，更是傳播、保存中華文化之所在；政府理應加以輔導、補助，以發揚中華文化傳統之精神。且佛教寺廟不論私人興建或募建，均屬自然人或法人所有財產，省府顯然無權加以管理與限制；即使佛教寺廟有未盡合情合理之處，亦應由主管機關（內政部）會同中國佛教會協議，自行整肅。再者，佛教寺廟與孔子廟等同具移風易俗，改善人心，輔助國家法令不足，以維護社會善良秩序之功效。此如總統蔣公所說：人格的內在安定力，來自於宗教信仰與人生哲學的基本思想。故當玄奘法師頂骨由日歸還，總統蔣公特指示由政府補助，擇定日月潭青龍山興建玄奘寺；未幾，又指令興建慈恩塔，所需經費約七百萬元，均由政府撥給。故理應仰體德政，而反頒與此相抵觸之政令，製造宗教糾紛，擾亂民心，實為不智之極。[103]

2月，《中日佛教交通史》刊行。

訪初創之蓮華學佛園，勉勵同學努力求學，認為出家人固然必須要懂佛法，但是在這個時代，也要懂世學。曾感慨地說： 「現在出家人學歷水準很低，若要提高佛教社會地位，必須要我們出家人內外學兼修。」並提示曉雲法師，要訓練同學寫文章；可見老人念念於「文化工作，為復興佛教文化之基礎」。同時關注中華文化相關書刊 ，認為研究佛學尤其是現代佛教，更需了解中國文化及中國文化的趨向，如此佛教思想方不致落後。[104]

是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簡稱「聯教組織」），為明瞭亞洲佛教藝術之發展與成長，遂有亞洲佛教藝術研究的長期計畫。國立歷史博物館館長王宇清先生代表中華民國與之締訂研究要約，並邀國內藝術界人士組織「中國佛教藝術委員會」；老人亦受聘為委員之一。每一委員對佛教藝術研究負有提供資料之義務，老人因此而對佛教藝術傳播作一廣泛地瀏覽與資料的搜索；寫成〈中國佛教藝術之成長與發〉、〈近代中亞發掘有關佛教藝術遺跡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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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畫之研究〉三篇文稿，以備提出報告。終以時機未成熟，而未提出。[105]

1971（民60）,64歲

是年，其徒聖嚴法師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特告誡： 「汝當作大宗教家，切勿為宗教學者。」[106]

逢《菩提樹》雜誌200期紀念，老人應邀為文，以申慶賀；又近來「中副」常有討論《壇經》真偽之文章，故作〈關於六祖壇經真偽問題〉一文。先就《壇經》版本問題論起，進而就《神會語錄》與《壇經》思想比較之問題而觀；結論：考據工作，於學術史上雖有其特定之地位，然若僅從考據之立場以評論《壇經》思想問題，是不夠徹底的。[107]

?月，似文稿之大綱，題曰：「民國六十年與佛教」，從滿清時代的佛教，迄民國初年、北伐前後，乃至反攻基地之佛教，計分九節。(『日記』7)

春，印度佛教僧伽會主席悟謙法師及印尼佛教會體正法師函請老人前往弘法。原定3月間起程，後因印度簽證等問題而延後。

6月9日，接到中印緬經濟協會通知，於立法院舉行茶會歡迎黃基統先生及印度僑領陳頤隆先生回國訪問，並邀請長老東初法師訪印度。(『日記』7)

?月，文稿〈六十年來之佛教與太虛大師〉、〈今日研究佛學方向〉、〈論僧教育〉；後者，謂欲復興佛教，目前最迫切者在於佛教大學之設立。(『日記』7)

?月，認為佛教宣傳不易生效之因，其主要有三：一、文字修養不夠；二、說理不夠徹底；三、知識不夠廣博。(『日記』7)

?月，佛教能存於今日之因，認為主要原因如下：一、佛教傳入中國近兩千年，與中國文化有相互益彰之功效；二、佛教內容博大精深；三、民國肇興，由於天主教、基督教群策群力力爭信仰自由，約法於憲章，佛教得沾其益；四、由於佛教日漸世界化，西方著名學者都紛紛注意佛學研究；五、國內政壇顯要人物都接近佛教，對於佛教維護不遺餘力；六、工商各界擁護；七、軍政各界皈依；八、國際學人讚揚；九、佛教高僧贊助革命；十、佛教高僧潛移默化所樹之信仰，永留人間。(『日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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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文稿〈南洋佛教之展望〉。(『日記』7)

因著《中印佛教交通史》，有感於 「對印度歷史文化的知識，僅限於書籍上，而對印度國土尚未能作實際踏查，求得更進一步的了解。」由此而擬訪印度巡禮佛陀聖蹟。[108]

悟謙法師於1957年，首先成立「印度佛教僧伽聯合會」，並購置玄奘寺地基；1958年，籌建玄奘寺之初，曾呈請總統蔣公題辭，藉以紀念聖哲在印之豐功偉業；然雖經多方週折，終未獲准。[109]老人此番朝聖，行前特上書中央黨部，恭請總統賜題「玄奘寺」額，擬順道攜至加爾各達贈與悟謙法師。書中云：不惟對旅印僑胞、藏胞為一大鼓勵，即對中印兩國人民友誼亦可收啟發增進之功效。蓋大陸撤退前，悟謙法師經由西藏往至印度，故與西藏佛教喇嘛亦多有聯絡，實為溝通漢藏友誼最好之媒介。其於加爾各達正籌建玄奘寺，以弘揚中華文化，並揭穿中共統戰之陰謀，及加強僑胞對祖國傳統宗教文化之信心。[110]

10月4日，由台北直飛曼谷，由中華佛教研究社高理事長招待，並參觀曼谷市區佛教名剎。華宗普淨大師因得樂法師函告，多方探聽，邀約前往參觀普門報恩寺。

在泰國休息二日，即續飛加爾各答；接機者計有華僑協會主席葉幹中夫婦、副主席譚銳榮、佛教僧伽會主席悟謙法師、中華佛寺董事劉金昌等數十人。順道參觀加城尚未完竣之中華佛寺，當晚下塌摩訶菩提會；此為錫蘭佛教道場，為復興印度佛教之功臣達磨波羅所建。

在加爾各答留七八日，參觀訪問之外，並演講了三次：一是在加城雙十節國慶大會，應葉幹中僑領之邀，發表演說，講題為「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歷史上的教訓」，聽眾約一千多人。同時舉行頒贈典禮，由老人主持，葉僑領代表政府將總統親題之「玄奘寺」額，頒予悟謙法師。二是在摩訶菩提學會，該會祕書長Ven悿leN.Jinaratana，乃錫蘭佛教上座，足跡遍及亞洲、歐美、蘇俄等，是位極活躍於國際佛教的人物；承其盛意為老人舉行盛大晚會，邀請佛友、印度國會議員多人；講題「復興印度佛教」，由李鳳芳英譯。三是老人自新德里返加爾各答後，培梅中學葉幹中校長邀約參觀該校；此是旅印華僑所辦的第二所華僑學校。因加城正掀起建築玄奘寺的運動，故以玄奘法師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為題，對七百多位青年學生解說，勉彼等步玄奘法師後塵，獻身於中印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以上三稿均刊載於加城「印度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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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起，離開加城開始朝聖之行。同行者，悟謙法師通藏語、印度語，又有多次「八聖地」（靈鷲山、菩提場、祗樹給孤獨園…）之行，乃最佳導遊人選；為欲訪印度學術機構，另有一熟英語者及助手一人。[111]

13日，抵釋尊成道處菩提場，下塌中華大覺寺。大覺寺為湖北籍永虔法師創建，後由湖北楚緣比丘尼接掌。菩提場除中華大覺寺外，並有泰國佛寺、錫蘭佛寺聯絡處，另有西藏廟一所，住有六七十位喇嘛，一面修道，一面做工以維持生活。

18日，繼往鹿野苑中華佛寺，於該寺發現戴季陶先生於1940年訪問印度時親書之碑文，足見戴氏對中印文化交通之關注。[112]

其餘八聖地中的遺跡，均成斷壁殘垣、廢墟一片；八聖地的遺跡，全靠佛寺來點綴，其中尤以中國佛寺為多。來此之中國籍僧尼非雖第一流聰明人物，多數步行至印度朝聖之苦行僧，一住數十年，由於不怕吃苦，不畏艱難，故能在異國興建佛寺，發揚中華民族的光輝。如老人云： 「只有苦惱人才做得到」、「聰明人理想高，多顧慮，怕吃苦；苦行僧腦筋簡單，僅憑信心，不畏困苦…。聰明人的成功，未必真成功；苦惱人未必真苦惱。…由於苦行僧淡泊名利，未被名利所惑，所以他們死後的骨灰，我想也要比聰明人來得輕些。」再者，有心人士之積極推行佛法，比哈爾省那爛陀大學及聯合省梵文大學之設有梵文、巴利文、佛學、印度哲學等課程；那爛陀大學教授藏文、蒙文、中文、日文，欲透過亞洲各種語文來研究印度佛學思想的發展。由全印國際佛教僧伽及佛教名人教授發起於菩提場創設「世界佛學苑」，擬分設泰、印、中、日等十國佛學研究所，刻正於中華大覺寺內興建「中華佛學研究所」。由此，老人以為佛法的重心仍在印度。老人因與二大學負責人商量，蒙其准許我國僧伽二至四名免學費前往留學，並允代為申請獎學金；回國後，特致函「中國佛教會」。[113]

在新德里停留二日，寓居丘姓華僑家，得與胡季藻教授暢談西藏、印度、梵文大學及泰戈爾大學諸多問題，隨以《中印佛教交通史》贈予胡君。參觀尼黑魯大學，並至聖雄甘地墓致敬。

27日，離開印度。在印度先後二十幾天，從加爾各答到新德里，歷經東、中、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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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印度，幾乎走了印度五分之三的國土。[114]

回程經香港、新加坡。[115]在新加坡受常凱、演培、優曇、廣義、松年諸法師之招待，並於菩提蘭若以「印度佛教的現狀」為題，作了一次演講，及參加雙林寺星期念佛會。並探望多年不見的隆根法師。以為大陸撤退後，佛教的精華在星馬；而南洋各地與中國佛教的關係，主要為印尼，次為星加坡、馬來西亞。[116]

11月4日，往印尼訪問。在印尼逗留時間較長，受到華僑熱烈歡迎；除作四場（？）演講外，嘗訪印尼佛教會主席蘇拉濟准將、居士會主席蘇曼德利上校，二人均為極熱心之佛徒，並有計畫地復興印尼佛教。但印尼政府禁止華文教育，故華文佛典、書刊取得不易，老人允贈華文大藏經一部與體正法師，並得蘇拉濟主席允為協助運送事宜；此外，老人更籲請中國佛教會設法協助傳入華文宣傳品。由於寫作《中印佛教交通史》，其中專章介紹印尼之佛教，故停留印尼期間，特就印尼歷史地名等與體正法師等逐一對校考證。[117]8日返台。

12月，配合老人訪印度、印尼歸來，特設《佛教文化》第14期為「東初大師訪問印度、印尼特輯」。收錄：10月10日，老人講．悟謙記〈中印兩國人民應記取歷史上的教訓－－在加爾各答雙十節國慶大會上講〉；11日，老人講．李鳳芳譯語〈復興印度佛教－－在加爾各答摩訶菩提學會講〉；18日，老人於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錄戴季陶先生遺著〈印度鹿野苑中華佛寺碑文〉；26日，老人講．悟謙記〈玄奘法師在中印文化史上之地位－－在加爾各答培梅中學講〉；?日，老人講〈印度佛教的現狀－－在星加坡菩提蘭若講〉（前言云： 「我是昨天從印度朝聖，經曼谷來到星加坡。」）；11月8日，老人講．李佩蘭譯語〈孔子關公都在印尼－－在雅加達佛教會講〉[118]；10日，老人講．葉秀梅譯語〈中國與印尼佛教歷史文化之關係－－在雅加達同善堂講〉[119]；12日，老人講．定海法師譯語〈世界各地佛教近況－－在雅加達臨別歡送會上講〉；12月1日，老人著〈向中國佛教會報告〉；3日，老人著〈印尼闍婆佛塔之簡介〉；5日，老人講〈如何改進中印兩國的關係－－在立法院中印緬文化經濟協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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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老人著〈星馬佛教與中國文化〉；? 日，老人著〈印度朝聖紀要〉；? 日，〈那婆那爛陀大寺（Nava Nalanda Mahavihara）計畫書．於印度帕特那（Patna）那爛陀〉。?日，〈東南亞為宗教化的地區〉：我在新加坡和印尼發現一個事實，佛教寺廟都修得很莊嚴，但僅有少數寺院推行佛法，大多數的寺院都靠趕經懺為人超度以維持寺廟生活，也有許多人對於趕經懺有異議，我卻持另一種看法。因為佛法傳入中國後，早已和中國文化融合，宋明以來的中國佛教，所推行的不是印度的佛教，乃是中國儒家的倫理佛法，換句話說，中國佛教賴中國文化的傳統而維持佛教殘缺的生命。在國內在海外都是一樣，尤其在海外的佛教最為明顯。

12月後，《佛教文化》停刊。

1972（民61）,65歲

?月，為維護文化館土地之權益，遭強鄰誣陷時，老人說： 「山僧天生一付傲骨頭，絕不向有權有勢的低頭。」由此事件，有感而發： 「以宗教精神所建立之和平，才是永遠的和平；以武力所建立之秩序，不是永遠的和平，乃是一顆定時炸彈。」( 『日記』8)

3月，將〈中國佛教藝術之成長與發〉、〈近代中亞發掘有關佛教藝術遺跡之研究〉、〈敦煌壁畫之研究〉三篇文稿結集出版，書名《佛教藝術》。

5月，再版《中印佛教交通史》時，復增加〈戴季陶先生之訪問印度〉、〈印度佛教之復興〉、〈印尼之佛教〉、〈泰戈爾之來華訪問〉等四章。[120]

影印流通《蓮池大師全集》。

8月，出版流通《戴季陶先生佛學論文集》。

10月，撰〈觀世音菩薩救世精神〉，並由夏威夷中華佛教總會出版流通。

1973（民62）,66歲

?月，為配合政府法令組織財團法人，特舉辦「信徒大會」，並選請鐙朗（老人法名「鐙朗」，法號「東初」，以號行。）、聖嚴、鄭素梅（錠心）、鄭翠微（鑑心） 、鍾菊妹、張國英、王士祥、方寧書、張若虛為董事；共推鐙朗為董事長。(『日記』8)

除夕，檢討一年來的得失，自認為在學業方面，《中國佛教近代史》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尚有百分之五待整理；而此書之內容，文字與觀念則仍需修正。其次是經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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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以來，我的運氣似已好轉，幾乎把過去所虧損金錢都已找回，因此決定把基地買回，已向台北縣政府申。…由此，使我更深信因果定律決不會錯。」(『日記』8)

?月，寫《中國佛教近代史》動機之一：透過歷史考據，…使現代青年佛教徒了解佛教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慘痛、挫折與壓迫。(『日記』8)

?月，文稿〈中國佛教衰退因素〉、〈佛教社會思想及其實踐方法〉。(『日記』8)

冬，慧嚴法師由於抄寫、校對《中國佛教近代史》之因緣親近老人， 「老人的治學方法，雖不是很縝密，但是老人勤學和求進步的精神，是很難得的。」除了不以所學為滿足外，老人更是不固步自封，老人說： 「看書可不要只看教內的作品，也要看看一般學者的有關作品，它會啟發你，幫助你的。」老人之專以教界人士未注意而卻極重要之事為己任，如其云： 「做事、研究學問，不要忘了它的重要性，及自己的興趣，不要去附和人家的潮流，…」故有《中國佛教近代史》之作。[121]

經慧嚴法師之引見，智光商職國文老師李敏娟居士之親近老人，聞其言，每有鏗鏗然作金玉聲之歎；如老人對學佛（案：疑為「佛學」）的看法： 「學佛，學佛，不能光看佛書。還應該深入中國歷代的各類典籍，然後與佛理綜合起，才能成為豐富有味的學問，也才能真正有所作用。好像燒菜要加作料一樣，各種作料調配適當，就能燒出色香味俱全的上菜，才能教人吃得津津有味。不要死鑽佛書的道理就在這裡 。」[122]

妙然法師訪老人，向老人提及受利用事，老人對曰： 「人與人之間相處，就是互相利用，至於利用的方法，各有巧妙不同；有的人利用成功，有的人利用失敗。有的人專門給人利用，有的人專門利用人。一個人在世，能有被人利用的價值，就有生存的意義；反之，即同死草枯木，活著也是多餘。我一生不怕人罵我，更不怕人利用我；有人罵我，我不反駁，有人利用我，我也不反對。我們的教主－－釋迦世尊，從二千多年以前一直到現在，都被他的兒孫們在利用。不肖的兒孫，利用他混生活，利用他為非作歹，變成獅子身中蟲；賢德的兒孫，利用他弘法利生，利用他福利社會。…我們是佛陀的弟子，要學習佛陀大肚包容的精神。」[123]

1974（民63）,67歲

?月，文稿〈肉身證道及菩薩釋義〉。(『日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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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慨佛教之歧見與爭執：佛教最大的弱點就是，僧眾不能團結，不能團結的原因是由於僧眾知識修養不夠，很少能有大志願、有遠大眼光，與其說沒有四弘誓願的志向，即儒家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生民立命，為往事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懷也沒有，只是賣些小聰明或充其量為一寺爭取名利，很少能為一國佛教前途設想。民國以來新舊派的爭論，使得新的故然無所成就，舊的亦隨時代淹沒。(『日記』8)

9月，《中國佛教近代史》刊行。

廣化法師北上治療腿傷，掛單於法藏蓮社，某日老人來社，廣老初遇老人。謂： 「留給我的印象，是灑脫而有高僧風度，益增深我對他的崇敬。」[124]

10月15日，應佛光山東方佛學院院長星雲法師之邀，以「叢林制度與禪宗教育」為題，為學僧作了一次演講。論及叢林清規的由來、佛教中國化之始；禪宗的根本精神與風格，並舉禪宗大教育家為例證，說明禪師之訓練弟子，重在日常生活中的體驗；以六和敬為原則之叢林制度不唯適用於過去，並適合於今日之民主時代；百丈清規簡述；最後以「今後僧教育的前途」問題而結束。[125]

1975（民64）,68歲

2月，集〈叢林制度與禪宗教育〉、〈論禪學真義－－兼論胡適博士「禪宗史的一個新看法」〉、〈再論禪學之真義〉、〈關於六祖壇經真偽問題〉等四篇有關禪學之文稿，成《禪學真義》一書。[126]

3月17日，徒聖嚴法師獲得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27]

4月5日，總統蔣公崩逝，老人除在佛殿設牌位、誦經追思之外，並前往國父紀念館瞻禮遺容。其時，基督教人士藉蔣公之德行，大肆宣傳其教。老人對蔣公素行亦有所了解，為使世人共知，蔣公乃基督信徒其表，崇奉佛法其心，及蔣公護持佛教之赤忱與事蹟，一者用彰其功德，二者以誌哀思；故特日夜趕寫《蔣總統與佛教》一書。[128]

7月18日，徒聖嚴法師以「海外學人」身分，應邀返國出席「國家建設研究會」。[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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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著《蔣總統與佛教》完成。[130]

12月10日，徒聖嚴法師應美國佛教會沈家楨居士之邀，赴美弘化。[131]

20日，第一次立遺囑。其時，乃老人心情最沈重的時期，其徒聖嚴法師自東京初渡美國，回台繼承文化館的希望似更渺茫。因而寫下了第一封遺囑： 「…（不動產）均屬鐙朗節省減用所致，…鐙朗身為佛教弟子，所有動產及不動產，均屬佛陀所有，除輿辦佛教教育、文化事業及社會慈濟事業，用報佛恩及社會恩外，任何私人不得以任何名義動用上項財產（包括依鐙朗出家的徒子徒孫在內）。…」並囑付以其全部財產的三分之二，創辦一完整健全的佛學院；復以三分之一，興辦一高級靜修院，專供社會孤獨老人靜養，以極廉價方式售與老人房屋，盡其生前居住，死後仍歸常住。[132]

1976（民65）,69歲

春，至東山佛學書院對學僧開示，時，廣化法師負責院務，臨別時老人特叮囑： 「你若是有什麼困難，可到北投來找我好了！」不久，老人遣人送去一大桶油，供養大眾，獎掖後學。[133]

6月23日，曉雲法師攜同吳仁牟居士訪老人於文化館，請示老人二個問題。其一、關於李霜青教授之〈釋迦牟尼非印度人考〉，老人之意見：「 佛陀在世時，雖沒有印度這個名稱，但如果說釋迦佛是西藏人，更是不恰當；因當時既無印度之名，也沒有西藏這個名稱。…像這些問題，有的是可以不必理會，不過在研究的態度，也不妨查個究竟。」

其次、是有關「英國名史學家湯恩比論佛學在中國的問題」，老人認為湯恩比是基督徒，因此有宗教精神，所以他的學說偏向人類精神發展方面。其思想，透過科學與史學觀察，雖具有客觀精神，但也不無偏失；至於其論佛學部分，雖可參考，但不一定能符合佛法的最高原則。以為佛教本身有很多寶貴的資料，只是佛教徒未曾善加發掘採用而已；老人舉例說明： 「胡適之是有名的學者，事實上，他所看到的佛教經典並不多，他認為法華經、維摩經、華嚴經都是很好的文學作品，…這些經典在佛教徒如果只是作為平常所誦習的經典，就沒有注意到經中的文學價值；而胡適之雖了解佛經之文學價值，但也不能了解到經典不只是文學價值，而還有更深一層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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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討論到閻沁恆教授在華岡演講「關於湯恩比的史學」時，提及：中國文化之面臨蛻變，而中國第三種文化可能是以基督教為基礎。就此，老人認為： 「基督教滲入中國文化是難免的事，但是要使中國人完全走上基督教的信仰，在歷史事實看來是不可能的；這就好像要使每個中國人都成為佛教徒，一樣是不可能的。」[134]

9月7日，以舉行慶祝美國建國200週年紀念法會，由美國佛教會及世界宗教研究院邀請，赴美研究訪問一個月；途經檀香山、洛杉磯、舊金山、華盛頓等地。老人抵紐約，由剋在美國弘化之弟子聖嚴法師及浩霖、仁俊二師陪侍，先訪僑領沈家楨居士創建之菩提精舍及世界宗教研究院，嗣又訪問紐約州立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並會晤旅美之西藏喇嘛及日本禪師。(『日記』9、〈略傳〉)

於舊金山金山寺宣化法師齋會開示，云：大乘佛法化行美國，與彼邦立國精神－－倡平等、尚自由－－相契，故易於發展。[135]

除參觀美國新興的道場，並宣慰各地僑胞信徒外，最主要目的是想得到剋在美國弘化之弟子聖嚴法師之承諾，使文化館接替有人；因此擬定一份書面聲明，題曰『遺交證書』，並請正在紐約弘化的敏智、仁俊、浩霖諸師簽名作證。 「…現因年朽、體力衰弱，爰將中華佛教文化館館長職位、住持與本館一切圖書，及本人名下之動產、不動產，全交由依余披剃弟子張聖嚴繼承，聽其發展文教事業…」。[136]而那段期間，於當面談話或往來書信，皆透露著其將不久於人世的訊息。[137]

19日，由敏智老法師、浩霖法師陪同老人赴華盛頓參觀，並在華盛頓像前默禱華盛頓精神復活。隨即參觀林肯紀念館，雜感〈林肯先生自由精神何在〉：林肯為自由而發動美國史上唯一的內戰，「自由」成為美國立國的最高理想；老人在林肯像前默禱：「世人誤解你自由的意義！」(『日記』9、〈略傳〉)

20日，講於紐約東禪寺．浩霖記〈保持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信仰〉（《菩》290；《補編》）

10月3日，講於紐約世界宗教研究．李恆鉞居士譯語〈梵藏原典在佛學上之重要性〉（《菩》288；《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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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佛教精神與中美兩大民族建國的理想〉（《菩》298；《補編》）

11月，〈現階段的美國佛教及其將來之發展〉（《海》；《補編》）

12 月，〈美國月亮並不比中國的亮－－65年12月在焦山智光大師獎學基金會講〉（ 《菩》294；《補編》）

24日，〈保持中國傳統文化與佛教信仰〉（《菩》292；《補編》）

冬，立委韓同先生宴請旅印來台之悟謙法師，與默如法師受邀作陪。[138]

1977（民66）,70歲

?月，文稿〈如何使佛法傳入美國〉。(『日記』9)

?月，撰〈如何使佛教在美國扎根〉（未終篇，收於《補編》）

?月，『佛教史學研究所特約研究生啟事』草稿：本所以研究佛教史學為中心，分兩種方式。一種常住本所，供膳宿，每月酌量補貼零用費；另一種不住在本所。(『 日記』9)

1月6日至12月24日，十個多月之間，老人一共寄了十一封信給其首座弟子聖嚴法師。其中有五封是談繼承人及遺囑之事。[139]

2月27日，函其徒聖嚴法師： 「…余近來精神日衰，…環觀國內僧才缺乏，…今後佛寺非僅缺乏住持僧材，看門人都沒有，僧寺財產有人要，弘法利生事業無人問了。…佛法之衰，於今極矣！言之痛心，余今年邁，早將生死置之度外，…」[140]

3月14日，函其徒聖嚴法師： 「…余近來心情極為沈重，佛教人才缺乏，…余今生只欠佛恩，少欠人債。…余年已屆風燭的時期，不可能期望太久…」[141]

　21日（農曆2月2日），第二次立遺囑。其中， 「…余之名下之動產及不動產，概贈予中華佛教文化館所有，不屬於任何私人所有。另請諸位組設財團法人。…本館事務，以弘揚佛教文化及研究教義、教學為主。辦佛教學院。…余若死後，一不開弔，二不發訃聞，三不傳供，四不建塔，以免浪費有用金錢。火化後，骨灰沈於大海，普結眾生緣。…」[142]

4月25日，函其徒聖嚴法師： 「…本館暫時無法處理，因此余決意先成立財團法人，…」[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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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某日，與慧嚴法師閒談之後，臨上樓時，喟曰： 「…今年年底將有大事！」[144]

5月，〈民族精神的永恆指縹〉（《海》；《補編》）

6月5日，函其徒聖嚴法師： 「…以文化館為基礎，…以此發展，為佛教教育、文化努力一番，造就若干青年人才，…」[145]

8月14日，函其徒聖嚴法師： 「…余已立下遺囑，將來死後，既不開弔，又不超度，火化後，葬於台灣海峽。世上本無我，又何必多留一個殘骨。…」[146]

〈佛教對中國儒道思想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一〉（《海》；《補編》）

9月，〈佛教對中國文學思想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二〉（《海》；《補編》）

老人自訪美歸國，洞悉西方祈求佛法之殷切，益覺我國際弘法僧材之缺乏，乃不惜艱鉅，創設「佛教文化將學金」，鼓勵青年僧尼憤發，不僅須努於佛學之修習，同時應入一般大專院校，及赴國外深造，以充實世學，庶可承當國際弘化重任。[147]

10月，〈佛教對中國小說文學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三〉（《海》；《補編》）

　2日，第三次立遺囑，也是最後的一封遺囑。其中， 「本人名下動產及不動產，概捐獻中華佛教文化館所有，不屬任何私人所有。…組織財團法人，共同維護之。…繼承人選，…以能發揚文教事業為主要條件，…在此以前，本人所遺囑文獻，應以此為準則，其餘留作參考之用。」[148]合計幾次之遺囑，及日記、信函等，見出老人累次提及，其財產不得歸任何私人所有，應將之用於佛教「教育、文化、社會慈善事業。」[149]

爾來，報章雜誌連篇累牘地討論「僧種斷滅」的問題，此亦涉及「僧尼婚嫁」的問題，引起社會各界人士普遍的注意。主張僧尼可以結婚者，認為近來出家之青年日漸減少，必將影響到佛教繼承的人才，以及佛教慧命的延續。老人因此撰著〈佛教慧命及其實踐精神〉一文，引經據典，考察佛世時之僧制，乃至佛法東傳中國之叢林制度等，

p. 46

欲為此事以正視聽；並揭示佛教慧命之傳續，乃在於佛法之體悟，實不關僧尼之多寡。老人坐化前，還在為此事撰稿，可惜未及終篇。[150]

11月，〈佛教對中國聲韻學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四〉（《海》；《補編》）

　月初，與曉雲法師談及輿論中的佛教改制問題。[151]

12月，〈佛教對中國變體文學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五〉（中華學術院．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文化學報》第6期；《補編》）

?月，〈佛教對中國寶卷文學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六〉（《補編》）[152]

臨終前，曾留偈一首，云： 「余今年七十，無勢亦無能；有家歸不得，天涯託孤蹤。」[153]

12月15日（農曆11月5日）晚餐後，便對煮飯的住眾說：「明天不要煮早飯了。」同時，要侍者拿新做的內衫褲給他換洗（平常若不出門，總是穿舊的內衫褲）。下午6時30分，沐浴後，步履安閒地上二樓臥室；6時35分，與王海濤居士通過電話；6時45分，而當其皈依弟子王小芳居士，上樓欲向東老人請教事情時，卻發現老人端坐沙發上去世了！[154]

12月21日，老人雖已圓寂七日，面容膚色紅潤，栩栩如生。[155]是日，荼毘，得舍利百數十顆。

世壽70，僧臘57，戒臘48，法臘42。

附記：

1977年12月16日，其徒聖嚴法師自美返國，組「涅槃會」，樂觀長老任主任委員，成一法師任總幹事。

1978，春，由其徒聖嚴法師組「《東初老和尚永懷集》編輯委員會」，收集各界追悼之輓聯幛軸，

p. 47

及各報刊發表之悼念文詞，籌畫編印成冊，以誌哀思，藉彰潛德；於圓寂週年紀念日出版。

1978年3月，遵遣囑籌組財團法人，召開「中華佛教文化館董事會」成立會。並經法院公告完成法定程序。

據遣囑所列財團法人之目的事業，其一、文化事業：已於1980年，成立「東初出版社」；1982年，復刊《人生雜誌》；同年，於紐約東初禪寺成立「法鼓出版社」；1987年，亦即圓寂10週年紀念日，《東初老人全集》編纂完成，並全套刊行。其二、教育事業：1978年，接辦「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1985年，於中華佛教文化館成立「中華佛學研究所」，繼續招生；1979年，於農禪寺成立「三學研修院」，以訓練弘揚佛法及住持三寶的青年僧眾人才為宗旨。其三、社會慈善事業：除繼續老人在世時每年舉辦之「冬令救濟」外，增設「福田組」，負責專案慈濟關懷工作。

名號：法名「鐙朗」，法號「東初」，以號行。

筆名：東方、小隱、大隱、子龍、安隱、般若、米勤爾、佛音、威音、苾、山子、無畏、大慈、大庸、子如、大勇、大方、大剛、了空、一音、南方。

附錄：〈曹洞宗焦山系傳承表〉（見下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