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接觸佛教的長老們,是經湖北保康,國大代表黃一鳴居士所引見的,親近東老的因緣也不例外;而獲東老的關愛則是得自我的老友甯書教授的溢美。其實早在民國四十三年左右,我在復興岡任職時,假日常隨同事們到北投附近寺廟參觀,當時在法藏寺的大雄寶殿就曾見到一位法相莊嚴的中年法師,對著我們打量,目光炯炯有神,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我後來參見的東初長老,我一直在想:如果把玄奘大師的行囊加諸在東老身上可能比玄奘大師更像玄奘大師。

雖然我早已皈依白聖長老;但東老對我也不見外。當然這也算沾了甯書兄的光。隨甯書兄在文化館進出,每年過年吃圍爐飯已成為常例。在文化學院時,我有意引介幾位學佛同學親近東老,但因緣不具足,隨後我到印度大學留學,東老出版了《中印佛教交通史》囑我贈給學校圖書館,我發現東老這本書是中文圖書中最新的一本,其他都是頁卷泛黃的老舊出版物,這證明印度對中國文獻太不重視。回國時,我把東老贈書的學校圖書館的謝條攜回陳給東老,東老說:「你太認真,送出去就好」!我是先睹為快,過了兩天我才送到圖書館。

有一次颱風過後,東老一早出來探視災情,經過我家還攜來幾套油條、燒餅,那時我已是四口之家,兩個小孩剛唸幼稚園,這是東公老人對後輩悉心關注的一面。有一年白聖長老接掌觀音山一座寺廟,舉行住持陞座典禮,我和甯書與劉雍錫教授隨東老前去參加典禮,要在關渡乘渡船,東老說,你們都是窮書生,所以渡船費都是東老支付的。我們一路步行上山、下山,都在聆聽東老滿腹愛教護教的熱忱,「中國佛教會」的招牌是他從大陸扛到台灣的,但因理念不同,從不參與佛教會的事,但為了佛教倡印大藏經不遺餘力;對於政府也有很多微詞,尤其指不敢向教堂要錢,不支持佛教,還向和尚要錢。偶然雍錫教授故意和老人唱反調,老人也不以為逆。

東老在大陸焦山定慧寺經營寺產很有經驗,到了台灣隨即創立了佛教文化館與農襌寺,很少對外募化,大多是自己經營起來的。所以東老的門風很緊,無論收徒、接眾、裁培後進,都是經過精挑細選而來。例如:早年追隨東老的悟因法師,現在已創立香光寺、香光佛學院,送很多學生到國外深造,已支撐了佛教 一片天;方寧書教授原本是軍事院校的名教授,毅然退下追隨東老經營道場也絕非偶然;東公圓寂又輔助聖公法師,法鼓山的事業幾乎無役不予,諸如佛學研究所、人文社會學院、護法會、農禪寺興建、文化館之改建等。還有果如法師、自唸中學起就住在文化館,東老代聖嚴法師收為弟子出家的果如法師自己建立道場,也有一片天地。

東老雖然很少對外弘法,但也有例外,旅居印度的悟謙法師在加爾各答很辛苦地創建 一所「中華佛寺」,託東老之名請老蔣總統題字,為了這件事,東老很受感動,並親自把「中華佛寺」四個字帶到印度,又來往東南亞弘法,受到各地佛教會熱烈地歡迎;但對印度社會與佛教十分失望:「那怎麼算是佛教的祖國!」講到這裡曾幾度低徊不語。我在印度留學時,悟謙法師也是鹿野苑中華佛寺的住持,也是我的方外知己。東老此行我也是進言者之一。

東老一生以提高佛教文化為職志,所以才創立佛教文化館,而不以寺廟為名。他倡印大藏經,影響新文豐的佛教出版事業;他創辦「佛教文化」刊物,先後培植星雲、聖嚴兩位青年法師及方甯書先生作主編,以後佛光山及法鼓山都重視佛教文化出版事業,在出版界都佔有重要的地位,這也表示是東老文化心靈具體重現。東老自己很少講經說法,連法會都很少辦,除了辦冬令救濟外,也沒有其他活動,東老本人只從事出版、著述,以《中印佛教交通史》、《中日佛教交通史》為代表作,以舖成世界佛教發展史為主軸,可見東老要振興佛教之初衷所在,既看得深,也看得遠。

正因為東老不對外募化,所以十分節儉,一塊豆腐乳要分兩餐;請客吃飯,也不可以有剩餘在碗盤內,如有隨時可以停止出新菜。凡東老請的客人都知道他的節儉,並不認為他是吝色,而是節儉。俗話說:「家貧出孝子」。東老對聖嚴、聖開兩位法嗣是以「養蜂法」來 裁培的,所以兩位法師才有今天的大成就。

東老鑑於台灣早期送往日本留學的學僧大都還俗,所以聖嚴法師要提議到日本留學,東老頗有疑慮,東老期望他不要作學問僧應作大宗教家。畢竟聖嚴法師又是新的一代,比較瞭解佛教現實,唯有先作好學問僧才能容易拿到進入宗教家的門票。今天已經證明聖嚴法師所創辦的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已享譽國際,他個人更是世界宗教高峯會的大宗師,完成了東初老人當初對他的期待。就東老另一法嗣聖開法師雖英年早逝,但在台南魚池鄉所開創之 慈光山,在中台灣也是有名的道場。

我們對於先聖先賢的景仰不僅是他個人的事功、著述;而且也要看他們的影響所在。就此而言,東老當之有餘。欣聞東老全集光碟應世,編輯同仁向我索序,謹在其廟堂之外,描述一二,是以為序。

 

李志夫 2007/11/19